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四章
第四章 第四章 一九九九年 一九九九年 一九九九年 一九九九年「 「 「 「兩國論 兩國論 兩國論 兩國論」 」 」危機探討 」 危機探討 危機探討 危機探討
1999 年 7 月 9 日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在接受世界第三大媒體「德國之 聲」 （Deutsche Welle）總裁魏里希（Dieter Weirich）偕該駐台亞洲部主 任克納伯（Gunter Knabe）及記者西蒙嫚索（Simone de Manso Cabral）
到總統府專訪。 1 當記者問及臺灣是否為中國「叛亂的一省」時， 2 李登輝先 生即一轉溫和態度，堅定地表示依歷史及法律的事實來看，臺灣自 1991 年修憲以來，就以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國與國的 關係」 ，而非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 中國」的內部關係。所以北京政府將臺灣視為「叛亂的一省」 ，完全昧於歷 史與法律上的事實。也由於兩岸關係定位於「特殊國與國的關係」 ，因此並 沒有再宣布臺灣獨立的必要。 （蘇起，2003：74）從李登輝總統的說法可以 看出，其於 1991 年所主導的第一次修憲結果，即將中華民國憲法的地域效 力限縮在臺灣、澎湖及金門、馬祖，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大陸統 治權的合法性，以突顯出臺灣一直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李登輝總統突如其來的發言，使得「兩國論」的宣告立即衝擊到美國、
中共與臺灣間微妙的三角關係，這個迥異於以往三次臺海危機的模式，是 由臺灣單方面所挑起來的風暴，使得臺灣首度陷入美國與中共同時憤怒的 局面。依當時職司大陸工作的陸委會主委蘇起先生認為，中華民國儼然已 陷入了多年來最大的危機，1995 及 1996 年導彈危機時，情勢雖然嚴峻，
但政府僅面臨來自中共的外在威脅，而國內人民則同仇敵愾，國際社會也 強力支持。但是， 「兩國論」宣布以後，中華民國卻面臨敵人與朋友同時生 氣的局面，同時連國內也出現不少反彈的聲浪。 （蘇起，2001：34）在爾後
1 1997 年 7 月 9 日下午，由時任行政院新聞局長程建人陪同「德國之聲」相關人員，到總統府錄影專訪李 登輝總統，有關訪問的全文請參見陸委會網頁 http:www.mac.gov.tw/mlpolicy/880802/880709.htm.
的發展中，臺海上空也因解放軍的蘇凱（Su-27）及殲 7（J7） 、殲 8（J8）
先進戰機頻頻出海，並數度接近甚或超過海峽中線，並宣布已成功試射東 風三十一型遠程飛彈，臺海兩岸面臨幾乎一觸即發的軍事衝突，其後網軍 及駭客亦多次侵入我政府及金融證劵機關，企圖藉由打擊我民心士氣，以 達到其「武嚇」之效果。其後在美國的強力介入下， 「兩國論」轉了一個大 彎，脫離了李登輝總統當初的本意，後來我方也主動表明不會修憲，不會 改變國統綱領，繼續推動兩岸交往，才讓劍拔弩張的情勢緩和下來。 （蘇起，
2001：172-173）究竟李登輝當時講話之背景與意涵為何？為什麼李登輝會 在此時對外宣示兩國論？對兩岸關係所造成之影響為何？後續發展是否會 升高兩岸的衝突？臺灣的國家定位是否因此發生改變？美國對臺灣和中國 的政策是否會因此調整？而此一事件對臺灣、中共、以及亞太地區長期的 發展，又將產生什麼樣的衝擊呢？現針對「兩國論」危機事件產生之意義、
背景、演變與影響作以下分析與探討：
第一節 第一節 第一節
第一節 危機事件產生之意義 危機事件產生之意義 危機事件產生之意義 危機事件產生之意義
在以美、蘇兩極為主的冷戰對峙年代，臺海兩岸之間所發生的危機行 為，雙方在處理危機的升高與控制方面，一直都存在某一種之「默契」 （即 雙方的機艦不超越海峽中線） ，也都會明確地設定危機的門檻，以便向對方 明白地傳遞己方的信息與善意，不致使雙方在意識型態的認知差距下造成 錯覺，甚至採取軍事行動而升高危機。尤其隨著臺海兩岸關係發展的過程 中，雖然雙方均強調「一個中國」的原則，然又相互否定對方對「一個中 國」的認知，與存在不同的看法。
是以，當「兩國論」論調提出後，立即在臺海兩岸引爆嚴重之衝突，
中共的反應可說是爆炸性的展開，從官方言論反制方面，則包括領導集群、
外交部、國臺辦、海協會及共軍軍頭等，相繼透過新華社、解放軍報、文
匯報等媒體披露；而在非官方與學界人士部分，亦配合中共中央的腳步發 洩情緒性的意識型態批鬥。依李登輝總統的主張，乃揚棄中華民國政府原 先將兩岸關係定位為「對等政治實體」的模糊立場，明確地提出臺海兩岸 互為獨立國家的看法。不少國外學者認為李登輝總統的主張推翻臺海現 狀，將會升高臺海的緊張情勢，而將臺海地區推向戰爭邊緣。中共果然沒 有讓國外的預估失望，再度片面中斷臺海兩岸的交流，同時展開對臺的文 攻武嚇，使臺海地區陷入一股危機的氣氛中。 （林文程，2000：425）本節 主要在探討從中共及國際社會的層面，來分析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國家地位 所受到的衝擊，以及李登輝總統對臺海兩岸關係重新定位的原因。
一 一
一 一、 、 、 、中共對統一問題的迫切感 中共對統一問題的迫切感 中共對統一問題的迫切感 中共對統一問題的迫切感
在中共統一臺灣的時程上，其對時間的因素一直具有很深的矛盾情 節，一方面，中共發現時間的因素可能將不利於臺海兩岸的統一，因為臺 灣方面對於許多來自中國大陸有親身經驗、且有民族情感的年老一代已逐 漸凋零；加之臺灣在 經國先生晚年推動民主化，以及李登輝總統主政十 二年期間，以臺灣意識為主的政治社會化教育開始強化，灌輸臺灣優先、
臺灣生命共同體、新臺灣人的理念，逐漸削弱中國情節，使臺灣走向並成 為民主化的社會，人民的自主意識抬頭，而這些臺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發 展，正為臺海兩岸的統一憑添了許多的變數，因為在各政黨所需的論調下，
臺灣的命運將已經不是任何一黨一派所可掌控。
相對地中共領導階層統治正當性與權威的下降，亦是增加其領導階層 對統一問題迫切性的另一重要因素。在以毛澤東與鄧小平為首的第一、二 代領導集群的核心， 3 均是屬於老紅軍革命與建國功勳的世代，其馬上打天 下所累積下來的領袖魅力，無論是來自紅軍時期老革命將領方面的支持，
或是來自中央軍委會、四大總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
備部） 、及七大軍區（瀋陽軍區、北京軍區、濟南軍區、蘭州軍區、成都軍 區、南京軍區、廣州軍區） ，軍頭之支持，使其權力地位殊少受到挑戰。迨 屬於技術官僚的江澤民上台後，他的權力地位是來自於黨給予的職務，並 非有特別之作戰功績，而且江澤民發跡於上海，與軍隊沒有特殊的關係。
是以，必須靠著攏絡與拔擢的手段來贏得解放軍各軍頭的支持；加之改革 開放二十年所帶來的一些後遺症，包括社會力量的崛起、國家對社會控制 力的下降、地方政府力量的相對增大、貪污氾濫、城鄉差距的擴大、蘇聯 及東歐共產政權瓦解的衝擊等等問題，挑戰中共第三代統治的正當性與權 威性。這個不同於第一、二代領導集群的模式，其對以共產主義為號召力 的意識型態已不再，必須訴諸愛國主義來凝聚人民對共產政權的向心力，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不僅對臺灣問題的彈性空間減少，亦對統一的問題產 生迫切感。
另一方面中共認為國際情勢整體發展逐漸對其有利，1971 年我退出聯
合國，中國在聯合國的席次業已於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日本、加拿
大等美國重要盟邦與轉向與中共建交，此一重大事件成為我外交戰黑暗期
的分水嶺，在這之後臺海兩岸之外交競爭態勢已經完全逆轉，而朝向有利
於中共的方向大幅邁進。中共在 1978 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
放的發展方針後，在經濟力量方面不斷地壯大，加之臺灣方面對於大陸的
經濟依賴程度亦不斷地增加，致使許多大企業出走；另在軍事方面，由於
1990 年前蘇聯解體後，大批高技術的武器裝備外銷與整廠的技術移轉，結
合其研發有成的自主國防工業，更大幅增長其軍事力量，在在地提高了中
共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這些因素讓中共認為臺灣沒有能力與其競爭，與
中共對抗的籌碼將隨著時間而日漸流失，而臺灣終將對中共屈服。 （林文
程，2000：426-428）也正因為這種自大傲慢的心態與認知，造成中共將對
臺灣的關係定位在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階層，堅持臺灣需在其所界定的 「一
個中國」原則下來互動。
1995 年 1 月 30 日，江澤民發表兩岸關係的八點主張（即江八點） ，其 第一點就強調： 「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 ， 而對中國的一貫說法是：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 府」 。 4 另 1997 年 11 月 16 日，汪道涵提出「一個中國既不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也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統一繁榮富強民主文明的新 中國」之「一個中國」的新解釋，是最具彈性的。1998 年 1 月 26 日，錢 其琛也表示： 「一個中國原則就是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 一部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可分割」 ；到了 2000 年 2 月 21 日，中共 國臺辦所公布的《對臺政策白皮書》 ，重申「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 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的強硬立場， （林文程，2000：429-430）顯見其以中共為主的立場，以及 對「一個中國」的政策從未改變。
整體而言，中共現階段在對臺工作上有加緊步伐的趨勢，然中共對臺 政策又充滿霸權心態，拒絕視臺灣為對等的談判對象，要求臺灣在其所界 定的「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談判，致使臺海兩岸間的談判一直限於僵局 而無法突破。
二 二 二
二、 、 、 、國際體系發展對我國國家定位之影響 國際體系發展對我國國家定位之影響 國際體系發展對我國國家定位之影響 國際體系發展對我國國家定位之影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體系浮現出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
對抗以前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架構之際，臺灣的外交關係乃深深受到國際
體系發展的影響。在 1950 及 1960 年代冷戰的高峰及美國對中共高度敵對
時期，美中（共）間的關係一直處於緊張與對峙的時期，臺灣作為美國在
西太平洋的堅實盟邦，受到美國的大力支持，在與中共的外交競爭上佔上
風，然而臺灣在前總統 蔣中正的領導下，以意識型態及對內維繫政權為
優先考量的價值觀下，堅持代表整個中國，拒絕美國所持「臺灣法律地位 未定論」的主張，採取「漢賊不兩立」的外交政策，拒絕接受美國尋求「兩 個中國」的可能安排，這些政策種下臺灣目前外交困境的遠因。到了 1971 年 10 月 25 日，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諷刺的是美國前國家安全助理季辛 吉（Henry A Kissinger）正在北京訪問，努力為尼克森總統（Richard Nixon）
於 1972 年訪問中國大陸達成協議。 （林文程，2000：436）美國對華政策的 改變，立刻衝擊到我國的對外關係，尤其是美中（共）於 1979 年建交之後，
臺海兩岸的外交競爭呈現不利於臺灣之急速逆轉局勢，更造成美國逐漸向 中共一邊傾斜，而與中華民國的友好關係漸行漸遠。
1980 年代初期，美國因前蘇聯入侵阿富汗而使雙方關係惡化，中共則 不滿雷根總統的親臺灣色彩，而開始標榜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然而戈巴契 夫（Ｍikhail Ｇorbachev）於 1985 年上台之後，即積極地改善與西方國 家的關係，使得中共在聯中制蘇的戰略價值中下降。加之，中共於 1989 年以武力鎮壓「六四天安門」流血事件，西方國家乃紛紛對中共實施經濟 制裁與管制武器出口，美國並對中共採取對抗的打壓政策。使得甫上任的 鄧小平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著應付、善於守拙、絕不當頭、韜 光養晦、有所作為」的 28 字訣，作為其外交政策方針。
1991 年 12 月，前蘇聯宣告解體，世界體系正式進入後冷戰時期，美 國仍繼續對中共採取打壓的政策，並於 1994 年 6 月，由柯林頓總統簽署 「外 交關係授權法案」 （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其中第 531 條宣布「臺灣關係法」 （Taiwan Relations Act）高於「八一七公報」 。 （林 文程，2000：432-433）進入 1990 年代中期以後，中共逐漸走出「天安門」
事件的陰影，加之，美國不管是在全球、區域、或雙邊的層次上，均有需
要中共合作之處。在全球層次上，中共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美國要
聯合國能夠發揮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的功能，就必須要能夠
獲得中共的合作。在國際層次上，美國在維持亞太地區之和平與安定上，
亦有賴中共之支持與合作。在雙邊利益上，美國與中共的經貿關係愈來愈 密切，為求穩定發展，況且基於美國的國家利益，亦須與中共保持密切的 經貿關係。 （劉連第，1996：386-389）基此，美國於 1996 年以後，乃改採 對中共積極交往的策略。
外交的挫敗激起臺灣人民的挫折感，形成一股輿論要求政府進行政治 改革，帶動臺灣的政治自由化，進而催生走向民主化，另一方面則迫使政 府在外交策略上作調整。如在蔣總統 經國先生時期，政府在「政經分離」
的原則下推動「彈性外交」 ，以「臺北，中國（Taipei China） 」名義參加 亞洲開發銀行年會，顯示我國外交做法的彈性。到了 1988 年李登輝先生繼 任總統後，進一步將「彈性外交」更名為「務實外交」 。依同年 7 月，國民 黨召開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通過的政綱中，對「務實外交」的宗旨 與原則作了以下的闡述：所謂的「務實外交」乃是秉持「一個中國」原則，
維持國家尊嚴，主權完整；以維護並促進國家權益為基本考慮，不受意識 型態的拘束；以反守為攻的策略，拓展外交關係，對於其他國家與中共已 存在之任何關係，及中共在國際組織已有之會籍，我不予承認，亦不構成 我外交之障礙。目的在加強現有外交關係，提昇實質關係，藉機建立或恢 復外交關係；積極主動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及全面重返國際社會。 （林文程，
2000：438）
在「務實外交」的新思維之下，自 1993 年起臺灣積極推動重新加入聯
合國的各項工作，並透過友邦提案的策略下，要求聯合國成立特別研究委
員會，來檢討在臺灣的中華民國不能參加聯合國的特殊情形；到了 1997
年，則改變策略，希冀藉由友邦的提案，要求聯合國基於國際情勢變遷及
中國分治之現實，重新檢討聯合國 2758 號決議案，修正該決議案排我部
分。雖然每年均有 25 個以上的國家為我國仗義執言（如表七） ，但是各友
邦向聯合國總務委員會的提案，均在任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中共強力反對 下，而無法列入正式議程，更遑論是討論了。
2000 年 5 月 20 日，陳水扁先生任中華民國第十屆總統，仍不脫李前 總統「務實外交」的政策，繼續推動與邦交國的友誼關係，並加強與非邦 交國家的經濟互動，以使臺灣在國際體系建構發展中從不缺席。
表七：聯合國會員國支持我國參與聯合國國家數目 聯大屆別 48 屆
1993 年
49 屆 1994 年
50 屆 1995 年
51 屆 1996 年
52 屆 1997 年
53 屆 1998 年 聯大提案連署國數目
（或單獨致函） 13 13 13 13 15 15 15 15 20 20 20 20 16 16 16 16（ （ （ （1 11 1） ） ） ） 14 14 14（ 14 （ （1 （ 11 1） ） ） ） 15 15 15 15 在總務委員會發言支持
我國國家數目 33 3 3 7 77 7 12 12 12 12 17 17 17 17 15 15 15 15 16 16 16 16 在總務委員會發言反對
我國國家數目 11 11 11 11 18 18 18 18 29 29 29 29 36 36 36 36 32 32 32 32 40 40 40 40 在總辯論時發言支持我
國國家數目 18 18 18 18 16 16 16 16 20 20 20 20 25 25 25 25 19 19 19 19 21 21 21 21 在總辯論時發言間接支
持我國國家數目＊ 55 5 5 10 10 10 10 9 99 9 33 3 3 7 77 7 44 4 4 直、間接支持我國參與
聯合國總數 25 25 25 25 27 27 27 27 30 30 30 30 28 28 28 28 26 26 26 26 25 25 25 25
＊間接支持指發言支持會籍普遍化原則，或是鼓勵臺海兩岸對話尋求解決 臺灣參與聯合國的問題。
資料來源：1.外交部長胡志強於 1998 年 10 月 14 日，向立法院外交及僑政 委員會的報告書《參與聯合國整體策略之檢討》內容。
2.（林文程，2000：440）及表三。
三 三
三 三、 、 、 、中華民國的主權地位面臨更大挑戰 中華民國的主權地位面臨更大挑戰 中華民國的主權地位面臨更大挑戰 中華民國的主權地位面臨更大挑戰
作為主權國家的我國，目前其地位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原因之一在於 中共企圖改變現狀。在 1950 年以美蘇為首的兩極對抗年代，中共外交情勢 尚處劣勢時代，因此與其他國家簽定建交公報時，並未特別強調中華人民 共和國是代表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亦鮮少提及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1960 年代，中共在與其他國家的建交公報中，已開始要求這些國家「承認中華 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唯一合法政府」 ，但仍鮮少提及臺灣是中國 的一部分。進入 1970 年代之後，中共開始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 中國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及表示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尤其 是 1972 年 2 月 28 日，美國與中共簽定的「上海公報」更是一個分水嶺，
在這之後，中共與其他國家所簽定的建交公報或聯合公報之中（尤其是與 先進國家之聯合公報） ，中共絕大多數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 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及聲明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林文程，
2000：443-444）值得警惕的是，中共近幾年來對擁有臺灣主權主張採取積 極補強的做法，例如中共對原建交公報未提到臺灣問題者，或雖提及但對 方持保留立場者，已開始以加簽聯合公報或聲明之方法進行補強工作。 5 在 中共的威脅利誘之下，承認中共擁有臺灣主權之國家數目正有逐漸增加之 趨勢。
另一項對我國主權地位的重大挑戰，則是來自於美國立場的鬆動，美
國從 1972 年「上海公報」對中國擁有臺灣主權之模糊性說法，逐漸走向透
明接受中共的立場，到 1979 年「建交公報」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到 1982 年「八一七公報」中已經宣稱美國無
意追求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到柯林頓於 1998 年宣佈「新三不」立
場，表示美國「不支持臺灣獨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而且不認
為臺灣應該是任何以國家為要件之國際組織會員」 ，呈現出美國對臺灣主權 問題之一步步退卻。
對我國另一項的警訊是，美國有一些人士似乎考慮接受類似「一國兩 制」的安排。如學界密西根大學李侃如教授（Kenneth Lieberthal）曾於 1998 年 2 月，提出兩岸簽訂過渡時期協議（interim agreement） ，1999 年 4 月，華盛頓大學何漢理教授（Harry Harding）亦提出兩岸簽訂臨時協 議（modus vivendi） ；另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陸士達（Stanley Roth） ，於 1999 年 3 月 24 日，提出兩岸進行對話可能導致簽署過度協議
（interim agreement）的說法。 （轉引自林文程，2000：446）渠等說法的 基調是「臺灣不獨、中共不武」 ，並建議以兩岸統一作為兩岸關係的終局安 排，而且還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做為主體，臺灣則處於附屬地位，是以，
若我接受上述的建議與安排，則臺灣將不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了。
第二節 第二節 第二節
第二節 危機事件產生之背景 危機事件產生之背景 危機事件產生之背景 危機事件產生之背景
李登輝總統特別選定德國之聲發表它的「兩國論」之論調，正因為希 望藉由德國統一前東西德和平共處於世的特殊經驗，兩德在聯合國各有其 席次，也各自參與國際組織，而「特殊國與國關係」正是西德聯邦憲法法 院在審理兩德「基礎關係條約」是否合憲的用語。對於臺海兩岸的法關係 定位而言，兩德經驗最大的啟示在於兩德中的西德政府肯放下身段，拋棄
「唯一代表德國」的神話，透過高度的「法學想像」 ，將「一德論」保留給
「有權利能力、但沒有行為能力」的「德意志帝國」 ，而讓兩德在各自的領 土上各擁主權， 「兩德論」在國際上和平共存。 6 也正是在「基礎關係條約」
的基礎之上，西德制度的優越性才有辦法透過交流，深值東德民心，讓本
6 關於德國統一的法問題請參考 Hailbronner, Kay （1991） Legal Aspects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Two Germam States in：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hional Law, Vol.2No.1,p18-41;Scholz, Art 23 a.F.in：
Maunz/Duerig, Grundgesetz, October 1996, Lfg.32.
來的民族同質性一起成長，並立下後來德國統一的堅固基石。 （陳英鈴，
2000：56-57）兩德整合統一的成功模式，為西德總理柯爾及東德總理何內 克留下歷史英名。相對地，對即將卸下 12 年總統權力一職的李登輝而言，
確有在其任期愈接近尾聲，其個人身負的歷史使命感將愈發緊迫之感。誠 如研究限制所言，由於「兩國論」的內容至今仍未公開，相關參與研究者 也從未對外發表，因此外界對於原版內容所知十分有限，亦僅能從李登輝 相關訪談書籍及言論，而窺其究竟。
另蒐整當時負責「兩國論」處理處理的陸委會主委蘇起相關著作，證 實「兩國論」的起源是在 1998 年 8 月，總統府成立了「強化中華民國主權 國家地位小組」 ，置於國安會中，並邀請十餘位年輕法政學者參加。迨殷宗 文接掌國安會秘書長後，乃擔任為小組的主持人，總統府副秘書長林碧炤 擔任小組與府內的窗口，而實際主持「操盤」的是蔡英文與張榮豐，其中 蔡英文負責學理方面，曾為此走訪國外實施研究，張榮豐則負責協調聯繫。
（李登輝口述，2001：222-223）1999 年 5 月， 「兩國論」架構完成，根據 李前總統卸任後第一本書《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 ，他是李先生「經過思考 長達三天的決定，在國家安全會議指導之下，利用特別的秘密經費，歷經 九個月時間，動員多位政治學菁英的心力，才完成的結論之一」 。其書中內 容包括廢除國統綱領、修憲與凍結憲法部分條文，全面進行大規模的修法，
包括國安法、國籍法、著作權法等，以及兩岸關係有關的法規，例如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 許可辦法、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或居留許可辦法等。並且進一步 以對外文告與國際說帖，說明臺灣新的國家定位概念， 「一中」與「統一」
都將成為歷史名詞。 （蘇起，2001：175-176） ，或許唯有藉由對照李登輝總
統及蘇起先生的著作及訪談實錄，方可還原當初李前總統與「兩國論」小
組的立論基礎與主張。
一 一 一
一、 、 、臺灣定位的爭議 、 臺灣定位的爭議 臺灣定位的爭議 臺灣定位的爭議
對於大多數生長於臺灣的人而言， 「臺灣」不僅代表著一個地理或行政 名詞，而且也是等同於中華民國的同義字，這幾乎是一個不證自明的事實。
雖然臺灣自 1949 年以來實質上早已獨立，但就臺海兩岸情勢來看，若想要 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對「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之主張，或是臺海 兩岸想要共謀長治久安，則臺灣必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取得某種雙 方可以和平共存的諒解不可，在這樣的前提下，恐怕將是一道難解的題目。
李登輝在《臺灣的主張》一書中表示： 「我希望在卸下總統職務之前，能集 中國際法學者之力，就臺灣的國家定位問題，提出更完整的解釋」 。另在鄒 書專訪李登輝〈卷五 石破天驚兩國論〉一節中表示，李登輝向時任國安 局長的殷宗文抱怨說： 「中共持續在國際上打壓我們，否認中華民國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這既不公平，也不符事實；中共以大國的姿態壓縮我們 的國際空間，臺灣的國際人格將會逐漸喪失」 。 （李登輝口述，2001：222）
說明其對臺灣的國家定位遲遲未在國際間獲得公平的看待，是李登輝主政 12 年期間始終感到無力與焦慮的難題。因此，其針對中華民國在國際法上 的地位，急需國內外國際法的學者與法律專家，以在法理上證明臺灣並不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當前蘇聯瓦解後，中共在北方不再受到前蘇聯的牽制，其對外重心與 軍隊部署，也由所謂的三北（即東北、華北及西北）轉向為三南（即東南、
西南及南海群島） ，而其中又以地處東南的臺灣為其重點轉向政策之最，加 之美國逐漸向中共一方傾斜的態度，使得中華民國的外交環境十分不利，
其嚴峻程度不下於中美斷交後所衍生之情勢。其後香港於 1997 年順利回歸 與澳門於 1999 年底回歸，都給所謂的「臺灣問題」增加時間上的緊迫性。
在中共內部，以江澤民為首的第三代領導核心，已經凝聚出相當高的對臺
政策共識，其基調由「防獨」走向「促統」 ，其主要方法則為武力威脅與政
治談判交互運用。在武力威脅方面，則依賴海峽對岸的飛彈部署及快速現 代化的海空武力；在政治談判方面則以汪道涵訪臺為切入點，以「一個中 國」新解為軌道，逐步滑向「臺灣政治地位」的討論。在外交方面已陸續 建構完成與美、俄、英、法、日等國夥伴關係在內的大國格局。 （蘇起，2003：
76）當然，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因素，還是美國總統柯林頓與江澤民兩次的 高層互訪，更顯見出美國對兩岸政策向中共一方傾斜的趨勢。這個不利於 我國的因素組合，正迫使總統任期即將屆滿，而面臨卸下權力一職的李總 統來說，是有其在時間點上的緊迫感。
「兩國論」的研究小組成員認為，既然西方國家對「臺灣地位未定論」
存有不同的看法，臺灣就應大膽地提出自己的主張，因此，乃以「臺灣地 位未定論」作為其立論基礎與主張，即使這個主張衝撞了中共的立場，也 不必特別在意，由於它堅持「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 ，當然就是反對中共 的「一個中國」原則中的「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說法，當然，兩國論也 反對國民黨長期一貫主張「臺灣與大陸都是中國一部份」的說法。為了解 決「一個中國」的爭議，渠等乾脆使用 1999 年 5 月 8 日民進黨的「臺灣前 途決議文」來表述： 「臺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 （蘇起，
2003：82-83）基於上述之主張，顯示小組成員的認知是，臺灣（而非中華 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主權與治權均不及於中國大陸，且人民與 領土也僅及於臺、澎、金、馬。換言之，臺海兩岸關係不是內政問題，而 是國際關係，適用於國際法與國際規範。
二 二 二
二、 、 、 、中共促統的壓力 中共促統的壓力 中共促統的壓力 中共促統的壓力
中共歷代領導人從毛澤東、鄧小平到江澤民，均從未明確訂定收回臺
灣、完成統一的具體時間表，歸納其主要的理由是，臺海兩岸的統一係一
複雜與難度頗高的政治工程，它需要一段耗時冗長的進程。儘管中共歷代
領導人都不約而同地表達了對於解決「臺灣問題」完成統一的急迫感與使
命感，但迄今都未規劃具體的統一時間表，其主要考量仍在於客觀操作上 變數太多及難以落實，一旦具體定出統一時間表，不僅對臺灣型塑壓力而 恐將適得其反，再者若無法如期實現統一，亦有將損及中共高層的領導威 信。
由是之故，從毛澤東早期的「一定要解放臺灣」 ，早日實現統一，到 毛晚年的「解決臺灣問題可以留給下一代去辦」 ，顯見毛澤東從未提出統一 臺灣的時間表。其後，鄧小平接掌黨政軍大權後，乃提出中共 1980 年代的 三大任務：反霸、統一、四化，後來也強調「統一問題晚一些解決，無傷 大局」 。楊尚昆也曾表示： 「急不得，但太慢了也不行」 ，喬石也說： 「要花 時間，但我們有耐心」 。然而自江澤民主政以來，不曾提及統一臺灣的時間 表，乃由於世紀之交，港、澳相繼回歸之際，臺灣問題之和平解決，始終 未透過兩岸政治性談判，朝著統一的方向邁進，同時「三通」也為落實，
無法發揮「以通促統」的功能，致使江澤民自 1998 年以來多次表達出類似
「兩岸統一，五年不行，十年總成了吧！」的急迫語氣。 （潘錫堂，1997：
57-65）此種表述並非彰顯其已律定具體之統一時間表，而是強調「臺灣問 題不能無限期拖延下去」 ，用以突顯統一急迫感之期望而非期限，以便宣示 對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之決心與意志不變。
中共認為「臺灣問題」之解決迄今尚未透過政治談判排上日程，不僅 在香港與澳門陸續回歸後，更突顯出「解決臺灣問題」之急迫感。這個急 迫感，加上美國政策的傾斜，卻給臺灣造成無比沉重的壓力，這個壓力終 於在 1999 年 7 月 9 日提早激出了反彈，也為中共對「解決台灣問題」有了 一個適當的宣洩藉口。
在中共的解讀中，認為臺灣此時不顧大陸對「一個中國」的認知，公 然挑釁「一個中國原則」的動機如下：
（一）1995-1996 臺海危機後，美、中（共）關係陷入建交以來的最低朝，
美國為了防堵中國的勢力擴張，乃積極與日本進行擴大軍事合作，並希 望將臺灣納入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heater Missile Defense ,TMD） ， 使臺灣當局自認為其「戰略地位」和安全防衛上有更好的感覺。 7
（二）企圖影響臺灣第十屆總統選情，如果大陸方面作出類似四年前總統 大選時，實施導彈演習的強烈軍事反應，則將對主張與大陸修好的候選 人產生不利的影響。
（三）面對澳門即將在 1999 年底回歸，在此之前宣告大陸與臺灣兩國的關 係，將有助於臺灣擺脫中共全力要求進行政治談判的困擾。
（四）企圖突破「一個中國原則」 ，以另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姿態，爭取國 際外交上的承認，以及透過臺灣友邦在聯合國提出的入會提案，仿「兩 德」及「兩韓」模式爭取支持。
三 三 三
三、 、 、 、美國政策的改變 美國政策的改變 美國政策的改變 美國政策的改變
1991 年前蘇聯瓦解後，終結了美、蘇兩極對立的冷戰時期，美國與中 共的關係就一直處在隨波逐流的狀態。過去二十年間，就算雙方矛盾再多、
再大，也都有一個反蘇、抗蘇的戰略之錨壓住，不致過於震盪。但到了冷 戰結束後，戰略之錨消失了，卻沒有一個新的支柱出現。 （蘇起，2003：49）
基於這些考量，美國開始調整它對中共的交往或接觸政策，把重心放在雙 方高層領導人的互訪、戰略對話以及互信機制的建立，希望建構一個由上 而下較為穩定的關係架構。
當「兩國論」論調提出後，美國所持之立場態度，尤值得注意，其遠 因係受到 1998 年柯林頓在上海宣布「新三不」 8 立場之影響，一改美國歷 來保持中立、支持海峽兩岸和平解決歧見的政策，轉而採取向北京版的「一
7 參見〈戰爭模式轉換與 21 世紀諸國安全〉，大公報：北京，1999 年 4 月 28 日。
8 「新三不」立場係指 1998 年 6 月 30 日柯林頓在上海市立圖書館，向上海市各界社區領袖發表演 說表示：「我們不支持臺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臺或兩個中國，或臺灣加入以國家為限
個中國」政策靠攏的立場，使得自此美國的兩岸政策逐漸向中共一邊傾斜，
並壓縮到臺灣的國際空間；近則受到 5 月 7 日北約戰斧巡弋飛彈，誤擊中 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美國急於修補雙方關係，以及華府 6 月底重新 詮釋「中程協議」 9 之影響，使得李總統強烈感受到臺海兩岸政治對話與談 判之壓力。
7 月 13 日，駐在臺灣任期僅剩一天屆滿的美國在臺協會處長張載佑
（Darryl Norman Johnson） ，急與副處長楊甦棣（Stephen Young）連袂晉 見李總統。張載佑拿出預先準備好的《中華民國憲法》及過去的相關政策 聲明，質疑李總統的「兩國論」是否已經偏離憲法及改變政策。迨李張的 總統府會面後，美國的公開反應陸續出爐。美國時間 13 日，國務院副發言 人首先重申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並敦促兩岸對話。14 日則由發言人 親自出馬，他不僅多次重申「一個中國」政策，而且進一步提到臺北最不 喜歡的「新三不」 ，表示李總統的言論與中共的反應，均無助於臺海雙方的 對話。另在其國內方面，原本跨黨派支持臺灣的參眾議員出現分裂，執政 的民主黨籍議員多與政府同一立場，反對「兩國論」的提出；在野的共和 黨議員則多採支持立場。 （蘇起，2003：96-97）由於美國國會的分裂，自 然加深了臺灣當時處境的困難。
在美國朝野的反應中，最普遍的感覺，就是在宣布「兩國論」此一重 大政策前，未事先獲得臺北方面的告知，尤其是事前總統府秘書長黃昆輝 與陸委會主委蘇起兩人均在華府，卻未告知此事，美國的不悅可說是可以 理解的。許多官員似乎不相信我方所稱大陸政策並無改變的談話；相關官 員似乎也普遍不相信臺北針對時機與動機所提出「迎接辜汪會晤」的解釋；
9 「中程協議」係指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何漢理，在美、中（共）、三方人馬參加的會議中，建議兩岸應 先達成一個可能之五十年的「中程協議」，而在這個中程協議時期，「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存在『一 個中國』之內，但雙方的關係並非排他性主權實體間的關係；也不是中央政府與省的關係，而是把兩者 的關係定位在『臺灣海峽兩岸』，雙方都不挑戰國家最終的統一」。參見孫揚明（1998），〈美學者籲兩岸 簽 50 年中程協議 李侃如評估現狀具嚴重潛在危險,建議臺海在一個中國架構下「更名」〉，聯合報：臺 北，2 月 10 日，版 1。
部分人士更懷疑李總統真正的動機，若不是故意阻撓海協會會長汪道涵的 訪臺，就是有意趁美國與中共關係惡化之際混水摸魚。在這種不滿及被欺 騙情緒籠罩下。事後證明，美國初期對臺行動相當強硬，完全不是「兩國 論」決策小組等人所預測的「諒解」 。 （蘇起，2003：97-98）當然這其中也 包括婉拒我方派員赴美說明、延遲美國國防部工作小組訪臺，評估我空防 及飛彈防禦計畫，以及延緩宣布軍售等。
7 月 16 日開始，臺海兩岸危機明顯升級，中共除了藉由香港官方媒體，
釋放其年度例行性的軍事演習消息， 10 以及報導一些聳動消息，諸如數十名 共軍將領聯名上書請戰、中共潛艇潛伏於我港口外海、中共隨時準備攻下 我某小島等「文攻」手段外，在「武嚇」方面，其先進戰機不斷出海，甚 或越過海峽中線，以及於 8 月 2 日試射東風 31 型洲際導彈。美國鑒於臺海 緊張情勢升高到軍事衝突的程度，於是將危機處理的層次拉高，由於當時 第七艦隊旗艦「藍嶺號」恰在馬尼拉，而「小鷹號」與「星座號」兩航母 戰鬥群，也正在西太平洋進行例行演習，所以基本情勢應該不至於失控。
因此，乃分別派遣國安會亞太事務資深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與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陸士達（Stanley Roth）赴北京、美國在臺協會理 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赴臺北進行面對面溝通與了解。7 月 21 日，
柯林頓總統、國防部長柯恩（William Cohen） 、國務院發言人魯賓與參院 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湯瑪斯，分別從不同角度宣示美國希望臺海爭 端，應以和平方式解決的一貫立場，間接暗示中共武力展示也應有所分寸。
（蘇起，2003：99-100）
10 在 1999 年，中共例行性演習計有：7 月 6 日至 9 月 8 日的「成功八號」演習，在浙江舟山群島演練正 規登陸艦艇與機帆船的渡海攻擊；7 月 8 日至 29 日及 8 月 21 日至 9 月 14 日的「廣字二十號」演習，分
第三節 第三節 第三節
第三節 危機事件產生之演變 危機事件產生之演變 危機事件產生之演變 危機事件產生之演變
當「兩國論」一詞公諸於世後，由於內容僅有總統府副秘書長林碧炤、
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蔡英文、張榮豐、陳必照等為首的少數政府官員及
「兩國論」小組成員知情，其他相關官員一概不知，甚至連時任總統府秘 書長黃昆輝、國民黨秘書長章孝嚴及大陸委會主委蘇起等， 11 均無法事先得 之，而且當初參與決策之小組成員，於事發之後也一直保持沉默並堅決拒 絕出面的情況下，而由負責兩岸關係的行政最高首長蘇起接手擔任了「兩 國論」對外的窗口。 12 事後依陸鏗及馬西屏專訪蘇起先生一書中表示，重新 回顧那三個星期的驚濤駭浪，他說： 「三個星期中，兩岸的軍事情勢非常嚴 峻，政府的內外奧援卻十分有限。當時作為危機小組的成員及對外唯一窗 口，一方面必須為維護政府尊嚴而為兩國論辯護，但另一方面又得為維護 國家利益，而讓兩國論慢慢轉彎到各方可以接受的程度。這是一個高難度 的挑戰。雖然幾次重要發言均係根據危機小組討論結果，但由於兩國論的 構想與外界習慣的『一中』或『一中各表』差距太大，這個轉彎的過程可 說驚險萬分」 。 （蘇起，2001：184-185）本章為使「兩國論」以後之重要發 展能更清楚明瞭，乃製作一表格以供查證（如表八） ，現僅將「兩國論」以 來臺海兩岸情勢與美、中（共） 、臺互動關係列述如下：
一 一 一
一、 、 、中共的文攻武嚇 、 中共的文攻武嚇 中共的文攻武嚇 中共的文攻武嚇
自 7 月 9 日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後，中共官方之後續效應可區分為 三個階段：一為中共文批階段；二為中共透過美國對台施壓階段；三為中 共文批、武嚇及國際孤立之齊頭並進階段。 （潘錫堂，2000：3）探究其如 何迫使臺灣放棄「兩國論」及其策略為何？殊值得再深入研究。
11 上述參與「兩國論」決策及危機處理之政府官員及諮詢委員職稱，皆以當時所擔任之職務為本章之定名。
12 依李登輝口述、鄒景雯採訪紀錄（2001）《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頁 240 表示：「他（蘇起）曾個別與 府內若干熟識的官員聯繫商議，總統府當天並未就此召開高層會議確認，因此完全屬於陸委會的行政裁 量權範圍」。惟蘇起先生認為，這句話完全與事實不符，李書的作者顯然企圖把責任全部推給陸委會。
參見蘇起（2003），《危險邊緣 從兩國論到一邊一國》，臺北：天下遠見出版，頁 88。
（ （
（ （一 一 一 一） ） ） ）文批階段 文批階段 文批階段 文批階段
「兩國論」提出後中共國臺辦發言人所謂「拒絕統一、蓄意分裂、不 得人心、註定失敗」 ；外交部發言人所謂「中國統一是大趨勢，李登輝必須 懸崖勒馬」 ；新華社亦發表評論員文章，評李登輝的分裂言論，尤其海協會 會長汪道涵對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有關兩岸關係會談是「國與國會談」 ，最 令北京反彈與極不諒解；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亦強調「臺灣當局應立 即停止對兩岸關係的破壞」 。 （潘錫堂，2000：3-4）中共認為「特殊國與國 的關係」與辜振甫先生的談話稿，均別有用心地將 1992 年兩會達成的「海 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口頭共識，歪曲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
13 因此，中共堅持國際社會公認「一個中國原則」 ，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所 以， 「特殊國與國的關係」確認就是分裂中國的圖謀，企圖分割中國的主權 和領土。並強調收回「特殊國與國的關係」回到「一個中國原則」的架構，
才能開啟協商談判管道，此為中共藉由其主觀意識認定我否定「一個中國 原則」 ，透過其傳媒對臺文批施壓的階段。
（
（
（
（二 二 二 二） ） ） ）透過美國對臺施壓階段 透過美國對臺施壓階段 透過美國對臺施壓階段 透過美國對臺施壓階段
中共早就認定美國繼續對臺軍售，在表面上以增加國內就業機會為藉 口，實際上在激化兩岸軍備競賽，阻滯統一進程，鼓勵臺獨趨勢和勢力。 （國 防部史政編譯局，1998：268-271）所以在「兩國論」發布之初，當 7 月 19 日柯江熱線電話響起時，江澤民即透過熱線向柯林頓表達強烈之不滿，
指控美國反華勢力支持臺灣獨立，並要求美國恪遵三不政策，美方乃主動
宣示「一個中國」政策，惟在國會質疑下，為扭轉「傾『中』壓台」的刻
板印象，華府行政部門乃派遣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陸士達、白宮國家安全
會亞太主任李侃如前往北京，及美國在台理事會主席卜睿哲前來臺北，進
行所謂「預防外交」 ，傳達柯林頓總統「一中、兩岸對話、和平解決」之所 謂兩岸政策「三大支柱」的底線。 （潘錫堂，2000：4）其後雖經美國一再 的宣示表態，並發言反對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等措施，但仍不能化解中共 心中的積怨。最後並由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發表強烈言詞，批判美國不應強 調臺灣問題必須和平解決，暗示美方若研究協防臺灣的政策，最後終將促 使兩岸走向戰爭。此為中共透過美國對台施壓的階段。
（ （ （
（三 三 三） 三 ） ）文批 ） 文批 文批、 文批 、 、武嚇及國際孤立之齊頭並進階段 、 武嚇及國際孤立之齊頭並進階段 武嚇及國際孤立之齊頭並進階段 武嚇及國際孤立之齊頭並進階段
中共透過美國對臺施壓，要求臺灣放棄「兩國論」並重返「一個中國」
原則，本以為可以奏效，惟自 7 月 30 日及 31 日美方發布對台五億五千萬 美元軍售案。 14 復以美國不僅未如中共所願繼續對臺施壓，尚一再強調維持 臺海兩岸的穩定，係美國一貫政策，致使中共懷疑美國是臺灣「兩國論」
之背後奧援，為避免美國強力介入臺海情勢，中共新華社宣稱 8 月 2 日成 功試射東風 31 型遠程飛彈，再加上中共因不滿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 7 月 30 日的「談話稿」 ，其中央軍委會業已下令福建沿海軍隊進入二級戰備。 15
（潘錫堂，2000：4）此為中共文批、武嚇及國際孤立之齊頭並進階段。
二 二 二
二、 、 、我國的處理方式 、 我國的處理方式 我國的處理方式 我國的處理方式
我國自 7 月 9 日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後，其後時任副總統的連戰、
行政院長蕭萬長、外交部長胡志強、陸委員會主委蘇起與海基會董事長辜 振甫等人，均先後針對「兩國論」加以闡述，其中以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
將辜汪臺北會晤詮釋為「國與國之對談」 ，最令中共強烈反彈。北京政府認
14 參見潘錫堂（1999），〈特殊國與國關係論對美「中」台關係的影響〉，聯合報：臺北，7 月 31 日，版 1-3。
15 中共的戰備等級共分四級。進入四級戰備時，由軍區、海軍、空軍發布命令，報總參謀部備案，其明顯 徵兆是加強戰備值班，保持各部隊通信順暢。三級戰備，乃狀況顯示為國際形勢與大陸周邊地區出現「異 常」，相關部隊停止休假和探親，部隊開始收攏，指揮人員進入預定指揮位置，參謀人員密集蒐集和研 析敵情，隨時掌握預定作戰地區的地形、道路、氣象、工事和社會動態，有關部隊則進行臨戰訓練，並 建立對空情報站(哨)。共軍進入二級乃至一級戰備，包括收攏各部隊人員和車輛，停止幹部轉業和戰士 退伍，進入動員擴編，驗收戰備工作、人員和武器裝備的隱蔽疏散，完成所有臨戰準備，為上述這一連 串動作，很難避開衛星偵照和雷達偵測。另中共還有一個「特級戰備」，作為平時向戰時轉換的紐帶，
在面臨突然性的局部戰爭或出現動亂時所用，重在處理突發事件，如 1979 年中越邊境戰爭，和 1989 年天安門事件，都曾啟動該項戰備機制。參見亓樂義（2004），〈共軍戰備若升級 有徵兆可循〉，（臺北：
中國時報），3 月 23 日，版 13。
為，李登輝之「兩國論」論調，僅是將其一貫「分裂中國言行」予以赤裸 裸的體現，係一文字用詞程度之別而以，惟對辜振甫於 1998 年訪問大陸期 間，接受中共極高規格之接待與政治性對話，卻還說出如此出人意表之談 話，北京極不諒解，包括汪道涵在內之中共高層都在等待他的澄清與說明。
16 而我政府之處理方式，則以陸委為主委蘇起為主要之危機處理窗口，以統 一對國內外之相關說法。
在國內方面，執政的國民黨於十五全會正式通過將兩岸是「特殊國與 國的關係」的主張，納入黨版政治提示案，作為未來國民黨大陸政策指導 方針。而在兩岸關係方面，陸委會與海基會在 8 月初陸續說明「兩國論」
政策說帖，並回應中共對臺部門的批判，持續強調臺海兩岸應回到「一個 中國、各自表述」的基礎。 17 但中共兩對臺辦公室則反駁指稱，海協會從未 承認有臺灣當局編造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識， 18 使得陸委會發言人 許柯生副主委 8 月 6 日再度強調，為了將來兩岸關係的平順發展，兩岸應 重回 1992 年「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在各說各話，共同追求一個 民主與和平統一的中國。 （潘錫堂，2000：7）在經濟方面，政府則運用四 大基金進場護盤以穩定國內股市。
另在軍事方面，面對中共軍事武力威脅方面，我國防部於 7 月 13 日成 立「永安小組」 ， 19 針對臺海情勢統籌因應，由參謀總長湯耀明主持，擬妥 13 套因應臺海軍事衝突的解決方案，作為臺海發生戰爭時的作戰指導方 針。並表示國軍在不影響國家安全，及不洩漏軍事機密的情況下，會適時 主動向國人說明共軍的動態。在外交方面，我國並擬派國安會秘書長殷宗
16 參見朱幸福、雯澤馳（1999），〈堅持統一 反對分裂〉，文匯報：香港，7 月 10 日，版 2。
17 參見潘錫堂（1999），〈特殊國與關係論對美「中」台關係的影響〉，中華日報：台南，8 月 2 日，版 2-3。
18 參見丘宏達（1999），〈「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從何而來〉，人民日報：北京，8 月 2 日，版 2。
19 永安小組係指「兩國論」所引發之兩岸緊張情勢，軍方由參謀總長湯曜明率領作戰、情報官員，成立「永 安小組」，保持 24 小時全天值勤，與總統府保持熱線聯絡，一旦有突發事故，立刻轉進大直衡山指揮所，
並提出的 13 套應變方案。主要是針對中共犯台的各種情況，進行預先的想定，當對岸出現船隻集結，
文專程赴美說明「兩國論」之原由，以期獲得美方之支持與諒解。
三 三 三
三、 、 、美國的介入干預 、 美國的介入干預 美國的介入干預 美國的介入干預
在 7 月 19 日在柯江熱線中，柯林頓表示堅守「一個中國」政策，並催 促中共政權和平解決對臺歧見之立場；而江澤民則重申「和平統一、一國 兩制」對臺方針，並盼美國遵守「三大聯合公報」與宣示「新三不」 。 20 隨 後李登輝總統於 7 月 20 日再度闡釋「特殊國與國關係論」 ，提醒各方「一 個中國」並非現狀而是未來式，倡議兩岸共同追求民主化統一。緊接著柯 林頓於 7 月 21 日在白宮記者會肯定李總統 7 月 20 日講話之和緩意涵之餘，
重申「一個中國、兩岸對話、和平解決」係美國對兩岸事務的「三大支柱」 ， 美國不希望兩岸任一方偏離其中任何一個支柱，而美國對台安全及防衛政 策，也將繼續受到「臺灣關係法」的規範。 21
美國為落實臺海兩岸政策，進而確保其在亞太地區的國家利益，與確 保臺海情勢的穩定，乃分別派出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陸士達、白宮國家安 全會亞太主任李侃如前往北京，及美國在台理事會主席卜睿哲前來臺北，
一方面傳達美方的立場，呼籲雙方自制；另一方面則聽取雙方意見，以期 恢復兩岸對話管道（海基會與海協會之對話與協商） 。因此美國特使陸士達 與李侃如除向北京重申「一個中國」政策，用以澄清絕非臺灣「兩國論」
的背後奧援，並要求中共克制，及早恢復與臺灣間的對話與協商。尤有進 者，陸士達與李侃如似欲藉訪北京之機，扭轉自 1998 年 6 月柯江北京會談 以來，美方的兩岸政策朝向北京一方傾斜之現象。 （潘錫堂，2000：6）代 表美國藉由改善與中共低迷的關係外，並去除國會及國人對柯林頓政府 「傾
『中』壓台」 ，迫使臺灣退讓之印象，進而明確提醒中共，美國有基於臺灣 關係法之義務，出售防衛性武器給中華民國，以維護臺海穩定之義務，更 提醒中共避免因過度反應而誤判情勢。
20 參見彭維學（1999），〈對台政策調整的原因及美國因素〉，中國時報：臺北，7 月 19 日，版 1-2。
21 參見劉紅（1999），〈解决臺湾問題不能無限期地拖下去〉，中央日報：臺北，7 月 22 日，版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