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馬克思的國家學說主要有「國家工具說」與「國家消亡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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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馬列毛國家觀之比較

本章將比較馬克思、列寧與毛澤東對國家的看法，分析三人的國家學說是否有一貫性。

一般而言，馬克思的國家學說主要有「國家工具說」與「國家消亡說」。前者指的是，國家不僅是「調和階級的機關」，它還是「鎮壓無產階級的工具」；後者指的是在階級消滅之時，國家自然也就歸於消滅（俞諧，1981：

300、302）。

就筆者觀之，「國家工具說」比較偏重在國家的管理功能，類似於行政機關，為狹義的國家概念；「國家消亡說」則含有民族國家的概念，因為它指的是民族國家的界線將會消失，而民族國家的界線消失，又使得馬克思的國家學說帶有國際主義的色彩。

如此，馬克思的國家學說便在狹義與廣義的國家概念之間拉鋸，這即造成比較上的困難。為求比較觀點上的統一，筆者採用Henri Lefebvre《從黑格爾到毛澤東－國家理論》一書的觀點，以廣義的國家概念，即民族國家為探討的標準。因為民族國家界線消失的同時，國家的行政機關也會跟著萎縮。所以，以民族國家為探討的對象，其本身不僅含有國際主義的色彩，同時也含有國家萎縮的概念。

然弔詭的是，既然馬克思主張國家終會消亡，何以在列寧、毛澤東在實施馬克思主義理想的過程中竟產生如蘇俄、中共這些極權政權？是否馬克思的論述本身即隱含這些因子，又或者是列寧、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牽強附會，造成這些極權政權的產生。如能在馬克思的國家觀中找出這些因子，則更加證明本研究所提之假設無誤。必須注意的是，國家與政權在現代政治學中，是分屬兩個不同的概念，但在馬克思、列寧與毛澤東的討論中，則似乎是將兩者混為一體，為求討論上的方便，筆者沿用馬列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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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將兩者混為一談的觀點。

此外，馬克思的國家學說是否僅有「國家工具說」與「國家消亡說」

二項，是否仍有其他看法？而列寧與毛澤東的國家概念是否掌握了馬克思全部的國家學說，還是僅掌握一部分？這也都是本章所要探討的課題。然則無論列寧與毛澤東掌握多少馬克思的國家學說，只要能發現列寧與毛澤東的國家概念有某部分來自於馬克思，即能證明本研究之假設無誤。

第一節馬克思之國家觀

同階級概念一樣，馬克思亦從未有一本專門探討其國家理念的專書，

故有關其國家觀點散見於不同的文章中。筆者根據諸位學者的分析，將馬克思的國家學說分成以下幾點⁶²：

一、國家官能說

國家官能說，即國家有機說，這是早期馬克思的國家觀，此時的馬克思深受黑格爾的影響。該說基本上視國家為一生物體，類似生物的器官，

為一種大型的有機組織（organism）、官能組織，國家自具生成與發展的生命，追尋其本身最終目標（telos）、或目的（goals; objective）。所以此時的馬克思認為國家是實現個人自由、追求公共之善（public goods）的理想共同體，即他將國家視為理性的自由和全體國民和諧的落實（洪鐮德，2006：

112、115、143）。

62 筆者根據下列學者而歸納：洪鐮德：2006；陳世榮：1991；陳榮彬：1999 黃丘隆譯：1990；

曾怡仁：2005b；楊世雄：1995；劉獻文：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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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在〈第 179 號科倫日報社論〉中說道（《全集》（1）128~129⁶³）：

馬基維弗利…以及盧梭、費希特、黑格爾等都已經用人的眼光來觀察國家了，他們是從理性和經驗中而不是從神學中引伸出國家的自然規律…最新哲學⁶⁴持有更加理想和更加深刻的觀點，

它是根據整體的思想面構成自己對國家的看法。它認為國家是一個龐大的機構，在這機構裡，必須實現法律的、道德的、政治的自由，同時，個別公民服從國家的法律也就是服從自己本身理性的即人類理性的自然規律。

上述文字說明了此時馬克思的國家觀深受黑格爾影響，將國家視為是倫理精神的體現（楊世雄，1995：164）。

二、社會異化說

這是馬克思將黑格爾的理性國家和普魯士實際政治相對照後產生的看法，他抨擊專制君主，也批判了黑格爾國家理論之缺陷，從而認識到國家的基礎為民間社會，也認識到政治生活所講究的有如宗教中天堂之虛幻飄渺，因而斷定國家是異化的民間社會，國家為疏離的社會勢力，是建立在人類分裂為私人與公民雙重身分與經營雙重生活上（洪鐮德，2006：143）。〈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文的出現標誌馬克思國家思想的轉變，馬克思認為，黑格爾的國家學說其實是把實在與理念的位置、關係給顛倒了，

馬克思以黑格爾是「頭足倒置」來比喻，基本上，實在與理念的關係是：

國家的實在產生了國家的理念，而不是國家的理念衍生出國家的實在，如他批評黑格爾（《全集》（1）250~251）：

63 該文與〈黑格爾法哲學批判〉、〈論猶太人問題〉皆引自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史達林著作編譯館於 1956 年編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簡稱《全集》），括弧內的「1」表第一卷，

「128~129」表第 128~129 頁，以下皆同。

64 最新哲學指的即為黑格爾的哲學，其不僅恢復古希臘對理性的推崇，還增加一個總體的、普遍的、泛宇的觀點，俾與個人的、特殊的、偶然的是向相對照。參閱洪鐮德，200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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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念變成獨立的主體，而家庭與市民社會對國家的現實關係變成了理念所具有的想像的內部活動。實際上，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前提；它們才是真正的活動者；而思辨的思維卻把這一切頭足倒置。如果理念變為獨立的主體，那麼現實的主體（市民社會、家庭、『情勢、任性等等』）在這裡就會變成和它們自身不同的、非現實的、理念的客觀要素。

這邊也代表馬克思將視野轉到了民間社會。他認為「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真正的構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現實的精神實在性，它們是國家存在的方式」，國家的職能不過是人的社會特質的存在和活動方式，「國家是從作為家庭和市民社會的成員而存在的這種群體中產生出來的」。因此，馬克思批判黑格爾是「把作為人民的存在形式，作為一個總和的整體國家和政治國家混為一談」（《全集》（1）251、252、342）。

在這裡，馬克思將國家區分為「整體國家」和「政治國家」。前者涉及統一的、有機的、融合的政治社群，後者則是由黑格爾權力三分化（君主、官僚、國會）加上國家其餘的統治機器所構成的，即它特別指涉的是政府官署，或社會中涉及公共事務的那個階層而言（洪鐮德，2006：116），

換言之，它指的是狹義的國家，即政府機關。

上述觀點在〈論猶太人問題〉中進一步深化（《全集》（1）443）：

作為市民社會成員的人是本來的人，這是和公民不同的人

（homme），因為他是有感覺的、有個性的、直接存在的人，而

政治人只是抽象的、人為的人，寓言的人、法人。只有私己主義的個人才是現實的人，只有抽象的公民（citoyen）才是真正的人。

也就是說，馬克思從社會結構的公私矛盾著眼，提出了新的國家概念：雖然國家初始想代表公共利益的展現，最後卻成為私利運作的場域，

國家因此成為利己主義社會結構所呈現的政治形式，它是民間社會扭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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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國家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卻與人的真正共同體相互反對（楊世雄，

1995：165），國家因而與民間社會脫節，國家不過是民間社會的異化。

因此，馬克思不僅認為，國家與民間社會脫節，個人生活在政治國家中也與其自私的本性脫節。政治國家所要求的是「公民」角色，即公民所應盡的「權利義務」取代了個人的自私本性。

這樣一種以公民身分出現的政治生活，不僅與現實脫節，更是一種虛擬生活，這種寄身於虛無飄渺的想法無異於宗教脫離現實、寄望來世的心態（洪鐮德，2006：121），如他寫道（《全集》（1）428）：

在政治國家達到真正發達的地方，人不僅在思想中，在意識中，而且在現實中，在生活中，都過著雙重的生活－天堂的生活和塵世的生活。前一種是政治共同體的生活。在這共同體中，人把自己看作社會存在物；後一種是市民社會的生活，在這社會中，人作為私人進行活動，把別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降為工具，

成為外力隨意擺佈的玩物。

既然馬克思視國家為宗教，則政治國家與民間社會之關係，也就如同天堂與人間、神聖與俗世的關係，如（《全集》（1）428）：

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正像天和地的關係一樣，也是唯靈論的。和宗教與世俗世界的關係一樣，政治國家和市民國家也是處於對立的地位，它用以克服後者的方式也是和宗教克服世俗狹隘性的方式相同，就是說，正像宗教對待世俗一樣，國家不得不承認市民社會，恢復它，服從它的統治。

既然政治國家與民間社會脫離，為了縮短兩者之間的差距，並克服其分裂、雙重性，必須對民間社會進行改革，把民間社會主要要素加以批判、

革除，才能奏效。但因政治革命只是把民間社會融化為其構成要素，而不是把其要素加以革命，或將這些要素置於批判之下（洪鐮德，200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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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有政治的解放是不夠的，還必須要進行更大規模以及最終關懷的人的解放，如（《全集》（1）443）：

任何一種解放都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係還給自己。

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變成市民社會的成員，變成利己的、獨立的個人，另一方面把人變成公民，變成法人。

只有當現實的個人同時也是抽象的公民，並且作為個人，在自己的經驗生活、自己的個人勞動、自己的個人關係中間，成為類存物的時候，只有當人認識到自己的『原有力量』並把這種力量組織成為社會力量因而不再把社會力量當作政治力量跟自己分開的時候，只有到了那個時候，人類解放才能完成。

由以上分析可知，馬克思將國家看成外在於人身，卻又是支配人的行為之異化的社會力量。而只有把異化的社會力量重加約束，融入人的自身，人的解放才有可能（洪鐮德，2006：124）。

至於要如何才能達到人的解放？此問題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中獲得解答。他認為，人的解放就是「普遍自我實現」，亦即激進的社會革命，然若無積極的壓迫階級與革命階級，則無革命的可能。為了尋找革命力量，馬克思尋找一個受苦最深、人數最多、革命意識最堅強的革命性階級，「一個由於自己遭受普遍苦難而具有普遍性質的領域，這個領域不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權利，因為威脅著這個領域的不是特殊的不公正，而是一般的不公正…若不能從其他一切社會領域解放出來從而解放其他一切社會領域就不能解放自己的領域。總之，形成這樣一個領域，它表明人的完全喪失，並因而只有通過人的完全回復才能回復自己本身。社會解體的這個結果，就是無產階級這個特殊等級」（1995：（1）15）。於是，馬克思的國家觀轉向了他最為人所知的看法，即國家是有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統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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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工具說

該說主張國家是階級對立、階級統治和階級剝削的工具，也是羈縻群眾、馴服平民、權充統治階級、駕馭庶民的意識形態的上層建築⁶⁵，如「現代國家政權只不過是管理整個有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政治權力的真正意義，是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權力」（管中琪、

黃俊隆譯，2004：91、110），以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1995：（3）13）。此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說中最持久且最重要的面相，故有人將之視為馬克思成熟的國家理念，甚至是正統（orthodox）的馬克思主義國家觀⁶⁶（洪鐮德，2006：143~144）。

此觀點必須與他的唯物史觀一同探討，因為馬氏是以唯物史觀來解釋國家的起源，如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提到（1995：（2）32）：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不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力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

即有法律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立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識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精神生活的過程。不是人們的意識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識。

上述文字說明，這個不以個人意志轉移的物質生活就是國家產生的現實基礎。

第三章提及，馬克思將歷史發展分為原始社會、奴隸社會、封建社會

65 雖然馬克思此時視國家為有產階級壓榨無產階級的工具，但我們不能將它簡單地化約為是工具說。馬克思認為，在以下兩種情形，國家具有相對於民間社會的自主性特徵存在：由於有產階級之間的派系衝突激烈，作為統治機器的國家必須要有某種程度自主性方能仲裁糾紛；偶然時期的國家，如拿破崙三世統治下的法國，由於其具有龐大的官僚行政機構和權力，故其統治下的一切階級都顯得軟弱無力，國家因而具有相當程度自主性。參閱，曾怡仁，2005b：6。

66 陳世榮和 Lefebvre 都有類似的觀點，如陳世榮認為「國家的階級性是馬克思國家理念的重要觀點」；Lefebvre 則以為「它是馬克思對國家最著名、也是最普及的概括」參閱，陳世榮 1991：

39；黃丘隆譯，199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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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資本主義社會，隨著分工與生產力的發展，把人們納入相互競爭、相互鬥爭、相互敵對的階級裡頭，國家的出現便是為了舒緩階級衝突和社會矛盾。而上述觀點，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有更明確的敘述（1995：（4）170）：

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了不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裂為不可調和的對立面而又無力擺脫這些對立面。而為了使這些對立面，這些經濟利益互相衝突的階級，不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凌駕於社會之上的力量，這種力量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維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益同社會相異化的力量，就是國家。

雖然此時馬、恩二人的國家學說已從異化說轉為工具說，但上述文字說明了對馬、恩二人而言，異化說與工具說並非兩個截然不同、矛盾的概念，兩者是互相補充的，即國家既是階級矛盾不可調和的產物，又是與社會逐漸脫離的力量。同時，「由於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立的需要中產生的，

由於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衝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例是最強大的、

在經濟方面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了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

（1995：（4）172）。根據上述，可以得知，國家對馬、恩二人而言，它是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的產物，它既產生於階級衝突之中，又是為了抑制階級對立的需要而出現（黃丘隆譯，1990：147），同時，它還可以將經濟優勢轉化為政治上的優勢，進而更加鞏固統治階級的領導權。

換言之，屬於一個社會所有成員的共同利益必然會孕育和產生與其相對應的制度，而這些制度在統治階級的支配下，採取了政治形式，而統治階級又歪曲利用這些制度為其利益服務，同時並傳播各種有利於他們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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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形態，並利用這些意識形態為其利益服務，（黃丘隆譯，1997：148~149），即是說，「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它…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利益辯護」

（1995：（3）435），上述文字在〈德意志意識形態〉有更明確的說明（1995：

（1）98～99）：

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都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說，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力量，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精神力量。支配著物質生產資料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精神生產資料…占統治地位的思想不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在觀念上的表現，不過是以思想為形式表現出來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因而，這就是那些使某一個階級成為階級的關係在觀念上的表現，因而這也就是這個階級的統治的思想…他們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而這就意味著他們的思想是一個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思想。

如前述，馬克思將歷史的發展做了分期，每一時期的歷史發展有其相對應的生產方式，而與生產方式相對應的即為國家的形式，換言之，不同的歷史時期不但有不同生產方式，亦有不同的國家形式⁶⁷。

因為馬、恩二人主要著墨於資本主義社會，所以他們亦將主要心力放在現代國家。渠等認為，現代工業的進步導致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深化，國家作為有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性質也就愈加明顯，如「現代國家也只是有產階級社會為了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外部條件使之不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立的組織…現代國家本質上都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理想的總資本家」（1995：（3）753），

又如恩格斯在〈論住宅問題〉提到：

67 如第三章所言，歷史發展主要有兩階段：前資本主義社會（含原始社會、奴隸社會與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所以國家的形式至少有古代國家、封建國家（原始社會尚無國家組織）與現代國家（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國家形式）…等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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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國家不能夠也不願意消除住房災難。國家無非是有財產者階級即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用來反對被剝削階級即農民和工人的有組織的總權力。個別資本家（這裡與問題有關的只是資本家，因為參加這種事業的土地所有者首先也是以資本家資格出現的）不願意做的事情，他們的國家也不願意做。

上述所提，國家之產生在於緩和階級對立，它有與之相對應的生產方式、社會制度。不過，國家也可能會導致社會形式的崩解，如馬克思在〈路易波拿巴霧月十八〉有以下敘述（1995：（1）675～676）：

這個行政權力有龐大的官僚機構和軍事機構，有複雜而巧妙的國家機器，有 50 萬人的官吏隊伍和 50 萬人的軍隊，這個嚴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阻塞其一切毛細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是在專制君主時代，在封建制度崩潰時期產生的，同時這個寄生機體又加速了封建制度的崩潰…一切變革都是使這個機器更加完備，而不是把它摧毀。

而在上述文字中，則引申出馬克思國家學說的另一觀點，即國家是社會的寄生蟲。

四、寄生說

此說強調國家深深依賴社會提供人力、物力供其揮霍。沒有社會的奧援，則國家的存在備受威脅，何況是擴張和發展。國家並不代表社會中任一階級的利益，表面上國家獨立於各階級，享有高度的獨立自主性，實際上國家是靠社會中各階級的爭執、抗衡而坐收漁翁之利（洪鐮德，2006：

144）。

前文已提及，不能將馬克思的國家觀簡單地化約為工具說，在某些偶然的情形下，國家是具有相當程度自主性的，如上述的〈家庭、私有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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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起源〉提到國家產生於階級衝突之中，也產生於（1995：（4）172）：

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了這樣勢均力敵的地步，以至國家權力做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了對於兩個階級的某種獨立性。

亦即是說，由於統治階及內部的分裂、鬥爭，導致社會勢力相互敵對抗衡，政治國家與民間國家的裂痕因而擴大，政治國家遂取得相當程度之自主

（洪鐮德，2006：140），如馬克思在〈法蘭西內戰〉寫道「帝國⁶⁸是在有產階級已經喪失統治國家的能力而工人階級又尚未獲得這種能力時唯一可能的統治形式…表面上高高凌駕於社會之上的國家政權」（1995：（3）54）。

然而，政治國家不可能長期脫離民間社會，它不可能置身於各個階級與和社會相對應的生產方式之外，「國家權力並不是懸在空中的」（1995：（1）

677），它仍必須仰賴整個社會生產的供養，「賦稅，是餵養政府的母奶」

（1995：（1）452），國家不可能超脫任何階級關係和經濟基礎之外。如馬克思就認為拿破崙三世「時而拉攏這個階級，時而又拉攏另一個階級，時而污辱這個階級，時而又污辱另一個階級，結果使一切階級一致起來和他作對」

（1995：（1）686），同時又因為拿破崙三世引進新自由主義，卻因未得到人民支持而垮台⁶⁹。

五、國家消亡說

此觀點認為，在未來的共產主義社會中，作為社會控制的法律將會逐漸停止作用並消失；同時，作為階級宰制壓迫工具的國家，在資本主義體制崩潰、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後，亦會自然萎縮、消失（劉獻文，2000：103）。不過，要注意的是，即使國家已消亡並處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仍需要有一

68 此處是指法蘭西第二帝國。

69 Lefebvre 認為，拿破崙三世企圖促進工業（建設鐵路）和金融（不動產的投機）的資本主義，

這就將國家引向新自由主義，這種新自由主義即導致了它的滅亡。參閱，黃丘隆譯，199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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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管理與計畫的行政機構（陳世榮，1991：41）。

如前所述，馬克思最終的目的與理想是在達到全人類的解放，達到一個「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但國家的存在卻是防止人類解放的一大障礙，因為國家不僅是社會的異化，還是統治階級壓迫被統治階級的工具，而這些矛盾無法光靠改朝換代或國家形式、政體的改變即可解決。因此，國家的揚棄自然是唯一的選項了，有關國家消亡最清楚明白的論述在〈反杜林論〉（1995：（3）631）：

當國家終於真正成為全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餘的了。當不再有需要加以鎮壓的社會階級的時候，當階級統治和根源於至今的生產無政府狀態的個體生存鬥爭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產生的衝突和極端行動也隨著被消除了的時候，就不再有什麼需要鎮壓了，也就不再需要國家這種特殊的鎮壓力量了。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採取的第一個行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料，同時也是它做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一個獨立行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預在各領域終將先後成為多餘的事情而自行停止下來。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理和對生產過程的領導所代替。國家不是『被廢除的』，它是自行消亡的。

從此處可帶出無產階級專政的概念。因為在邁向共產主義過渡之際，

如前述，仍須有一管理的行政機構，此一管理機構的形式為何？國家在什麼情形下會自動消亡？馬克思在〈哥達綱領批判〉中有下列敘述（1995：

（3）314）：

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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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在廢除資本主義邁向共產主義之間時，為防止有產階級之復辟，需要有一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如「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不過是達到消滅一切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1995：（4）547）。即在此一過渡時期，是要掌握國家，而不是要立即廢除國家（陳世榮，1991：42）。

而在此一過渡時期國家的形式以及政治措施為何？〈共產黨宣言〉以及〈共產主義原理〉中有說明，專政的形式是民主，如：「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將無產階級提升為統治階級，獲得民主」、「首先無產階級將建立民主的國家制度，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建立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管中琪、黃俊隆譯，2004：109、1995：（1）239），此外，在〈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亦提及「國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國…它是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之間的最後決定性鬥爭只能在其中進行到底的國家形式」

（1995：（4）173）。這些都說明了，馬、恩二人將民主視為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國家形式。但是「工人階級不能只接收現成的國家機器」（管中琪、黃俊隆譯，2004：62）。所以〈宣言〉還提出以下措施（管中琪、黃俊隆譯，2004：110）：沒收地產、課徵累進稅、廢除繼承權、沒收叛國者財產、成立國家銀行、運輸國有化、增加國營工廠及生產工具、推廣農業與工業、免費教育…等。

此外，在〈法蘭西內戰〉馬克思也概述了採取專政的步驟⁷⁰（1995：（3）

55～56）：

1. 首先廢除常備軍而用武裝人民來替代。

2. 建立共和國，實行普選，公社由區域代表組成。

70 該文強調「公社…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勞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同時，從恩格斯為〈法蘭西內戰〉所寫的〈導言〉來看，「巴黎公社。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1995：（3）59、14），可知，對馬、恩而言，巴黎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典型或

「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模式。但是根據鄭學稼的考證，巴黎公社的形式根本非如馬克思所言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典型」或「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模式」參閱，197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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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社非議會式，而是兼管行政和立法的工作機關。

4. 宣布政教分離、沒收教會財產、免費實施教育、按總的計畫組織全國生產。

5. 全國各地依上述措施成立公社，巴黎則設全國代表會議。

6. 中央政府僅執行為數不多而重要的職能，並由公社監督。

Lefebvre對以上文字作了以下說明（黃丘隆譯，1990：160）：對馬克

思而言，無產階級專政同民主的深化、同國家的衰亡是相吻合的。當生產資料的集中化使得通過生產力的社會組織能夠促使生產力的生長時，國家也就消亡，實現了無國家、無階級的社會。

然而，馬克思說明了何以要專政的理由，接下來的問題就是，既然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國家是壓迫人民的工具，他該如何論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國家就是合法的？這就必須回到馬克思對國家的最終理想，他視國家為人類倫理精神的表現，同時他亦追求全人類的自由解放，然國家無論是社會的異化或是統治階級的工具，都無法達到此一目標。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國家雖然具有權威，不過其合法性源自於內在認定，而非外在強制，國家不再是脫離社會的虛幻共同體，因為共產主義革命是建立一個無階級對立的聯合體，原本所具有的壓迫性質不復存在，無產階級此時已非一個階級，而是「一切階級、民族等等的解體的表現」（陳世榮，1991：44），如他在〈德意志意識形態〉提到（1995：（1）119、121）：

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集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統治階級，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一階級的個人。從前各個人聯合而成虛假的共同體，總是相對於個人而獨立的；由於這個共同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聯合，因此對於被統治的階級來說，它不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

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聯

(15)

合中並通過這種聯合獲得自己的自由…

這些個人只是作為普通的個人隸屬於這種共同體，只是由於他們還處在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下來隸屬於這種團體；他們不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階級的成員處於這種關係中的。而在控制了自己的生存條件和社會全體成員的生存條件的革命無產者的共同體中，情況就完全不同了。在這個共同體中各個人都是做為個人參加的。他是各個人的這樣一種聯合，這種聯合把各人的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

換言之，當國家還是統治階級的工具或者是社會異化的形式時，人與人的聯合只是一種「異己的聯繫」（1995：（1）121），但當國家擺脫了壓迫的性質，進入無產階級專政之後，就不再有壓迫，人因而就達到真正的自由、完全的解放。

上述所提「一切階級、民族等等的解體的表現」以及〈宣言〉中提及

「全世界的無產階級，聯合起來吧」（管中琪、黃俊隆譯，2004：122），

可以知道：馬克思是傾向「國際主義」的，民族問題未曾在他的論述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因為民族國家終究會消失在國際主義的普遍性中，一個無階級且無國家的社會將會出現（莊雅仲，2004，143）。

對馬、恩來說，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促進了世界市場以及民族國家的建立，而這些國家彼此間的互動構成了近代意義的國家體系，因而任何國家都不能自外於世界體系中⁷¹（曾怡仁 2005a：111），如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理〉中自問自答：

這種革命能不能在單一國家發生？不能。單是大工業建立了世界市場這一點，就把全球各國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

71 莊雅仲有類似的觀點：他認為，資本主義扮演重要的媒介角色，以促成一個單一生產模式的建立…視而不見民族差異的資本主義擴張中的角色…資本主義早晚會取代其他社會形式，然後基於一個單一生產模式的世界體系將從廢墟中出現，鋪好通往社會主義革命的道路。參閱，2004：

143。

(16)

民，彼此緊緊地聯繫起來，以致每一國家的人民都受到另一國家發生的事情的影響…共產主義革命將不是僅僅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一切文明國家裡…同時發生的革命…也會大大影響世界上其他國家，會完全改變並大大加速它們原來的發展進程。

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

至於民族問題，該文也提到「按照公有制原則結合起來的各民族的民族特點，由於這種結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從而自行消失，正如各種不同的等級差別和節差別由於廢除了它們的基礎－私有制－而消失一樣」

（1995：（1）801），此外，〈宣言〉亦有類似的敘述（管中琪、黃俊龍譯，

2004：93）：「民族的片面性與侷限逐漸瓦解…讓有產階級得以將所有民族全拉進文明中…它根據自己的形象創造出一個世界」。

另一方面，各民族國家對外政策與又其階級的本質密切相關，是其在國內實行階級剝削政策的延伸，通過戰爭和掠奪來壓迫、剝削其他民族，

把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發展為民族壓迫和民族剝削，即對外政策是為維護其對內政治統治而服務的。而資產階級國家相互間的關係則是既聯合又鬥爭的關係，即各國內的民族國家內的有產階級為了與其國內的無產階級抗衡而組成聯盟，但為了爭奪殖民地，又彼此對抗（曾怡仁，2005a：111～

112）。

綜合上述討論，得知馬克思的國家學說有五種看法：國家官能說、社會異化說、國家工具說、寄生說以及國家消亡說。國家官能說是他早期的看法，後來轉為異化說和工具說，再從工具說導引出寄生說。至於消亡說則是他對國家最終的理想，而這理想是可以追溯到官能說的。因為官能說視國家為人類倫理精神的表現，這一種觀點與他追求全人類的自由解放並

無二致，Lefebvre如是說（黃丘隆譯，1990：145~146），「國家的消亡在這

個概念中起到一種決定性的作用…國家的終結為馬克思的思想確定了方

(17)

向，這無論在他早期的著作還是在他的晚期著作，都表明了這一點」，因此，國家消亡可算是馬克思國家學說的中心概念。同時，還可以從消亡說中找到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概念以及國際主義的傾向。至於異化說、工具說以及寄生說三者之間彼此關聯，環環相扣。因此，馬克思的國家學說是一個大整體，這一大整體之下有五個區塊，僅探討一個區塊無異於瞎子摸象，以偏概全。接下來就探討列寧與毛澤東的國家學說，分析他們二人是否掌握了馬克思整體的國家概念，或是僅僅抓住其中一塊。然無論他們二人掌握了多少，只要能證明他們的確有掌握一部份，即能證明本研究假設無誤。

第二節列寧之國家觀

不同於馬克思的國家概念散見於各文章中，列寧的國家概念主要集中在〈國家與革命〉此一長文中，同時，他在開頭即表明：「在歪曲馬克思主義的風氣空前流行的時候，我們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恢復真正的馬克思的國家學說」（1972：（3）174）。這說明了列寧的國家學說乃根據馬克思而來。不過，列寧的國家學說並未包含馬克思所有的國家觀點，它主要分為國家工具說和國家消亡說。

一、國家工具說

列寧說明了其國家學說乃根據馬克思而來後，跟著便引用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隨後則提出他對國家的看法（1972：（3）

175~176）：

國家是階級矛盾不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

(18)

達到不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程度，便產生國家。反過來說：國家的存在，在表明階級矛盾的不可調和…在馬克思看來，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話，國家就不會產生，也不會保持下去。在市儈的教授和政論家們看來，國家正是用來調和階級的。在馬克思看來，國家是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建立一種『秩序』，來使這種壓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階級衝突得到緩和。在小資產階級政治家看來，秩序就是階級調和，而不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緩和衝突就是調和，而不是剝奪被壓迫階級用以推翻壓迫者的一定的鬥爭工具和手段。

由此吾人可以了解，列寧亦視國家為統治階級壓迫被治階級的工具。

由於階級矛盾的不可調和性，才因而產生統治階級壓迫被治階級的機關，

即國家。而在論述完國家的工具性後，列寧繼續指出（1972：（3）176~177）：既然國家是階級矛盾不可調和的產物，既然它是駕於社會之上並『日益同社會脫離』的力量，那麼很明顯，被壓迫階級的解放，不僅非進行暴力革命不可，並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立的，

體現這種『脫離』的國家政權機構不可。

上述文字除了說明表明列寧視國家為統治的工具外，尚隱含有社會異化說的看法。而列寧在承認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後，同馬克思一樣，他亦以為等到階級鬥爭不復存在後，國家也應隨之消亡。如此，列寧的國家學說便轉入了消亡說。

二、國家消亡說

如前述，列寧認為國家是階級矛盾不可調和的產物，那麼到了矛盾消失後，作為統治階級壓迫工具的國家，亦應隨之消亡，如在該文中，列寧先引述恩格斯的〈反杜林論〉爾後寫道（1972：（3）185）：

(19)

恩格斯在這裡所講的是以無產階級革命來『消滅』有產階級的國家，而他講的消亡是指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無產階級國家制度的殘餘。恩格斯認為有產階級國家不會『自行消亡』的，而要用無產階級在革命中來『消滅』它。在這個革命以後，自行消亡的是無產階級國家或半國家。

馬、恩二人提到了在階級對立消失後，國家就會自動消亡，而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中，存在一個過渡的無產階級專政時期。列寧亦同意此觀點，但他將國家的消亡分為兩階段，即先透過暴力革命消滅有產階級國家進入到無產階級國家，而這無產階級國家才會自動消亡，該文有更詳細的說明（1972：（3）185）：

有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即一小撮富豪對千百萬勞動者『實行鎮壓的特別力量』，應該由無產階級對有產階級『實行鎮壓的特別力量』（無產階級專政）來代替，這就是『消滅作為國家的國家』。

這就是以社會名義佔有生產資料的『行動』。顯然，以無產階級的

『特殊力量』來代替有產階級的『特別力量』，這樣一種更替是決不能靠『自行消亡』來實現的。

從上述看來，列寧認為國家的消亡是分為兩階段的：「無產階級國家代替有產階級國家，必須通過暴力革命。無產階級國家的消滅，即任何國家的消滅，只能經過『自行消亡』」（1972：（3）188），換言之，

無產階級必須通過暴力革命，奪取有產階級國家的政權，並進入一段過渡時期的無產階級專政，等到階級對立消失，此一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國家就會自行消亡。

在論述完無產階級必須進行暴力革命後，列寧亦說明了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政治措施⁷²以及國家形式。首先說明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國家形

72 列寧此處所舉的政治措施乃引述同馬克思在〈法蘭西內戰〉中所提的步驟，此處不再贅述。

(20)

式，同馬克思一樣，列寧亦認為此時國家形式是「最完全的民主」，如

（1972：（3）206~207）：

實行得像一般所能想像得那樣極其完全極其徹底的民主由有產階級民主變成了無產階級民主，即由國家（=對一定階級實行鎮壓的特殊力量）變成了一種已經不是原來的國家的東西…

從有產階級的民主轉變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從壓迫者的民主轉變為被壓迫階級的民主，從國家這個對一定階級實行鎮壓的『特殊力量』轉變為由人民多數－工人和農民用共同的力量來鎮壓壓迫者

換言之，列寧將民主分為兩種：無產階級民主制和有產階級民主制，

後者是「假民主」，它「受到資本主義剝削制度狹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實質上始終只是供少數人，供有產階級，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度」（1972：

（3）245）。除了上述說法，列寧更詳述兩者的差異以及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特徵（1972：（3）247~248）：

無產階級專政，即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成為統治階級來鎮壓壓迫者，不能簡單地只是擴大民主。除了把民主制大規模地擴大，

使民主第一次成為供窮人享受、供人民享受而不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之外，無產階級專政還要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採取一系列剝奪自由的措施。為了使人類從雇佣奴隸制下面解放出來，

我們必須鎮壓這些人，必須用強力粉碎他們的反抗－顯然，凡是實行鎮壓和使用強力的地方，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

絕大多數人享受民主，對那些剝削和壓迫人民的份子實行強力鎮壓，即把他們排除於民主之外－這就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下形態改變了的民主…

總之，資本主義社會裡的民主是一種殘缺不全的、貧乏的和

(21)

虛偽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數人享受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即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將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數人享受的民主，同時對少數人即剝削者實行必要的鎮壓。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備，它也就會愈迅速成為不需要的東西，愈迅速地自行消亡。

從上述的討論看來，列寧極為注重無產階級專政，他這麼指出：「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1972：（3）199），可知在他心中，階級鬥爭－暴力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是一貫的、不能分開的（鄭學稼，1976：233）。

此外，如同巴黎公社受到了馬克思的讚揚，列寧亦讚揚了俄國的公社，即蘇維埃⁷³，他說「從十九世紀末期開始的革命時代，產生了一種最高類型的民主國家…這就是巴黎公社型的國家…1905 年和 1917 年的俄國革命開始建立的，正是這一類型的國家。這種新型的國家現在在我國已經出現了，這就是由全俄人民代表立憲會議或由蘇維埃會議統一起來的工兵農等等代表蘇維埃共和國」（1972：（3）46~47）。

從以上的探討可知，列寧希望透過無產階級專政來達到消滅國家的理想，即建立一個「消亡中的國家」，不過，與之相反的是，列寧反而建造了一個更強有力的國家。盧森堡（Rosa Luxemburg，1870～1919）和托洛斯

基（Leo Trotsky，1879～1940）都曾先後解釋過為何會發生這樣的矛盾：列

寧設想了一個正在消亡中的國家，但又設想了一個革命的政黨以便能更好地進行這項事業，換言之，黨與國家被等同起來，國家的消亡是以政黨的自我摧毀為前提的。然一個已制度化的龐大社會組織又怎會自我銷毀呢？

由於政黨變成了國家的統治機器，因而也就大大地加強了國家機器，國家

73 雖然列寧在此處此頌揚蘇維埃，甚至將之比擬為巴黎公社。但據鄭學稼的考察，或許在十月革命之初，蘇維埃還有些巴黎公社的樣子。但隨著蘇維埃制度實施愈久，由於強調專政和暴力，

蘇維埃政權在內戰未結束前，就留下許多非民主、反民主的紀錄。如此，自覺或不自覺地捨棄民主，經過一黨專政而實行獨裁。參閱 1976：266、268。

(22)

也就不會自行消亡了（黃丘隆譯，1990：242）。

另一方面，我們從馬克思的國家消亡概念導引出他的國際主義傾向，

至於列寧又是如何？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文中列寧這樣提到（1972：（2）842）：

壟斷制，寡頭制，代替了自由趨向的統治趨向，極少數最富強的國家剝削愈來愈多的弱小國家，－這一切便產生了帝國主義的一些特點，使人必須說帝國主義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資本主義…

如果以為這一腐朽趨勢排除了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那就錯了…

整個來說，資本主義的發展比從前要快得多，但是這種發展不僅一般地更不平衡了，而且這種發展還特別表現在資本最雄厚的國家（英國）的腐朽上面。

這說明了列寧不像馬克思認為那樣，資本主義的普遍性會消融民族之間差異性。相反的，他認為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的不均衡發展，造成了世界的不均衡的結構，而這將暫時支撐了整個資本主義體系，並使之不致於馬上崩潰。

然為了要達到無產階級專政，進而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又必須要有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時期，而「民族國家無疑是保證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好的條件」（1972：（2）512），所以，對列寧而言，民族自決應被視為一個進步的方式，以產生一個可以造就民主的民族國家的政治環境，透過這些方式建立起來的民族國家，來挑戰帝國主義的宰制，並塑造一個世界無產階級聯盟的環境，最終消除民族壓迫。因為資本主義在一個沒有民族壓迫的情況能夠發展的更快，可以促成資本主義的成熟發展，因而可以創造一個社會主義革命的有利情況，進而在時機到來時能以社會主義取代，如

「沒有世界各國和各民族的無產階級和全體勞動群眾自願追求聯盟和統一的願望，戰勝資本主義這一事業是不能順利完成的」（1972：（4）276）。

(23)

所以，為了加速資本主義到來，馬克思主義者有責任捍衛世界各地民族自決權利，因為這是斬斷資本主義生命線的唯一方式（莊雅仲，2004：145

～146、148）。

換言之，在未進入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未發達的國家，以共產黨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是可以與有產階級合作的，不過這是有條件的，如他在〈論民族自決〉中提到（1972：（2）521、523）。

無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的政策，只是在一定方向上支持有產階級，而始終同資產階級的政策不一致。工人階級只是為了獲得民族間的和平，獲得平等權利，獲得最好的階級鬥爭環境，才支持有產階級...

被壓迫民族的有產階級只要同壓迫民族進行鬥爭，我們無論如何總是要比任何人都更堅定地給予支持的…當被壓迫民族的有產階級擁護自己的有產階級民族主義時，我們就要反對。

這即表示了列寧心中的民族自決是國際主義的基礎，他最終還是要達到消除國家、民族界線的理想的，如（1972：（2）868）：

我們應當教育工人『漠視』民族的差別…但不是兼併主義者的漠視。壓迫民族的成員對於小民族究竟屬於他的國家還是屬於鄰國，還是由它們自己來管理的問題應當抱『漠視』的態度，應當按照小民族的意願去解決…要做一個社會民主黨國際主義者，就不應當專為本民族著想，而應當把一切民族的利益、一切民族的普遍自由和平等置於本民族之上。

換言之，列寧從「帝國主義－民族自決」的架構提出其政治構想，民族自決成為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交會點，他希望藉由民族自決形成無產階級革命的有利形勢（鄭祖邦，2004：7），可以如是說：列寧試圖融合馬克思主義中的國際思想與民族國家之理想。

(24)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知道馬克思的國家學說，到了列寧時，只著重工具說和消亡說，按照鄭學稼的說法，這是列寧把合於他自身需要的的意見，詳細地加以引用，這代表列寧閹割了馬克思的國家學說（1976：

220~221）。

然筆者認為，無論列寧是否閹割了馬克思的國家學說，是否僅取其合自身需要者而加以利用，至少我們可以知道列寧的確是掌握了馬克思國家理論的一部分，即工具說。至於在消亡說上，列寧與馬克思則有些許不同。

其一是列寧提出了不同於馬克思的民族自決概念，但要指出的是，他的民族自決終究是要達到國家消亡的這一理想。其二則在於馬克思僅簡單提到無產階級專政，列寧則花了相當大的篇幅來介紹無產階級專政，包括說明它的形式、政治措施以及特徵。筆者認為這是列寧對馬克思無產階級專政概念的發展。

而列寧發展無產階級專政概念的結果，就是導致一個更為專制的政權，這也許是列寧所始料未及的。鄭學稼對此做了一個很好的比喻：「列寧是馬克思派的哥倫布。他本來想發現社會主義的印度，誰知卻走到集權主義的美洲」（1976：288）。

第三節毛澤東之國家觀

毛澤東的國家學說，比之馬克思，更難以掌握，如Lefebvre提及（黃丘隆譯，1990：289）：毛澤東要建立一種國家理論還有困難要克服，這是因為條件和形勢的變化往往改變了他對所提出的問題的政治解決辦法，這就產生了對條件和形勢的分析比對目標的分析更加重要的傾向。

前已提及，列寧對於馬克思的國家學說，僅掌握了工具說與消亡說，

(25)

毛澤東的國家學說更是僅專注在「無產階級專政」。毛對於工具說與消亡說的談論不多，僅在〈論人民民主專政〉中提到：「階級消失了，作為階級鬥爭的工具的一切東西，政黨和國家機器，將因其喪失作用，沒有需要，

逐步地衰亡下去…全人類都要走這條路的，問題只是時間和條件」（1991：

（4）1468）。

這裡毛僅簡單地提到國家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以及國家終究會消失的看法。但對於「專政」他則提的較多。至於他所提的專政，是否等同於馬克思、列寧所提的專政，則是以下要探討的課題。另一方面，由於時空環境的不同，毛所謂的專政亦有前後期的差異，以下分別討論。

此外，在前二節中，我們分別從國家消亡說引伸出馬克思與列寧的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在本節中，筆者亦會對毛澤東的國際觀與民族觀作一梗概的介紹。

一、專政

毛澤東對專政概念的闡述，基本上有三個階段：土地革命戰爭期間⁷⁴的工農民主專政、統一抗戰戰線中的各革命階級聯合專政，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後的人民民主專政。

（一）工農民主專政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⁷⁵（以下簡稱大綱）即表明了此時期的國家性質是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如「中華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國家」。既然此政權的主人是工農階級，為了確保工農階級的領導地位，它給予工農階級一些權利，如「所有工人農民紅色

74 即江西瑞金時期。

75此大綱毛澤東有參與制定。本研究所引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均來自維基百科 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4%B8%AD%E5%8D%8E%E8%8B%8F%E7%BB%B4

%E5%9F%83%E5%85%B1%E5%92%8C%E5%9B%BD%E5%AE%AA%E6%B3%95%E5%A4%A 7%E7%BA%B2&variant=zh-t（搜尋日期：2008/04/09）

(26)

戰士及一切勞苦民眾都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理…中華蘇維埃政權在選舉時，給予無產階級以特別的權利，增加無產階級代表的比例名額。」

相對於給予工農階級民主權利，它對於其他反革命分子則以「專政」的態度，如「軍閥…和反革命的分子，是沒有選舉代表參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的權利的。」

至於此時期的國家任務除了上述所提的鎮壓反革命分子、保障工農階級的權利外，尚有「轉變到無產階級的專政…邁向社會主義…使中國擺脫帝國主義…宣佈中國民族的完全自主與獨立，不承認帝國主義在華的政治上，經濟上的一切特權」。

從以上可知，此時毛的工農民主專政，同列寧的專政一樣，都是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而且他是順著列寧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邏輯下來，要先謀求中國的獨立自主，以後才能加速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的到來。不過，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工農民主專政，是「過渡的過渡」，即先有此一「工農民主專政」，才能再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

（二）各革命階級聯合專政

到了抗戰期間，為了擴大抗戰的基礎以及中共的勢力，毛將工農共和國改為「人民共和國」，他在〈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略〉中指出變更的原因（1991：（1）155）：

我們的政府不但是代表工農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我們黨的第六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規定的十大綱領，不但代表了工農的利益，同時也代表了民族的利益。但是現在的情況，使得我們要把這個口號改變一下，改變為人民共和國。這是因為日本侵略的情況改變了中國的階級關係，不但小有產階級，而且民族有產階級，有了參加抗日鬥爭的可能性。

但這樣的說明是否有「昨非今是」的認知？毛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

(27)

時期的任務〉回答了（1991：（1）260~261）：

我們過去的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是否錯了呢？沒有錯的。有產階級尤其是大有產階級既然退出革命，而且投靠帝國主義和封建勢力，變為人民的敵人，則革命的動力只剩下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只剩下共產黨了…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是不違背有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工農民主共和國口號，過去的提出和今天的放棄，都是正確的。

至於此時期的國家性質又是如何？前述的〈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略〉指出，由於此時的中共「僅僅同少數人相衝突，所以有權利稱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1991：（1）159），而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

毛又提到（1991：（1）260）：

新的民主共和國所包括的成分是什麼呢？它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有產階級、有產階級及一切國內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這些階級的民族和民主的聯盟。這裡的特點是包括了有產階級，這是因為有產階級在今天的環境下，又有重新參加抗日的可能，所以無產階級政黨不應該拒絕他們，而應該招致他們。

所以，關於此時的國家性質，可以這樣認為（1991：（2）648）：

在抗日戰爭中，在中國共產黨領導的各個抗日根據地內建立起來的抗日民主政權，乃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它既不是有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也不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而是在無產階級領導之下的幾個革命階級聯合起來的專政。

上述在在表明了，聯合專政下的階級基礎比工農專政擴大許多，它包括了一切願意對日抗戰的份子。然既然它包括各種階級，無產階級又該如何維持其純潔性，使之不受其他階級的汙染？毛認為不用擔心，因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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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黨在這個政府中的領導和活動，都保證了他們進來不危險」（1991：（1）

160）。

換言之，因為有中共的領導，所以不用擔心無產階級受汙染。然又該如何維持中共的領導？毛首先論述領導權的重要性，如「離開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領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不能建立，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不能實現，祖國就不能保衛，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就不能成功」（1991：

（1）262）。接著便提出維持中共領導的方法（1991：（1）262~263）：

根據歷史發展行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無產階級先鋒隊

－共產黨，應該提起自己的無限積極性和忠誠…在不失掉確定的目標的原則下，建立與同盟者的適當關係…思想的統一性，紀律的嚴格性。

至於此時期的國家任務為何？上述所提的〈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略〉即指出此一時期的國家任務與政府施政的綱領（1991：（1）156）：「這個政府的基本任務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吞併中國…綱領，應當是以適合於反對日本的國主義及其走狗這個基本任務為原則，據此以適當地修改我們過去的政策。」

此外，此時期的毛除了有上述幾篇文章外，尚有〈新民主主義論〉、〈論聯合政府〉…等，在這些文章中，毛另外提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有關其概念，筆者亦從國家的性質、任務來分析。

關於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性質，毛如是說（1991：（2）675、676）：

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所採取的過渡的國家形式…這種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式，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形式…是幾個革命階級聯合的。

國體－各革命階級聯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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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有幾點值得注意之處。首先，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家性質，同前述的聯合專政一樣，都是各革命階級的聯合專政。其次，毛又提到這時期的政權是過渡的形式，是反抗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國家形式。復次，

毛明確指出國體與政體的差別：國體即國家的階級性；政體則是國家政權的構成形式。

同前述所言，與各階級聯合專政，就必須維持共產黨的獨立性與領導地位，該文亦如此強調（1991：（2）675）：「無產階級是領導的力量…只能是在無產階級領導下的一切反帝反封建的人們聯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依照前述的邏輯，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代理人，因此，無產階級領導所指的就是共產黨領導迨無疑義。

至於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任務，則是與其性質相呼應的。因為此時期乃一過渡時期，故其任務亦為階段性的。該文認為中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繼而指出（1991：（2）671~672）：

這個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其社會性質是新式的有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不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但早已成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

決不是也不能建立中國有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立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領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聯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立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

所以，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任務同聯合專政時期的國家任務一樣，都是在謀求中國的獨立自主，反對帝國主義，對日抗戰。同時，毛更指出其過渡性質，以在未來建立社會主義社會。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無論是聯合民主專政抑或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毛的論述都是更加強調列寧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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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的觀點，因為抗日的需要，擴大了階級基礎，堅持無產階級、共產黨的領導，謀求中國的獨立自主，加速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到來。

（三）人民民主專政

而在對日抗戰結束前，毛又另外寫了〈論人民民主專政〉，擴大了其專政的概念。

首先亦探討其性質，該文提到（1991：（4）1475、1480）：「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來，就是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領導的以工農聯盟維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可知此時期的國家性質，其實與前述的聯合專政或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並無二致，都是「無產階級領導的以工農聯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1991：（4）1375）。

值得注意的是，該文提到「對人民民主；對反動專政」，與其類似的言論尚有：「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用民主的方法；同敵人的矛盾是對抗性的，要用專政的方法來解決」（1992：（6）318）。這裡毛所提的方法與他在〈矛盾論〉中所提的類似（1991：（1）311）：「不同質的矛盾，只有用不同質的方法」解決。可知毛的思想雖然隨時間背景的改變而有不同，

但基本上仍有可循之處。

至於人民民主專政時期的國家任務，該文寫道（1991：（4）1476）：「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領導之下穩步的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踐大同」。

從以上各階段「專政」的分析，可知，從工農專政、聯合專政、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再到人民民主專政，皆帶有過渡的性質，都是一種由封建社會邁向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形式，其最終理想都是在達到共產主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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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不同者在於，抗戰期間的聯合專政與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另有反對帝國主義之任務。而毛所謂之國家性質則是與其階級性相關。

二、民族觀與國際觀

上述文章，特別是毛在抗日期間的文章中，都可很明顯地看出毛澤東的民族觀⁷⁶，可以這麼說，對日抗戰催化了毛澤東的民族思想⁷⁷。而毛的民族思想雖然產生於其抗日經驗中，與馬克思、列寧無關，也可能偏離了馬克思的國際思想，但筆者認為其並未偏離列寧民族自決的觀點，即毛順著列寧〈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發展〉的邏輯下來，先求中國的獨立自主，再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發展。

第三章論及毛對中國的革命提出了兩階段論：「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現階段的革命和將來階段的革命」，「第一階段上建立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建立各個革命階級聯合專政為目的的革命…這種革命，是徹底打擊帝國主義的」

（1991：（2）651、668）。而這種新民主主義，「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尊嚴和獨立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

（1991：（2）766）。

上述的革命二階段論、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以及謀求中國獨立的論述反覆出現在毛抗日期間的文章中。而在凝聚抗日力量上，毛以弘揚民族精神作為團結各個民族的手段，他指出，「中華民族不但以刻苦耐勞著稱於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富於革命傳統的民族…所以中華民族是又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歷史遺產的民族」（1991：（2）623）。

76 本處所指之毛澤東民族觀，僅探討其思想中中華民族與其他各國之關係，未探討中國境內漢族與其他少數民族之關係。

77 張玲也有類似觀點，他認為：沒有抗戰時期的民族革命的實踐，就沒有毛澤東的民族思想。

參閱 2007：23。

(32)

而發揚民族文化精神最明顯的表述就是毛在六屆六中全會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⁷⁸。他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指出（1991：

（2）534）

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歷史主義者，我們不應當割斷歷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予總結，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列寧主義的偉大力量，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聯繫的。對於中國共產黨員說來，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列寧主義的理論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中國的特性，即是說，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了解並亟需解決的問題。

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議題的提出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整肅了黨內的國際派，統一了全黨的意識形態，在毛一元化、堅強的的思想領導下，展現出國民黨沒有的活力與凝聚力（陳永發，1999：299），從而在之後的國共鬥爭中，脫穎而出，取得江山。

從以上探討看來，毛的民族思想是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國家，

而這個目標的達成端賴中國各階級、各民族的團結。為了各階級、各民族的團結，毛以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作為團結的鎖鍊。強調民族文化的結果，促成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導致了中共的團結，因而在國共鬥爭中，取得優勢。

而在前述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也可看出毛的國際觀⁷⁹。毛在該文中指出，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

78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此一議題的提出、過程，及其影響，足以另作專文探討，礙於篇幅關係，

本研究僅稍微帶過。

79 本處所指之毛澤東國際觀，僅探討「一邊倒」理論，至於「中間地帶」理論與「三個世界」

理論，礙於篇幅關係，本研究不予討論。

(33)

隨後又指出「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主義形式分離起來，是一點也不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做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來」（1991：（2）

534）。可知毛同列寧一樣，是試圖結合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

此外，毛也論述了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之間的關係，他在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指出（1991：（2）520）：

國際主義者的共產黨員，是否可以同時又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呢？我們認為不但是可以的，而且是應該的。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看在什麼樣的歷史條件之下來決定…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將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來。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又是愛國主義者。

對毛而言，毛為了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國家，而強調民族精神，因而民族就等於國族，民族主義就是愛國主義。至於其國際主義又表現在何處？除了簡單的提到國家終究會消亡以及帝國主義的論述外，毛最明顯的國際傾向就是他在國際事務上的「一邊倒」路線，有關毛「一邊倒」的論述，在〈論人民民主專政〉中有提到（1991：（4）1472、1475）：

在國外，聯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鬥。這就是聯合蘇聯，聯合各人民民主國家，聯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

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聯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

換言之，共產國際扶植成立的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外交事務上，倒向共產革命的母國－蘇俄是很正常的。而在美蘇兩強對峙的冷戰時空環境下，更逼得中共不得不向蘇俄靠攏。至於 1950 年的「抗美援朝」更是中共取得蘇俄信任的國際行動。然隨著蘇共二十大赫魯雪夫批判史達林後，

中蘇關係漸行漸遠。但值得注意的是，中蘇兩國雖分道揚鑣，但中共並未退出共產國際，而是與蘇俄爭奪共產國際的領導權。隨著時代背景的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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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毛又重新提出「中間地帶」理論和「三個世界」理論，然這已非本研究所要討論的課題了。

然而，無論是「一面倒」、「中間地帶」抑或是「三個世界」理論，都有其一以貫之的部分，就是「獨立自主」思想。據鄭華武所言，獨立自主是貫穿於不同時期戰略的一條主線，是其理論和戰略的基本立場（2005：

47）。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為毛澤東的國家觀作以下的結論：中國的革命可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性質的革命，由於抗日以及中國處於半資本主義社會的關係，現階段的革命屬於新民主義革命，其目的在於擺脫帝國主義的桎梏。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特徵在於它是結合各階級、各民族的，為了團結各民族、各階級，毛以中華民族的文化精神作為團結的手段，

其最明顯的表述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至於此時期的國家性質是屬於無產階級、共產黨領導之下的各個革命階級聯合專政的形式，等到抗日結束，國家形式就將改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形式。而無論何種形式的專政，都是在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專政的目的在於防止有產階級的復辟。等到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就不再有階級，作為階級鬥爭的工具，國家也就會因沒有需要而自動消失。

第四節小結

（一）馬克思主義與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國家觀之共同點

從以上各節的分析可知，馬克思、列寧與毛澤東對於國家的看法，第一個相同點在於對「專政」的強調。都認為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後，需要有一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來鞏固革命的果實，防止有產階級之復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