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堤外廣土水環流：
防洪建設、人水關係與社子島地景張力
Flood Control Infrastructure, Human-Water Relations, and the Tensions of Shezidao Landscape in Taipei
徐碩 Shuo Hsu
指導教授：洪伯邑 博士 Advisor： Po-Yi Hung, Ph.D.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February 2021
謝誌
首先感謝我的每一位田野報導人，恕我基於學術倫理不便公開你們的姓名。
祝你們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感謝指導教授洪伯邑老師，有耐心地循序漸進指導我做研究，讓我順利完成 本論文。感謝口試委員洪廣冀老師、廖桂賢老師，讓論文更為完善。謝謝周素卿 老師、林嘉南學長、郭育安學姊、張怡婷學姊在專討二課堂的意見。謝謝徐進鈺 老師、黃宗儀老師、李美慧老師，在這幾位老師的課程中所學，對我極有幫助。
感謝簡旭伸老師給我的提點。感謝大學時期的恩師們，包括（但不限於）江柏煒 老師、胡元玲老師、張碧君老師、潘鳳娟老師、邵軒磊老師、王文誠老師、吳鄭 重老師、張峻嘉老師、鄧時海老師、張志威老師、劉一民老師。
謝謝王志文老師、江聰明老師兩位社子島研究的前輩，有機會與你們交流、
做田野調查是我的榮幸。感謝麒愷、健剴、又名、一嫻、昀叡、如璟、聿修、湘 霖、東霖在研究與論文撰寫過程中的協助。謝謝大美老師以及福安國中的師生們，
在校園陪伴孩子們種菜，是我相當享受的時光。感謝碩士班期間，士倫、敏帆、
舞春食農工作室、走路草農/藝團給我的協助、鼓勵與支持。
感謝友璿學姊、宇禎學長，大學階段有機會認識你們，是我得以進入地理所 就讀的助力。也在此感謝並祝福同為地理角徒的聿修、育安、于萱、冠仁、宇忻、
思安、凱恩、慧雅、明堂、佩文、東霖、聖昌、佩岑。
謝謝爸爸、媽媽還有其他家人，以及湘霖，你們始終做我最堅強的後盾，讓 我能無後顧之憂完成學業，並不離不棄支持我的選擇。也感謝正念動中禪學會，
在這裡禪修，對我能身心還算健康地完成論文有莫大的幫助。
感謝諸佛菩薩、恩主公、中壇元帥、黑虎將軍、玄天上帝、天上聖母、水仙 尊王，以及社子島各聚落的土地公、陰公陰媽們。謝謝祢們保佑我平安完成研究，
在此我也誠心祈禱祢們繼續保佑社子島的人們，乃至一切眾生。謝謝了這麼多人 與非人，這論文若有不足或錯誤之處，責任由我承擔。
摘要
在既有的學術討論中，基礎建設經常被視為常民無法、或甚少感知的系統，唯有 在意外時才會從隱形變為可見。儘管此種觀點在近年已遭挑戰，基礎建設的感知 面向仍有待探索。本文以與社子島有關的防洪建設為主題，探討基礎建設作為「地 景」，如何透過「再現」與「日常生活」被感知。社子島在1970 年被經濟部指定 為「洪氾區」，但仍持續有居民在社子島生活。臺北市政府於1974 年開始建設社 子島防潮堤，該防潮堤並於1987 年核定的「社子島築堤保護案」提高到 20 年洪 水重現期距的強度至今。期間，社子島先後興起了蔬菜專業區、未登記工廠聚落 等土地使用。本文討論臺北都會及社子島的防洪基礎建設之再現，以及社子島居 民們的日常生活，發現社子島與臺北都會防洪建設的差距，與社子島落後、與都 會隔絕形象有所連結。而社子島防潮堤的綠美化措施，試圖翻轉社子島的負面形 象，卻排除部分在地居民參與，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更拉開社子島與臺北的距離。
至於社子島的親水生活、與水有關的民俗活動，以及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則呈 現有機、多元的特性。透過觀察社子島與臺北都會的關係，以及社子島地景之「再 現」與「日常生活」的交集，本文主張社子島的處境，不只是「社子島遭臺北犧 牲」的論述足以理解，而是涉及了社子島與臺北都會兩套防洪建設的衝突，並與
「洪水」必須排除在「都市」之外的觀點有關。而地景的「再現」與「日常生活」
並非總是對立的兩端，而是具有緊密的連結，並在不同情境下浮現互相穿梭的動 態。
關鍵字：防洪基礎建設、人水關係、地景、社子島、臺北
Abstract
Scholars used to regard infrastructures as systems that people cannot, or can only seldom perceive, and that only become “visible” under emergencies. Despite the above- mentioned perspective has been challenged in recent years, the discussion regarding perception of infrastructure is still yet to be explored. This thesis used flood control infrastructure (FCI) related to Shezidao as a study subject to explore how people perceive infrastructures through representation and everyday life. Though Shezidao was designated as a “flood zone” of Taipei metropolitan b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in 1970, there were still residents living. To mitigate flood risks in the area,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started the construction of Shezidao tide-break levee in 1974.
In the 1987 plan, the levee was heightened to defend Shezidao against a 20-year flood.
From then to date, unique land-use types, such as special zone of vegetables and clusters of non-registered factories, gradually formed. This thesis drew on “landscape”
perspective to analysis the representations of FCI of Taipei metropolitan and Shezidao, as well as the everyday life of Shezidao residen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gap between the two FCI systems resulted in the image of the backwardness and isolation of Shezidao.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conducted greening programs of the tide-break levee to reverse the negative image. However, some local people were not included in the programs. Therefore, the city government had once again reproduced the separation of Shezidao and Taipei to a certain degree. Nevertheless, with th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that intimate to water, the everyday landscape of Shezidao presented organic and diverse features. This thesis examined the relation between Shezidao and Taipei, as well as the intersection of “representation” and “everyday life” of Shezidao landscape. This thesis argued that Shezidao is not simply “an area sacrificed by Taipei.”
The situation of Shezidao is related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FCI systems and the idea that the flooding water must be excluded from the urban space. Moreover, landscape of “representation” and “everyday life” not always is a binary opposition, but deeply connect and shuttling through each other under different contexts.
Key words：flood control infrastructure, human-water relations, landscape, Shezidao, Taipei
目錄
謝誌 ... i
摘要 ... ii
Abstract ... iii
目錄 ... iv
圖目錄 ... vi
表目錄 ... vii
第一章 緒論 ... 1
一、研究背景 ... 1
二、防洪建設與社子島地景 ... 3
三、研究問題 ... 6
四、章節安排 ... 7
第二章 文獻回顧 ... 8
一、社子島與臺北防洪、人水關係相關研究評述 ... 8
二、都市理論與基礎建設研究 ... 10
（一） 基礎建設：連結跨尺度行動者的匯聚力量 ... 11
（二） 防洪基礎建設：水陸二分的都市化的關鍵基礎 ... 12
三、地景觀點：再現、日常生活與張力 ... 14
（一）作為「觀看的方式」的地景 ... 14
（二）地景與日常生活 ... 15
四、小結 ... 16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18
一、研究區介紹 ... 18
二、研究方法 ... 21
（一）基礎建設地景的變遷：文獻分析與口述歷史 ... 22
（二）基礎建設的再現：文本分析與訪談 ... 23
（三）基礎建設與日常生活：訪談與參與式觀察 ... 23
三、研究者的位置與限制 ... 24
第四章 從沙洲到「洪氾區」：都市防洪建設與社子島的變遷 ... 26
一、河中浮現的沙洲 ... 26
（一）社子島沙洲的形成 ... 27
（二）浮動的沙洲 ... 28
（三）與水相連的土地使用與日常生活 ... 29
二、限建之下的築堤 ... 32
三、「洪氾區」之後 ... 35
（一）蔬菜專業區與農業的興衰 ... 36
（二）未登記工廠的興起 ... 37
（三）多元的居住與住家型式 ... 40
四、小結 ... 41
第五章 臺北市（最美）的鄉下地方：文本與綠美化措施中的堤防地景 ... 43
一、再現社子島 ... 43
二、文本中的堤防地景 ... 44
三、大自然的樂園：堤岸地景的綠美化 ... 47
（一）堤防地景作為社區基礎建設：堤階綠化認養與藝術介入社區 ... 47
（二）人工濕地營造 ... 50
四、小結 ... 55
第六章 「洪氾區」的另一面：防洪建設、人水關係與社子島的日常生活地景 ... 59
一、沒有人的生態天堂？社子島居民的河濱日常 ... 59
二、傳統民俗與人水關係 ... 62
三、「洪氾區」的日常生活 ... 67
（一）禁建之下的築造活動 ... 67
（二）社子島作為家園 ... 72
第七章 結論 ... 76
一、堤外廣土水環流：都市防洪建設的限制、衝突與機會 ... 76
二、地景觀點再檢視 ... 78
（一）「觀看的方式」與「日常生活」的張力、揉雜與穿越 ... 78
（二）地景觀點與防洪基礎建設研究 ... 80
參考資料 ... 82
一、中文部分 ... 82
二、英文部分 ... 86
圖目錄 圖 1 渡頭堤防（左）與社子島防潮堤（右）交界處 ... 1
圖 2 本研究田野地圖 ... 21
圖 3 近浮洲聚落的菜園與工廠 ... 37
圖 4 忠興工業的作業員操作 CNC 電腦車床 ... 39
圖 5 溪沙尾的信仰中心坤天亭 ... 46
圖 6 堤階綠化認養 ... 49
圖 7 社子島時光隧道壁畫 ... 49
圖 8 生長在社六濕地的鹵蕨 ... 52
圖 9 社子島濕地設計圖 ... 53
圖 10 社子島濕地 ... 54
圖 11 位於溪洲底淡水河濱的船屋 ... 61
圖 12 浮洲划龍舟祭江儀式的水仙尊王香案... 63
圖 13 浮汕划龍舟祭江儀式 ... 64
圖 14 搭著鐵皮的磚頭厝 ... 69
圖 15 經翻修後成為二樓高的住家 ... 69 圖 16 基地填土的住宅 ... 70 圖 17 居民自製的擋水閘 ... 71
表目錄
表 1 報導人資料表 ... 20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背景
2015 年底的某日，我沿著淡水河堤外河濱自行車道騎單車前往北投，在中 途於延平北路六段與七段交口附近的涼亭稍作休息。從那裡往河的對面一望，可 以看到三重重陽重劃區的高樓大廈，櫛次鱗比地聳立在河畔；一回頭，則有一間 預拌混泥土場、幾間鐵皮屋工廠，以及低矮的樓房，空氣中則傳來營建混合物的 味道。此時，轉頭留意後方背景，則可看到兩道高低不同的堤防，比較高的那座 位在後方，並隔絕自己身處的土地。我趕緊拿出手機看地圖，才知道自己已經來 到社子島，一個在印象中時常淹水、因臺北的防洪考量而發展受限的地方。
圖 1 渡頭堤防（左）與社子島防潮堤（右）交界處
兩者的保護強度分別為分別為200 年與 20 年洪水重現期距 資料來源： 作者拍攝
回到住處後，我上網找到一則關於社子島的報導。對於社子島的處境，記者
是這麼說的：「這裡的居民真的很渴求改變，當年為了保護臺北免於淹水，政府 一道『禁建令』，讓社子島的時空停留在 50 年前，明明位於首都，但看起來卻 是有極大差異……同樣的首都，同樣的繳稅，一道堤防，鎖住社子島的明天……」
（TVBS 新聞，2015/1/18）。身為因為防洪安全需求而遭限制發展的區域，要瞭 解社子島，必須從都市發展與防洪基礎建設的關係著手。社子島的案例，也可以 成為討論都市與水，尤其是都市與洪水之關係的出發點。從地景（landscape）觀 點切入，並可以進一步探索人們如何透過再現（representation）與日常生活感知 基礎建設。
探討都市化過程與水關係的 Kaika（2005）指出，當代都市將水分為「好水
（good water）」與「惡水（bad water）」兩類，前者指的是受控、安全、潔淨而 養育人們的水，人們透過水庫、淨水廠、自來水道等基礎建設將其納入都市生活 之中；至於不受控制、髒污、對人的生命財產造成威脅的「惡水（bad water）」，
則是當代都市的治理者積極排除或隱藏的對象，而「洪水」便是其中一個例子。
因此，人們以築堤、劃設洪氾區、開分洪道等方式，避免洪水對都市造成災害，
然而，這些防洪技術並無法使洪水消失，而僅將洪水分散、導引或滯留於保護區 以外的空間，使得以特定範圍為保護區域防洪基礎建設，可能會對比鄰保護區域 的地區造成差異甚至負面的影響（Kane 2018；Liao, Chan and Huang 2019）。
臺北都會防洪基礎建設之系統的建置，可追溯至日治時期興建的河溝頭堤防、
大稻埕護岸等工程（簡佑丞，2019）。國府治理臺灣後，於 1960 年代開始擬定、
實施「臺北地區防洪治本計畫」，並以「200 年洪水重現期」為高保護範圍的防 洪標準。隨著都市擴張，行政區劃屬於新北市（舊臺北縣）的三重、蘆洲等地區，
也在 1980 年代劃入高保護範圍中（經濟部，2010）。但位於淡水河、基隆河匯 流處、人們稱作「社子島」的區域，因為地勢低窪、當時土地價值較低，未劃設
在「臺北地區防洪治本計畫」的保護範圍之內，甚至在《臺北地區防洪計劃檢討 報告》與《陽明山管理局轄區主要計畫案》於 1970 年公告以來，成為以防洪安 全考量的「洪氾區」與「限制發展區」，至今仍是臺北都會少數尚未落實都市計 畫之土地使用規範的區域，有著獨特於臺北都會其他地方的空間特性（台灣省台 北地區防洪治本計畫執行委員會，1968；林欣慧，2005；經濟部，2010）。2018 年 7 月，內政部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通過柯文哲市政府主導的「生態社子島」主 要計畫，該計畫擬以全區區段徵收的方式開發社子島，截至 2021 年 2 月為止，
仍有二階環評、區段徵收計畫等程序尚未完成（臺北市政府，2021）1。
為了理解都市發展與防洪基礎建設的關係，本文以社子島為研究區域，試圖 理解受都市防洪基礎建設衝擊的區域，如何在都會發展的過程中，成為受到不同 力量拉扯，而成為具有獨特地景的地方。本文並以臺北都會與社子島的防洪建設 為關鍵的地景，探討在「臺北地區防洪計畫」的限制之下，社子島防潮堤的建設 與改建，如何影響社子島的土地性質、土地使用方式與日常生活，並透過「地景
（landscape）」視角，探討堤防與堤岸地景的「再現」與「日常生活」，如何反 映、形塑社子島的空間特性。最後，本文也反思防洪建設對都市發展帶來的影響，
並且討論「再現」與「日常生活」兩種不同地景之間的關係。在簡介完研究背景 之後，我將說明以防洪建設作為討論焦點的理由，接著帶出本文的研究問題，並 於章末介紹本文各章安排。
二、防洪建設與社子島地景
1 該開發案引發了破壞生態環境、影響臺北都會防洪安全、威脅弱勢居民生計、抹除聚落紋理 與文化資產等疑慮（相關討論請參見鍾振坤，2016；廖桂賢，2017a、2017b；柳志昀，2018；
林吉洋，2019；朱淑娟，2019）。
雖然社子島在 1970 年公告之《臺北地區防洪計劃檢討報告》劃設為不建築 堤防的「洪氾區」，但既有的居民仍持續在社子島生活，且持續有居民移往社子 島居住。1974 年，臺北市政府開始興建保護強度較低的社子島防潮堤，以減少社 子島遭洪水侵入的機會。1987 年，在部分社子島居民與臺北市政府的爭取之下，
行政院核定「社子島築堤保護案」，將防潮堤的平均高度加至 6 公尺，達到約相 當於「20 年洪水重現期」的保護標準（經濟部，2010）。
在堤防建築以前，社子島是土地性質不穩定，時常因洪水而變形的沙洲，甚 至曾有因應土地時常變形的土地共有制度存在（王志文，2004、2007a、2007b）。
隨著社子島防潮堤將水與土地隔離，社子島的土地因洪水而變形的情形大為減少，
居民們的日常生活，也從與水相依的生活，轉變為疏水的生活方式。在堤防兩次 增高之後，社子島的土地使用有了更多可能，於既有的農業用地之外，從 1980、
1990 年代開始，大量出現許多未登記工廠，並出現多元的住家形式，成為約 1 萬 名居民居住的區域。儘管如此，社子島的堤防高度維持在 6 公尺，而未落實都市 計畫的土地使用規範，使得社子島成為相對臺北都會的獨特地方。
儘管社子島防潮堤的平均高度繼續維持在 6 公尺，隨著一連串的綠美化措施，
社子島的堤防也產生了新的功能與意義。從 2006 年開始，由臺北市政府水利處、
錫瑠綠化基金會與社子島富洲里的社區發展協會合作之下，社子島的居民組成
「社子島堤階認養人聯誼會」，認養社子島防潮堤的堤階，在堤階上種植景觀作 物，使得堤防成為社區活動的重要據點。此外，2013 年臺北市政府水利處也以基 隆河側新堤防與舊堤防之間約 8 公頃的範圍為基地打造人工濕地，透過棲地的設 計與維護，吸引磯鷸、青足鷸、環頸鴴、小白鷺等涉禽前來棲息，使得這塊濕地 成為賞鳥人士時常造訪的地點。同時，水利處也訓練數十名來自社子島內、外的 人士擔任生態志工，負責棲地維護、導覽、活動支援等工作。不論是堤階綠化認
養或是人工濕地營造，皆使得社子島的堤防地景，有了防洪之外的功能與意義，
成為人們關注的地景。
此外，在柯文哲市長任內推動的「生態社子島」開發的爭議之中，堤防再 度成為焦點。生態社子島計畫案預計以全區區段徵收的方式開發社子島，而將社 子島的堤防加高至 9.65 公尺的高度，並將全區填土 2.5 ~ 4.5 公尺，以達到與臺 北都會其他地方相同之「200 年洪水重現期距」的防洪標準。2019 年 11 月 11 日，
支持生態社子島開發的議員陳政忠在質詢柯文哲時，要求市長承諾將於 3 年內啟 動社子島堤防加高工程作業；另一方面，兩周之後，由部分在地居民組成的「社 子島自救會」成員也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高舉「社子島不須 9.65 米高堤」的標 語，主張社子島的堤防應維持原有的高度，不需再加高（李柏澔，2019/11/22；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2019/11/22）。
因此，受限於「臺北地區防洪計畫」的社子島堤防建設，不僅分隔了社子 島的土地與水域，也顯現了社子島與臺北地區的差異；社子島的堤防也在堤階綠 化認養、人工濕地營造等綠美化措施之下，成為社子島具有代表性的地景，而在 影響社子島未來發展的「生態社子島」開發案的爭議中，社子島的堤防也是支持 者與反對者們所關心、爭論的核心，對生活在社子島上的人們有獨特的意義。在 上述的理由之外，於「臺北地區防洪計畫」之下，曾經具有「洪氾區」之定位的 社子島，本身也是防洪基礎建設的一部分，而這個定位也廣泛影響了社子島的人 水關係、土地使用與日常生活。因此，本文借用 Green（in press）的視角，除了 探討社子島堤防地景本身的再現與實踐之外，也將討論的焦點放在防洪基礎建設 影響之下，社子島居民的土地使用、日常生活等各層面，並透過探討防洪基礎建 設與社子島土地性質、土地使用的關係，以及社子島堤防地景的再現、論述與相 關的日常生活，以理解防洪建設對都市相對外圍區域的影響。
三、研究問題
由上述研究背景的討論，可知堤防對於社子島的土地形式、土地使用與日常 生活有非常緊密的影響。若沒有社子島防潮堤，社子島可能仍是時常變形而浮動 的沙洲；受限於「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其較低的保護強度，影響了社子島的發 展，使得社子島成為都市之中較特殊的地區。而近年來的綠美化措施，如人工濕 地營造、堤階認養等，又帶給社子島堤防不只是防洪的意義；這些作為「觀看的 方式（ways of seeing）」的地景2，也與社子島人們的日常生活之間，產生 Wylie
（2007）指出，不同位置的人們在觀看、感知與創造地景時，彼此拉扯而有創造 性的張力（tensions）。因此，我的具體提問如下：
（1） 作為因為都市防洪需求的「洪氾區」與「限制發展區」，社子島堤防的建 設與改建，如何改變其土地性質、土地利用、日常生活以及人水關係?
（2） 社子島的堤防地景，在媒體報導、民間書寫等再現中，呈現什麼樣貌?
（3） 近幾年的堤階綠化認養、人工濕地營造等綠美化措施，如何賦予社子島的 堤防與堤岸地景新的功能與意義?
（4） 社子島居民們的常民文化、日常生活，如何與堤防與堤岸地景共同創造意 義，並與外界對社子島地景的論述或再現之間產生張力?
2 「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是英國左派文化藝術評論家 John Berger 提出的概念。Berger 主張，人們透過先於言語的「觀看」來認知、理解周遭世界，同時確認自身與周遭世界的關 係。觀看一方面無法徹底用言語闡述，但卻非單純的刺激反應，而是與社會的生產方式與社會 關係有關。透過分析西方油畫、攝影、商業廣告等影像（image）的象徵意義與社會功能，他強 調這些人造的影像，合理既有的社會關係與秩序，並鞏固、榮耀了特權階級的地位（Berger 1972）。
四、章節安排
本文共分為七章，第一章介紹研究背景與研究問題。第二章的文獻回顧，則 透過回顧社子島與臺北都會防洪相關研究、基礎建設研究與地景取徑等三類文獻，
說明本文的理論架構與理論和經驗基礎。第三章的研究方法，則介紹本文的研究 區域，並說明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分析、口述歷史、文本分析、訪談、參 與式觀察等。第四章分析不同時期社子島堤防的建設與改建，如何使得社子島從 浮動的沙洲，轉而成為相對於臺北都會中心較為獨特的區域。在這過程之中，社 子島防潮堤與臺北都會之社子堤防、渡頭堤防的交界，成為社子島與「臺北」的 界線，而社子島防潮堤，則隔絕了水與土地，將社子島從親水的空間轉換為疏水 的空間。第五章則從所謂「新文化地理學（new cultural geography）」將地景視 為「觀看的方式」的視角，討論社子島的堤防地景在各種文本的再現，如何描繪 社子島的空間想像，以及近年堤階綠化認養、藝術介入社區、人工濕地營造等社 子島防潮堤的綠美化措施，如何帶給社子島地景新的功能與意義。第六章則將視 野轉至與防洪建設、人水關係有關的日常生活，討論社子島居民們的水岸生活、
划龍舟祭江等民俗活動中的人水關係，以及社子島居民們在防洪建設影響下的日 常生活中，防洪建設的角色與意義，並分析這些日常生活與再現、論述之間的緊 張關係。最後的第七章，除了統整上述各章的研究發現外，並進一步反思防洪基 礎建設與都市發展的關係，並針對地景理論，討論「觀看的方式」之地景與「日 常生活」之間的張力、揉雜與穿越，以及地景取徑對於理解、思考都市防洪議題 的貢獻。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文以穿梭在「再現（representation）」與「日常生活」的地景觀點分析社 子島的堤防地景，理解地景的變遷與張力，並進一步與都市發展與非人環境、都 市防洪基礎建設的討論進行對話。在本章，我將首先回顧社子島與臺北防洪及水 岸發展等研究成果，接著討論人文地理學、人類學及科技與社會研究對基礎建設 的相關研究，回顧這些研究對於都市與非人環境、都市與水關係的貢獻，並指出 這些研究的限制與不足。最後再引入本文分析架構的地景觀點，包括 1990 年代 以降將地景視為「觀看的方式」的傳統，以及晚近受到現象學啟發，強調「日常 生活」的觀點，指出地景觀點對於推進防洪基礎建設研究的潛力。
一、社子島與臺北防洪、人水關係相關研究評述
針對臺北都市發展與非人環境之間的關係，江欣樺、王志弘與黃若慈（2018）
討論坪林水源保護區的設置如何將臺北郊區納入都市化的影響範圍，讓人理解臺 北的都市化過程，其涉及的人與非人環境的轉變，並不局限於市中心，而是遠超 過臺北的行政區劃的疆界。至於臺北都會的防洪建設方面，王慶宗（2015）探討
「臺北地區防洪計畫」與都市發展的關係，指出從 1960 年代以來的一系列防洪 基礎建設，讓淹水範圍持續減少，而與臺北都會各地區的經濟發展、人口成長有 高度的連結，卻因堤防的配置不同，而在地區與地區之間造成差異的結果。另外，
Chien（2015）討論「臺北地區防洪計畫」與水岸發展的關係，談到「臺北地區防 洪計畫」之不穩定而時常變動的性質，並以新店溪畔的溪洲部落為例，強調水岸 空間之非正式（informalty）對於地景的影響。除此之外，關注臺北地區水岸發展 的王志弘（2013）、王志弘、黃若慈與李涵茹（2014）以及王志弘與李涵茹（2015）
注意到臺北地區水岸空間在 1990 年代至今的美學化、生態保育化、遊憩化的趨 勢，他們並運用「綠色治理（green governance）」、「綠色縉紳化（green gentrification）」
等概念，討論環境治理與都市發展的關係，指出水岸空間成為都市發展的「綠色 資產（green asset）」。
上述關於「臺北地區防洪計畫」與臺北地區水岸發展的研究，揭示作為容易 淹水的盆地，防洪基礎建設與臺北都會的成長動態息息相關，而過往處於都市邊 緣位置的水岸，也在生態保育化、遊憩化的趨勢下，成為都市發展的核心空間。
儘管如此，這些研究多從防洪與環境治理的觀點討論臺北地區防洪計畫或水岸發 展，而水岸空間意義的生產過程，如何由各種論述與再現所形塑?包括社子島居 民等直接受到防洪建設影響的人們，其日常生活如何受到防洪建設影響，並進一 步塑造水岸的地景？這些問題有賴更進一步的發掘。
關於社子島之研究，王志文（2004、2007a、2007b）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對 於社子島各大聚落形成的歷史與文化，有詳盡的考究，並指出「水」對於聚落的 分布、傳統土地管理方式有關鍵的影響。另外，謝梅華（2008）則從「規劃政治」
與「市民意識」的視角，揭示了社子島作為臺北相對於都市中心的獨特性，並指 出涉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左右著這個曾為沙洲之地 方的命運，而傳統地方的聚落力量，也影響各種社區營造工作的進行。此外，Liao, Chan and Huang（2019）以「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的觀點指出，當 前的防洪基礎建設的各項措施並未消除洪水本身，而是將洪水重新分配，使得部 分地區面臨更大的威脅，甚至因遭劃設為洪氾區，使得原本相對邊緣的社群更脆 弱、弱勢與邊緣化。在「臺北地區防洪計畫」中，社子島由於被劃設為「洪氾區」
以及「限制發展區」，長期下來建築年久失修、弱勢人口比例高，在媒體報導下，
呈現相對於臺北的其他地區的「落後」與「遺棄」之感。Liao, Chan and Huang
（2019）從防洪技術與環境正義出發的討論，引起對於都市防洪技術的省思。
運用「地景」取徑的社子島研究，則有林欣慧（2006）與康旻杰（2017）兩 者。林欣慧（2005）從「文化地景」的觀點，討論社子島的地域性，而將堤防等 防洪基礎建設，與傳統廟宇、聚落建築、田園風光等地景並列為具有代表性，能 建立社子島地域特性的地景。林欣慧的文章從內外對立的觀點討論地景，雖然顯 現社子島地景的不同詮釋與想像，但對於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較缺乏關注。此外，
她書寫時，堤階綠化活動剛開始進行，人工濕地營造則尚未開始。如今這兩項新 的活動已經成為社子島的重要地景，有待本研究來進一步討論。至於康旻杰（2017）
則以「地景敘事」手法，書寫並詮釋社子島居民的日常生活故事，以此看到從都 市治理者、規劃者所看不見的面向，這篇文章讓人看到地景觀點對於社子島研究 的擅長之處，但康旻杰（2017）偏重對日常生活細緻的書寫，而社子島上日常生 活的經驗細節，與較大尺度之人與非人力量的關係，及其在社子島作為防洪計畫 之洪氾區的意義，則有待研究者進一步發掘。
二、都市理論與基礎建設研究
人們長期以來將「都市」視為人造的、與「自然」無關的實體，而 Swyngedouw
（1996、2004）試圖透過立足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陳代謝（metabolism）」
概念，指出都市化的過程，伴隨著將自然物質轉換為可以支持都市機能運作之資 源的「自然的都市化（the urbanization of nature）」的機制。受到 Swymgedouw
（1996、2004）的啟發，Kaika（2005）以「水」為切入點，透過雅典、倫敦兩座 城市自近代晚期以來之自然的都市化的研究，指出都市化的過程中，出現都市內
市將水化分為乾淨、受控制、可親近的「好水（good water）」與不受控、髒污、
危險的「惡水（bad water）」，而將前者納入、馴化為熟悉的內部，後者則排除、
隔離在外或使之隱形成為陌生的他者。
Swymgedouw、Kaika 等以「自然之都市化」為關懷的學者讓人們意識到都 市並非與所謂自然環境截然對立、彼此無關的存在；相反的，都市的運作仰賴自 然環境的支持，而都市化的過程也對自然環境本身造成重大的影響。然而，儘管 這些研究者已注意到都市化過程的影響所及超越一般認知的都市範圍，但 Angelo and Wachsmuth（2015）指出，他們所關注的焦點仍以都市中心為主，犯了所謂
「方法論的城市主義（methodological cityism）」的謬誤。有鑑於此，Conolly （2019）
呼籲研究者以探討多樣性的空間與案例、關注民眾之日常生活、以基礎建設為切 入點等方式，以超越「方法論的城市主義」。另外，Tzaninis et al.（in press）則 鼓勵研究者將視角從都市中心，轉移到受到都市與非都市不同力量之匯聚與拉扯 的都市周圍地帶，並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投予更高的關注。
（一） 基礎建設：連結跨尺度行動者的匯聚力量
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的字首（infra-）具有在下、之下、根本的意涵，
在結構馬克思主義（structural Marxism）的觀點中，時常指涉作為社會基礎的生 產關係，至於在晚近地理學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脈絡，則代表一股相對穩定、匯 聚的關係與力量，而給予研究者一個連結不同尺度之人與非人行動者的研究架構 與對象（Carse 2017；洪廣冀與何竣頤，2018），是特定社會與歷史背景下的關 係性的實體（relational entity）（Carse and Lewis 2017）。
Carse（2012、2014）對於巴拿馬運河（Panama Canal）的討論，提供了一個 基礎建設觀點如何連結不同尺度之人與非人行為者的案例。他將基礎建設視為
「索求無度的環境（a demanding environment）」，是各種關係不斷建立、瓦解的 過程，並與自然環境之間有相互生產的關係。對於巴拿馬運河集水區在「保護」
與「發展」之間的兩難，他不僅視其為「全球/在地」的衝突，而是涉及兩種基礎 建設之間的對立，其中包括不同行動者之間的複雜關係。
為了理解都市發展與非人環境的關係，並且超越以行政區或傳統意義下的城 市邊界為都市的範圍，Conolly（2019）建議研究者可以透過基礎建設理解都市社 會與非人環境的關係。基礎建設是都市化過程中社會與自然關係與城鄉發展轉換 的核心，例如 Cronon（1991）在芝加哥都市化與郊區發展的研究，將都市視為一 個不斷向郊區蔓延的有機體，而高速公路等基礎建設，讓人群、商品、能源、原 物料與資訊，得以在都市及其腹地之間流通，而具有領域的（territorial）性質
（Cronon 1991 ; Carse 2014）。另外，Gandy（2002）、Swyngedouw（2004）、
Kaika（2005）等都市水利基礎建設的研究，透過對紐約、倫敦、雅典等不同都市 之發展歷程中的非人環境轉變，指出都市發展過程中的水庫、淨水廠到上下水道 等水利建設，使得都市與非人環境之間的新陳代謝成為可能，而這一打開水龍頭 即可享受自來水成為當代都市生活的共同經驗的背後，其實蘊含相當巨大的自然 物質轉化的過程，並仰賴多種基礎建設才得以維持。
（二） 防洪基礎建設：水陸二分的都市化的關鍵基礎
Elden（2018）提醒研究者對於陸地、水域、天空等不同性質的空間之特殊性 給予更多的關注，而Steinberg and Peters（2015）透過對海水之流動、不穩定，
性的認識架構。河口、沼澤、濕地等水陸交會之空間及其相關的社會關係，也使 得水陸二分的關係更為複雜（Steinberg 2013）。在都市必須將洪水排除在外的觀 點之下，防洪基礎建設，則是將親水的空間，轉換為不淹水之陸地的工具，是都 市發展的過程中的相當核心的基礎建設（Kane 2018）。
人類學者 Kane（2018）探討加拿大溫尼伯（Winnipeg）的防洪基礎建設系統 討論防洪技術延展與作用影響區域，注意到防洪建設對大尺度區域的保護，可能 會增加保護範圍之外的小尺度區域的洪患風險，並將此種現象稱作「尺度不匹配
（scalar mismatch）」。另外，亦有相關研究討論完工於 1957 年的泰國昭披耶大 壩（Chao Phraya Dam），將昭皮耶河三角洲（Chao Phraya River Delta）從乾季時 為旱地、雨季時則為水覆蓋的兩棲空間，轉換為可發展稻米農業的良田，並進一 步發展新式建築、工廠、鐵路與公路等交通設施的建設的轉換過程（Morita 2016；
Morita and Jensen 2017）。因此，防洪基礎建設，是將洪水等水體排除在特定空 間的工具，為都市發展的關鍵；由於防洪建設的技術限制，以大尺度空間為保護 目標的防洪基礎建設，對於較小尺度的區域可能反而增加其洪水的機率（Elden 2018；Kane 2018）。
這些關於防洪基礎的討論，指出區隔陸地與水域的防洪建設，在都市發展的 過程中，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儘管如此，這些研究較強調防洪基礎建設與土地 性質、土地使用的關係，而對於防洪基礎建設本身作為「地景」，人們參與、感 知的面向較少著墨。在基礎設研究中，學界一度視基礎建設為人們無法，或甚少 感知的系統，只有在意外才會從隱形變成可見（如 Star and Ruhleder 1996；Graham and Thrift 2007）。儘管此種觀點已在晚近受到動搖（Larkin 2013），部分討論基 礎建設之感知的研究，較偏重基礎建設之日常生活，如 Anand（2017）針對印度 孟買貧民窟的民族誌研究。而又有部分的研究，對基礎建設的再現投入較大的關
懷，例如 Gandy（2002、2014）關於紐約、洛杉磯、巴黎等都市之水利建設的討 論。至於「日常生活」與「再現」兩者的關係，則較少有研究者討論。此外，洪 廣冀與何竣頤（2018：124）批評目前大多數的基礎建設研究，對於受到基礎建 設影響、參與基礎建設之人們，其日常生活與基礎建設之關係的書寫有所不足，
而有「史料豐富但民族誌薄弱之感」。因此，為了理解防洪基礎建設之論述、再 現與日常生活，及其之間的關係，並進一步探討基礎建設如何影響、塑造人們的 日常生活，本文將採取穿梭在物質力量與意識形態之間，討論「再現」與「日常 生活」之間之張力（tension）的地景觀點為分析基礎建設的架構與視角（Matless 2003；Wylie 2007）。
三、地景觀點：再現、日常生活與張力
在回顧完社子島與臺北防洪相關研究與基礎建設研究後，我將說明本文的地 景觀點及其運用。我以社子島的堤防與堤岸空間作為聚焦的地景，以理解社子島 的堤防的建設與改建，如何影響社子島的土地性質，並連結社子島居民們的日常 生活，同時透過在文本中的再現以及堤階綠化認養、人工濕地營造等綠美化措施，
產生地景在防洪之外的意義，而與社子島居民們的日常生活產生張力。
（一）作為「觀看的方式」的地景
人文地理學中的地景的概念，最早由美國地理學家 Carl Sauer 帶入地理學 的討論。Sauer 視地景為固定而真實的實體（entity），並主張「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是人類活動對自然改造的成果（Sauer 2008〔1925〕；Wylie 2007）。
Sauer 的 地 景 觀 點 對 人 類 與 自 然 環 境 的 互 動 之 重 視 ， 突 破 了 環 境 決 定 論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的限制，卻也受 1980 年代興起的「新文化地理學
（new cultural geography）」取徑批評這種觀點將人與社會單一化，忽略了社會 階級與權力關係的複雜性（Wylie 2007）。Denis Cosgrove、Stephen Daniels 等新 文化地理學者進而指出，地景是源自於歐洲菁英的品味之一種「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代表特定階級之美學品味的凝視（Cosgrove and Daniels 1988；Daniels 1989）。馬克思主義學者 Don Mitchell 進一步探討地景的生產過程，認為地景掩 蓋了背後的階級壓迫，將不正義與暴力合理化、浪漫化與本質化，是一種「土地 的謊言（the lie of the land）」（Mitchell 1996），而地景則「提供了貫穿過去、
現在與未來之時代的連結，再把這個連結抹去」（Kirsch 2015：822）。
（二）地景與日常生活
相較於 Sauer 將地景視為研究者從外觀察的實體，以戰後美國西南部地景研 究聞名的 J. B. Jackson 則提出「常民地景（vernacular landscape）」之概念，將視 野投向住家、街道、辦公大樓等日常生活中尋常可見、非為了外界的觀看而塑造，
也不須向外人表述的日常地景，研究者並以常民的觀點出發，強調人們日常生活 的規律活動與地景之間的相互形塑過程（Jackson 1997；Wylie 2007）。受到 J. B.
Jackson 的常民地景概念，以及 Martin Heidegger、Maurice Merleau-Ponty 等現象 學家，以及人類學家 Tim Ingold 的啟發之下，受現象學影響的地景研究，則將地 景從外在、遙遠而靜態的再現，轉移到關注活生生的人在地景中的身體與感官的 體驗，使得地景成為人們透過築造（building）而棲居（dwelling）3其中的空間（Wylie and Rose 2006；Wylie 2007）。因此，將地景視為人們透過築造而棲居其中的現
3 所謂「棲居」，在 Heidegger 的脈絡之中，指的是「人們在大地的存在樣態（the manner in which we humans are on the earth）」（王應棠，2009：28）。而作為棲居的「築造」活動，則意味 著人們製造包括房屋等無法自行生長之物，以確保人們有免於威脅之安身立命之所的過程，是 人們照料、改善環境，與萬物和諧共處的機制（王應棠，2009）。
象學觀點，未將人視為遠離地景的觀察者，相反的，人是處於地景之中，不停與 地景的人與非人元素互動，共同塑造地景，同時也由地景所塑造的雙向過程
（Wylie 2007）。在此意義之下，地景「既非僅僅是種觀看的方式，亦非是所觀 看之外在、靜態之物」，而是「我們伴隨著人們之感覺與行動之交織的物質性與 感受」（Wylie 2005：245）。
Brace and Geoghegan（2010）將現象學對身體經驗的關懷，進一步延伸到日 常生活與處境知識上，而不限於身體的感官經驗，並指出將日常生活觀點運用在 環境變遷的研究中，可以更貼近理解人們究竟如何受到環境的變動影響。因此，
在「日常生活地景」的觀點之下，地景觀點的範圍，從遠離的觀看的方式，轉而 成為身在其中，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相當親暱的空間，而此取徑的地景研究，可以 在新文化地理學的「觀看的方式」之外，讓研究者挖掘人們在日常生活規律中逐 漸形塑的地景。作為與河水關係親近的空間，以及基於防洪需求的限制發展區，
社子島在過去以及今日的居民有獨特的日常生活，而這些其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形，
需要以此更貼近與親暱的途徑探索。
四、小結
歷經近一個世紀的發展，人文地理學的地景視角，在不同的學派中，有不同 的意義與使用方式。儘管如此，Matless（2003）強調，地景具備其物質/意識形態、
客觀/主觀等二元的性質，但這些看似分離、對立的兩者之間，是緊密連結、相互 影響的，而地景觀點穿梭在「物質/意識形態」、「自然/文化」、「日常生活/再 現」之間，可以連結緊密相連卻看似分離之領域之間的討論。Wylie（2007：1）
則指出「地景即張力（landscape is tension）」，強調地景的二元性及其關係，使 其具有「所見（the eye）/土地（the land）」、「親暱（proximity）/疏遠（distance）」
的對立、矛盾與拉扯，而可以用以探討身處在人同位置的人們，與一個空間產生 不同的關係。
因此，地景研究可以讓人們瞭解一個地方的物質力量與論述力量如何交互作 用，而產生當地發展的動態力量，並進一步影響、改變人與環境的關係。Besky
（2014）指出，地景一方面是穩定的、人們觀看的世界，另一方面也是動態的、
人們棲居其中的世界，而人們對地景的概念與相關經驗，往往與政治、經濟或社 會目的之地景歷史與意義的創造、改變有所關聯，並成為生產各種地方的動力。
社子島堤防與水岸，曾是居民們相當重要的生活空間，而在晚近成為綠美化措施 的實施地點；受到防洪計畫指定為「洪氾區」的社子島，今日同時也是約 1 萬名 居民的家園，在臺北都市發展的推力之下，近年也成為都市治理者與規劃者試圖 予以「整頓」、「開發」的地方，是不同人們在資源與意義之爭奪的焦點。換句 話說，作為「觀看的方式」或地景與「日常生活」兩者之間，並非沒有交集的平 行線，相反的，這同時存在的兩股力量之間具有動態的張力，這個動態的張力，
同時也是推動社子島未來發展的力量。因此，穿梭於「再現」與「日常生活」之 間的地景取徑，助於研究者來回於觀看的地景與日常生活的地景兩者之間，探討 這兩者的內涵與彼此的關係，而理解推動這引領地景之發展的張力。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文以社子島為研究區域，討論防洪基礎建設與都市發展的關係，涉及堤防 與 社 子 島 土 地 性 質 、 土 地 使 用 的 關 係 ， 以 及 與 防 洪 建 設 地 景 相 關 的 再 現
（representation）與「日常生活」，而針對不同研究問題，有各對應的研究方法。
在介紹本文的研究背景並回顧相關文獻之後，本章將依序交代我的研究區域、研 究方法，以及我在田野的位置和本文的研究限制。我為期近兩年的田野工作自 2018 年底展開，範圍包括社子島各大聚落，以及社子島人工濕地等堤防綠美化 措施的據點。我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分析、口述歷史、文本分析、訪談、參與式 觀察等。由於本文的研究方法緊扣著研究問題與章節安排，因此下文將以研究問 題為主軸，說明各個研究問題對應的研究方法。在本章最後，我也會說明研究者 在田野之中的位置，以及本文的研究限制，這兩者之間是彼此相關的。
一、研究區介紹
本文的研究區域為隸屬於臺北市士林區的社子島。隨著基隆河改道工程、防 洪基礎建設的興建，所謂「社子島」的區域，在不同的背景之下，指涉的範圍有 所不同。廣義的「社子島」，除了延平北路七段至九段之外，尚包括位於延平北 路五段的「葫蘆堵」與延平北路六段的「社子」地區，因第一次基隆河截彎取直 工程而與葫蘆堵分離的「後港墘」，有時也會被視為社子島的一部分（江聰明，
2010）。至於在本研究中的社子島，指的是由延平北路七段、八段與九段貫穿，
位於社子堤防與渡頭堤防保護範圍的區域。
社子島包含福安、富洲兩個里，在近 20 年間人口維持在 1 萬至 1.1 萬區間
（臺北市政府，2016）。社子島的產業活動以農業、製造業為主，以土地利用而 言，農業至今仍是社子島主要的產業活動，農耕土地面積達 170 公頃土地，佔全 區面積近六成（臺北市政府，2016）。跟據臺北市政府在 2015 年進行的調查，
社子島共有 377 戶農戶，約七成農戶的耕地面積在 1 ~ 2 分之間，這些農戶的作 物以蔬菜為最大宗，他們生產的作物主要批發至環南、濱江市場，或到士林、社 子市場零售（臺北市政府，2016）。另外，社子島有近 280 家工廠，其中幾乎全 數為未登記工廠，這些工廠以金屬加工、紙與紙製品加工製造、印刷為主（臺北 市政府，2016）。社子島的工廠與農地彼此錯落，再加上幾個傳統聚落，而形成 農地與工廠並立的地景。2015 年，柯文哲主政的臺北市政府提出「生態社子島」
計畫案，計畫以全區區段徵收的方式開發社子島，截至 2021 年 2 月為止，已通 過主要計畫、細部計畫，目前正在進行二階環評以及區段徵收作業的準備程序（臺 北市政府，2021）。
社子島有包括位於延平北路七段的「溪洲底」、延平北路八段的「溪沙尾」、
延平北路九段的「浮汕」以及位於基隆河側，坐落在延平北路八段 2 巷尾端的「浮 洲」等四大聚落4。為了使本文歷史經驗與觀點更全面，本研究的報導人已涵蓋出 身或居住在這四大聚落的居民（報導人資料整理於表 1）。另外，為了討論堤防 地景在綠美化措施下的新功能與意義，位於基隆河側新舊堤防之間的「社子島濕 地」也是本研究的田野地點。
4 溪洲底可再細分為「塭寮」、「中窟」、「戲台口」、「下竹圍」；溪沙尾可細分為「頂溪 沙尾」、「下溪沙尾」；浮洲亦可細分為「頂浮洲」、「下浮洲」，這幾個小聚落加上浮汕，
即是所謂社子島的「九大聚落」。然而，有報導人提到此「九大聚落」的概念並非源自社子島 在地，而是臺北市政府的「發明」，而回頭過來成為部分社子島人士對於傳統聚落的概括指 涉。
表 1 報導人資料表
報導人（皆為假名） 報導人身分 訪談日期
王開元 浮洲居民、菜農 2018/11/7、2019/6/9、
2020/2/21
王樹群 浮洲居民、社子島自救會
成員
2020/6/8、2020/7/21、
2020/9/14 李演世 溪沙尾居民、印刷業者 2020/7/23
楊玉枝 溪洲底居民 2019/1/28、2020/4/16
林老師 溪沙尾居民、社區發展協
會成員
2019/9/16、2020/2/11
謝大姐 溪洲底出身、社區發展協
會幹部、在地議員助理
2019/7/24、2020/7/9
李玉釵 浮汕出身、社子島濕地志
工
2019/6/30、2019/7/10
王忠興 浮洲居民、工廠主 2020/2/17、2020/6/25 江淑華 浮汕居民、工廠資深主管 2020/2/17
陳建築師 社子島濕地設計者 2020/2/19 陳天興 浮洲居民、菜農 2020/2/22 王文寬 浮洲居民、菜農 2018/11/7 陳崇光 浮汕居民、自由業者 2020/10/5 許又君 浮汕居民、學校志工 2020/10/5
鄭逢春 溪沙尾居民、工廠退休、
社子島自救會成員
2020/9/14
陳志德 溪洲底居民、船屋主人、
捕蟹人
2020/10/26
二、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分析、口述歷史、文本分析、訪談與參與式觀 察，這些研究方法對應本文的四個研究提問，以理解堤防地景的變遷與張力，並 進一步探討防洪基礎建設與都市發展的關係，以及作為「觀看的方式」的地景與
圖 2 本研究田野地圖
資料來源：作者以臺北市政府都發局（2012）地形圖為底圖改繪
「日常生活」的連結。對於如何運用這些研究方法以回應研究提問，我的具體說 明如下：
（一）基礎建設地景的變遷：文獻分析與口述歷史
本研究的第一個問題，是討論社子島堤防地景的歷史變遷，與社子島土地性 質、土地使用與日常生活的關係。對此問題，我擬藉由文獻分析與口述歷史需要 的資料。Schein（2010）建議研究地景可以從爬梳地景相關的材料開始，這些材 料包括所有有助於建構地景歷史與意義的素材。為了理解社子島堤防地景的變遷，
我所引用的文獻，包括臺北市工務統計年報、聯合報、經濟部公告的防洪計畫書 等。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為防洪基礎建設的主管機關，該局出版的臺北市工務統計 年報，刊載臺北市政府推動防洪建設的情形。至於聯合報對社子島堤防建設的過 程、社子島居民在歷次洪患後對築堤的請願、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回應等，皆 有所報導，對於了解堤防建設的歷史及政治過程相當有幫助。
此外，為了更深入瞭解堤防等防洪基礎建設與土地使用、日常生活的關係，
我也使用「口述歷史」 研究法，以得知防洪建設如何改變居民的日常生活。口 述歷史是透過訪談受訪者以重建歷史的研究法，George and Stratford（2016）指 出，這種研究法能協助人文地理學研究者理解地景過去的圖像，並進一步掌握居 民對環境改變的見證。此外，口述歷史也能保存社會相對弱勢、邊緣者或其他較 無法出現在成文史料之人們的生命經驗（臺灣口述歷史協會，2013）。我使用口 述歷史法，訪談社子島各聚落的居民，瞭解社子島的防洪基礎建設如何在不同階 段改變他們的生活。
（二）基礎建設的再現：文本分析與訪談
本文的第二與第三個研究問題，分別討論社子島堤防地景在各種文本中的論 述與再現，以及綠美化措施帶給社子島堤防地景的新意義。這兩個研究問題皆屬 於所謂「新文化地理學」將地景視為「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的範疇，
因此採取文本分析為主，並輔以訪談研究方法。對人文地理學與地景研究而言，
文本分析是透過包括文學作品、新聞報導、圖像或地景本身等可以被閱讀的素材 對空間之再現的討論，研究者透過解讀文本對空間的想像，以及分析文本與地景 的關係，可以重新理解地景的建構過程及其權力關係（Shurmer-Smith 2002）。而 本文選定的分析文本，包括自然文學作家劉克襄造訪社子島之後寫下的〈台北的 尾巴〉、電視新聞報導以及楊麗玲於 2016 年出版的《社子島！囚禁半世紀，被 遺忘的孤島》、《看不見的島》的導演楊力州的訪談等，這些文本皆從外來者的 觀點觀看、再現社子島，且皆對社子島與臺北都會的堤防地景有所著墨，而對於 建構社子島的空間想像有重要的影響力。此外，為了瞭解社子島堤防近年來的綠 美化措施如何帶給社子島地景新的意義，我也訪談參與堤階綠化認養、人工濕地 營造等綠美化措施的社區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建築師等人物，藉此理解這些 綠美化措施的實施目的、營造過程與設計理念，以作為進一步分析這些地景意義 的基礎。
（三）基礎建設與日常生活：訪談與參與式觀察
本文的最後一個研究問題，聚焦在社子島堤防地景的日常生活，用 Wylie
（2007）的話來說，是屬於人們親暱（proximity）、沉浸（immersion）而居住其 中（living in）的地景。有別於作為「觀看的方式」的地景得以透過文本分析來理
解，日常生活較適合以參與式觀察的方式來掌握。參與式觀察法，分為「參與」
與「觀察」兩部分，研究者透過進入、參與特定社群的生活節奏，以近距離而沉 浸其中的方式觀察、記錄田野中的人物事情，來理解這特定社群之人們（Cook 2005）。在實際操作上，我以水利處生態志工的身分參與社子島人工濕地的棲地 維護與環境教育活動，以觀察社子島出身的居民，如何透過擔任社子島人工濕地 志工，體現其身為社子島的認同，在服務的過程中與地景共同創造的意義。此外，
我也參與浮洲與浮汕兩聚落分別在農曆 5 月 5 日與 5 月 7 日的划龍舟祭江活動，
來觀察這以水仙尊王為軸心的年例祭儀，反映了什麼樣的人與水的關係，對於聚 落的人們而言又有什麼樣的意義。最後，我也多次參與幾位社子島居民的日常活 動，來觀察來理解社子島堤防地景的日常生活之外，並訪談幾位居住在不同聚落 的社子島居民，其中包括相對弱勢、邊緣者，來瞭解防洪基礎建設在他們的生活 之中的角色。
三、研究者的位置與限制
我在社子島的田野過程中的位置與身分歷經多次轉換，在踏入社子島之初，
在揭露研究者身分的同時，也以「食農教育小老師」的身分，進入富洲里的社區 發展協會與福安國中合作的園圃課程；此外，我的田野期間正值生態社子島開發 案爭議，期間與社子島自救會的多次接觸，而以「關心社子島的年輕人」之姿進 入當地社群；至於針對綠美化措施與划龍舟祭江民俗活動的研究，則分別用愛好 生態與文化的愛好者的身分進行參與式觀察。整體而言，在田野中，我是以「關 心社子島的外地年輕讀書人」這樣的面貌呈現自我。如此的身分，雖然賦予我進 入田野中各種場域的彈性，卻也意味著有一些限制。
首先，雖然已試圖透過各種人際網絡，接觸涵蓋各聚落、跨越不同職業與階 級、具有不同立場的報導人，但我仍注意到，本文相對多數的報導人以現在或曾 經活躍於社子島公共事務者為主：他們現在或曾經擔政治工作者、社區工作者等 職務，或在反對/支持生態社子島開發案的團體擔任要角，或參於國中小家長會、
公共廟宇等具有公共性質之社群活動。這些報導人相對其他居民而言，較擅長「外 來者」接觸、訴說他們的經驗與意見，相較之下，對於「公共」事務較少參與者，
也有自身的生命經驗或想法，但我對這些經驗或想法的掌握則相當有限。雖然我 得以從這些報導人的口中，聽到他們的故事，但恐怕有更為「後臺」的資訊是我 未能在社子島的田野工作中得知的。
其次，由於研究期間正值「生態社子島」開發計畫討論的階段，我的研究議 題顯得敏感。部分報導人與報導人之間，不僅有理念上的衝突，在利益上有難以 妥協的矛盾，身為一位「關心社子島的外地讀書人」，也難以擺脫特定立場的標 籤，這也可能影響了部分報導人在面對研究者時所皆露的資訊內容。最後，我在 田野過程中所獲得的資訊，其中包含較隱晦、曖昧或難以公開的「秘密」，基於 報導人的要求或是保護報導人的考量，不便在本文中完全呈現，這也是本文的一 項限制。以上是本文的研究限制，謹在此交代。
第四章 從沙洲到「洪氾區」：都市防洪建設與社子島的變遷
近年都市研究者注意到所謂「都市化」影響所及，已超過人們依照行政區劃、
聚落分布等基準認知的都市的範圍，而對人與非人環境而言，也涉及到超越傳統 都市界線範圍的轉換（Brenner and Schmid 2015；江欣樺、王志弘與黃若慈 2018）。 維繫都市基能之運作，在空間範圍穿越城市界線的基礎建設，是瞭解都市化過程 以及人與非人環境關係轉變的焦點（Angelo and Wachsmuth 2014；Conolly 2019；
Tzaninis et al. in press）。
臺北都會的發展，可以追溯到 1709 年由泉州籍漢人移民組成的「陳賴章墾 號」大舉開墾臺北盆地開始（李進億與楊蓮福，2005）。隨著農墾社會的成形以 及航運貿易的發展，艋舺、大稻埕兩市街先後興起，加上清末臺北設府而新建的
「城內」，形成所謂「三市街」的格局，這三個市街於日治時期擴張，並透過殖 民政府的治理技術，逐漸整合為一個都市（蘇碩斌，2015）。戰後臺北仍維持臺 灣首都的地位，與鄰近的新北市、基隆市形成有七百多萬人口的大都會 （江欣 樺、王志弘與黃若慈，2018）。在臺北都會逐漸「都市化」的過程之中，位於都 市相對外圍區域、受到「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影響的社子島，究竟如何受到都市 力量影響？其土地使用與日常生活又歷經哪些轉變呢？
一、河中浮現的沙洲
今日新聞媒體、政府機關與一般民眾稱作「社子島」的區域，是位於基淡水 河與基隆河之交的半島，其位於社子堤防與渡頭堤防之外的空間，範圍涵蓋士林 區福安里、富洲里全境，並包括溪洲底、溪沙尾、浮汕、浮洲等歷史可追溯至日
治時期之前的聚落。1970 年經濟部公告的《臺北地區防洪計劃檢討報告》做出對 社子島不予築堤保護的決定，並於同年臺北市政府公告的《陽明山管理局轄區主 要計畫案》將社子島列為禁建的「限制發展區」，影響社子島的發展，而這個過 程與社子島的土地性質以及臺北都會防洪建設緊密聯結（經濟部，2010）。
（一）社子島沙洲的形成
1697 年時，清帝國的官員郁永河為了採硫磺來臺，經水路由關渡隘口進入 臺北盆地時，他所見的是寬廣的大湖的景象；除了郁永河所著的《裨海紀遊》之 外，康熙（1662–1772）至雍正（1723–1735）年間的幾幅的臺北地圖，也不見 今日社子島的蹤影（王志文，2007a、2007b）。後來，臺北附近的山區火耕農業、
漢人為了製作樟腦而砍伐林木，或將林地開墾為茶園等事業，加速上游河川的侵 蝕作用，使得泥沙堆積於河幅廣大的淡水河、基隆河的匯流處，在 1694 年陷落 於水中的區域，逐漸出現於水面之上（王志文，2007a、2007b）。社子島的沙洲於 乾隆（1736–1795）、嘉慶（1796–1820）年間逐漸浮現，分別在乾隆、嘉慶年 間的〈臺灣輿圖〉與同治（1862–1874）年間的〈淡水廳志圖〉中，在基隆河與 淡水河的匯流處先後出現名為「浪泵洲」、「草洲」與「鹹草埔」的沙洲，此沙洲 在漢人大舉入墾以前，為凱達格蘭族的大浪泵社、毛少翁社、北投社所有（王志 文，2007a、2007b）。
1754 年的地震使得社子島一帶的沙洲再次陷落，大多數的平埔族的人遷居 地地5（西岡英夫，2001〔1933〕）。至於溪洲底、溪沙尾、浮汕、浮洲等漢人聚落 則大約於清朝光緒（1875–1908）年間以前逐漸形成，這些聚落為祖籍同安為主
5 根據西岡英夫（2001〔1933〕）的紀錄，1933 年時，社子島只有一戶居民被歸類為漢化程度 較高的「熟番」。
的漢人移民，從蘆洲、八里、大龍峒等地前往開墾而組成，或直接從中國大陸渡 海後落腳（王志文，2004）。早期社子島尚未形成一個整體，而是各自獨立的數 個沙洲，而聚落之間壁壘分明，彼此並不時常往來，反而與移出地的連結較深，
這反映在蘆洲保佑宮、保和宮以其各姓祖宗會、神明會的祭祀活動的範圍橫跨淡 水河兩地，而社子與蘆洲地區有所謂「蘆社一家親」的說法，卻少有以社子島全 境為範圍的祭祀圈存在（王志文，2004；李進億與楊蓮福，2005）。至於在行政 區劃上，清領時期與日治時期初期，社子島的浮汕與溪洲底分別屬於不同的次級 行政區，浮汕與蘆洲被劃分為同一個次級行政區之下，直到 1920 年之後，社子 才完全劃分為士林街的轄區，而與蘆洲、三重分離。此歷史除了反映社子島早期 與蘆洲的緊密聯繫外，也凸顯其的地形破碎、聚落分散的現實（王志文，2004；
李進億與楊蓮福，2005）。
（二）浮動的沙洲
社子島早期的土地性質並不穩定，其土地容易受到河水改道或洪水影響而改 變。由於社子島早期文獻缺乏，西岡英夫在 1933 年造訪社子島，並於《台灣時 報》發表之〈浮洲村落「社子」: 鄰近島都的特殊村落之鄉土觀察記〉一文，是 今日人們理解社子島早期地理環境的重要文獻。西岡英夫指出，社子島的土地「雖 面積廣袤，被兩支河流所支配，或被淹沒，獲新生而增減」（西岡英夫，2001〔1933〕： 255）。社子島的土地容易受到洪水而改變，隨著洪水引起的河水改道，也改變社 子島與周圍陸地的關係。經歷過幾次變遷，根據西岡英夫的紀錄，在道光年間
（1820–1850）的幾次洪水，使得葫蘆堵與社子、後港墘及社子島相連再一起，
而與大龍峒一帶分離（西岡英夫，2001〔1933〕）。
西岡英夫也提到，由於在這個時期社子島的護岸工程僅實施在溪洲底的淡水 河側一帶，且難以阻擋較強的洪水，當大洪水發生時時，有二層樓房子的居民將 家具、財物放上二樓，並到二樓避難；僅有一層樓的人，只能留在屋頂等待洪水 退去，或者划船到有二樓的屋子裡避難（西岡英夫，2001〔1933〕）。當時社子島 的產業以農業為主，主要作物為稻米與蔬菜，其中稻田集中於地勢較低的淡水河 側，菜園則多臨著基隆河，這些作物收成後，會經水路運往市區販售。除了稻米 與蔬菜之外，社子島早期也種植茉莉、黃枝、秀英等香花作物，以供應大稻埕的 茶葉市場（西岡英夫，2001〔1933〕）。
（三）與水相連的土地使用與日常生活
相對不穩定的土地性質以及經常氾濫的洪水，在沒有堤防的時代，對社子島 的土地使用與日常生活有著深切的影響。例如，臨基隆河側的居民，會透過在田 邊種植鹹草來鞏固河岸，除了穩固土壤防止遭受沖刷、防止鹽分入侵，並可固定 上游流下來的泥沙，增加可耕地的面積（王志文，2007a、2007b）。這種工法稱作
「塭田」，在溪洲底靠近基隆河側的聚落，至今仍然留下「塭寮」的地名（王志 文，2007a、2007b）。
另外，在浮汕的尾端，即今日延平北路九段一帶的區域的「李復發號七十股 公產」土地管理機制，則是因應社子島早期不穩定之土地性質的例證。「李復發 號七十股公產」為兌山李家所有，兌山李家來自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仁德里，在 18 世紀中期到三重、蘆洲開墾，並於 19 世紀末進入在社子島，而於浮汕成立李 復發號七十股公產。該公產將浮汕的農地分做七大股管理，七大股又細分為十股，
故稱做「七十股公產」。這些土地由上游往下游又分為「實畑」、「上帖」與「下 帖」等三大類別（王志文，2004）。其中，「實畑」位於地勢較高之處，而「上帖」
則位於感潮地帶，土壤鹽分較高，相對不利耕種，而「下帖」則是地勢最低窪之 處，生產力最低，僅能種花生、番薯，最末端的部分甚至僅能養鴨、放牛（王志 文，2004）。由於兌山李家的族人擔心耕作地勢的高低影響收穫多少，長期下來 造成「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後果，而採取10 年重新抽籤的方式來分配土地，
並因應臨河的土地時常因洪水而流失，有流失土地互補的機制（王志文，2004）。 歷經清帝國、日本殖民以及國府的統治，雖然七十股公產的法律地位有所先後更 動，但直到 1964 年「臺北地區防洪治本計畫第一期實施方案」拓寬關渡河口與 浚渫社子島頭的土地使得部分「下帖」的土地沒入水中、1966 年因臺北海專在浮 汕設立而出售土地，此共同耕作土地的機制才畫下句點（台灣省台北地區防洪治 本計畫執行委員會，1968；王志文，2004）。1951 年時，李復發號的幾位地方頭 人向陽明山管理局提出的〈不可分割申請書〉提到「該土地因屢遭水患，地形時 常變更，為預防水患，與顧及人人有地可耕起見，實不可能分割」，正說明了該 公產與社子島早期土地性質不穩定的關聯，是社子島的兌山李家為了克服、順應 洪水與多變的地形而出現的土地管理機制（王志文，2004：122）。
雖然早期政府沒有在社子島建造堤防，但社子島並非完全沒有防洪建設，但 這防洪建設並非由政府所建，而是地方人士自行打造。除了前述用鹹草鞏固堤岸 的「塭田」之外，住在浮洲的菜農陳天興回憶到，在沒有水泥堤防的時代，為了 避免基隆河的洪水氾濫，浮洲的居民們會在洪水季時，在農田排成一列用鋤頭挖 土，將土堆成土圍來阻擋洪水，但這種自行堆置的土圍並不堅固，一發現有裂縫 就必須趕緊修補，否則整個土圍就會坍塌，導致整片菜園被水淹沒。除了基隆河 側的浮洲聚落的居民會自力以土築堤，淡水河側居民的也有類似的作法。1950 年 代出生的溪沙尾居民李演文在小時候曾跟家中族人一起挖土打造土圍的經驗，他 提到，這種土圍跟目前的堤防相比非常脆弱，家中長輩曾講這種土圍在大洪水時
「撐不過兩個潮汐」就會坍塌，仍無法阻止河水進到菜園（訪談李演文，2020/7/23）。
在1939 年連結後港與士林的士林吊橋、1960 年基隆河上的中正橋、1955 年 連結葫蘆堵與大龍峒的延平橋興建之前，社子地區的對外交通必須仰賴水路，社 子島有多個渡口，居民與農作物可從這些渡口搭乘渡船，通往士林、大龍峒、八 里、關渡、蘆洲等地（陳鴻筠，2019）。出生於 1936 年、居住在溪洲底的楊玉枝 提到，早年她會跟家中長輩一起種植高麗菜、白菜、番薯等作物，這些蔬菜收成 後放到籃子裡，再用扁擔挑著走到河邊的渡船頭搭乘人力渡船，前往位於臺北大 橋的太平市場販賣。社子島的居民透過水路將蔬菜運往臺北市中心，載著水肥的
「大肥船」也可以從水路運往社子島，甚至可以在滿潮時直接經過圳溝駛進菜園 旁，卸下水肥並販售給農戶使用。
除了交通仰賴水路之外，由於沒有堤防阻隔水與土地，在地居民的生活跟水 的關係非常親密，水岸空間可說是住家生活空間的延伸。不少較年長的居民回憶 到，他們年幼時常到河邊洗衣服、洗菜，洗著洗著，腳底之下感覺到有突出的東 西，撈起來一看，就是可以加菜的蛤蜊；有時候，要煮飯時發現今天的菜不夠，
也會到河邊去抓一些蛤蜊、捕魚來吃，但此種生活方式隨著堤防建設阻隔了人與 水、上游水庫建造興 1980 年代淡水河抽沙造成淡水河的河岸逐漸從沙岸轉變成 泥岸而消失。另外，在延平北路八段242 巷一帶，曾有個人們稱作「崩空」的窪 地，該處易受到潮汐影響，於滿潮時會淹入水中，潮位較低時才能通行。浮汕出 身、曾就讀位在溪沙尾之富安國小的李玉釵指出，在水位較高的日子，學校還需 要配合潮汐的時間上學、放學，否則學生就難以平安來往學校與家中。不論是對 水路交通的依賴、在濱水空間的生活經驗，或者必須配合潮汐的生活節奏，都反 映了早期社子島日常生活與水緊密相連的特質。
透過檢視堤防建起之前社子島之土地性質、土地使用與日常生活，本文注意 到基隆河、淡水河與社子島土地與社會之緊密的聯繫，從其多變的土地性質、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