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肯尼迪的为人
有人曾写道：“真正不寻常的人实在就是平凡的人。”我第一次同约 翰・肯尼迪会晤时，他的“平凡的”举止立即给了我深刻的印象——那种品 质本身在政治家中就是非凡的。１９５３ 年 １ 月初的那天早上，我们简单地谈 了关于我向这位新参议员的办事处申请工作一事。这次，我是怀着希望但又 没有多少把握的心情去会见他的。早在一个月前，当我同一位有见识的华盛 顿律师一起查阅我可以为之工作的新参议员的名单时，他对肯尼迪的姓名曾 经嗤之以鼻。他说，“杰克・肯尼迪①不会雇用任何一个不是乔・肯尼迪② 叫他雇用的人。而且除了吉姆・兰迪斯③外，乔・肯尼迪五十年来从未启用 过一个非天主教徒。” ①杰克是约翰的昵称。——译者 ②指肯 尼迪总统的父亲约瑟夫・Ｐ·肯尼迪，乔是约瑟夫的昵称。——译者
③即詹姆斯・兰迪斯，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译者
结果，这两项揣测都是错误的。不过有一点倒是确实的，即肯尼迪议 员一连三次被选入众议院以后，再由马萨诸塞州选入参议院一事，并没有在 全国性的报刊上或者在民主党内部各派引起关于他将要出人头地的任何预 言。有见解的学术性杂志对他作为一个自由派人士的资格、对他的宗教信仰、
尤其是对他的父亲都抱有怀疑。一些比较通俗的报刊竭力渲染他在竞选中所 花的钱，他的家族的参与，他利用茶话会来帮助竞选的新技巧，以及他那蓬 松的头发和孩子气的外表在妇女心中所激起的同情。
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想想，面对着艾森豪威尔的势力席卷马萨诸塞州 这一事实，肯尼迪要把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经理、知名的亨利・卡伯特・洛奇 赶走，这光靠茶话会和同情心是办不到的。洛奇第一次被选进参议院时，肯 尼迪还是个大学一年级学生。事实上，在马萨诸塞州的历史中肯尼迪仅仅是 被选进参议院的第三个民主党人。但是他当选后那种煊赫的气势，却掩盖了 他仅以微弱多数获胜（获得投票总数的 ５１．５％）这个事实。
马萨诸塞州的纺织业城市和其他萧条地区既没有对其他地区和其他纤 维织造业的日益强大的竞争作出反应，也没有尽量利用战后的工业发展所提 供的条件。肯尼迪在 １９５２ 年的竞选口号是：“他能为马萨诸塞州做更多的工 作。”①他希望有一个人帮助他把这个口号、这些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反复 研究写成法案——他说他希望这个人能够就在那个月会见哈佛大学的西 摩・哈里斯教授、波士顿《环球晚报》的约翰・哈里曼、波士顿联邦储备银 行的艾尔弗雷德・尼尔以及其他一些专家去讨论繁荣新英格兰经济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到过新英格兰，也没有研究过多少经济学，不过对失业工 人我却和他一样感到关切，所以我就开始工作了。 ①这一口号后来 由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应用到许多州的竞选运动中去。爱德华・肯尼迪 在 １９６２ 年竞选同一个参议员席位时，也一字不改地使用了这一口号，不过 这次它受到了很多的批评。
我逐渐惊异地看到这个人能以极端超然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优缺点，他 对国家大事总能作出正直、客观的反应，而且他还能坚持冲破流行的偏见和
神话去抓住问题的核心。
他有一个受过训练的、善于分析的头脑。甚至他稳重的本性也是讲理 性，而不是凭直觉的。他不憎恨他的敌人，也不为灾难哭泣。他既不愿意也 不善于搞浮夸的言行。
在他那看来是幸运而欢乐的外表下面，存在着对于最为重大的悲剧性 事物的一种敏锐的体验。他生前一直怀念着在大战中阵亡的他极为钦佩的哥 哥和在海外因飞机失事而殒命的一个妹妹。此外，从童年起他就多病多愁，
而且另一个妹妹又因为神经迟钝被禁闭在一家疗养院。从这些事中，我们就 可以了解他对人情的敏感了。参议员本人从来没有提过这些事中的任何一 件。但是由于他熟悉悲剧，所以他同时具有享受这个世界和改善这个世界这 两种愿望。这两种愿望，特别是在 １９５３ 年以前的那几年里，有时候是互相 冲突的。
他在谈话时如此直接干脆，这也说明他的脑力活动不是很简单的。当 时，马萨诸塞州的大多数政治家都相当轻蔑地把他看作一个知识分子；而马 萨诸塞州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又同样轻蔑地把他看作一个政客。他在哈佛大学 求学时，特别是在入学的头两年，他的辅导教师之一（后来出任大使的加尔 布雷恩教授）曾认为他是一个性格开朗、讨人喜欢、傲慢不羁、面貌漂亮但 一点也不用功的学生。然而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他的政治学教授阿瑟・霍 尔库姆发现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学生。他的天性爱好思索，并喜欢把他的 思想付诸行动”。
在二十三岁时，他把受人高度重视的大学四年级论文扩大篇幅，写成 了一本出色的书。英国何以沉睡，就那个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缺乏准备，
作了条理分明、很受重视的分析。他写信给父亲说他在那篇论文上所花的工 夫“比我有生以来在任何工作上所花的都多”。在三十五岁时，他继续广泛 地阅读历史、传记和政治学著作。但他对抽象的理论没有多少兴趣。他主要 探索可以作为依据来采取行动的真理和可以在其职务上使用的一些观念。
他投身政治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在往后的年代里，他常嘲笑那些杂 志撰稿人，因为他们总根据某一个心理上的动机来解释他的经历——例如为 了在父亲面前表现自己一下，为了能胜过去世的哥哥，为了维护家里的一个 老传统，或者为了成为爱尔兰人的复仇工具。事实上，他在青年时代曾经认 为，只要他哥哥乔渴望踏入政界，政治就没有他的份，因为乔身体比较强健、
性格比较外倾，更符合于马萨诸塞州政界人物的传统形象。
（也许，年轻的杰克预见到了他和他的两个弟弟往后会听到的指责，
即指责“肯尼迪家人太多了”。）在我认识他后不久，他就告诉我，他曾考虑 当律师、新闻记者、历史学或政治学教授，或者当个外交官员。（他就读于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短暂时期，显然促使他去寻求更有兴趣的领域，）但在 乔死后，他进入了政治舞台。
杰克・肯尼迪知道，他要参加竞选，而不仅是做一个旁观者。他在许 多方面都是一个老式的爱国主义者——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一 个忠于国家利益的爱国主义者。他对几大洲许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作了 第一手的比较，认为我们自己的制度比其他国家的要好得多。他和巴肯①抱 有同样的信念，即“民主政治……基本上是思想的态度问题，是一种精神上 的信条”，同时“政治仍然是最伟大、最光荣的冒险事业”。 ①约翰・巴 肯（１８７５ 一 １９４０），苏格兰政治家、小说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虽然在 １９５３ 年我们会晤时，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
但他并未妄自尊大地把自己描绘成上帝选定了来拯救人类脱离什么特定的罪 恶的救世主。但是他以撇开谦逊和自负的那种一贯的客观精神，确实认识到 自己具有才能、理想和对公众的吸引力，而这三者结合到一起就能帮助这个 国家解决其面临的任何问题。在此后的所有年代里，尽管国家面临的问题和 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可能会发生变化，他私下对自己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 看法却始终没有改变过。
异和同
当我开始替他工作对，我们两人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他是一个估计拥有千万美元私产的人。这主要来自他父亲多年以前就 为肯尼迪一家的九个子女每人设置的大笔信托基金。他习惯周旋于棕榈滩、
纽约以及法国里维埃拉的社交界。而我自己则出身于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 林肯市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的家庭。
我从未出过美国国境，也难得离开中西部。但是这位参议员，以学生、
旅游者、驻外大使父亲的助手（１９３８ 年）、海军军官（１９４１— １９４５ 年）、新 闻记者（１９４１ 年及 １９４５ 年）以及众议员（１９４７— １９５３ 年）等身份，曾游历 过世界上每一个主要的大洲，并同大约三十七个国家的总统、总理、店主和 学者谈过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只有十七岁。他则已经是大战中一位名副 其实的战斗英雄了。他背部的情况①本可以使他完全免役的，可是他通过幕 后关系终于成为现役军人。
当他指挥的 ＰＴ－１０９ 鱼雷艇在所罗门群岛附近的一次夜战中被敌军的 驱逐舰打成两截时，他鼓舞并帮助同船的水兵脱离了险境。他在科德角以及 后来在哈佛大学游泳队时本是一个游泳健将。这次他拖着一个受伤的水兵，
用牙齿咬住他的救生带，在黑暗而寒冷的海洋中游了三英里。尽管他自己的 背部和健康都已因此受到了伤害。 ①指 １９３９ 年肯尼迪在哈佛大学 打橄榄球时背部所受的伤。——译者
他曾进过贵族化的、专收男生的乔特预备学校，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 哈佛大学，又在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就读过一个短时 期。我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就读六年，获得了法学学位，我六年的全部学费还 抵不了哈佛一年的费用。
由于家庭传统、习惯和信仰，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又是许多红衣主教 的朋友。我是一个唯一神教派的教徒。由于这个教派没有教条和宗教仪式，
它就处于宗教派别的另一个极端。
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爱尔兰移民的儿子，在波士顿本乡都是知名的、
成功的政治家。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则是贫苦的丹麦和俄罗斯移民。（有一次，
他从哥本哈根寄了一张明信片来给我，赞美那里的秀丽景色，不明白“丹麦 人为什么要移居国外”。）
然而所有这差别在他对我的态度方面并没造成什么影响。他不仅仅是 他的出身与经历的总和一出身于波士顿的一个豪富家庭、毕业于哈佛大学，
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和退伍军人。他的最重要的品质是他自己培养起来的。那 些试图根据他的个人有记载的材料来对他进行归类的人未免是大错特错了。
显然，他对自己服过兵役，并获得“紫心”勋章①以及海军和海军陆 战队奖章，感到十分自豪。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枚用塑料包装着的椰子壳。
在那枚椰子壳上面，遗留着战时他在一个遥远的太平洋岛屿上涂写的一封求 救信的手迹。他保存着这件纪念品，以示他对自己险些丧生的这件往事永志 不忘。当他是一个年轻的众议员时，他曾为一些比较进步的退伍军人组织争 取通过一项退伍军人住房法案。在战后进行的那些工作中他是一个头头。但 他既不是一个职业军人，也不是一个职业退伍军人。他从不讲自夸的话，甚 至对他的战时经历也提都不提。他从不嘟哝自己受伤的事。１９５９ 年，当我 们在威斯康星州阿希兰的一条街上行走时，一个轻率的中学生问他，他是怎 样成为一个英雄的。他笑呵呵地回答说：“这很容易——他们把我的船打沉 了”。 ①“紫心”勋章系美国的军事勋章，授予作战中受伤的战士。
——译者
他毫不畏惧陆海军将领（他当了总统后，更是如此），而且对于军事教 育抱有重大的怀疑。１９４４ 年，当他还住在海军医院时，他曾写信给一个朋 友，谈论“海军有一种把他们所接触的一切事情都搞得一团糟的超人本领”。
他对自己接受的高等教育很自负，但并不认为所有的智慧都集中在哈 佛或东部的其他学校。他以总统的身份接受耶鲁大学的名誉学位时曾经说：
“现在我已获得教育领域内两个最好的东西——耶鲁的学位和哈佛的教 育。”同时，他对被选入哈佛大学校董会感到很光荣，因为没有几个天主教 徒曾被选入。１９５５ 年他未被选入校董会，对一个习惯于胜利的人来说是一 个令人失望的新经历。不过他在选择他的参议院和白宫的助手时，并不考虑 他们是在哪里接受的教育。他认识到自己的名牌大学出身并不总是一笔政治 资本。我在为他的伺学会刊物撰写的一篇文章的初稿中写道：
马萨诸塞州的大多数选民把哈佛的一纸文凭看作是献身 于公众事业的证据。
参议员把它改成：
马萨诸塞州的许多选民，尽管我连忙要补充说，并不是全 体选民，把哈佛的一纸文凭看作是有些才干和能力的证据。
他并不认为所有的美德都集中在天主教教会，也不认为所有非天主教 教徒都要（或都应该）下地狱。他对自己的宗教既不感到尴尬，也不感到了 不起，只是把它当做生活的一部分来看待罢了。他对早些时候的一个传记作 者试图把他说成“不是虔诚地信奉宗教的人”感到不愉快。他每个星期日虔 诚地参加弥撒，甚至在疲劳的外州旅途中，没有一个选民知道他是否去做弥 撒时，他也去。但在十一年中，他从未透露过他个人对于人类同上帝的关系 的看法——尽管我们曾讨论过政教关系问题。
他的工作班子里并不需要、也不优先录用天主教徒。他既不了解、也 不在意我们这些人员的宗教信仰。他的许多亲密朋友并非天主教徒。他虽然 是一个天主教徒又是一个学者，但并不能被称为一个天主教学者。他对神学 毫无兴趣，演说稿中到处点缀着新教版本《圣经》的引文。有一次，他使他 的妻子又吃惊又好笑，因为在他读了。传道书。
中自己爱好的一段文字（“……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 时……”①）之后，他竟然大不敬地自己添了几句政界常说的话：“全力以 赴有时，干脆不干有时。”在我认识他的十一年里，我从未听见他在人前高 声祈祷，从未看到他吻一个主教的戒指，也从未听说他曾为了政治上的方便 而改变其宗教习惯。 ①见《旧约・传道书》，第三章。——译者
他说：“波士顿有句老话，‘我们的宗教来自罗马，我们的政见则出自
本土。’”他对天主教统治集团并不敬畏，对政教分离的明智性也是完全同意 的。１９５９ 年，他写信给我说：“赞成政教分离和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两 者之间一点也不矛盾——恰恰相反……我并不认为……做一个天主教徒和履 行你的宪法义务两者之间有（任何）矛盾。”他在一所天主教女子学校答复 人家询问时曾说，“承认赤色中国不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有个神父听到他 这句话感到很恼火，就问他道：“肯尼迪参议员，你不相信所有的法律都是 上帝制订的吗？”参议员立刻顶住他说：“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当然相信
——不过这同国际法没有什么关系。”
虽然他生来富有，而且花钱毫不在意，但他对积累更多的金钱却没有 特别的兴趣。
他同那些对旁人的需要漠不关心的富翁们没有共同之处。他投票时有 一贯的主张，不顾自己的（以及他父亲的）经济利益——例如在石油和煤气 问题上。他的父亲也从不强制他或是他们弟兄中的任何一个继承自己的金融 事业。
这位参议员除了使用一般的表和领带别针外，从不戴戒指，或佩上钻 石的领带别针以及任何其他珠宝饰物。所有他的政府薪金——作为国会议 员、参议员和总统——都捐献给慈善事业，约计五十万美元。他的竞选运动 虽然花钱很多，却总避免那种可能被指责为炫耀金钱的铺张浪费（诸如广告 牌、报刊上的整版广告或者电视广告节目等）。但他对于父亲的财富使他能 担任公职而不需要在经济上依靠一些有势力的压力集团这一点，并不感到羞 愧。相反，他把自己的幸运当作是一种义务：“被上帝赏赐了很多东西的人。
就有必要做很多的事情。”他还请他的妻子把艾伯特・爱因斯坦的这段 话保存在他的文件夹里：
我每天一再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赖 别人——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辛勤劳动，因此我必须 竭尽全力，以便给予别人以等量的东西。
杰克・肯尼迪喜欢波士顿，波士顿也喜欢杰克・肯尼迪，但是他一向 总不止是一个波士顿人。就象许多对情侣那样，他们很少生活在一起。他诞 生在波士顿郊区的布鲁克莱因。在他的个性逐渐形成的时期，他是生活在纽 约的布朗克思维尔。他父亲将全家搬到那里去，因为他认为一个爱尔兰天主 教徒商人及其子女在波士顿是没有多大发展机会的。１９４６ 年，肯尼迪初次 参加竞选时，还是一个羞怯的、瘦弱的、二十八岁的众议员候选人。他在波 士顿那个难弄的第十一选区竞选，因为众议员詹姆斯・迈克尔・柯利就要退 休了。
作为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他并不坚持他工作班子的成员一定要来自 他们为之服务和研究的那个州。事实上，他倒宁愿不要马萨诸塞人。他告诉 我：“这样，如果他们工作不得力，我可以不受任何政治上的压力或义务来 留用他们。”然而他的新英格兰经济问题的助手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这 一点他也觉得好笑。有一次，当我将代表他去出席马萨诸塞州商人的一次宴 会时，他向我建议，如果有人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人，就告诉他们，我是“来 自西海恩尼斯港的，因为宴会上不会有一个那地方的人”。
我们具有不同的思想背景，多数职业自由派对他缺乏好感。但是我发 现他是真实的、最老的那种自由派；具有无拘束的思考的自由人。他随便地 就承认，他进入国会，只具有很少的或者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哲学。许多“职
业自由派”的放肆态度使他感到“不愉快”。正如他在 １９５９ 年秋季曾写信给 我所说的那样，他并不反对，
一般人认为的那种自由派的信条。你肯定被看作是自由
派，而我希望，我在一般意义上也属于自由派，但我们两人对 那些教条主义的自由派都有意见。……这些人是如此地反对 我……“保守派”这个字眼有许多含义，是我不希望同它划等 号的。对我更为确切的字眼是“克制”。我认识许多政治上的 保守派，我同他们是无共同之处的。
肯尼迪曾看到许多左派和右派的献身政治生涯的人，他们的观点都可 能是僵硬的和固执的；他们对各自的政治思想上的领袖们的主张如鹦鹉学舌 一样毫不加以思考或者重行检查。适成对照的是，他则自行投票，并不受任 何其他参议员或参议员集团，或任何个别的私人和集团意愿的约束。
１９６０ 年他在对纽约自由党的演说中，对自己的政治信条作了最正式的 陈述：
我相信，作为国家目的的根源在于人类的尊严；作为国家 行动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自由；作为国家同情心的根源在于人 类的感情；作为我们的发明和思想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考。
… … 自由主义……对人的才能的信心……理智和判断……是今天世界 上我们最良好的，也是唯一的希望。他谈这些话，也相信这些活。但他并没 有写下来，当然也没有用这样的夸大的措辞谈论哲学上的观点。他通常总用 较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他在政治分野中的立场：
一个具有几分克制感的北方民主党人。
一个凭自己的良心来为国家谋求利益的温和的民主党人。
一个讲求实际的自由派……一个实用主义的自由派。
当有人问到他希望成为哪一种类型的总统，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时，他 回答说：“我希望做一个负责任的总统。”或许他的妻子对他作了最好的概 括：“一个没有幻想的理想主义者。”
作为参议员、总统候选人和总统，他处事的衡量标准是：行得通吗？
于事有补吗？同时，他虽然经常地，但并不总是这样说：通得过吗？他能以 惊人的速度来掌握一个复杂问题的本质。同时，他的天性永远站在问题的进 步的一面；但他天生的小心谨慎，要求他以证据和经验来检验他那些直觉。
这种对于有成功可能性的事物强调现实主义的态度，使得许多批评他的人和 评论家把他描绘成实用主义者。他确实基本上是个实用主义者。但他也兼具 唯心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强烈气息。每一天发生的令人失望的事提醒他——他 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但这并不使他惊异或沮丧。他是如此关心世界 的未来，以致永远不会对现状感到满足。的确，他在竞选时期和在白宫的岁 月里，他对这个国家和这个星球的情况的分析一贯是以这几个字开始的：“我 不满足于……。”
他的成长
以上的描绘大部分既适用于他在 １９５３ 年的情况，也适用于他在 １９６３ 年的情况。不过在这两个时期他已是不同的人了。１９５３ 年，他所具备的品 质没有比下列这些更为显著、更为重要的：他的成长潜力、好学精神，以及 钻研和调查问题并坚持亲自取得经验的决心。他总对新的挑战和竞争感觉兴 趣，他几乎对一切事物都有无限的好奇心——人物、地方、过去、未来。对
那些没有什么话可讲的人他感到很不耐烦。他不愿使别人感到厌烦，也不愿 别人使他感到厌烦。但他乐于仔细倾听掌握新情况或具有新思想的人所谈论 的几乎任何话题，而且他从不遗忘他所听到的东西。他经常阅读书刊，而且 读得很快——杂志、报纸、传记和历史（也阅读小说，不论好坏）。有时，
他常在飞机上或游泳池旁为我高声朗诵一段他认为特别有力的文章。
如果说，他对手下工作人员并不放松要求的话，那末他在打乱他们的 生活和工作时间表时，至少却显得比以前更为抱歉。他对一般公众也是这样。
１９５３ 年，他把汽车停放在华盛顿闹市区一个“不许停车”的牌子前面时，
曾微笑地对我说：“这就是哈姆雷特所说的‘官员们的蛮横无礼’。”但是十 年以后，他于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在纽约坐车从飞机场到市区去时，却坚持不要总 统通常具有的警卫车队，情愿接受车辆往来和红绿灯所造成的耽搁，因为不 这样，他在车辆高峰时刻到达就会给纽约市民造成很大的不便。
他对自己的计划遭到挫折和对他的一些书面批评也越来越习惯了。１９５４ 年，当波士顿《邮报》的社论指控他“牺牲了他的选民的最大利益”时，他 感到十分烦恼。可是 １９６３ 年，当右翼作家维克托・拉斯基在其《约翰・Ｆ·肯 尼迪：这个人及其神话》一书中把他从别人文章里断章取义地搜集到的关于 肯尼迪一家的一切不利的谣言和传说全部刊印出来时，肯尼迪对此书及其作 者都置之不理，并认为与其说他是危险的，不如说他可笑到了可怜的地步。
拉斯基和其他批评他的人能揭露他在当众议员、参议员和总统时所采 取的立场前后有矛盾，这件事并不使他感到意外或是沮丧。他在 １９６０ 年说 过：“我们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中都在学习，……事情在变……情况在 变……如果你还去执行那些失败了的政策，……那你就太不聪明了……”
例如，他并不认为，在他当波士顿众议员时发表的关于提高农场收入 或扩大世界贸易的意见要使他终身都受到约束。１９６１ 年，一个共和党众议 员引用了众议员肯尼迪在 １９４９ 年批评杜鲁门对华政策的一篇激烈的演说来 攻击肯尼迪。肯尼迪总统虽然没有在对他早期政策观点的讥刺面前退却，却 毫不迟疑地对向他提问的新闻记者们说：“我在 １９４９ 年的演说比今天更强调 了对人身的批评……我要说，我今天的观点比 １９４９ 年的观点更符合于事 实。”
显然，在后来的岁月中，他比当一个年轻的众议员时更为开明，用他 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还刚刚走出父亲的家门”。他仍然不愿根据公认的 陈规滥套去思考问题，或者笼统地泛泛而谈，或根据教条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他仍然不愿为了变革而去搞变革，或者在需要妥协的时候去反对妥协。但是 他更为关心的是思想和理想，而不象过去那样主要关心的是赢得胜利。在我 们第一次会面时，他曾关切而冷静地向我谈到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地方的失业 统计数字。可是 １９６０ 年在我们驾车穿过西佛吉尼亚州时，他去访问了一所 失业矿工的棚屋，回进汽车时，看来显然有所触动。他沮丧地摇摇头，什么 也没说。
不象那些开口尽是答复人家问题的自由派那样，他一开始总是询问。
而且他还胜过大多数“自己奋斗出来的人”，因为他所养成的深刻信念不是 从父母那里承袭来的，也不是由环境强加给他的，而是他自己论证和学习的 结果。
在他从政的初期，他的外交政策演说有着一种好战的调子。在他看来，
国防是外交的主体，裁军只不过是空想。但是随着他的观察能力和责任的加
深，在他身上重新树起了致力于和平的责任感。他在白宫任职期间，没有一 件事比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使他得到更大的满足了。
１９５４ 年，这位参议员并不太重视最高法院关于取消种族隔离的那项历 史性决定，可是不到十年，他竟成为历史上因维护平等权利而行使总统的一 切行政、立法和道义上的权力的第一位总统。
这位年轻的众议员曾投票赞成《麦卡伦国内安全法》，并对麦卡锡主义 破坏别人名誉的问题不够敏感——这一点是他自己承认的。当他成为总统以 后，他把恩里科・弗米奖金①授给了备受攻讦的 Ｊ·罗伯特・奥本海默②，赦 免了共产党领袖朱尼厄斯・斯凯尔斯，制止了邮局对共产党宣传品的拦截，
还在白宫欢迎过引起争议的莱纳斯・波林③，并且任命了麦卡锡最喜欢攻击 的几个人为政府官员。 ①恩里科・弗米奖金，是以意裔美国物理学 家恩里科・弗米（１９０１— １９５４）的名字命名的。弗米对氢弹发展颇有贡献。
——译者
②Ｊ·罗伯特・奥本海默（１９０４— １９６７），美国物理学家，１９４６— １９５２ 年 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主席，在麦卡锡进行迫害时期，被指控为
“亲共”，后被清洗出该委员会，但最后恢复了名誉。——译者
③莱纳斯・卡尔・波林（１９０１— ），美国化学家，曾直言不讳地批评核 试验，著有《不再要战争了》。——译者
１９５３ 年，他对农业、资源保护和自然资源方面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关 心得更少。他对基本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看法或者尚未成熟，或者十分 肤浅。他对自己的国家及其土地和居民看到的也不多。他从未到过一个采矿 城市，从未视察过一片棉花田，也未访问过一座国有森林。象他后来在贝尔 特农场发表的一篇演说里所承认的，他从未“用犁耕过田，不论是直的犁沟，
还是弯的犁沟”。
但是，到了 １９６１ 年，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位总统曾经象他那么时常察访 和那么深入了解这个国家各个地区的人民和问题的。在民主党召开全国代表 大会前的竞选期间，他在一个阴雨天对内布拉斯加州哥伦布附近的一个农场 视察后，对午餐招待会上的听众说，这个市里的银行家曾告诉他这里银行有 一条基本规则：对于脸上从未沾过泥土和鞋子上从未沾过肥料的人一概不予 贷款。这位波士顿参议员接着说：“今天我有资格借款了。”
他对自己的成长和演变很清楚。伯恩斯 １９５９ 年为他写的传记中，没有 着重写出在他身上发生的“远为深刻的变化”，他对此确实感到失望。“他本 可以把我在学校里表现的马虎作风和我现在表现为热情认真的态度对比一下 的。”这位参议员坦率地把他在政治上的发展同他在学校里的成绩进行了比 较。他对我说：“实际情况是，我在乔特一直鬼混，直到我在哈佛大学读完 二年级时，才对学习真正发生了兴趣。”
有些人会说，他当众议员时一直鬼混，直到他进入参议院的第二年，
才真正对工作发生了兴趣。我觉得为争夺约翰・肯尼迪灵魂的一场内心的战 斗，似乎是在 １９５３ 年展开的——这场斗争关系到肯尼迪将当一个政治爱好 者，还是当一个政治家，他将屈服于奢侈享受的诱惑，还是将从事立法工作。
大多数观察家全认为他在众议院的工作基本上是不出色的——只有一份经常 缺席的记录。由于他健康不佳和漫不经心，再加上因公和不因公的外出旅行，
缺席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了。
在他获得参议员席位并取得令人满意的荣誉以后，他证明在自己所选
定的政治这一行里有相当的才能。当时距离改选还有六年，在共和党控制的 国会和共和党政府之下，一个当选不到一年的民主党参议员的职责既不卞分 繁重，也不令人兴奋。由于他所忍受的痛苦和优愁超过他愿意回忆的地步，
所以在单身汉的日子里，他便喜欢在大西洋两岸举行一些无忧无虑的宴会和 结交上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这有限的日子里，他可以指望享有非常健康 的生活，既可以寻欢作乐，又可以履行公职。这对他具有一种自然的诱惑力。
但是随着他的信念有所加深、他关心事物的面有所扩大，而华盛顿和 世界事务又占去他越来越多的时间，他那政治家的一面逐渐占了上风。显而 易见，约翰・肯尼迪的不同凡响的成长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他所阅读的书 刊，他的旅行，以及从他的伙伴、经历和责任所带来的日益扩大的视野。
１９５２ 年，他被选入美国参议院，赞助他的选民扩大了，他所关心的事 物的范围也扩大了。
１９５３ 年，他结了婚，结束了单身汉的毫无牵挂的生活，并建立了自己 的家庭。
１９５４ 年，一次脊骨手术几乎使他送了命，他把好几个月不能走动的复 原期消磨在冷静的思索之中。
１９５５ 年，他在进行研究和撰写一本书①时，懂得了民主的精髓，以及 担任公职的人同公众之间的关系。 ①指《勇敢人物的画像》。——
译者
１９５６ 年，他成了一个颇孚众望的全国性人物，以接近的票数几乎被提 名为本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１９５７— １９５９ 年，他经常在国内来回奔走，到完全不同于他自己选区的 地区去展开竞选活动，既演说又观察，既教导又学习。
１９６０ 年，他接连成为总统候选人、被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和当选总统，
每一种身份都扩大了他的眼界和责任，也提高了他的洞察力的广度和深度。
１９６１ 年，总统的职务甚至更为深入地改变了他的看法和洞察力。
他的家族
不过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仍然是他家庭里的成员，尤其是他的父亲、
他的弟弟鲍勃①和妻子杰奎琳。 ①鲍勃是罗伯特的昵称。——译者 鲍勃和杰奎琳的作用在本书以下各节中将经常可以看到。约瑟夫・Ｐ·肯 尼迪在他儿子的事业中所起的作用既不象这位父亲有时喜欢自吹的那么大，
也不象他有时自称的那么小。作为父亲通常产生的影响，却往往被那些诋毁 他们父子俩的人夸大成为二种斯文加利①与傀儡的关系。那些熟悉杰克・肯 尼迪的人，知道他为人刚强自信，在青年时期就颇有魄力、热望和独立性。
他们都同意杰奎琳・肯尼迪对一位在 １９５９ 年替他写传记的人所表达的看法，
因为这个人既夸大了老乔的愿望对肯尼迪的影响，也夸大了小乔的夭折对他 的影响。杰奎琳说：“不管我丈夫有多少位父老兄长，他总归是他今大这样 的一个人——再不然就是另外一个领域里的这样一个人。” ①英国 小说家乔治杜莫里埃所著小说《特赖尔拜》中的一个人物，他专为人出坏主 意。——译者
甚至在竞选时，父亲关心的几乎也完全是策略方面的事，几乎从不过 问实质性问题，他知道杰克在大多数政策问题上同他有着尖锐的分歧，他们 是代表不同的两代人在说话。
虽然大使难得忍住不说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很少试图改变杰克的观点，
而且从未设法影响他的投票。在杰克方面，根据我的经历，他也从不同他父 亲争辩。他说：“我不打算改变他的主张，他也不打算改变我的主张。”父子 俩都同意他们可以愉快地保持不同意见。１９５３ 年秋天，我第一次在海恩尼 斯港同约瑟夫・肯尼迪会面时，他对我说：“你不能替我起草演说稿。你的 自由派观点太强了。但是替杰克起草稿子，那是另一回事。”——我后来才 知道这是友好的口吻。
父子俩几乎不可能再不相同了。总统微笑着对全国制造商协会 １９６１ 年 的大会说，在选举中支持他的“没有几个”该会会员，必然是“认为，我是 我父亲的儿于”。父子俩都有一种自然的魅力——但是父亲虽然内心富于感 情，却经常显得执拗和粗暴，而儿子则在外表上总显得很平静。两人都有一 种讨人喜欢的爱尔兰式微笑，但是父亲却比他这无限耐心的儿子容易动怒发 作。两人都具有坚强的意志，能够作出果断的决定，并坚持到底，但是同儿 子的一贯从容镇静相比，父亲的外表要急躁些。父亲平常的谈话往往喜欢夸 张，儿子的讲话无论在私下或在公共场合常常总具有平静而含蓄的特点。
两人都憎恨战争，但是父亲比较倾向于建立一个美利坚堡垒的观念，
而儿子则觉得我们应关心的事情必须是全球性的。在内政问题上，父亲虽然 喜欢早些年代的较为简单的机构和较低的赋税，但是更强调人物和问题的因 素。１９５３ 年，他的儿子对我说：“你知道吗，去年大选的时候，他对总统的 第一个选择是罗伯特・Ａ·塔夫脱参议员，第二个选择是威廉・Ｏ·道格拉斯大 法官？”
父子俩也有很多共同之处：使人欣喜的幽默感、强烈的家庭观念、对 国家情况的关怀、无穷的活力，以及不论形势多么不利或压力多么大时也始 终保持着的自信神情。
（这位总统候选人在尼克松一肯尼迪第二次辩论后听了父亲在电话中 通常给他的鼓励后说：
其他的因素。
杰克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乔的牺牲对我们大家是一次很大的震动。他件件事都干
得很出色，而且以极大的热情去干。就连在一个象我们这样弟 兄姊妹很多的家庭里，他的地位仍然是无法填补起来的。
但是，对杰克和他的父亲来讲，兄弟鲍勃在某种程度上是接近于填补 起这个位置。
鲍勃比杰克小九岁，青年时代同哥哥并不那么亲密。哥哥说：“我记得 第一次遇见鲍勃是一年夏天在科德角，那时他才三岁半。”我记得 １９５３ 年我 第一次遇见鲍勃的时候，他还没有显现出后来使他成为如此重要的一个内阁 成员的那份耐心和观察力。他应友人人事处处长弗朗西斯・弗拉纳根的邀请，
接受了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一个工作人员的位置。当时在狂热的委员 会主席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的主持下，该委员会即将横行一时。肯尼迪参 议员告诉我，他反对他的弟弟接受这个位置，但是又不愿意阻碍他。没有多 久，鲍勃就离开了麦卡锡和他的总顾问罗伊・科恩，鲍勃说，他们不太注重 事实。
在那些日子里，当鲍勃受到挫折时，他可以象他的体格那样粗野（就 象以前他的哥哥乔外表看来那样）。当时，他也倾向于比较好斗的观点，这 使他父亲很喜爱他。但是他的绝对的忠诚和冷静的判断力，使得他成为不那
么爱好争论的哥哥的一个难能可贵的知心人。在 １９５２ 年杰克竞选参议员的 时候，正象在 １９６０ 年他竞选总统时那样，鲍勃理所当然地被挑选为竞选经 理。比起任何一个职业政客来，可以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他可以把“不”字 说得更有力点，还可以以更大的权威代表候选人讲话。参议员在接见一个记 者时说：“如果明天我遭到什么意外，我的弟弟鲍勃将竞选我的席位，正如 乔死了以后我就进入政界一样。”鲍勃的独一无二的作用几乎在以下的每章 里，都体现出来了。
另一个弟弟特迪①日益表现出来具有杰克那种热情洋溢和受人爱戴的 吸引力和天生的政治本能的迹象。１９５７ 年 ９ 月，《星期六晚邮报》的一篇文 章里概括说：
肯尼迪弟兄的热情的钦佩者……满怀信心地盼望着有一
天杰克会进入白宫，鲍勃在内阁里当上司法部长，而特迪则成 为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但是就连热情的钦佩者也认为，那一
天就算真会到来的话，也还是很遥远的。 ①特迪是爱德华的 昵称。——译者
杰克代替哥哥乔成了肯尼迪家族的领袖，他成了提出忠告和帮助的源 泉和肯尼迪家族热爱的对象。反过来他对父母和弟妹们的赞许也比对任何别 人（除了他的妻子外）的赞许更为在意。他对他们的旅行、配偶、教育、事 业、仪表、古怪行为和意见都真诚地感兴趣。例如，他在白宫时甚至还抽空 同他妹妹帕特①的丈夫彼得・劳福德②谈论他的演戏工作，并为彼得尽了些 力而不让他知道。 ①即帕特里夏。——译者
②彼得・劳福德，美国电影演员。——译者
尽管肯尼迪家的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每一个人都同这位参议员有所 不同，而他们彼此之间也有所不同。不过他们全被真诚的父母子女和兄弟姊 妹的感情联系在一起。这种感情由于家庭的悲剧和自豪感而得到加强。他们 全非常好强，在家里相互竞争。可是到了同外界竞争时，他们团结一致的热 忱使杰克增添了力量，并使他的对手感到畏惧。
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不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但她生得异常俏 丽、极其聪明，而且具有无比的魅力，因此她是一笔天生的政治资产。当她 同肯尼迪在他们的朋友查尔斯，巴特利特家中会面时，她是一个不关心政治 的女记者。据她说，“巴特利特老脸厚皮地做了一年的媒。”１９５３ 年夏天，
她第一次到参议员的办公室参观时（作为他的未婚妻），似乎为他的工作的 复杂性吓倒了。同年 ９ 月 ２１ 日，他们在纽波特结婚后，她使肯尼迪对艺术 稍微发生了一些兴趣，肯尼迪也使她对政治稍微发生了一些兴趣。
她是在远离政治斗争喧嚣的优雅的社交界里长大的。最初，她在政界 和参加政治工作的人中找不到什么吸引她的东西。政治占去她丈夫的时间太 多了。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们过于频繁地侵犯他们俩的私生活。有位记者引用 她谈到他们新婚生活的话说：“就好象是同旋风结了婚一样。就我同杰克见 面这件事来说，政治多少是我的一个敌人。”她并不想撰写演讲稿或是去纠 正错误，虽然她对丈夫事业的兴趣逐渐增长了。她在 １９６０ 年一次简短的谈 话中承认，她“从小到大受的是共和党人的教养。但是你得先做一个共和党 人，才能认识到做一个民主党人多么好。”
她迟迟不愿接受竞选运动和四下握手这种辛苦生活，肯尼迪也不愿强 加给她，这是可以理解的。每当她能陪他一起旅行时，她那羞怯的妩媚和微
笑总加强了群众对候选人的兴趣。但是在他们婚后的初期，她宁愿寻找一些 较为文静的方式来帮助比她大十二岁的丈夫：把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法文著 作翻译出来，为了跟上他的阅读而学习历史（她说：“他比我同他结婚前所 想象的要严肃得多。”），尤其重要的是，要为他提供一个轻松愉快的家庭生 活，使他可以抛开对世界事务的烦恼。
第二章 参议员
约翰・肯尼迪并不是参议院伟大的领袖之一。几乎没有什么具有全国 性重要意义的法律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１９５８ 年 １１ 月，当他在参议院结束 了传统上不活跃的参议员的新手生涯以后，他为参议院作出重要贡献的机会 又因为竞选总统的种种要求而日益减少——除了为公正的劳工改革和抵制非 法买卖进行过战斗。
在肯尼迪任职的头四年里，他参加的两个委员会——劳工委员会和政 府工作委员会——几乎没有处理过什么重要的立法工作。他想为政府工作委 员会争取重要任务（例如调查院外活动）的努力和他想以自己在该委员会的 席位换一个比较重要的委员会中的席位的努力都落空了。１９５７ 年，多数党 领袖林登・约翰逊提名他为有声望的外交委员会委员，不过 １９５５ 年当参议 员肯尼迪还在欧洲时，我就曾有机会写信给他说：
林登・约翰逊终于成功地补救了他提名你为外交委员会 或财政委员会成员所遭到的失败。他已推荐你去担任波士顿 国家古迹委员会的委员：
尽管如此，综观他在参议院的八年，参议员肯尼迪还是可以为他在委 员会中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工作、为他参与的重大辩论、为他帮助挫败了不一 定有益的措施，以及为他可以居功的一些较小的法案、修正案和法案修订而 感到自豪。所有这些工作并不是尽人皆知或引起争议的。例如，他首先提出 的那项决议案，导致了“三人智囊团”就西方对印度和巴基斯坦援助标准所 作的研究。这件事极其重要，但很少被人提起。回顾一下他的投票记录以及 他所倡议的、尔后又被通过的法案和修正案，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日益扩大的 视野、日渐加深的信念，以及对选民、对各种思想日见增长的兴趣。除了因 病缺席外，他在唱名投票时的出席记录有所改善——虽然由于他在 １９５９—
１９６０ 年的竞选活动和他在委员会中责任的加重，在时间上往往不免发生冲 突。（１９６１ 年，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见尼基塔・赫鲁晓夫时曾提到，当这位部 长会议主席访问美国时，他们曾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会见过。
赫鲁晓夫回答说：“我记得……那天你迟到。”） 同其他参议员的关系
参议员肯尼迪始终不是参议院核心集团的正式成员。这个“俱乐部”
的影响被它的辩护人和它的诋毁者共同夸大了。肯尼迪太年轻、太自由主义、
太直言不讳。在他担任第一任参议员的初期，在参加一次全院的辩论时，他 离开他的后座向前排靠拢，暂时坐到了参议院中的“老前辈”卡尔・海登的 身旁。海登四十多年前就已经进入国会了。肯尼迪一贯对历史感兴趣，于是
他问参议员海登，在这段时期内，国会如果有变化的话，到底有些什么变化。
海登回答说：“从前新议员是不发言的。”
不过即使在肯尼迪担任参议员的初期，年资较长的参议员也会同意海 军第一次提升他时所写的报告：“很乐于工作，工作非常认真。”几乎所有的 参议员都喜欢他和尊重他。民主党内的同僚也很赞赏他，因为请他在捐款宴 会上发言或在电视报告会上露面，总是有求必应的。他的亲密的友人既有约 翰・谢尔曼・库珀这样的自由派共和党人，也有乔治・斯马瑟斯这样的保守 派民主党人。他对院内辩论所作的贡献，以细致的事实和冷静的逻辑性而受 到了好评。他在委员会里和在全院的独立投票被誉为明智、勇敢和克制的产 物。
在他的同事中，他并没有真正的“敌人”——可能只有两个例外。一 个是缅因州的女参议员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肯尼迪在 １９６３ 年把她称 为“一个很可怕的政治人物”。
在他为其他新参议员竞选人奔走期间，史密斯把肯尼迪替跟她竞争的 一个民主党对手所作的竞选活动看作是对她个人的冒犯。她是持这种看法的 唯一的共和党参议员。
另一个“敌人”是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麦卡锡和肯尼 迪有很多理由应该接近。没有一个州比马萨诸塞州拥有更多的支持麦卡锡的 人。没有一家报纸比波士顿《邮报》更忠于麦卡锡的全部事业。在 １９５２ 年 的参议员竞选运动中，麦卡锡没有在马萨诸塞州发表演说，由于肯尼迪和洛 奇两人都拿不准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就都没有对他的做法提出疑问。麦卡锡 的委员会在 １９５３ 年曾聘请鲍勃・肯尼迪做他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以前，他 曾到科德角去拜访过肯尼迪家的女孩子们。有一段时间，他还受到过肯尼迪 大使①的嘉许。 ①指约翰・肯尼迪的父亲。——译者
但是麦卡锡追查赤色分子、左倾分子和追求头条新闻等滥施淫威的做 法，往往践踏了那些无辜者的自由权利和情感；约翰・肯尼迪是一个富于理 性、通情达理的人，不可能对所谓麦卡锡主义的极端主义无动于衷。他投票 反对批准麦卡锡的朋友罗伯特・李去主持联邦交通委员会——这次投票变成 了对麦卡锡的实力和观点的一次考验。在这次投票后，麦卡锡在走廊里遇到 肯尼迪时总连头也不点便走了过去。麦卡锡还为下列几件事感到很失望：肯 尼迪支持查尔斯。奇普”・波伦出任驻苏大使；不顾麦卡锡私下的要求，支 持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Ｂ·科南特出任驻西德大使；支持哈奇法案的一项 修正案，该法案使麦卡锡的朋友、当时国务院安全事务的首脑斯科特・麦克 劳德无法发表政治演说；以及后来反对提名麦克劳德出任驻爱尔兰大使。（肯 尼迪对我说：“对他们想去掉麦克劳德的要求我很同情，他为什么老是挑剔 可怜、古老的爱尔兰呢？”）
此外，肯尼迪还是麦卡锡担任主席的政府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中麦卡 锡一方的眼中钉（麦卡锡又是该委员会所属调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当麦 卡锡打算委派前参议员欧文・布鲁斯特为全体会议总顾问时，肯尼迪担心布 鲁斯特著名的那种手法会把小组委员会犯下的一切罪恶又转移到全体会议上 来，于是出面拖延并挫败了这项任命。由于科利斯・拉蒙特①拒绝答复有关 他所著书籍的质询，麦卡锡想要定他藐视传讯罪，但遭到肯尼迪在委员会中 的阻挠……
参议院中的民权问题
①科利斯・拉蒙特，美国知名的作家，专门从事苏联问题的讲授和著 作，１９４３— １９４６ 年任美苏友好协会会长。——译者
民权问题在马萨诸塞州不是一个重要的争端，因为反对种族歧视的正 义的法律和持续不断的种族歧视行为在那里已经相安无事地共存了许多年。
虽然如此，肯尼迪当众议员和参议员时，都曾参加到两院中拥护民权的小集 团中去。他支持一个强有力的公平就业委员会，支持取消人头税，支持反对 私刑的立法，并支持修订关于妨碍议事活动的规则。在来自新英格兰的众议 员中，他是第一个委派一个黑人做他的工作人员的。
１９５７ 年，他支持行政部门提出的温和的、但是创先例的选举权法案。
不过他要我查清关于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提出的那项裁定，即绕过由委员 会审议该法案的做法，是否有任何法律根据。①当我报告说，我从参议院的 规则和先例，以及从宪法中都找不到这种根据，而且这会使保守的参议员们 在工作权和众议院的其他法案上要同样的花招时，他便支持莫尔斯的没有成
功的要求，即民权法案应按正常程序送交委员会，并须在一星期内审议完毕。
①根据正常的表决程序，向国会两院提出的议案均先送交有关的常设委员 会，在委员会里进行讨论表决，作出通过、修改或否决的决定，然后再向两 院提出，供两院全体会议审议。——译者
许多维护民权的民主党人私下也同意莫尔斯的意见，认为放弃传统程 序所引起的恶感会使一个强有力的议案更难获得通过。但是由于他们担心在 政治上被尼克松和共和党人的策略所击败，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全投票支持尼 克松的裁定，而肯尼迪支持按正常程序的投票，则被民权派的领袖们谴责为 企图在总统竞选中争取南方的支持。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一次代表大会 上，在波士顿黑人领袖们的信件中，在报刊社论和专栏文章里，肯尼迪的投 票都受到了攻击。
他在不止一篇演说中曾引用过一首据说是在一个逝世的议员的文件中 找到的传奇式的诗篇：
在生命行将熄灭的余烬里，
令我引以为憾的是：
我做“对”了时，没有人会记住，
我做“错”了时，没有人会忘记。
工会的舞弊行为和改革
不过他在参议院里冒着风险去得罪的对象，在传统的民主党联盟的成 员中还不止是黑人和南方人。有组织的劳工长期以来一直是肯尼迪的强有力 的同盟者。他在参众两院任职期间，始终都在两院的劳工委员会内工作。劳 工领袖们赞赏他在众议院反对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在参议院带头争取提高 最低工资、改善社会保险，其中包括医疗照顾、支援经济萧条地区，以及确 定全国失业补助金的标准等。他在劳工方面作出的成绩，用夸张的政治语言 来说，是“百分之一千”的。马萨诸塞州的卡车司机工会（他们同他们的全 国性领导人所干的贪污行为从来没有什么牵连）一贯是拥护肯尼迪的。但在 １９５７— １９５９ 年间，肯尼迪和他的劳工界朋友之间的关系却变得十分紧张起 来。
为了进一步搜集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当时由约翰・麦克莱伦为主席，
罗伯特・肯尼迪为总顾问）最初揭发出的工会贪污的材料，参议院在 １９５７ 年成立了一个调查工会舞弊行为的专门调查委员会，由麦克莱伦小组委员会
和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抽调人员组成。
麦克莱伦和鲍勃・肯尼迪继续担任原来的工作，约翰・肯尼迪也应邀 参加。
他知道这意味着要拿他同有组织的劳工的良好关系冒险——而且至少 有两个想担当国家重任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斯图尔特・赛明顿都拒绝参 加。当时还有暗示，说只要鲍勃・肯尼迪“做得漂亮”，全国卡车司机工会 就支持约翰当总统候选人。① ①这大概意味着卡车司机工会主席吉 米・霍法原来自认为是民主党内的一个实力人物，但是，在调查开始以后，
他竟然说肯尼迪弟兄们一心想打击他，因为他是共和党人。
但是不管这里面有些什么政治陷阱，肯尼迪却很感兴趣。自从他在众 议院研究了塔夫脱－哈特莱法案以后，他对工会内部一些安全保障措施就很 感兴趣。作为参议院劳工委员会劳工立法小组委员会主席，他知道他不可避 免地会被卷入听证会上所提出的任何立法建议（虽然他放弃了离开劳工委员 会而接受另一个委员会职位的机会）。很多已被挑选出来的、具有人所共知 的反劳工观点的工会舞弊调查委员会委员们，特别是具有那些观点的南卡罗 莱纳州的斯特罗姆・瑟蒙德，很想在肯尼迪谢绝当委员的情况下，接替他的 位置。这着重地说明了肯尼迪接受这个职务的艰巨性和必要性。
他决定参加这个委员会。他主持委员会作出有关劳工改革的立法。在 他的国会生涯中，他第一次以几年的时间，精力非常集中地，几乎排除一切 杂务地专搞一项立法。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他是“破釜沉舟”，不 争取劳工支持他竞选总统了。参议员本人后来有一次超然地自我评价时——
它既不是吹牛，也不是抱怨——提到，这“肯定是任何总统候选人所能承担 的最艰巨的政治任务了”。
劳工领袖们对他先是冷淡、猜疑，后来则是激烈地反对。劳联一产联 主席乔治・米尼在肯尼迪为他提出的改革法案召开的一次听证会上大声嚷 道：“愿上帝把我们从我们朋友的手中拯救出来吧！”——对此，肯尼迪冷静 地回答说：“米尼先生，我也要说这句话。”机械工人工会主席艾尔・海斯把 肯尼迪比作阿根廷独裁者庇隆。其他的人则试图在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谴 责他。但是这时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威廉・诺兰就一项福利及养老金法案提出 并几乎要通过一批反劳工的修正案。米尼和工会的大多数高级领导人才逐渐 勉强地认识到，通过某种立法是不可避免的了——而可供选择的对象是：要 么通过肯尼迪的劳－资改革法案，以铲除他们既不能否认也不能宽恕的舞弊 行为；要么就通过诺兰的劳－资关系法案，以限制他们工会谈判的权利。
在随后发生的斗争中，多数劳联一产联领袖既支持建设性的法案，也 支持他们自己志愿的法规。这次斗争使参议员极为深刻地看到了劳工领袖们 的品质。象贝克、霍法以及他们的流氓朋友这样一伙人很快便从其他人中孤 立出来。不过他发现，并不是所有正派的工会领袖都能象霍法那样有效地行 使权力。在一次旅途中他对我说，有些人因为多年掌权，已经变得软弱无力，
并同他们的工会会员们脱离接触或互不协调了。有些人思想贫乏，单靠他们 手下的人和律师来办事。有些人只不过是傀儡，不能有效地控制他们的工会。
有些人，象建筑行业和铁路兄弟工会的领导人很有能力，因为他们把精力全 部集中在对会员有影响的问题上，并且对两党的朋友都给以报酬。
企业界的人也怨恨肯尼迪弟兄，因为他们揭露了资方同舞弊分子的勾 结。美国律师公会主席也怨恨这位参议员，因为他发表声明，指责有组织的
律师对于其会员同舞弊分子勾结，侵吞工会经费的事“显然漠不关心”，而 他则对此深表关切。各种各样的民主党政客也对肯尼迪弟兄俩施加压力。当 那个以伊利诺斯州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史蒂文森密友的身份闻名的杰 克・阿维代表一个当事人要求参议员肯尼迪进行调解时，参议员告诉他，只 有总顾问肯尼迪能制止调查。等阿维和他的同事离开，到委员会办公室去以 后，参议员把鲍勃叫来告诉他，他认为这个请求“令人作呕”。
随着这些反对者的压力增大，肯尼迪的决心也增大了。在拉尔夫，邓 根、哈佛大学劳工法专家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以及由其他六位学者组成的 一个小组的帮助下，他起草了一份劳工改革法案，掌握了劳工法的错综复杂 细节，并且第一次真正掌握了立法的程序。１９５８ 年，肯尼迪一艾夫斯法案 在参议院以八十八票对一票获得通过，结果在众议院却被葬送了。１９５９ 年，
经过在院内长期艰巨的斗争，肯尼迪一欧文法案以九十票对一票获得通过。
这个法案于是同众议院所通过的兰德勒姆一格里芬法案一起提交会议 进行协商。肯尼迪宁愿通过一项折衷方案而不愿什么法案也不通过，他终于 能从众议院通过的法案中删去了十五项限制工会正常活动的条款，同时却保 存了他自己的关于限制工会舞弊行为的条款。虽然最后的文本总的说来更接 近于参议院的法案。但他却认为法案不冠上他的姓名是更为策略的。
在整个这项长时期的立法努力中，贯穿了调查性的探索工作。当他签 署麦克莱伦委员会报告时，一些全国性的和马萨诸塞州的工会领袖们被激怒 了。他回答说，如果他不签字，他在参议院里关于这个问题的信用就会丧失 掉了。但是这使他在政治上既有损失。
也有收获。电视观众们对肯尼迪兄弟越来越熟悉了，他们看到肯尼迪 兄弟严厉地盘问那些不诚实的工会领袖，并教训那些滥用诚实会员基金的骗 子。同麦卡锡的作风不一样，这个委员会给一切证人以提出事先准备好了的 声明的权利，给予提出问题进行盘问的权利和获得证词文本的权利，反对一 人作证，完全防止自证其罪。
参议员办公室
在肯尼迪担任参议员期间，参议院办公大楼第 ３６２ 室的房门总是敞开 着的。肯尼迪的参议员工作使他自己和马萨诸塞州的选民都感到满意。
一开始，工作步调是狂热的，工作时间也很长。他的工作人员全出力 地干，因为参议员也很出力，还因为他的活力和热忱具有感染性。巴里・戈 德华德①对一个朋友说，晚上他离开大楼时，仍然在办公的唯一的办公室必 然是肯尼迪的办公室。走廊正对面副总统尼克松的办公室里，秘书们经常分 两班工作。但是肯尼迪办公室里的女秘书们既没有加班费，也没有补休，一 贯工作上十小时、十二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而且几乎没有人调班。（尼克松 和肯尼迪一起进入国会，彼此相当友好。１９５３ 年肯尼迪举行的一次鸡尾酒 会上，来宾包括他的全体工作人员，连速记员也在内。来宾还有理查德・尼 克松一家。
副总统偶尔也到我们办公室来看望一下，１９５５ 年还送了一篮水果来，
表示欢迎参议员从疗养中归来。在这以前，当民主党在 １９５４ 年的选举中以 一票之多似将重新控制参议院时，副总统把我找去说，他无意让共和党人趁 肯 尼 迪 住 院 的 机 会 把 参 议 院 组 织 起 来 。） ① 巴 里 ・ 戈 德 华 德
（１９００—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１９６４ 年曾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译者
参议员对他下属的工作并不总是满意的。他不喜欢抱怨者和工作拖拉 的人。他想知道实情和争执双方的论点，但是他特别厌恶只向他报告坏消息 的人。他总想知道更多的细节和书面的东西，同时总能看到每一行动或每一 见解可以配合进去的更为广阔的图景。
他作为雇主，象他平时的为人一样，对雇员是很耐心的，不过他不能 容忍效率不高和工作无能的人。他一向平易近人，肯倾听别人的意见，能迅 速领会一项建议，只有在没有建议的时候才感到失望。当他对我们的工作表 示不同意或不满意时，他从不提高嗓音。诚然，他很少对任何工作人员发火，
而且即使发火，为时也很短。但是他作为参议员，却有一个对行政官员说来 很严重的弱点，即他不愿辞退任何人。
１９５３ 年，他原来分派给我的工作是为新英格兰的经挤草拟一份立法计 划。这件事就在那一年里导致他在参议院全院会议上一连发表了三篇内容广 泛的演说，提出了若干法案、有关的演说和向全国性杂志投稿的文章，并建 立了新英格兰参议员会议的正式组织（由一个内布拉斯加人担任秘书）。
他在参议院发表的一系列演说中所建议召开的新英格兰参议员会议是 他和马萨诸塞州的同事、彬彬有礼的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共同发起的。从 那以后，我们两个办公室在马萨诸塞州的各项问题上就密切合作、共同工作，
我们召开了一些联席会议，发表了一些联合公告。
虽然索顿斯托尔和肯尼迪两人在全国性政策方面往往投不同的票，但 彼此尊重，也颇亲密。他们两人都由于同对方合作而亭有额外的政治支持。
这两人私下宁愿同一位反对党同事分享参议院特权，而不愿同他们自己党的 一个竞争者分享这种特权。他们轮流带头提出有关马萨诸塞州的联合提案。
这些提案在这位老资格参议员的 １９５４ 年和 １９６０ 年竞选运动中，将称为索顿 斯托尔－肯尼迪法案，而在 １９５８ 年的竞选运动中则称为肯尼迪－索顿斯托尔 法案。他们两人对此是完全有默契的。
关于他处理问题是从地方着眼，还是从全国着眼这一问题，最严峻的 考验出现在 １９５４ 年年初，当时圣劳伦斯航道问题①再一次在参议院提了出 来。这个问题二十年都未获通过。马萨诸塞州的所有参议员和众议员不问党 派和地区，二十年里一直投票反对它。
肯尼迪在 １９５２ 年竞选中也反对过它。马萨诸塞州的港口业和铁路业是 反对这个法案的院外集团中的中坚分子。波士顿的码头工人一向是肯尼迪的
忠实支持者。他们也谴责这个法案，认为它是对他们工作的一种威胁。
①圣劳伦斯航道系美国和加拿大在圣劳伦斯河联合修建的一项工程，目的在 于使圣劳伦斯湾和安大略湖之间可以通航远洋轮船。此项工程在美国引起长 期争论，直到 １９５４ 年国会才批准美国参加修建。——译者
但是参议员出于他的个性，要我替他汇集有关的客观事实——事实表 明这条河道不会造成人们所说的那种损害，而且从国家利益来看，是很需要 的。如果美国再拖延下去，很可能（这在 １９５２ 年还不清楚）加拿大就会独 资修建这项工程。他吩咐草拟一篇演说支持这项计划，但在第二天以前不作 最后决定，让他好“考虑一晚”。
第二天，他承认自己没有睡多少时间。几年以后，他作出了远比这一 次艰巨和危险的决定而没有失眠。不过这一次在许多方面都成为这位三十六 岁参议员的一个转折点。
他没有义务为航道投票，从而危及他的政治根据地。没有人要求他为
任何一方发言。假定他不声不响投一次反对票，也没有人会注意。但是他决 心代表国家利益。他对他的选民们说，他们的地区性观念只会使这个国家的 其他地区继续忽视他们。最初，他仍然踌躇不决。随后，他把头一摆——我 经常看到他这样一摆，意思是说，“嘿，这是我好歹必须做的事”——走到 参议院讲坛上，发表了这篇演说。
他引证他的州历来反对此事的传统，并宣称，“我不能接受对一个美国 参议员职责的那种狭隘的看法。”我自豪地站在大厅的后边，人们立即围着 我，向我索取演说稿。
这篇演说被认为是参议员一生事业以及关于航道问题辩论的一个转折 点。航道法案终于成了法律。波士顿《邮报，指控肯尼迪“使新英格兰遭到 毁灭”。１９５８ 年，他的对手指控他，他这样做是为了帮助约瑟夫・肯尼迪在 芝加哥的商品市场。波士顿市议会的一个朋友告诫他，不要参加 １９５４ 年圣 帕特里克节日的游行，以免在码头工人住宅区被人辱骂和遭遇更坏的事。但 是他大踏步前进——没有发生意外事件。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他不愿逃 避他的听众中可能出现的敌意行为，无论是在波士顿、杰克逊、休斯敦、加 拉加斯或达拉斯。
在参议院的演说
肯尼迪每发表一次讲话，工作人员总要事先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在 国会图书馆，他以借阅参考书最多而闻名。他在参议院发表的重要演说并不 象有些比较喜欢讲话的同事那么多，他也不以一篇演说所受到的宣传来衡量 自己或其他人发言的效果。
参议员肯尼迪发表的经过最仔细研究、受到最广泛宣传、但完全遭到 官方忽视的演说之一，就是 １９５７ 年概述美国和西方通过谈判最终解决阿尔 及利亚自决问题的利害关系的那篇。这篇演说在随后的年代中证明大部分都 说对了，而且在某些方面也不幸而言中，但当时它在巴黎和华盛顿都受到尖 锐的批评。他后来发现，他的姓名和演说在整个北非却受到人们欢呼——访 问过阿尔及利亚营地的一个美国记者曾向参议员谈到，他当时感到很惊讶，
因为那些疲乏、肮脏的叛军向他询问肯尼迪当选总统的可能性。不过美国并 没有阿尔及利亚选民，因此记者们便拚命寻找他们的政治动机。
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这篇演说，同参议员多年来认为西方殖民主义 具有危险性的信念是一致的，同他在较早时期发表的关于法属印度支那的两 篇演说也是一致的。他在 １９５３ 年和 １９５４ 年曾说过，越南人民实现独立的问 题拖延得越久，我们对法美两国的反复的预言——法国即将取得军事胜利—
—相信得愈久，那么越南和它的姊妹国家一旦获得完全自由后，其前途就将 愈加困难。当时他还不能预见到，他自己将如何深深地被卷入这些正确地预 见到的困难中去。的确，在许多问题上——阿尔及利亚问题、印度支那问题、
印度问题、波兰问题、拉丁美洲问题以及防御问题——肯尼迪的演说都大大 地走到了他的同事和头条新闻的前面。
当肯尼迪在参议院发表的一篇重要演说引起了同反对党的辩论时，他 通常能坚持立场，顶住资历较老的共和党参议员的攻击。例如对于霍默・弗 格森为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政策”①削减陆军实力所进行的辩护，对于斯 泰尔斯・布里奇斯反对肯尼迪关于增加对印度援助的请求，对于威廉・诺兰 以一票之差击败肯尼迪提出的鼓舞波兰民族主义的一个方案，或是对于霍 默・凯普哈特要求参议院举行秘密会议，以辩论肯尼迪指责我国战略部队团
步自封的问题等，都是如此。
他的著作
①１９５３ 年 ７ 月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提出了所谓“新面貌政策”， 强调美国不直接卷入局部战争，加紧武装外国雇佣军队，组织侵略性军事联 盟，扩大战略空军，发展新武器，建立“报复性”的攻击力量。——译者
除了演讲稿以外，他在任期之中还开始为杂志写了大量的文章——包 括立法、政治、外交政策、经济问题和历史等方面。在这项工作上，他也要 我给予帮助。早在 １９５４ 年，他曾要我读艾加著的《联合的代价》一书中的 一节，因为这一节一直使他感觉兴趣。其中讲到了约翰・昆西・亚当斯作为 马萨诸塞州联邦派参议员的独立风格。他说，如果我们能找到更多的这种参 议员抵抗选民压力的事例，那末他就有材料好写一篇有价值的杂志文章了。
他希望提醒人们，政治是——而且能够是——最崇高的职业。
后来，在 １９５５ 年 １ 月中旬，参议员闲着没事干。他因为背部动手术后 需要疗养，正在棕榈滩父亲的住宅里卧床休养。他有时没精打采，有时满心 烦躁。他知道自己的头脑需要一种引人入胜的活动以补偿身体不能活动的痛 苦。通过电话和信件往返商讨，他的《政治上的勇气》一稿的规划复活了。
他写成了草稿，送了一份给《哈珀杂志》去考虑。
文章暂时定名为《政治勇气的典范》。这时，一种念头已在参议员的心 中日益滋长起来，即这类材料很多，足够写一本书而不仅是一篇文章。
哈珀对于出版一本书很感兴趣，源源不断的材料开始送到参议员床边 的小桌子上。
我在 ３ 月中旬以前一直没有见到他，但是我几乎天天通过信件，有时 还通过电话接到他的指示——把书给他送去，起草一些备忘录，查对资料来 源以及搜集种种材料。他浏览了二百多本书籍、期刊、杂志、《国会记录》
和旧的报纸，还有我父亲同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诺里斯来往的信件以及其他 来源的资料。
他坚持要了解所写书每一章的全部历史背景。在他边读边写时，他对 自己的政治哲学以及在民主政治中一个担任公职的人的职责，产生了远较过 去深刻的见解。
除了绪言和尾声两章以外，大部分手稿在 ６ 月 １ 日他回到参议院前都 已经完成了。几箱子的书，大部分是国会图书馆的财产，从棕榈滩运回了华 盛顿。他在办公室和家里仍然日日夜夜地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最后，他选定 了这一书名：《勇敢人物的画像》。
随着《勇敢人物的画像》在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 １ 日的出版，约翰・肯尼迪不 再是“初出茅庐的参议员”了。这本书立即成为一部历久不衰的畅销书。它 博得了不少好评，并译成了好几十种文字，从波斯文到古吉拉特文①。虽然 除了其中的一章外，想把这本书改编为电视剧本或电影剧本的尝试在 １９６３ 年以前都失败了，但是大多数章节都已由发行量很大的杂志和报纸予以转 载。一些作品评论午餐会和大学也邀请作者去发表演讲。许多荣誉学位开始 象雨点般地落到他的身上。但是他一生中受到的最使他高兴的荣誉是 １９５７ 年获得的传记奖“普利策奖金”。
①印度的一种语言。——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