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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第一部有系统的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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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

春秋末期,在中国思想界的上空,出现了三颗明亮的星体——孔子、老 子和孙子。他们的思想包罗宏富,见解精到,而各有侧重。孔子着重于建设 伦理学,老子偏重于阐述哲学,孙子则注重于研究军事学。此外,对于政治、

经济、文化、外交、法律、教育等,他们几乎都有论述,而又各自构成一个 严密的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孔子的思想主要保存在由他弟子整理的语录体 文集《论语》中,老子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他自著的由许多章节组成的《老子》

五千言内,孙子的思想则凝聚于他的杰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上述三颗明 星,再加上司马穰苴、晏婴、邓析、伍子胥、范蠡、文种等许多发光的星体,

构成了春秋未年思想界星光灿烂的天空。本书要着重评论的是春秋末年的孙 子(武)及其兵法。战国中期的孙子(膑)及其兵法,同时要评论与孙武同 时代、同国、甚至同一宗族的司马穰苴及其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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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第一部有系统的兵书

兵学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相传在黄帝时代,已经有军事经验的总结。

孙武在自己的兵法著作中指出:“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

(《孙子・行军篇》)说明他的军事思想和谋略,源自黄帝。银雀山汉墓竹 简《孙子兵法》下编中,保存了孙子的一篇佚著《黄帝伐赤帝》,内容主要 论述黄帝是如何战胜四方之帝的。这进一步表明,黄帝征战的经验,在春秋 战国时代还流传甚广。《李卫公问对》载李靖对唐太宗说:“臣按兵法,自 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宋代高承撰《事物纪原》,在

《战阵攻守部》中引沈起《吴子序》曰:“兵法始于黄帝。”可见在唐宋人 的心目中,兵法之作仍是从黄帝开始的。考之传说的史事,黄帝之时“诸侯 相侵伐”,他曾“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又“与蚩尢战于啄鹿之野”(《史 记・五帝本纪》)。身经数次激烈的著名大战,打过许多漂亮的胜仗,他应 该积累一些战争的经验。可惜由于当时文字记载的手段尚不完备,黄帝的兵 法著作不可能流传下来。《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著录有《黄帝》十 六篇,又有“黄帝臣”《封胡》五篇、《风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

这些书有的是“依托”伪造的,有的也可能保留某些黄帝时用兵方法的传说。

但它们己全部亡佚,只是在历代的史书、兵书、类书中可以找到片言只语的 佚文。

西周初年的姜太公吕尚,是黄帝之后又一位有战略思想的军事家,传说 他著有兵法之书。《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吕尚)其事多兵权与奇计,

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太史公自序》称:

“非兵不强,……《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

也把大公作为能阐明古兵法的第一人。《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太公》237 篇,其中《谋》81 篇,《言》71 篇,《兵》85 篇。这些著作,如黄帝的兵 法书一样,有依托伪造和保留太公兵谋传说两种可能。现已考定,依托太公 撰的《六韬》(它可能是《大公・兵》中的一部分),为战国后期的兵家学 者所著。书中大谈“战骑”的作用,“铁蒺黎”、“铁械锁”等兵器,大战 的人数达到“百万之众”,绝非西周初期的情况。此外,《战国策・秦一》

记苏秦“夜发书”,曾“得太公《阴符》之谋”;《说苑・指武》征引过《太 公兵法》;《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太公阴谋》、《太公阴符铃录》、《太 公伏符阴阳谋》;《诗・大雅・大明》孔颖达疏征引过《太公受兵铃之法》

等。上述诸书,可能都是《太公・兵、谋》中的东西,现亦已全部亡佚;剩 下引文的零星片断,也大都是依托的伪作,很难说是大公流传下来的遗训。

到春秋时期,出现了一些专门记述军事原则和作战经验的书。《左传・信 公二十八年》记楚成王引《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

又曰:“有德者不可敌”。《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载宋厨邑大夫濮曰:“《军 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孙子・军争篇》亦引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从上述引文 看,《军志》、《军政》等古兵书所记述的作战原则和军事经验是零星的、

简略的,它们没有撰著者的名字,可能是经过长期的积累,陆续编纂而成。

楚国还有一种军事典籍,对战争经验进行细致的总结。《左传・宣公十二年》

载晋士会赞扬楚国的军事行动说:“(楚)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

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 用典矣。”由这段赞词可知,楚国的此种军事法典,能指导“军行”时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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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前、中、后如何配置,军队中的“百官”如何按物象而动,军队如何发 布“政”令以加强戒备,等等。可惜楚国的“军典”与上述《军志》、《军 政》等书一样,也都已失传,无法知晓其全部内容。

自西周以来,还有一部专门讲述古代军事礼仪和用兵方法的书,名《司 马法》,为历朝掌管军事的司马陆续编撰而成。但到春秋后期,此书遭到冷 遇,被搁置一旁。齐景公时的将军,后被尊为“大司马”的田穰苴,“曾经

“申明”其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自己也作过总结军事经验的“兵 法”之类的书。可惜到战国中期,两者又都散佚阙失,不能卒读。齐威王喜 欢古代兵法,乃请齐都稷下学宫中被尊为“大夫”的学者重新整理。《史记・司 马穰苴传》云:“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

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这部战国中期重新编纂,古《司马兵法》和《穰 苴兵法》二者合一的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军礼司马法》”,有

“百五十五篇”,而今存《司马法》不过五篇,可见《司马法》的原作者虽 然为时甚早,但它是经过散失后又重新编纂的,且其大部分今已不存。此外,

据《汉志・兵书略》著录,春秋时期的兵书,尚有《范蠡》二篇、《大夫种》

二篇、《楚兵法》七篇、《师旷》八篇、《苌弘》十五篇、《鲍子兵法》十 篇、《五(伍)子胥》十篇等。这些兵法著作,亦已全部亡佚。而只有孙武 撰的《孙子兵法》十三篇,尚保存完好,一直流传至今。

从西周春秋时代的兵法著作,只有《孙子》一书被完好保存下来这一事 实,便足以说明它的珍贵价值。按照优存劣汰的原则,它自然是春秋以前兵 法著作中的最优秀者。《孙子》十三篇,讲的都是如何制胜敌人的战略战术,

全书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开首《计篇》,讲述战争之前如何考察形势,制 定谋略;其次《作战篇》,讲述作战时要速战速决、“因粮于敌”和取敌之 车卒来补充自己等原则;第三《谋攻篇》,讲述进攻敌人要用计谋,最上策 是“兵不顿而利可全”;第四《形篇》,讲述如何加强战备,在物质的“形”

上先胜,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第五《势篇》,讲述在作战时,应运用各种 方法,造成对敌的必胜之势;第六《虚实篇》,讲述战争中如何调动敌人,

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第七《军争篇》,讲述两军相争,应该注意快速 灵活。以逸待劳。避锐击情等原则;第八《九变篇》,讲述在各种地形条件 下应该如何变通,趋利避害;第九《行军篇》,讲述在行军过程中遇到各种 具体情况,应如何处置的方法;第十《地形篇》,着重分析各种地形的优劣 利弊,将军应该判明形势,决定行动;第十一《九地篇》,讲述交战之地可 分九种,这九种战地各有其特殊的作战规律;第十二《火攻篇》和第十三《用 间篇》,讲述以火进攻和使用间谍两种特殊的作战方法。这十三篇有首有尾,

各有侧重,波澜起伏,分析透彻,见解精到,实用性强。它流传 2500 余年仍 完好无损,这决不是偶然的。

战国以来,兵法著作愈见增多。现存战国时期的兵法,就有五六种。到 汉初“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汉 书・艺文志》)。北宋元丰年间,从历代相传的数百种兵法著作中,挑出《孙 子》、《吴子》、《尉缭子》、《司马法》、《六韬》、《黄石公三略》、

《李卫公问对》等七种,“颁之武学,名曰‘七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在这《武经七书》中,《司马法》和《六韬》的成书情况,已见前述。《吴 子》今存六篇,记述吴起与魏文侯、魏武侯讨论军事,“出于后人缀拾编辑,

已非原书”(杨宽《战国史》第 308 页)。《尉缭子》今存二十四篇,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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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篇讲述军事理论,后十二篇是军事法令。《黄石公三略》只有三篇,主要 谈政治战略和治军原则。《李卫公问对》今存三卷,记述唐太宗与李靖讨论 军事历史和用兵方法的对话,散乱而没有章节。由上分析可见,《武经七书》

中的其他六书,成书年代都较《孙子》为晚,而内容也没有像《孙子》那样 全面而有系统。宋人苏询曾经把《吴子》与《孙子》进行比较,指出:“吴 起之言兵也,轻法制,草略无所统纪,不若(孙)武之书,词约而意尽,天 下之兵说皆归其中。”(《嘉佑集》卷三《孙武》)明人茅元仪进一步评论 说:“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

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武备志》卷一《兵诀评序》)这些评语,道 出了孙子的兵法著作在中国军事学史上的珍贵价值。他是前无古人,在以后 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也很少有人能与之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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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军事学著作中的最早珍品

从世界范围来看,《孙子兵法》也是为时最早的、系统、精辟地论述战 略战术问题的军事学著作。它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成为各国兵家学者研究军 事、探讨战略战术时必须阅读的古典名著,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在东方,《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哺育了日本一代又一代的军事家。

该书自公元 8 世纪传入日本后,日本国内即掀起了学习研究《孙子兵法》的 高潮。日本的许多古兵法,如《甲阳军鉴》、《兵法记》、《兵法秘传》、

《斗战经》等,其军事思想都与《孙子》有密切关系,以阐发孙子的战略战 术为其主旨。近代日本陆军教官尾川敬二在所著《孙子论讲》中称:“《孙 子》为东方兵学的鼻祖,武经的冠冕;东方各种兵法,说皆出自《孙子》。”

这是完全客观的评价。

在西方,公元前数世纪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军事学著作大都只限于 记叙战争的历史、征伐的经过。其代表作有希罗多德(约前 484—前 425 年)

的《希腊波斯战争史》,修昔底德(约前 460——前 400 年)的《伯罗奔尼 撤战争史》(即《雅典斯巴达战争史》),色诺芬(约前 430—前 355 年)

的《希腊史》和《远征记》(或译作《长征记》),恺撒(前 100—前 44 年)

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阿利安(约公元 95—175 年)的《亚历山大 远征记》,等等。这些著作,不但在时间上都较《孙子兵法》晚几十年至数 百年,而且它们均以史学见长,大都具有资料丰富、描写具体、记事翔实、

文笔生动等优点,但却缺乏战略战术的分析,很少有军事经验的理论概括。

严格地讲,上述著作只能归人军事史的范畴,而不是像《孙子兵法》那样,

是战略学的研究。

关于战争理论的探讨,在公元前数世纪的古希腊罗马,亦已经产生。如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前 427—前 347 年)在他的著作中宣扬,战争是各国 人民的自然状态,因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前 384—

前 322 年)并为奴隶主掠夺奴隶的战争辩护,认为它们是正义的。这些理论,

同样比孙子的军事思想要晚出许多年,而且它们只是抽象地谈论战争的成因 及其性质,并不实际研讨攻守战争中的战略战术,因而与孙子的军事谋略,

也是不可比拟的。

专门研讨战争实践中战略理论的著作,在西方是从公元后数世纪的古罗 马帝国时期开始出现的。弗龙廷(约 35—103 年)的《谋略例说》、奥尼山 德尔(4 世纪中叶)的《军事首长教令》和韦格蒂乌斯(4 世纪末)的《军事 简述》,是其代表。这些著作论述的内容有:军队的组织和训练,战斗队形 的编排,军事要塞的攻防计谋等。由于处在军事科学的萌芽时期,它们的陈 述只是简单的条令性质,系统性不强,理论也不深刻,与《孙子兵法》那样 有系统的、论述精辟的军事学术著作相比,也还有一段差距。

欧洲军事科学的蓬勃发展,是在 18 至 19 世纪,经过了激烈的资产阶级 革命之后。这一时期著名军事学著作有:俄国苏沃洛夫(1730—1800 年)的

《制胜的科学》,奥地利卡尔大公(1771—1847 年)的《从德国 1796 年战 局论战略原理》,瑞士约米尼(1779—1869 年)的《战争艺术》,德国克劳 塞维茨(1780—1831 年)的《战争论》。这些著作,一般篇幅较长,论述有 系统性。其中既有军事理论的概述,又有战争实践的经验;既有战略布局的 研究,又有战术技巧的传授;对于各类地形、兵种,进攻战和防御战,特殊 情况下的特殊打法,都有较细致的分析。《孙子兵法》论述的系统、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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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辟,完全可以和上列军事学著作相匹敌,可是它们在时间上已相去了 2000 多年。

世界军事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孙子兵法》不仅是东方兵学最早最杰 出的代表,而且是世界上最先出现的专门论述军事谋略的优秀著作。它是古 代东方军事学的智慧结晶,也是世界古代军事学史上的奇迹。美国当代战略 理论家约翰・柯林斯评论说:“孙于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

物。他于公元前 400—320 年间写成了最早的名著《兵法》。孙子十三 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 2200 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

美。”(《大战略》第 8 页)这个评价,对于孙子及其兵法著作来说,

是当之无愧的。

《孙子兵法》撰成于公元前 512 年。这里所述的年代是银雀山汉墓竹简《孙 膑兵法》未出土时的旧说。

由于《孙膑兵法》的失传,两个孙子只有一都《孙 子兵法》,故误认为其是孙膑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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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孙子军事学的丰富内容

作为一部军事学著作,《孙子兵法》的杰出成就,首先在于它内容的丰 富。在短短十三篇,总共不到 6000 字的篇幅中,对于军事学所研究的各类重 大问题,几乎都有所阐发。这里仅就几个重要方面,作简略的概述。战争如 何能制胜敌人,决定战争胜负的要素有哪些,这是军事学理论中首先要研究 解决的。孙子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认为,战争要取得胜利,首先要有“道”,

他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计篇》)显然,孙子所谓“道”,

就是政治,君民和衷共济,上下同心同德。《孙子・形篇》指出:“兵法:

一曰度,二日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 生称,称生胜。”所谓“度”当指疆域大小,“量”指物产多少,“数”指 人口众寡,“称”指实力强弱。在孙子看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是战争 胜负的重要依据。孙子又提出,判断战争胜负,在军事上要看:“将孰有能?

法令孰行?兵众孰强?赏罚孰明?”它告诉我们,军事上的优势不但在于军 队数量之众,而且在于指挥得当,训练有素,法纪严明。孙子并认为:“上 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谋攻篇》)用兵之前的外交活动,可 以造成有利的形势,为战争的胜利开辟道路。《孙子・计篇》论述战争胜负 的因素还有天、地两项。它解释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

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显而易见,天时、地利,在战争中也起着重 要作用。总之,战争要取得胜利,需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自然条件 等各种因素的配合。

作战主要靠军队,因而如何组织和建设军队,是军事学中的又一重大课 题。对此,孙子从将帅的选拔、法制的健全、军队的训练、赏罚的施行、官 兵的关系诸方面来进行论述。军队中好的将帅应具备哪些品质?孙子指出“将 者,智、信、仁、勇、严也。”(《计篇》)这些品质,说得详细些就是:

足智多谋、赏罚有信、仁爱部下、骁勇善战、治军严格。军队中如何建立健 全的法制?孙子阐述道:“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同上)这就是 说,军队的组织编制要严密,各级将吏的职责要分明,军用物资的供应要有 保证。孙子又强调:“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既专一,则勇 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军争篇》)不言而喻,只有平时训练有 素,战时才能步调一致,使军队成为一个坚强的集体。对于军队中的赏罚,

孙子指出:“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

则不可用也。”(《行军篇》)有时,为了奖励特殊的军功,要“施无法之 赏”(《九地篇》)。这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是行之有效的。孙子还十 分重视军队内部的团结,指出:“(将)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将)

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地形篇》)又说:“上下同欲者胜。”

(《谋攻篇》)他强调,官兵亲如一家,是军队克服困难、赢得胜利的保证。

在军事上制胜敌人的计策,有指导全局的预先谋划的战略和指导局部的 临阵变通的战术两类。孙子对于战略学和战术学都有深入的研究。在战略方 面,他制订了许多原则。如战前必须充分准备,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 而索其情”,全面考察敌我双方的情况,做到“未战而庙算胜”(《计篇》)。

所谓“庙算”,就是战前在庙堂会议中进行的筹划。战时应充分开动脑筋,

贵以智谋取胜。他说:“上兵伐谋”,要做到“兵不顿而利可全”(《谋攻

竹简本“地者”下,增“高下”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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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千万不可硬拼硬打。战争过程中,必须掌握主动权。他指出:“善 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敌扶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 实篇》)调动敌人又不被敌人调动,就能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军事行动 又必须快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垮敌人。孙子说:“兵之情主速,

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篇》)这种行动 还应当尽量保密,“难知如阴”(《军争篇》),而使敌人无法应付。孙子 并主张,将帅指挥权必须相对独立。他说:将

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篇》)。又说:“战道必胜,主 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地 形篇》)显然,前线将帅具有充分的指挥权,而不受君主的干 扰,对于夺取战争的胜利是十分重要的。

除了一些指导全局的战略原则之外,孙子在兵法中又阐

述许多具体的临阵击敌的战术。如他主张在作战时,我方兵力必须集中,

而敌方兵力要使其分散。孙子论道:“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 也,则我众而敌寡。”(《虚实篇》)这样就易于各个击破。孙子认为:“兵 者,诡道也。”他在《计篇》中,列举了十四种属于“诡道”的方法。这些 方法可以造成敌人的失误。孙子并提出,在战争过程中要“治气”、“治心”、

“治力”、“治变”(《军争篇》)。按照“四治”的战法,便能够更有效 的打击敌人。《孙子・势篇》又论道:“凡战者,以正(兵)合,以奇(兵)

胜”;要“善出奇(兵)”,使敌人措手不及,无法应付。战时还必须利用 地形等条件,造成一种有利的态“势”。孙子强调:“善战者,其势险,其 节短”,要连续发动进攻,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在两军对峙交锋时,孙子 十分讲究阵法。他阐述阵法的作用说:“纷纷坛坛,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 饨饨,形圆而不可败也。”(同上)据说“孙子八阵”(《周礼・春官・车 仆》郑玄注),他可能有八种能攻善守的阵法。《孙子・军争篇》还提出了 作战时“高陵勿向”、“佯北勿从”、“饵兵勿食”、“穷寇勿迫”等八条 戒律。这些戒律,是在当时条件下总结出的战术要诀。

两军交战,有一些特殊的作战方法,需要进行专题的研究,孙子在这一 方面也作了出色的贡献。《孙子》中的《火攻篇》,是专门论述军事上用火 进攻的战法的。它根据火攻对象的不同,把火攻分为“火人”、“火积”、

“火辎”、“火库”、“火队”(通“隧”,指道路)五种。论到火攻的条 件,孙子认为,火攻一定要选在“天之燥”的时节和“风起之日”。火攻可 能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孙子详加论列,指出该如何应付。他并把火攻与水 攻进行比较,认为两者各有其功能。《用间篇》是专门论述使用间谍、刺探 敌人情报的手段的。根据间谍的身份和方法,孙子把间谍分为“乡间”、“内 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类。关于使用间谍的重要性,孙子 认为它可以“先知”敌情,从而达到“动而胜人”的目的。如何使用这五类 间谍,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孙子都作了细致的解说。对火攻、用间等特殊的 战斗方式,孙子作了如此缜密、详尽的专题研究,在古代军事学的发展史上 是具有开创性的。这些研究,成为后世军事实践的重要依据。军队的后勤工 作如何开展,粮食和武器等物资如何及时得到补充这是军事学的又一重大课 题。对此,孙子也发表了许多高明的见解。鉴于从后方远道运输粮食之苦,

孙子主张战争时“粮不三载”,即不要三番四复地把粮食运往前线;而应当

“因粮于敌”(《作战篇》),即夺取敌人的粮食来为我军食用。这样,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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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节省我方长途运输之劳费,又可以损毁敌方粮食之储备,动摇其军心,

瓦解其斗志。至于武器装备和军队人员的补充,孙子也主张“役不再籍”,

即不要从国内再三地征集兵员发往前线,而应该尽量夺取敌人的兵器。俘虏 敌军的人员来为我军所用。孙子强调:要奖赏夺得敌人兵器的战士,“车战 得车十乘己(以)上,赏其先得者”;在缴获敌军的战车后,应“更其旌旗,

车杂而乘之”;在俘虏敌军的士卒后,应“善而养之”(同上)。这样,敌 军的武器和士卒源源不断的补充到我军中来,就能“胜敌而益强”。

从上述战争制胜的要素、军队的组织和建设、指导全局的战略、临阵击 敌的战术、几种特殊的战斗方法、军队的后

勤工作等六方面来看,《孙子兵法》论述的范围极其广泛,而且思想深 刻,见解精到。在 2500 多年前,就有这样一部全面

而精湛的军事学著作问世,“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它标志着古代 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的先进,值得引以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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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战原则中的精辟哲理

在探讨军事规律、论述作战原则时,孙子往往把它提到哲学的高度,阐 明许多哲学道理,使《孙子》论述的战争法则成为一种军事哲学。这些军事 上的哲理,富有实用价值,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下面仅举数例,以说明孙子 军事哲学的造诣。

古代崇拜鬼神的迷信活动十分盛行,一切事物似乎都有大神鬼怪在那里 主宰。孙子的军事理论,则坚决排斥天神鬼怪的迷信之谈。《用间篇》指出,

考察战争的状况,“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

这里所谓“象于事”,是把过去吉凶的事拿来类比;所谓“验于度”,是以 日月星辰运行的位置来预测吉凶。“取于鬼神”和“象于事”、“验于度”,

同指崇拜鬼神的迷信活动。在《地形篇》中,孙子列举六种失败情况,指出:

“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孙武在行文中用了几个“不”字和“非”

字,严格地把大神和人事分开,明确表示天神鬼怪不可能决定军事状况,给 指挥者带来灾祸;战争的胜败,完全取决于人为,而非鬼神之力。世界上的 事物,都有一定的规律。孙子认为,掌握了军事上的规律,就能在战争中易 于取胜而不致陷入困境。如在《行军篇》中,他总结了“处山之军”、“处 水上之军”、“处斥泽之军”、“处平陆之军”应如何作战的规律。在掌握 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还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孙子申述:“古之善用兵 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九 地篇》);“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 也。”(《形篇》)这些议论说明,主观上积极努力,善于攻守,才能达到

“自保而全胜”的目的。孙子一方面指出要掌握客观规律性,一方面又强调 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二者对于确保战争的胜利都是必须的。

战争的胜负能否事先预知,这是孙子军事哲学要解决的又一课题。中国 古代往往用卜筮、占星等术来预测吉凶,把战争的胜负搞得十分神秘。孙子 首先在《计篇》中主张,战争之前可以比较双方“主孰有道?将孰有能?”

等七项情况,然后下结论说:“吾以此知胜负矣!”在《谋攻篇》中,他又 列举了“上下同欲”、“将能而君不御”等五个条件,认为:“此五者,知 胜之道也。”《形篇》并指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 胜。”他把土地大小、物产多少、人口众寡、实力强弱作为判断胜负的依据。

孙子在《地形篇》中还论述说:“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 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他强调,熟悉地形、掌握敌情是 战争胜败的关键。孙武这种根据战争双方的作战条件可以预知胜负的军事理 论,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与巫术迷信是相对立的。

观察敌方的情况,常常得到一些表面现象。对于这些表面现象,必须通 过思考,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制作功 夫,才能了解敌方的真实动态。孙子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他在《行军篇》中 列举了 31 个由表象而探索真情的实例,其中有很多是耐人寻味的,如:“敌 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鸟起者,伏也;兽骇 者,覆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鸟集者,

虚也;旌旗动者,乱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这些例子告 诉人们一条真理:对表面现象要经过深入分析,使认识深化,才能弄清事物 的内在实质。

军事上存在着一系列矛盾的现象,孙子对此观察得十分清楚。他在兵法

(11)

著作中,提出了许多矛盾的概念,如强弱、胜败、虚实、利害、众寡、得失、

安危、治乱、勇怯、生死、存亡、饥饱、劳逸等等。在孙子看来,这些矛盾 的方面既是对立的,又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如“乱生于治,怯生于勇,

弱生于强(《势篇》);“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篇》)。

显然,治而不严则乱,勇而失势则怯,强而形变则弱,亡地而奋战则存,死 地而拼搏则生。孙子还主张积极创造条件,促成事物向对立面转化。他说:

“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又说:“军争之难 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 直之计者也。”(《军争篇》)他告诉人们,战争中设计惑敌,兼程倍进,

就能变迂为直,变患为利。孙子的这种积极辩证法,与老子所谓“知其雄,

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的消极辩证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阐述军事行动时,孙子经常强调,不同情况要用不同的方法对付。如

《九变篇》谈到各种地形的处置方法,说:“圮地无舍,衙地交合,绝地无 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九地篇》又说:“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 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对于敌我兵力的状况,孙 子指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 若则能避之。”(《谋攻篇》)在作战中如何使用武器,孙子曰:“远则用 弩,近则用兵。”(《孙子》佚文,见毕以《孙子叙录》)总之,情况不同,

对付的方法也不同,一切应以所处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以上列举的孙子军事哲学原理:世界没有天神鬼怪的主宰,必须掌握客 观规律性和发挥主观能动性,战争胜负可以根据条件而预知,对表面现象必 须深入分析,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不同情况以不同的方法对付。这些原理,

牵涉到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孙子的哲学思想如同他的军事 谋略,也是那样丰富而精辟。惟其如此,《孙子兵法》不仅对古今中外的战 争,而且对各项竞争、竞赛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除了军事学、哲学之外,《孙子兵法》还涉及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

如它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形篇》)所谓“道”,就是“令 民与上同意”(《计篇》);所谓“法”,就是加强法制,赏罚严明。由此 可见,孙子的政治学也有相当深刻的内容和精明的见解。孙子又说:“国之 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作 战篇》)这里所谈的是经济学问题,如何能够在战争时期使国家摆脱贫困而 百姓免受贫穷财竭之苦。谈到两军相争的取胜方法时,孙子指出:“三军可 夺气,将军可夺心。……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以 治待乱,以静侍哗,此治心者也。”(《军争篇》)此处论述的乃心理学问 题,即如何利用将军和士卒的心理变化规律而乘势击败敌人。对于军队中的 法令如何贯彻执行,孙子又论道:“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 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 也。”(《行军篇》)这里申述的乃教育学问题。他强调教育者要“与众相 得”、“文”“武”兼施,才能“令素行”而教有成效。在谈到外交策略时,

孙子又说:

“衢地则合交”;“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威加于敌,

则其交不得合”;“必争天下之交,必养天下之权”。可见孙子的外交

《九地篇》。末句原本作“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庞齐《孙子兵 法探析》(陕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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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又是何等精通!故日人坂井未雄

称:“《孙子》十三篇在兵书上固是不朽,即在外交术上。社

交术上,亦为万世不易的定理。”孙子在政治、经济、心理、教育、外 交等方面,也都有真知的见,其思想实为博大

精深。

1936 年版)疑此两“不”字,是“必”之误。此说 见解精确,符合《孙子》思想,今据改。

见所著《孙子评释・凡例》,转引自李浴日译著《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第 2 页,商务印书馆 1938 年 版。

(13)

五、文学语言上的杰出成就

《孙子兵法》不仅在军事理论、哲学思想等方面,有博大 精深的内容,而且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其 文学价值为古往今来的许多孙子研究者所称道。南朝梁文学 理论批评家刘勰指出:“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

不晓文也?”(《文心雕龙・程器》)宋人郑厚在所著《艺圃折衷》

中申述:“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当用心焉。

其词约而褥,易而深,畅而可用。”近人王昆绳评论说:“自 春秋战国以迄于今,落落数千年,以文章兼兵法者,惟《左

氏》;以兵法而兼文章者,惟《孙子》。”(《兵论,序》)他把《孙 子兵法》的文章风格,与《春秋左传》相提并论,实有见地。日人北村佳逸 在《孙子解说・自序》中也称:“彼(孙子)是兵

法家,哲学者,更是东方第一流大文豪。”上述这些评论,都 对《孙子》在文学上的价值极加赞誉。

综观《孙子》在遣词造句、语言文学上的成就,大约运用了 16 种修辞技 巧,兹分别论述如下:

(1)对偶。孙子经常用两个字数相等、结构相同的语句并列在一起,以 表现相关的意思。如:“无穷如天地,不竭

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势 篇》)“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

攻也。”“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虚实篇》)“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辞卑而益备者,

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行军篇》)这样的语句结构,

使音节铿锵有力,读来琅琅上口。

(2)层递。用一连串结构相似的句子,表达层层递进或递退的意思。如: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十则围之,五则攻之,

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篇》)“百 里而争利,……;五十里而争利,……;三十里而争利,……。”(《军争 篇》)这样逐步递增或递减的剖析,使人感到层次清楚,见解分明。

(3)顶针。以前句的结尾作后句的开头,使数句头尾蝉联。如:“出其 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 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

(《作战篇》)“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

(《形篇》)这样,可使语句紧凑递接,文词饶有风趣。

(4)复叠。把字或词语续重复使用,如《势篇》:“纷纷坛坛,斗乱而 不可乱也;浑浑饨饨,形圆而不可败也。”《虚实篇》:“微乎微乎,至于 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用间篇》:“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

上述数例运用复叠词语,形容战斗中旌旗和队伍的混乱不清、神出鬼没,使 用间谍的微妙莫测,都使语气加强,意境逼真。

《虚实篇》。此两句竹简本作“出于其所必[趋也]。”郭化若《孙子译注》认 为:“从上下文意看,‘不 趋’比较合乎逻辑。”“无论从文意或从军事上看, 这段话分明是讲乘虚而入。既要‘出其所不趋’,又 要,趋其所不意,这样 才能‘行千里而不劳’,‘行于无人之地也’。”按此说亦甚有理,今从之。

“微哉微哉”,竹简本作“密哉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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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形摹。孙子对抽象的道理,经常用形象的事物来说明。

如:“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

“势如弩,节如发机。”(《势篇》)“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恒 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

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九地篇》)此处把“势”和“节”这些抽象 的军事术语,用兵时各部分互相照应之法,形象生动地表达

出来,使读者易于了解,且增加了兵法的情趣。

(6)对照。在阐述军事原理时,孙子经常把正反两方面的情况、效果并 列在一起。如:“先处战地而诗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虚实 篇》)“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

“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形篇》)这里把先后、佚劳、

周隙、强弱、胜败、镒铢两者比较,形成强烈的对照,从而加深读者的印象,

明确应该如何行动。

(7)比喻。把一种军事行动说成和一件事物或一类人相

似,如:“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 如雷震。”(《军争篇》)“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九地篇》)“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篇》)这 样比喻,使人感到形象鲜明,生动风趣,易于理解。

(8)夸张。把事物的数目和情状故意夸大,如:“善守者,藏于九地之 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形篇》)“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 仞之山。”(《势篇》)“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 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九地篇》)

以上阐述善守者、善攻者、善战人之势、善用兵者的威力,过甚其词,使读 者感受深刻,提高了兵法的渲染效果。

(9)设问。作者在文中故意提出疑问,接着又自己作答。如:“敢问:

‘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敢问:‘兵 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

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九地篇》)这样设问,可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让 其先进行思考,然后领会作者的申述,使文章波澜起伏,论点鲜明突出。

(10)排比。用几个意思相关、结构相同、字数大致相等的词组或句子 排列在一起,如:“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

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计篇》)“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 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生死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 篇》)“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 受。”(《九变篇》)《孙子兵法》中运用排比之处相当多,使全书文词连 贯,气势宏伟,说理畅达。

(11)引用。在阐述军事原理时,孙子往往旁征博引。如《军争篇》引 古代典籍《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行 军篇》引述黄帝的战争经验说:“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

《用间篇》引 历史故事曰:“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

这样引用典故,使兵法论有所据,令人信服。

(12)分合。孙子论述事理,有分析,有综合。如《计篇》论判断战争 胜负,必须“经之以五事”:“一日道,二日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日法。”

然后总结说:“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地形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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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兵有走者,有驰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

非天之灾,将之过也。”《用问篇》指出:“用伺有五:有乡间,有内间,

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

这样有分有合,分者论述细致,条理清楚;合者总结概括,点明主旨。

(13)类比。论述事物,用其他事物来比方。如以声、色、味之变来比 方战势之变:“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

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

不可胜穷也。”(《势篇》)用水形来比方兵形:“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 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

水无常形。”(《虚实篇》)这样类比,把事物的道理说得具体生动,通俗 易懂。

(14)警句。《孙子》中有不少文句语言简炼,道理深刻,发人深省,

引起警觉。如:“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计篇》)“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

然后生。”(《九地篇》)“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温而致 战”;“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火攻篇》)多用 警句,加强了兵法的感染力量。

(15)悬念。先用几个否定句否定一般常识,使人产生悬念,欲知正确 答案,然后再引出其高明见解。如:“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 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 谋攻之法也。”(《谋攻篇》)“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 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形 篇》)如此制造悬念,使文章跌宕起伏,回旋转折,更加反衬出其道理之精 妙。

(16)押韵。《孙子》是散文,但押韵之处也相当多。如:

“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遗阙,

穷寇勿迫。”“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 之而知生死 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篇》)“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

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 可测。”(《九地篇》)上引数段中,从攻、食遏、阙迫、计理地处、克食 力测,在古代都是同韵的。由于许多地方押韵,使这部兵法读起来音调

挫骼,节奏鲜明,回味无穷。

从以上列举的十六种修辞手段来看,《孙子兵法》确实不

愧是一部结构严谨、语言优美、字句洗炼、形象生动、文采多姿、气势 宏伟、感情浓烈、联想丰富、音韵和谐的文学名著。它在先秦散文中达到的 艺术成就,完全可以和老庄、孟荀、韩非媲美。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 十篇中,曾称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 迅全集》第十卷第 581 页,作家书屋 1948 年版)。若从文学的角度来研读孙 子的兵法书,称它为“兵家之绝唱”,也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吧!

《军争篇》。“围师遗阙”,原本作“围师必阙”。郭化若《孙子译注》云:”必 字太肯定了,在一定 条件下遗阙是有诱敌之意,故可遗可不遗。”显然, “遗阙”之意胜于“必阙”,今据竹简本改“必”为

“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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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今天研究《孙子兵法》的意义

作为一部卓绝的古代军事学著作,《孙子兵法》虽然写于 2500 多年前,

但是由于它思想的精邃、哲理的深刻,至今读来犹觉剀切详明,备受启迪。

毛泽东指出:承继珍贵的历史遗产,“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 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99 页)。今天研究《孙子兵法》

的主要目的正在这里。

首先,孙子揭示的战争规律,在当前仍然是指导战争实践的重要原理。

孙子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又说:“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 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 君不御者胜。”(《谋攻篇》)这些话,阐述战争取胜的法则,何等精炼而 明晰!他认为,战争取胜的关键:“一曰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

(《计篇》)他把政治上的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作为制胜的首要条件。同时,

他又十分重视战争双方的经济实力,指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 生称,称生胜。”(《形篇》)他并强调,军事上的优劣往往在战争中起决 定作用,战争的胜负最终要看“将孰有能”,“兵众孰强,士卒孰练”。此 外,

在外交上争取同盟者(“伐交”),利用天时、地形等条件,也 都是战争中不可忽视的手段。上述这些战争规律,对于今天 显然是同样适用的。

其次,孙子论述的治军原则,有许多可以作为当前建军工作的借鉴。孙 子列举军队的将帅必须具备的品质,曰:“将

者,智、信、仁、勇、严也。”(《计篇》)这五种品质,说得何 等简炼精彩!孙子认为,军队要建立健全的法制。他说:“法者,曲制、

官道、主用也。”(同上)亦即要有严密的部队

编制、官吏职能和供应系统。孙子强调,军队在平时要经常 进行“金鼓”、“旌旗”等信号的训练;并要赏罚严明,“令之 以文,齐之以武”(《行军篇》)。只有这样,才能在战时“勇者 不得独迸,怯者不得独退”(《军争篇》);“治众如治寡”,“斗 众如斗寡”(《势篇》)。三军团结得像一个人,发挥出巨大的 威力。孙子还对军队中的官兵关系,发表过很好的意见。研 究上述这些治军原则,无疑会对今大的军队建设,起积极的 促进作用。

再次,孙子总结的许多战略战术,在当前条件下仍相当有效和切实可行。

孙子主张战前必须充分准备。他指出:“昔

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形篇》)战争时要 运用计谋,使“兵不顿而利可全”(《谋攻篇》);在战争过程中,应 牢牢把握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要灵活机动地与敌 人周旋,“避实而击虚”,“攻其所必救”(同上);军事行动必须严守机 密,神出鬼没,使敌人“难知如阴”(《军争篇》)。孙子又提出,与敌军

当然,它也是有缺点的,即没有把政治上的坚定性列入其中,故后来孙 膑又加上了“德”和“忠”等项。

《孙膑兵法・将义》篇曰:“将者不可以无德, 无德则无力,无力则三军之利不得。”《篡卒》篇又提出 将帅必须”忠”,并 解释说:“安忠?忠王”;“不忠于王,不敢用其兵。”在今天来说,应该是 忠于 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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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峙时,应以“诡诈”之法取之,“能而示之不能”,“攻其无备,出其不 意”(《计篇》);战争中并应“治气”、“治心”、“治力”,避锐击情,

“以佚待劳”;进行每一个战役,我方的兵力要尽量集中,使“我专而敌分”;

作战时应把兵力分成正兵与奇兵两部,“以正合,以奇胜”(《势篇》)。

熟记孙子的这些战略战术,必将大大提高用兵者的指挥艺术。

第四,孙子阐述的哲学观点,可以丰富和充实当前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孙子强调,要认识客观事物,“不可取于鬼神”(《用间篇》),而必须通 过实践活动。他说:“作之而知动静之理”,“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 实篇》)。他认为,感官所得的表面现象,应通过思索而深入认识其本质,

在《行军篇》中,他列举了三十余种这样的例子。孙子并在掌握客观规律性 与发挥主观能动性,如何促使对立面的转化等方面,都有许多具体生动的论 证。

第五,孙子的政治主张,对治理国家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孙子曰“兵 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任何执 政者对于用兵作战必须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孙子又说:“善用兵者,修道而 保法。”(《形篇》)所谓“修道”,就是要修明政治,使上下同心;“保 法”则是要健全各种法制,他还指出:官吏应当精简。要让人民富裕。“主 敛臣收,以御富民”,就能成为“固国”(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吴 问》)。这些主张,无疑是治国的良方。

第六,孙子的军事理论,还能运用于企业管理、市场竞争和各项比赛活 动。孙子关于将帅五种品质的论述,对一个企业领导来说;也是必须具备的。

在官兵关系方面,孙子主张“视卒如爱子”(《地形篇》),“与众相得”

(《行军篇》)。如果企业领导与职工群众能保持这样的关系,则企业的效 益必将大大增长。其他如孙子主张的战前“庙算”、“知彼知己”、“先为 不可胜”、“善出奇”、“以上智为问”等,都可以作为进行各类竞赛活动 的座右铭。

综上所论,《孙子兵法》作为我国和世界的一部最早的有系统的军事学 著作,由于它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军事学内容、阐发了精辟深刻的哲学道理,

具有多姿多采的文学韵味,因而几千年来相传不衰,直到今天仍有着广泛的 效用和强大的生命力。这样一部不同凡响的兵法著作,对它的作者经历、产 生背景、思想主张、历代影响、当今价值,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探索、分析 评论,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18)

第二章孙武所处的社会背景

大凡一个卓越的战略家、思想家的诞生和成长,都要有适合于培养他的 土壤和气候,而春秋未年正具备了造就战略家。思想家的极好条件。当时的 周大子已经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各诸侯国凭借自己的实力,以强凌弱,

以大并小,战争愈演愈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

各国都在积极扩军备战,军队人数日益增多,兵器制造更加精良,作战方式 和谋略也在不断变换更新。与此同时,反对宗教迷信的无神论思想逐渐抬头,

冲破官学的垄断而兴起了私人讲学之风,一些有识之士能够各抒己见。除了 官方的史籍政典之外,个人也开始著书立说。战争的风雨,局势的变化,学 术的下移,思想的活跃,使当时在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涌现了一大批 杰出的人才,而孙武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19)

一、春秋未年的政治形势

孙武所处的春秋未年,是一个充满着矛盾斗争的时代。要弄清这些矛盾 斗争的来龙去脉,还得从西周初年说起。

(20)

(一)西周以来的领主制封建社会

武王伐纣,推翻了商殷奴隶制王朝,即着手对土地制度和国家政体进行 变革。《意林・大公金匮》记姜太公对武王建议道:“得殷之财与殷之民共 之,则商得其贾,农得其田也。”《逸周书・大聚解》又载周公主张对殷民 实行这样的土地政策:“分地薄敛,农民归之。”《国语・周语中》阐述“周 制”的规定说:“不夺民时,不蔑民功”,即不要剥夺农民耕种私田的时间,

不要糟蹋农民的私有经济。大量的史书记载表明,西周的农民都分得了一定 的私田,同时又要到公田上去进行劳作。统治者对农民采用的是力役地租的 剥削。在当时的社会中,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已居于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为了建立藩屏,卫护王室,周天子又分封许多亲戚。功臣到 各地建立诸侯国。周大夫富辰阐述说:“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

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郇、文之昭也;、晋、

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昨、祭,周公之风也。”(《左传・僖 公二十四年》)在诸侯国内,又分封一些采邑给卿大夫。这样,在周天子之 下就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各级领主。历史证明,殷代虽也有“侯卫”,但大多 是些被威胁利用、就地而封的异姓;而周初的分封,则多是由周天子统一派 遣的同姓。因此,西周建立的是和商殷完全不同的领主制封建国家。这种领 主封建制,在西周初年,曾经是秩序井然,大有起色的。据史籍记载,在周 公东征、“兴正礼乐”之后,“民和睦,颂声兴”(《史记・周本纪》);

“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古本竹书纪年》)当 时的农业生产也蒸蒸日上。“获之,积之栗栗;其崇如塘,其比如栉”(《诗・周 颂・良耜》);“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抵如京”(《诗・小 雅・甫田》):到处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领主分 封制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到西周晚期的“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

相伐”(《史记・楚世家》);“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史记・奏 本纪》)由于王室势力的衰微和对诸侯政策的不当,天子逐渐失去往日的威 严,诸侯的叛逆行为开始出现。自平王东迁以后,王畿的土地大为缩小,军 事力量相应削弱,天子的威信更加低落,诸侯的朝贡几乎废绝。周桓王十三 年(前 707 年),桓王亲自率领主室军队讨伐郑国,结果“王卒大败”,郑 师还“射王中肩”(《左传・桓公五年》),桓王差点丢了性命。自此,周 天子的“共主”地位丧失殆尽,西周以来建立的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封 建宗法等级统治秩序面临着崩溃的危机。

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证,详见杨善群《周代土地制度的转化和中国封建社 会的开端》一文,载《先秦史研 究》,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7 年版。

(21)

(二)大国争霸局面的出现

西周分封的诸侯国,经过不断的削灭和兼并,到春秋时代,尚有 140 多 个。在众多的诸侯国中,以中原的晋国、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南方的 楚国以及后起的在东南方的吴国和越国,兼井的土地较多,疆域广阔,实力 雄厚,成为春秋时期的头等强国。处于晋、齐、楚三国中间的鲁、宋、郑、

卫等国,兼并的土地较少,实力不如前面的六个大国,是为二等国。其他星 罗棋布分散于各处的陈、蔡、曹、邾、随、邓、许、申等国,疆域狭小,实 力更差,只能是三等国。地处东北方的燕国(时称北燕),在春秋后期也开 始强大,逐渐参与中原国家的纷争。

当时周天子虽然名存实亡,但谁要篡夺天子之位取而代之,还是要遭到 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因而是很难得逞的。于是,一些大国往往打着“尊王”

的旗号,召集诸侯,举行盟会,表面上尊重周天子,实际上是“挟天子以今 天下”(《战国策・秦一》引张仪语)。这就是春秋时代的所谓“霸主”。

由于霸主可以向诸侯国发号施令、征调军队和收取贡赋,享受过去天于所有 的政治、经济特权,各大国君主都想充当,因而在他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 夺。

按照一般的说法,春秋时代先后出现过五位霸主。《孟于・告子》、《商 君书・更法》中,都有关于春秋“五霸”的议论。但这“五霸”究竟指谁,

历来有很多分歧。战国初年的墨翟指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阖闾、

越勾践,“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墨子・所染》)。战国末期 的荀况又称:上述五君,“信立而霸”(《荀子・王霸》)。“五霸”实指 的这一说,出现的时代较早,也较符合历史事实,应该是可信的。此外,宋 襄公在齐桓公死后,曾一度主持过会盟、征伐,但很快就为楚所败;秦穆公 曾并国开地,“遂霸西戎”,但他“不与中国会盟”(《史记・齐太公世家》);

吴夫差一度兵威很盛,在黄池会上与晋争先,但就在这时被越勾践抄了后路,

攻入吴都,自此国势一蹶不振。上述数人,都难于列入春秋时的五霸之中。

大国争霸时,各国都程度不同地进行了经济、政治、军

事等方面的改革,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如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作内 政而寄军令”,使“百姓富”,而“民不苟”,“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国 语・齐语》)。晋文公也“轻关易道,通商宽农”,“举善援能,官方定物”,

使“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四》)。楚庄上任用孙叔敖为令 尹,“举不失德,赏不失劳”(《左传・宣公十二年》);又大兴水利,“决 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淮南子・人间训》)。僻在东南的吴阖闾任 用伍子胥为将相,“修法制,下贤良”(《吕氏春秋・首时》),“实仓廪,

治兵库”(《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越勾践也任用文种、范蠡等谋臣,

“垦草创邑,辟地殖谷”(《战国策・秦三》),使“其民殷众,以多甲兵”

(《国语・吴语》)。显然,大国争霸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政治的修明和历 史的进步。

(22)

(三)诸侯国内外的各种矛盾

除了诸侯国之间为兼并土地、夺取霸权而发生的矛盾斗争以外,诸侯国 内部也存在着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首先是诸侯国君与卿大夫以及卿大夫之 间的矛盾。当时的卿大夫,不仅采邑的土地和管辖的人民世袭的,得到的租 税归己所有,而且可以自行收取军赋,建筑防御城墙,组织私属的军队。这 样,每个卿大夫的采邑就犹如一个独立的小国。由于贪欲的驱使,卿大夫们 采用兼并他人、借功邀赏、施舍小惠以争取民众等手段,不断扩大自己的领 地,吸引民众的来归。于是,在各国的国君与卿大夫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领 地和民众的斗争。《左传・襄公十九年》载,“齐崔抒杀高厚干洒蓝而兼其 室”;郑子展、子西“杀子孔而分其室”。这里的“室”,即指包括土地、

依附农民在内的家族财富。《国语・晋语八》记,晋国的范氏曾两次居功邀 赏,占据了随、范、郇、栎等邑,还要“与和大夫争田”。鲁国的“三桓”

(季氏、孟氏、叔孙氏)曾“三分公室”、“四分公室”(《左传・昭公五 年》),即瓜分国君所辖郊乡的土地、国人和军赋,并把昭公逐出鲁国。齐 国的景公与田氏争夺民众,晏婴指出:“公厚敛焉,陈氏(即田氏)厚施焉,

民归之矣!”(《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他又向景公献计道:“若君欲夺 之,则近贤而远不肖,治其烦乱,缓其刑罚,振贫穷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给 不足。民将归君,则虽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但景公终未能实行。田氏以大量贷出、小量收进的“厚施”办法,使民众都 来投奔到其领地内,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并最终夺取了齐国的政权。

其次是诸侯国内领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的人民之间的矛盾。由于领主的 贪婪剥削,引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满和反抗。如鲁国在春秋后期“多盗”(《左 传・襄公二十一年》),执政者“季康子患盗”(《论语・颜渊》)。当三 桓攻击鲁昭公的居地郓 时,“郓溃”(《春秋・昭公二十九年》)。杜注 云:“民逃其上日溃,溃散叛公。”可见鲁国人民对昭公的怨恨。晋国在春 秋后期也“寇盗充斥”,“盗贼公行”(《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晋平 公为营造宫室,奢侈腐化,大肆征发劳役,使“庶民罢敝,道相望”,“民 闻公命,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一些得势的卿大夫,如曾“铸 刑鼎”的中行寅,也搜刮民财制造“船车”之类,因“赋敛厚”而“民谤诅”

(《论衡・解除篇》)。齐国人民对齐景公的贪婪剥削、残酷用刑亦恨之人 骨。晏婴议论当时的情况说:“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 贵,民人痛疾。”(《左传・昭公三年》)周灵王二十二年(前 550 年),

陈国筑城的役夫,因不堪忍受庆氏的专制暴虐而举行起义,杀死了庆氏的大 贵族庆虎、庆寅。郑国人民的反抗,已发展到在野外聚众行事。史称“郑国 多盗,取(聚)人于萑苻之泽”(《左传・昭公二十年》)。南方的楚国,

局势更是紧张:“民之赢馁,日己甚矣。四境盈垒,道相望,盗贼司目。”

(《国语・楚语下》)至吴国攻人楚都,楚昭上逃人云梦泽中。“王寝,盗 攻之,以戈击王”(《左传・定公四年》)。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和统治阶 级展开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了。

再次是文化较高的华夏族各国与文化较低的蛮夷戎狄各国族之间的矛 盾。当时的少数族一般居住在周边地区:居于南方的称为南蛮,在今长江中 下游和东南沿海,包括荆蛮、百濮、百越等;居于东方的称为东夷,在今淮 河流域和山东境内,包括淮夷、莱夷等;居于西方的称为西戎,在今陕西、

甘肃和山西南部,包括骊戎、犬戎、茅戎等;居于北方的称为北狄,在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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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和山西北部,包括赤狄、白狄等。也有的少数族已经移居中原,如在今河 南中部,就有陆浑之戎、伊洛之戎等。由于少数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大 多处于以游牧为主的阶段,因而极富于掠夺性,构成了对华夏族各国的严重 威胁。有人评论当时的形势云:“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 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华夏族各国对于少数族的侵扰,则 互相救助,奋力反击,并进而驱逐、吞灭之。在大国争霸的过程中,一些大 国霸主打起“尊王”旗帜的同时,又提出了“攘夷”的口号。齐桓公在位期 间,曾北伐山戎以救燕,西逐北狄以救邢、卫;又联合秦、晋等国,击退扬 距、泉皋、伊洛之戎对周室京师的进犯。有时,华夏诸国为了避免激烈的冲 突,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便对少数族采取和亲政策。如晋国的魏绎曾经提 出:“和戎有五利。”(《左传・襄公四年》)晋国行此策数年,取得了积 极的效果。到春秋末期,齐、晋、秦、楚、吴、越、燕诸国,都击退、吞灭、

融合了周围的大部分蛮夷戎狄国族,在矛盾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总之,春秋未年是领主制封建社会发生严重危机的时期。西周“礼乐征 伐自大子出”的宗法等级秩序稳固的局面,已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混 乱局面所代替。虽然在大国争霸的过程中,各国的政治有所整饬,生产有所 发展,但是各诸侯国都面临着国内外的尖锐复杂的矛盾:在国外,要与其他 诸侯国为争夺领土、人民、赋税、财富而斗争,又要抵御蛮夷戎狄部族的侵 犯与骚扰;在国内,有国君与卿大夫之间为争夺领地、人民、赋税、财富的 斗争,又有人民反抗领主统治阶级的贪婪剥削和残酷压迫的斗争。如何解决 这些尖锐复杂的矛盾,重新树立起一个新的权威和制度,回到有秩序的稳定 状态,历史在前进中寻找着自己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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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争行动的频繁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

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第 446—447 页)既然春秋时代没有一个最高的权威来稳定秩序和控制局势,

社会矛盾如此尖锐复杂而得不到妥善的处理解决,于是只有诉之于战争行 动,因而春秋时代的战争行动也就空前的活跃和频繁。据范文澜《中国通史》

第一册对鲁史《春秋》的统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里面,列国间军事行动,

凡四百八十三次”;又据解放军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中国军事史》附卷《中 国历代战争年表》的统计,春秋时期在公元前 769—前 476 这 294 年时间里,

共发生战争 384 次。当然,由于资料的疏略散佚,这些统计数字还是很不完 全的。但由此已足以表明,春秋时代战争的次数之多和行动之密。兹就《春 秋左传》所记,对春秋以来较大的战争行动,分为几个类别略述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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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诸侯国之间为兼并土地和夺取霸权而发主的战争

这是春秋战争中的主要一项。春秋之初,郑国首先崛起。郑庄公二十六 年(前 718 年),郑侵卫,“败燕师”;次年,郑又侵陈,“大获”。庄公 三十一年(前 713 年),郑与齐、鲁一起伐宋,“郑师入部”、“人防”;

次年,郑又与齐、鲁伐许,并“大败宋师”;。庄公三十七年(前 707 年),

郑师又“大败”周王及蔡、卫、陈等诸侯国军。郑在诸侯中成为最强的国家。

此时,楚在南方攻灭小国,也逐渐强大。楚武王三十七年(前 704 年),

楚败随于速杞;次年,楚又与已联合,大败邓师。楚武王四十年(前 701 年),

楚败郧与蒲骚;次年,楚又伐绞,大败之。至楚文王十年(前 680 年),楚 灭息;过了二年,又灭邓。楚成王十七年(前 655 年),楚灭弦;二十四年

(前 648 年),楚灭黄;三十八年(前 634 年),楚又灭夔。楚穆王三年(前 623 年),楚灭江;次年,楚又灭六与蓼。

鲁国在庄公时,曾稍有起色,取得攻伐别国的多次胜利。庄公八年(前 686 年),鲁与齐一起围;十年(前 684 年),鲁败齐师于长勺,又败宋师 于乘丘;次年,又败宋师于。

齐国在桓公时,任用管仲改革,国势强盛而成为首霸。桓公二年(前 684 年),齐灭谭;五年(前 681 年),齐又灭遂;二十年(前 666 年),齐伐 卫,败卫师;三十年(前 656 年),齐会诸侯侵蔡,蔡溃,又伐楚,与之盟;

三十二年(前 654 年),齐再会诸侯伐郑。桓公在位期间,“东南多有淫乱 者,莱、莒、徐夷、吴、越,(齐)一战帅服三十一国”(《国语・齐语》)。

齐桓公死后,宋襄公曾想夺取霸权。襄公九年(前 642 年),宋率曹、

卫、邾等诸侯国军伐齐,败齐师于;次年,宋又围曹。到十三年(前 638 年),

宋与楚战于泓,“宋师败绩”。宋襄公的霸主梦终成泡影。

北方的晋国自春秋初期晋献公开始,已在向周围开拓兼并,国势渐盛。

献公十六年(前 661 年),晋“灭耿、灭霍、灭魏”;十九年(前 658 年),

晋“伐虢,灭下阳”;到二十二年(前 655 年),晋灭虢,又灭虞。晋文公 即位后,对政治、经济进一步改革,国力更强。文公五年(前 632 年),晋 率齐、宋、秦等诸侯国军,大败楚师于城濮,“一战而霸”。晋襄公元年(前 627 年),晋败秦师于;三年(前 625 年),又败秦师于彭衙;晋灵公元年

(前 620 年),晋再败秦师于令狐。

西方的秦国自穆公即位,也励精图治,开始拓地兼并。穆公十五年(前 645 年),秦败晋于韩原,俘获晋惠公,标志着秦国力的强盛。十九年(前 641 年),秦取梁;二十五年(前 635 年),秦伐,以计使降,又俘获楚的 申、息之师;三十六年(前 624 年),秦伐晋,“取王官及郊”。秦康公二 年(前 619 年),秦又伐晋,“取武城”;四年(前 617 年),晋伐秦,“取 少梁”;秦伐晋,“取北征”;六年(前 615 年),秦再伐晋,“取羁马”;

此年,秦“复侵晋,入瑕”。但秦国在春秋之世,始终受到晋国的遏制,只 能霸于西戎。

楚国自庄王以后,国势更加强盛,灭国益多,并北上与晋国争霸。庄王 三年(前 611 年),楚灭庸;十三年(前 601 年),楚又灭舒蓼;十七年(前 597 年),晋楚战于,“晋师败绩”;次年,楚又灭萧。楚共王十七年(前 574 年),楚灭舒庸;楚康王十二年(前 548 年),楚灭舒鸠;楚灵王三年

(前 538 年),楚灭赖;七年(前 534 年),楚灭陈;十年(前 531 年),

楚灭蔡。楚昭王二十年(前 496 年),楚灭顿;次年,又灭胡。春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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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灭国最多,成为疆域最大的国家。

齐、秦、晋、楚等大国,在春秋中期,曾进行过多次激烈的大战。周定 公十八年(前 589 年),晋齐战于鞍,“齐师败绩”;周简王八年(前 578 年),晋秦战于麻隧,“秦师败绩”;十一年(前 575 年),晋败楚于鄢陵;

周灵王十年(前 562 年),秦败晋于栎;十五年(前 557 年),晋楚战于湛 阪,“楚师败绩”;十七年(前 555 年),晋大败齐于平阴。

春秋后期,吴国崛起于东南方,攻伐兼并,势不可挡。吴寿梦十六年(前 570 年)、吴伐楚、“取驾”;吴诸樊二年(前 559 年),吴又击败楚师,

“获楚公子宜谷”;吴余祭十年(前 538 年),吴伐楚,“人棘、栎、麻”。

吴王僚二年(前 525 年),吴楚战于长岸,互有胜负;八年(前 519 年),

吴败楚及诸侯之师于鸡父;次年,吴又灭巢。孙武就是在吴国日上之时,从 齐国来奔于吴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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