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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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

绚丽多姿的希腊神话与奇伟壮观的荷马史诗，是古希腊人引吭而歌的第一声。同其他民族的神话一样，它产生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那时，

在人同自然的斗争中，无法认识自然，战胜自然，只有“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正如高尔基所指出的

“一般讲来，神话乃是自然现象，与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希腊神话经过几百年的口头流传，然后在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神谱》以及古希腊的诗歌、戏剧、历史、哲学等著作中纪录下来。

后人根据这些零散的材料整理成为目前通行的希腊神话故事。

两千多年来，古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在西方一直享有极高的地位。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荷马史诗备受推崇。荷马史诗的自发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也泽润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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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斯神系

——古希腊神话故事

古希腊神话主要由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组成。

古希腊的神有新旧之分。

旧神系统讲述开天辟地和宙斯之前神族变化的情况，反映了古希腊人对宇宙发展的理解。古希腊人认为，宇宙最初一片混沌，从中最先出现了大地女神该亚，接着出现了黑暗与光明。该亚生下第一代天神乌拉诺斯，并与之结合生下十二个提坦巨神。这些巨神又彼此结合，生出了日、月、星辰。乌拉诺斯对自己的子女十分仇恨，一生下来就关在地下，不让他们看见光明。

地母该亚极为愤恨，鼓动子女们起来斗争。其中只有克洛诺斯起来反抗。打败了乌拉诺斯，救出了被囚的兄弟，做了天神。克洛诺斯娶了妹妹瑞亚为妻，

他的父母告诉他，将来他会被自己的一个儿子所推翻。于是，克洛诺斯把所生的子女吞掉，但最小的儿子宙斯被瑞亚藏了起来。宙斯长大后设法让克洛诺斯吐出所有的子女，然后联合兄弟姐妹和克洛诺斯交战。经过十年的“提坦之战”，终于把克洛诺斯推翻，在奥林匹斯山上建立起以宙斯为首的庞大家族，称为“奥林匹斯神系”。

“奥林匹斯神系”是一个庞大的神系，亦即是所谓“新神”，其中够神资格的成员有数百位，而最主要的是十二位大神。

凌驾于诸神之上的是主神宙斯（即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他掌管雷电霹雳和风雨行云，被称为“众神之父和人类之王”。他由第二代天神克洛诺斯和瑞亚所生，长大后推翻父王，成为天地主宰，威力无边，能随意降祸赐福。

神后赫拉（即罗马神话中的朱诺）是宙斯的姐姐和妻子，不仅掌管空气，

还司婚姻和夫妇之爱，是女性尤其是孕妇和产妇的庇护者。她专横残暴，嫉妒成性，经常报复她的情敌。

海神波塞冬是宙斯哥哥，他手执三叉戟，驾着金鬃铜蹄马拉的车子巡行海上，并能呼风唤雨，引起地震。传说他曾同赫拉・雅典娜一起反对宙斯，

失败后被罚修筑特洛亚城墙。

太阳神阿波罗是著名的神祗之一，他兼管光明、青春、医药、畜牧、音乐和诗歌，他曾追求过女神达佛涅，女神拒绝他而变成一棵桂树，他只好取其枝条编成花冠，这就是“桂冠”的由来。

智慧女神雅典娜相传是从宙斯脑袋中全副武装跳出来的，她为了与波塞冬争占雅典，使岩石上长出一枝象征和平的橄榄枝，而成为雅典的守护神。

火神赫菲斯托斯是宙斯与赫拉的儿子，因站在母亲一边同天父争吵，被宙斯扔到海里，跌成瘸腿。他能建筑神殿，制做各种武器和金属制品，其技艺高超，被认为是工匠的始祖。

爱与美之神阿佛罗狄忒，掌管人类的爱情、婚姻、生育及一切动植物的繁殖生长。她是宙斯和海洋女神狄俄涅之女，她从海水泡沫中诞生，以美丽著称，时常由时光女神、美乐女神和小爱神厄洛斯伴随。在罗马文学中，她与当地丰产女神合在一起，名为维纳斯，是夫妻之爱的庇护者，被尊为罗马人的祖先。

此外，还有冥神哈得斯、月亮和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战胜阿瑞斯、农神得墨忒耳、神的使者兼亡灵的接引神赫尔墨斯等，这十二位大神高居山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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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视下界，决定神族大事，参与凡人争战，真可谓神国的“内阁”。

英雄传说与祖先崇拜相联系，在故事中讲述着远古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祖先的英雄业绩。在古希腊人心目中，英雄是神和人结合生下的后代，充满着积极进取，勇于冒险的英雄主义气慨。英雄传说以不同英雄或事件为中心，

形成了许多系统，主要包括：赫拉克勒斯建功立业的故事，伊阿宋率领“阿尔戈”号英雄们夺取金羊毛的故事，忒修斯为民除害的故事，俄狄浦斯与命运抗争的故事，七英雄攻打忒拜城的故事，特洛亚战争的故事，奥德修斯重返家园的故事等。

赫拉克勒斯是全希腊闻名的英雄。他是宙斯和人间女子结合所生，后来喝了赫拉的奶汁，变得力大无穷，武艺超群。他拒绝了恶德女神的引诱，不愿默默无闻地终老，而选择了美德女神为她指出的不畏艰难建立功勋的人生道路。他杀猛狮，砍水蛇，擒怪鸟，为民除害；又引来河水，一夜之间清扫了积粪如山的奥吉亚斯牛圈，表现出非凡的智慧。他后来被接上奥林匹斯山与青春女神赫柏结了婚，成为永生不死的英雄，受到古希腊人的敬爱。

古希腊神话区别于其他民族神话的突出特点，则是“神人同形同性”。

神在其他一些民族的神话中，多是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以妖魔、鬼怪为其形体特征，表现了野兽的性灵。希腊众神在外形上则和人一样，有男有女，

有美有丑，还有喜怒哀乐的感情和吃喝穿睡的需要。恋爱、争吵、打架、同情、嫉妒、残忍、七情六欲俱全，各种品性皆有，俨然是一个人的社会。神与人的不同仅在于他们长生不死，在各自掌管的领域具有无上的威力，能主宰人间祸福。

古希腊神话以其丰富多采和富于青春气息著称于世。它孕育了整个古希腊文学艺术，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都从中取材，因而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古希腊神话对后代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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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亚战争

——荷马史诗

相传为荷马所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两颗璀灿的明珠，其原始而粗犷的气息，朴素而崇高的风格，令人惊叹不已。

《伊利亚特》叙述的是希腊人远征特洛亚城的故事。

传说特洛亚战争的起因是为争夺一个名叫海伦的希腊女子。阿喀琉斯和女神忒提斯结婚，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所有的女神都被邀请了，却偏偏漏掉了专管争执的女神阿瑞斯。因此这位女神在嘉宾毕至、盛宴方开的时候，偷偷地溜了进来，放下一个金苹果，上面刻着：“属于最美者”。赫拉、雅典娜和阿佛洛狄忒三位女神都自以为自己长得最美丽，看见这金苹果便争吵起来，他们闹到主神宙斯那里，宙斯不愿偏袒哪一个，要她们去找特洛亚的王子帕里斯。

三位女神来到帕里斯面前，都以最大的酬报许给他，只要他把金苹果判给自己。赫拉许他成为亚细亚的国王，雅典娜许他成为伟大的英雄和战士，

阿佛洛狄忒许他成为世间最美丽的女子的丈夫，年青的帕里斯便将金苹果判给阿佛洛狄忒，从此以后，赫拉和雅典娜恨透了帕里斯，甚至也怀恨特洛亚人。阿佛洛狄忒履行了她的诺言，帮助帕里斯在希腊作客的时候，把美丽的海伦——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拐走了。

王后被拐走，这件事引起了全体希腊人的愤怒，于是墨涅拉俄斯的哥哥，

密刻奈国王阿伽门农倡议召集希腊各地的王室英雄，共同去攻打特洛亚。他们调集了十万大军，一千一百多条快船，发动了远征特洛亚的战争。奥林匹斯山上众神也分成两个敌对的集团，帮助希腊人或特洛亚人作战。可是，攻打了九年，希腊人也没有把特洛亚城攻下来。

《伊利亚特》集中地描写了这场战争第十年里二十多天的事情。

第十年上，希腊联军的统帅阿伽门农因为和联军的一员勇将阿契里斯争夺一个女俘，发生了争执。《伊利亚特》就是从他们的内讧开始写起的。阿伽门农从阿契里斯手中抢走了那个女俘以后，阿契里斯便忿然退出了战斗。

希腊军中最使特洛亚人害怕的将领本来就是阿契里斯，这样，特洛亚人就乘机大举进攻，一直把希腊人逼到海边，眼看连战船都快保不住了。这时，阿契里斯的部将帕特洛克罗斯看见希腊军情势危急，感到十分痛心，便请求阿契里斯把盔甲借给他，奔上战场。特洛亚人看到阿契里斯的盔甲，以为帕特洛克斯就是阿契里斯，便都纷纷逃跑，希腊人的危局总算被挽回了。可是，

帕特洛克罗斯毕竟不是特洛亚最勇猛的大将赫克托耳的敌手，就在特洛亚城外，被赫克托耳杀死了。

帕特洛克罗斯是阿契里斯最亲密的伙伴，他的死使阿契里斯感到十分悲痛和后悔。这时，他才决定跟阿伽门农和好，重新参加战斗，为战友复仇。

他狂暴地向特洛亚军进攻，所向无敌，最后赫克托耳同他交战，他把赫克托耳杀死了。

阿契里斯为帕特洛克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葬礼。特洛亚的老国王普里阿摩斯从阿契里斯手里把他的儿子赫克托耳的尸首赎回去，为他举哀下葬。这个从阿契里斯的忿怒写起的史诗，便在这里结束了。

历时十年的特洛亚战争结束以后，胜利的希腊将领纷纷带兵回国。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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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塔刻岛的国王奥德修斯也带着他的部将，乘船向故乡进发。可是奥德修斯回航的旅程很不顺利，他在海上一直漂流了十年；这十年的历险经过，就构成了《奥德赛》的主要内容。

离开了特洛亚，奥德修斯同他的伙伴们首先到了喀孔涅斯人居住的地方，攻下了王城，并同他们组成的庞大军队作战，离开那里后，到了吃迷莲的人住的国土，吃了这种迷莲就忘记了家乡。然后他们又到了巨人岛，被一个独眼巨人捉住，关在山洞里，奥德修斯用酒灌醉巨人，又用火烧灼的木棒弄瞎了巨人的眼睛，自己藏在羊肚子下面，逃出了巨人的洞。此后他们又到了风之国、吃人的莱斯特律戈涅斯巨人国、喀耳刻巫女的海岛、冥土、盘踞着海妖的礁山，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等他们离开了太阳神的岛，所有的伙伴都给淹死了，只留下奥德修斯一个人，漂到了女神吕普索的岛国，留住了好几年。后来他到了淮阿喀亚岛，国王阿尔喀诺俄斯盛情招待他，送他许多礼物，给他准备船只，使他回到了故乡。

在这十年中间，奥德修斯的妻子珀涅罗珀一直在等待他，但岛上的许多贵族公子料想奥德修斯不会再回来，都向涅罗珀求婚，死赖在宫里大吃大喝，

他的儿子忒勒马科斯这时也已长大成人。奥德修斯假装一个乞丐回到家里，

试探他的妻子，跟儿子一起杀死了那些求婚的人，又残暴地处死了帮助求婚者的奴隶，重新作了“伊塔刻岛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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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欧美小说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国有三种文学在发展着，即人文主义文学、民间文学和封建文学。而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人文主义文学已经形成强大的洪流，占居主导地位。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是欧洲近代小说的开端，

也是继希腊文学以后的欧洲文学的又一次高峰。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因而人文主义新文学出现也最早。乔凡尼・薄伽丘是第一个通希腊文的人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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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篇故事”

——薄伽丘的《十日谈》

乔凡尼・薄伽丘（１３１３—１３７５）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著名作家。父亲是佛罗伦萨商人。薄伽丘从小就热爱诗歌，熟读维吉尔・奥维德和西塞禄的作品，后来又结识了许多人文主义学者。薄伽丘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文艺复兴的初期。当时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出现比西欧任何国家都早，他们跟封建贵族和僧侣阶级之间的斗争特别激烈、经历的时间也很长。在政治上，薄伽丘是当时共和政体的拥护者，封建专制制度的敌人，他曾参加过佛罗伦萨的一个行会，执行共和国复杂的外交任务。

薄伽丘用拉丁文写了许多科学著作，都是论述古希腊，罗马文化方面的问题，这在反对中世纪世界观的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用了二十多年工夫写成《诸神的家谱》，力图揭示神话的现实基础。

薄伽丘的主要创作是“俗语”写的。他早期的文艺作品就已经反映了新的人文主义观点，作品大多取材于古希腊、罗马传说，一般都歌颂人间的爱情与欢乐。例如，１３３８年开始写的长篇小说《菲洛哥罗》叙述一个青年异教徒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姑娘的恋爱史；长诗《泰萨依德》（１３３９年）中比较优美的章节是叙述两个青年朋友的爱情与友谊的美丽故事；长诗《斐拉斯特洛》（１３４０年）讲一个特洛亚战士和希腊女俘虏的爱情故事；《爱情的幻影》

（１３４２年）在结构与形式上与但丁的《神曲》有类似之处，但它却展示了现实生活的美，歌颂科学与艺术，歌颂爱情的欢乐；长篇小说《菲亚美达》（１３４５年，表现了更多的面向现实生活的倾向，是一本描写一个妇女不幸的爱情的书。这些作品在当时都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比起作者的巨作《十日谈》

来，显然都是次要的。

《十日谈》大约成书于１３５０—１３５３年间，全书共有一百篇故事。说故事的是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七个年轻女子和三个青年。他们为了逃避１３４８年的大瘟疫，住在佛罗伦萨城外的一座庄园里，每天讲一个故事，在十天中轮流讲完了这一百篇故事，故名《十日谈》，其中好多天所讲的故事都能各自构成一个具有中心思想的单元。

在《十日谈》中，作者撕下了僧侣们道貌岸然的华丽的外衣，对教会的罪恶予以无情的揭露。在第一天故事第二中，通过犹太商人亚伯拉罕到罗马的见闻，把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天主教的最高领导中心——罗马教廷，指出罗马已经“不是一个神圣的京城，而是一个容纳一切罪恶的大洪炉”在第一天故事第一中，生前无恶不作的夏泼莱托，死后竟被教会尊为圣者，遗体供人瞻仰，这是对宗教的有力嘲讽。那些自称代表上帝意旨的僧侣们，在薄伽丘的笔下，一个个都成了可笑的小丑。他们表面上道貌岸然，背里却是男盗女娼。其中有诱奸民女的修道院长，霸占民妻而把其丈夫禁锢在地窖中的修道院长，胡乱骗取乡人的教士，严办有奸情的修女而自己也犯有同样过失当场出丑的女修道院院长……。这些对教会揭露和批判的故事，有力地反映出新兴资产阶级摆脱宗教桎梏的要求。

《十日谈》中有相当一部分故事讴歌爱情自由，肯定人有享现世幸福生活的权利，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反对等级观念，有力地批判了禁欲主义。

在这方面，它比但丁的《神曲》进一步面向现实，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第四天第一个故事，通过萨莱诺亲王唐克烈的女儿绮思梦达和男仆纪斯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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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的悲剧，歌颂了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强烈控诉封建社会对妇女的迫害，

揭露门第婚姻的不合理和封建道德的虚伪。作者通过绮思梦达的口，向封建世俗偏见进行有力的批判，提出了评价人的新的标准。她说：“人类向来是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这个故事被认为是《十日谈》

中最感人的故事。在第五天故事第七中，通过“白痴”西蒙由愚钝变为聪颖的奇迹，作者指出，爱情并不象教会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罪孽，而是一种可以启发人的智慧，鼓舞人们去争取幸福的高贵的感情：“爱情的力量有多么神圣，多么伟大，可以给人带来多大的好处。”

《十日谈》中还有一些故事赞扬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才干和智慧，敢于进取和高贵精神，为新兴资产阶级大唱颂歌。

应该指出，《十日谈》中也有不少糟粕，宣扬了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和纵欲放荡的丑恶行为，有些描写过于粗野，对读者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十日谈》艺术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它的结构和风格两方面。

《十日谈》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如果包括有些天故事的引子，总共有一百多个故事。如何把这些故事缀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需要作者精心地构筑。薄伽丘借鉴了阿拉伯文学《一千零一夜》的框架结构法，但与《一千零一夜》不同的是，薄伽丘具有明确的创作主题，即反禁欲主义，这个主题是全书结构的主线和灵魂。因此，作者在安排这些故事中，将内容类似的故事编在同一天内，并按一个总题（只有第一天和第九天没有总题），使之纲目清楚，旨意明确。薄伽丘考虑了这些故事在思想内容上的层次，把它们安置在合适的地位。例如第一天的故事，全都是对当时炙手可热的天主教会的讽刺和揭露，其中故事第二是全书的总基调。第十天的故事明显地与前几天的故事不同。第七、第八、第九天的故事嘲笑了那个时代的家庭，描写了男女偷情对传统家庭的破坏，而第十天的故事说明了薄伽丘并不是一个无道德主义者，它们赞扬了“恋爱方面或是其他方面所表现的可歌可泣，慷慨豪爽的行为”。这样的安排，突出了全书主题的严肃性。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作者也注意故事之间的联系，作者有时让“国王”或“女王”讲一个故事，作为全天故事的引子，在这一天的结尾交代下一天的故事内容，使之过渡自然，让同一个人物在不同故事中重现，来加强短篇故事集结的连环性，

例如，卡拉特林出现在四个故事中，勃伦诺和布法马可出现在五个故事中。

《十日谈》的主要风格是讽刺和幽默。薄伽丘从反教会的需要出发，规定了全书的总风格：对虚伪的僧侣或是冷嘲热讽，或是嬉笑怒骂；对市民的轶闻趣事，则以幽默的笔调使读者发出健康的笑声。例如第一天的第二个故事，杨诺在罗马看到了这些寡廉鲜耻的基督僧侣的所作所为后，作者笔锋一转，使故事得出一个出人意外的结局：既然如此腐败的基督教还是屹然不动，

那么它一定是比其他宗教更“神圣”，因此，杨诺决定改信基督教了，这样的讽刺真是入木三分。如第六天的一些故事，描写的都是市民的一些生活片断，虽然有些故事的内容琐碎了些，但作者以其特有的幽默，表现了世俗生活的乐趣，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

《十日谈》的故事大都取材于中世纪的民间传说，拉丁故事集和东方寓言。在这里作者突破了中世纪小说单纯说故事的方式，企图在描写自然现实，

勾勒人物特征，刻划人物心理和塑造典型形象方面探索新的途径。这对于以后欧洲小说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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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高尚的疯子”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１５４７—１６１６）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最杰出的作家，也是欧洲文学史中有着巨大影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唐吉诃德》几乎是家喻户晓，几百年来，一直愉悦着亿万人的心灵。

塞万提斯生活在西班牙社会大动荡的年代。当时的西班牙正处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封建势力尚占统治地位。自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

这个地跨欧亚大陆的殖民大帝国急遽地衰落下来。反动的君主专制制度勾结天主教势力对人民实行残酷镇压，实行重税政策，资本主义因素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与此同时，对外进行疯狂的军事扩张，无休止的战争耗尽国力，经济凋数，人民起义不断发生。

塞万提斯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１５６９年，曾随红衣主教去意大利，受到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文学和艺术的影响，后来又加入了西班牙驻意军队，在对土尔其的海战中受了重伤，落下了残疾。１５７５年回国途中，又被土耳其海盗掳去，在阿尔及利亚的苦役中，度过了五年的囚徒生活，直到１５８０年才由亲友赎出回国。此后的生活也很坎坷，穷困潦倒，干过军需，税收等工作，也接触到农村生活。１５８７年后因履行职务而得罪了教会和权贵被逐出教门，并数次被诬入狱。这种种个人经历使他看到社会的黑暗并同情被压迫人民的不幸命运。

塞万提斯的创作多式多样，诗歌、戏剧、小说等各种体裁尝试过，但他最重要的作品则是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全名为《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

塞万提斯写作《堂吉诃德》时已五十多岁。当时，荒诞的骑士传奇在西欧各国早已销声匿迹，而西班牙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向外扩张，建立霸权，想用骑士的荣誉和骄傲来盅惑青年贵族去冒险。因此，这种骑士小说正适合他们的需要，在西班牙仍然风行一时。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作者，对此深为厌恶，他把消灭荒诞的骑士文学看成是西班牙从封建主义的锁链里解放出来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思想启蒙。

他写作《堂吉诃德》目的就在于此。他在该书序言中这样宣告：“我的愿望无非要世人厌恶荒诞的骑士小说。堂吉诃德的真人真事，已经使骑士小说站不住脚，注定要一扫而空了。”果然，《堂吉诃德》出版以后，社会上迷恋骑士小说的狂热不为减退，西班牙从此很少出版骑士小说。１６０５年《堂吉诃德》第一部问世，备受读者欢迎，不到一个月就出了三个盗印的版本，

引起反动贵族和教会的惊恐。１６１４年出现了一部化名伪造的《堂吉诃德》续集，作者化名为阿隆索，费尔南德斯・德・阿维利亚纳达，他代表中世纪的天主教和反动贵族势力，对塞万提斯进行恶毒的攻击，并歪曲作品主人公的形象，使堂吉诃德和桑丘变成了粗俗、下流的人物，妄图藉此抵毁作家的声誉，抵销作品的社会影响。对此，塞万提斯无所畏惧，带病坚持赶写续集，

于１６１５年出版，这是对反动势力的一个有力反击。

小说描写西班牙有个老绅士堂・吉诃德，年约五十，他蜇居在拉曼却村，

读骑士小说入了迷，决心恢复骑士道，模仿古代骑士去周游天下，打抱不平。

他穿一身曾祖留下来的破烂不全的盔甲，提着长矛，骑上一匹可怜的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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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离家去冒险。他选中邻村的一位姑娘做他的理想的“夫人”，终身为她服务。他给她取个贵族名字为杜西尼娅。从此，这个女子在他的心目中，变成了一位高贵的、美丽的公主。一切准备停当后，他就开始远行，立志冒大险，建奇功、成大业，献身于游侠事业，俨然是救世主了。他前后出走三次，

每次都丢盔弃甲，几乎丢了性命。第一次单枪匹马出游就极为不利，被打得

“象干尸一样”，横在驴背上被邻居送回。家人看到他被骑士小说害到如此可怜地步，便把满屋子的骑士小说一烧而光。第二次他说服了一个农民桑丘・潘沙做他的侍从，答应有朝一日让他做岛上的总督。于是又干出了不少愚蠢可笑的事来。第三次出游，桑丘在公爵的一个镇上当了“总督”。堂吉诃德迫不及待地要实现他的改革社会的理想，结果，主仆二人受尽折磨，险些丧命。一些闲暇无聊精神空虚的老爷太太，把他俩当做难得的开心玩物，

导演了许多令人捧腹而又不忍的恶作剧。最后，堂吉诃德被家人用计抬回家来，一病不起，临死时他才清醒过来，说“我从前是疯子，现在头脑灵清了”，

“才知道那些书上都是胡说八道，只恨悔悟已迟”。

小说广泛地反映了十六、十七世纪西班牙的社会生活，并以恢复古代的骑士扫尽人间不平的主观幻想与处在资本主义兴起阶段的西班牙社会的丑恶现实的矛盾作为情节的基础。

作者以犀利的讽刺笔锋对西班牙的上层统治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鞑和嘲骂，对人民的苦难寄予深切的同情。公爵夫妇是上层统治阶级的代表，表面豪华的公爵府第，内囊早已空虚。为了寻开心，他们不惜指挥上百个奴仆扮演妖魔鬼怪，残酷地折磨堂吉诃德主仆。作者揭露了以公爵夫妇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空虚和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掩饰着的阴险、凶残的本性。官僚们贪污纳贿，买卖黑奴，卖官鬻爵。这些以血腥手段爬上去的官僚们有什么本领呢？两个市政府委员因学驴叫挑起了两个小市镇的流血的械斗，他们还得意地为有这善学驴叫的“一技之长”而感到“自豪”。反动的专制君主为维护其野蛮的统治，必然对内镇压，对外侵略。作者借堂吉诃德之口大骂巡逻队（即“神圣友爱团”）：“你们是结队的强盗！借神圣友爱团的特权拦路打劫的。”好大喜功的国王疯狂地进行军事侵略，七千名西班牙士兵为保住在突尼斯果雷塔这座殖民城堡而全部牺牲，无辜士兵，尽成炮灰。在反动暴君统治下，国内外都面临重要危机，统治阶级往往以挑起宗教冲突或民族矛盾来摆脱困境。被驱逐的摩尔人李果德父女的悲惨遭遇就是对这种反动政策的血泪控诉。人民活不下去了，只好铤而走险。深夜里，堂吉诃德主仆二人在绿林深处碰到“满树的尸体”。“那时地方官府捉到土匪和强盗，往往把二三十个一起挂在树上绞死”。书中的强盗首领罗盖・吉那特就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西班牙人民爱戴的侠盗。作者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官逼民反的真情。

作者为我们塑造一个“不畏强暴，不恤丧身”，立志扫尽人间不平的喜剧性人物堂吉诃德。骑士道本是反映封建经济的观念形态，在西欧封建制度进入全盛时期的十一世纪流行，随着封建经济的解体和火枪在军事上的应用，它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可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堂吉诃德却认为，要扫除社会不平“莫过于游侠骑士和骑士道的复活。”这一情节冲突既具有喜剧性又具有悲剧性。在小说第一部中，作者着重揭示了堂吉诃德性格中的喜剧因素。他带着幻想中的骑士狂热，把风车当成了巨人，把穷客店看成了豪华的城堡，把理发师的铜盆当做魔法师的头盔，把羊群当军队，把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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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犯当做受害的骑士。他冲杀过去，不但没有帮助别人解除苦难，反而给人们带来灾难，他善良的动机，得到的却是危害人的恶果。堂吉诃德把牧童安德瑞斯从地主的皮鞭下救了出来，自以为做了好事，扬长而去，可是他一走，

牧童却遭到更加残酷的鞭打。后来，安德瑞斯气愤地指责他：“凭我多么倒霉，总不如受您帮忙倒霉得厉害。但愿上帝诅咒您！诅咒世界上所有的游侠骑士！”堂吉诃德就这样单枪匹马地向社会冲杀过去，他“挨够了打，走尽背运，他遍尝过途艰辛。”骑士道在它产生的时代，本是一种严肃的道德规范，可是，这个犯了时代错误的堂吉诃德却要在现实生活中恢复过了时的骑士精神，因而使得他成了一个夸张的、滑稽的、喜剧性的角色。

堂吉诃德坚信骑士道，如果有谁否认游侠骑士，在他看来“就仿佛要人相信太阳不放光，冰霜不寒冷，大地不滋育万物一样。”他从来不承认失败，

并想出种种可笑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认为是摩术师跟他作对，剥夺了他的“胜利光荣”。他不怕人们议论、讥笑和咒骂，他说“名人而不遭毁谤，那是绝无仅有的”。他不怕遭受侮辱和打击，他虽然被人当做疯子一样关在笼子里，

但不以为苦，反以为荣，他也不失去信心，还安慰别人：“干了我们这一行，

这种灾难都是免不了的。”他更不怕死，他把非洲凶狮的笼子打开，凭一把又锈又钝的短剑，敢于和狮子决一胜负。作者把堂吉诃德放在种种意料不到的场合，反复突出他醉心铲除人间罪恶的这一特点，从而展示了他性格中的这一高贵品质；为了追求自己的正义理想而置危险于不顾，愿为社会牺牲自己的性命。与单纯的喜剧性角色不同，在主观上他又是一个带有悲剧因素的人物，一个有着崇高精神境界的“疯子”。

只要不提骑士道，堂吉诃德的谈吐应答都十分高明，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的见解高出于周围的人，他对社会的批评，对战争、法律、道德、

文学艺术的看法都具有远见卓识，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他追求的理想社会是

“不懂得什么叫做‘我的’，什么叫做‘你的’的“黄金时代”。比起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社会来，这理想是狭窄而又模糊的，是以空想的托古改制的形式出现的，但它是反对私有制罪恶的，是进步的。堂吉诃德心目中的游侠骑士是个全村，既是一个“懂得公平分配公平交易的原则”的法学家，又是神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甚至“会钉马蹄铁和修理鞍辔”。

他的品德上还具有勇敢、文雅、胆大和为了“坚持真理，不惜以生命捍卫”

等各种美德。这样的人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堂吉诃德对妇女所受的侮辱与压迫也十分关注。他热情地支持美貌的玛塞拉摆脱封建偏见，追求个性解放的要求，在他的支援下，牧羊青年巴西琉用妙计战胜了大财主的儿子卡麻丘依仗金钱势力夺取他的恋人的霸道行为。在公爵府中，他要求桑丘破除封建的门阀等级观念，进行人道的司法改革，还要

“亲自视察监狱、屠场和菜市”等等。作者借堂吉诃德之口提出的“改革社会的方案”具有人文主义的特点，他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道德高尚的贤明统治者身上。

堂吉诃德清醒时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智者，糊涂时又是一个乱冲乱撞的疯子。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这些极端矛盾的现象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就构成了他的复杂、丰富、多方面的性格。堂吉诃德这种极为矛盾的性格，是西班牙极端野蛮的君主专制制度社会里产生的一种可恶的现象。堂吉诃德是处在西班牙帝国急遽衰落时代的穷乡绅。那时，许多小贵族、小地主都濒于破产。他们对现实深怀不满，缅怀帝国兴盛时期的繁荣，因而骑士思想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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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穷乡绅中很有影响。堂吉诃德是骑士小说的受害者，他幻想成为一名理想化的游侠骑士，他为社会打抱不平的思想是有现实基础的，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然而这种现象在堂吉诃德身上却构不成悲剧，因为荒诞的游侠行为不能体现严肃的社会冲突，他只能是一个喜剧性的可笑人物。但他追求的理想和崇高的精神却反映了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的要求，这就构成了它所反映的时代要求和这个要求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冲突的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

作者通过这种现象的集中和夸张的描绘，把堂吉诃德性格中内在的矛盾揭露出来，通过喜剧形式，将这种悲剧性的实质揭露出来。唐吉诃德性格中的矛盾正是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西班牙现实社会矛盾的反映。西班牙的资本主义发展迟缓，贵族与教会势力又相当猖獗，思想控制相当严密，社会现实还不能为作家提供改造社会的理想人物，加上历史条件和人文主义思想的阶级局限，因而在《堂吉诃德》中，作者虽然嘲笑骑士制度，却又赞美理想化的骑士精神；痛斥种种罪恶现象，但又把许多社会问题归结到抽象的道德上去。这正是塞万提斯的人文主义理想与西班牙社会现实的矛盾的反映，也是人文主义弱点的反映。譬如，他赞扬代表封建势力的浪荡公子费南铎的改恶从善。这个依仗公爵权势，欺罔好友，奸污劫掠妇女的贵族子弟，因为他“毕竟有高贵的血统和大丈夫的胸怀，”，经神父的说教，不到一日就变成了心地善良而又“履行诺言”的公爵少爷了。以道德说教来改变剥削阶级的本性的做法正是人文主义阶级性的反映。

桑丘・潘沙与堂吉诃德是既对立又互为补充的形象，他的特点是讲求实际。他当骑士侍从不是为了建立“丰功伟业”，而是幻想通过冒险生活寻求一条摆脱穷困的生活出路。他幻想有朝一日当了总督，发了财，驼背老婆就可以坐上金光闪闪的马车。这幻想既反映了他要求改变现状的民主要求，又反映了他做为小私有者的弱点。由于长期受教会蒙蔽和封建思想影响，他目光短浅，狭隘自私。这些弱点随着情节发展逐渐消失，而西班牙农民的机智、

善良和乐观精神在桑丘身上逐渐放出光辉。他一开口便是成串儿的谚语和格言。他对现实有正确的判断力，常常纠正堂吉诃德，他是，风车不是巨人“除非自己的头脑给风车转糊涂了”。他随时随地把主人从幻想领到人世间来。

桑丘从一开始就大骂骑士制度，说他主人“是个十足的疯子”，他没有一文工资，又吃尽苦头，几次要甩手不干，但他还是没有抛弃堂吉诃德，他“爱他爱得像自己心肝儿一样，随他多么疯傻也舍不得和他分手。”堂吉诃德的品德和他要扫尽人间不平的人文主义理想吸引了桑丘，他的忠诚的友情是十分感人的，桑丘跟随堂吉诃德游侠，眼界在扩大，思想性格也在起变化。他的当总督想发财的欲望逐渐由变革现状的民主要求所代替，当他渴望已久的

“海岛”（一个村镇）到手时，他对公爵夫人叮嘱的回答是“好人我会保护，

坏人决不宽容”。他爱憎分明，态度光明磊落。桑丘在当总督的日子里，他的性格显得十分完美。他断案如神，执法无私，“明鉴万里”，改革弊政，

废除酷刑，“锄强扶弱”。堂吉诃德为之奋斗一生没有做到的，桑丘却做到了。他观察敏锐，办事果断。他命令把用饥饿疗法来折磨他的“医生”——

公爵的奸细。他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在公爵布置的“反侵略”战争中吃尽苦头，他与堂吉诃德不同：吃过苦头，绝不重蹈复辙。经过严峻生活考验之后，他把从堂吉诃德那里受感染得来的幻想放弃了。他做了十天总督就立即辞职：“各位先生，请让开一条路，让我回去过我逍遥自在的日子，我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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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是死路一条，得让我回去才活得了命。……请告诉公爵夫人，‘我光着身子出世，如今还是个光身，我没吃亏，也没沾便宜’，换句话说，我上任没带来一文钱，卸任我没带走一文钱。这就和别处岛上的卸任总督远不相同了。”这些话显出他在道德上的真正胜利。塞万提斯不禁发出慨叹：“可惜生在这个罪恶的世纪，陷害他的势力伙同一气，就对他的灰驴儿也没肯轻饶。”通过桑丘的遭遇，作者辛辣地嘲讽了封建统治阶级。

《堂吉诃德》问世三百六十多年以来，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堂吉诃德的名字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在不同的国家都流传着。象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

他是一个“永远前进的形象”。堂吉诃德的名字已经变成普通名词，成了脱离实际、耽于幻想、主观主义的同义语。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著作里不止一次地提到堂吉诃德。他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最卓越的典型人物之一。

《堂吉诃德》乍看似乎荒诞不经，实则隐含作者对西班牙现实关系深刻的理解和概括。作者采用讽刺夸张的艺术手法，把现实与幻想结合起来，表达他对时代的见解，现实主义的描写在小说中占统治地位。在环境描写方面，

与旧骑士小说的装饰性的风景描写截然不同。作者以史诗般的宏伟规模，以农村为主要舞台，出场人物以平民为主，人数近七百人之多，在这广阔的社会背景上，绘出一幅幅各具特色又互相联系的社会画面。他在作品中对西班牙的社会世态、人情习俗、当代重大的事件都作了反映。作者塑造人物也是虚实结合，否定中有歌颂，荒诞中有寓意，并采用讽刺、夸张、对比的方法，

讽刺的范围也十分广泛。作者常借用堂吉诃德的疯话和桑丘的傻话讽刺、鞭挞现实社会。譬如：桑丘曾经幻想通过倒卖黑奴，买个爵位，就可以“安安逸逸地过一辈子”。这种讽刺方法往往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作者一方面取笑桑丘的如意算盘，另方面又讽刺和鞭挞了当时统治者卖官鬻爵，买卖黑奴的罪恶活动。作者在许多地方故意引用骑士小说中的装腔作势的词语和实际情况对比，造成极不协调的对照。又如，堂吉诃德认为他的意中人杜尔西内娅是绝代的佳人，是娇美的公主。她的“眼睛是太阳，脸颊是玫瑰、嘴唇是珊瑚，牙齿是真珠……”但她实际不过是一个乡下姑娘，长得像男人一样，

“身子粗粗壮壮，胸口还长着毛呢”。这种对比既讽刺了骑士小说的文风和它里面描写的矫揉造作的爱情，又嘲笑了堂吉诃德的脱离实际和无病呻吟，

从而收到强烈的讽刺效果。

作者利用骑士小说这种形式，时而针对时弊，时而描绘滑稽荒诞的游侠行径；时而热情歌颂，时而冷嘲热讽，使这种题材具有了丰富的社会内容，

其讽刺效果出人意料。他以骑士小说的写法和口吻构成了他叙述的语言和基调，他从骑士的命名、受封仪式、决斗比武到向贵夫人献殷勤，都采用讽刺模拟手法，模仿得维妙维肖，讽刺、挪揄挥洒自如，引人入胜。小说结构以主仆游侠历程为主线，穿插一些各自独立又与主题相联系的故事作为补充，

加深了主题的深度与广度。三次出游，在不同条件下，堂吉诃德的喜剧性格特征一再重复，加强了读者印象。他一生执迷不悟：“临殁见真”，情节突然一转，戛然而止，突出了结局的悲剧气氛，点明了主题，这是画龙点睛之笔，给人以深长的回味。

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欧洲近代小说，真正着力刻画塑造人物典型的，可以说是从《堂吉诃德》开始。塞万提斯在猛烈抨击骑士小说的反现实主义倾向的同时，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了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两个不朽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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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终于完成了小说艺术上的改革。《堂吉诃德》标志着西班牙古典艺术的高峰。塞万提斯可说是欧洲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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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热”

——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１７４９—１８３２）是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期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作家，他一生跨越两个世纪，正当欧洲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封建制度的日趋崩溃，革命力量的不断高涨，促使歌德不断接受先进思潮的影响，从而加深自己对于社会的认识，创作出当代最优秀的作品。歌德于１７４９年诞生在德意志中部美国河畔法兰克福市，父亲是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做过当地的参议员，他很注意对歌德的教育，母亲是市长的女儿，善于讲故事，从小就培养了歌德对文艺的兴趣。１７６５年，歌德遵照父亲的意思，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他不满学校的经院式教学，自己钻研自然科学和古希腊艺术，同时开始按照宫廷文学的风格学习写诗，模仿莫里哀的作品写喜剧。

１７７０年４月，歌德到斯特拉斯堡继续学习。在这里，歌德认识了许多年轻朋友，有些就是后来“狂飚突进”运动的积极推进者。特别是他与狂飚运动的理论家赫尔德尔的认识，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赫尔德尔引导歌德阅读莎士比亚、荷马和英国启蒙运动文学的作品，引导他搜集和学习民歌，歌德很快就接受了时代先进思潮和文学运动的影响，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而且成为狂飚运动的积极参加者。１７７１年８月，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结束学业，回到家乡。一方面作律师，一方面从事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充满了狂飚运动的反叛精神，在诗歌、戏剧、散文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主要作品有剧本《葛兹・冯・伯里欣根》（１７７３），中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１７７４），未完成的诗《普罗米修斯》和诗剧《浮士德》的雏型《原浮士德》，此外，还写了许多抒情诗和评论文章。这一时期，歌德还写过不少抒情诗，如《五月歌》、《欢迎和别离》等。他摆脱了当时诗坛上那种纤巧绮丽或虚拟唯理的诗风，他向民歌学习，以朴素、明快、音律铿锵的诗句，

表现了对于大自然和对于人生的乐观态度和真情实感，成为近代德国抒情诗的真正创始人。

歌德在魏玛当过枢密顾问，当过部长，后来还升任首相。在狂飚运动时期，歌德反抗黑暗、腐败的现实，但是丝毫不能见效。１７８６年６月，他再也不能忍受封建小朝廷的束缚，改名换姓，私自离开魏玛，跑到意大利。他在意大利呆了两年，相继访问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等文化古城。他接触了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研究了古代艺术的遗迹，研究了自然科学，这些使他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并且都反映在他的创作之中。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是德国文学史上“魏玛古典主义”的繁荣时代。１７９４年，歌德与席勒订交，二人互相帮助，不但合作写了许多警句和谣曲，而且各自完成了他们的一些重要作品。１７９６年歌德写成了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第一部《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１７９７年完成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１８０６年又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

歌德的晚年，欧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法国革命掀起了全欧性的革命高潮，先进国家的工业革命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生产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工人运动已经兴起，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广泛流传，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遍及欧洲。这种情况促使歌德突破了德国的狭隘世界，更多地注意到全欧洲的变化，甚至是世界的变化；更多地接受社会的新思潮，因而也有助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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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前一时期思想上的狭隘性。歌德晚年的创作极其丰富，重要的如自传性作品《诗与真》、《意大利游记》，长篇小说《亲和力》和《威廉・麦斯特》

第二部《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抒情诗集《西方与东方的合集》，逝世前不久，又完成了《浮士德》第二部。这些作品表现了歌德重视实践，肯定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思想，说明他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比前一时期有所增长。《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虽然在艺术上不如《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那样引人入胜，然而它以探求理想的社会制度为中心，认为人们只有在为集体福利而积极劳动中才能获得人生的意义，思想比较开阔、积极。歌德晚年的许多抒情诗中闪烁着唯物主义、乐观主义思想的光芒，在当时消极浪漫主义文学风行一时的德国文坛上独放异彩。《浮士德》第二部的完成尤其突出地表现了歌德晚年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新发展。１８３２年３月２２日，歌德病逝。歌德的创作把德国文学提高到全欧的先进水平，并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１７７４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刚一问世，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在德国，在欧洲，在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在广大青少年中，掀起了一股“维特热”。人们不仅争穿“维特服”，不少人还效法维持，在苦闷中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为什么这部书信体小说竟引起如此强烈反响？对于维持的自杀究竟应如何认识？

维特是一个觉醒中的德国平民知识青年。他有才华，有抱负，然而，日趋没落的德国封建社会却在窒息他。为了摆脱这种环境，他离开庸人聚集的城镇。来到“纯洁无染的乡村”。在这里，他结识了绿蒂并与她志趣相投。

绿蒂的高尚品德和为人使维特深深地爱上她。维特和绿蒂相爱，体现了一种新型的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男女关系。然而，门第的差异和封建的婚姻制度又把他和绿蒂永远隔开。这给了维特以沉重的打击。为了摆脱爱情的苦闷与烦恼，维特又走向社会，企图在工作中寻求精神的解脱。但是，封建官僚的固执、刻板、挑剔和小市民的庸俗自私，尤其是贵族阶级的歧视与侮辱，使他感到忍无可忍。

爱情的折磨，工作的挫折，社会环境的龌龊，这重重烦恼紧紧地包围着他，使他无法排遣，维特终于陷入了既强烈不满又悲观绝望的深渊。“周围一切都是黑暗，没有希望，没有安慰，没有前途”，他实在走投无路了。维特的自杀，表明他对人生，对他所处时代的完全绝望。他以自己的死，同万恶的制度进行了彻底的决裂。

维特的自杀，不单是维特的性格悲剧。它既是维特的病态性格的结果，

也是特定时代，民族、阶级的产物。《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现在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这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市民阶级的阶级意识已在觉醒，年青一代更是感情激荡，强烈要求改变自己政治上的无权地位。他们高呼“个性解放”、“感情自由”的口号来反对封建束缚。但由于当时欧洲的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年青的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深感软弱无力。因此，悲观失望和愤懑惑感伤的情绪在不断增长。维特的追求与烦恼，正是这一时代精神的反映。

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各国中，德国仍处在封建的诸侯割据的统治之下。这里的“一切都烂透了”。可是德国资产阶级由于历史和经济的原因又最为软弱，他们根本没有勇气进行改变现状的实际尝试。因此，我们看到，维特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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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腐朽社会的各个方面给予了无情的抨击，而阶级的软弱性却又决定他不可能有更勇敢的行为。他只能以自杀向社会表示最后的抗议。所以，维特的行为是不应效法的，但歌德在小说中对德国现实的揭露却“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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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浪漫主义小说

浪漫主义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普遍流行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它是法国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潮时期的产物。但由于作家的政治立场不尽相同，因而在创作实践中又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消极浪漫主义首先在德国产生，然后影响英法及其他欧洲国家，十九世纪初，积极浪漫主义可取代消极浪漫主义，并在和它的斗争中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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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文学的里程碑

——雨果

维克多・雨果（１８０２－１８８５）是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他经历了漫长的生活道路，几乎占了十九世纪六分之五的时间。他从复辟王朝时期走上文坛，中间经过七月王朝。第二和国和第二帝国，而在第三共和国时期逝世。他的创作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法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下层群众的疾苦。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雨果运用诗歌、小说、戏剧等多种文学体裁，

给读者留下了那个动荡时代的生活画卷。

１８０２年，雨果生于贝桑松城。他父亲是拿破仑军队的将军。但母亲拥护波旁王室，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雨果从小就处在两种敌对的政治观点的冲突中。由于童年时期主要由母亲负责教养，所以母亲的影响占了优势，雨果在少年时期同情保皇党。

雨果很早就开始创作。他在少年时期写的抒情诗和长诗赞美君主政体和天主教，崇拜消极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对资产阶级革命抱敌视态度。

但是，雨果并不是一个彻底的保皇主义者，当他看到封建反动势力必将被历史抛弃时，他就毅然站到进步方面来。这一变化是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的。

波旁王朝复辟后，力图恢复旧时的专制统治。政府倒行逆施，教会横行霸道。

工农群众，资产阶级，甚至官兵中间，都表现出对波旁王朝反动政策的不满。

到了二十年代中期，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广泛地展开了自由主义运动，

出现了一批政府的报刊杂志。希腊、西班牙、意大利以及俄罗斯帝国境内的人民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对法国人民的斗争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在文艺方面，贝朗瑞的诗歌无情地揭露了贵族和教会僧侣的罪恶，狠狠地抨击了波旁王室的反动统治。这些，都教育了雨果，使他从迷途中醒悟过来。他看清了他所拥护过的东西是腐朽和丑恶的，便和保皇主义、消极浪漫主义由疏远到断绝了关系。

１８２４年，雨果二十二岁，当时法国由于查理十世的统治日趋反动，革命形势日渐成熟。在时代进步潮流的推动下，雨果的政治态度和文学观点都开始有了转变。在自由主义思潮大为高涨的１８２６年，雨果同浪漫主义诗人缪塞及剧作家大仲马等，共同组织“第二文社”，提出了反对伪古典主义的文学主张。

１８２７年他发表了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后者一篇重要文献，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宣言。在这篇序言里，他把古典主义揭露得体无完肤。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艺术形式，历史上没有永恒不变的艺术，因此，盲目模仿古代是非常荒谬的。雨果坚决主张，新时代的艺术必须抛弃古典主义的桎梏。在语言方面，雨果主张使用丰富多彩的人民语言。

他认为古典主义者使用文雅，精巧的贵族沙龙语言，使语言变得僵化。

《＜克伦威尔＞序言》发表后，雨果成了浪漫主义的领袖。在同古典主义的斗争中，雨果的思想有了发展，渐渐地离开了保皇主义立场。从二十年代末起，雨果的创作直线上升，许多绚丽多彩的浪漫主义戏剧，诗歌和小说，

象潮水一般从他的笔下涌出，表现了作家惊人的创作力。鞭挞统治者的罪恶，

揭露社会的不平，对受压迫者和贫苦人的同情，是这些作品的基本内容。如在１８２９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死囚的末日》里，作家呼吁废除死刑，突出地表现他的人道主义精神。１８２９年作家还发表了抒情诗集《东方集》和剧本《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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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红・德・洛尔姆》、《欧那尼》。《东方集》表达了作者对二十年代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争取自由独立斗争的同情，富有东方异国情调。《马里红・德・洛尔姆》中由于把路易十三描写成一个低能的国王而被禁演。《欧那尼》的上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决战，结果古典主义者遭到彻底的失败。

１８３１年，雨果发表了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１８３２年，写成了优秀剧本《逍遥王》，由于剧本揭露了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及其宫廷的荒淫无耻，

因此只演了一场就被禁演。１８３４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克洛德・格》是一部重要作品。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探讨了工人贫困和由此造成犯罪的问题。工人克洛德・格失业后，为了妻儿去偷面包，被捕下狱。在狱中由于他的真诚、

直爽和才干，博得了周围人的尊敬。然而典狱长却对他不断迫害。克洛德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死了典狱长。雨果在小说里谴责资产阶级法庭只知道宣判徒刑和死刑，而不了解穷人为什么犯罪。但作者也只是提出通过道德教化的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

三十年代。雨果在诗歌上的成就也很显著。《秋叶集》（１８３１）和《微明之歌》（１８３５）写于革命运动高涨时期，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诗中除关于人的命运的哲理思考外，还有关于诗歌的社会使命以及歌颂人民，鞭挞暴君的主题。在以后发表的《心声集》（１８３７）和《光与影》（１８４０）中，虽然也有些社会性较强的诗，但比重不大，更多的是抒发个人感情，描写家庭的欢乐和自然之美的诗。在这些诗里，作家的反抗调子日渐减少，而自由主义慈善家的倾向有了一定的加强。但１８３８年发表的剧本《吕依・布拉斯》，

是一部揭露性较强的作品。然而这样的作品在这一时期已是不再多见了。三十年代前期的几次工人起义和共和党人起义，因政府的镇压而遭到失败。革命运动转入低潮，社会上产生了七月王朝似乎还巩固的印象。这使雨果得出了七月王朝能够长期存在的错误结论。雨果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他一直在幻想敌对阶级的和解。加之七月王朝不断对他进行拉拢——１８４１年他被选入法兰西贵族世卿，还当上了贵族院议员。所有这一切导致他对七月王朝的妥协。１８４３年写的剧本《卫戎官》充满神秘主义，思想性很低，反映了作家这一时期的思想状态。剧本上演遭到失败。此后，雨果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一八四八年革命，特别是１８５１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雨果创作又恢复了活力。

１８４８年的革命对雨果思想和创作的转变起了决定性作用，粉碎了他对君主立宪的幻想。最初雨果对二月革命是不理解的，而对六月工人起义更有很多误解，认为人民的起义是“反对自己本身”。但是他又觉得人民的行动是

“呼吁自己权利的劳动者的神圣愤怒。”当大多数资产阶级民主派站到了反革命方面，反动派阴谋消灭共和国时，雨果却成了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雨果参加了共和党人组织的反政变起义。拿破仑三世实行恐怖统治，对反抗者无情镇压，雨果也遭到了迫害，不得不流亡国外，为时达十九年之久。流亡期间，雨果一直坚持对窃国者拿破仑三世的斗争。１８５２年他发表了揭露拿破仑三世的政治讽刺小册子《小拿破仑》，同年又写了《一桩罪恶史》（１８７７年才发表）。这些作品对篡国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辛辣的讽刺。但雨果对小拿破仑上台的社会原因缺乏深刻的理解。马克思曾指出，雨果不了解政变的阶级实质，把它单纯看成是路易・波拿巴本人一手造成的。他不了解“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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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１８５３年，雨果发表了诗集《惩罚集》。这是一部卓越的政治讽刺诗集。

诗集的中心内容是揭露和讽刺窃国害民的拿破仑三世及其集团。雨果称他们是强盗和刽子手，说天主教教士是“人民的屠夫和人肉贩子”，作家对那些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暴发户、“搜刮穷人的股票经纪人”、“脑满肠肥的骗子手和财主”以及欧洲各国的反动统治者（他称俄国沙皇是“嗜血成性的暴君”），都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揭露。《惩罚集》是雨果的重要作品，它的“革命的气势”曾吸引了列宁。

１８５６年雨果完成了诗集《静观集》，１８６２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悲惨世界》。

这两部作品的主要部分都是在流亡前写就的。

１８７０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遭到惨败。在第二帝国倾覆后，雨果回到了别离多年的祖国。他怀着激愤的心情奔赴国难，大力呼吁法国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反对德国的野蛮侵略，并用他写的著作和朗诵诗歌所得的报酬买了两尊大炮，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精神。巴黎公社起义时，雨果未能正确理解这次革命的伟大意义，错误地认为不应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发动起义。但是当公社失败后，凡尔赛分子疯狂镇压公社社员时，雨果又愤怒谴责反动派的兽行，

他呼吁全部赦免公社成员，并在报纸上宣布把自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住宅提供给流亡的社员作避难所。为此，他的住宅遭到反动暴徒的袭击，雨果险些丧命。比利时政府又把他驱逐出去，但作家一直坚持为巴黎公社员辩护，多次要求赦免公社社员。

１８７２年雨果发表诗集《凶年集》，反映了他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钓思想感情。其中最好的部分，是谴责侵略者、揭露敌人暴行以及保卫巴黎公社社员的那些诗篇。《凶年集》出版后两年，雨果又发表了长篇小说《九三年》。小说描写的是１７９３年共和国军队镇压旺岱反革命叛乱的故事。

雨果的创作力历久不衰，１８８３年又发表了诗集《历代传说》（１８５９—

１８８３），被认为是法国诗歌和世界文学中最丰富最完美的抒情史诗之一。雨果一生为民主与和平而斗争。但他并不是毫无原则地反对一切战争。他曾说：

“我们不要弯背折腰、低头屈膝的和平，我们不要在专制、棍棒和权力统治下的和平。和平的首要条件是解放。为了这个解放，无疑地需要革命。”雨果反对民族压迫，对英国压迫爱尔兰，奥地利压迫匈牙利，土耳其压迫克里特，俄罗斯压迫波兰，他都进行了无情的痛斥，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侵入中国，

雨果深为感慨。地说：“这些强盗中的一个装满自己的口袋，另一个装满自己的箱子——这就是关于两个强盗的故事。”雨果死于１８８５年，送葬者有百万之众。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在报纸上发表宣言，号召公社社员参加伟大作家的葬礼。法国人民为自己伟大的诗人举行国葬。雨果遗体被送到专门安葬伟人的先贤祠。

雨果是法国最伟大的诗人和小说家之一。他的诗不但数量丰富，而且主题多样，形式完美，表现手法细致多彩。他的小说精采动人，雄浑有力，以五光十色，气势雄伟的画面见长，为浪漫主义小说开辟了广阔的天地。雨果的创作对后来的作家发生了不小的影响。

《巴黎圣母院》

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初版于１８３１年，它的创作时期，正当维克多・雨果在政治上逐渐脱离保守派立场而倾向自由民主，文艺上逐渐脱离伪古典主义而提倡浪漫主义之际。当时雨果虽已是一个发表过几部作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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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过几出戏剧的青年作家，但《巴黎圣母院》的出版，才真正奠定了他作为法国以至整个欧洲最重要作家之一声誉。

在这部小说里，雨果用他擅长诗歌和戏剧的文笔，把四百年前法王路易十一统治时期的历史真实，艺术地再现于读者的眼前。宫廷与教会如何狼狈为奸压迫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如何同那两股恶势力英勇搏斗，这些都通过可歌可泣的故事和生动活泼的戏剧性场面连缀起来，铺排开来，收到成功的效果。由于作家世界观的局限，小说有些章节沾染着唯心主义宿命论的色彩，

但总的看来，仍然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真实，具有强大的批判力量。

小说里的弃儿伽西莫多，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被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收养为义子，长大后又让他当了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他虽然十分丑陋而且有多种残疾，心灵却异常高尚纯洁。长年流浪街头的波希米亚姑娘拉・爱斯梅拉达，能歌善舞，天真貌美而心地淳厚。青年贫农诗人比埃尔・甘果瓦偶然同他相遇，并在一个更偶然的场合成了他名义上的丈夫。很有名望的副主教本来一向专心于“圣歌”，忽然有一天欣赏到波希米亚姑娘的歌舞，就千方百计要把她据为己有，对她进行了种种威胁，甚至陷害，同时还为此不惜玩弄卑鄙手段，去欺骗利用他的义子伽西莫多和学生甘果瓦。眼看无论如何也实现不了占有爱斯梅拉达的罪恶企图，最后竟亲手把那可爱的少女送上绞刑架。另一方面，伽西莫多私下也爱慕着波希米亚姑娘，当她遭到陷害时，伽西莫多巧计救出了她，在圣母院一间密室里避难，敲钟人用十分纯朴和真诚的感情去安慰她，保护她。当她再次处于危急中时，敲钟人为了援助她，又表现出非凡的英勇和机智。而当他无意中发现自己的“义父”和“恩人”远望着高挂在绞刑架上的波希米亚姑娘而发出恶魔般的狞笑时，伽西莫多立即对那个伪善者下了最后的判决，亲手把克洛德・孚罗格从高耸入云的钟塔上推下，使他摔得粉身碎骨。

以上是这部小说的基本情节，中间还有一些插曲：甘果瓦夜间迷路，误入“圣迹区”，出乎意料地与爱斯梅拉达结为夫妇；王宫近卫弓箭队长沙多倍尔卑鄙地想玩弄爱斯梅拉达，副主教出于妒嫉，在他俩幽会时暗中刺伤了队长并嫁祸于少女；宗教法庭将爱斯梅拉达诬为杀人女巫并判处死刑，爱斯梅拉达被带到巴黎圣母院前当众忏悔，伽西莫多把她抢救到圣母院中避难并小心看护她：“圣迹区”的贫民全体出动开赴圣母院，打算抢出爱斯梅拉达，

而副主教却利用甘果瓦的单纯，同他一道把爱斯梅拉达骗出了圣母院；弓箭队长奉路易十一之命，带领众多人马屠杀讲义气的乞丐，以及爱斯梅拉达同分别十余年的母亲意外相逢，然而又立即被送上了绞刑架等等。这些场面都写得生动曲折，寓庄于谐，使人读来既感到妙趣横生，内心里又悲悯难禁。

至于最后伽西莫多自愿跑到隼山墓窖里陪伴死友爱斯梅拉达，并于两年后和他一道化作灰尘这个结尾，更给小说增添了浪漫主义的悲剧气氛。

然而，假若仅是这些情节，它充其量不过是一部平庸的传奇而已。假若雨果没有在小说里展现出那个时代多方面的生活场景，假若没有写出王室与教廷的明争暗斗，没有写出路易十一及其宠臣们的种种丑态，假若没有那些关于中世纪法官和外交使节的描述，假若没有那些场面，如可笑可悲的法庭审判、巴土底狱、隼山刑场、“圣迹区”的贫民窟以及攻打巴黎圣母院的惊险情景，没有关于古代建筑艺术，炼金术和印刷方面的生动叙述——假若没有这一切，小说就难以成为一部流传久远的杰作了。雨果还用了相当多的篇幅，细致地描绘了著名的中世纪哥特式建筑艺术，如巴黎圣母院这座哥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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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堂，它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建筑艺术史，雨果的笔赋予了它生命，在读者眼前它好象活起来了。

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里程碑，这部小说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是雨果把善恶美丑作了鲜明的对照，但这种对照却不是按传统方式把美与善，丑与恶分别集中在两类不同的人物身上，或是根本回避丑怪的一面，而是让它们互相交错：外表美好的，其心灵未必善良；外表丑陋的，其心灵未必不美，未必不善。敲钟人伽西莫多丑得出奇，而且显得非常凶恶，但他心灵的美和善则随着小说情节的开展而愈益突出；副主教的外表何等令人肃然起敬，但心灵却是多么邪恶毒辣！沙多倍尔是花花公子的典型，正人君子是否定他的，而单纯的少女却容易对他一见钟情，天真貌美而心地纯洁善良的街头艺人爱斯梅拉达，用极其纯真的爱情去爱那个浪荡子，而且至死不渝，但她对伽西莫多崇高的感情却偏偏视而不见。

在情节处理和场景描绘方面，这部小说难免有些夸张的笔墨，但那也正是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区别于伪古典主义的拘谨辽之处。有些描绘虽然夸张，

但使人觉得仍在情理之中，有些章节，因其出于至情至性，读起来催人泪下。

《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是雨果的代表作，是法国文学中最著名的小说之一。雨果从四十年代写起，于１８６２年发表，前后达二十年之久。小说中所描写的事件始于１８１５年，而结束时已经是七月王朝时期了。但是雨果不断回溯到人物的过去，即１８１５年以前的生活。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历史事件。所以，小说实际上反映了整个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悲惨世界》集中地表现了雨果以前作品中已经多次出现的仁爱万能的人道主义思想。他的人道主义在《巴黎圣母院》中表现为对天主教黑暗势力和封建统治者的揭露，而在《悲惨世界》中，他的人道主义已经发展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和法律的批判了。在这部小说里，雨果描绘了广阔的生活画面，

反映了被压迫群众所遭受的痛苦和凌辱。在叙述过程中，作家同时穿插了各种不同的社会政治事件。受压迫人民的苦难，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直至拿破仑战争和人民群众的革命起义，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动人画面在读者面前闪过。

冉阿让原是一个贫农出身的工人，因收入不够家人糊口，有一次偷了面包，被捕入狱，度过了十九年牢狱和苦役生活，刑满后又有过偷窃行为，但受仁慈的主教米里哀的感化，转变成一个舍己为人的人。冉阿让化名马德兰，

当过企业家，并被推为市长。但不久又因暴露了过去的身分而被捕入狱。逃出后，从一个坏蛋手中救出已故女工芳汀的孤女珂赛特，前往巴黎。后来又不断遭到警探的追缉。冉阿让的整个一生充满着坐牢、苦役和颠沛流离的痛苦，这是小说的主要线索。同时作家在小说的第四部和第五部中用许多笔墨描写了１８３２年共和党人在巴黎举行的革命起义。小说内容十分丰富。但作家注意的中心是那些不幸者的“悲惨世界”。

对下层人民痛苦命运的描写，在小说中占主要地位。小说名字的原意是

“受苦的人们”。冉阿让、芳汀、珂赛特以及街头流浪儿格夫罗舍，都属于这些不幸的人。他们受尽痛苦，遭遇到无情迫害，被社会所唾弃。雨果在描写他们痛苦的命运时，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尖锐矛盾和贫富悬殊的鸿沟。资产阶级法律就是为了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而制订的。一个纯朴的工人，为了饥饿的孩子偷了一块面包，竟服了十九年苦役。女工芳汀是一个贫苦和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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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被人骗诱后沦落到社会的底层，伪善残忍的资产阶级道德和法律剥夺了她工作和生存的权利，最后被迫去出卖自己的肉体。雨果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那个逼良为娼的资本主义社会。他写道：“据说，奴隶制从欧洲文明中消失了，这是错误的想法，它迄今还存在着，不过现在的重荷落到了女人身上，它的名字便叫做卖淫。”芳汀受尽了一切凌辱，当她稍微反抗一下一个无缘无故戏弄她的过路绅士时，警察就把她逮捕了，并且判她坐牢六个月，

理由是她竟然侮辱一个绅士。而这个绅士，照警察的说法“是选民，并且是公园角上那所三层楼、有阳台、石条砌的漂亮公馆的主人”。可怜的芳汀在长期贫困饥饿的生活以后，又经过这次逮捕和恐吓，终于断送了自己的生命。

她的孤女珂赛特落到了坏蛋德纳第夫妇手中，被迫从事力所不及的沉重劳动，备受摧残，完全失去了童年的快乐。当读者读到冉阿让抱着小珂赛特黑夜里为了逃避警察们的追捕，沿着巴黎的街巷东躲西藏陷入绝境的那些篇章时，不能不为之震动，不能不对那个不给穷苦人以活路的社会产生仇恨，资本主义社会确实是穷苦人的“悲惨世界”。

但是，雨果在揭露贫苦人民所遭受的巨大苦难的同时，并未能作出正确的结论。他把一个尖锐的阶级矛盾问题看做道德问题。他认为，世间存在着两种法律：一种是高级的，一种是低级的。前者的代表是米里哀主教，后者的代表是警察沙威。在米里哀看来，罪恶不能靠惩罚解决，而是应该饶恕，

这样，人从灵魂深处得到认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罪恶问题。这才是最完善的法律。现代的法律，单靠刑罚惩治罪行，并不能消灭犯罪，反而使犯罪加深。雨果以冉阿让为例，企图说明世俗法律之无用。统治者以刑罚惩治他，他反而变得凶狠，更加容易犯罪。可是当米里哀主教用仁慈感化他时，

他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充满博爱精神的人。雨果力图通过冉阿让的转变说明米里哀的主教精神感化法的伟大。从这里我们看到，小说的思想基础，就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它是雨果揭露社会罪恶的出发点。但是由于作家是从人道主义的说教出发来塑造冉阿让这个人物的，到使冉阿让形象产生了某种不真实之处，他的转变并不符合生活的逻辑。主教的宽怀和饶恕，

使他变成了一个乐善好施的企业家，这完全是作家按照自己意志的安排。雨果为了把自己的理想和理论具体化，让主人公变成一个企业家。在他的企业内部，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劳资之间不可能存在的关系。雨果是这样描与他的工厂和劳动者的“厂里分两个大车间，一个男车间，一个女车间。任何一个无衣无食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报名，准有工作和面包。……在马德兰伯伯来到这里以前，地方上的各种事业都是萧条萎靡的；现在呢，大家都有了健康的劳动生活。欣欣向荣的气象广被一乡，渗透一切。失业和苦难已经消灭。在这一乡已经没有一个空到一文钱也都没有的衣袋，也没有一个苦到一点欢乐也没有的人家。”这种使资产阶级企业主施行所谓仁慈爱人的企图，

完全是一种主观幻想，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因此，关于冉阿让这一段生活的描写是没有说服力的。逃犯当上了企业主，并且成为一个乐善好施的人物，

在这些描写中，作家并不是遵循生活真实的逻辑，而是把某种道德哲学硬性交给主人公去体现。

在描写冉阿让对待自己的死敌沙威的问题上，同样体现着作家的道德感化思想。沙威是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和冷酷残忍的爪牙。这个铁石心肠的宪警机关的鹰犬，不断地迫害那些贫困饥饿、无家可归的人。一切对“社会秩序”构成危险的人，他都要迫害。他残酷迫害冉阿让多年，就象影子一样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