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世達賴喇嘛入覲
──兼論清順治至乾隆諸朝冊封達賴喇嘛的問題
馮智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所副所長
提要：清朝前期，對達賴喇嘛的冊封是一項意義重大的歷史事件，但在冊封問題上，從順治 到乾隆諸帝卻經歷了一個變換莫測的歷史過程。結合對當時西藏歷史的一般分析討論清朝冊 封達賴喇嘛的問題：順治皇帝迎請五世達賴入覲並與冊封，正式確立了清王朝冊封達賴喇嘛 的制度。康熙、雍正朝時，西藏局勢複雜多變，但清朝仍以冊封手段抬高達賴喇嘛地位，導 致其序號錯位。乾隆皇帝審時度勢，與時俱進，將冊封推向極至，從而正立視聽，理順關系，
糾正達賴喇嘛錯位的序號，贏得人心，順應民意。清朝諸皇帝冊封達賴喇嘛的過程，反映了 清朝前期確立的以達賴喇嘛為重心對西藏宗教領袖人物進行政治籠絡和宗教懷柔的一系列策 略不斷得到貫通和一脈推進的生動歷史，是值得很好借鑑和總結的。
關鍵詞：五世達賴入覲 冊封問題 達賴喇嘛
一、 清廷延請五世達賴喇嘛策略的出台
(一)招徠蒙藏喇嘛察知西藏實情
清廷與西藏地方的聯繫可推至十七世紀初崛起於東北一隅的滿族領袖努爾哈赤建立的
「大金」時期。時，明已是朝政腐敗，國力大衰，天下大亂。川、陝一帶農民和少數民族的 起義和暴動，梗阻了烏思藏（即西藏）與明廷的交通和聯繫。從一六二一年（明天啟元年）
以後，史書中不再有烏思藏僧俗朝貢的記事。此間，努爾哈赤在瀋陽（今遼寧瀋陽）大行招 徠並優待投靠他的蒙古科爾沁部囊素喇嘛及其門徒，後又招撫屬於烏思藏的一百三十二名僧 人。而在一六二一年（後金天命六年、明天啟元年）之前數年，在蒙古科爾沁部傳教的西藏 高僧大金喇嘛（又稱斡祿打兒罕囊或囊素喇嘛）來到了莫克敦（今瀋陽），受到努爾哈赤的 崇敬。一六二一年大金喇嘛圓寂後，皇太極尊父努爾哈赤遺命，於一六三○年為之建塔，「瘞 其骸骨」，名之為「大金喇嘛塔」。[註 1]此後，歷代清朝皇帝先後整修此塔，並立碑、建寺。
藏族僧人的到來，使努爾哈赤認識到藏傳佛教在蒙古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藏傳佛教也傳
入了滿族地區，後金統治者深知，以藏傳佛教來籠絡、聯合蒙古各部，是其奪取中原內地最 有效的辦法之一。
一六三五至一六三六年，皇太極相繼征服遼河以西、以北的內蒙古諸部後，改國號為「大 清」。他把藏傳佛教當做「馭藩之具」，把大喇嘛「視為天神」。[註 2]一六三八年（清崇德 三年），皇太極命喇嘛們從內蒙古察哈爾部迎來一尊嘛哈噶喇佛像，特地在盛京（今瀋陽）
西郊建實勝寺供養。此像價值很高，十分靈驗，據說是元代帝師西藏薩迦派的上師八思巴所 鑄，後輾轉傳入元帝室後裔察哈爾林丹汗部內。皇太極擊敗林丹汗，迎取此佛像，表示他在 政治上和宗教信仰上能替代林丹汗成為蒙古新主。這座寺的石碑上刻有圖白忒字（藏文）。
[註 3]
清朝引入藏傳佛教，優禮大喇嘛並不是盲目的或唯喇嘛之言是聽，而是帶有目的性和策 略性的。一方面清廷利用喇嘛作為工具聯絡和綏服內外蒙古諸部，擴大對蒙古諸部的影響和 吸引力。另一方面清朝統治者又十分警惕外來宗教文化的侵蝕。皇太極曾嚴厲訓飭臣民，不 能學「蒙古諸貝子，自棄蒙古之語名號，俱學喇嘛，卒致國運衰微」[註 4]。他不允許滿族民 眾信仰藏傳佛教和供養喇嘛。但無論如何，清朝禮遇大喇嘛的做法，贏得了信仰藏傳佛教的 蒙古各部的歡迎，他們積極促動了清朝迎請西藏高僧進京的策略。
(二)積極醞釀迎請西藏高僧，隆重禮待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
一六三七年（清崇德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夏曆八月六日），喀爾喀蒙古中的車臣汗、
土謝圖汗等遣使來清，上表說：「近聞欲延致達賴喇嘛，反復思之誠是。」並說喀爾喀七旗 和厄魯特四部都很贊成，若遣使延請，是否偕同喀爾喀蒙古的專使同去？同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十月十二日），厄魯特部固始汗綽爾濟的使人來到清廷，這是厄魯特部蒙古第一次派人 與清接觸。皇太極根據此類上表，一六三九年（清崇德四年）十一月一日（十月七日），特 遣察漢喇嘛等致書於圖白忒汗（西藏統治者藏巴汗）和喇嘛，信中說：「自古釋氏所制經典 宜於流布，朕不欲其泯滅不傳，故特遣使延致高僧，宣揚法教。」就「延請之意，俱令使臣 口述」。[註 5]
此所指高僧應即達賴喇嘛。時藏巴汗是西藏地方的統治者，清朝致書於他，表明清承認 他是西藏之主，故想說服他將達賴喇嘛「敦遣前來」。當時有一種重要的禮節，在蒙藏上層 書札往還中要使者進行一番「口述」，這可能是出於書信內容的重要和彼此的尊重信任而表 達的一種方式，在口述中可向對方保證將惠予種種的優禮。次年（一六四○）三、四月間，
清使仍滯留在歸化城。皇太極命他們分別去喀爾喀蒙古三位大汗處，商議各大汗所遣使人同 清使會合的地點。然而，喀爾喀蒙古札薩克圖汗並不買清廷的帳，他在送給清朝的信中譴責 皇太極在前年曾向他動兵。皇太極認為札薩克圖汗失信，遂取消察漢喇嘛一行西去的計畫。
當時，明朝外憂內患交作，土宇凋殘，而清朝國威蒸蒸日上，統一成為趨勢所向。此際 蒙古各部聞風而動，紛紛與清朝建立聯繫。蒙古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五世達賴喇嘛和四世 班禪喇嘛共同作出了歸附清朝的決策，當然使自元、明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原中央政府的關係 得到進一步的鞏固與發展。早在一六三九（清崇德四年），西藏藏巴汗、噶瑪噶舉派、薩迦 派及格魯派四世班禪喇嘛等，委託在蒙古傳教的高僧伊拉古克三胡圖克圖（又稱色欽曲結）
等，赴清朝聯絡。伊拉古克三胡圖克圖一行於公元一六四二年（崇德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十 月二日）抵達盛京，皇太極破例優渥接待。他率諸王、貝勒、大臣出懷遠門親迎（親迎僅於 上接見來降的原守錦州蒙古將軍時一用）。史書說：
還至馬館前，上率眾拜天，行三跪九叩頭禮畢，進馬館，上御座，伊拉古克三胡土克 圖等朝見，上起迎。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等以達賴喇嘛書進上，上立受之，遇以優禮。
上升御榻坐，設一榻於榻右，命兩喇嘛坐。[註 6]
出懷遠門親迎、立受來書和在御榻右命使者坐這三段儀節是非常隆重的。達賴喇嘛書的內容
（據《蒙古源流》、《蒙古佛教史》）主要說他希望已踐帝位的皇太極護持佛法，保護眾生。
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等在盛京住了八個月，一六四三年（崇德八年）六月二十日（五月 五日）臨別時，皇太極親率諸王貝勒送到演武場。又派察幹格隆等七名僧人同伊拉古克三呼 圖克圖一起前往達賴喇嘛、班禪呼圖克圖、噶瑪巴、薩迦派喇嘛、濟東呼圖克圖、藏巴汗、
固始汗處，各致一函。
此次接見西藏高僧，皇太極瞭解到西藏宗教各派勢力的許多信息，尤對格魯派達賴、班 禪在蒙藏地區的影響更加知曉，他延請達賴喇嘛的決心更定，他在給西藏各首領的信中都談 到「今將敦禮高僧」，高僧自然非達賴喇嘛莫屬。從皇太極給西藏各宗教領袖信的用詞和禮 物的區別上，也能看出他對西藏政治情勢複雜性的基本認識。他給達賴喇嘛、班禪喇嘛信的 內容一樣，附送的禮品件數也一樣；給噶瑪巴的禮物與給達賴喇嘛、班禪喇嘛的品種幾乎一 樣，但沒有金碗，別的物品數目稍減；其次，薩迦派所得禮物又比噶瑪巴稍少，其它三派又 與薩迦派同。而對世俗的西藏掌權者也不同對待，是時固始汗已打敗了藏巴汗，奪取了西藏 的統治權，也許清朝有所耳聞，故給藏巴汗的信，比以前的十分簡單，說：「近聞爾為厄魯 特部落顧實貝勒所敗，未詳其實。」這封覆信僅是敷衍，說明清已不再重視他的權威。但給 固始汗的信正好相反，信中說，聽說固始汗懲創了那位「違道悖法而行者」（即藏巴汗），
為了興扶佛法，將遣使到圖白忒（即西藏）敦禮高僧等語。實際上，從伊拉古克三等帶著清 朝的書信和禮物返回西藏後，清廷與西藏固始汗、五世達賴喇嘛和四世班禪的聯繫加強，遂 逐漸將注意力集中到格魯派身上。
二、達賴喇嘛應召入京與受封
(一)多次邀請，萬里赴京
清入關之前，清朝統治者就採取「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的政策，入關後，他們更感 到利用藏傳佛教來籠絡、統治廣大蒙、藏群眾的重要意義，故多次邀請西藏格魯派五世達賴 喇嘛赴京，西藏地方派往北京的使者也增多，聯繫更加密切。一六四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九 月十七日），厄魯特部固始汗遣使來盛京，言達賴喇嘛功德甚大，請延至京師，令其諷誦經 文，以資福祐。[註 7]一六四四年二月十七日（順治元年正月十日），清廷即議定派出使者偕 同將返藏的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等往迎達賴喇嘛並以書信告知固始汗。一六四六年一月三十 日（順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清已入關）固始汗子多爾濟達賴巴圖魯台吉來京表奏，言及遣 使一事，說：「頃聞天使同伊拉克古克三胡土克圖已從釋迦牟尼佛廟西行，……則臣等無不 奉命。」[註 8]釋迦牟尼佛廟似指俺答汗於呼和浩特所建的昭廟。一六四五年（順治二年），
達賴喇嘛聽到順治帝即位的消息，即派出使者敬獻賀信和方物。[註 9]一六四八年（順治五年）
七月十日（五月二十日），清廷遣喇嘛席喇布格隆（shes rab）入藏存問五世達賴並致敦請之 意，又帶信給班禪喇嘛和固始汗，以勸達賴喇嘛前來。席喇布喇嘛當年抵拉薩，次年（一六 四九年）藏曆正月，達賴喇嘛在布達拉宮接見了他並答應赴京，但因擔心在內地染上天花或 熱病，而上書陳述不能在內地多作滯留。[註 10]實際上，除了政治原因外，西藏地區在一六四 二年至一六四五年間災害頻仍，許多人死於饑饉、災害，接著又發生了大地震。[註 11]廣大僧 侶群眾都害怕達賴喇嘛到內地水土不服，易染病癥，[註 12]因此，達賴喇嘛推遲了入覲日期，
決定「壬辰年（一六五二年，順治九年）夏月朝見」。
一六五二年（順治九年），藏曆三月中旬，達賴喇嘛率三千餘人隨從自拉薩啟程赴京。
出發時西藏各地的僧俗趕來人山人海送行，大規模的送行和眾多的隨從足以說明這件事的重 大影響。從歷史上看，它是根據元代八思巴時代薩迦派設立的一種侍從制度，將遠行隊伍組 織得聲勢浩大、堂皇壯觀。除各教派僧侶、各地領主和俗人外，班禪喇嘛、固始汗、第巴等 重要人物也一路遠送。當時西藏流行伏藏預言的詮釋：他此去內地將在教化漢、藏、蒙古各 族地方的事業上獲得不可思議的成功。他曾在諸寺僧侶同他締結的協議書上畫了押，[註 13]
據說，對他赴京，拉薩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的上層僧侶都決議阻止他前去，請求他必須在三年 之內返回，於是他只好做了保證。其實，這就是當時的一種制度。
清朝在達賴喇嘛起程後，準備以極其隆重規格進行接待。是年（一六五二）夏曆二月，
清廷派遣理藩院侍郎沙濟達喇同戶、禮、兵、工四部理事官往迎達賴喇嘛。理事官十三員、
又助理二十員，共計官員約三十四人。藏曆六月初六日，清廷派去的金字使者即已遠到通天 河畔迎接。七月十一日，理藩院侍郎沙濟達喇到青海湖南之切吉迎接。[註 14]此後在到達西寧 前，固始汗和達賴喇嘛以內地瘟疫甚多為由先後上奏，請求覲見之地改在歸化城（今內蒙古 呼和浩特市）或代噶地方（今內蒙古涼城東南岱海）。[註 15]藏曆八月十八日，達賴喇嘛到達
西寧，然後橫越河西走廊，於九月二十一日到寧夏黃河岸，渡河入漠南蒙古鄂爾多斯地面。
這時，清廷接到上奏後在十月一日（夏曆八月二十九日），發諭答覆達賴喇嘛曰：「邇因內 地西南用兵，……特遣親王、大臣前往。俟寇靖無事，便可親行。此時只於邊內近地相迓可 耳。」[註 16]
但過了三天，皇帝將此事交給滿漢重臣會議討論時，雙方在皇帝親迎問題上意見分歧。
滿族大臣從制服漠北喀爾喀蒙古的傳統政策出發，主張皇帝出邊親迎。漢族大臣則認為皇上 為天下國家之主，不當往迎，可於諸王大臣中遣一人代迎。結果皇帝採用了滿族大臣的意見，
於十月十三日（九月十一日），「諭達賴喇嘛曰：爾奏邊內多疾疫，邊外相見為便，今朕至 邊外代噶地方俟爾可也」[註 17]。當然，達賴喇嘛接到這份諭旨後，高興不已，並在十月二十 九日奏言：聞上欲於代噶地方相見，不勝歡忭，自當兼程而進。此間，即在十月三十一日（九 月二十九日），漢人大學士洪承疇、陳之遴以天象變化、歲饑寇警為理由，上疏勸阻皇帝往 迎。[註 18]於是順治帝又改了主意，最後決定：「前者朕降諭欲親往迎迓，近以盜賊間發，羽 檄時聞，國家重務，難以輕置，是以不能前往。特遣和碩承澤親王及內大臣代迎。」[註 19]
可見，在一個月內三降諭旨，前後反覆，反映出親政不久的年輕君主輕率的性格和處理大事 上猶豫不定的心理。
一六五二年十二月到一六五三年（順治九年）一月（即夏曆），五世達賴喇嘛在和碩承 澤親王碩塞陪同下，自代噶經張家口、昌平、沙河、清河而抵北京。至清河時，皇帝派他的 叔父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來迎接，這說明以最高規格迎接達賴喇嘛的到來。
(二)南苑會見，金殿宴請
一六五三年一月十四日（順治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順治皇帝實踐了「邊內親迎」 的諾 言，他在北京城南二十華里的南苑一所皇家田獵、閱軍的苑囿會見了達賴喇嘛。「達賴上謁，
上由御座起行數步，與達賴握手問候後，上復登御座，側設達賴座，奉溫諭令登座吃茶，詢 起居，達賴即於座前恭請聖安，陳述前後藏情形，賞賜筵宴，由部庫賞撥九萬兩。達賴移居 新建黃房」[註 20]。這裡提到的新建黃房即修築在北京安定門外之普靜禪林中，後稱為東黃寺。
《五世達賴喇嘛自傳》記載此次會見時，十五歲的皇帝對三十六歲的達賴喇嘛十分親切、禮 節十分隆重：
我們啟程前往皇帝駕前。進入城牆（按：指南苑的圍牆）後漸次行進，至隱約可見皇 帝的臨幸地時，眾人下馬。但見七政寶作前導，皇帝威嚴勝過轉輪王，福德能比阿彌 陀。從這裡又前往至相距四箭之地後，我下馬步行，皇帝由御座起身相迎十步，握住 我的手，通過通事問安。之後，皇帝在齊腰高的御座上落座，令我距他僅一庹遠，稍
低於御座的座位上落座。賜茶時諭令我先飲，我奏稱不敢造次，遂同飲。因此，禮遇 甚厚。[註 21]
一六五三年二月八日（順治十年正月十一日），順治皇帝又正式接見並宴請達賴喇嘛及 隨從於太和殿。對此《五世達賴喇嘛自傳》記載：
我們前往像毘沙門寶殿一樣的大殿，進入設有寶座的殿堂時，雖然大臣隨侍之類的人 全都雲集在此，但皇帝尚未駕臨，故請我在一個兩肘寬的坐榻上落座。少頃，音樂齊 奏，與此同時，皇帝從後門駕臨。他的金座有一人多高，非常寬大，其上又有小的寶 座和案子。我側身從坐榻上起身，皇帝令（內大臣）鄂罕阿瑪請我入座，同時諭令我 入座。坐榻的左右，各有一位大臣。隨後，（內大臣）噶巴喇阿瑪近前翻譯聖諭：按 昨天的規矩捧杯飲茶。接著。舉行了盛大的宴會。[註 22]
此後，順治皇帝又於二月十三日（即夏曆正月十六日）再次宴請達賴喇嘛及隨處於太和 殿，賜金器、絲緞、鞍馬有差。次日（十四日），傳下諭旨：「達賴喇嘛一行，諸王依次設 宴就彼館舍款之。」[註 23]於是，在此後二十多天內，鄭親王濟爾哈朗、巽親王常阿岱、承澤 親王碩塞、端重親王齊克新等分別設宴款待，宴會盛大，達賴喇嘛一方記述幾次列八十張席 桌，出席者在八百人之多。達賴喇嘛一行在京期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禮遇。
此間，達賴喇嘛還為皇家宗室貴族和在京蒙古族上層作了法事。但是達賴喇嘛因水土不 服，從人中也出現了患病的現象，因此他在二月十八日奏言請告歸。皇帝將此交由群臣商議 時，引發了不同見解的爭論。主要是針對達賴喇嘛為朝廷「特召」，是否「當詢其情事」，
出現了兩種觀點。一方認為應該詢問：「儻不一加詢問，使喇嘛含慍而去，則外國喀爾喀、
厄魯特必叛。」而另一方又認為：「不宜詢問喇嘛。若詢之而不用其言，喇嘛當益含慍而去。
我朝荷天之威，征服各處，以成大業，當年並無喇嘛也。喇嘛既係特召，當賜以金銀緞幣，
酌封名號，給之冊印，不加詢問為便。」最後順治皇帝決定：「不必詢問事情，止令部臣往 諭達賴，所云水土不宜良是，但我等始至亦嘗以水土不宜而病，後乃相宜。今喇嘛既來，宜 留此，從容往代噶。待草青時，更召外藩王、貝勒等與喇嘛相會。」[註 24]
上述所謂詢問的內容，可能是包含國家大政問題，如當時清廷與漠北蒙古喀爾喀部的爭 執，達賴喇嘛有意從中調停，但順治帝未給他機會。達賴喇嘛在皇帝挽留下，又停留了一個 月。直到三月十七日（二月十八日），皇帝在太和殿為達賴喇嘛舉行餞行宴會，並賜予鞍馬、
金銀、珠玉、緞匹等物。達賴喇嘛在京六十五天期間做了許多宗教活動，他懷抱著同皇帝結 緣的理想並未圓滿實現。他的一大希望是清朝皇帝能效仿元明兩代君主在宮廷中接受灌頂、
大辦佛事，成為他的皈依崇拜者，同時以他的「神力」感化滿、漢上層，使他們皈依佛門。
然而清朝的朝綱規定：「我可以禮敬喇嘛而不入喇嘛之教」，順治皇帝最終沒有也不可能皈 依佛門成為達賴喇嘛的崇拜者，這當然有皇帝的帝王之尊，也與他自身所處的文化環境有關。
(三)代噶冊封，載入史冊
一六五三年三月十九日（夏曆二月二十日），達賴喇嘛一行離開黃寺啟程返回，順治皇 帝命和碩承澤親王碩塞偕固山貝子顧爾瑪洪、吳達海率領八旗官兵往送至代噶地方。和碩鄭 親王濟爾哈朗率三千名護衛親送至清河，在那裡他以皇帝名義舉行賞賜宴會，贈達賴喇嘛坐 騎。
四月七日（三月初十），達賴喇嘛一行抵達代噶時，他交給碩塞一份詩體奏表，請代呈 皇帝。達賴喇嘛住代噶期間，許多清朝的外藩受封為親王、郡王、貝勒等重要人物，如漠南 蒙古的科爾沁部卓哩克圖親王、蘇尼特部的騰機特郡王等紛紛來謁，漠北蒙古喀爾喀部也派 代表或使人來見。
達賴喇嘛在代噶住了幾天以後，歸藏心切，他在四月下旬向皇帝啟奏，請允許在一個月 以後（即五月底）啟程返藏。他說，一是西藏待辦的事務積滯甚多，二是行路困難，需在年 底前翻過青海和西藏間的雪山。[註 25]
清廷還準備冊封達賴喇嘛，在達賴喇嘛離京時，即於三月三十一日，決定頒敕達賴喇嘛 以金冊、金印封授，同時冊文、印文已經寫就。[註 26]五月十八日（四月二十二日），清帝遣 禮部尚書覺羅郎球、理藩院侍郎席達禮等，齎送封達賴喇嘛金印、金冊及封固始汗的金冊、
金印去代噶地方，因固始汗未能親領，故又命覺羅郎球等把封固始汗的金冊金印交給伴送達 賴喇嘛的侍衛喇嘛（喇嘛，人名）、內大臣囊努克、修世岱等帶去拉薩。授封達賴喇嘛的冊 文、印文，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冊文是：
朕聞兼善獨善，開宗之義不同；世出世間，設教之途亦異。然而明心見性，淑世覺民，
其歸一也。茲爾羅布臧札卜素達賴喇嘛，襟懷貞朗，德量淵泓，定慧偕修，色空俱泯，
以能宣揚釋教，誨導愚蒙，因而化被西方，名馳東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聞而欣尚，
特遣使迎聘。爾早識天心，許以辰年來見。朕荷皇天眷命，撫有天下，果如期應聘而 至。儀範可親，語默有度，臻般若圓通之境，擴慈悲攝受之門。誠覺路梯航，禪林山 斗，朕甚嘉焉。茲以金冊、印封爾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
達賴喇嘛」。應劫現身，興隆佛化，隨機說法，利濟群生，不亦休哉。印文曰：「西 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之印。」[註 27]
授封固始汗的冊文、印文，卻用滿、漢、蒙古三種文字。冊文裡十分肯定了固始汗的恭 順：「爾厄魯特部落固始汗尊德樂善，秉義行仁，惠澤克敷，被於一境，殫乃精誠，傾心恭 順，朕甚嘉焉。茲以金冊、印封為『遵行文義敏慧固始汗』。爾尚益矢忠誠，廣宣聲教，作 朕屏輔，輯乃封圻。如此，則帶礪山河，永膺嘉祉，欽哉。」印文曰：「遵行文義敏慧固始 汗印。」[註 28]
從清朝冊封達賴喇嘛和固始汗的冊文可以看出，清廷僅把達賴喇嘛當作一位釋教領袖，
他在藏傳佛教中聲望之高，為「禪林山斗」；而把固始汗當作一位傾心歸誠的庶邦君長，他 對清廷一直恭順，冊封他是希望「作朕屏輔，輯乃封圻」，也就是說，要他作一位清朝屬下 一境的政治首領，安輯統治下的青藏地區的政治秩序，成為清的外藩。
達賴喇嘛四月下旬就歸藏的上奏得到恩准，但因冊封等事宜，又將預定行期作了推遲，
直到一六五三年六月五日（五月十日）固山貝子吳達海奉命餞行。[註 29]六月二十日（五月二 十五日），達賴喇嘛奏謝皇帝頒賜金冊、金印和封號，他在奏文裡說：「恭奏一統天下文殊 菩薩聖主陛下：竊蒙聖上賜金冊、金印、尊貴之封號之鴻恩，實不勝歡忭。……聖諭曰：『嗣 後宜當弘揚釋教，逸樂眾生，禮治部眾，善為調用，以良策輔佐帝業。』小僧等恭祝聖上年 富力強。」隨奏恭敬了禮品。[註 30]
之後，達賴喇嘛一行於一六五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六月初一）離開代噶。六月三十日（六 月初六日）到達歸化城（呼和浩特）。七月十一日（六月十七日）派遣專人先行回藏通知固 始汗和第巴。九月二日（七月十一日），抵達青海湖東南的察罕托羅海，九月五日（七月十 四日）於黃河之濱向皇帝稟告一路平安，已抵青海，即將入藏，並說：
威震四海征戰八方至上文殊菩薩大皇帝明鑒：……敬祈在聖上潔白華蓋之蔭護下，佛 教能廣泛弘揚於塵世。生靈大眾，能如江河之水，源遠流長。小僧將從此地動身，尚 祈賜福。隨奏書進呈吉祥哈達、翡翠、珊瑚、琥珀、念珠等。[註 31]
一六五三年十二月（約十月下旬），達賴喇嘛一行回到拉薩。在拉薩，固始汗「跪接祗 領」金冊及印後，也上表「叩謝天恩」。[註 32]一六五五年一月十四日（順治十一年十二月）
固始汗患病卒於拉薩，享年七十三歲。清廷得訊雖遲，仍命理藩院和禮部察議舊例，給予祭 典，以酬其忠。這也說明清廷對蒙古厄魯特部固始汗系對清朝的歸順和效忠是滿意的，從崇 德二年十月十二日（一六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厄魯特部落顧實車臣綽爾濟入貢，到一六 五五年固始汗卒的十八年之間，固始汗「屏輔」清朝統治西藏、青海和康區，支持黃教發展，
穩定社會秩序，使西南及西北相安無事，從而支持了清帝統一全國的事業。
固始汗死後，他分布在青海和拉薩的諸子之間、在繼位人人選等問題上發生爭執，同時 在西藏的蒙藏上層貴族也開始出現矛盾，此間，五世達賴喇嘛積極調停固始汗諸子矛盾，其 後竟遣專人處理青海蒙古事宜，又賜給固始汗子孫以名號印章，因此達賴喇嘛的聲望逐漸超 過了和碩特部汗王的權威。此後達賴喇嘛進一步趁勢擴大他的影響和勢力，以至於在一六七 一年（康熙十年）和碩特部達賴汗雖然繼位，但和碩特部在西藏的統治權旁落於達賴喇嘛之 手。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第五世達賴喇嘛圓寂後，大權又歸達賴喇嘛生前寵信的 第五任第巴桑結嘉措掌握。以致清廷凡遇到西藏、青海、漠北、漠西蒙古發生大事，不得不 同達賴喇嘛商量。
三、六世達賴喇嘛名號之立與廢
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五世達賴圓寂，這時，此前由五世達賴喇嘛委任的第巴桑 結嘉措為了鞏固已經由五世達賴掌管的西藏地方政權，對五世達賴喇嘛的圓寂採取了「隱匿 不奏」的做法，其時間長達十六年之久。此間，他秘密認定出生於門達旺拉沃玉松的倉央嘉 措為五世達賴的轉世靈童，並將此童迎至日喀則請五世班禪落髮剃度，然後密藏於南卡子宗 一寺中，對外則仍以五世達賴名義發號施令。一六九六年（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征討準噶 爾噶爾丹時從俘虜口中獲知五世達賴已去世多年，第巴桑結嘉措被迫於翌年（一六九七年）
三月派人赴京如實奏報五世達賴「身故已十六年，再生之小達賴喇嘛已十五歲」。[註 33]康熙 帝對第巴「事先不報」甚為動怒，但也只好默認既成事實，並派理藩院主事保主入藏「看明」
小達賴喇嘛，後又遣二世章嘉國師阿旺洛桑卻丹（一六四二──一七一五）赴拉薩參加倉央 嘉措一六九七年夏曆十月二十五日在布達拉宮舉行的坐床儀式，[註 34]雖未正式冊封，但實際 承認倉央嘉措即為第六世達賴喇嘛。
當時西藏的蒙藏貴族之間互相不滿，住拉薩的和碩特部蒙古首領拉藏汗與藏王第巴桑結 嘉措之間的矛盾開始公開化。因第巴桑結嘉措所立的倉央嘉措是個風流人物，這為蒙古和碩 特部首領找到了反擊的借口。先是厄魯特策妄那布坦奏：「第巴姦譎及所立新達賴之偽。」
[註 35]拉藏汗也「以議立新達賴喇嘛故，與第巴交惡」。[註 36]一七○五年（康熙四十四年）
第巴桑結嘉措欲殺拉藏汗之陰謀敗露，反被拉藏汗捕殺。拉藏汗以倉央嘉措行止放盪不羈為
「假達賴」奏請清廷廢黜，清廷即「爰命護軍統領席柱，學士舒蘭為使，往封拉藏為『羽法 恭順王』，令拘假達賴喇嘛赴京」[註 37]。一七○六年（康熙四十五年）夏曆十月初十日，倉 央嘉措在解京途中病故於青海。一七○七年一月，理藩院奏報康熙：
駐紮西寧喇嘛商南多爾濟報稱：「拉藏送來假達賴喇嘛，行至西寧口外病故。」假達 賴喇嘛行事悖亂，今既在途中病故，應行文商南多爾濟將其屍骸拋棄。[註 38]
關於倉央嘉措的圓寂還有其他說法，一是說他隱姓埋名雲遊天下最終於寧夏阿拉鄯圓 寂；[註 39]二是從五台山有他修行和圓寂的遺址「觀音洞」推測，倉央嘉措極有可能被清朝秘 密囚禁於五台山，[註 40]而對外則宣布他已經暴亡。
倉央嘉措被廢後，拉藏汗於一七○五年（康熙四十四年）另立意希嘉措為達賴喇嘛，一 七○七年（康熙四十六年）拉藏汗奏報清廷，擁立意希嘉措為六世達賴，一七○九年（康熙 四十八年）正月，康熙派內閣學士拉都渾率青海眾台吉之使入藏看驗意希嘉措。他從西藏回 奏說：
據拉藏汗稱：「前假達賴喇嘛解京時，曾奉諭旨令尋真達賴喇嘛，今訪聞得波克塔胡 必爾汗（即靈童意希嘉措）實係真達賴喇嘛。」亦不能信，又問班禪胡土克圖，據云：
「波克塔胡必爾汗實係達賴喇嘛。」我始為之安置禪榻，非敢專擅。[註 41]
康熙帝得奏，考慮到青海蒙古眾台吉對意希嘉措持極大疑義，故想擱置數年始議給封，
又考慮到西藏事務不便令拉藏汗獨理，於是派侍郎赫壽進藏協同拉藏汗辦理西藏事務。此後 不久，拉藏汗就與班禪、西藏諸寺喇嘛會同侍郎赫壽疏請頒賜意希嘉措為達賴喇嘛封號，得 到康熙帝之批准。一七一○年（康熙四十九年）夏曆三月，康熙正式「給以印冊，封為六世 達賴喇嘛」[註 42]。
倉央嘉措之廢和意希嘉措之立，在蒙藏宗教界引起極大波動。人們對於拉藏汗所立之意 希嘉措，僅稱為「古學」（閣下）或「門巴喇嘛」、「門巴人」、「執白蓮者」。 「蒙藏之 人均不認可」，遭到了黃教寺院集團和青海蒙古和碩特部台吉的反對。此時，約公元一七一
○年（康熙四十九年），西藏三大寺上層僧侶又在理塘尋得達賴喇嘛的又一位轉世「靈童」
噶桑嘉措（他被認為是倉央嘉措的轉世），權威的乃穹護法神對外宣布了這一結果，並得到 青海蒙古首領的認可。這樣，「拉藏汗與青海爭立達賴喇嘛不決」[註 43]。他們各挾一個達賴，
互爭真偽。對於拉藏汗另立的意希嘉措，青海「以為贗，不之信」[註 44]，當時清廷忙於征討 西北準噶爾，但為了儘快平息青藏和碩特部蒙古內訌，決定冊封他們共同尊崇的五世班禪，
以定人心，穩住局勢。於是一七一三年（康熙五十二年）清朝正式冊封五世班禪為「班禪額 爾德尼」，從此班禪的地位得到正式確立。儘管如此，「青海諸蒙古復不信之」，康熙鑑於 反對拉藏汗的呼聲在黃教絕大多數僧侶和青海蒙古諸首領中日趨強烈，拉藏汗又「不孚眾 望」，為顧全蒙藏廣大地區之安穩，轉而冊封出自理塘的靈童噶桑嘉措。
四、康熙和雍正皇帝對七世達賴喇嘛噶桑嘉措的冊封
(一)康熙皇帝冊封噶桑嘉措為「六世達賴喇嘛」
公元一七一四年（康熙五十三年），以察罕丹津（固始汗孫，晉封為親王）為首的青海 和碩特部領袖上奏清廷：「里塘地方新出胡必爾汗，實係達賴喇嘛轉世，懇求冊封。」[註 45]
但因「與藏中所奏互相是非」，康熙帝擔心「若將此胡必爾汗留住青海，恐其弟兄內或起爭 端，特遣侍衛阿齊圖等前往諭令，將里塘之胡必爾汗送京親看。又遣主事眾佛保往班禪處，
問此胡必爾汗之真假」。班禪則稱「里塘之胡必爾汗是假」。[註 46]也許班禪可能懾於拉藏汗 的權威，還不敢承認噶桑嘉措為「真靈童」。關於清廷要將靈童「送京親看」一事，據藏文
《七世達賴喇嘛傳》記載：
關於喇嘛要去中國（內地）之事，青海湖右翼諸頭人派遣達賴洪台吉、扎西彭措、格 勒濟農去向大皇帝請求仍留青海，得到允許。[註 47]
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清廷令徙里塘胡必爾汗至塔爾寺，三月十六日，青海和 碩特部奉旨將里塘靈童迎進塔爾寺供養 。不久，康熙帝降旨承認噶桑嘉措為達賴喇嘛轉世，
諭曰：「喇嘛蒞臨聖寺，朕不勝喜悅，爾實係前輩達賴喇嘛轉世，朕及固始汗後代皆為爾之 施主，朕現賞給供爾之一百三十四僧人，三年中夏秋所需衣食等物品。」後又頒旨曰：「此 化身實係前輩轉世，上下人等均應恭敬侍奉，青海各部不可爭著迎請。」[註 48]於是整個黃教 界「敬信胡必爾汗有如神明」[註 49]。
康熙帝在將噶桑嘉措徙塔爾寺後，多次派遣朝廷官員前往看望，示以極大關懷。當時駐 紮巴爾庫爾、西寧、甘州、松潘等地的朝廷命官如富寧安、額倫特、色楞、侍衛阿齊圖等都 到塔爾寺代表清廷向噶桑嘉措致敬。一七一八年五月，青海噶丹額爾德尼濟農等人入京時，
噶桑嘉措曾寫了一道奏折轉告皇帝：「我因年幼，不會說更多的話。現在對於佛教和有情之 安樂，大皇帝最具慈悲心。特別對我皇恩浩盪，為報此恩，我惟常祈禱三寶，願皇帝聖安，
並發願致力於有利佛教及眾生有情。尚望大皇帝記掛黃教和我等一切生靈。」[註 50]隨奏向皇 帝請安獻禮。
此時，地處新疆的準噶爾部利用控制西藏和青海的蒙古和碩特部首領之間內訌的可乘之 機，發兵襲藏，殺拉藏汗並囚禁假達賴意希嘉措於拉薩藥王山，和碩特部控制西藏的局面就 此喪失，青海和碩特部將驅逐準噶爾出西藏的希望完全寄託在清朝大皇帝之上。
一七一八年三月十二日，拉藏汗的求援奏疏送達清廷：「懇求皇上聖鑑，速發救兵並青 海之兵，即來策應。」[註 51]康熙帝即令西安將軍總督額倫特率軍自穆魯烏蘇（通天河）出擊，
但不幸於黑河全軍覆沒。清廷為之震動，各王公大臣都懲前敗，皆言藏地險遠，不宜進兵，
青海蒙古亦皆憚進藏，奏言達賴喇嘛可隨地安置禪榻。康熙帝以「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 夷盜據，將邊無寧日」[註 52]，決定再派大軍征討。遂命靖逆將軍富寧安、振武將軍傅爾丹、
征西將軍祁里德率軍分別出巴爾庫爾（今新疆巴里坤），阿爾泰防禦准軍向北向東進犯；命 護軍統領噶爾弼率滇、蜀滿漢官兵由打箭爐向里塘、巴塘前進；命都統延信率西路官兵，護 送噶桑嘉措由青海入藏；任命皇十四子親王允 為撫遠大將軍總領進藏大軍，節駐西寧籌辦 糧餉，調遣兵馬，同時準備正式冊封噶桑嘉措。
一七一九年初，撫遠大將軍進駐西寧並專程到塔爾寺看望，向噶桑嘉措轉達清朝政府的 重要決策，噶桑嘉措當即表示：「願為實現聖主皇上和親王之一切主張，我定全力祈請三寶。」
[註 53]同時對於清軍分路進駐喀木、里塘、巴塘等噶桑嘉措的家鄉，表示擁護，並願「竭力善 文」，「以便曉諭喀木各處之首領」[註 54]。
一七一九年十一月，康熙帝諭議政大臣等：「將新胡必爾汗封為達賴喇嘛，給與冊印，
於明年青草發時，送往藏地，令登達賴喇嘛之座。」又諭著大臣帶滿洲兵、蒙古兵、綠旗馬、
步兵等各一千，土番兵二千前去，「青海王、貝勒、貝子、公亦帶領屬兵，或一萬、或五六 千送往前去」[註 55]。令撫遠大將軍召集青海王、台吉等曉諭皇上將冊封噶桑嘉措並護送入藏 的聖旨。令青海諸部「俱應協心一致侍奉達賴喇嘛，竭誠效命黃教和我朝政業」。親王又遵 旨往塔爾寺曉諭噶桑嘉措：「喇嘛為弘揚釋教，使四方眾生安樂享福，須赴衛藏聖剎布達拉 宮坐床。」噶桑嘉措道：「釋迦之教，尤其是宗喀巴之教的廣布闡場以及漢藏蒙為主的贍部 洲眾生靈之安享福樂，均以文殊大皇帝為依賴。區微喇嘛情願竭力祈求三寶，旨以弘法彰益 眾生，青海王公貴族亦須遵旨行事。」[註 56]
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初，各方時機成熟，康熙帝說：「此時不進兵安藏，賊寇 無所忌憚。」送新胡必爾汗入藏「安設禪床，廣施法教，令土伯侍之眾誠心歸向，則策零敦 多卜自畏勢逃遁」[註 57]。是年三月一日，特遣侍衛特爾貴黑爾克牙（ther-gul-her-khi-ya）前 往曉諭，將以冊封五世達賴時之例冊封噶桑嘉措。大將軍親王也遣部屬獻銀一萬兩作為達賴 喇嘛入藏費用，又奉旨送去十二名轎夫抬運的黃色精製坐轎一頂。三月八日，清廷命大將軍 率前鋒統領弘曙，移駐通天河，管理進藏軍務糧餉，授都統宗室延信為平逆將軍，率兵進藏，
以公策旺若爾布、副都統阿琳寶、額駙阿寶、隨印侍讀學士常援、提督馬繼伯、總兵官李麟 參贊軍務。
藏曆三月二十日，康熙皇帝正式冊封噶桑嘉措。用一百三十兩金子製作的印章上印有滿、
蒙、藏三種文字的印文：「弘法覺眾第六世達賴喇嘛之印。」用一百五十兩金子製成的諭卷 上印有：
奉天承運當今大皇帝旨：朕撫馭寰區，利益眾生，凡內外人民，皆不分彼此，視同一 體，以平等仁慈相待。若真誠敬守梵行，虔信佛法者，朕必嘉賞，優加封崇。是故，
先世各代達賴喇嘛即因弘揚西天佛法，而得中土崇高之敕封。現汝年幼，應承繼前規，
勤習經戒，精研三乘要義，篤奉聖教。特傳諭，嘉勉，賜予詒書、冊、印，加封汝為，
「弘法覺眾第六世達賴喇嘛」，望汝弘揚佛法，效忠朝廷，勤習經典，精進不懈，康 熙五十九年二月吉日諭。[註 58]
隨旨賞賜各種大緞綾羅、銀銅等精製用品以及漢俗宴會。又賜噶桑嘉措侍從僧官各種庫緞等 獎賞，賜演各種遊藝戲曲等等。大將軍親王駕臨塔爾寺親自主持冊封儀式。
一七二○年四月二十日，清軍護送噶桑嘉措自塔爾寺啟程，親王奉旨移駐通天河，指揮 清軍並護送達賴喇嘛入藏。至九月十五日清軍護送達賴喇嘛抵達拉薩，隨後在布達拉宮舉行 了隆重的坐床儀式。
清朝用兵西藏，驅逐準噶爾，維護了大清的統一。清軍護送達賴喇嘛噶桑嘉措的壯舉贏 得了西藏僧俗人民的歡迎，史書上說：達賴喇嘛入藏坐床，拉薩僧俗「罔不踴躍歡欣，男女 老幼，襁負來迎。見我大兵群擁環繞，鼓奏各種樂器，合掌跪云：……今聖主遣師擊敗賊兵，
拯救土伯特人眾，我等得脫患難，仍前永享昇平樂業之福，似此再造宏恩，何以報答」[註 59]。
「僧俗皈依，遠邇傾響，歡聲呼天，梵音匝地，共祝聖壽無疆，山河鞏固」[註 60]。達賴喇嘛 噶桑嘉措在布達拉宮坐床後，拉藏汗所立意希嘉措被清軍從囚禁中釋放，奉旨送往北京處理。
(二)雍正皇帝對噶桑嘉措的進一步冊封
康熙皇帝冊封噶桑嘉措為「第六世達賴喇嘛」，實際上正式宣布了他是五世達賴的轉世，
而不是三大寺喇嘛所認為的他是倉央嘉措的轉世。此前應拉藏汗之奏請廢除了倉央嘉措的達 賴喇嘛名號，因此自達賴喇嘛噶桑嘉措在布達拉宮坐床之後，康熙帝的諭旨中就稱他為六世 達賴喇嘛。如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十一月十九日的頒詔中稱為「弘法覺眾第六世達賴喇 嘛」，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四月初十日的頒詔中也稱「弘法覺眾達賴喇嘛」。[註 61]
一七二三年康熙帝駕崩，雍正帝嗣位。雍正（世宗）在位執政僅十三年，但他卻積極推 進對西藏的統治，清朝的許多治藏策略正是在雍正帝時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如雍正帝關於清 朝在西藏的駐兵制度、駐藏大臣制度、委任西藏的噶倫制度、平息青海羅卜藏丹津叛亂和西 藏貴族內訌後的善後章程等方面頗有建樹。可以說，雍正一朝完成了康熙帝未竟之功，復給 乾隆一朝更完善的治藏方針奠定了基礎。正如魏源在論及清朝經營西北、西藏時說：「聖祖 墾之，世宗耨之，高宗獲之。」[註 62]
雍正帝完成康熙帝未竟之功，首先是繼承其父未竟之事業。其重要表現之一，就是進一 步抬高達賴喇嘛的地位，再次冊封噶桑嘉措。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雍正即位後就專遣 大喇嘛噶局洛桑班覺、加爾各齊、筆貼式齎旨入藏再次對噶桑嘉措著加冊封，並「均遵照聖 祖皇帝與五世達賴喇嘛成例舉行」。六月二十二日頒賜的金冊金印詔曰：
朕撫臨社稷，率土之民，得以安寧。因爾誠心扶持佛道，妙策廣訓，嚴守教法，引渡 眾生於善果，著襲上世封號。達賴喇嘛功德圓滿，三昧之燈常明，在西域藏地弘揚釋 教密典，享大地之主恩澤，使聖祖皇帝之威名遍於衛藏。聖祖皇帝廣賞西藏臣民，對 爾更甚，朕聞爾睿智聰慧，心善意凈，坐床之後，應廣衍黃教，部眾崇敬，眾生信服，
故敕封爾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名號，並賜金冊、金 印。爾應仰懷朕恩，推廣佛道，引渡眾生，所求如願，使邊陲土民安樂，以副朕憐愛 之至意。[註 63]
《噶桑嘉措傳》也記載：
在厚薄如牛皮的十六疊（頁）金冊上蓋有大金印，並用漢滿藏蒙四種文字寫道：「西 天大善自在佛掌管天下佛教知一切斡齊爾達賴喇嘛。」隨金冊另有兩道諭旨及上等緞 匹無數、銀茶筒等優質宮廷賜品。達賴喇嘛一面恭敬受之，一面口頌前後皇帝（康熙、
雍正）之洪恩聖德，所在上下人等，莫不歡欣喜慶，肅然起敬。接著宴請以皇帝使者 為首的一些漢藏大小官員，他們各按財力獻上禮物。[註 64]
此後，凡雍正頒賜的正式聖諭和碑刻御製中都只稱「達賴喇嘛」，而不道明是第幾世。
從該封文的內容來看，雍正帝是「著襲上世封號」加封的。首先，康熙帝時的冊封文使 用的是滿、蒙、藏三種文字，而雍正帝給他的冊封文卻是漢、滿、藏、蒙四種文字；其次，
康熙帝時的封文中明確稱噶桑嘉措為「第六世達賴喇嘛」，而雍正帝的冊封文中卻沒有再提
「第六世達賴喇嘛」，這可是有違康熙聖諭的地方，但又符合先皇世祖順治帝對五世達賴所 賜「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的封號內容，由此觀之，又是 順理成章，也無悖於其父之聖諭。
雍正帝對噶桑嘉措之再次冊封，完全是考慮到當時蒙藏民族廣大信教群眾對倉央嘉措的 追認和堅持，認為噶桑嘉措是倉央嘉措的轉世這一信仰感情。這些情況，雍正帝應該是知道 的，但是其父康熙帝先前已經廢黜了倉央嘉措，雍正帝對此不能不周全考慮，即在給噶桑嘉 措冊封時，封文中既不能把噶桑嘉措是倉央嘉措的轉世這一意思直接表達出來（即指明噶桑 嘉措是第七世達賴喇嘛），又不能使蒙藏廣大人士希望落空，使他們從封文中理解到噶桑嘉 措是倉央嘉措的轉世，於是封文中不再重提噶桑嘉措是第六世達賴喇嘛。
還有一層，封文還應該順從蒙古和碩特部拉藏汗系眾首領仍然尊崇噶桑嘉措為第六世達 賴喇嘛的這一意願，因此封文採用了順治帝冊賜五世達賴的封文形式，這樣，既不違背康熙 的聖諭，又繼承了祖宗的一貫做法；既不違背藏族人士的信仰，又滿足了和碩特部蒙古首領 的心願。
雍正帝雖然對噶桑嘉措作了冊封，但並沒有真正糾正康熙帝給他的「第六世達賴喇嘛」
封號的錯誤，這也意味著噶桑嘉措仍然被當作第六世達賴喇嘛（事實上應該是第七世），而 真正作為第六世達賴的倉央嘉措在被康熙帝廢黜後還沒有得到正式承認。這一歷史遺留問題 直到乾隆一朝時才得到了圓滿解決。
五、乾隆帝冊封八世達賴喇嘛及糾正達賴喇嘛的序位
一七五七年二月，達賴喇嘛噶桑嘉措在拉薩圓寂，乾隆皇帝特派章嘉國師進藏協助駐藏 大臣辦理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等事宜。經過長期尋訪，認定於次年（一七五八）在後藏托傑拉 日崗地方出生的一男孩降白嘉措為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後經乾隆皇帝諭准，將該靈童迎至 前藏，並於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七月十日在布達拉宮舉行了坐床儀式。坐床典禮上，
宣讀了「奉天承運文殊大皇帝金字詔書」[註 65]，但卻沒有正式的冊封（即沒有像康熙帝那樣 頒發的冊文），此後頒給降白嘉措的諭旨中都沒有宣布他是第幾世達賴喇嘛，這種情況一直 持續了十八年之久。
在沒有正式冊封降白嘉措的此間，清朝先後任命第穆活佛和策墨林活佛代理達賴喇嘛攝 政。那麼，為何這麼長的時間不對降白嘉措進行冊封呢？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康熙朝 以來在達賴喇嘛封號或序位問題上已有混亂，要解決此問題必須等待時機。
其實，乾隆時期，噶桑嘉措被當作第七世和倉央嘉措被當作第六世的達賴喇嘛，這在藏 族人士當中已是心照不宣、家喻戶曉的事了。三世章嘉‧若必多傑（一七一七－一七八六）
就是其中關心這一問題的藏族人士之一，他是清代駐京呼圖克圖，並與康熙、雍正、乾隆關 係密切，被尊為大國師，掌管北京、內蒙等黃教事務，位居各駐京呼圖克圖之首。他雖常駐 北京，卻與西藏上層和達賴喇嘛噶桑嘉措交往極密。一七三五年，他奉命去四川康區探視移 居惠遠寺的噶桑嘉措，後護送入藏。一七五七年，達賴喇嘛噶桑嘉措圓寂後，他再次入藏。
此後，他從一七五八年藏曆五月八日起撰寫《噶桑嘉措傳》，翌年六月成書。他在《傳》的 開篇第一章裡便清楚地說明噶桑嘉措就是倉央嘉措的真身轉世。[註 66]即承認倉央嘉措為六世 達賴，噶桑嘉措為七世達賴。
章嘉國師等人士的這種意願，不能不對乾隆帝產生影響。隨著乾隆一朝經營西北方面取 得的重大成就，如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清政府徹底平定了準噶爾的叛亂活動；三十 九年（一七七四），土爾扈特部請降歸順，至此蒙古族厄魯特四部全部臣服，蒙古部落對西 藏的威脅從此解除，清朝不再受其干擾，於是將重心轉向西藏，可直接處理西藏的具體問題。
一七八○年，正值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乾隆帝邀請六世班禪晉京參加乾隆七十大壽慶 典，此時，降白嘉措已二十四歲，按例早已超過冊封的年齡，但乾隆決定於班禪進京之機正 式冊封降白嘉措。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十二月，章嘉奏稱：「班禪額爾德尼因庚子年為大 皇帝七十大壽欲來稱祝。」[註 67]於是乾隆提前兩年開始進行迎接的準備工作，他撥巨資在承 德修建了須彌福壽廟以資班禪安禪，一七八○年六月，就在班禪大師到達承德之前的一個月，
乾隆御筆撰文〈須彌福壽之廟碑記〉。此碑記用滿蒙藏漢四種文字正式宣布：
黃教之興，以宗喀巴為鼻祖。有二大弟子：一曰根敦珠巴，八轉世而為今達賴喇嘛；
一曰凱珠布格埒克巴勒藏，六轉世而為今班禪額爾德尼喇嘛。[註 68]
這已表明，降白嘉措是第八世達賴喇嘛，他是噶桑嘉措的轉世，由此承認噶桑嘉措是第七世 達賴喇嘛了，這樣也就改變了康熙的聖諭，追認了倉央嘉措為第六世達賴喇嘛。乾隆先用碑 記的形式，宣布降白嘉措為「八轉世」達賴喇嘛，然後只等六世班禪到來共商正式冊封事宜。
一七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六世班禪抵達承德。此後至八月十四日即舉行乾隆七十大壽 慶典後的第二天，乾隆對六世班禪提起此事時說：「朕欲依先皇之例規，頒詔冊封今達賴喇 嘛，現與爾喇嘛相商後將頒之。」[註 69]對此，班禪呈報了降白嘉措學經等情況，誇獎降白嘉 措「深明經典」、「聆聞廣博」、「勇於善辯」、「遠勝他人」。[註 70]九月初三日，乾隆又
將冊封降白嘉措的文稿送給六世班禪徵求意見。十月初十日，乾隆諭降白嘉措曰：「爾前世 荷蒙聖祖仁皇帝厚恩賞給金印敕封，今爾勤習經典，亦宜賜以金印敕封。」[註 71]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一日，降白嘉措登上德希平措堆瓦措欽大殿寶座，
接受清朝政府的正式冊封。冊封諭旨曰：「茲特依前七輩達賴喇嘛之例，奉爾為西天大善自 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拉怛喇達賴喇嘛，改授冊命。」[註 72]冊封文中已經明確了噶桑嘉 措是「七輩達賴喇嘛」。另據《八世達賴喇嘛傳》記載：在措欽大殿的聚會上，欽差郭芒呼 圖克圖扎薩克堪布大喇嘛宣讀聖諭：
持金剛達賴喇嘛，爾年已及歲，通曉顯密二宗一切之法，……與前輩持金剛達賴喇嘛 無別。朕為天地之主，猶如眾生之父母，施予西方眾生幸福，嘉封達賴喇嘛為政教之 主，特派大喇嘛呼圖克圖扎薩克堪布和大臣進藏稱頌，齎賜爾用七十兩黃金所鑄金冊、
金印，另有大批禮品，爾其祗領。弘揚佛教，施予眾生幸福，精進不怠。特諭。
金書用滿、漢、蒙、藏四種文體刻於金板（冊）之上，金印也用四種文字對照，上鐫：「西 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拉恆喇達賴喇嘛印。」[註 73]
一七八三年（乾隆四十八年）八月，乾隆又賜降白嘉措玉冊、玉寶。敕曰：
自宗喀巴崇闡宗風，宣揚梵律，爾達賴喇嘛乃宗喀巴之法嗣，根敦嚕布八轉世身也。……
先是順治年間，五轉世達賴喇嘛來京瞻覲，恩禮崇隆。自茲四世咸傾心依向，廣布教 乘，寵渥有加焉。……茲特加殊禮，賜之玉冊玉寶，爾其祗領。[註 74]
由此進一步明確了降白嘉措是第八世達賴喇嘛，而且明確指出自五世達賴喇嘛「四世咸傾心 依向」。所謂「四世」，就是指五世達賴阿旺羅桑嘉措、六世達賴倉央嘉措、七世達賴噶桑 嘉措和八世達賴降白嘉措。從此，在清朝中央政府頒布的正式諭旨中，降白嘉措作為第八世 達賴喇嘛和噶桑嘉措作為第七世達賴喇嘛的關係得到了完全確立。[註 75]
六、小結
從順治皇帝冊封五世達賴喇嘛到乾隆皇帝冊封八世達賴喇嘛的歷史看，清朝冊封達賴喇 嘛的制度也經歷了幾個變化的階段。順治朝時，西藏建立了甘丹頗章地方政權，形成固始汗 和五世達賴喇嘛共同掌權的蒙藏聯盟管理西藏時期，清朝通過對他們的冊封加強了西藏的統 治。康熙朝時，西藏的政局十分複雜，蒙藏關係變化很大，蒙藏上層圍繞達賴喇嘛真假和立 廢問題發生矛盾和衝突，出現了倉央嘉措、意希嘉措、噶桑嘉措三個「六世達賴喇嘛」的鬧 劇，清朝也不得不依據蒙藏關係在西藏的變化冊封達賴喇嘛，故產生了對達賴喇嘛的冊封─
─廢黜──冊封的變化，在序位上造成了混亂。雍正朝時，西藏情況又發生了一些變化，蒙 古勢力控制西藏的歷史結束，但清朝在西北的局勢還不穩定，準噶爾之亂還威脅西藏，因此 清朝把重點放在抬高達賴喇嘛地位和授權頗羅鼐等貴族以管理西藏事務，雍正帝冊封達賴喇 嘛重在承前啟後地調整前朝的遺留問題。而乾隆朝時，西北問題已經完全解決，清朝處於康 乾盛世時期，因此對西藏遺留問題在前朝基礎上進行了理順和糾正。
尤其是乾隆皇帝通過冊封八世達賴喇嘛，圓滿地解決了五世達賴喇嘛圓寂以後出現的達 賴喇嘛序列差的問題。這裡再作一些討論：因歷史背景不同，乾隆冊封降白嘉措時與康熙和 雍正冊封噶桑嘉措時所考慮的焦點有所不同，乾隆雖然強調他是爰先皇聖祖皇帝（康熙）冊 封前輩達賴喇嘛之例冊封降白嘉措的，但他卻沒有按照康熙時順從蒙古和碩特部首領意願冊 封噶桑嘉措為六世達賴喇嘛這一序列冊封降白嘉措，而是按照多少年來藏族人士的熱望即倉 央嘉措為六世達賴、噶桑嘉措為七世達賴、降白嘉措為八世達賴這一序列冊封的，從而把康 熙以來有關西藏地方的一些重要關係徹底加以理順。
從清王朝的國制家法出發，乾隆要改變康熙的這些做法，糾正列祖列宗聖諭，那將是大 逆不道的犯祖行為，是絕對不允許的。但是乾隆卻在基本的做法上又是十分尊崇列祖列宗的，
他也是依照康熙、雍正之例規，在對降白嘉措正式敕封後，過了兩年多時，又以玉冊玉寶加 封。這與康熙冊封噶桑嘉措後近三年，雍正再次加封噶桑嘉措如出一轍。但是在對待久拖未 決序位問題時，乾隆卻能根據西藏的實際情況，從一切有利於國家之長治久安、有利於西藏 地方的穩定和發展的願望出發，最終作出了改變康熙聖諭的決定，糾正了康熙以來關於達賴 喇嘛序列差的遺留問題，這也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地方。
總之，清朝冊封達賴喇嘛的過程和歷史說明，「達賴喇嘛」名號和權威是由清政府授予 而確立的，達賴喇嘛轉世和坐床的合法性，都離不開清中央政府的冊封。同時清朝政府又有 收回甚至廢黜達賴喇嘛名號的權力，清朝對倉央嘉措達賴喇嘛名號的冊封、廢黜及恢復即是 明證，後來在清末時期，清朝也曾宣布革除了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名號，後來又給予了恢復。
【註釋】
[註 1] 見〈大金喇嘛塔碑〉文，碑係清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整修時刊立。
[註 2] 《瀋陽縣志》卷十三。
[註 3] 張羽新，《清政府與喇嘛教》（西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二○九－二一一頁，〈實勝寺碑文〉；
《清太宗實錄》卷四十三「崇德三年八月壬寅條」（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影印本第二卷，第五六五
－五六七頁。
[註 4] 《清太宗實錄》卷十八「天聰八年四月丙辰條」（中華書局本第二卷）第二三六頁。
[註 5] 同 [註 4] ，卷四十九「崇德四年十月庚寅條」，第六五一－六五二頁。
[註 6] 同 [註 4] ，卷六十三「崇德七年十月己亥條」，第八五八－八五九頁。
[註 7] 《清世祖實錄》卷三十（中華書局影印本第三卷）第三十五頁。
[註 8] 《清世祖實錄》，「順治二年十二月壬辰條」。
[註 9] 《五世達賴喇嘛自傳》上卷（西藏人民出版社）第二六八頁。
[註 10] 《第五世達賴喇嘛自傳》上卷（西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二九六頁。
[註 11] 《止貢法嗣》（木板藏文本）第二八○頁。
[註 12] 《五世達賴喇嘛自傳──雲棠》上卷（西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二九六頁。
[註 13] 同 [註 10] ，第三一九頁。
[註 14] 同 [註 7] ，卷六十八，《中國藏學》（一九九二年）第二期。
[註 15] 同 [註 7] ，卷六十八，第四六三頁。
[註 16] 《清實錄》卷三，第五二九頁。
[註 17] 同 [註 7] ，卷六十八，第五三一頁。
[註 18] 同 [註 7] ，卷六十八，第五四○頁。
[註 19] 同 [註 7] ，卷六十九，第五四四頁。
[註 20] 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三月二十八日軍機處。
[註 21] 《中國藏學》（一九九二年）第四期，第四十九頁。
[註 22] 同 [註 21] ，第五十頁。
[註 23] 同 [註 7] ，卷七十一，第五六四頁。
[註 24] 同 [註 7] ，卷七十一，第五六五－五六六頁。
[註 25] 同 [註 7] ，卷六十八，第四八一頁；奏疏接到時間大概是一六八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順治十年三月二 十八日）。
[註 26] 同 [註 7] ，卷六十八，第四七八頁、四七九頁；均記順治十年三月初三日（一六五三：三、三十一）。
又，同 [註 7] ，卷七十四，第三八六－三八七頁。
[註 27] 《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中國藏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二三四頁。
[註 28] 同 [註 27] ，第二三五頁。
[註 29] 同 [註 7] ，卷七十五，第五九一頁。
[註 30] 同 [註 7] ，卷六十八，第四八二頁；此奏在《清實錄》（中華書局本卷三，第三九五頁）中記在六月 丙午（一六五三年七月六日）收到。
[註 31] 同 [註 7] ，卷六十八，第四八三頁。
[註 32] 同 [註 7] ，卷六十八，第四八四頁，原文蒙文，今用譯文。《清世祖實錄》卷八十四（中華書局本卷 三）第六六一頁「順治十一年六月戊寅（一六五四年八月二日）」厄魯特部落諾門汗謝賜金冊印及賞齎 恩，表貢方物。
[註 33] 《清聖祖實錄》卷一八一，第十五頁上－十六頁上。
[註 34] 《西藏喇嘛事例》清鈔本第一冊；同見黃顥、吳碧雲編，《倉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前言》（西藏人民 出版社）。
[註 35] 《聖武記》，第六頁。
[註 36] 《倉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第二十頁。
[註 37] 同 [註 33] ，卷二二七，第二十八頁下。
[註 38] 同 [註 37] 。
[註 39] 藏文《六世達賴喇嘛秘傳》記載，當兩位欽差解送倉央嘉措至青海湖時，突然接到聖旨，指責他們不應 將倉央嘉措「大駕迎來」，說他們是「無用之輩」。欽差接旨後惶恐不安，懇求倉央嘉措道：「為今之 計，唯望足下示狀仙逝，或者偽做出奔，不見蹤跡。若非如此，我等性命休矣！」對此倉央嘉措答道：
「你們當初與拉藏王是如何策畫的？照這樣，我不達妙音皇帝的宮門金檻，不覲聖容，決不回返！」最 後，還是經雙方商定由欽差對外宣布聖喇嘛暴亡，實際則縱其雲遊天下（也見阿旺倫珠達吉著，莊晶譯
《倉央嘉措秘傳》，見《倉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第四八四頁）。
[註 40] 據藏文《十三世達賴喇嘛傳》（木刻版，下部）第四十三頁上記載：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正月二 十五日，十三世達賴喇嘛於五台山「朝拜了五台山白塔、十六羅漢堂等七個佛殿，以及佛王倉央嘉措念 經修行的地方觀音洞等聖跡」。對此，聯繫當年康熙帝派人前去解拿倉央嘉措進京時，他對大學士們說 得話：「前遣護軍統領席柱等往擒假達賴喇嘛及第巴妻子時，諸皇子及諸大臣俱言一假達賴喇嘛擒之何 為。朕意以眾蒙古俱傾心皈向達賴喇嘛，此雖係假達賴喇嘛，而有達賴喇嘛之名，眾蒙古皆服之。倘不 以朝命遣人往擒，若為策妄阿喇布坦迎去，則西域、蒙古皆向策妄阿喇布坦矣，故特遣席柱等前去。」
（《清聖祖實錄》卷二二七，第九頁上－頁下）由此推測，即是倉央嘉措不死，康熙也不會讓他雲遊天 下，因最需防患的就是被蒙古人「迎去」，所以在對外宣布他暴亡後，很有可能把他秘密帶到五台山囚 禁。
[註 41] 同 [註 33] ，卷二三六，第十七頁上－十八頁上。
[註 42] 同 [註 33] ，卷二四一，第十四頁下－十五頁上。意希嘉措（一七○六－一七一七年在位）曾向皇帝請 封賜新印文，並將皇帝賜給的金印文「請封」二字修改為「敕封」二字，印文為「敕封第六輩達賴喇嘛 之印」，印文用漢、滿、藏三種文字。
[註 43] 《清史稿‧藩部──西藏》，第八頁。
[註 44] 張雲俠編、王輔仁校註，《康藏大事紀年》（重慶版）第九十三頁。
[註 45] 同 [註 33] ，卷二六三，第四頁下－第五頁下。
[註 46] 同 [註 45] ；又見《五世班禪傳》（藏文）第二六三頁。
[註 47] 《七世達賴喇嘛傳》（藏文）上部（西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四月）第二章第四十六頁。
[註 48] 同 [註 47] ，第六十二、六十三頁。
[註 49] 同 [註 33] ，卷二七九，第七頁上－八頁下。
[註 50] 同 [註 47] ，第八十七－八十八頁。
[註 51] 同 [註 33] ，卷二七七，第二十三頁上－二十四頁上。
[註 52] 《康藏大事紀年》第九十五頁；又見《西藏通覽》。
[註 53] 同 [註 47] ，第九十五頁。
[註 54] 愛新覺羅‧胤禎，〈撫遠大將軍奏議〉（《清史資料》第三輯）第一五九頁、一七四頁。
[註 55] 《清聖祖實錄》卷二八五，第十六頁上－十八頁上。
[註 56] 同 [註 47] ，第一○七－一○八頁。
[註 57] 《清代藏事輯要》，第七十四頁；《清聖祖實錄》卷二八六，第十八頁上－十九頁下。
[註 58] 同 [註 47] ，第一一二－一一三頁。
[註 59] 《清代藏事輯要》第八十四頁；《清聖祖實錄》，「康熙六十年正月癸未條」。
[註 60] 西藏自治區文管會編，《拉薩文物志‧「用昭萬世」摩崖》（一九八五年）第一四六頁；同見《衛藏通 志‧定西將軍噶爾弼平定西藏碑記》，第三五○－三五一頁。
[註 61] 西藏館藏（藏文）檔案，見《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中國藏學出版社，一九 九四年）第一六七三－一六七四頁。
[註 62] 《聖武記》卷七，〈雍正兩征厄魯特記〉。
[註 63] 一史館藏宮中滿文朱批奏折、西藏館藏（藏文）檔案，均見《匯編》第一六七七頁。
[註 64] 同 [註 47] ，第三章第一八六－一八七頁。
[註 65] 《八世達賴喇嘛傳》（藏文，木刻版）第二十四、二十七頁。
[註 66] 同 [註 47] ，第一章「降生情況」。
[註 67] 《清實錄》（乾隆朝）卷一○七二，第二十八頁上－頁下。
[註 68] 見張羽新，《清政府與喇嘛教‧須彌福壽之廟碑記》（西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九月）第四六二頁。
[註 69] 嘉木樣‧久麥旺秋著，許德存等譯，《六世班禪洛桑巴丹意希傳》（西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八月）
第十四章第五○四－五○五頁。
[註 70] 同 [註 69] 。
[註 71] 《高宗實錄》卷一一一六。
[註 72] 一史館藏宮中朱批奏折，見同 [註 61] ，第一七一二頁。
[註 73] 同 [註 65] ，第一一八－一一九頁。
[註 74] 同 [註 67] ，卷一一八六，第九頁下－十頁下。
[註 75] 除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乾隆撰的《喇嘛教說》的一行小註中仍將噶桑嘉措說成是六世達賴喇嘛、
降白嘉措說成是七世達賴喇嘛之外，從四十五年（一七八○）起的正式諭旨中都確認了噶桑嘉措是七世 達賴和降白嘉措是八世達賴的序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