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戰後初期以教化為導向的文化建設
1945 年（民國 34 年），二次世界大戰終結，臺灣的統治者再度更迭。在 歷經日本 50 餘年的統治後，大多數臺灣人儘管歡欣鼓舞地面對回歸中國的時 刻，但此時的臺灣人對祖國的語言文字、歷史與國情皆感陌生與隔閡，而在 另一方面，戰後自大陸來臺人士也普遍抱持一種心態，認為臺灣同胞在日本 帝國主義統治下，受著「奴化教育」和「皇民化教育」，以致逐漸了脫離祖國 的懷抱，固有文化幾乎消滅於無形。1因此國民黨政府甫一接收臺灣，除了千 頭萬緒的接收復員工作之外，亦積極地展開民族精神文化的改造運動，力求 在短時間內將臺灣「中國化」。
為厲行「中國化」的文化政策，國民黨政府在 40、50 年代積極進行國語 推行運動；1960 年代以後，因海峽對岸的中共政權掀起文化大革命，在蔣中 正總統登高一呼之下，臺灣開始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戰後初期的臺灣，
處於戒嚴的威權體制之下，國民黨政府的文化政策，除了透過各縣市政府編 制內的社會教育單位、國語推行委員會、民政單位、文獻委員會、圖書館與 大眾傳播媒體深入民眾生活之外，更滲入龐大的學校教育體制，潛移默化地 影響了臺灣人民的慣用語言與民族認同。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高雄市的文化建設幾都為了配合中央政策。儘管如 此，文化霸權的形成需要依賴被統治者某種自願的贊同，不同的被統治者對 於統治階級「一體適用」文化政策在接受度上仍會有所差異。高雄市身為南
1 何敬燁，〈目前臺灣教育幾個實際問題〉，《臺灣新生報》，1946 年 2 月 5 日，第二版。轉引 自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5），頁 32。
部最大的都會城市，一方面具有都會地區才得以具備的廣大文化市場，一方 面又遠離臺北執政核心，中央一元化文化政策在高雄市的實施方式與成效，
表現其獨特的性格。
再者，受到教育、文化不分觀念的影響，高雄市朝野除了透過市內的學 校教育機關與社會教育機構，執行中央交派下來的各項文化建設事務外，但 其實更期盼一所綜合大學的出現。一所綜合大學，對高雄市民來說，除了能 提供芸芸學子升學的管道，也是文化素養的象徵，因而掀起了長達數十年的 爭取大學設校運動。尤其在 1970 年代後蒙上「文化沙漠」的惡名，高雄市更 將其歸因於大學教育機構的缺乏，更冀求透過綜合大學的設立，洗刷污名，
提振高雄市文化形象與內涵。戰後高雄市民爭取大學設置的活動，經過數十 年屢仆屢起的奮鬥後才得以如願，使得高雄市爭取大學設置運動成為戰後高 雄市文化建設史中為時最長也最為波瀾壯闊的篇章。
第一節 文化改造運動在高雄市
一、國語推行運動在高雄市
國民黨政府在臺灣推行國語運動的起源甚早。1945 年（民國 34 年）3 月，二次世界大戰尚在如火如荼進行中，臺灣省調查委員會已於重慶成立，
並擬定〈臺灣接管計畫綱要〉，打算接收臺灣後，隨即展開國語的普及工作。
戰後，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後，立刻透過傳播媒體、政府機關和教育機構 積極展開國語文運動。
戰後初期推行國語運動的主導機構是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1945 年
（民國 34 年）11 月，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常務委員魏建功和專任委員何 容帶著推行國語的相關法令、書籍和器材抵達臺灣，翌年 4 月 2 日正式成立
「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由魏建功擔任主任委員，何容任副主委，隸屬於 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2根據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的組織規程第十二條規 定，為普遍推行國語，得在全省各縣市設置分會、工作站、推行所、講習所、
調查所；因此，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尚在籌備階段時，就於 1946 年（民國 35 年）3 月先行成立縣市國語推行所 9 所，每所設推行員 3 至 7 人，在省國語 推行委員會指導下，辦理各縣市國語推行事宜。國語推行員之任務為傳習標 準國語；解答國語疑問；協助各縣市成立國語推行委員會分會；協助政府推 行政令；發布本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宣傳書刊；調查本省各縣市方言及流行之 歌謠故事等。而自 1950 年（民國 39 年）以後，為提昇國語推行員專業人員
2 1947 年 5 月 16 日後，省國語通行委員會再度改組，改隸屬於臺灣省政府，並成為獨立機 構。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54。
的形象，規定凡具有充任中等學校及國民學校教員資格，並經省國語推行委 員會考詢其國語知識技能合格給予證明者，方得任用。3
高雄市如同臺灣省各縣市一樣，戰火甫一停歇，旋即展開了國語推行運 動。一開始除了有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所進行國語教學與教員訓練之外，三民 主義青年團高雄分團籌備處亦在高雄市辦理國語教學、教唱平劇等相關工 作。4但由於民間對學習國語需求量甚大，因此軍隊與民間補習機構也投入了 國語教學的工作。1951 年（民國 40 年），高雄市成立國語推行工作站，站址 設在三民示範國民學校，由在民間教育補習班致力推行國語多年並指導各校 使用注音符號教學的陸水成負責辦理。51953 年（民國 42 年）夏天，省國語 推行委員會令國語推行委員張廣權至高雄市主持國語推行業務，高雄市國語 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高市國語會」）正式成立。並如同其他縣市的國語推 行委員會一般，由行政首長－市長兼任主任委員，市議會議長及教育科長兼 任副主任委員，聘請 7 名熱心國語教育人士擔任委員，訂定計畫，逐期辦理 市內國民學校教師正音講習會及民眾教育補習班、教師講習會，授以教育教 材教法以及注音符號教學法，展開巡迴各校研討國語正音的工作。6
此外，教育部自 1954 年（43 學年度）起開始在全臺推動直接教學法。
直接教學法為戰後政府當局最積極推動的國語教學法，係指當學童甫一入 學，老師即用國語進行教學，藉此訓練學童國語聽、說能力。因實施後成果
3 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58。
4 許雪姬，《愛•希望與和平－二二八事件在高雄紀念專輯》（高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1999），頁 61。
5 趙性源、王世慶、吳芝生、王憲華 等編，《高雄市志•教育篇卷》（下）（高雄，高雄市政 府文獻委員會，1962），頁 218。
6 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59。
良好，教育部敕令各縣市積極推行。7在此之前，高雄市各國民學校校長與教 導人員已於 1952 年（民國 41 年）分別前往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之附屬國小，
參觀國語直接教學法示範教學。高雄市光榮國民學校校長潘廷幹、教導靈小 光，認為此教學法為國民學校推行國語之最好辦法，乃商得市政府教育科國 語推行委員張廣權同意，積極籌備，先由光榮國民學校試辦，擬訂教材內容、
設計各式教具並進行教學演練，於 1953 年（民國 42 年）9 月對一年級學生 開始試行。教育科視察後認為效果極佳，責令該校舉辦觀摩會，計畫擴大實 施。在準備工作完成後，1954 年（民國 43 年）夏天，高雄市配合教育部的 命令，正式全面實施國語科直接教學法。8
除了教育部、廳主力推行的直接教學法之外，高雄市愛國國校校長王明 德亦於 1957 年（民國 46 年）3 月創立王明德教學法。此法是一種將國校低 年級國語科原來分開教學的讀書、說話、作文、寫字 4 個項目融合為一的「混 合教學法」－以教科書的課文編成故事，利用實物或掛圖等教具指導學生觀 察和討論，教師先從說話開始教起，兒童先學聽後再學講，藉此增加語彙。
如此不僅能增進兒童說的能力，也能提高其作文能力、激發讀書興趣，減少 寫字錯誤等。推出後，經高雄市前金國校試行效果良好，澎湖、高雄等多地 陸續採用，獲得甚高的評價，成為當時重要的教學法之一。9
一般民眾的國語教學，則是透過社會教育的方式進行。高市國語委員會 在高雄、軍中、鳳鳴等廣播電臺開設國語講座節目，除國語正音外，尚教授
7 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105。
8 趙性源、王世慶、吳芝生、王憲華 等編，《高雄市志•教育篇卷》（下），頁 218-221。
9 當時重要的教學法除本文曾提及的直接教學法及王明德教學法外，另還有張廣權發明的魏 軾及戴硯弢教學法。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56、106。
民眾課本及古文。另外還在市立圖書館內設立一間國語文補習班，提供民眾 學習國語的管道。10當時亦有民間產業團體注意到市民國語學習的需要，為 會員辦理相關的研習活動，例如 1951 年（民國 40 年）高雄市漁會從 9 月 24 日開始，每晚 8 時至 10 時，在旗津辦事處開辦漁民語文講習班，聘請吳朱絃 女士擔任講師，指導會員學習國語，為期兩個月。該會並決定在旗津辦事處 舉辦後，以輪流方式，亦在中洲、連雅、11援中各辦事處，繼續舉行該項講 習班。12
平心而論，戰後國民黨政府積極地展開國語推行運動，除了在意識型態 上認為國語文的學習可使臺灣人「中國化」之外，亦有施政上的實際需要。
戰後初期的臺灣人民，平日使用語言多以各族群的母語和日語為主，大部份 人不懂中國「國語」－北京話。而由大陸來臺的人士同樣也多不解臺灣人平 日使用的語言，這樣一來，不但造成戰後臺灣行政效率大受影響，臺省人士 與大陸來臺人士也隔閡衝突時起。因此，藉由國語推行運動，讓臺胞學習中 國的語言文字，因而「明白中國的內情，接受中國的文化，參與中國的政治」，
13成為戰後國民黨政府的迫切目標。
臺灣民眾對於學習國語一事，也不盡然都持排斥的態度；尤其在戰後初 期，初回「祖國」懷抱的喜悅，一度還在臺灣引發學習國語的風潮。政府推 行國語的工作尚未正式展開，臺灣人即自發性地展開「祖國」語文的傳習運
10 趙性源、王世慶、吳芝生、王憲華 等編，《高雄市志•教育篇卷》（下），頁 218、165。
11 舊名苓雅寮，1946 年取其「連續幽雅」之意，更名為「連雅」。1952 年元旦，經市議會決 議，復名為苓雅。
12 《聯合報》，1951 年 9 月 24 日，第五版。
13 《臺灣新生報》，1946 年 1 月 27 日，第二版。轉印自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
（1945-1987）》，頁 32-35。
動。不過，語言的轉換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對成年人而言，在忙於 營生之餘，尚要另撥時間學習新的語言，實在很難在短時間內達到效果。但 國民黨政府此時卻採用了躁進的作法，1946 年（民國 35 年）8 月，決定自是 年 10 月 25 日起廢除臺灣境內所有新聞紙雜誌之日文版，接著各族群的母語 也成了被抑制的對象，讓原本以日語和母語為生活用語的臺灣民眾驟然失去 了溝通的語文，甚至被迫變成了「文盲」。此外，師資的不良、二二八事件的 爆發、來臺官員不願意學習並歧視臺語的心態，亦斲傷了不少臺灣民眾學習 國語的熱情，因此有人甚而決心徹底抵制政府所大力推行的國語運動，堅持 只講「臺灣話」而從不講一句國語。14
除了部分文人的自覺外，地方的民意機構也成為反對國民黨政府一元化 語言政策的大本營。1952 年（民國 41 年）省教育廳和新聞處以推行國語為 由，禁止電影院任用臺語通譯，15剝奪不懂國語的民眾享受傳播娛樂的機會，
不少地方議員皆發難反對此項政策。16基隆市 6 家戲院就聯合向市議會請願，
要求暫緩此項禁令，市議會還投票通過了此項請願案。17
高雄市的民意機構也發生類似的反彈。如 1952 年（民國 41 年）2 月高 雄市議員林澄增、陳武璋在議會中指責民政科指導里民大會力量不夠，認為 應該派懂臺語的高級官員前往指導，才能發揮里民大會應有的成效。18又如 1956 年（民國 45 年）3 月，高雄市議會舉行第四次大會時，通曉臺語、日語
14 如日治時期作家張文環因為這個緣故，於戰後不但不願寫作，連北京話及中文都不屑於學 習和閱讀。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43-44、136-138。
15 《聯合報》，1952 年 6 月 21 日，第二版。
16 《聯合報》，1952 年 6 月 21 日，第二版。
17 《聯合報》，1953 年 3 月 13 日，第四版。
18 《聯合報》，1952 年 2 月 22 日，第五版。
及國語的謝掙強市長（1951/05/01~1957/06/01）19用國語作施政報告，遭到李 順德議員要求用臺語翻譯一次，並指出日本「領臺」50 年也用翻譯，何以現 在不用翻譯？其他議員呼應李順德議員的說法，甚至連會說國語的李源棧議 員也認為大部分議員不懂國語，市府應該把報告的重要部分譯為臺語。遭到 議員們圍剿的謝市長不敢堅持政府的國語推行政策，只好承諾會把施政報告 印成文字後分送給各議員參閱，才免去了重述一遍的麻煩。20
1960 年代高雄市政壇的另一則小故事，則是表現了高雄市多語並陳的情 形。出身於高雄市、畢業於日本應慶大學，曾連任高雄市省轄市時期第四、
五屆民選市長的陳啟川（1960/06/02~1968/06/01），本身並不懂國語，卻因擔 任市長一職而兼任國語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在某次議會中，遭到六○兵工廠 出身的市議員蘇慶芬質詢其身為國語會主任委員，卻不懂國語，如此要如何 推動國語時，慍然答道：「蘇議員，你說的是什麼國語？」引發議會全場哄堂 大笑，因為蘇議員鄉音很重，說的是一口「廣東國語」，如此還來質疑他人的 國語能力，自然難獲支持。21從這則故事中也可以反映出國民黨政府強制性 的國語推行政策所存在的兩大弊病：第一、地方政府國語推行委員會的主任 委員不一定具備基礎的國語能力；第二、國語推行政策在臺灣籍人士與大陸 來臺人士間存在著差別待遇。
就第一點而論，以一位不懂國語的人擔任國語委員會的主委，乍看之下
19 謝掙強為高雄市省轄市時期第一、二任民選市長，臺灣省澎湖縣人，日本應慶大學肄業 3 年，中央訓練團黨政班十八期畢業，曾任國民黨政府軍委會政治部臺灣義勇隊駐渝辦事處 主任、中央設計局臺灣調查委員會專員、臺灣新竹州接管處委員會委員、嘉義市長、臺灣省 防禦司令部參調等職務。從其學經歷來看，謝氏應懂得臺灣語、日語及國語。《聯合報》，1954 年 5 月 4 日，第四版。
20 《聯合報》，1956 年 3 月 17 日，第五版。
21 曾小傑，《港都政壇故事多》（高雄，著者自版，2000），頁 50。
確實令人錯愕。但這樣的情形在戰後臺灣文化政策的推行層面上，並不是個 罕見的現象。22由此推知，戰後初期文化建設的推行，主要的憑藉實為政治 力量，文化僅是政治的附庸而已。如此一來，是否會影響文化工作的實施成 效，並降低政府推行此項政策的說服力，似乎並不是為政者的主要考量。
在第二點方面，戰後初期的臺灣，嚴格來說，能說一口標準國語的人其 實僅佔了一小部分。客家人和閩南人使用客家語和閩南語，原住民使用各族 的語言，而三百萬到四百萬左右的外省人，則使用著源自大陸各地的方言，
南腔北調，並不一致。但國民黨政府的國語推行政策，卻僅針對臺灣省籍的 民眾而施行，甚至把國語文能力作為政府機關、銀行、公營事業單位、醫院 及學校等機構升遷考核的項目。23
而來自中國各省的人民，並非人人都能說一口標準國語，甚至大部分外 省籍人士都帶有濃厚的鄉音鄉調，卻不用受〈臺灣省公私立小學加強推行國 語注意事項〉等法規的約束，反能繼續擔任教師或官員的職務。屬於外省籍 的《國語日報》的主編何凡24曾言：「實際上臺胞的國語程度，早已在其他省 分同胞之上。你聽一聽，現在初中或小學高年級臺灣學生的話，就知道比所
22 例如 1952 年（民國 41 年）春，臺灣省及各縣市普遍修志，高雄市即設立高市文獻會以董 其事，主任委員一職如同國語委員會一樣，是由市長兼任，在市長不必然受過史學訓練的情 況下，卻能擔任著文獻會主委的職務。毛一波、曾迺順、杜賢達 編纂，《高雄市志•概述篇》
（高雄，高雄市政府文獻委員會，1956），頁序 1。
23 1946 年（民國 35 年）行政院長官公署頒佈的〈臺灣省三十五學年度小學教員暑期訓練實 施辦法〉中規定，師院畢業生國語、國文、歷史考核不合格者，即取消其任教資格；1949 年（民國 38 年）起，省教育廳實施師範院校國語國文畢業考。1951 年（民國 40 年）7 月 10 日省教育廳責令各級學校聘請教員時，應考慮其國語程度，如國語程度太差者，不予聘 用。1963 年（民國 52 年）7 月 22 日教育廳再頒〈臺灣省公私立小學加強推行國語注意事項〉， 國語能力成為校長考核老師年終考績之一。這些政策迫使許多臺灣人為保職務而不得不面對 強大的語言學習壓力。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46、114、139。
李筱峰，《台灣史 100 件大事》（下）（臺北，玉山出版社，1999），頁 14-15。
24 本名夏承楹。
謂『湖南國語』、『四川國語』之類正確的多了。」25 1950 年代，亦有不少臺 灣籍的民意代表反應，許多外省籍人士，操著濃重的方音，卻不在國語推行 運動的矯正之列，實在不甚合理。但這些呼籲不分省籍一律推行國語的聲音，
並未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重視。26於是臺灣人民為求得一份公職或教職，戰戰 兢兢學習著國語，卻看到外省籍人士依舊說著一口方言口音，自然滿懷差別 待遇的忿恨。高雄市議員蘇慶芬議員不反省自身的國語程度，反質疑陳市長 的國語能力，因此遭市長反唇相譏與同僚訕笑之辱，正是當時臺灣人民不滿 國民黨政府不公平的國語政策下的情緒表現。
國民黨政府除了忽視部分外省籍人士國語程度不及臺灣籍民眾的事實 外，其施行的一元化語言政策，單向要求臺灣人學習國語，卻不平等地要求 大陸各省來臺人士學習臺語，亦讓臺灣民眾為之憤懣不已。不過，由於戰後 初期臺灣已普遍實施各項民意代表與公職人員的選舉，因此多數臺灣人也許 無法直接反抗政府，但還是能透過選票來表達心中的不滿。這一點從早期每 逢中央或地方選舉時，政見發表會頓成「臺語演講會」中得到例證。只要是 黨外，又是講臺語的候選人所舉辦的政見公聽會總是能吸引大批的聽眾，有 些選民甚至以「誰講最好的臺語就必當選」為投票標準。「講臺語」因此成為 一種「意識認同」，甚至是抵抗政府語言歧視的手段。因此當時的臺灣出現了 一種矛盾的現象，如果一個臺灣人堅持只講臺語，在戒嚴時代的臺灣官僚體 系裡，不可能佔到任何位置；然而同一個人，改到基層從事選舉，就會發現 不講臺語很難拉到選票。政府一元化的語言政策所造成統治階級與民間社會
25 何凡，〈國語比賽〉，《聯合報》，1954 年 11 月 12 日，第六版。
26 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87-88。
的族群間的緊張顯而易見，而對國家認同的歧異，更成為政治變革的重要潛 在動因。1970 年代以後，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擴大開放 更多的選舉來擴大民意基礎，讓這樣的趨勢益加明顯，黨外勢力為與國民黨 提倡的國語有所區別並凸顯本土性質，往往以閩南語作為集會時唯一的語 言。27發生在高雄市的「美麗島事件」即是明顯的例子。
1979 年（民國 68 年）12 月 10 日，《美麗島》雜誌社的黨外人士於高雄 市新興圓環舉行紀念大會，提出了「解嚴、開放黨禁」，「廢除萬年國代、國 會全面改選」等訴求。因事先未得治安單位許可，且吸引了數以萬計、情緒 亢奮的群眾前來參加，場面變得難以控制，終而釀成警民衝突，爆發了震驚 海內外的「美麗島事件」。28這場事件發生之後，擁護國民黨政府的人士紛紛 激烈指責，批判參與民眾為「暴民」、「匪徒」，且黨外人士以「閩南語」為號 召反對政府推行「北京話」的主張，顯有有強烈的「臺獨」色彩。立委穆超 就發表了一篇書面質詢，厲聲指責「臺獨」人士以「提倡閩南語，打擊國語，
阻礙國語普及，語言的統一，造成分裂的局面」。29
「美麗島事件」是臺灣民主發展史上一個個悲愴的時刻，同時也是一個 激動熱情時代的序幕。它是民主運動史的一個重要分水嶺，亦是黨外勢力匯 聚的契機。《美麗島》雜誌社實創刊於臺北，黨外人士也來自全國各地，因在 中泰賓館的開幕酒會以及在各地設立服務處時，均遭人破壞挑釁而發生大大 小小的衝突，《美麗島》雜誌社乃決定於 1979 年（民國 68 年）的國際人權日，
27 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139、152-153。
28 李筱峰，《臺灣史 100 件大事》（下），頁 112-113。
29 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94。
在高雄市舉行「人權大會」和示威遊行，卻不幸引發憾事。30「美麗島事件」
會發生在高雄市實有其偶然性，並不能以此認定高雄市為黨外勢力的重鎮。
但從民眾參與的熱情讓警總南區司令常持琇迫於情勢，同意讓集會在未取得 取可的情形下照常舉行這一點看來，還是可以推知黨外運動在南部人士心中 的影響力。這股影響力，除了反映臺灣民眾在長期戒嚴下，對於民主憲政的 渴盼外，閩南語對基層民眾的魅力，無疑也是重要因素。
但儘管國語政策並未能普遍獲得社會民眾的認同，戰後初期的國語政策 卻仍是藉著深入學校教育體系而改變了臺灣人民的語言習慣。311946 年（民 國 35 年）2 月行政長官公署即下令各級學校一律使用國語。321952 年（民國 41 年）省教育廳訂定〈臺灣省國民學校加強國語教育辦法〉，規定國民學校 應舉辦各項國語教育活動，如注音朗讀、講故事、演說綴句、作文等競賽，
並利用朝會、週會時間令兒童作報告或講演。331963 年（民國 52 年）7 月 22 日教育廳頒行的〈臺灣省公私立小學加強推行國語注意事項〉中，規定以學 生說不說「國語」作為操行成績評量的一項標準。34
國語能力還成為學子獎懲的標準之一。成年的臺灣民眾或許可以抗拒學 習國語，民意代表或民選市長也可以將國語政策下繼續使用著母語或日語，
但對於戰後的新生代而言，只要接受國民教育，勢必就要面臨國語的學習，
30 李筱峰，《台灣史 100 件大事》（下），頁 112-113。
31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們，因擔憂孩子上學之後聽不懂老師說的話而影響課業表現，
於是從孩子小時候就教他國語，反無意願傳授母語給下一代，無形中造就了許多「國語家 庭」。有些家長更是為孩子訂閱了《國語日報》，課餘後還送孩子去民間補習班或國語日報社 附設的作文班，藉以增強子女的國語文能力。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
（1945-1987）》，頁 126-127、146。
32 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44。
33 《聯合報》，1952 年 12 月 2 日，第三版。
34 李筱峰，《臺灣史 100 件大事》（下），頁 15。
而且學習的效果更是直接關係到其學業成就和升學機會。限用國語的規定還 從校內延伸到校外，高雄市中等學校校外指導生活委員會早在 1952 年（民國 41 年）5 月 24 日第一次常務委員會議中，就經決定修正通過高市中等學校學 生校外生活公約及統一獎懲辦法，第四點提到學生在校外也要說國語。35為 了要讓學生養成說國語的習慣，學校教師們無不費盡心思，採取強硬措施，
有的學校製作「請使用國語」、「我不該說方言」的牌子，遇有說方言的同學 便掛在他脖子上，作為處罰。36因為在校內外說母語而遭羞辱、罰錢、責罵，
是政府遷臺後至解嚴這段時期入學接受國民教育的本臺灣省籍學童難以抹滅 的共同記憶。
在 1956 年（民國 45 年）後高雄市國語推行委員會工作告一段落。37但 是國語仍在學校中繼續扮演著強勢語言的角色。
根據高雄市政府在 1990 年代進行的調查研究發現，高雄市在學的學子，
無論是閩南人或客家人，大部分已以國語為主要的使用語言，母語有漸被取 代之勢，且多數的高雄市民無論是閩南人或客家人，一般除了自己的母語外，
也都能講國語。這樣的結果證實了國語推行運動的成效。但也有研究指出，
戰後臺灣以中央政府所在地的臺北地區，民眾較常說國語，其他縣市的民眾 日常生活中說方言的情形仍很普遍，尤以中、南部地區為然。38高雄市的街 頭巷尾確實時常見到各族群的市民以母語交談的畫面。甚至高雄地區的外省
35 《聯合報》，1952 年 5 月 26 日，第六版。
36 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108、146
37 趙性源、王世慶、吳芝生、王憲華 等編，《高雄市志•教育篇卷》（下），頁 219。其他縣 市甚至在 1959 年（民國 48 年）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併入教育廳後，紛紛將國語推行委員 會裁撤或改組併入縣市政府教育科、局內，讓功能原已不彰的縣市國語推行委員會更是雪上 加霜。
38 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132-134、140。
籍人士雖然以國語為主要使用語言，但也多能講或懂一些閩南話，而第二代 外省籍人士除了會講國語以外，也多能講流利的閩南語。高雄市民雙語的現 象非常普遍。39
國語推行運動，在臺北之所以能夠較其他城鎮更為成功，一方面是因為 它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各項文化建設的重要實施區域，多項文化工作多 由臺北作起；有些政策甚至在離開臺北後因成效不彰或經費問題而草草收 場，因此造就了臺北成為臺灣「中國化」文化政策實施成果的典範，也因此 擁有比其他縣市更多的國語人口。40另一方面，這也與戰後初期文化、教育 不分的情形有關。因教育與文化不分，兩者共享一定的預算，在戰後各項經 費皆告窘迫的情況下，各縣市政府「教育文化之支出預算」花在國民學校的 硬體設施和人事費用後已所剩無幾，迫使文化建設常淪至邊陲角落，甚至陷 入「無米可炊」的困境。與國語推行運動有關的文化建設支出即歸屬在比例 最低的「社會教育及其他經費」之下，這也就是為什麼當省政府裁併省國語 推行委員會時，各縣市政府旋即起而效尤之因。
由於社會教育受限於經費的不足而遭遇到極大的困難，自然影響了對社 會大眾國語推行的成效。如在高雄市，1952 年（民國 41 年）高雄市年度教 育文化之支出預算為 9,725,104 元，已達到憲法規定教育文化需佔總預算 35%
的標準，但用在中學、國校及幼稚園的因增校增班而產生的硬體費用上後以
39 曾玉昆、李三榮 編纂，《續修高雄市志•卷八•風俗語言篇》（高雄，高雄市政府文獻委 員會，1997），頁 159。
40 以國語推行運動為例，戰後初期臺北市因得地利之便，有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就近支援而得 以開辦語文專修班來訓練教師的國語文能力，其他各縣市則限於人力物力，大多只能利用暑 期開辦教員講習班調訓中小學教員，時間很短，效果有限。當時在桃園龍潭教書的作家鍾肇 政先生，只好利用每天下午，跟一位從臺北補習班補習回來的人學注音符號。夏金英，《臺 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72-73。
所剩無幾。411959 年時（民國 58 年）高雄市全年歲入經費約 8 千 5 百萬元至 9 千萬元，教育文化經費仍是佔 35%，其中中等教育佔教育文化經費的 20%；
國民教育為 70%；社會教育及其他經費約 10%。42學生在學校接受了國語教 育之後，離開學校仍然是面對著廣大的臺語社會，尤其是出身農工家庭子女 平時在家時以母語和家人交談的比例比出身軍公教家庭的學生為高。43高雄 市為一工業城市，六成以上的市民為勞工階級，如此一來，自不免影響了國 語的普及程度，亦是高雄市在強大的國語政策下卻形成雙語社會的重要因 素。此外，高雄市雖在戰後雖也曾因外省人士移入而人口大幅上升，44但多 以軍人為主，集中於左楠、獅甲、小港的眷村裡，45自成一片天地，不像臺 北一樣散居在各行各業裡。如此一來，應會影響到國語散佈的程度。正因為 如此，儘管經過長達 40 多年獨尊國語的政策，早已經改變了臺灣人以往的習 慣用語，但與臺北市相較，在高雄市，母語顯然具有較高度的影響力，許多 民眾平日交談時多喜國、母語夾雜，展現了多元化的語言活力。
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高雄市
1966 年（民國 55 年）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46。國民黨政府一方面為
41 《聯合報》，1952 年 2 月 2 日，第五版。
42 《聯合報》，1959 年 1 月 27 日，第三版。
43 夏金英，《臺灣光復後之國語運動（1945-1987）》，頁 133。
44 陳震東，《高雄市人口變遷之研究》（高雄，高雄市政府文獻委員會，1988），頁 25。
45 鄭水萍，〈興盛與契機－高雄市歷任市長簡史〉，《高雄畫刊》1999 特刊，頁 36。
46 1949 年中國共產黨將國民黨政府逐出中國大陸後，開始實施共產主義制度，在文化導向 上即採取不同於與國民黨政府所主張孔、孟儒家思想為中心的路線，對中國傳統多採批判立 場。1966 年更是爆發了「文化大革命」，以「破四舊、立四新」為題，大肆打破儒家觀點的 思考模式與破壞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產，不僅國際社會為之震驚，也促使臺灣的國民黨政府發 起「文化復興運動」，主張要以中華文化「匡救國際上的文化逆流的共產邪說」。「文化大革 命」於 1976 年時落幕。施志輝，《「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研究（1966~1991）》，（國立臺灣
宣示其代表中華文化的正統地位，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這一點在臺灣 日趨提倡本土化的過程中尤然。
1966 年（民國 55 年）11 月 12 日，總統蔣中正在臺北市陽明山中山樓落 成典禮上，發表〈中山樓中華文化堂落成紀念文〉，闡述「三民主義」與「中 華文化」的關係，並對民眾發出呼籲，希望以此紀念孫逸仙建築物落成作為
「復興中華文化明德新民之契機」。參加典禮的全體人士聯合簽名，發起建 議，促請政府接受並呈請總統明令頒佈，規定每年孫中山誕辰為「中華文化 復興節」。為了整合這股力量、發動普遍的宣傳，國民黨中央於 12 月邀請各 界領導人士，共同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復會」） 籌備處，以加強國內、國外「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工作的聯繫，為復興中華 文化作持久的努力。1967 年（民國 56 年）7 月 28 日上午 10 時「中華文化復 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發起人暨成立大會」於中山樓中華文化堂舉行，在 6 百多 個與會人士的見證下，文復會正式宣告成立，並由總統蔣中正擔任會長。47 文復會秘書長谷鳳翔曾向蔣中正請示該組織的性質。谷氏表示當時的團 體，不外乎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但蔣氏表示兩者皆非，認為文復會為「結 合政府有關機構與社會文化團體」的「社運機構」，當時的籌備處主任謝然之 也在成立大會上說明該會既不是普通民眾團體，也不是普通學術團體，而是 一種社會運動的推行機構，包括政府各部門、學校、社團，乃至每一家庭，
是「全國性大家都來參加」的，不須普通社團的權利義務。48至於該會的經
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頁 12-20。
47 施志輝，《「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研究（1966-1991）》，頁 12-22。
48 蕭阿勤，《國民黨政權的文化與道德論述（1934-1991）－知識社會學的分析》（國立臺灣 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頁 100。
費來源，文復會希望接受社會團體或私人企業的捐助，或者募款及孳息，但
「政府也可以補助」。49而事實上文復會幾乎不曾募集到任何私人或民間團體 的捐款，所以向由教育部編列預算來支應。50
換句話說，文復會並非政府機關，但有了國民黨政府的強力支持，還是 能透過教育機構深入校園。文復會所力推的「國民生活須知」、「國民禮儀範 例」納入了小學的「生活與倫理」、中學的「公民與道德」的正式課程之中，
各級學校亦紛紛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支會來承辦文復會交派的諸項事務，
如舉辦「國民生活須知」、「國民禮儀範例」相關主題的壁報及論文比賽等，
期以透過教育的力量，達到文復運動深入生活的目的。51
1970 年代，在文復運動推動之下，臺灣各縣市掀起設立「忠烈祠」、「孔 廟」之風。高雄市在 1973 年（民國 62 年）捲入了這項風潮，王玉雲市長
（1973/02/01~1981/6/21）主政下的高雄市政府發起重建高雄市忠烈祠計畫，
翌年正式動工，拆除了 1929 年（昭和 4 年）所興建的日式「金刀比羅」神社，
52仿臺北國軍忠烈祠，採中國式宮殿式建築建制，重新修築建立高雄市忠烈 祠。1978（民國 67 年）正式竣工，新建的忠烈祠包含正殿、前殿、山門、牌 坊、迴廊及革命先烈史蹟館等，由高雄市文獻委員會負責管理。每逢春秋二 祭地方首長來此主持祭典。53
49 施志輝，《「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研究（1966-1991）》，頁 25-26。
50 蕭阿勤，《國民黨政權的文化與道德論述（1934-1991）－知識社會學的分析》，頁 102。
51 施志輝，《「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研究（1966-1991）》，頁 125-126。
52 「金刀比羅神社」是供奉海上守護之神，所以都出現在一些仰賴海上交通、漁業發展的地 方，像高雄、基隆、蘇澳等地都曾有過金刀比羅神社。金刀比羅神社是祭祀海神的，所以它 所在的位置會和一般神社稍有不同：它大都是蓋在能夠望見大港的山上。就像當初高雄壽山 上的神社面對著高雄港，基隆神社可眺望基隆港，而蘇澳的金刀比羅神社則面向蘇澳港。〈我 的赤腳旅行，2006.10.3〉網站。網址：http://www.wretch.cc/blog/barefoot&article_id=5911716。
53 《高雄市政七年》（高雄，高雄市政府，1981），頁 195-197。
除忠烈祠外，1973 年（民國 62 年）高雄市政府有鑑於舊有孔廟侷促一 隅及頹廢不堪，僅存的崇聖祠又不足以代表孔廟，為響應復興中華文化運動，
選擇蓮池潭北岸建新孔子廟，其結構採取宋制，主要院落採傳統形制，繞以 迴廊，以壯觀瞻，並名為「高雄孔子廟」，為當時臺灣最大的孔廟。54落成之 後，每年教師節舉辦的祭孔大典轉往此處舉行。
高雄市在 1979 年（民國 68 年）7 月升格為直轄市時，文復會高雄分會 同步成立，共在市內 132 個國中小學設立了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支會，負 責推動文化復興運動的相關業務。55
在學校教育之外，為使文復運動進入一般的市民生活之中，高雄市文復 會亦在市內的 3 個社教機構、11 個行政區域成立文復會支會，例如市立圖書 館自 1979 年（民國 68 年）11 月 3 月起開辦四書、論語、國畫、中國結等研 習班，傳承中國傳統文化與藝術。56市府還編印了文言白話對照的《新譯論 語讀本》30 萬冊，免費分送市民每一家戶一冊，還分送各級學校、公共圖書 館、旅館等，期使市民與一般旅客均能普遍閱讀。57另外，市府教育局與中 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高雄市分會，自 1980 年（民國 69 年）起定期辦理「文 化講座」及「中山學術講座」，邀請學者專家講述中華文化等相關課題。58
雖然與國語推行運動相同，文復運動擁有政府的強力支持，並經由教育
54 蔣忠益、曾玉昆 編纂，《續修高雄市志•卷九•文化志•文獻、名勝古蹟篇》（高雄，高 雄市政府文獻委員會，1997），頁 150。
55 「高雄市政專輯」編輯委員會，《高雄市政改制十週年紀念專輯》（上）（高雄，高雄市政 府文獻委員會，1990），頁 732。
56 「高雄市政專輯」編輯委員會，《高雄市政改制十週年紀念專輯》（上），頁 732。
57 洪昭祥、林淑娟 編，《高雄市歷任市長對議會施政報告彙編》（高雄，高雄市政府文獻委 員會，1989），頁 46。
58 黃金池 編纂，《續修高雄市志•卷七•教育志•學校教育、社會教育、體育篇》（高雄，
高雄市政府文獻委員會，1994），頁 334。
機構，滲入民眾的生活。但文復運動並未能如國語運動一般，改變臺灣人的 生活習慣，反而在推行之初，就引發了眾多的批評。彭歌就曾批評文復會「這 個機構既無法定的權責，又缺乏由下而上的群眾基礎，推行工作就很難紮根，
加以預算有限，除了維持處理日常事務的人員之外，出了一本月刊，實際負 責的各位先生已經盡到了力量，但因為組織本身的性格與權責不夠明確，績 效如何令人難以做過高期待。」另外，由於「委員的平均年齡偏高，20 位常 務委員中，70 歲以下者不多，而他們本身工作太忙」，多半難出席各項會議。
59何凡也在失望之餘為文譏諷：「為了文化復興，錢花了不少，大人先生的言 論也聽了不少，但是腳踏實地為復興工作作一點事情的人還真不多，因為太 實際了，不適合我們這個喊口號的社會，……」60文復運動的成效可見一斑。
從高雄市來看文復運動，也能發現不少文復運動流於「空泛」的弊病。
例如為文復運動而重建的忠烈祠在完成後，除了春秋二祭地方首長來此主持 祭典時會熱鬧一番外，平日館前十分冷清，僅置技工、工友各一人，每日僅 司清潔環境工作及看守門戶而已。61反而是祠前方的庭院大樹成蔭，又可遠 眺海景，而祠後方的小徑清幽靜謐，為登山尋幽賞景的市民提供了休憩的處 所而較有人氣，時時可見三五長者與青年情侶漫步其間。矛盾的是，為除去 日本殖民痕跡，提倡中華文化的忠烈祠，卻在主殿後方的小徑上與前方的庭 院保留了可看到日式石燈籠改造而成的座椅；而日治時代用來紀念「大東亞 戰爭」的碑塔也依舊屹立，只是換上了國民政府的梅花標記而已。62
59 彭歌，〈文化戰的司令部〉，《聯合報》，1971 年 12 月 3 日，第九版。彭歌，〈農復會式的 文復會〉，《聯合報》，1971 年 12 月 4 日，第九版。
60 何凡，〈書展南下〉，《聯合報》，1970 年 5 月 5 日，第九版。
61 《高雄市政七年》，頁 195-197。
62 〈神社之旅：高雄的神社與忠烈祠〉網站。網址：
另外，高雄市孔子廟的興建是當時全國創建孔廟運動的一部份，當然不 離中華文化復興的目的，但是高雄市政府在進行整建工作的設計時，所關懷 的並不僅是文化復興的意義而已，亦相當重視此建築完成之後所來帶來的觀 光效應。孔子廟的興建處，就位於蓮池潭畔，水光山色，向來是高雄市著名 的風景名勝。1960 年代以後，高雄市名勝愛河臭名遠播，蓮池潭成為市政府 主力推動的新興觀光景點，為招徠遊客，在興建孔子廟之時，即決定以水景 為孔廟增色，將文昌祠、明倫堂、書院黌門等附屬建築，部份建於水上，並 設有迴廊與彫石欄杆之橋樑，供民眾行走其上時可細細賞玩潭景之用，並在 潭旁空地布置庭院遊客休憩之用。63此時的孔廟雖顯然想脫去古時孔廟的肅 穆氣氛，展現新時代的親民作風。
大體而言，文復運動主要推行的 1960、70 年代，與大力國語推行運動 1940、50 年代相較，國民黨政府的威權性已隨著國內外政治局勢的變化出現 了鬆動的現象。加上經濟的繁榮，民眾教育與生活水準的提高，觀光的風氣 慢慢成形，對於政府的文化政策，不是懷疑其不合時宜，64因而無法引發太 多共鳴；就是用觀光加以包裝，以文化復興之名，行旅遊休憩之實。文化復 興運動於是就在目標口號化與文復會空殼化的情況下，悄悄地走向了尾聲。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4/hoshinoruri/godweb/index.html。
63 《高雄市政七年》，頁 187。
64 例如文復運動就遭不少知識份子批評其為復古之運動。
第二節 爭取大學設校運動
對於中央政府強力推行，由上而下的各項「文化改造」運動，如國語推 行運動、文化復興運動，高雄市政府身為下級單位，必須在可能的範圍內執 行中央交派的各項文化事務；但除此之外，高雄市朝野顯然更關心在大高雄 地區設置綜合大學的課題。在戰後多所大學決定設校地點的過程中，常可以 看到高雄市政府與地方精英努力爭取、出錢出力出地的身影，但直至 1980 年（民國 69 年），離終戰 35 年之後，身為第二大都市的高雄市，才在中央政 府平衡南北教育資源的考量下，有了第一所綜合大學的成立。
早期的大學教育確實有獨厚大臺北地區與中部地區的現象，南部學子開 學前與逢年過節擠爆火車站與長途客運車站的場景年年上演。教育資源不公 平的分配，造成了區域發展的失衡，也或多或少讓高雄市蒙上了「文化沙漠」、
「暴發戶」等污名，對高雄市的文化發展了造成深遠的影響。
一、戰後大學教育的「重北輕南」
大學教育屬於高等教育的一部份，以為國家培養經濟發展、研究推廣所需 的高階專業人才為教學目標，因此國家往往會依據自身的發展現況，制定符 合本國需求的大學教育政策。65
65 學者指出，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可分成三大類型：就學率 15％以內稱為菁英型
（elite），此類型的大學教育主要是為了培養社會領導人才與專業人員而設立。15％至 50％
則稱為大眾型（mass），主要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民眾開始強烈要求教育機會的均等，而國 家也迫切需要能適應社會多元需求的人才，因此提高大學教育的員額。超過 50％稱為普及 型（universal），在此階段的國家全民不分年齡都有接受高等教育教育的機會與權利，高等教 育的功能也被定位為培養符合高度產業需求與社會變化的國民郭俊銘，《政府遷臺後我國高 等教育政策演變之研究》（國立暨南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 10、
23-24。
國民黨政府遷臺（1949 年，民國 38 年）以前，由於內戰方殷，無暇顧 及臺灣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遷臺之後，又以穩定政局為首要考量，僅消極 地同意一些原設於中國大陸地區的學校來臺復校，罕見新校的成立。直到 1960 年代以後，隨著臺灣經濟起飛，帶動了社會上對各種產業人才的需求，
在國家經費與經濟發展的考量下，政府決定大量增設專科學校，並開放私人 興學。惟因發展過速，卻也造成少數大專院校師資不良、設備不足、濫竽充 數的問題。因此到了 1973 年（民國 62 年）以後，政府採取緊縮政策，強調
「重質不重量」的發展方針，高等教育發展的速度乃大幅下滑。66
在高等教育整頓與停滯時期，有學者回顧成長時期大學院校的設置情 形，發現有不少的缺失，除了師資、設備引發討論之外，學者針對區域失衡 的問題也提出了批評。密西根州立大學博士，美國賓州州立愛丁堡大學地理 系主任周春堤表示，「大學教育不是狹義的職業教育，……，而是明是非、辨 真偽、潔心性、知取捨、益群體、愛國家的品格教育、觀念教育和專長教育 的總和。它應該是以普遍化為原則，均益化為宗旨，國用化為依歸」，在 1978 年 1 月 20 日《聯合報》之社論中，他提出對大學教育之建議，其中包括了大 學的區域分佈問題：
國立大學及學院，不屬於財團法人，而是全國納稅人所共有，所以 它們的設立地點應著重：區域的特性、地方的開發、人口的分佈、地 理的均衡四點。今天在臺北的國立院校有：臺灣大學、政治大學、師 範大學、陽明醫學院、技術學院、中興大學法商學院、交通大學管理 研究所及運輸工程研究所等 7 校。從都市地理學上看，中壢和新竹都
66 郭俊銘，《政府遷臺後我國高等教育政策演變之研究》，頁 58-67。
是大臺北的一環，所以中壢的中央大學、新竹的交通大學、清華大學 都可以納入臺北學術系統，大臺北以外，只有臺中的中興大學和臺南 的成功大學而已。大臺北區佔了十分之八，其餘地區只佔了十分之二，
這種極不平衡的畸形分佈，需要立即拿出魄力予以糾正。67
周氏此番論說反映了臺灣的大學教育資源，尤其是國立大學嚴重集中於 北部的現象，這也正是南部民眾發出「重北輕南」之嘆的主要因素。
二、高雄市設置綜合大學運動
1950 年代至 1980 年代，高雄市爭取高等教育機構在高雄市設置的運動 可說是前仆後繼，屢敗屢起。茲依各校倡議建立的時間先後分誌如下：
（一）、爭取設立私立東海大學：
如前所述，戰後初期由於政局的不安與經濟的困頓，中央政府對於高等 教育機構的設置作為十分消極。除了一些日治時代原已成立而戰後接收改制 的教育機構，如臺灣大學（臺北，1945 年改制設立）、省立師範學院（臺北，
1946 年改制設立）、省立農學院（臺中，1946 年改制設立）、省立工學院（臺 南，1946 年改制設立）之外，各地只能期盼中國大陸大學來臺復校時藉以爭 取大學教育資源。但此類的復校活動，仍會加重國家的財政負擔，因此在面 對復校案的提出時，中央政府多持保留的態度。
1952 年（民國 41 年），過去在中國大陸曾襄助 13 所基督教的美國紐約 中 國 基 督教 大 學聯 合董 事 會 （ The United Board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UBCCC）表示有意在臺灣創辦大學，藉以延續基督教在華教育事業。
67 周春堤，〈改進大學教育的五點建議〉，《聯合報》，1978 年 1 月 20 日，第二版。
消息一經傳出，各縣市政府如同久旱逢甘霖，無不使出全力極力爭取。68臺 南市議會即表示，臺南為民族英雄發祥地，文物風采，素為全國之冠，且民 風淳厚，氣候適宜，基督教徒甚多，教風至盛，實為基督教大學設立之優良 地點，所以一致議決通過，呼籲該大學設立臺南市，並將全案送臺南市政府，
責其向有關當局提出陳情。69
高雄市對於爭取基督教會大學來高雄市設校一事反應亦甚積極。1952（民 國 41 年）年高雄市議會作出緊急動議，爭取美國基督教會大學來高雄市設立 的議案，獲得議長及全體議員一致通過。706 月 26、27 日高雄市各界代表包 括市長謝掙強、市議長林仁和、副議長陳玉波、社會名流陳啟川、高市漁會 理事長陳牛苞、議會主任秘書蔡景軾先後相繼抵達省政府，會同高雄市籍省 議員何傳、黃堯等向省垣各有關機關陳情，以 4 大理由建議將基督教會擬在 臺灣成立之大學設立於高雄市：（一）高市為臺灣省南部要港，工業發達，交 通便利，與高屏兩縣形成人文地理之一單元。本屆高中畢業生高屏二縣市，
逾 1300 餘人；南部省立工學院於本學年度招生不過百餘名，遠赴臺北投考大 學，消耗財力精神極感不便，且大學錄取名額亦有限，故高屏 3 縣市近千高 中畢業生失去深造機會。（二）高市大埤湖地區遼闊，風景優美，交通便利，
由市區乘公共汽車 15 分鐘可達，由大埤湖至鳳山步行 20 分鐘可達，故該地 實為設置大學之良好校址。71（三）建校地基市府可無條件撥給。（四）修建
68 東海大學〈東海沿革〉網站。網址：
http://www.thu.edu.tw/1_chinese/1_about/2_history/1_rough.html。
69 《聯合報》，1952 年 7 月 9 日，第六版。
70 《聯合報》，1952 年 6 月 22 日，第六版。
71 大埤湖即大貝湖，1964 年後易名為澄清湖。此風景區雖位於高雄縣轄區內，但與高雄市 實只有一路之隔，由於毗鄰市區，風景秀麗，成為高雄地方人士理想中的大學校地，甚至在 劉翔擔任高雄市長期間（1949/5~1950/4），就曾提出要將此風景區畫為文化區，爭取大學設
校舍及教室費用倘有不足，高市當發動社會人士捐募。72從議會表決到高雄 市各界人士快速採取行動並願意供應建校所需要的經費與土地一事看來，高 雄市當時對於大學設校一事十分熱切。
由於臺灣各界對基督教會大學的熱情反應，甚至因競爭激烈而謠言四 起。73為防亂象叢生，1953 年（民國 42 年）6 月，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 會代表葛蘭漢博士（Dr. Thomas W. Graham）與執行長范威廉（Dr.William P.Fenn）雙雙來臺，正式展開籌備設校的準備事宜。74關於成立大學的法令程 序，早在 1952 年（民國 41 年）范威廉來臺拜會教育部長程天放時已獲得程 氏的首肯，75原則上不會有太大的問題；所以最讓設校者為難的，即是選擇 校地一事。由於許多縣市都以提供校地與建校經費作為招徠大學前來設校的 條件，讓大學籌備處人員陷入難以抉擇的泥淖中，因此光在勘查校地方面就 花去不少時間。
1953 年（民國 42 年）6 月 15 日，在高雄市省市議員聯席座談會中，市 議員再度向省議員提出「爭取基督教大學設立於大埤湖附近，以利南部青年 盡量進修最高學府之機會」的建議案。76但夾在各縣市極力爭取的呼聲中，
置的主張。李正中，〈劉翔先生傳稿補記之一（一）〉，《高雄文獻》第 13 期，1983 年 1 月，
頁 108。
72 《聯合報》，1952 年 6 月 28 日，第六版。
73 1953 年（民國 42 年）3 月 2 日，《聯合報》上的一則新聞引起了關心設立基督教會大學案 的人士注意，一位自稱為美國基督教長老會中國佈道事業主持人的牧師梅文，於 2 月底來到 臺灣視察教務，在他離去之時，指稱由美國各教會聯合辦理的基督教教會大學，將於今年秋 季正式在台設立，校址已選定臺南，且其規模將與燕京大學相仿。梅文牧師還說，今年暑期 後在桃園縣中壢鎮還要再設立一所由美國教會私人辦理的基督教會大學。此則新聞一經刊 登，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即出面否定了此項說法，梅文牧師為何許人也成為未竟之 謎。《聯合報》，1953 年 3 月 2 日，第三版。
74 《聯合報》，1953 年 6 月 12 日，第三版。
75 《聯合報》，1952 年 7 月 29 日，第六版。
76 《聯合報》，1953 年 6 月 16 日，第四版。
顯然未能獲得教育部及中國基督教大學籌備處的認同。基督教大學籌備處與 董事會在多方考量之後，最後決定將該校設於臺中市大度山區，並定名為東 海大學。77高雄市的爭取終無結果。
而就在高雄市議會爭取設置基督教會大學的同時，臺灣省政府也正在考 慮新設一所省立水產專科學校。1952 年（民國 41 年）6 月 26、27 日高雄市 各界代表亦紛紛北上，向省府爭取該校的設立，並提出了 6 項理由：（一）高 市向以漁業為生產大宗，惟以漁業技術人才缺乏，漁船漁具及捕撈方式仍沿 舊規，欲求振興漁業，需先從水產教育做起。（二）高市雖已有水產職業學校，
但受學制、設備、經費等所限，培育之人才僅係中等幹部。（三）高市為本省 南部第一漁港，為南部漁獲物唯一集散港口，遠洋漁業如菲律賓之蘇祿海、
西利俾斯海等漁產豐富，宜為開發南洋漁業之南進基地。（四）高市漁船漁民 及漁獲量居全省各縣市之冠，高屏 3 縣市漁民總數達 11 萬餘人，市內漁業種 類繁多，製造漁業設備之工廠齊備。（五）水產學校校址問題得由高市地方提 供適當土地作為校址，必要時並由地方籌措開辦費及設備費之一部。（六）日 治時期不在本省設水產專科學校為對本省水產教育之輕視。水產專校的設立 不僅能有貢獻於今日臺灣，反攻大陸後對國家貢獻尤大。78但到了 1953 年（民 國 42 年），省府決將水產專科學校設於基隆，並擴大為海事專科學校，定名 為臺灣省立海事專科學校，79仍然無視於高雄港貨運、漁獲量遠高於基隆港
77 臺中市長楊基先接受《聯合報》的專訪時表示，基督教大學能得創設中市，是文化城無上 的光榮，中市除了提供百甲土地作為校地之外，也願盡可能予以協助建校事宜。1955 年（民 國 44 年），該大學正式招收第一批學生。〈東海大學〉網站。網址：
http://www.thu.edu.tw/1_chinese/1_about/2_history/1_rough.html。《聯合報》，1953 年 6 月 27 日，第四版。
78 《聯合報》，1952 年 6 月 28 日，第六版。
79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網站。網址：http://www.ntou.edu.tw/include2/perspective.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