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 一个崭新的美国
理查德・尼克松 同多数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查尔斯・戴高乐具有先知的天赋。他比别 人更早就看出希特勒上台所造成的危险，摩托化部队的可畏潜力， １９４０ 年 战败并蒙受耻辱的法国将以胜利者一方从战争中复兴的可能性。１９５９ 年在对 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时，他以高度的洞察力注视着美国政治。１９６０ 年总统选 举前几个月，他就告诉我：“我并不想干预美国政治，但我对总统候选人的 忠告是为‘一个新美国’而进行竟选。”他的话非常正确。作为副总统，我 没有去利用这个忠告，似乎这样做会否认文森豪威尔总统的权威。然而约 翰・肯尼迪却大谈这一主题，所以他胜利了。
１９８８ 年，我向总统候选人提出了同样的忠告。就象艾森豪威尔总统一 样，罗纳德・里根已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总统，美国人民一直支持他的领导。
他们为今天的美国在国际上挺然而立，在国内享有一个长期的增长和繁荣而 高兴，他们敬佩总统恢复世界对美国的尊重和美国尊崇爱国主义的方略。但 是美国人从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功。一个竟选者如果试图仿效罗纳德・里根总 统，而且仅仅允诺把他们的政策继续下去，那他就还没有真正进入角色。建 立新美国的号召深深地拨动了美国人的心弦。美国的历史总是平静年代与生 气勃勃的变动年代之间的相互交替。但是，比之于现实，平静总是更为表面 的现象，有个永不安宁的活力在表层下沸腾着。现状充其量只是前进道路上 的一个临时歇脚处一为迎接新的挑战而暂停下来充实力量。对于一个伟大的 国家和伟大的人物，真正的满足不是来自欣赏以往的成就，而恰恰是来自着 手进行新的开拓。
我们需要去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使美国对下一世纪的领导地位有所准 备。没有什么比文明的未来更为性命攸关了。对人类来说，我们的行为将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下个世纪，要么是最好的，要么是最差的一个世纪。
没有对我们历史的共同看法，我们自己就不会对我们的未来有真知灼 见。尽管某些开国元勋曾经谈论创造“时代的新秩序”，但是，当美国宪法 在为未来开创一个新秩序的时候，它却坚定地立足于以往那些古老的原则的 基础之上。《独立宣言》和宪法二者都反映了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思想，
正如保罗・爱德华・戈特弗里德作出的评论：“如同洛克的教义影响美国革 命和法国革命那样，其他一些原则（犹太——基督教，古典的甚至是中世纪 的原则）则对美国政府的建立和成长作出了贡献。”
开国元勋们自由地借鉴了以往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把那些古老的思想汇 集起来，产生出了一个新思想，它超越了以往任何一种思想，或是所有这些 思想的总和。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但又是极讲求实际的人。他们没有建立一 个新的乌托邦的幻觉。他们懂得在人们应该为完美而奋斗时，他们从来不可 能希望达到完美，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上，那里充斥了不完美 的人们。他们懂得，没有实用主义的理想主义毫无用处，而没有理想主义的 实用主义毫无意义。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在其离去之后仍能生存下去的坚实结 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人建立起如此之好的政治结构。
在他们还是革命者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一场激烈的革命会摧毁他们所 建设的一切。所以，他们提供了一个能够由和平变化达到革命目标的程序。
他们也许没有读过巴鲁克・斯宾诺沙的著作，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表明是斯 宾诺沙论点的实际运用：“国家的最终目的不是统治人们，也不是以恐惧限 制人们；而是使每个人免于恐惧，可以在充满安全的情况下生活和行动，既 不使自己，也不使邻人受到伤害。……国家之目的实是为了实现自由。”他 们在颂扬平等概念时，摒弃了强加于平等的任何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制 度，而个人自由则是人类创造力不断繁荣的关键所在。
在联邦制度下经历了数年的混乱之后，由于政府过于软弱，人们渴望建 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个强得足以保护人民权利而又不至于侵犯人民权 利的政府。先驱们有能力去创建一个由三个强有力的部分组成的政府系统：
行政、立法和司法，其中每个部分对其他部分的力量构成制约。这些勇于实 践的人们受到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信仰所激发，这种信仰是不可能在文献记载 中找到的。他们坚信，他们正在建设的事业，不只是为了他们自己，而且也 为了别人；不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是为了其他国家；不只是为了他 们的时代，而且也是为了所有的时代。他们并没有狂妄地认为美国已是个世 界大国，但他们相信，他们正投身于一项远比自己更伟大的事业。
他们不是没有主见的空想的社会改良家，他们相信道德和精神的价值。
他们会被那种似乎主宰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哲学所惊呆；今天有如此众多的 人们好象仅仅以臼私的世俗的和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为其动力，对这些人来 说，唯一的上帝便是金钱。他们是保守派，他们的保守主义蕴含着萌发同情 心的因素。
他们渴望美国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而且是一个美好的国家。他们是 充满激情的爱国者，但他们知道爱国主义从字面上讲就是热爱祖国。他们盼 望自己的国家值得他们去爱。
要了解美国在将来的作用，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美国在过去已具有的世界 影响。我们一直处在人类物质条件的革命性进步的中心，并且常常对近现代 的伟大政治和军事斗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一盏思想意识的指 路明灯——关于个人、社会和国家三者之间关系的独一无二哲学的有形化 身。
２０ 世纪初期，美国并不是一个世界强国。但是，使美国的制度富有生气 的各种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使我们对我们给世界提供的承诺感到无 限的乐观。从我们祖国独立之日起，美国人已经相信，我们所表现的理想主 义远比我们自身来得伟大。托马斯・杰弗逊说：“我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仅为 我们自己，而是为整个人类。”阿伯拉罕，林肯把美国比作“地球的最终、
最美好的希望。”
美国人以自己的方式为世界奉献了理想主义，但他们不把理想主义强加 于世人。这就是我们的信条。
在 １８９９ 年，没有人会预料到本世纪前所未有的物质进步提高了各个地方 的生活条件，没有人预料到人类可以摧毁原子、探索高层空间、制造计算机；
没有人能料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他一百多次战役中会有一亿人丧失生 命；没有人能预料到美国和苏联会取代英国、法国和德国而成为世界上最主 要的强国，没有人能预料到欧洲的帝国会崩溃、极权的共产主义会统治着世 界 ３５％的人口。
我们的潜力似乎是无限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弱盛、最富裕的国家。我们 可以把我们的军事力量派往世界各地，而且，我们可以对当今的重大政治问
题施加影响。我们的文化、意识乃至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国际形象比以往更伟 大。
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群新的否定论者困扰着当令的美国。他们 宣称美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领导地位正在下降，并说他们已看到了美国世纪 的终结。他们认为美国的文明已经达到了顶峰，现在正面临着不可挽回的趋 势。新否定论者认为美国的民族意志已经瓦解。卡特总统在戴维营会议后指 出，美国正在遭受重病的困扰。他正确地指出了问题，但要说这个问题困扰 了美国人民，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这种致命的细菌已经感染了美国的领 导层，也传染了新否定论者。美国人民是不甘心做失败者的，他们会成为强 有力的、负有责任心的领导成员。问题是我们的领导没有提供这样一种机会。
要是莫斯科在美苏竞争中占了上风，其原因应归之于美国领导层的无 能。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美国的上层领导在教育、金钱和权力方面已在世界 上迷失了方向。今天世界上流行裁军与和平主义，这对西方世界的命运是灾 难性的冲击。如果我们社会的决策者和那些对人们有影响力的人丧失了领导 意志，那么美国的大多数人将面临极大的危险。
里根总统已经证明了领导班子应该怎样才是坚强有力的。他号召美国人 民驱除 ７０ 年代的怀疑主义和孤立主义，跨入一个在国内有机会、在国际上能 领导的新时代。里根政府内外政策方面的功过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没有 人能够否定，里根总统那轻松、自信的风格已经恢复了美国什么都能成功的 精神。
然而，左翼人士和右翼人士都存有疑问：在国内还有那么多问题亟待解 决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呢？许多人由于我 们在越南战场的失败而重新思考；另一部分人又对发展中国家的贪官污吏和 碌碌无为造成美国 ８０ 亿美元的援助而感到失望，他们再也没有耐心在联合国 里聆听那些国家的领袖对美国进行攻击。右翼批评家认为美国太好了，以至 于被世界上那些肮脏的政治玷污了自己。左翼批评家则认为，美国还没有好 到能为世界贡献一切的程度。
谈到美国在未来世界中的角色，我们需要运用一点历史透视法。在本世 纪初，美国是否扮演世界角色是无关紧要的，其他与我们观点一致的国家也 可以充当这一角色。但当我们走向下一世 纪初时，就显得不现实了。美国 要扮演世界主角是至关重要的。假如美国退回到新的孤立主义行列中去，那 就不会再有一个和我们观点一致、也拥有资源和意志的国家来取代美国的角 色，而一个敌视我们的观点和利益的大国苏联将取得主角的地位。我们会看 到和平与自由将被迅速出卖，到 ２１ 世纪初全球将进入一个野蛮的新时期。假 如我们退回去，我们最终会发现自己成了红海洋中的一个小岛。我们将拥有 和平，但却是逃避和失败的和平。
新孤立主义者要求美国从欧洲撤回来，他们希望竖起保护主义的壁垒，
减少对自由斗士的支持，并从思想意识战线上后退，对此，我们必须坚决地 加以否决。在与超级大国的对抗中，必须尽力使美国占据优势，这样才能使 世界上的自由国家得到安全。自由是通过存在来扩大的，为了扩大自由，首 先要保证自由的存在。
我们必须继续承担起世界领袖的责任，这不仅仅是为了其他国家，也是 为了美国。只有当我们责成自己去成为为世界作贡献的一支积极力量，美国 才能维持住以建国原则为准绳的信仰。只有当我们迫使自己投入到描绘人类
文明的未来的伟大事业中去，我们才会忠实于我们自己。
到 ２１ 世纪，人类会重新创造世界。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我们必须扮演 主角。我们将通过技术革新的突破夹创造一个新的物质世界。我们还将通过 实现真正和平的战略去创造一个新的政治世界。同时，我们千万别放弃在人 类的精神世界中表现自己。
２１ 世纪的先进科学将改变物质世界。据估计， ９０％的科学知识是 ３０ 年前发展起来的，随着世纪的转换，知识会倍增。在今后的岁月中，科学的 先进速度会激增。我们正处在令人吃惊的知识爆炸的边缘，因此，不可能在 世界上留下相同的痕迹。
到 １９９９ 年以后，我们将看到整个新工业的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革命。化学 燃料箱使我们能够创造可奔驰千里以上而不用充电的电动车。超导体将改变 电力的传递和生产过程。合成燃料工艺会创造出一种永久而大量的石油。我 们要解决核聚变反应堆的种种难题，发明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放射 性尘埃的能源形式。我们的后代在 ２１ 世纪回顾往事时会感到奇怪：什么是 能源危机？
我们将看到医疗技术的伟大进步。在生物工艺学方面，我们将发展可靠 的人造器官用于移植。我们还要发明某种方式使损坏的脑子和神经组织得以 恢复。我们还要设计出能活络关节的某种物质。我们要创造出那种能探视人 体内部、诊断病情的机器。通过研究 ＤＮＡ （脱氧核糖核酸），我们将消灭各 种疾病，甚至包括癌症和艾滋病。对我们的后代来讲， １００ 岁的寿命己不 再稀奇了。
我们最终要解决世界上的饥饿和贫困问题。我们会看到 ＤＮＡ 的研究人员 会培育出斩的谷物品种使粮食大大增产，这些新品种能更有效地利用阳光，
抵抗病菌和虫害，并使贫脊的土壤肥沃。到那时候，饥荒只能从历史书上才 能看到。
我们将看到一场针对计算机的继续革命，完善声控文字信息处理机，加 快计算机在一定时间内的数字程序速度。我们会发明人造智力——不仅能做 复杂计算，并且富有创造力和恩维功能的计算机。我们将看到自动控制机械 技术取代传统的制造工业。
这只是我们所期望的一小部分变化——幸许还会受到无法预料的阻碍。
美国必须站在技术革命的前锋。只有这么做，我们才能增强在全球经济体系 的竞争意识，我们工商业界领导必须开始考虑下一世纪的事情，而不能老被 下季度的盈利数字所纠缠。我们的教育界人士则必须认认真真地为每一层次 的教育创建配套的一流学校。我们的政界领袖则必须抵制贸易保护主义者的 冲击，关税壁垒只是为弱国和经济衰退国开辟的安全带。
我们还必须战胜 ６０ 年代的反技术综合症，这在核能利用方面尤为重要。
我们会看到先进的技术创造出内部安全的核电厂，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 它发挥作用的未来。
我们还必须献身于宇宙探索事业。我们将根据实际需要来开发空间，如 通讯卫星和空中实验室。我们必须更新自己的探索精神。通过探索宇宙，美 国可从中获益。要探索宇宙不可能再有比现在更好的条件了。
２０ 世纪时，人类已登上月球；到 ２１ 世纪，人类还将在火星上行走，并 到达太阳系上的其他行星。我们必须置身于惊心动魄的探险和面对艰苦创业 的挑战。在这些伟大的奋斗过程中，我们美国人必须陶冶自己的情操，为追
求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团结起来，共同骄傲地去实现我们当中个人所无法实现 的一切。
当我们改变了物质世界，我们还必须努力去创造一个新的政治世界。２０ 世纪，我们的技术进步胜过政治进步，我们不允许 ２１ 世纪再发生这种情况。
到 ２１ 世纪，如果不仅为自己也为整个人类而扩大物质进步，我们就必须去寻 求那些能与先进的科学和伟大的政治进步相适应的方法，以减少战争的机会 并共同享受和平的安与新的、杰出的创造发明相比，政治任务不知要困难多 少倍。我们期待出现政治和经济的巨大变化以平衡 ２１ 世纪的实力。在本世纪 向下一世纪的转变期，美国和苏联仍将是世界上主要的强国。按现在的增长 速度，日本在国畏生产总值方面将超过美国，并且政治和军事都一样强大。
中国将成为经济和军事方面的超级大国。要是西欧的经济实力与政治团结相 一致，它也将加入超级大国的行列。我们已不再具备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优势 去领导各国，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将以优越的政治远见去领导各国。
我们将面对两个关键问题：我们是否能避免核战争？没有战争我们能否 避免失败？我们要努力寻求这样的方式，即能避免看到生产无限的进步用于 生产无限的毁灭这样的科学能力。同时，我们还要保卫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 念，这不仅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
最有保证的发展之一就是承认戈尔巴乔夫必须解决苏联内部的紧急难题 的做法。戈尔巴乔夫承认苏联体制中心最重要部分已经失败。他明白他的军 事力量优势——它是用惊人的费用堆出来的——用来反对他的主要对手必将 招惹是非。他感到国内经济问题抑制了他竭力去影响世界的能力的发展。他 懂得莫斯科对邻国实行坚定的扩张主义，将与前方难对付的敌手不期而遇。
他意识到所面临的难题至少需要一代人才能解决。他需要和平时期的一代人
——说得更精确一些，是未经过战争的一代人。
我们的任务是制定一个计划，为自由和真正和平的事业奋斗二十年。首 先，我们要抵制大学、新闻媒介、商界和政界的否定论者的劝说，他们中最 具扰乱性的方面之一便是新的孤立主义。他们承受着另一个越南和核战争的 双重恐惧，无法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
要是在复元的苏联转过视线去重新扩张之前我们只有二十年的话，我们 切不可浪费时间。我们要敢想敢做，寻求控制世界的方法，但我们不该按我 们的印象去重新创造一个世界。我们要认识到运用于我国的制度并不一定适 用于不同背景的国家。我们深信自身的价值观念。但那些观念中最基本的原 则之一是我们决不强加于人。我们不会用武力，而是以理服人。
我们要增强力量，恢复美国的战略威慑。我们要援助主要战场的常规力 量——如欧洲、朝鲜、波斯湾——这样，苏联领寻才会相信单靠他们的常规 武装是不能赢得战争胜利的。
我们应该利用莫斯科的经济衰退在世界上提高我们的竞争地位，增添新 朋友，加强同那些我们希望成为朋友的国家的联系。继续建立同世界上占中 心地位的主要大国的合作关系：西欧、日本和中国。我们应该帮助那些正在 为阻止共产主义胜利而战斗的国家和那些企图推翻共产主义的国家。我们要 努力为其他国家提高生活条件，目的是为了削弱共产主义口号的政治感染 力。我们要弄清，即使没有共产主义的威胁，我们还要为世界上大多数的人 免受贫穷、悲惨、疾病及非正义的困扰而贡献力量。为了把先进投向世界，
我们必须保证在国内的先进地位。
我们应利用与莫斯科的谈判展示我们重新解决那些存在势不两立冲突的 地区问题，及努力使双方朝互利的方向发展，达成可行的协议，增加苏联社 会与西方的接触，建立同苏联的建设性关系一样的国际行为准则。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能陷入思想的陷井，即认为美国和苏联的 紧张关系的缓和意味着冲突己告结束。如果，戈尔巴乔夫加强力量解决国内 问题，我们亦不应认为体制已改变，或对西方的威胁已不存在。二十年后，
他会全力以赴对付我们。如果我们在 １９９９ 年前采取必要的行动，我们定能准 备就绪，迎接挑战。
我们必须避免骄做自满的危险。我们必需具有必要的体力和精神储备，
但我们仍要表明我们本来就有志气去获得成功。
当我们置身于解决物质需求和政治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注意不可忽 视人的精神范畴。
要重新树立起我们的信念，就必须寻根。二百年前，美国是一个军事力 量薄弱、经济贫穷的国家。但是，美国革命创造了这个国家，并抓住了对 ｋ 界的想象力。我们的感染力不是来自财富或权力，而是来自思想。
苏联的制度是靠武力统治的，而我们则是靠精神统治。他们是通过征服 去传播他们的影响，而我们则是靠实例。我们懂得民主、自由、希望和自我 满足；而他们则知道暴政、屠杀，饥饿和镇压。这些特性使苏联胜利的情景 蒙上了可怕的色彩，同时，也正是这些才使苏联的胜利成为可能。
我们信奉个人第一，而苏联则信奉国家放在首位；我们认为政府的权力 很有限，而他们则信仰一个把握所有权力的政党和国家的集权主义体制；我 们所建立的制度给个人以极大限度的行动自由，只要其与公共秩序及他人权 益相一致；我们鼓励个人的创造性，而苏联则抑制有创造力的个人。我们己 创建了一种充满活力的制度——这种制度并不因为她的产品而是因为她的自 由受人羡慕；但苏联则是用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建立了一个非常不景气的社 会。
莫斯科的武装力量不能击败西方的精神力量。斯大林曾歪曲地询问教皇 指挥多少部门，以此来嘲笑教堂具有影响世界大事的能力。这正表明他根本 不懂是什么推动了世界。最终决定历史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只有当政客 们都理解了世界是靠强有力的思想发挥作用时，他们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与苏联在物质方面展开竞争，我们肯定会赢。因为我们的体制 在正常运转，而他们则不是。但是，我们最伟大的力量——从我国独立之日 起——就是我们的思想。莫斯科根本就不能同我们在这一程度上进行竞争。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井没有留下什么去告诉世界。而我们的自由却使我们 能继续探索改变时代的新意义。
美国是由那些寻求宗教自由的人创建的，他们渴望能获得以自己的方式 崇拜上帝的权利，并寻求按自己的方法生存的意义。我们千万不要无视这些 使我国充满生气的原则。我们不能允许与莫斯科的竞争降格为谁能造最多的 炸弹，谁能建最高的楼及谁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如果物质财富是我们 追求的唯一目标，那我们则同共产主义者没有区别了。我们应该注意麦克 斯・韦伯针对危险的、自私的物欲主义的警告——人类精神的官僚主义化，
使西方成了一个“铁笼”。我们应该把美苏竞争引上这样的正道，即展开辩 论，谁的思想不仅能导致最强盛、最富裕的经济，而且会带来最公正的社会。
在这方面我们最大的鞭策是使全体公民能分享美国的成功，在平等和自
由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制度。我们必须继续那种追求。我们必须解决城市里下 层的人、无家可归的人、贫困的人及名声不佳的人的问题；纠正黑人和其他 少数民族由于不平等而受苦的现象。事实上，当今美国的黑人社区的情况并 不比二十多年前好，当时通过的民权法案是过去历史的一个污点，也是对未 来的挑战。
我们不应回到过去失败的政府规划中去，但我们不能利用那些失败作为 借口而逃避尝试。我们需要解决那些问题的新方法。穷人的看法和社会对穷 人的看法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已经懂得解决贫困问题远比给穷人救济 金来得复杂。在我们对穷困问题采取建设性行动之前，必须找出解决困难的 创造性思想。如果富于创造性的青年人表现得非常自私，一味追求经济收入 和社会地位，那我们的社会就不会进步。如果西方的指导哲学堕落到象拉塞 尔・柯克所说的那种无限自私的境地，那西方作为道德、伦理力量的象征就 显得钦弱无力了。
６０ 年代，我们曾接受过错误的信念，即只要保证人民吃好、住好、穿好、
教育质量好，医疗条件好，就可创建一个伟大的社会。所有这些都很重要，
因为人能占有物质财富的生命很有限，但仅限于此就会使人感到非常痛苦和 空虚。所以我们应该记住《圣经》里的告诫，“人不能单靠面包生存”。
自从开始了文明世界，探索生活的意义就在不断延续，而且永远不会结 束，因为最终的答案总使我们感到不解。但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投身于探索之 中，因为我们想为自己创造一种完美的、舒适的生活。
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理想，命运和我们自己恢复信仰。我们是要创造历史
——不要忽视过去，不要摧毁过去，不要回到过去，而是要利用一种方法向 前、向上发展，为未来开辟新的前景。
我们面前除了伟大的对外政策问题外，我们必须把自己引向一个非常基 本的方面：我们希望人们怎样记住美国？我们是不是要作为建造高楼大厦，
驾驶奔驰快车，穿着高档服饰、培养最佳运动员的人来被人记住？我们是不 是要作为在社会中比伟大的教师更受人羡慕的摇滚歌星来被人们记住？或作 为比有趣的人更遭人羡慕的美人来被人记住？或与其说是智力还不如说是电 视拍摄特技更易被人记住？坏习气比礼仪、感觉比真理、丑闻比好事更易被 人记住？我们是不是希望作为创造伟大的音乐、艺术、文学、哲学的人，在 世界上代表进步势力的人，为探索新意和宏大目标而献出自己的人来被人记 住？
我们需要重新制定我们的哲学方向——恢复我国富有生命力的原则，根 据这些思想为完善我们的社会奉献自己的一切。战争传统地激励起我们最大 的天赋，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战争使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团结起来，
并使人施展出全部技能。这在和平时期是很难获得的——但我们为了实现目 标就必须这么做。付诸实现的全部努力就如一场战斗，即动员全民创造一个 良好的和平环境。我们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最好回答就是一个崭新的 美国。
圣托马斯・阿奎纳斯说，“如果一个舰长的最高目标是为了保存他的舰 艇，那他可以把舰艇永远停留在港湾。”大海可能有风暴，但冲锋则是创造 之母。不去冒险，就不会失败。但不敢冒险，也就没有成功。我们决不能满 足于成功，我们决不因失败而泄气。最后，关键问题是号召、承担义务，从 事伟大事业的力量，一个胜过自己的充满激情的梦，其意义胜过世界本身。
温斯顿・邱吉尔 １９５６ 年在威斯敏士特学院的一次演讲会上说：“美国此 时正站在世界权力的顶峰。这是美国民主的庄严时刻。正因居于首位，必须 为了未来而加入到使入畏惧而振奋并负有责任的行列中去。”四十二年前他 说的话至今依然十分正确。因为我们的手中掌握着世界的未来。
（加强贺晓琴）
威慑・防务・还是裁军
——条条道路通稳定
爱德华・泰勒 五十年前，一些相信民主和平的政治家被慕尼黑协定所迷惑，不防希特 勒背信弃义大举进攻，以致除英国外，所有的同盟民主国家都失去了抵抗。
代价是五年可怕的战争和五千万人的生命。今天大洋不再是屏障，一旦世界 大战爆发，无法免除的陷落会比希特勒侵占欧洲大陆时更快。历史的教训不 应忽视。
两种方法
目前关于军事方面的争论涉及到防御问题。劳联和产联的领导人赞同当 前的战略防御计划，而许多学者、主要政党和许多新闻媒介反对。１９８０ 年，
反对者们通过核武器冻结运动来攻击“相互确信的毁灭”这个梦魇。三年以 后，这些人说通过防御技术减轻核攻击的破坏是错误的。怎样才能最好地取 得和平？一种是通向和平的传统方法：同苏联的问题只需要政治解决。另一 种则着眼于未来：我们必须考虑和合理利用不断发展的技术。传统方法仍是 老样子，和平必须以二个超级大国问的谈判协议为基础，必须集中在裁军上，
特别是销毁核武器上。当前的谈判在三个领域进行：禁止试验、进攻性武器 和防御。这些应分别加以考察。
禁止试验
美国在核技术和武器方面遥遥领先，在削减核武器方面不可能达不成任 何协议，但核武器的进一步发展却可能因禁止试验而加以限制。
１９５８ 年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核试验暂停安排。美国估计苏联恢复试验计 划会被及时发现，而美国也有时间准备自己的试验。但在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 １ 日接 到来自苏联方面的仅提前一天的通知，却没有收到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苏联 将开始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一系列核试验。美国匆忙地拼凑起一些试验；苏联 又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系列试验；而后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协议开始 生效。苏联 １９６１ 年至 １９６２ 年的试验研究了核爆炸对未来弹道导弹的影响。
美国由于对防御缺乏兴趣，在禁试生效前没有这样做。一个一千吨当量防御 性核爆炸，在距地面五英里上空可以摧毁百万吨级的核弹头而不给地面带来 有害影响。这种类型的防御是苏联最先发展起来并一直保持优势的，许多人 认为它仍是最可靠的防御。
停止大气试验还有另一后果。对苏联武器的发展情况可以通过收集和分 析试验所产生的放射物质进行监视，但这一有价值的来源在 １９６３ 年被切断 了。美国限制了它白己，苏联却获得了好处。
有限的禁试胁定并没有妨碍核攻击武器的发展，因为他们可以进行地下 试验。美国的武器发展计划高度重视限制核武器的盲目毁坏力，这导致了较 小的但同样能完成军事目的的核武器的发展。事实上，美国 １９８０ 年爆炸物和 放射物的贮量仅是 １９６０ 年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是在研究和试验中削减
的。苏联 ８０ 年代末爆炸物的贮量比美国任何时候都高，目前看来正在下降，
这可能由于苏联也意在引进小型武器。 １９８５ 年苏联在一系列广泛的地下试 验之后，戈尔巴乔夫在广岛轰炸反思日宣布单方面停止试验并开始在宣传和 外交方面大力活动，以期达成一个全面禁止核试验协定。苏联在 １９８７ 年恢复 了核试验，但继续为达成全面禁止试验协定而施加压力。
限制军备
只有一个禁止核试验条约而不对武器的数量和威力加以限制，那对军备 竞赛将无效果可言。直到 ７０ 年代初才尝试限制军备，第一个条约即战略武器 限制条约（ｓＡＬＴ Ｉ）于 １９７２ 年达成，它限制核武器运载系统——导弹发射 井、飞机和潜艇，而不限制核武器数量（因为无法在苏联进行核查）。这一 条约揭露了苏联核力量的优势。导致这种令人吃惊的形势的原因现在清楚 了。１９５７ 年苏联人造卫星发射以后，许多人认为苏联的载核火箭已对准了美 国。那是一个想象的导弹差距。恐惧之后是几年的自满。但根据中央情报局 的报告，到 １９６９ 年这种导弹差距确实存在。只是到 １９７２ 年的条约公布时，
美国的参议员才得知苏联核力量的优势。苏联火箭能运载的重量是我们的三 倍，约和其三倍于我们的核爆炸力相符。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驱散了美 国拥有优势的幻觉，但是力量的平衡不能光凭运载重量和爆炸威力来衡量。
在核导弹发展的早期美国拥有更为准确的制导系统，到 ８０ 年代初双方己拥有 相同的有效水平。 ６０ 年代后期美国发展了多弹头运载工具（ＭｉＲｖｓ），它可 以用一只火箭向不同目标发射几个核弹头。五年之内，苏联也发展了这一技 术，比中央情报局的估计快得多。
在福特和卡特总统任期内，进一步限制军备的胁定已草拟就绪。虽然第 二个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已在 １９７９ 年签订，但苏联入侵阿富汗中止了参议院对 它的批准。然而，美国遵守了这两个限制军备的协定。
苏联的 ＳＳ－２０ 系列导弹的政治影响是很大的。一千多个中程核导弹对准 欧洲。美国随即在欧洲部署对准苏联的导弹以相抗衡。１９８１ 年里根总统提出 双零点方案：销毁所有中程火箭。１９８７ 年签署的中导条约是削减核武器数量 的第一个条约。这一削减如能实现将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使火箭防御 的难题解决起来会略为容易一些，防御威慑会更加有效。削减火箭发射架，
或许还有核武器数量的条约问题在继续规划中。这种计划应当在如何能很好 地检查削减数量、削减数量是否足够大以使防御能力能在更为可行的基础上 加以估价。例如，苏联的 ＳＳ－２０ 系列导弹是由机动发射架发射的，而因数量 的削减（相对于销毁而言）几乎是不可能核查的。
对防御的限制
从火箭时代的最初期开始，苏联不仅计划导弹进攻也计划反导弹防御。
１９６７ 年苏联总理柯西金提出：“一个防止进攻的防御系统不是军备竞赛的原 因……或许一个反导弹系统比一个进攻系统更昂贵，但是它的目的不是屠杀 人民，而是拯救人类生命。”尽管如此，１９７２ 年美苏签订了反弹道导弹协定
（ＡＢＨ）：每方可用一百个发射井发射的火箭来防御二个基地（后减为一个）。
当年苏联开始部署莫斯科周围的防御系统。美国决定对北达科他州的导弹基 地实行防御，但什么也没部署就停下了，因为防御被认为对于可能向其发射 的导弹数量来说是无效的。亨利・基辛格在 １９７２ 年指出，条约对美国防御部 署没有实际意义，国会不会赞成拨款。直到 １９８３ 年里根总统宣布战略防御计 划（ＳＤＩ）前，反弹道导弹条约仍作为一个不重要的历史注脚。现在这一条约
却突然成为美国空间防御的一大障碍。条约清楚地表明，拟汀关于未来可能 性的有意义的协定的种种难处。定向能武器的研究在该条约中是允许的；部 署这种武器则被认为违反条约。美国国防部宣称，苏联已经在沙里・谢根武 器试验中心部署了激光武器。苏联还部署了先进的地对空导弹 ＳＡ－１２，据称 它能对飞机进行随意防御，可以肯定它也能防御未来的火箭。更清楚的是，
克拉斯诺雅尔茨克这样的内地雷达站同 ＳＡ－１２（由机动发射架发射）上的跟 踪侦察系统相结合，能够支持全苏的防御系统。
战略防御计划
在寻求对毁灭性攻击的防御中，美国迄今忽视建立任何防御设施，甚至 针对一个导弹的防御设施。里根总统不喜欢总体上的易受攻击性，他宣布：
科学家应该努力列举出防御核武器的技术。这引发了一场争论和一个发展。
反对者们争辩说，防御永远不会是完全的，因而即使少量原子弹造成的灾难 也是可怕的，防御会导致过于自信和首先进攻的诱惑。两点意见自相矛盾，
由于一次进攻能否成功令人怀疑，防御便加强了战争的威慑力量。防御部署 还能缓和紧张局势。从积极的方面说，尽管战略防御计划的规模有限，但它 已经非常有效，它已被当作一项国际性事业而列入美国同英国、联邦德国、
意大利、以色列、日本之间的条约。以色列集中于对付 ＳＳ－２１ 导弹（其射程 为一百公里）的防御，这是战略防御计划系列的一端。另一端是激光和其他 射线武器。当作防御武器发动的高强度激光在美国仅处于研究的前哨阶段，
还没达到可以部署的阶段。战略防御计划是在寻求一整套防御手段，最先适 干部署的是几千个小而简单的装置，配合小型电子观测装置和计算机，能自 动寻找目标，既有效又廉价。关键是技术问题最终起决定性作用。
技术优势
里根总统曾说，苏联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拥有国。一般的见 解认为，苏联只是在数量方面而不是在质量方面领先，美国占有技术优势。
对待领先地位的看法必须持谨慎态度，我们在核能方面的领先地位已失掉 了。
在讨论 ９０ 年代的军事力量时，至少要考虑三个领域的技术进步：电子、
太空和激光。在电子领域美国至今仍占有优势，如计算机、传感器和通讯设 备；在小型化方面美国也是先进的。在太空领域美国的地位就不同了。苏联 发展火箭比我们早得多，他们的人造卫星作了第一次太空飞行。美国随后才 把人送上月球，美国的太空努力没有持续多久， １９８６ 年“挑战者”号事故 后几乎陷于停顿。１９８５ 年苏联发射的火箭数量至少是我们的十倍（送入太空 的重量也是我们的十倍）。第三个现代化防御技术领域是粒子束武器的发展，
这种武器同大型核爆炸的破坏截然相反。粒子束武器，特别是激光，即使射 出一千英里，其截面宽度也不超过 ５ 英尺，准确性极高。多年来，苏联每年 用于激光的费用达十亿美元，粒子束武器方面的最好著作出自苏联。
在战略防御的广阔领域内，看来苏联在导向武器及其太空运用方面占优 势，美国在电子技术和小型化方面领先。到 ２０００ 年，技术状况可能发生巨大 变化。１９８６ 年发现了第一种高温超导体，任何与电磁学有关的技术——从电 子到能量传递——都会受这一发现的影响。
选择
对战略防御计划作了五年有限的努力（经费保持在五角大楼预算 １％的 水平）之后，引用现实防御系统是有可能的。１９８７ 年是在削减军备和防御的
乐观前景中结束的，这二者会互相加强还是互相抵销？右翼人士相信条约和 防御不能相容，左翼人士则断言战略防御计划具有挑衅性，这二种观点都是 荒唐的。最近美苏首脑联合声明宣你：“考虑到为战略进攻武器条约作准备，
两国领导人还指示在日内瓦的代表团拟定一个协定，它责成双方遵守 １９７２ 年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同时在反弹道导弹条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研究、
发展和试验，并在一个特定时间内不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关于战略稳定的 深入讨论应不晚于这一特定时期结束之前三年。里根总统一直为裁军和防御 系统辩护，他可能是世界上唯一走中间道路的重要人物。这条路决不是妥协 而是创新，它预示着保卫和平的新方向。
战略防御计划现已被当咋一项国际性任务，下一个问题是在谈判和防御 之间能否建立起一座桥梁，以使它们的联合效力能够保证和平与自由。一个 条约并不能提供百分之百的和平保证；一个防御系统也不会有对付导弹的百 分之百的效率。然而，较少的导弹攻击同虽不完美却最优良的防御相结合，
便能构成和平的强有力保证。
第三个一千年
２０ 世纪后期我们面临的变化之决是一种新的经历，技术使得地球各个部 分间的互相作用既是可能的又是必须的。我们在 ９０ 年代所做的决定不仅影响 到美国和苏联，而且将决定整个地球第三个一千年的性质。用不了几十年，
世界各国将决定，是秩序强加给它们还是由它们共同创造秩序。过去，秩序 总是由征服带来的。现在有理由希望征服已经过时。２０ 世纪内唯一强占其它 一些国家并且至今仍占领着的国家便是苏联。如果 ９０ 年代苏联仍然垄断着防 御技术，第二个慕尼黑可能正在酝酿， ２０００ 年就会成为一个苏维埃世界帝 国建立的标志。美国是唯一能够对抗苏联、保全自己的强国，然而美国却没 有为了未来的前后一贯的计划。
美国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帮助联邦德国和日本等国家，使西方世界以空前 的协调发挥作用。美国还加强了非殖民化进程，在第三世界确立的新的责任 体系。前不久美国又率先开辟了国际合作消除核导弹威胁的道路。美国的创 举和其所奉行的道德准则是和谐一致的。美国特征更深刻的一面是有一个混 合的文化和人口，可看作一个巨大的国际社会样板。由于承认技术是人类生 存的永恒的积极因素，在 ９０ 年代，美国将能够创造条件，开辟一条在我们星 球上共同生存的更好道路。
（朱达）
战略威慑、防御与军备控制
威廉・Ｒ・克利夫 假如我们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我们怎么能令人信服地威慑要攻击我们 的敌人。人民易受攻击的弱点对我们威慑的有效性起消极作用。美国的政策 很久以来一直把威慑的有效性与控制破坏的能力结合起来，历届美国政府都 同意谨慎使用核武器、理智地控制战争升级和限制破坏的能力，不仅包括最 佳威慑，也包括在威慑失效情况下控制破坏程度的能力。然而，苏联的活跃 行动与美国毫无作为这二者已将美国贯彻这一政策的能力置于严重危险中。
差不多有二十年，包括里根当政的八年，苏联的战略核武器计划已远超过美 国维持其能力的努力，其结果是战略平衡不断有利于苏联。
现在认为是军备控制造成了这种不利形势，抑制了美国的战略现代化，
掩饰了苏联的态势，模糊了苏联实力增长的目标，也限制了美国战略防御计 划（ＳＤＩ）的进展。本文将简要探讨这些问题并提出一些下届政府有效处理这 些问题的方法。
里根入主白宫时公开宣称要建立一个全面的军事战略和一项保证各种军 备及军备限制都必须与之相一致的政策。里根政府留下了一个混杂的记录，
在战略平衡方面没有达到原先的要求。
战略平衡
回顾战略核武器在美国政策中的地位，我们就可以正确评价战略不平衡 的重要性。战略核平衡控制和影响着所有其它军事平衡，美国扩充威慑力量 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战略核武器的平衡，许多国家依赖美国的威慑力量。战略 核武器的不平衡扩大了区域核武器和常规力量方面的不足，减弱了这些力量 的有效性。一份官方文件《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了这一点：“当威慑 要求我们在整个冲突范围内具有行动能力时，其根本基础是由我们的战略威 慑力量和支持这一力量的理论原则所提供的。”这些理论原则在历届政府中 都保持了一致性，正如卡特政府所说的，“当美国拥有肯定的毁灭力量贮备 的同时……美国战略核武器必须有比对苏联工业与城市进行毁灭性打击更可 信的威胁”的能力和计划。美国的战略理论原则要求具有能在来自苏联的任 何攻击下生存的力量和可供选择的多种攻击苏联各种目标的能力。另外，在 和平时期与任何威慑失败之后，美国的战略核力量应基本上和苏联的力量相 同。不幸的是，相对于现在苏联能发动进攻的形式来说，美国的战略核力量 变得更易受攻击了。
有威望的当前危险委员会撰写的战略平衡分析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美国战略武装的形势相对苏联来说已大幅度下降了，事实比官方估计的更 坏。”从 １９８５ 年和 １９８８ 年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得出这 样的结论：“近年来苏联各种活动的总体模式——洲际弹道导弹的扩展和发 展反弹道导弹能力，表明苏维埃共和国是想把自己置于先发制人的地位，其 结果是对我们的反击力量的有效性构成了威胁……他们不会由于害怕被报复 而停止，因为我们将没有能力进行报复。”这一结论反映了苏联在发展对西 方主要核威慑力量的抗衡能力方面的成功，苏联以坚定的信念发展在这方面 的能力，他们今天还在这么做，而在公开场合却强调军备控制。
相比之下，美国的战略核力量计划在“什么是对付威胁所必需的，什么 是属于军备控制范围的”这两者间犹豫不决。有时对后者的考虑影响了政府
的决定，有时国会将军备限制强加在美国的计划上，其结果是美国今天并不 确信自己拥有美国军事理论所要求的力量。美国已在战略核武器概念、原则 和目标方面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其力量却没有跟上，这一滞后提出了诸 如什么是美国政策这样的严重问题 ，九十年代是要降低目标和标准以符合现 有能力还是发展力量使它同现有标准保持一致？如果这些目标被作为战略核 力量规划和现代化的指导方针，并且制订消除能力和目标之间差距的积极计 划，那么拥有一个现存能力所不能达到的军事目标是完全适当的。但在这两 方面，里根政府的纪录都不佳，解决这问题是下届政府的首要议程。
战略防御计划（ＳＤＩ）
美国是否会部署反弹道导弹进攻的防御？从里根总统 １９８３ 年提出为美 国建立一个弹道导弹的防御计划起，五年半时间过去了，虽然由这一计划促 进的技术进步给我们提供了可供使用的各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和技术，但是 防御的部署并未因此而接近一些。没有一个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的决定，我们 就不能前进，然而美国政府的政策仍将战略防御计划限制在研究和有选择的 阶段，并且将最终部署与军备控制联系在一起。官方对战略防御计划的描述 仍出于其最雄心勃勃的长期防御目标，这对尽早部署可行的有限防御设置了 许多标准。
然而，苏联正在进行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部署，防御和攻击两者的战略 核平衡正由苏联单方面的行动而形成。１９８８ 年 ２ 月《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社 论引证了新的情报，苏联正在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并正在部署全国性的弹 道导弹防御体系，这家杂志明确称之为“这是对一直很明显的事物打上官方 的标记而已。”
美国的选择要么是继续推迟部署、眼睁睁地看着苏联在他们的攻击优势 上再加上一个弹道导弹防御体系，要么从防止弹道导弹攻击威胁的防御中获 得利益。从技术角度来说，美国可以通过一个弹道导弹防御体系来抵抗和消 除苏联的战略优势。近二十年来，美国花了相当大的力量，寻求能使其威慑 力量在苏联威胁下生存的方法 。１９６０ 年，美国计划通过一个弹道导弹防御 体系来提供生存力， １９７２ 年又同意收弃弹道导弹防御体系。为了对付苏联 的威胁，美国邻署弹道导弹防御体系是一个恰当的开端。相对于其它措施，
如洲际弹道导弹的机动性来讲，它具有吸引人的优越性，能干得更出色。洲 际弹道导弹的机动性只注意到对洲际弹道导弹的威胁；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既 能对付洲际弹道导弹的威胁，也能防止对人口和其它民用、军用财产的威胁，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现在除了一个能兼顾两面的尝试性的第一阶段部署计划 外（根据 １９８７ 年马歇尔学院的推荐），至今还未作出着手进行的决定，并且 大约在 １９９３ 年之前也不会有。
最近提出了有限弹道导弹防御的其它二个目的。一个是乔洽亚州的民主 党参议员山姆・纳恩所强调的，另一个是五角大楼长期战略委员会提出的。
第一个目的是对纳恩称之为“可怕的意外或未经批准的发射的可能性”的防 御。纳恩建议利用反弹道导弹条约所允许的——弹道导弹基地作为对付意外 事故的反射防护系统，或称之为 ＡＬＰＳ。这从内部来讲是个好主意。假如在同 一基地将它和洲际弹道导弹的防御结合起来，能为未来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 发展和部署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操纵试验中心。还可促进两党对弹道导弹防御 体系的支持。第二个目的是对未来可能来自第三国威胁的防御，五角大楼委 员会警告说，那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甚至那些欠发达国家有可能在 ２１ 世纪
获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系统，这不仅增加了直接威胁美国的新的方面，而且 限制了美国维护其在世界各地利益的能力。
弹道导弹防御能加强威慑并逐渐朝着更大的有效性发展，我们需要的是 一项有关部署的政策。没有部署的开始，对弹道导弹防御的政治、心理障碍 将会继续产生；没有部署，战略防御计划会沦为一个资金匮乏的研究项目。
军备控制
除非美国的政策改变，战略防御计划的未来将越来越依赖于军备控制政 治，而不是技术进步与战略考虑。美国的政策是将弹道导弹防御和军备控制 联系在一起，正在阻碍战略防御计划的发展，并使部署的前景黯淡。
为了促进在进攻性武器方面达成协议，美国正式提出 １９９６ 年前不退出反 弹道导弹条约。里根政府辩解说这不是承诺不部署，而公布这一官方说法时 经常措辞谨慎：“不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是为了部署不为反弹道导弹所允许 的战略防御的目的。”但难免使人得出承诺会真的成为不部署的誓约这样的 结论。１９８７ 年，苏美官员（包活里根总统）在是否达成了限制战略防御计划 的谅解问题上措辞矛盾，不免使人怀疑和苏联达成了秘密协定或含蓄的谅 解。同时，假如政府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事实上也承认了国会对试验的限 制，这种做法是与苏联想强加于美国的对条约的狭义解释相一致的。１９８８ 年 ２ 月，国防部长弗兰克・卡卢齐告诉国会，在 １９８９ 财政年度战略防御计划试 验没有列入计划，因为这种试验超出了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狭义解释范围。
条约制约了美国，却没能阻止苏联部署全国范围的弹道导弹防御基地。
本届政府已建议朝着防御方面进行“经过协商的转变”，和苏联“分亨 战略防御技术的利益”。这从概念上公开提出和苏联保持更具防御性的战略 关系，双方不再强调攻击力量的重要性。共同规划这种关系，或把它建立在 和苏联达成军备控制协议的基础上，将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让苏联分享美 国的弹道导弹防御技术会极大地降低用美国的防御技术去抵销苏联战略优势 的能力。苏联追求的是对战略防御计划进行约束，作为对苏联削减军备的回 报。
１９７２ 年，美国同意放弃部署弹道导弹防御体系，以确保进一步减少来自 苏联的威胁。实际相反，一旦有效地制约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后，苏联 就扩充其力量，并赢得了在弹道导弹防御技术方面赶上美国的时间。现在的 问题是，为了达成一个削减协定，弹道导弹防御的部署和战略防御计划被出 卖了。
有了弹道导弹防御，来自弹道导弹的威胁就会降低，接下来就会谈判削 减弹道导弹，到时无论有无削减协定，弹道导弹的重要性都己降低了。要是 美国没有弹道导弹防御，苏联欺诈的威胁和秘密制造的弹道导弹的战略重要 性部会深远得多。因此，弹道导弹的部署应是削减的必须的伴随条件，并能 预防苏联欺诈和违约对美国造成的危险。
在强调对核武器的削减或废除时，里根政府已将控制军备转为裁军了。
裁军与控制军备相比，实质上是将寻求削减军备作为目标，都模糊了导致战 争的根由究竟是军备本身还是侵略性政策。
从概念上讲，控制军备是使削减服从干提高稳定性的目标，也就是通过 降低威胁而不是通过降低我们应付威胁的能力，去促进我们威慑力量的生存 力。但现在出现的是两位军备控制专家所说的：
“激进的军备控制的复归……和裁军的老调。”军备控制的进程和作用，
对民主社会的间接的不对称的后果和对未来防御的影响，需要作出现实的重 新审查。
在最近的《外交》季刊中，塞缪尔・享廷顿教授指出里根政府“令人吃 惊地”转变了立场：“由于它明显地要削弱核威慑，急于和苏联达成协议，
由于它的新的信念认为苏联已放弃了其扩张目标，到 １９８６ 年和 １９８７ 年它是 令人吃惊的现实的温和派（和许多盟国）。
看来， １９８７ 年里根总统拾起了卡特总统在 １９７９ 年已丢弃了的对苏联 的幼稚思考。”有必要问一下，苏联的政策或战略目标是否有了根本性的改 变？不断发展的苏联战略计划不能说明它的改变，而且这些计划又在利用西 方对控制军备所抱的希望。
许多年前，华特・李普曼在总结军备控制的历史教训时写道“裁军运 动……在裁减那些相信裁军的国家方面是令人可悲的成功“——让任何侵略 者放手武装自己而不受到坚决反对。美国不应忘记二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
（朱达 奚方）
苏联：体制的危机和变化的前景
亨利・Ｓ・罗恩 约翰・Ｂ・邓洛 普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世界其它国家越来越清楚，苏联正面临严重 困难。经济、国民健康、环境条件、党的状况，所有这些都处于困境中。国 内许多人觉察到的情况比呈现在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面前的还要糟得多。从 １９８５ 年激进的改革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后，许多事情发生了 变化：宣布下放经济决策权，作出重大努力恢复缓和，采取许多使党和基层 的管理更加“民主”的步骤以及文化领域的更加开放。十分清楚，这些由戈 尔巴乔夫发起的行动，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在人事上都激起了党内的强烈反 对。
政策争论和权力争夺
统治集团中的一个反对意见是关于对过去的揭露，尤其是对斯大林时代 的揭露，担心这将从根本上削弱其制度、在经济领域改革的步伐上也有分歧，
最明显地表现在改革的范围方面。反对者认为如果改革推进得太快太远，将 削弱纪律，引起通货膨胀，影响生产，还可能导致出现类似波兰团结工会的 情况。苏联政治的逻辑是使领导人追求对领导班子的绝对权力的倾向，但同 样的逻辑又迫使他们努力禁止或防止主要领导人获得这种权力。赫鲁晓夫或 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改革领导人，有必要使自己在领导层中的势力增强到最大 程度。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纲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赫鲁晓夫的目标是 要振兴经济和社会，不那么强调世界革命，更加重视对一群斯大林分子官员 的攻击。戈尔巴乔夫得到一些很有见识、精力异常充沛的人的狂热支持，但 就人数而言，支持者是少数。从苏联历史基础看，我们预言保守派将取得胜 利。然而，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支持者知识渊博、足智多谋，也有可能以少胜 多。在这个体制内基本上可划分为戈尔巴乔夫派和新安德罗波夫派，他们在 反腐败措施、某些权力下放的步骤以及必须和西方国家恢复缓和等问题上看 来似乎是一致的，然而在实行“公开性”的范围、党史的修订、党的干部的 更换与特权、经济改革的程度与步伐以及在党内能引进多少民主的问题上存 在分歧。至今，戈尔巴乔夫在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大。即使未来若干年还 无人对戈尔巴乔夫的地位提出挑战，要准确预测苏联未来进程也是不可能 的，例如苏联能否削减庞大的军事开支或放弃对外扩张、能否更自由地进入 西方技术界等问题。今后五年或十年中，苏联党内无论哪一派赢得胜利，如 果不支持军事增长、不参与对外扩张，或对国内和东欧不采取高压手段，则 苏联制度的某些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体制腐朽
经过勃列日涅夫年代，经济停滞和腐败现象以及对赫鲁晓夫统治下允诺 的有限自由的削减，使人们迫切要求更多自由和渴望更多消费品。西方国家 的新闻报道和学者们对苏联发展的分析尽管日益增加，但我们对苏联经济和 社会落后程度以及这一体制的腐朽状况仍然估计不足。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 来经济近乎停滞不前的证据不断出现，其中有许多是最近的苏联出版物所披 露的。有人断言，过去三十年中苏联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 ３．０—３．５％，远低 于苏联官方宣布的数字，也低于西方学者的估计。这些来自苏联内部的批评 可能不正确，情况也许不象他们说的那么差，即使 ７０ 年代中期以来总的增长
比西方专家普遍估计的要好些，但苏联经济仍未能胜过西方。如果没有改进，
它将被宣判永远处于劣势。
在 ７０ 年代，一些敏锐的西方观察家注意到了苏联社会病态的迹象：
１９７０ 年以后婴儿死亡率增长，成年人的预期寿命减低，各种疾病的发病率增 高等情况。引起停滞和倒退的原因是什么？新安德罗波夫分子们说，这是勃 列日涅夫时代的纪律松弛和腐败现象日益增长造成的。西方经济学家以及戈 尔巴乔夫分子们则强调，最起码的住宅、衣着和食品的需求被超越以后，货 币供应量大量增加，物价管制所造成的价格扭曲现象扩大，投资速度放慢和 外延投资趋干枯竭。
苏联已创造了一个能生产大量能源、钢铁和其它金属的工业部门，为什 么有如此庞大的工业基础和先进的军事工业而在许多方面却如此落后？这是 因为这个社会的最高目标是要使国家成为强国（包括军事强国）。重工业被 看作是军事强国的基础，而且几乎被看作是最终目的。钢铁厂、机械厂、发 电站迅速发展，而对它们的效益、产品用途极不注意。钢的单位产品消耗量 比美国高出三倍多，能源平均消耗量几乎比美国高两倍。撇开武器不谈，在 庞大的工业机构中仅出现了一股极其有限的货流。这个重工业部门应被看作 是一个近乎封闭的系统，它吸收大量投入并自我繁殖，只淌出涓涓细流的产 品供外系统使用。
指挥系统效益不高，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在市场体制下，用于公共目 的的资源是通过预算分配程序和法律调节行为进行配置的。在指令性经济 中，存在系统性超额需求，这就需要官僚机构持续不断地干预，以确保资源 进入军事和其它高度优先的部门。这么一个过分强调重点，对非优先部门如 保健系统采取强制措施的体制必定会经历大多数部门的不景气。军事部门占 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２０％，还要从民用经济中获取各种征集物，以及为在东欧 及国外支撑霸权而付出的代价，这些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活动实际上占去了国 民生产总值的 ２０％以上。尤为甚者， ７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初期，这一份额又 有增长，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些年所增产值的 １／３ 到 １／２ 被用于安全部门。
８０ 年代初期，人们普遍感到情况严重，大多数观察家认识到这个国家将继续 远远落后于西方，可能差距还要拉大，持续的经济停滞意味着苏联军事力量 在一段时间内将衰落。此外，日本超级经济大国的地位和中国经济的迅速增 长也一定给苏联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二十年内，中国可能接近苏联，继 美国和日本之后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
总书记的战略
戈尔巴乔夫认识到：加强纪律和放慢改革的纲领既不能保护他权力的持 续，也不能再次推动国家前进。权力和政策的考虑都要求他迅速而彻底地行 动。他的第一步是迅速撤换党和国家各级机构中的反对派和骑墙派， １９８６ 年 ５ 月对电影协会的接管就是在一个组织中获得支配地位的样板。戈尔巴乔 夫还企图让他的支持者尽可能控制群众媒介，他和他的追随者一直把新闻和 报刊作为剑和棍棒来使用。除了他的干部政策外，他的两个最冒险步骤是试 图改写党史和鼓动群众参与政治活动，将他们作为对付反对派的力量。这种 高度冒险的努力，已使叶利钦下台，同样也可能使戈尔巴乔夫自己下台。如 果戈尔巴乔夫停止鼓吹那些在政治上对他有损害的民主化、干部更换和改写 党史等政策，如果他玩的是一场更加小心的等待游戏，他的获胜机会将上升。
某些方面的进展对他有利，如经济状况、军备控制、阿富汗问题。戈尔巴乔
夫很清楚，要更换一个现任的总书记是困难的，这是他的主要优势。如果他 小心谨慎而又足智多谋，他就能够幸存下去。
主要反对派的战略
保守派领袖利加乔夫在权力和政策上都反对戈尔巴乔夫，他发表讲话反 对改革、公开性和民主化中的过分行为，并利用报刊来提高他的权威。为加 强他的地位，利加乔夫与克格勃头子维克多・切布里科夫和苏联军事部门要 员（据悉，包括国防部长德米特里・雅佐夫和马歇尔・阿哈罗梅耶夫）结成 了紧密联盟。他坚决支持苏联作家阶会和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中的反戈尔巴 乔夫分子，有力地推动了反“集团主义”运动。他还采纳了“中心主义分子”
和右翼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的某些意见（诸如仇恨西方群众 文化和热心保存 国粹）。利加乔夫也许曾试图在 １９８８ 年或在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党代会上使戈尔巴 乔夫降级或由他取而代之。利加乔夫成为总书记的机会和戈尔巴乔夫保住职 位的机会至少不相上下。
经济状况将会改善吗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党的全体会议宣布了实行经济体制变革，并预定于 １９９１ 年完成。它包括彻底改革工资制度、改革外贸体制、扩大私人经济和合作经 济成分、权力下放给地方。但集中的指挥制度予以保留，对大多数投资仍集 中控制，对大多数生产仍进行集中指导。
设想企业将在非约束性的控制数字、国家指令以及和其它公司签订合同 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计划。批发贸易将根据企业之间的直接合同或与国家批 发机构的直接合同进行。经理将由职工选举产生并经上一级主管部门批准。
外贸权力下放，鼓励外国投资并给以优惠。国家计委的注意力集中于长期规 划工作，发展间接的、特别是财政的控制杠杆作用，以及协调所有的经济活 动和决定国家指令。银行将严格控制信贷。各部的职能和规模将缩小，但仍 将负责监督需求是否满足。所有价格将重新确定，有些仍集中规定，有些则 由企业自定。工资改革旨在根据技术熟练程度拉开差距，奖金更紧密地同工 作表现结合，严格工作定额。零售价格的变化将不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个 人和集体的经济活动将得到鼓励，减少个人所得税，加重惩治腐败。农场可 按市场价格出售更多产品，并允许独立经营。
为了贯彻这个经济纲领，必须克服许多重大障碍。各部门要对监督目标 是否实现负责。国家指令将优先于企业其他产品的生产。价格并不由市场决 定，而由中央决定或必须依照中央的指导原则决定，并且必须保持稳定。国 家对企业的垄断权依旧。如果使价格过于灵活，将出现很高的通货膨胀。削 减在食品和住房上的巨大补贴（总计约为 ７００ 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１０
％），会使价格更为合理，但消费品价格将会猛涨。尽管可增加工资予以补 偿，但必定有得利者和失利者，会引起群众骚乱。所有这些考虑表明，执行 过程可能是缓慢的。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但仍有改善余地，尤其在鼓励个体和集体的经济活 动及扩大工资差距方面可以有所作为。但是变化的结果，在供应系统仍有出 现混乱的潜在可能。最终，政治局可能取消这一计划或倒退回去。改革需要 最高层的强有力支持和推动，但有充分理由怀疑它是否会发生。
未来的可能性
折中的结果可能性最大，这是未来的第一种结局。戈尔巴乔夫分子和新 安德罗波夫分子之间的斗争仍将继续。“公开性”会从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 年的开放
水平部分地向后退却。缓慢的改革在未来五年内不会对经济带来什么改善。
私人服务业会扩大。一些外国公司会进行投资，但投资额不会激增。外交行 为不会有什么变化（战略核武器方面的重要协议可能例外）。戈尔巴乔夫仍 将是总书记，但他的大胆目标难以完全实现。
第二种结局是保守派取得胜利。戈尔巴乔夫被降职或排挤出去，利加乔 夫或其他保守分子取而代之。党的路线变为强调纪律和从现制度中挖掘潜藏 着的后劲。这条道路可能实行比勃列日涅夫时代较为开放的政策，也会下放 一些经济决策权，但这一制度的所有基本方面都不会有改变。现在执行的缓 和路线可能继续，但也可能会有一股新的冷风吹进东西方关系中来。
第三种结局是戈尔巴乔夫巩固权力。这意味着公开性的继续和改革的完 全推行。经济进展的希望更大，但结局并不能确保。重大的改进将是大胆地 向市场经济迈步。在对外政策上，可能在与日本解决北方岛屿争端上迈出重 大步子。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签订常规军备协议从而导致欧洲兵力的削减。
关键是苏联是否会收缩在第三世界的扩张，如果限制在这方面的行为，那将 是战略上出现转变的信号。
可能的倒退和突变
以上概括了苏联可能出现的几种结局，但稳定局面不可能出现。设想改 革和缓和使苏联获得经济利益及减少来自西方的压力，这个集团便会故态复 萌，这种倒退与赫鲁晓夫的自由化以后的情况相似。此外，形势的发展可能 不是领导人所能完全控制的。可能出现对大幅度通货膨胀和持续贫困不满引 起的市民动乱，具有政治动机的少数民族动乱，以及类似东欧的动乱。西方 国家猜测的另一种情况是军事政变。如果戈尔巴乔夫失败，持续的停滞将越 来越被看作制度的失败，最终导致其他党派采取激烈行动反对这个国家的制 度。如果戈尔巴乔夫成功，他可以证明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关于期望 超越现实将孕育革命形势的理论。无论如何，在今后十年或二十年内，某种 严重的动乱可能在苏联帝国或苏联内部发生。
西方国家的影响
对苏联的发展具有相当影响的不是西方国家，而是苏联国内问题。我们 对该制度内部各种起作用的力量的认识很有限，而西方国家政府的目的又各 不相同。尽管如此，在某些情况下和在某种事情上，西方的行动也可能导致 不同的结果。
１．西方政界领导人要了解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苏联领导并不想改变他们 的制度或威胁西方的行为方式。
２．我们不应认为戈尔巴乔夫是温和势力而支持他，或认为养肥共产主义 者可以使他们保持宁静而支持他。这样的行动基础是过于浅薄的。
３．苏联处于软弱的战略地位。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超越正常的无补贴贸 易的任何经济上的交易，都应该采取交换或联系的立场。例如，西方国家给 苏联的经济利益，应当以苏联削减驻东欧的军事力量为条件。
从约・斯大林起，经过赫鲁晓夫时代到 ７０ 年代初期的缓和，美国和西方 国家对苏联的过分期待常常破灭，和以前一样，这将再次发生，但是我们需 要有点开明的态度。戈尔巴乔夫可能会改变苏联，使之从集权主义国家到权 力主义国家。这将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一个可能使苏联易于交往的变化，
但也可能未必如此。
（朱达陈余德）
西方在俄国历史研究方面遇到的困难
——１９７６ 年在胡佛研究所的讲话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苏联历史的可悲环境，从总的方面为研究俄国的历史造成了非常独特的 情况。人们担心作为研究俄国历史基础的那些条件的反常。
这种反常首先是自相矛盾。现实的苏联过着真实和暴风般的生活，然而 却又表现得象史前史：它的历史的脊柱已经断裂，它的记忆已经消失，它已 经丧失了说话能力，它已经没有反映其真实面貌和发现其自身的可能性。结 果使外国研究者如同考古学家一样：
研究缺乏史料、联系和连贯性。大多数研究者对古老的俄国和当代苏联 的精神缺乏了解，即便收集了大量史料，离开了这个国家的环境就不能重现 其历史，就象根缺乏土壤一样。更为复杂的是，苏联不断地、主动地甚至过 分地提供大量关于它的信息，而实质上是精心设计的谎言；西方许多社会主 义集团热衷于这些虚假信息。
历史学家仿佛面临一场飓风，飞沙卷人他们眼中，他们扭转了身体，把 头转向错误方向。必须把目光从那些真理的碎片上移开，转向时代之风迫使 他们注视的方向。例如，西方学者不能轻易相信这个国家的大百科全书都是 真实的，出于谨慎，应怀疑它是否隐瞒真相、包含谎言，是狡猾地歪曲了的 表述。更不用说那些悲喜剧般的事件了。我在胡佛研究院看到一份关于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１ 年坦波夫省农民反对布尔什维克起义的研究，我对这题目很熟悉，我 很欣赏那优美国学者在他访问苏联期间艰难而执着地寻找出所有可接触的资 料，然而，在他书目中最重要的资料旁有这样的评语：“很不幸，我从这一 来源获得的全部笔记都在莫斯科的旅馆中失窃了，我已不能在我的书中引用 它们了。”这并不使我感到吃惊，图书馆蠢人的疏忽让外国人得到了未经批 准的资料，而克格勃发现并纠正了错误。
革命前的俄国政府从未考虑向世界提供关于它的情况。相反，从俄国来 到西方的革命的或其它持不同政见的流亡者，用他们全部的情感和辛酸、对 客观性的不可容忍性，不遗余力地制造舆论。他们为西方描绘了一幅歪曲的、
带有偏见的俄国几个世纪的历史画面，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狂热，另一方 面是由于他们受了虚假的培养而不懂得人类几千年生活的深度。因此，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在其经济和社会最有保证得到发展的时刻，它在西 方人心目中的形象便由那些抵制、仇视它的人塑造成了。由于惯性，这个形 象持续至今。一个全层次的根本置换，改变了所有西方学者用以作为推断的 基本观点，也改变了对过去的俄国和当代苏联进行正确比较的可能性。
于是，一个完整的系列神话传说编排出来了，甚至用毫无意义的经济和 社会稳定的统计数字、革命运动特征和镇压规模等装饰起来（我曾处理过《古 拉格群岛》等各种各样的歪曲）。对俄国历史的歪曲和西方缺乏对俄国的理 解都以一种根深蒂固的“永恒的俄国的奴隶制”和“亚洲传统”的倾向性概 括表现出来。这种概括将当代学者引入歧途，阻碍他们理解苏联所发生的事 物的社会主义本性，忽视过去大规模的领土扩张，抹煞了人民中大量社会独 立活动的形式：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几个世纪的极度民主、贤明的乡村 议会……农民公社（还在 １９ 世纪，英国观察家麦肯齐・华莱士就把它比作英 国议会的实践）。所有这些都被彼得堡的官僚制度在二个世纪的农奴制中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