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集刊 第六十四輯第一期 2018年3月 頁33-62
邁向倫理為主的經濟思維：
P. Ulrich「統整的經濟倫理學」
及其教育蘊義
劉子菁
摘要
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理念與競爭機制引發許多爭議，但現代經濟學背後的運 作邏輯恐怕才是問題的主要根源。本研究旨在探討P. Ulrich的核心思維，以釐清 當前教育中的經濟迷思，使教育遠離經濟主義。「統整的經濟倫理學」的核心 內涵包括：第一，「統整」取徑是一種以「經濟倫理」為導向的思維，使經濟為 生命服務。第二，以「社會—經濟理性」做為經濟活動的規範基礎，其中，倫理 理性優先於「純」經濟理性。第三，不同於「矯正」與「規範」取徑的科學化路 線，「統整」取徑整全地包含憲法、制度與行動層次。最後，本文提出「統整」 取徑有助於釐清經濟與教育的關係，破除當前教育裡的「市場偶像」，使教育免 於淪為經濟的附庸，而造成全人教育的消失。此外，「統整」取徑支持教育以倫 理價值為優先，透過理性的溝通與對話，省思生活世界中經濟課題的倫理意涵。 關鍵詞： P. Ulrich、全人教育、社會—經濟理性、統整的經濟倫理學、經濟人 劉子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 電子郵件：sunniva.liu@gmail.com 投稿日期：2017年04月24日；修改日期：2017年08月22日；採用日期：2017年12月21日Towards an Ethically-based Economic
Thinking: A Study on P. Ulrich’s
“Integrative Economic Ethic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
Tzu-Chin Liu
A b s t r a c t
The ideas of marketization and competition mechanism of contemporary neoliberalism have caused plenty of controversies. However, instead of neoliberalism, the logics behind modern economics is probably the root of the problems.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Peter Ulrich’s thought for clarifying the economic myth in education, i.e. guiding education to be distant from economism. The central contents of Ulrich’s “integrative economic ethics” are as below. Firstly, the “integrative” approach is an economic-ethical thinking, aiming at the service of life. It leads a market society toward civilization from economic ideology. Secondly, “socio-economic rationality” is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which ethical rationality is prior to “pure” economic rationality. Thirdly, different from the scientific route emphasized by “corrective” and “normative” approaches, the “integrative” approach holistically encompasses constitution, system and action level. In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Tzu-Chin Liu, Doct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sunniva.liu@gmail.com
approach contribute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y and education. It sheds light to break “idol of the market place” in education. Education is no longer an economic instrument by which the idea of holistic education is eliminated. In this way, education can help individuals establish ultimate goals based on the ethical value through r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cultivating students in reflecting ethical meaning within economic issues.
Keywords: P. Ulrich, holistic education, socio-economic rationality, integrative economic ethics, economic man
壹、前言
1980年代以降，在新右派思潮的影響下，英、美等國將新自由主義的市場 化、私有化、去規則化等經濟概念與競爭機制引入教育政策，教育登上新自由主 義之船駛向全球市場，國家經濟發展與競爭力成為教育的重要發展目標。眾所周 知，新自由主義的教育政策，例如：英國政府在去規則化的理念下，強加控制 國家課程、運用評量方法與評鑑策略促進競爭、強調家長選擇權卻看不到教學 面的實質改善、刪減教育經費使教師團體與政府間的對立情勢更加升溫，這些 改革措施引發許多衝突，致使英國內部開始展開反新自由主義教育運動（Regan, 2009）。其中，英國學者D. Hill就是一例。Hill集結英、美學者對新自由主義的 批判，於2009年出版《新自由主義下的教育質疑：公眾的抗拒與集體的提升》 （Contesting Neoliberal Education: Public Resistance and Collective Advance）一 書，旨在對抗M. Thatcher（1925-2013）與T. Blair（1953-）的教育改革。可以 說，新自由主義的教育，尤其是教育市場化的勢力，儼然已成為當代教育最嚴峻 的挑戰（McLaren, 2009, p. xv）。 新自由主義的教育市場化政策與競爭機制引發許多問題，但癥結恐怕是更深 層的。早在1950年，美國學者Diesing（1950）便指出，經濟理念的適用範圍是 有限的，經濟理念的問題在根本上涉及了經濟學這一門學科本身，這個問題近年 來更多地被看見。2000年，法國一群經濟系學生察覺到，當前的經濟學無限制地 使用數學，甚至把數學本身視為目的，這樣的作法不僅無法幫助他們思考經濟問 題，更嚴重的是讓他們對經濟問題失去批判思考能力，他們直指經濟學已經與 現實脫節，成為迷失在想像世界的「自閉科學」（autistic science）（Fullbrook, 2002）。2008年，美國聯邦儲備銀行（US Federal Reverse）1前主席，同時也是經濟學家的A. Greenspan在美國國會委員會（Congressional Committee）也公開承 認，他以往所認知的世界的運作模式與結構是有瑕疵的，他坦承，對於經濟以及 經濟過程本身的根本誤解就在於，真實世界並不是按照經濟學家所建構的模式來
運作（Alvey, 2011）。2011年，美國約300位經濟學家為了響應這個看法而發起 了「後自閉症經濟學運動」（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 PAE）（Alvey, 2011）。為了使經濟學回到實際社會脈絡，2012年，經濟學者A. M. Kamarck以 其專業學養與任職美國財政部的實際經驗，出版《經濟學做為一門社會科學： 不自閉的理論取徑》（Economics as a Social Science: An Approach to Nonautistic
Theory），2指出在動態發展的生活世界裡，經濟原則表面上看起來雖然在倫理 學上是中立的，但實際上絕非如此（Kamarck, 2012）。Alvey（2011）更直指， 現代經濟學的主要問題就是倫理危機！3 上述經濟學的爭議說明了現代經濟學與生活世界已產生巨大裂縫，這個裂縫 的缺口與倫理學有著密切的關係。這意味著，吾人不能只停留在新左派或新右派 的政策論述或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理念，而需更根本地透過倫理學的角度來釐清問 題，如此才能跳脫經濟理念的盲點與迷思（Alvey, 2011; Ulrich, 2001/2008; White, 2011），此乃本研究主要的目的。4 本研究所探討的P. Ulrich（1948）是當前為經濟倫理學提出系統性論述的 一位重要學者，他是瑞士St. Gallen大學榮譽教授，他於1989年在該大學創立商 2 A. M. Kamarck（2005-2010）為美國經濟學家，他曾獲加州大學攝政教授（Regents Professor）殊榮，也曾任世界銀行經濟發展部主任，1944年他被指派為美國金融情報 首長，並於1946年任職美國財政部，處理內閣層級的國際貨幣與金融問題，推動馬歇 爾計畫（Marshall Plan，亦即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ERP）以協助歐洲戰後復原 （Kamarck, 2012）。該書於他逝世後出版。
3 除了Alvey，近年來有多位哲學家、倫理學家、經濟學家重新回到倫理學與經濟學的關
係這個課題，來探討如何使經濟學回到生活世界。例如：J. P. Powelson（2000）的《道 德的經濟》（The Moral Economy）、J. E. Alvey（2011）的《倫理學與經濟學簡史：
希臘人》（A Short History of Ethics and Economics: The Greeks）、S. Meikle的《亞里斯
多德的經濟思想》（Aristotle’s Economic Thought），以及M. D. White於2011年出版的
《康德倫理學與經濟學：自主、尊嚴與品格》（Kantian Ethics and Economics: Autonomy, Dignity and Character）等。
4 目前臺灣已有學者從倫理學角度探討教育資源分配或平等問題，尤其是王俊斌（2012，
2013）深入探討效益論、J. Rawls的正義論，以及A. K. Sen的能力取向理論之「平等」 觀；國外亦有學者有引入經濟與倫理學的研究來分析高等教育的短篇介紹（Morgan, 2013），但整體而言，針對經濟倫理學的教育研究仍然有限。
業倫理學研究院（Institute for Business Ethics），1989至2009年間擔任該研究院 主任。5 Ulrich同時也是瑞士Kontrapunkt獨立論壇的成員之一，與瑞士跨學科的 學者共同討論市場經濟對環境、財政與道德所帶來的困境與危機（Kontrapunkt, n.d.）。筆者立基於詮釋學的方法，在闡釋Ulrich關於「矯正」與「規範」兩種取 徑時，理解Ulrich對當前國際上所發展的經濟倫理學的兩種類型所進行的批判， 並掌握Ulrich對「經濟理性」的歷史發展脈絡與批判，進而開展出「統整的」經 濟倫理學的內涵與意義。此外，筆者經由與Ulrich文本中所討論的「矯正」、 「規範」與「統整」取徑的觀點與論證來回往返的對話、詮釋及批判，反思當前 臺灣教育政策，以揭示臺灣教育的問題癥結，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本文分 四部分：第一，透過道德哲學與經濟學的歷史發展脈絡，來探討Ulrich對現代經 濟學背後的運作邏輯，也就是「經濟理念」概念所進行的分析與批判；第二， 檢視Ulrich對「矯正」與「規範」取徑的經濟倫理學所進行的批判；第三，闡釋 Ulrich所建構的「統整的經濟倫理學」的理念與內涵；最後，則根據第一至第三 部分進行反思並提出教育蘊義，以供學界與教育政策決策人員參考，幫助教育遠 離經濟主義。
貳、道德哲學與經濟學的歷史發展脈絡及「經
濟理性」的根本問題
要了解經濟理念的內涵，首先需要了解經濟學的發展根源。中世紀約自1240 年起，Aristotle的《尼各馬科倫理學》（Nichomachean Ethics）被重新詮釋成 亞里斯多德經濟學，6以做為當時歐洲大學裡教授道德哲學的重要內容（Alvey, 1999）。十八世紀上半葉，Adam Smith（1723-1790）在Gloasgow大學求學，此 時的法學課程內容就包括了倫理與經濟兩個部分（Ross, 1995），政治、經濟與5 A brief history of the Institute for Business Ethics.
http://www.iwe.unisg.ch/en/ueber+uns/iwe-geschichte
6 Aristotle的《尼各馬科倫理學》與《政治學》是中世紀經濟思想的支柱，也是天主教教
倫理是十八世紀英國討論經濟課題的重要架構，而Smith本人則把經濟課題的相 關討論稱為「政治經濟」（political economy）（Alvey, 1999）。此後，學界將 亞里斯多德倫理學以降，至Smith及J. S. Mill（1806-1873）這段歷史時期的經濟 研究稱之為「古典經濟學」（classical economics）。總的來說，此時的「古典 經濟學」尚未脫離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是道德哲學的一部分（Alvey, 1999）。 1870年前後，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崛起，不再將經濟的 概念視為道德哲學的一部分。英國學者W. S. Jevons（1835-1882）與A. Marshall （1842-1924）7等人，逐漸拋棄傳統「政治經濟」的古典傳統，採用數學化、 科學化的方法論與統計方法而成為一個自主的經濟學。「政治經濟」從此正 式從其母學科，也就是從道德哲學中解放出來，成為「純」經濟學（“pure” economics）（Alvey, 1999），也就是現代經濟學。然而，Ulrich指出，現代經濟 學並不是完全拋棄了道德哲學，而是逐漸演變成「『純』經濟學」與「規範經濟 學」（normative economics）這兩個分支，後者的研究主要在歐洲發展，特別是 在德語系國家（Ulrich, 2001/2008）。 Ulrich從歷史演變的角度指出，古典經濟學揚棄道德哲學而走上新古典經濟 學，這個說法較為粗略。事實上，Putnam與Walsh（2012）就指出，客觀科學本 身雖然不討論道德，但經濟學家在對某項經濟政策提出立場的背後，是可能帶有 個人道德情感（personal moral sentiment）的；更何況，儘管經濟學家從事的是客 觀的科學工作，並不代表他們不應有其所支持的道德與經濟理念，他們可能只是 在科學研究中，不去討論個人的道德理念與情感。因此，Ulrich有關「古典經濟 學揚棄道德哲學」的說法似乎過於簡化了，並不是古典經濟學揚棄道德哲學，而 是古典經濟學所強調的是以科學化的方法探討客觀事實，以技術導向來尋求治理 國家經濟之道，如此的作法窄化了人類本身的意涵（尤其是窄化了A. Smith的人 觀），不再如以往般深入思考人類行為的倫理意涵（Sen, 1987），正是這一點， 才是新古典經濟學逐漸忽略、弱化道德哲學的主要原因。 7 A. Marshall（1842-1924）是當代經濟學的創立者、現代微觀經濟學體系的奠基人，他同
雖然如此，上述現代經濟學的演變由來，仍可粗略說明現代「純」經濟學與 倫理學的關係，是經過現代化、科學化的「淨化」之後，把道德哲學與「純」 經濟研究二分的一個當代的作法。現代經濟學與道德哲學的關係從合轉分後，縱 然現代經濟學已成為一個具科學性的學術領域，但它與道德的關係，在目前的 「規範經濟學」學術領域裡，仍然是一個開放的、有待討論的課題。在初步了解 經濟學的基本演變，以及它與現代的規範經濟學的關係以後，我們接下來要進入 Ulrich的分析進路，從「經濟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的概念出發，來了解 經濟與倫理的關係。 要了解現代經濟學的根本問題，Ulrich認為，首先要掌握經濟學背後的運作 邏輯，也就是「經濟理性」這一概念。一般來說，學界大多支持這樣的一種界 定，所謂的「經濟理性」，乃指透過某些手段仔細地分配有限的資源，使經濟目 標極大化（Diesing, 1950）。從十八世紀的「政治經濟」到現代的經濟學，可以 說是學者們透過「經濟理性」運作邏輯來思考問題，而後逐步系統化的結果。 現代經濟學看似自成一套嚴密的學術系統，但依Ulrich來看，經濟理論背後 的基本運作邏輯，也就是「經濟理性」的概念內涵，從「政治經濟」發展之初， 就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怎麼說呢？在A. Smith所身處的十八世紀裡，「政治 經濟」還沒有與道德哲學分道揚鑣，這時的A. Smith與J. S. Mill等人是把經濟問 題視為道德哲學，他們從倫理角度出發來思考經濟問題，而逐漸出現「政治經 濟」這個分支。此時期，「政治經濟」剛萌芽，還未脫離濃厚的道德哲學色彩， 這使得「政治經濟」背後的運作邏輯，也就是「古典經濟理性」（以下將「政治 經濟」時期的「經濟理性」稱之為「古典經濟理性」）的主要特徵，就在於它極 為強調倫理上的合理性與正當性。 那麼，「古典經濟理性」究竟有什麼問題呢？依Ulrich（2001/2008）來 看，「古典經濟理性」的問題就在於，它從一開始就折衷地包含了倫理與經濟 這兩個面向，這是說，它一方面關注倫理上合理的、正當的目標與經濟活動的 原則來使用有限的資源；另一方面，為達成目標，它也尋求理性、效率的技術 手段。「古典經濟理性」同時包含了倫理理性、經濟原則與技術手段，這是可 能的嗎？倫理與經濟這兩種價值能同時並列、不相互排擠嗎？古典經濟學時期 的學者，同時也是「政治經濟」的鼻祖A. Smith，他於1776年出版《國富論》
（The Wealth of Nations）之前，已於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那麼對Smith來說，做為道德情感的重要基礎，也就是同情 （sympathy）與追求自利的最大化（self-interest maximisation）的行為原則，8兩
者關係究竟為何呢？即使是Smith，也未直接針對「古典經濟理性」所包含的道 德情感與自利的最大化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提出解答，這個學界廣為人知的「亞當 史密斯問題」（Adam Smith problem）爭論（Sen, 1986），說明了倫理與經濟二 者間關係的複雜性。 「古典經濟理性」的內部概念還未釐清，約於1870年前後，古典經濟學走 向科學化，以價值中立為基本主張，揚棄道德哲學而形成新古典經濟學。如此 一來，新古典經濟學背後的運作邏輯「新古典經濟理性」，也相應地揚棄了倫 理內涵，「新古典經濟理性」去倫理化後，成為「『純』經濟理性」（Ulrich, 2001/2008, p. 90）：
「純」經濟理性（“pure” economic rationality）是（古典時期）經濟理 性的一半，也就是它的工具面向，與效率同義。「純」經濟理性只能說 明我們應該如何以人類基於無限需求所產生的各種觀點，「經濟地」處 理有限的資源。也就是說，「純」經濟理性是透過利益最大化或成本最 小化的原則來達成。9這個成本－效益的概念是理性的，可以任意地應 用到任何價值序階。
8 Sen（1986）在“Adam Smith’s Prudence”一文中指出，Smith對真實世界的看法（這
也 包 含 真 實 世 界 裡 的 經 濟 活 動 ） ， 絕 大 多 數 人 依 循 的 處 事 原 則 為 「 實 踐 智 慧 」 （prudence），其包含兩個部分：（1）理性（reason）與理解；（2）自制（self command），而Smith在《富國論》中所提到的「自利」雖然可以反映絕大多數人的心 態，但「實踐智慧」超越「自利」，「自利」較「實踐智慧」窄，不能真正反映「實踐 智慧」的完整意涵。Sen（1986）也指出，就Smith看來，人類最完美的美德，是對自身 原初的、自私的感覺（selfish feelings）能夠充分地自制，而最靈敏的情感，則是對他人 所產生的原初的、同情的感覺。 9 「純」經濟理性的利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的觀點，符合效益論（utilitarianism）資 源分配觀點的效用（utility）標準，也就是以最少的資源達到最多數人的最大利益 （Diesing, 1950）。
「純」經濟理性在倫理範疇止步，這成了它主要的限制，從此，它只能處理 效率的問題，一旦問題涉及為了什麼「目的」？是為了「誰」的偏好？「純」經 濟理性在這些部分是說不上話的（Diesing, 1950; Ulrich, 2001/2008）。 Ulrich所謂新古典經濟學選擇了「價值中立」的立場，這樣的說法似乎過 於簡化與武斷。基本上，實證科學（包含純經濟學）雖然不討論價值，這只能 說，實證科學所討論的並不必然是倫理價值（ethical value），但不能說實證科 學並非價值涉入的。Putnam就主張科學理論的融貫性（coherence）、簡單性 （simplicity）具有「知識性價值」（epistemic value），對於「知識性價值」 概念，學者有相似的說法，例如：Dirac的用詞是「理論之『美』」，Einstein 的用語則是「內部的完美」（inner perfection）（Putnam & Walsh, 2012），這 是說，科學自身是價值承載的，只是它不必然是倫理價值。此外，Putnam與 Walsh更主張，所有的經濟學都是事實、理論及價值彼此「三元糾纏」（triple entanglement）， 無論如何，事實（facts）與價值（values）並非二元對立的。因 此，只能說，根據Ulrich的觀點，「純」經濟理性所追求的是「知識性價值」， 而在「倫理價值」上止步，則成了「純」經濟理性的限制：它無法處理倫理方面 的課題。 回到Ulrich所重視的「倫理價值」的脈絡，Ulrich也指出，即使是在現 代經濟學中，倫理面向並沒有完全被去除，而是逐漸發展成「規範經濟學」 （normative economics）來討論經濟所涉及的規範性問題，現代經濟學於是 形成了「實徵經濟學」與「規範經濟學」兩個領域（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12）。至今，「規範經濟學」已發展成為當代經濟倫理學之一支， 以下便由現代經濟倫理學展開討論。10 10 A. Smith最早提出《道德情操論》、《國富論》這兩個明確分立的體系架構，他的思 想是經濟倫理研究最初始的理論資源。當代學界對經濟倫理的研究雖然日漸興盛，但 《不列顛大百科全書》、《美國大百科全書》、《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仍 無「經濟倫理」詞目，這可以說明「經濟倫理」的概念在西方學界仍在建構與發展之 中（聶文軍，2004）。雖然如此，Ulrich仍試圖建構出「經濟倫理學」的概念與體系， 這也是他的主要突破與貢獻之處。
參、經濟倫理學的兩種取徑
Ulrich把目前國際上所發展的經濟倫理學歸納為兩種主要取徑：第一，將經 濟倫理學視為是把倫理學「應用」在經濟學，也就是把經濟倫理學做為一種應用 倫理學（applied ethics）。為避免與第二種應用方式混淆，本文將這種做為「應 用倫理學」的方式稱為「矯正」取徑（“corrective” approach）。第二，是將經 濟倫理學視為是一種「規範經濟學」（Ulrich, 2001/2008），本文將之稱為「規 範」取徑（“normative” approach）。以下分別探討之。一、經濟倫理學做為一種「應用倫理學」：「矯正」取徑
Ulrich所謂經濟倫理學做為一種「應用倫理學」（applied ethics），這裡 的「應用倫理學」指的是當前的經濟（或商業）倫理學（economic or business ethics），這種倫理學的應用方式，本文將其稱為「矯正」取徑。「矯正」取徑 的兩個主要特點在於：（一）就實踐方面來說，經濟倫理學被視為是純經濟學以 外的一種附加與補充（Ulrich, 2001/2008），俾於必要時挽回經濟頹勢。德國學 者P. Koslowski（2008）11便抱持這種看法，他主張經濟倫理學所講求的信任、忠 誠、守約、承諾等倫理，可以促進市場交易。具體來說，「矯正」取徑的目的在 增加經濟利益，市場與利益原則（profit principle）仍是首位，倫理學的目的在於 使市場運作得更好。（二）就理論方面來說，這種把經濟倫理學做為一種「應用 倫理學」的應用方式，是在不涉及純經濟學運作邏輯的情況下，也就是在純經 濟學運作邏輯之外去發展經濟倫理學。具體來說，也就是在以市場為首要的條 11 P. Koslowski（1952-2012）是德國在經濟倫理學領域重要的哲學家，曾任教於歐洲慕尼 黑大學、阿姆斯特丹大學。F. A. Hayek（1899-1992）認為倫理受社會中的一小撮人所 控制，主張應揚棄這種抽象的倫理學，改以市場社會來取代。Koslowski反對Hayek的 看法，主要是基於兩人對倫理學的看法有根本的差異，Koslowski認為倫理並不是由社 會中的一小撮人所控制，而是在於市場調節的正式規則、契約的倫理內涵以及了解彼 此所創造的價值（Koslowski, 2008）。件之下，允許經濟倫理學有其應用空間，以做為一種倫理上的「矯正」（ethical corrective）。這種倫理上的「矯正」，使現代經濟學得以宣稱其具有道德性，而 不再去質問經濟學的規範性這個課題（Ulrich, 2001/2008）。Ulrich認為這種經濟 倫理學的應用方式本身有其問題，他對矯正取徑提出以下批判：
（一）「兩個世界」概念的錯誤預設
Ulrich認為，「矯正」取徑最嚴重的問題在於，它把經濟理論與經濟倫理學 預設為「兩個世界」的概念（two-world conception），也就是說，經濟理論自 成一個世界，而經濟倫理學則在另一個世界，經濟倫理學自外於經濟理論的範 疇（Ulrich, 2001/2008）。「兩個世界」的預設把經濟理論與經濟倫理學一分為 二，經濟理論被視為是價值中立的世界，而經濟倫理學則是自外於它，這兩個世 界彼此互不干涉。Ulrich認為，基本上，這「兩個世界」的預設有嚴重瑕疵，而 使吾人對經濟理論（也就是純經濟學）產生誤解（Ulrich, 2001/2008）。 純經濟學之所以能夠自成一個世界，是因為它在脫離道德哲學，「淨化」為 一門科學的過程當中，將自身「預設」為一門價值中立的學科，不涉入任何規 範來加以干涉。但是，純經濟學真的是價值中立的嗎？按Ulrich來看，答案是否 定的。他指出，純經濟學追求的是效率，但更重要的是要去問所追求的是為了 「誰」的效率？這些效率所安排的優先順序（priority）是為了哪些目的？又，是 為了「誰」的目的？這些重要的問題都是價值承載的，但對於這些爭議，純經濟 學卻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而不加以討論（Ulrich, 2001/2008）。簡單來說，「兩 個世界」預設的錯誤之處，就在於經濟問題不免會涉及價值問題，但純經濟學卻 是把問題分成「兩個世界」，然後只去看「效率」的世界，而排除了倫理的、價 值的世界。 現代經濟學雖然追隨邏輯實證論，但這並不是說現代經濟學與倫理的、價 值的世界是如此涇渭分明的，如同Putnam與Walsh所指出的「三重糾纏」，Sen （1987）也指出，「福利經濟」（welfare economy）本身很明顯地就是與經濟 學、倫理學二者皆彼此互惠的一個例子。雖然如此，我們可以將這個現代經濟學 與倫理學的大問題暫且擱置，以Ulrich的脈絡來說，他所指的「兩個世界」的具 體對象是純經濟學與經濟倫理學的關係。 回到經濟（或商業）倫理學這種應用倫理學的脈絡。「矯正」取徑在「兩個世界」的架構下是如何討論倫理問題的呢？Ulrich指出，目前國際上採取「矯 正」經濟取徑所發展的經濟倫理學，是把倫理學當作一種解毒劑、一種用來對抗 過度發展的「純」經濟理性的一種不得不採取的手段。也就是說，當「純」經濟 理性所提出的策略無法為經濟衰退解套，只好變通地轉向經濟倫理學，希望用它 的觀點來限制「純」經濟理性，藉此把市場經濟的運作邏輯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內 （Ulrich, 2001/2008）。 如先前所討論，「矯正」取徑的目的是為了提振經濟，而不在討論經濟事務 的優先順序問題或倫理問題。然而，「矯正」取徑的「兩個世界」的預設，卻 是要透過倫理學來「矯正」純經濟學，這一點證明了「兩個世界」預設有嚴重錯 誤：既預設為「兩個世界」，這兩個世界就沒有關係，既無關係，要如何「矯 正」？ 其次，筆者認為，「矯正」取徑本身也點出了「純」經濟理性的另一個根本 問題：如果市場邏輯及其背後的「純」經濟理性是絕佳的，又何須「矯正」？事 實上，「純」經濟理性就是因為無法自我調節而可能演變成過度發展，正是在這 一點上，經濟學家不得不承認，需要透過「矯正」取徑的經濟倫理學來對「純」 經濟理性加以節制。那麼，為什麼特別是要透過經濟倫理學而不是其他學問來 「節制」（更正確來說是用倫理來「規範」）「純」經濟理性？又，究竟如何節 制？這些問題說明了，雖然純經濟學弱化了經濟倫理學（Ulrich, 2001/2008）， 但是，「矯正」取徑本身的存在，卻反而說明了純經濟學與經濟倫理學之間並不 是沒有關係，也不是單純的前者強、後者弱的關係，而是一種尚未言明的共存關 係。這種共存關係並不是回到十八世紀未能釐清經濟與倫理間關係的「古典經濟 理性」，而是指當「純」經濟理性山窮水盡的情況下，允許經濟（或商業）倫理 來予以矯正，二者建構出一種表面的共存關係。
（二）「矯正」取徑的內在矛盾
在上述說明「矯正」取徑的「兩個世界」的錯誤預設之後，「矯正」取徑還 出現嚴重的內在矛盾： 第一，「矯正」取徑最初是希望透過倫理觀點來節制過度發展的「純」經濟 理性，也就是說，「矯正」取徑是希望能在「純」經濟理性過度發展時，突破 「兩個世界」預設，使市場的發展能在倫理與「純」經濟理性之間維持一種合理的平衡。但問題在於，「矯正」取徑同時又主張市場經濟背後的「純」經濟理性 是「自外於」倫理反思，這意味著市場經濟本身是「倫理學中立」的，這個立場 使「矯正」取徑的後來發展直接揚棄了倫理反思（Ulrich, 2001/2008），以致它 後來根本沒有對倫理學加以探討。於是很清楚地，「矯正」取徑的內在矛盾就在 於，它本身立意在突破「兩個世界」預設，但卻又同時堅持「兩個世界」彼此涇 渭分明。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是因為「矯正」取徑認為，「純」經濟理性所預設 的市場是絕佳、完美、不會失靈的。但這需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完 全競爭市場」是理論上的假設，在現實處境中，仍是會出現市場失靈的狀況。換 言之，理論上，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兩個世界」的預設是合理的，在這個 情況下，經濟倫理學自然是不必要的（Ulrich, 2001/2008），但這只存在理論層 面。而在生活世界裡，「矯正」取徑雖認知到不得不參考經濟倫理學觀點來為市 場尋求可能出路，但「矯正」取徑終究無法捨棄「倫理學中立」的主張，於是這 成為「矯正」取徑重大的內在矛盾，而無法修補理論與生活世界的二分。 第二，「矯正」取徑支持「兩個世界」預設，在這個預設下的市場經濟社 會運作方式，不言明地賦予了「純」經濟理性一種規範力量（normative force） （Ulrich, 2001/2008），市場原則成為調控社會的重要規範，而倫理則被隱沒在 市場邏輯之中，或成為經濟論證的一部分。這正是「矯正」取徑的另一個內在矛 盾，矛盾點就在於，「市場原則」一旦取代倫理，成為市場經濟社會中的規範， 倫理將被隱沒在市場邏輯裡，那麼，「矯正」取徑的經濟倫理學要如何分辨市場 是否失靈？它如何可能提出倫理觀點來矯正市場，以達成「矯正」取徑的立意 與初衷？更嚴重的是，在「矯正」取徑拋棄倫理，而把「純」經濟理性與市場 原則本身視為規範這一點上，就不禁讓人懷疑「矯正」取徑不但無法來對市場 進行矯正，它還可能使經濟倫理學成為經濟主義（economism）的推手（Ulrich, 2001/2008）。
二、「規範」取徑
如前所言，現代經濟學分為規範經濟學與純經濟學（即實徵經濟學），而規 範經濟學所探討的問題，正涉及了經濟事務的價值與規範的判斷、經濟的結果為 何或公共政策的目標「應該」是什麼？等價值承載的問題（Stanford Encyclopediaof Philosophy, 2012）。在Ulrich的分析架構下，規範經濟學是有別於「矯正」取 徑，把倫理學應用於經濟學的第二種取徑，本文將其稱為「規範」取徑。 簡單來說，「規範」取徑主張經濟學「本身」就已經具有規範內涵，至於它 的規範內涵是什麼？則可以從經濟學本身去追問。儘管新古典經濟學已走上科學 化路線，「規範」取徑仍堅持現代經濟學應維持十八世紀「政治經濟」傳統，也 就是經濟學應具備「解釋」與「規範」此雙重功能（Ulrich, 2001/2008）。 首先，所謂的「解釋」功能，是指以「純」經濟理性的思維模式，透過成 本最小化或利益最大化原則所發展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來進行實徵研 究，目的在為道德行為的經濟功能提出解釋，並預測該行為造成哪些實際影響 （Ulrich, 2001/2008）。其次，「規範」功能方面，是指以「功能主義式」12的角 度來解釋經濟學的規範性。整體而言，「規範」取徑是先透過實證方法來證成 經濟活動的功能，一旦證成了經濟活動的功能，就等於證成了經濟活動本身的 規範性（Ulrich, 2008）；反之，一旦成本—效益分析結果證明道德動機或行為 無法提升效率，道德就不再重要。舉例來說，社會的運作需要仰賴經濟制度， 「規範」取徑的支持者會認為，某經濟制度本身是道德的，因為該制度可以把其 本身所包含的「範式」（norm）內化到個體之中，具有穩定社會的功能（Ulrich, 2001/2008），一旦證明了它的功能，便同時也證明了該經濟制度的規範性。 Ulrich認為，這種倫理學的應用方式本身有其問題，他對「規範」取徑提出以下 批判：
（一）從功能主義的角度來解釋倫理乃範疇失誤
現代經濟學經常對道德行為採取功能主義式的解釋，但是，是不是證明了道 德動機可以有效降低成本或增加效益，就可以說經濟學的確是有規範內涵的呢？ 12 按Ulrich的理解，經濟學家對於道德有以下三種看法。第一，是主張「道德只具有最 低程度的功能」，這個主張主要是把道德跟成本效益論證進行連結，認為道德本身既 不具有經濟效益，也無法提高效益或降低成本，功能性相當低，因此不需要對道德問 題多加討論。第二，是主張道德雖然不具有經濟效益，但承認它仍具有內在價值， 並且可以「從『經濟學』裡去追溯道德價值」，支持這種看法者允許義務論觀點， Ulrich稱之為「溫和的道德經濟學家」（moderate moral economists）。第三，則是主 張道德可被量化，Ulrich將支持此觀點者稱為「實徵的道德經濟學家」（positive moral economists），他們的特點是將道德的功能等同於經濟倫理學（Ulrich, 2001/2008）。Ulrich反對這樣的觀點。他認為，「道德」本身在文化上就具有幫助人們因應社 會、經濟任務的功能，是這種相互主體性的、有約束力的道德做為社會的基礎， 才讓經濟制度在社會裡得以良好運作（Ulrich, 2001/2008），而不是只因經濟制 度具有某些功能，就可以說它是道德的。其次，一旦道德動機與成本—效益連 結才來採取行動，那麼，這個行動事實上是為了追求利益而不是在於追求道德 （Ulrich, 2001/2008）。對道德採取功能主義式的解釋，說明了「規範」取徑所 採取的倫理學應用方式顯然不是以道德為目的，而是以追求經濟利益為目的，進 而任意地使用道德。這種把道德視為工具性的策略，而經濟利益看作是道德策略 的最終目的的觀點，無疑是一種嚴重的範疇失誤（Ulrich, 2008）。
（二）無法證成「規範」取徑的規範內涵
Ulrich（2001/2008）進一步分析，「規範」取徑透過某個政策提供誘因，對 缺乏道德動機的人提供一個替代品（substitute），藉此來加強人們自利的動機， 引導人們走向政策所期望的方向，最終達成型塑社會的目的。但是，這個道德動 機與其說是基於「理解」到某個良善的理由，倒不如說是因替代品的「慾望」所 驅使。這種提供誘因的方式對道德動機的發展不但沒有幫助，相反地，卻引導經 濟能動者將思考從追求道德轉移到追求替代物本身。Ulrich因此說，「在（「規 範」取徑）這裡，倫理學只是一個大概的或表面的道德行動」。 針對「規範」取徑對道德進行經濟功能的分析這一點，Ulrich（2001/2008） 嚴厲地批判道：「完全沒有從倫理的範疇來進行規範的證成」！其主要的理由就 在於，「規範」取徑以「純」經濟理性為基礎，把經濟原則提升為規範，再任 由經濟原則跨越了原本清楚區隔的「兩個世界」，把倫理化約為策略。最終， 「規範」取徑系統性發展的結果，就是使倫理規範消失於經濟原則中。因此，在 上述問題沒有釐清之前，不能說「規範」取徑的經濟倫理學已經被證成了。除此 之外，「規範」取徑既把經濟原則提升為規範，就遑論經濟倫理學的一些重要問 題，例如：這個政策的目的與方向是為了符合「誰」的期望？或該經濟制度所追 求的是「誰」的價值？這些問題在「規範」取徑的經濟倫理學裡，都存而不論 了。 Ulrich揭露了「規範」取徑的根本問題。「規範」取徑的倫理學應用方式， 是把道德手段化，這種作法犯了嚴重的範疇失誤。更重要的是，「規範」取徑把經濟原則誇大，提升為一種「規範」，使經濟原則凌駕於道德原則，13在這一點 上，「規範」取徑成為經濟的推手，透過「規範」取徑的經濟倫理學，把社會推 向經濟主義。
肆、第三種經濟倫理學的應用方式：「統整」
取徑（
“integrated” approach）
「矯正」取徑與「規範」取徑都有嚴重的瑕疵，14那麼，倫理學可以以什麼 方式合理地應用在經濟學呢？針對這個問題。Ulrich的進路，是把經濟倫理學視 為「經濟活動的理性的倫理學」（a rational ethics of economic activity），他在這 個「理性的」基本理念下發展出「統整的經濟倫理學」，使經濟倫理學回歸生活 世界，本文將此稱為「統整」取徑。一、「統整」取徑的特徵與內涵
整體來說，Ulrich所建構的「統整」取徑有兩個主要特徵，即合理性的，以 及合倫理的。Ulrich之所以提出「統整的經濟倫理學」，主要目的是要讓「新古 典」經濟理性重新具有倫理內涵，使「統整」取徑所建構出的經濟倫理學不再是 把社會推向經濟，而是沿著理性的倫理路線離開經濟主義。 Ulrich所建構的「統整」取徑，是以「社會—經濟理性」（socio-economic rationality）做為經濟活動的規範基礎，以解決「矯正」與「規範」取徑無法回 13 有關把經濟原則提升為規範這一點，1993年，Ulrich對經理人的思維模式進行實徵研究 時發現，經理人在做決策時，並不是粗淺地以機會主義的考量來看待倫理，而是把合 適於經濟的行動，視為倫理上良善的（Ulrich & Thielemann, 1993）。14 除了「矯正」取徑與「規範」兩大取徑，另外也有某些其他發展走向，這至少包括 了目前美國某些商業倫理學家，他們同樣批判商業倫理（business ethics）過於工具 化（功能化）；此外，N. Bowie提出，商業與經濟倫理的目標是要去生產康德學派的 「人」（person），也就是一位理性、自主、道德的能動者；A. Sen則是致力於使各學 科彼此相互應用。Ulrich（2001/2008）認為，上述這些學者都未能對經濟理性加以批 判，也尚未對經濟活動提出系統性的倫理學論述。
答的規範性問題。「社會—經濟理性」概念有兩個主要內涵。第一，它是「純」 經濟理性與倫理理性（ethical rationality）統整後的一個概念。針對這一點， 「純」經濟理念概念在本文前述已有清楚的討論；而所謂的「倫理理性」概念， Ulrich所指的乃是Habermas（1985/2004, p. 10）在溝通行動理論裡所說的「溝通 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溝通理性概念的內涵，是以辯論言談的重要經驗為基礎，這辯論言談中 有不強迫的、統一的、共識的力量，在這力量裡，不同的參與者克服了 個人的主觀看法，並且個人承認理性具共同性而激發出說服力，從而確 保了在客觀世界與相互主體性的生活世界裡，不同參與者能和諧統一。 Habermas的「溝通理性」概念說明了在言談中有一種朝向共識的力量。此 外，「溝通理性」主張，溝通要在一個透明化的、理性的對話過程裡，在這個對 話過程中，重要的是論辯的程序而不是結果。只有透過這個透明化、理性的論證 程序，才堪稱為符合「溝通理性」的要求，也就是符合「倫理理性」。 Ulrich引入Habermas的「溝通理性」來擴充「純」經濟理性概念，使倫理與 經濟的關係得以突破新古典經濟學以後「兩個世界」的分裂，重新進行一種「倫 理的統整」（ethical integration）（Ulrich, 2001/2008）。很顯然地，Ulrich的「社 會—經濟理性」概念之所以包含溝通理性的內涵，其用意不在於提出一個符合倫 理內涵的經濟目的，而是從溝通的「程序」著手，使人人皆有平等的機會，針對 經濟相關的制度、市場、政策等層面共同參與論辯，而透過這個方式所形成的共 識，才堪稱為具有正當性並且符合倫理的。 Ulrich以圖1來表示「社會—經濟理性」概念的兩個面向。圖1便是把「社 會—經濟理性」帶入「純」經濟理性的結構關係圖，它說明「社會—經濟理性」 除了關注效率，更重要的是從經濟能動者彼此之間的社會關係來加以考量，如此 一來，也就把市場原則帶回生活世界的脈絡，使市場原則遵守理性與倫理的要 求。圖1所指的「經濟能動者」，是指與該經濟活動有關的人，包括受益者、沒 有分配到者，以及受到不同影響的所有的人。Ulrich（2001/2008）強調，分配問 題絕不只是純經濟學的問題，它更是一個涉及規範性的問題，重要的是要去維護
經濟能動者1 經濟能動者2 合法性方面（衝突） 效 率 方 面 資源、商品 ︵ 稀 少 性 ︶
圖
1 「社會—經濟理性」概念結構資料來源： 引自Integrative Economic Ethics: Foundations of a Civilized Market (J. Fearns, Trans., p. 107), by P. Ulrich, 2008,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1.
所有與該經濟活動有關的經濟能動者的道德權利，而維護之道則是要透過透明、 溝通的對話程序來達成。一個政策對經濟能動者1而言有效率，並不見得對經濟 能動者2也有同樣的效率，他們之間的效率可能是相互衝突的，這時就要去問這 個效率究竟是對「誰」而言有效率，而不是科學地去計算整體效率。只有對這個 相互衝突的問題加以思考，並從政治程序著手，提出論述來進行論辯，才能使資 源有限的衝突在社會處置中進行統整，如此才能符合「社會—經濟倫理」的要 求。 把「純」經濟理性帶回經濟能動者之間的社會關係是「社會—經濟理性」的 第一層意涵，而「社會—經濟理性」的第二層意涵則是以普遍的人性為基礎，以 自由的存有者（free human beings）彼此之間的人際關係為基本的規範邏輯，15他
強調，這種人際關係是一種互惠的關係（Ulrich, 2001/2008）。Ulrich認為，要使 市場經濟走向文明社會，就必須重新把人與人之間的互惠關係帶入經濟活動來加 以考量，如此一來，「社會—經濟理性」不只重視溝通程序，也要考量人際之間 的互惠性，把這兩層意涵納入經濟活動，才能使「純」經濟學所獨重的工具理性 重新有了通向倫理的道路，從科學化所強調的價值中立這個有問題的預設，重 新返回價值衝突的真實社會處境，從抽象的計算模型裡回到真實的生活世界。如 15 Ulrich所謂的規範邏輯有時也稱之為倫理邏輯（ethical logic）。
此一來，「純」經濟理性不再無限上綱而走向經濟主義，市場經濟社會轉而朝向 文明、符合民主程序與倫理的方向來發展，成為一個為生命而服務的經濟（ life-serving economy）（Ulrich, 2001/2008）。
二、「經濟理性」的再概念化
至此，倫理理性（即溝通理性）雖然被重新納入「社會—經濟理性」中，但 是，「經濟」與「倫理」孰先孰後的問題尚未解決。Ulrich於前述已指出，古典 經濟理性的問題就在於，倫理學探討的是美善與幸福人生，經濟學追求的則是效 率，倫理理性與經濟理性這兩種規範邏輯不可能同時被接受，卻共同構成了古典 經濟理性。針對這一點，Ulrich（2001/2008, pp. 79, 104）認為，這兩種理性基本 上是相互競爭、彼此衝突的： （純）經濟理性是極為有力的，它本身在內隱與在外顯上，總是宣稱了 規範的有效性，而這個（純）經濟理性的規範有效性無可避免地與倫理 理性相衝突。 「純」經濟理性與倫理理性彼此競爭與相互衝突之下，究竟何者較為優 先呢？對於這個長久以來未能深入探討與釐清的問題，Ulrich的立場是支持 Mittelstrass的看法，主張：「規範性並不是『經濟理性』銅板的另一面，而是 它的基礎」（Ulrich, 2001/2008, p. 104）。原因有二：第一，倫理學是「以人 類彼此間無條件相互肯認的規範邏輯為基礎，經濟學則是個體根據他們的利 益以進行有條件的合作」（Ulrich, 2001/2008, p. 105）。第二，經濟學理論本 身是一個理想，而在真實的生活世界裡，倫理關係無法被經濟所取代（Ulrich, 2001/2008）。基於這兩個理由，Ulrich指出倫理理性與「純」經濟理性的關係 是：第一，倫理理性是「純」經濟理性的基礎；第二，倫理理性優先於「純」經 濟理性。Ulrich因此竭力主張：「正義在效率之前」（Portland Independent Media Center, 2012）。當資源稀少而產生分配問題，在考慮效率之前，更應該要思考 的是倫理、正當性與合法性問題，並且要從正義的角度來回答。未經刪節與壓縮的，一種在效率、意義面向，以及正義之間的微妙三 角，在這個三角當中，效率次要於其他兩角，而（使經濟理性）成為內 部有邏輯的理性。 在Ulrich所提出的「社會－經濟理性」概念之下，經濟活動成為理性的、倫 理的，如圖2所示。 意義 正義 效率 創造 價值 為了什麼？ 為了誰？
圖
2 合理經濟理性的內在邏輯資料來源： 引自“Civilizing the Market Economy: The Approach of Integrative Economic Ethic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 9),” by P. Ulrich, 2009, Retrieved from http:// www.alexandria.unisg.ch/52804/1/Bericht-114%20Ulrich_
「統整」取徑不同於「矯正」與「規範」取徑的科學化路線，它更多考 量了真實社會的經濟制度與經濟意義等層面，這至少包含了三個制度層面 （institutional levels）。第一，憲法層面（constitutional level），這是指在政治經 濟秩序的溝通權利與程序方面，需要仰賴溝通理性，也就是倫理理性，透過規 範的統整來處理社會衝突；第二，制度層面（systems level），也就是社會制度 中所涉及的財產權結構與競爭規則，整個經濟制度需進行功能的統整，使其有 效能；第三，行動層面（action level），是有關於個人的經濟活動與交易契約， 當個人在面對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需要兼顧策略理性與個人責任，在整個追求 美好人生的過程裡進行個人的統整，「社會－經濟理性」就包含了這三個層次
（Ulrich, 1998）。上述三個實踐層面說明了，「統整」取徑的經濟倫理學，從理 念到實踐方向都朝向符合理性與倫理的道路。
伍、教育蘊義
一、
經濟倫理的入口：釐清經濟與倫理的關係，破除當前教育裡
的「市場偶像」
1863年，F. Bacon在《新工具》（The New Organon）一書中提到，人的理解 一旦產生錯誤，心智被這些錯誤的概念所困，真知就難以進入心中。Bacon提出 四種偶像，其中，市場偶像（idols of the market place）是發生在人與人交流之 間，人云亦云所聽來的二手知識或望文生義，使得吾人的心靈被話語的表面意涵 轄制，而不從根本上了解它的可能性與真實性（Bacon, 1863/2005）。Bacon所指 的「市場」偶像，與Ulrich所指的「市場」邏輯概念固然相當不同，兩人卻有共 同的洞見。共同處在於，Ulrich（2001/2008）指出，統整的經濟倫理學的第一個 任務，就是要批判反思現代經濟學裡窄的意義下的「經濟理性」概念。我們必須 理解到，有必要對「經濟理性」有清楚的認識，不能在新自由主義成為國際強勢 理念時，對「市場」一知半解的情況下，貿然將其應用於教育政策。 從本文透過Ulrich對「經濟理性」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從根源上來講，現代 經濟學裡的市場機制與其背後的「純」經濟理性概念，衍自十八世紀有問題的 「古典」經濟理性概念；此外，現代經濟學在脫離道德哲學而成為科學化的純經 濟學過程中，其方法論仍有許多前提與預設，是沒有經過嚴格檢視與討論的。那 麼，如果不深入釐清這些概念本身的問題，就直接把經濟理念或策略（如市場機 制）應用在教育領域，這形同在不穩固的基礎上人云亦云，甚至可能連這些經濟 理念與教育理念直接衝突，卻未能有所察覺，長久如此，我們的心靈與教育將深 陷於有問題的經濟概念裡，渾然不覺。 Ulrich對於「經濟理性」概念的分析與重建，提醒教育研究者以及政策決 策者，在引進經濟理念之前，對「古典」經濟理性概念本身的矛盾之處，以及 「純」經濟理性邏輯本身的內涵與限度應有正確的理解。在這個破除「市場邏
輯」偶像的立足點上，才能避免重蹈其他國家的覆轍，進一步考慮在經濟原則與 倫理價值之間的平衡之道。
二、
「矯正」取徑的教育警訊：「兩個世界」基本預設使教育淪
為經濟的附庸與工具
Ulrich對當前國際間兩種經濟倫理學應用取徑的分析與批判，可幫助釐清當 前臺灣教育的盲點。就「矯正」取徑而言，Ulrich指出，新自由主義就是秉持 「兩個世界」錯誤預設的一種「價值中立的意識型態」（value-free ideology） （Portland Independent Media Center, 2012）。很顯然，生活世界並不是價值中立 的，許多人受到新自由主義誤導，被困在是否應該力行小政府、大市場，好讓市 場自由發展的爭論裡，而不去討論經濟所涉及的倫理與規範等重要問題，這些價 值涉入的問題，新自由主義都存而不論了。Ulrich認為，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如 何讓市場自由競爭，而是要怎麼樣明智地來進行統整，才能讓市場經濟在文明的 社會裡良好運作，使市場經濟「服務」一個文明的社會。 新自由主義對於市場的追求，連帶使得「兩個世界」的基本預設也對教育的 角色產生影響，我們可藉由「矯正」取徑來揭露新自由主義下的教育盲點。英國 政府自1970年代以來為了對抗國際間強烈的競爭壓力而引入市場機制，其後，這 個趨勢也逐漸影響臺灣的教育政策。臺灣近20年來的改革風潮裡，教育「鬆綁」 （deregulation）、教育自由化、家長選擇權等主張，都可以發現學者引入新自由 主義的市場化理念或市場機制來分析或制定教育政策。然而，臺灣社會從計畫經 濟進入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許多研究焦點著重在國家應不應該介入教育？或國家 應介入教育到什麼程度，才能保有市場自由，增加競爭力？等問題。但真正的問 題毋寧是，在一個文明的、民主的社會裡，教育應當如何與市場經濟統整，才能 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使臺灣社會走向文明。換言之，市場經濟是服務於社會的 一種策略，社會文明才是最終的目的。很遺憾地，臺灣解嚴後走向市場經濟的同 時，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導致教育的角色只是從戒嚴期間受國家控制，轉變 成為解嚴後受經濟控制、甚至是由市場調控。只有看出這個盲點，教育才能再次 意識到自身的使命與目的，肩負起促進社會走向民主與文明的角色。 美國學者M. C. Nussbaum在《不為營利：民主社會為何需要人文涵育？》（Not for Profit: Why Democracy Needs the Humanities?）一書中同樣指出，全球 經濟將人們緊緊聯繫在一起，教育應充實學生，使其具備討論政治、經濟等議題 的能力，這才是國際合作的良好根基；如果只是希冀透過市場交易從中獲利，將 使整個社會充斥渴求營利的氛圍，而教育終將淪為工具性的生產線（林逢祺， 2012）。教育是價值中性的嗎？它只能是「純」經濟理性的應用策略與管道嗎？ 顯然不是。如果任憑市場原則無限度的發展，教育的角色將與「矯正」、「規 範」取徑的經濟倫理學一般，淪為經濟的附庸與工具。面對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 挑戰，教育的出路在哪裡？Ulrich並沒有明確指出，但我們可以推論，Ulrich會 支持這樣一個方向：教育應與倫理齊頭並進，一同追求正義，而這種追求正義的 教育，理當優先於追求市場競爭效率，而主張「教育在市場競爭之前」！
三、
「規範」取徑的教育警訊：經濟原則的提升對終極目的產生
衝擊，使教育走向「全人」的消失
Ulrich對「規範」取徑的分析與批判亦可幫助釐清當前臺灣教育的盲點。 「規範」取徑旨在探討經濟事務的價值判斷，以及公共政策的目的應該是什麼？ 等問題，由於現代經濟學迴避「價值」的問題已在上述「矯正」取徑的教育警訊 中討論，以下從「目的」角度來提出「規範」取徑所可能產生的教育問題。 就目的來說，Diesing已於1950年代指出，「純」經濟理性只能用於計算 出最大程度的效率與競爭力，但它無法計算出最大程度的滿足與幸福，因此， 「純」經濟理性的限度就在於：它無法計算人類生命的終極目的（ultimate end） （Diesing, 1950）。從教育的角度來說，如果市場效率或競爭力成為教育目的， 它就必須以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提出一個具體、量化的目標，並幫助學生來達 成這個目標。但是，由於「純」經濟理性無法用實徵方式來量化終極目的，因此 這個問題始終被「規範」取徑拒於門外。這造成一個結果：教育獨重效率，它更 要求學校達成市場競爭意義下的成功，卻無力引導學生追求幸福人生，它無法幫 助學生用計算的方式來為自己的人生做出選擇，就更遑論協助學生來實現自我的 終極目的了。 「規範」取徑一方面不去討論終極目的的問題，另一方面，它卻仍堅持 「純」經濟理性具有支配性的規範力量，市場經濟社會裡瀰漫著這樣的一種價值，人人殫精竭力地追求競爭力，整體社會以市場效率為首要價值。一旦這股規 範力量成為首位而凌駕於教育，教育便會開始變相地追求市場裡所推崇的主流價 值（也就是效率）、學校排名與經濟意義上的成功。為了追求最大程度的效率， 教育成為一種投資、一種經濟策略。 這種「規範」取徑下的教育目的，是讓學生在考試與學業成就的競爭裡追 求成功，在把人培養成追求個人偏好以及實效功能（utility function）的「經濟 人」（Homo oeconomicus, economic man），也就是講求實利或自利的人（Davis, 2012），凡事以追求效率為目標，效率以外的價值都成為次要。 教育的目的是培養追求自利、凡事只看有沒有實效的經濟人嗎？教育是教導 人如何以有限的時間與資源，來幫助個體追求物質，以滿足他們的偏好嗎？當然 不是，教育的目的應是在培養身、心、靈方面健康與成熟的全人，這樣的人，適 足以面對與因應來自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各種挑戰。如果沒有意識到「規範」取 徑對教育目的的影響，當追求效率的規範力量大過一切，這樣的教育將只能培養 「經濟人」，導致「全人」的消失。 要使教育離開支配性的市場原則，就勢必要回到究竟教育應該要依據哪種規 準來發展教育目的與政策？也就是，究竟教育是以「純」經濟理性或「社會－經 濟理性」（也就是倫理理性），做為該教育政策背後的運作邏輯這個關鍵問題。
四、
「統整」取徑的教育啟示：倫理價值優先，以理性思辨、溝
通對話為方法，來省思生活世界中經濟課題的倫理意涵
透過「矯正」取徑與「規範」取徑來釐清教育的角色、目的與判斷規準後， 本文支持Ulrich「統整」取徑下的經濟倫理觀，藉由Ulrich的觀點，可使教育理 解到市場競爭理念的限度，再進一步思考教育與經濟的合理關係。 Ulrich的「統整」取徑挑戰了教育裡存在已久的問題：教育當如何看待經 濟、市場與競爭？當國際間充斥著市場化理念，教育改革強調提升國家整體競爭 力的社會氛圍裡，教育應持何種立場？當教育資源與機會有限，該如何處理資源 分配？當升學競爭對同儕、師生、甚至親子關係造成衝突，學校應如何因應？效 率至上的教育環境裡，要如何引導學生欣賞彼此、凝聚共識與相互合作？又，日 常生活裡的經濟活動，對我們的美好人生有著怎麼樣的一種意義？這些問題都與教育息息相關。 對於這些問題，Ulrich的「統整」取徑要求吾人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來 加以考量，而這首先要突破自利的思考框架，幫助學生走出「經濟人」的迷思， 然後引導學生重新省思我與他人的關係，理解倫理價值之所以優先於效率的理 由，以倫理為基礎來因應經濟挑戰，從而使經濟服務於生命意義，走向美好人 生。 Ulrich（2001/2008）主張，真正的道德並不是以利益為基礎，道德動機要奠 基於良善的理由，而這個理由是要考量到所有受到影響者的道德權利。那麼，面 對經濟利益衝突的問題，要採取的方法是從道德的角度來進行理性思辨，然後充 分的對話與溝通，溝通對象包括所有受到該政策影響的關係人。以瑞士大學為 例，它延續著Humboldt時期的大學理念，同時也面臨了當前大學生人數不斷攀 升，公共經費投入有限的問題。面對這樣的挑戰，Ulrich了解到現代大學逐漸成 為知識工廠，大學的自主逐漸受到限縮，但他不打算美化Humboldt時期的大學理 念，而是主張各大學有不同的方式，在大學的理想與實際挑戰中來找到自身的定 位、組織結構與策略（Ulrich & Chesney, 2014）。在此當中，大學資金與經濟利 益的確是充滿緊張與壓力，但他仍堅持大學是一個追求開放、民主與自由的教育 機構，自由思考、研究與教學不容侵犯，而不是單單交由市場決定。在這個前提 下，大學的理想在經濟變遷的挑戰下充分溝通對話、磨合激盪，直到各大學發展 出可持續發展的平衡點，以各種可能的夥伴策略找出其適當的模式。
陸、結語：「經濟在倫理中」的教育視野
本文透過對Ulrich針對經濟倫理學的系統性論述，提出經濟倫理並非商業領 域或經濟領域的專屬課題，它涉及了每個人終其一生或多或少都會面臨的經濟、 政治、倫理以及教育問題。無庸置疑地，經濟倫理問題不應侷限於商學院或商業 倫理，從教育來說，經濟問題涉及了我們如何回到「人」本身以及人我關係，來 反思經濟對於人類社會的意義，以及教育如何與經濟倫理統整？這些重要課題。 「倫理與經濟」是個有待開展的跨科際課題，它不只是教育理念層次的問 題，而是在鉅觀上牽涉到自由市場社會裡如何落實社會正義，以及在微觀上，個人如何面對幸福與效率的價值取捨。教育研究裡需要更加重視這些問題。藉由探 討Ulrich多年對「倫理與經濟」課題的著力而建構出的「統整的經濟倫理學」， 本文具體提出教育的四個蘊義：第一，Ulrich對「經濟理性」概念的分析與批 判，釐清了經濟與倫理的關係，有助於吾人破除當前教育裡的「市場偶像」。第 二，本文從Ulrich對「矯正」取徑的批判而提出教育警訊。如果沒有認知到當前 新自由主義所持的「價值中立」立場，基本上就是一種「兩個世界」的錯誤預 設，將可能使教育淪為經濟的附庸與工具。第三，本文透過Ulrich對「規範」取 徑的批判，從「目的」角度提出教育警訊。需了解到，如果誤把經濟原則提升 為目的，將嚴重地對終極目的產生衝擊，這對教育的危害將是走向「全人」的消 失。第四，本文透過Ulrich對「統整的經濟倫理學」的分析，指出教育當以倫理 價值優先，以理性思辨、溝通對話為方法，來省思生活世界中經濟問題的爭議焦 點。如此，可將市場經濟重新帶回到以人為主體、相互主體性的社會實體裡來尋 求共識，以此拒絕教育受「純」經濟理性主導與支配而走向經濟主義。 Ulrich的思維揭示了現代經濟倫理學處於「未完成」的歷史階段，它正面臨 科學化的要求，以及應當如何與倫理學「統整」的局面。教育本身承載了豐厚的 文化價值與倫理內涵，它也同樣面臨了科學化的要求，以及從社會經濟狀況而來 的各種實際挑戰。在如此處境下，Ulrich的統整的經濟倫理學引導我們跳脫市場 化、商品化的爭議與迷思，透過他的反思與批判，教育得以在理解倫理與經濟的 關係之後，重新謹慎地考慮未來的教育目的、優先順序，研擬出更加民主、文明 的、具體的實踐策略。 致謝： 十分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賜教指正與鼓勵，特別感謝外子吳啟帆先生，始 終給予最大的支持與幫助！ DOI: 10.3966/1028870820180364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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