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形象與統治能力：
以 17 世紀英格蘭內戰時期 政治文宣戰為例 ＊
賴芸儀**
國家海洋研究院副研究員
17 世紀英格蘭內戰時期，議會軍從國王查理一世逃亡時棄置的私人物品 中，發現他與王后荷麗葉特以及朝臣的往來信件。這些信件經議會編整後出版
為The King’s Cabinet Opened（1645）一書，呈現國王聽憑王后指示的軟弱個
性，重創國王形象。本文透過脈絡主義式的研究途徑，梳理與建構相關史料，
試圖探討當時圍繞該書有關政治能力之論述。該書透過打擊王后的形象，來質 疑國王的統治能力。日後保王派則是藉由王后來宣傳君主權威，以及仿效議會 派利用統治者配偶形象來打擊統治者統治能力的做法，透過指責護國公夫人有 欠高雅的行為，嘲諷護國公克倫威爾缺乏統治能力。
關鍵字：再現、圖像、文宣、英格蘭內戰、查理一世
✽ 本論文初稿發表於 2018 年 5 月 31 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研究專 題中心舉辦之「政治變遷與公民意識」研討會。感謝評論人劉嘉薇老師的建議與兩位匿 名審查人寶貴的審查意見，筆者獲益良多。
✽✽E-mail: [email protected]
收稿日期：107 年 8 月 13 日；接受刊登日期：108 年 4 月 24 日
壹、前言
1640 年代因國王與議會之間的憲政衝突爆發內戰，雙方從刀劍打到紙筆，
王權難以再嚴格掌控出版審查，而出版同業公會（the Stationers’ Company）
也無法有效控管成員的現象，更將印刷出版品的數量推到高峰（Clegg, 2008:
229–230）。當時倫敦出版商 George Thomason（約 1602–1666）1四處收集各種 出版品20 餘年，共有超過 26,000 份留存至今（Greenberg, 1988: 387; Thomas, 1991: 125）。16 世紀末，倫敦出現不定期的新聞論冊（pamphlets），內容五花 八門，從羶色腥、道德八股、歌謠、小說、巫術、農民曆、海內外大事到近 期的重大判決與行刑場次都有。及至17 世紀中葉，出版商開始推行定期刊 物（Raymond, 2005: 6）。刊物發行週期短則一週四期，有的一週一期；發行 時間長短，亦有從數週到數年之久的差異。例如1640 年長期議會（the Long Parliament）在與國王發生衝突期間，率先將刊登議事紀錄的手寫週報送印 並在倫敦發送，又增加政論專欄，讓新聞週刊從敘事載體轉變為論戰工具
（Raymond, 2005: 13）。1642 年 8 月爆發內戰後，國王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逃出倫敦前往牛津。隔年 1 月查理一世在牛津成立保王派新聞週 刊Mercurius Aulicus，顯見國王也留意到文宣品的存在與用途（Frank, 1980:
13）。這些刊物的讀者群與今日大眾讀者的組成相比，雖然仍偏少數菁英階 層，但是已可窺見以印刷品推行論述的雛形。
本文的主旨在於運用脈絡主義分析當時政治文宣圍繞國王形象的統治能 力爭論。脈絡主義的研究特色在於主張應將所研究的文本，置於其原有的歷 史脈絡之中，在爬梳相關的文本後，指出文本所處的氛圍和回應的對象，以 及解釋行動者在行動時的意圖（蕭高彥，2014: 5）。此方法運用於本文，是 以1645 年議會出版的國王書信集 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的出版過程為主 軸，探討該書如何呈現當時對統治能力在形象上的描述，以及出版後保王派
1 本文提及人物的生卒年，若無特別註明，均引用自線上版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 raphy（Goldman ed., 2008）。
與議會派如何分別塑造國王查理一世的統治形象。而圍繞此書信集一連串攻 防產生的相關作品，則成為日後研究查理一世統治形象時，出現相反形象的 資料來源。
The King’s Cabinet Opened（1645）一書的出版，起自於 17 世紀英格蘭 第一次內戰時期（1642–1646），議會派軍隊從國王查理一世（1600–1649）
逃亡時棄置的私人物品中，發現他與王后荷麗葉特（Henrietta Maria, 1609–
1669）以及朝臣的往來信件。該戰役不只扭轉了日後的戰局，底定議會派的 勝利，亦由於截獲國王信件，讓議會派的文宣攻勢突飛猛進。雖然未經允許 即出版國王書信，但正因為是國王自己寫下的文字，使議會的文宣顯得具有 權威地位，令人不得不相信，進而揭開王權的神祕面紗（Sharpe, 2000: 390–
391）。這些信件經議會編整後出版，呈現國王聽憑王后指示的軟弱個性，企 圖讓人質疑國王的統治能力。今日歷史學者不僅從該書研究國王的決策過 程，也藉此研究王后在外國人（法國人）與女性的雙重不利身分的限制之 下，如何成為國王重要的政治決策顧問（Bulman, 2010; Knoppers, 2007）。而 本文則以此文本為始點，探討國王與王后的形象連結的由來、議會如何藉由 抨擊國王的家庭關係與醜化王后形象，進而質疑國王個人的統治能力。
在簡介英格蘭內戰的歷史背景與核心文本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的 出版經過後，本文主要分為三部分處理內戰時期統治形象的變化。首先回溯 傳統君主統治形象，檢視查理一世的統治形象是如何與王后連結起來。第二 部分藉由梳理出版品彼此的對話，提出議會派與保王派如何就國王的私人信 件做文章，而從中醜化或者維護國王統治形象的兩派人馬，即造成日後國王 形象研究出現兩極形象並陳的情況。第三部分將討論共和國建立之後，由保 王派以王后代替遭到共和政府封殺的國王肖像與名號成為王權象徵，聲援斯 圖亞特王朝統治之正當性。而王政復辟後，前朝的克倫威爾夫人因為身為護 國公的配偶，成為譴責與嘲諷克倫威爾政權統治不當的替罪羊。透過重構 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及相關出版品的出版歷程，本文希望能對英格蘭內 戰前後期統治形象與統治能力的討論，提供除了傳統政治典籍外，另一種分 析的文本來源和視角。
貳、歷史背景
查理一世與議會的衝突主要起於1640 年年初，當時國王為了籌募出兵平 定蘇格蘭革命運動而不得不召開議會，但是一些在1629 年因為國王獨斷徵收 沿海防禦用的船稅（shipmoney）爭議導致議會遭解散的反對派議員重新當 選。會期中他們大肆抨擊國王的寵臣們，如Strafford 伯爵（Thomas Went- worth, 1672–1739）、Laud 大主教（William Laud, 1573–1645）等人，以及政 府苛捐暴政，並反對再次對蘇格蘭出兵等。議會召開後三個星期，國王因為 意見不合宣布解散議會，史稱「短期議會」（the Short Parliament）。
在1640 年 8 月蘇格蘭軍隊動身南下以及軍需財政吃緊的情況下，國王 於11 月 3 日重新召開議會前，先行於 9 月 24 日在約克（York）召開僅限貴 族參與的「大會議」（Great Council, Magnum Concilium），為的是希望能在萬 不得已非得召開議會時，先行安撫貴族勢力，並先從貴族處取得金援好解燃 眉之急（Akkerman ed., 2011: 939）。2 9 月 7 日國王以令狀通告全國貴族 9 月 24 日召開大會議，並於會中宣布 11 月 3 日召開議會。3由於該議會自從召 開後到1648 年 12 月 6 日遭到軍隊肅清間並未正式解散，故稱「長期議會」
（the Long Parliament）。4
議會為了避免國王解散議會後，又不知何年何月才再召開議會的情況發 生，遂利用程序上的慣例，迫使國王於1641 年 2 月 16 日通過《三年法案》
（The Triennial Act）。5該法案明定日後至少三年召開一次議會，使議會就此
2 國王在等待召開議會以便獲得財政支持前，25 日向約克城借了 20 萬英鎊。25 September 1640, TNA SP 16/468 f.46.（The National Archives, 1640b）
3 24 September 1640, TNA SP 16/468 f.9.（The National Archives, 1640a）
4 國王查理一世因為出兵蘇格蘭造成財政窘困，所以 7 月時曾打算縮減錢幣的成色。然而此 舉遭到主張國王與議會妥協的樞密院成員Sir Thomas Roe（1581–1644）反對，認為雖然依 照共同法與過去的規矩，國王得自行變更錢幣幣值、成色或數量，但根據此事影響範圍之 廣，以及國外案例，國王仍應徵詢大會議之意見為宜（Rushworth ed., 1721b: 1218）。
5 根據 Gardiner 的研究，英格蘭君王傳統上在議會會期快結束時行使已通過法案的同意權
（assent），故行使同意權一事代表結束會期。換言之，國王想擺脫議會的話，唯有同意議會
已通過的法案一途（Gardiner ed., 1906: 155）。
成為政府的常設機構。6 5 月 10 日又通過要求在未經議會自身同意之下，不 得解散議會的法案（The Act against Dissolving the Long Parliament without Its Own Consent），法案開頭明文向國王表示要先立法保障議期，而後才會審查 財政相關法案。
國王與議會正式的衝突發生於隔年（1642 年）1 月初。3 日由上議院發 出的彈劾文中，指稱Mr. Holles、Mr. Pym、Sir A. Haselrig、Mr. Hampden 與 Mr. Strode 等議員7犯下圖謀破壞英格蘭王國的法律與政府基礎、剝奪國王 的王權、對國王的黎民百姓違法亂紀、煽動軍隊違反王命、勾結外國勢力，
以及妨害議會行使其權利等罪行（Gardiner ed., 1906: 236–237）。4 日國王親 自率領武裝士兵前往議會欲逮捕六位議員，但議員們已事先接獲消息而未出 席。國王坐在下議院議長席上質問議長William Lenthall（1591–1662）那些 遭控叛國的議員的去向，Lenthall 並未回答，而是聲明議會特權，表達「議 長」僅對議會而不對國王負責的立場（Rushworth ed., 1721c: 478）。
國王領導的逮捕行動失敗收場，加深他與下議院之間的嫌隙（Rushworth ed., 1721c: 478）。隔日上午下議院封鎖各出入口後，以 170 對 86，通過成立 聲明議會特權的委員會（Vindicating Privilege-Committee），草擬維護議員之 權利與特權之相關聲明。8數日後（1 月 17 日）下議院正式發表聲明，指責 國王的行為不僅侵犯到議會的特權，還侵犯了所有臣民的自由（Gardiner ed., 1906: 238–241）。
一連串調解失敗後，國王不願向議會交出各郡（county）負責整軍的郡治 安長官（Lord Lieutenant）任命權，同時法國出身的王后荷麗葉特與國王出身 歐陸的外甥Rupert of the Rhine 王子（1619–1682）前往荷蘭尋求兵力支援。
議會為了搶得兵權，於3 月 5 日以為了對抗國王身邊的邪惡天主教成員和其 他不懷好意的分子、維護王國安定為理由，自行通過《民兵法令》（Militia Ordinance），將郡長的任命權片面地直接收歸議會（Gardiner ed., 1906: 245）。
6 An Act for the Preventing of Inconveniences Happening by the Long Intermission of Parliaments.
7 Denzil Holles、John Pym、Sir Arthur Haselrig、John Hampden 與 William Strode。
8 5 January 1642. 見 JHC, 1802a。
國王與議會雙方僵持不下，最後國王以恢復傳統固有之自由為名義，於1642 年8 月 22 日在 Nottingham 宣布討伐議會（Gardiner, 1886: 4）。
1642 年第一次內戰爆發後，查理一世所領軍的保皇黨軍隊起初佔有優 勢，而後漸露疲態。1646 年夏末查理一世兵敗逃往蘇格蘭，被英格蘭議會出 價買回國，成為俘虜。11 月時查理一世從他被扣押的地方逃出，意欲再度 舉兵，結果失敗，再度遭到拘禁。12 月時查理一世與蘇格蘭私下定約，以三 年採納蘇格蘭長老教會體制並壓制其他教派，就能給予軍事上的援助作為條 件交換。1648 年 5 月 3 日蘇格蘭發出要求英格蘭獨尊長老教會、遣散主張宗 教寬容的獨立派（the Independents）軍隊的宣告，並在 7 月以兩萬多人的軍 隊揮兵倫敦，英格蘭議會不得已而倉促任命克倫威爾領軍。此戰役中查理一 世再度兵敗被捕，結束第二次內戰。
查理一世再度兵敗於議會後，議會開始討論該如何處置國王。在議會爭 執不休之際，12 月初隸屬於克倫威爾的威爾斯軍隊的 Thomas Pride 上校（不 明–1658）率領七千名左右的兵力進佔倫敦，並於 6 日率兵進入議會逮捕、驅 離立場保守的議員，故稱「普萊德肅清」（the Pride’s Purge）。期間部分議員 起身反對軍隊的暴行，但最終屈服於士兵的武力威嚇之下。剩餘議員組成的 議會則被稱為「殘餘議會」（the Rump Parliament）（Coward, 1994: 236–237）。
殘餘議會就在軍方強勢介入的情況下，組成最高法庭，受理控訴國王叛國罪 的案件（Cust, 2007: 448–449; Holmes, 2010; Kelsey, 2003; Wedgwood, 1959）。
20 號到 24 號審判期間，查理一世一直宣稱該法庭沒有審判他的權力，因為 他的權力與職務來自於上帝，惟有上帝才能審判他。1649 年 1 月 30 日星期 二，查理一世於倫敦白廳宮（the Palace of Whitehall）前廣場被處刑（Wedg- wood, 1959）。
從英格蘭內戰時期政治出版品的歷史背景來看，目前可考最早裝訂成冊 的新聞集（newsbook）出版於 1641 年 11 月 29 日，報導議會當週收到數封來 自愛爾蘭的信件，記載當地發生的政治動亂（Raymond ed., 1993: 2）。而議會 自己發行、刊載議程與辯論的單張新聞公報（newsletter），則可追溯至 1628 年，用以公告周知及收錄於圖書館和檔案館（Cust, 1986: 63）。雖然在 1643 年6 月議會曾立法將出版品管理的權力《印刷品管制法令》（An Ordinance
for the Regulation of Printing），由國王手中轉移至議會，改令所有議會命令與 公告，皆需經議會授命才能刊行，並重申所有書籍都要有出版同業公會（the Company of Stationers）的許可字號才能發售。9但此套出版審查制度，在 1640 年代內戰時期，因廢除國王法庭（the Star Chamber）與戰亂之故，形同 具文，及至共和政府時期才日趨嚴格（Auchter, 2001: xvii）。諷刺的是在共和 政府時期負責出版審查的人，正是在內戰時期著述《論出版自由》（Areop- agitica: A Speech of Mr. John Milton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sed Printing to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1644）反對言論審查的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
本人。
參、 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的出版
1645 年 6 月 14 日，議會派的新模範軍（the New Model Army）在 Thomas Fairfax 將軍（1612–1671）的指揮下，於英格蘭的納斯比（Naseby）10一地大 敗保王派軍隊，國王棄甲敗逃。隨後議會軍在國王棄置的行李裡發現一個信 件篋。11兩日後（16 日）上議院接獲領軍的 Fairfax 將軍以及克倫威爾將軍
（Oliver Cromwell, 1599–1658）等人關於打敗國王軍的報告，並知曉信件的存 在，12自此開始一段圍繞著信件的文宣戰。
9 “June 1643: An Ordinance for the Regulating of Printing”，見 Firth and Rait eds., 1911。
10 位於 Northamptonshire。
11 此處將 cabinet 翻譯為信件篋，是因為在紀錄中，這是個小箱子（packet），而不是空間上的 小房間。“Touching the number slain in this battel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gain any certain account:
there were taken prisoners near 5000, viz. six colonels, eight lieut. colonels, eighteen majors, seventy captains, eighty lieutenants, eighty ensigns, and about two hundred inferior officers, besides many of his Majesty’s houshold servants, and above 4000 private soldiers. There were also taken all the King’s train of artillery that was in the field, viz. twelve brass pieces of ordinance (where of two were Demi-Cannon,) two mortar pieces, about 8000 arms, forty barrels of power, all the bag and baggage, and very rich pillage, which the soldiers had possess’d themselves of at the taking of Leicester, above one hundred colours, the King’s sumpter, several coaches, and his Majesty’s cabinet of papers and letters, &c.”（底線為筆者所標）見 Rushworth ed., 1722: 44。
12 16 June 1645. 見 JHL, 1767–1830: 432–436。
從納斯比戰場上獲得的這批書信本身具有極高的軍事情報價值，其中記 載的國王軍動向的重要情資，讓議會軍得以打亂國王原先於西半部的戰略布 局。原本Fairfax 不願打開彌封的國王書信，但在同僚克倫威爾與 John Ireton 的堅持下打開驗件，並通知議會（Rushworth ed., 1701: 49–50）。23 日下議院 收到信件，責成專門委員會整理與編譯外語和暗碼的段落。13委員會於30 日 決議將信件副本公開於倫敦市的同業公會大廳，並製作副本送往蘇格蘭議會 與國外。14送到蘇格蘭的意圖，在於讓同屬新教陣營的蘇格蘭了解國王與天 主教徒合作的意向，以提高兩邊議會合作的可能性。至於蘇格蘭方面，也因 為聽聞有己方成員涉入與國王私下談條件或傳遞情報之事，而向英格蘭議會 提出要求，准許他們閱覽信件。幾經考量，英格蘭議會同意蘇格蘭議會可以 派人檢視和蘇格蘭重要人士相關的信件片段（Peacey, 2000: 220）。此批信件 也被用來強化部隊的向心力，提高士氣。例如8 月 15 日議會下令製作部分 國王與王后往來信件的副本， 送給威爾斯北方的部隊閱覽（Whitelocke, 1853: 496）。
經過數日的猶豫以及上議院的催促，下議院於7 月 1 日將編譯過的信件 轉送至上議院，並要求上議院務必妥善保管信件，日後歸還下議院。15同時 即便尚未取得上議院的許可，在下議院的要求下，出版同業公會調派人力與 器材加快出版進程（Maddison, 1966: 3–4）。破解信中暗碼時，疑似發現與「火 砲」（gunfounding）有關的字詞，為此下議院要求海軍委員會即刻處理，找 尋能破解密碼的人。16月底議會軍的牧師Hugh Peter（或作 Peters，1598 年 受洗，1660 年歿）帶來破解碼，獲得兩院聯席財政委員會獎賞 100 英鎊。17 下 議 院 指 派 三 位 論 冊 寫 手 Marchamont Nedham（1620–1678）、Henry Parker（1604–1652）與 Thomas May（1596 年後出生，1650 年歿）進行出 版作業的同時，還派人召集倫敦市民到出版同業公會處聽人宣讀信件內容
13 有的信使用法文與暗碼寫成。23 June 1645. 見 JHC, 1802b: 182–183。
14 30 June 1645. 見 JHC, 1802b: 189–191。
15 26 June, 1 July 1645. 見 JHC, 1802b: 185–187; 191–193。
16 30 June 1645. 見 JHC, 1802b: 189–191。
17 26 July 1645. 見 JHC, 1802b: 219–221。
（7 月 3 日）（Raymond, 2009: 57）。7 月 9 日出版同業公會印好 The King’s Cabinet Opened，並於 14 日正式流通市面。18前保王派寫手Nedham 在他當 時負責的議會派刊物Mercurius Britanicus 裡，提到這些信件的政治影響力甚 巨（Audley and Nedham eds., 1643: 809）。Henry Parker 除了接受下議院指示編 輯書信外，還奉命與律師出身的文祕署事務官（master-in-ordinary in the court of chancery）John Sadler（1615–1674）一同以書信為材料，撰寫對外聲明 The Great Declaration to the World，強化議會對抗國王的正當性，尋求外國認 同。19經整理過後，信件內容揭露國王與歐洲天主教勢力的國家接觸，試圖 取得外援的證據。因此讀到信件的議員，逐漸產生堅持不和國王妥協的念頭
（Peacey, 2000: 218）。
當時有讀者認為此書揭露國王對外會談或私訂協定的祕辛，殺傷力極 大，一時之間，就連保王派陣營內也難產生足以對抗的論述（Maddison, 1966:
7–8）。尤其是人在海外的王后在書信集內的形象，仿若不斷鼓吹丈夫實施暴 行的馬克白夫人，敦促國王為她鏟除異己。故議會出版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一事，不僅是議會與國王徹底走向決裂的開端，也開啟了內戰的文宣 戰（Bulman, 2010: 47; Hirst, 2003: 213; Raymond, 2003）。原本就不受人民歡 迎的天主教徒王后，此時更成為眾矢之的（Raymond, 2009: 58–59）。
議會經過此事嚐到文宣戰搶得先機的甜頭後，逐漸改變早年將政治事務 視為隱密不得公開的態度，轉為採取主動出擊、選擇性地曝光政治文件的策 略（Maddison, 1966: 9）。此外，出版信件的過程，亦反映了議會內上下議 院、乃至於下議院內部，就英格蘭議會與蘇格蘭議會關係之議題上的派系
（faction）衝突（Peacey, 2000）。Peacey 指出利用出版信件來打擊相關人士 的做法，在Elizabeth I（1533–1603）時期就有，當時英格蘭政府透過出版 Casket Letters，宣傳蘇格蘭的瑪麗女王（Mary Queen of Scots, 1542–1587）與 情夫Bothwell 伯爵（James Hepburn, 1534–1578）密謀殺害第二任丈夫 Henry
18 Maddison 指出 Nedham 曾在當時負責編輯的議會新聞報刊 Mercurius Britanicus 的 90 號寫 道自己先前擔負編篡國王書信的重責大任（Audley and Nedham eds., 1643: 809; Maddison, 1966: 4–5）。
19 26 June 1645. 見 JHC, 1802b: 185–187。
Stuart（Lord Darnley, 1545–1567）的說法，藉此打擊蘇格蘭女王的政治聲望，
以免其獲得英格蘭國內貴族支持，成為英格蘭的王位繼承人（Buchanan and Wilson, 1571; Peacey, 2000: 214）。
然而國王的書信牽涉的政治鬥爭，不僅僅是國家內的政治鬥爭，還涉及 國與國之間的政治角力。例如為了不影響到英格蘭議會與蘇格蘭議會之間的 微妙平衡與合作的可能性，避免橫生枝節，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並未收 錄與蘇格蘭王國相關的信件（Peacey, 2000: 223）。不久之後議會截獲的 Digby 信件也比照辦理，並未出版與蘇格蘭相關的部分，以保持合作的關係。20 而獨立派內較為激進的人士，則希望藉由掌控這些信件進而防堵蘇格蘭勢力 介入（Peacey, 2000: 232）。為此與新模範軍等軍方獨立派（Independents）關 係較好的議員，擔心情資走漏，遂限制親蘇格蘭的議員（尤其是上議院）閱 讀相關信件（Peacey, 2000: 216–217）。最後在上議院簽署保證書，保證一定 完整歸還信件給下議院後，才得以閱覽。21
肆、各方對 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之回應
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的重點在於揭露查理一世聽任法國出身的天主 教王后建議，試圖引入外國（法國）勢力、與愛爾蘭叛變的天主教徒和談，
以及承諾會免除國內天主教徒罰鍰的消息，進而打擊國王的統治形象（Whi- telocke, 1853）。出版界很早就注意到這批信件的政治新聞價值。在截獲此批 信件之前，議會出版品中對於王后左右國王的攻擊，多屬間接證據，甚至是 造假。例如1642 年 8 月 17 日出版的刊物寫到截獲載有王后金援國王的船隻 之類的傳聞（Anon., 1642: 2–3）；或是內戰初期 1642 年初下議院經手出版的 兩冊書信集，指稱國王身邊的王后派人士George Digby（第二任Bristol 伯爵，
1612–1677）與王后互相通信，謀劃愛爾蘭的叛亂事件（Digby et al., 1642;
Henrietta Maria, 1642），甚至後來議會還依據王后的回信，起訴 Digby 叛國
20 19 January 1646. 見 JHC, 1802b: 410–411。
21 26 July 1645. 見 JHC, 1802b: 219–221。
罪（Schneider, 2018: 41–43）。22
1645 年獲得的這批王家信件，讓議會有了大力操作的真實材料。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中結合國王與王后形象打造統治論述的做法，可追溯 至1620 年代，不過當時是國王將王后與自己的形象連結起來，用以強化自身 的統治正當性。1625 年 5 月英格蘭王國與法國試圖藉由兩人的政策婚姻化解 長久以來的衝突。為了慶祝締結和平協議，1626 年英格蘭方面製作聯姻紀念 章，正面是查理一世與荷麗葉特相互面對的側面肖像，背面則是小天使手持 分別代表英格蘭的薔薇與法國的百合。23而後國王數次呈現王后作為替英法 兩國帶來和平之人的形象，進一步強化兩人形象的連結，顯示他帶來了和平 之世。到了1630 年代，當王后在她的私人禮拜堂裡重新引入天主教儀式，引 發信奉新教的臣民不滿的時候（Thurley, 2002: 247–248），國王就下令鑄幣廠 的著名工匠Thomas Rawlins 製作新的聯姻紀念章，正面是國王與王后的雙人 胸像，背面則改為正義與和平兩位女神相互親吻祝福，小天使在她們身後高 舉象徵和平的橄欖枝（Farquhar, 1905: 250–262）。24該紀念章的用途，在於以 國王的身分提醒臣民，應當謹記王后對兩國和平的重要性。然而國王在1630 年代冀望將自己與王后的形象緊密連結在一起的政治宣傳手法，於1642 年 議會出版的書信集中，卻是以負面的方式呈現。國王一手打造的兩人形象，
在共同分享政治權威時，實際上也要共同承擔政治責任。
在內戰初期議會尚未與國王決裂前，議會並不主動攻擊國王（包含形 象），而是走清君側的路線，25因此早先與國王形象緊密相連的王后，代替 國王成為被攻擊的箭靶。可以說1645 年 Naseby 的書信集中，王后形象之所 以有遭到利用的機會，其緣由來自於國王早年的宣傳策略。書信集的出版，
使原先屬於國王私有的空間與物理上的界線被破壞，一切頓時攤開在臣民面
22 然而根據日後學者研究，認為王后的回信是偽造的，為的是製造出 Bristol 伯爵、王后與 法國國王（王后的哥哥）連成一氣的氛圍（Schneider, 2018: 42–43）。
23 The British Museum (1626), Museum Number: M.7079.
24 The British Museum (1636), Museum Number: BNK, EngM.60.
25 此點可由議會沿用帶有國王頭像的鑄幣模型看出。而且此時議會軍裡面的各部隊軍旗仍 可見到不少「為了國王」（for the King）這類字眼（Young ed., 1995）。
前。故有學者認為議會出版國王書信集一事，已侵害國王作為君主的個人空 間及其形象的神聖性（de Groot, 2004: 71–76），並使得國王的眾多舉措，有 了任憑議會派解釋的空間（de Groot, 2004: 79）。
為了有效運用書信以取得最高的政治效果，議會立刻進行情報管制，於 30 日下令，未經許可，任何人都不得刊印任何隻字片語。26但在議會於6 月23 日接到信件後不久，就有新聞報刊報導相關消息，甚至早於 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出版前，即已登載部分信件內容（Schneider, 2018），可見這 批書信的話題性十足，讓出版商寧願違反議會的出版禁令也要搶先出版獲 益。禁令時效解除後，同屬議會派刊物的The Parliaments Post 第 10 號刊
（1645 年 7 月 8 日至15 日）指出，國王的信件讓人民看到他的真實面貌，就 是個以討好王后為依歸，被愛沖昏頭，連引入法國軍隊到英格蘭本土都在所 不惜的君主（Bishop, 1645）。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引述了像是國王要求 王子得問過王后後，才能正式任命侍從，或是國王把Uxbridge 條約（Treaty of Uxbridge）的草稿先給王后過目等內容（May et al., 1645: 11; 38），其書末 的評論寫道：
顯而易見地，王后掌管著國王的樞密院；雖然她擁有較為軟弱的 性別、生於異國、信奉完全不同的宗教，但她經手所有大小事務。
〔……〕連王子未獲許可就先行承諾要將某位優秀人才設立為自 己的近侍，即便為了昭信天下，國王都不敢直接追認，都要寫信 到法國問過王后再說。（May et al., 1645: 43）
查理一世當時堅持自己作為英格蘭統治者，基於古老傳統法律，且經過 加冕誓詞確認，擁有憲政上的權力。但國王要與愛爾蘭的天主教徒談判的消 息，在1643 年初就已甚囂塵上（Cust, 2007: 374），而國王所提出的內容，對 英格蘭本土的新教徒而言，無異於是敷衍與拖延。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出版後，The Parliaments Post 第 11 號刊（1645 年 7 月 16 日至23 日）更明
26 30 June 1645. 見 JHC, 1802b: 189–191。
白地將Uxbridge 條約的失敗歸咎到王后頭上，指稱國王被愛沖昏頭，凡事讓 王后替他做主，才會落到這般田地（Bishop, 1645）。「問過王后後再說」成為 國王統治形象的代表句，而國王因王后之故而偏袒天主教，則是議會所希望 呈現的畫面。
保王派曾試圖反擊國王偏袒天主教的形象。在8 月 8 日於國王軍根據地 出版的匿名著作Some Observations upon Occasion of the Publishing Their Maj- esties Letters 中，作者宣稱國王「既非大膽狂徒所說教宗派的奸邪之人，也不 是假冒教宗派的耶穌會派」，而是「信仰的守護者」（defender of the faith），這 點是國王對王后無法妥協的（Anon., 1645b: 1–2）。書中提及 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第 8 頁，當國王寫信給王后提到他將會給予國內的天主教徒保障時，
仍舊強調堅守自身英國國教立場的原則，顯示兩院斷章取義，抹黑國王真正 的宗教意向（Anon., 1645b: 2; Charles I, Parker, and Sadler, 1645: 8）。再者，書 信裡國王明明是對臣民的和平念茲在茲的形象，不應該被議會曲解為肆意妄 為（Anon., 1645b: 6）。此外，針對愛爾蘭問題，國王引入蘇格蘭勢力，為的 是藉由與他較為親近的蘇格蘭征服愛爾蘭，協助英格蘭統治該地，而非對蘇 格蘭利益輸送之舉（Anon., 1645b: 10）。
同時國王本身也對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的發行表示意見。在 9 月 3 日保王派發行的 Two Letters of His Sacred Maiesty 裡收錄的第一封信，是 8 月1 日由國王的親信 Bristol 伯爵 George Digby（1612–1677）寄給國王派駐 愛爾蘭的特使。信中轉述國王的說法，指稱國內宗教事務本來就是國王說了 算，故當國王說要取消對羅馬天主教徒的刑罰時，旁人無可置喙（Digby and Charles I, 1645: 2）。另一封為國王在 8 月 4 日寫給國務祕書（Secretary of State）Edward Nicholas（1593–1669）的信。信中批評「叛亂者」（Rebells）將 他的書信出版的舉措侵犯他的隱私、相當不智，並表示雖然他無意為自己所 寫過的文字辯護，但是他對那些針對王后的攻擊相當不悅（Digby and Charles I, 1645: 6）。
此書信出版後幾日，保王派在議會佔領下的倫敦刊行Two Remarkable Letters Concerning the Kings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Irish Rebels（1645 年 9 月 7 日），收錄兩封書信與愛爾蘭天主教徒對國王的提案，其中第一封與 Two
Letters of His Sacred Maiesty 的第一封信相同，第二封信件的真實度則存疑。
該書的編者坦言有造假嫌疑，但認為內容具可信度，因而刊登。此信是Bristol 伯爵George Digby 寫給 Clancarty 伯爵 Donogh MacCarty（1594–1665），信裡 指稱國王寧願失去愛爾蘭，也不會承認愛爾蘭的天主教徒擁有與英國國教徒 同等的權利與地位。Digby 還說那些天主教徒以為國王其實骨子裡是個天主 教徒，如此一來就便於統治該地，試圖替國王偏袒愛爾蘭天主教徒的做法開 脫。至於愛爾蘭天主教徒的提案則顯示他們對國王極度忠誠，甚至若這些天 主教徒的房產無人繼承時，就歸國家所有，報效陛下（Digby and MacCarty, 1645）。
之後有議會截獲的其他書信仿效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的形式，陸續 出版，例如The Kings Packet of Letters Taken by Colonell Rossiter（1645 年 10 月）27、Lord George Digby’s Cabinet（1646 年 3 月）與 The Irish Cabinet（1646 年 1 月）（Digby et al., 1646; Charles I, Baron, and O’Neill, 1645; Charles I, 1646）。
在國王於納斯比遺落信件後不久，負責與王后聯繫的國王首席祕書（principle secretary）George Digby 的信件，在 10 月底於 York 郡的 Sherborn 也遭截獲。
Lord George Digby’s Cabinet 中出現保王派對於納斯比信件出版的感想。例 如一封7 月 10 日由 Digby 代筆的書信，提到國王在納斯比不幸且大意遺落
（unfortunately and heedesly lost）了信件，導致在倫敦出書的事，希望王后不 要感到不快，並擔憂信件曝光後，和外國正在進行中，或是打算進行的外交 協商，將難以再祕密地進行下去。如此一來，外國君主，像是尼德蘭共和國 的執政者Orange 親王（Prince Orange, Frederik Hendrik, 1584–1647），可能會 因為消息走漏而打消結盟的念頭（Digby et al., 1646: 61）。
至此可知，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刻意羅織王后致使國王統治無方的 罪名。即便公開流通的信件收信人不僅止於王后，但經過刻意編排的內容和 媒體評論，讓王后成為主要的攻擊目標。議會不滿王后數度寫信提醒國王不
27 雖然 The Kings Packet of Letters 的標題模仿 The King’s Cabinet Opened，但查無議會下令
出版的紀錄；不過書中頭兩封信件的內容的確有記載在議會的會議紀錄中。見Schneider,
2018。
要承諾常年召開議會（perpectual Parliament）。28 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的序言表示此書將揭開教宗派（popery）與敵基督者（anti-Christian）的真面 目，讓王后無法再隱身幕後（May et al., 1645）。書裡對王后的批評有生錯性 別（女性）、長錯地方（法國）、信錯宗教（天主教）三項（May et al., 1645:
43）。在書籍出版前，負責編輯的 Nedham 就已利用這批信件作為素材，取代 原本的攻擊目標Mercurius Anlicus，並從早先針對國王在牛津的亂臣賊子，
改為大肆抨擊王后干政。Nedham 在 Mercurius Britanicus 第 88 號刊（1645 年 6 月 23 日至 30 日）寫道國王以王后馬首是瞻，第 89 號刊則繼續批評王后 不信任為了保王派鞠躬盡瘁的Rupert 王子，反對國王任命他為將軍（Audley and Nedham eds., 1643: 793; 801）；然而事實上王后在信中也只是說沒有讓 Rupert 王子知道她和國王之間使用的暗碼而已（May et al., 1645: 31–32）。
及至7 月 14 日書信集出版流通後，Nedham 正式在 Mercurius Britanicus 第90 號刊起，連續數期引用 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猛攻王后干政的行為。
91 號刊（1645 年 7 月 21 日至 28 日）裡，Nedham 甚至直呼王后為「洗碗槽 夫人」（Lady Cloaca），嘲笑說 Mercurius Anlicus 的編輯一定是轉派到「洗碗 槽夫人的廚房」（Lady Cloaca’s Kitchin），而不再受到「渾蛋室」（Malignant Chamber and Closets）的重用。
在對王后的一片罵聲之餘，雖然議會內有不同的看法，但並沒有起作用，
議會依舊繼續出版抨擊王后的刊物。像是主和派成員認為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的編輯有所偏頗，並沒有披露對查理一世與主和派，乃至於對王后有 利的信件（Peacey, 2000: 221）。例如日後 19 世紀出版的王室書信集裡，國王 雖然曾要求兒子凡事要聽母后的話，但唯有宗教事務例外（Henrietta Maria, 1857: 316–317）。這封信顯示出國王的宗教立場並非全然聽任王后的證據，卻 沒有收錄在內戰時期議會出版的書信集中。同時下議院議員Bulstrode Whi- telocke（1605–1675）曾說過 Uxbridge 條約之所以破局，癥結點在於國王並不 認可倫敦的議會的合法性，故不願與議會有進一步的協商（Whitelocke, 1853:
28 例如 1645 年 2 月 14 日與 3 月 30 日兩封信件。見 Henrietta Maria, 1857: 286；May et al., 1645: 28。
453–454），可見仍有議員認為議會與國王破局的關鍵在於國王自身，而非枕 邊風。然而即便有前述說法，此時國王與王后在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的 形象—由法國來的天主教王后操弄意志不堅的國王，仍持續發酵。延續此 路線的書信集一一出版，試圖打擊國王的統治地位。而共和國建國後，議會 依舊利用新任國王的書信來攻擊其統治地位。例如在Mercurius Politicus 第 2 號（1650 年 6 月 13 日至 20 日）公開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1685）的 書信，藉此證明查理二世仍試圖與蘇格蘭和法國結盟來威脅英格蘭，顯示新 王同樣不可信賴。
伍、國王形象及其統治正當性
內戰爆發以前，國王查理一世的形象採取的是傳統路線，強調正義、審 慎、堅毅與節制等德行（四基德）。同時他也將家庭視為具體而微的國家，
而他的宮廷正是自身作為統治者展現能力的場域：
國王的宮廷是其國家的化約版，臣民環繞著他們：〔……〕臣民 不會時時刻刻看到他們的國王，但是他們可以從國王宮廷的舉手 投足窺測。（Struther, 1632: 70）
為此，查理一世身為國王如何經營他的家庭，也就成為學者研究的主題之 一。作為英格蘭王國歷史上難得的和樂家庭，查理一世與王后荷麗葉特的感 情深厚，有目共睹（Cust, 2007: 148）。
然而就當時的統治形象而言，愛妻的舉動並非首要，甚至是有違男性氣 概的做法。議會則是在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中以此質疑國王，認為國王 並不具備統治者應有的傳統特質。加上書信集中王后對國王的政治事務，乃 至於軍事部署都曾加以指點，顯示出她涉入頗深，難辭其咎。像是在內戰爆 發前夕，避走海牙（the Hague）的王后寫信給國王，表示如果不幸發生戰爭 的話，可以向王后的母國法國求援（1642 年 6 月 9 日）（Henrietta Maria, 1857:
80）。信中也提及王后為了籌措國王的軍需費用，典當自己的珠寶。29又好比 她不建議國王離開牛津，原因在於那裡適合匯集從北方、威爾斯和愛爾蘭來 的軍隊；一旦匯集之後，王后就可以動身與國王會合，一同進軍倫敦。30
保王派試圖將信件定義為私人信件，希望保有國王的個人空間。今日亦 有學者基於信件中呈現兩人鶼鰈情深的形象，認為這是本情書集，而不該視 為政治書籍（Potter, 1989: 60）。例如雙方在書信開頭總以「寶貝心肝」（Deare heart）互稱（Henrietta Maria, 1857; May et al., 1645）；或是國王曾經抱怨王后 來信不夠積極，以為王后不夠想念他，還約定使用只有彼此知道的暗碼寫信 等（May et al., 1645: 4; 8）；或是認為國王對王后的愛情，勝過現實政治的 壓力，讓他主動做出不前往王后討厭的議會的決定，而不是出於王后的要求
（Hirst, 2003: 216）。對此，保王派出版的匿名著作 A Letter（1645 年8 月12 日）
回應說這是夫妻舉案齊眉、互動良好的典範，反倒會讓讀者自慚形穢，覺得 該對自己的妻子好一點（Anon., 1645a）；同時主張即便王后與國王討論宗教 事務，也都是出於追求真理，不應做過度的政治解讀（Anon., 1645a: 4）。至 於國王向王后表示「我賦予你以我名義行事的權力，來免除英格蘭的羅馬天 主教徒的罰鍰」時，作者也認為國王不應再對天主教徒有更多的寬容了，否 則就是為了教會而不把法律放在眼中（Anon., 1645a: 10–11）。
保王派在1645 年 7 月 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出版後，針對議會派利 用國王與王后關係緊密一事做文章加以反擊（Raymond, 2009: 59）。例如查理 一世在牛津的隨行神職人員Thomas Browne（1604 年受洗，1673 年歿）於 8 月 22 日匿名出版 A Key to the Kings Cabinet 反擊議會派（Browne, 1645）。
跟A Letter 一樣，A Key to the Kings Cabinet 也主張查理一世是以一個丈夫的 角色，而非一國之君來寫這些信給王后（Browne, 1645: 52）。由於 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裡的書信並非捏造，事實擺在眼前，保王派無法否認也無法 批評國王，落得只能用國王深愛王后來自圓其說（Audley and Nedham eds., 1643: 817）。就此觀之，保王派此時回應的策略，主打「赤誠」（nakedness），
29 1643 年 1 月 8 日。見 Henrietta Maria, 1857: 153。
30 1643 年 5 月 11 日。見 Henrietta Maria, 1857: 198。
試圖將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導向夫妻之間的私密話語（Hirst, 2003: 219）， 像是夫妻間的相互慰問，或是煩惱子女教養問題等等，只不過因為兩人身兼 國王與王后的身分，所以討論的議題跟一般夫妻略有不同而已。
然而正是國王無視現實政治壓力、自以為是的舉動，落人口實，讓下議 院得以用這批書信操作輿論，強化了王后對國王造成不良影響的形象。其攻 擊力道之大，就連保王派也無法完全替國王開脫。像是保王派強調信件篋與 書信是國王個人的空間與事物，應當受到尊重、不容侵犯的說法，反倒讓議 會派得以著力於公領域的攻擊策略，主張言論自由（de Groot, 2004: 73–74）。
同時A Key to the Kings Cabinet 主張人民不得對君王私領域（書信）置喙的 論點，就與數日前出版、針對書信內容加以討論與辯護的另一本保王派著作 Some Observations upon Occasion of the Publishing Their Majesties Letters 產生 矛盾（Anon., 1645b）。
當時對於傳統上國王應有的德行及其形象之描繪，可參照1648 年出版的 法律書籍A Manuall or Analecta Formerly Called the Compleat Justice 的刊頭插 畫（Anon., 1648）。保王派的出版商透過刊頭插畫支持國王，主張查理一世 擁有君主該有的特質。根據大英圖書館登錄書目，出版商「W. L.」與「D. P.」
兩人的身分，分別是William Lee 與 Daniel Pakeman，其工房位在倫敦城的 印刷業集散地艦隊街（Fleet Street）的彩虹區（Rainbow），以出版政治與法 律書籍為主。哈林頓（James Harrington, 1611–1677）的《大洋國》（Oceana, 1656）也是由他們出版。版畫則是由對「寓意畫」（emblem）有所研究的版畫 師William Marshall 製作，其重要的作品是為了遭到處死的國王加以辯護的著 作，Eikon Basilike（1649）一書的刊頭插畫（Charles I and Gauden, 1649）。
他曾為當時有名的寓意畫集（emblem books）的作者 Francis Quarles 製作插 畫（Quarles and Marshall, 1635）。
圖案中國王查理一世穿戴王冠與王袍，左右手分別持權杖與寶珠，頭上 為華蓋，端坐在王座上；五位法學者William Lambarde（圖中寫作「Lam- bert」，1536–1601）、Richard Crompton（1529–1599）、Sir Thomas Littleton
（1417–1481）、Michael Dalton（1564–1644）與 Sir Edward Coke（1552–1634）， 伴隨著國王。畫面四角裝飾「四基德」（cardinal virtues）的擬人代表（North,
1966: 165）：位於國王右手邊，戴著頭盔、雙手環抱殘柱的女性象徵堅毅（for- titude）；左手邊手持寶劍與天秤的女性則是象徵正義（justice），矇住的雙眼 表示其公平公正的本質；畫面左下角的女性代表審慎（prudence），她一手持 羅馬神明Mercurius 的雙蛇杖（Caduceus），另一手則拿著刀子，意味著只要 情況不對，她就當機立斷，用刀子把自己的頭髮割斷，以免被人抓住；最後 右下角處，舉起水壺小心翼翼地往杯中注水的女子，象徵自制力，代表節制
（temperance）（Whitney, 1586: 2; 181; Withers, 1635: 242）。對照 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中國王猶豫不決、耳根軟又聽任王后做主的情況，A Manuall or Analecta Formerly Called the Compleat Justice 刊頭插畫則彰顯了查理一世 作為一國之君具備的四種德行，果敢堅毅且深具智慧。儘管如此，從1630 年代起，國王將王后與自身形象連結在一起來維繫統治權威的做法，仍使得 查理一世的統治形象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對王后形象攻擊的影響。
此時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一書所形成的新政治語言，不止在議會派 流傳，也影響到保王派。保王派雖然抨擊議會的手法不當，但他們隨即仿效 以「揭祕」二字引發讀者好奇心的手法，例如印刷詆毀克倫威爾及其黨羽的 版畫作品，Oliver Cromwells Cabinet Councell Discovered（約 1649）。31該版 畫模仿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的名稱，但將原本意指「信件篋」的 cabi- net，代換成「小房間」的意涵。畫中克倫威爾與國務會議（the Council of State）的成員和惡魔並肩而坐，一同策劃陰謀詭計。32之後一系列的仿效 著作中，cabinet 變成指涉室內空間，而不再是信件篋。此事可見 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所產生的影響，已經脫離原本指涉的對象物，產生新的用法 與意涵。
31 版畫 Oliver Cromwells Cabinet Councell Discovered（The British Museum, 1649(c.)）製作者 不明。
32 根據版畫上方中央的共和國國徽，可以確認製作日期為 1649 年 2 月議會下令設計共和國 國徽之後（Rushworth ed., 1721a）。
陸、王后形象的反擊
與對護國公政體統治正當性之質疑
查理一世死後，在圖像上與國王緊密相連又廣為人知的王后形象，成為 王權統治的新代言人。1649 年 1 月，國王查理一世經議會組成的法庭宣判叛 國罪，以死刑處決；1651 年 2 月，國務會議下令將查理一世的名號、紋章與 肖像自公共場所移除，改放共和國的名號與紋章。33此舉讓王后的形象肩負 起維繫在共和政府（1649–1653）與護國公政府（1653–1659）時期王權形象 能見度的重責大任（Bassnett, 2009: 1）。隨著王權形象擔綱者由國王轉移至王 后，保王派對於共和政府乃至於克倫威爾的護國公政府形象的攻擊對象也有 所調整，不僅針對克倫威爾本人，還將克倫威爾的妻子伊莉莎白（Elizabeth Cromwell, 1598–1665）列入其中（Anon., 1664; M., 1655）。
呼應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的書名及延續「揭祕」的文宣手法，
1649 年英格蘭共和國建國後，保王派在 1655 年以王后荷麗葉特的名義出版 The Queens Closet Opened（1655）。書中內容包含物理、化學、醃漬物、甜 點與料理等家事知識，試圖以王后的博學多聞形象，對照當時粗鄙的克倫威 爾政權，喚起人們對於過往王政時期的記憶。The Queens Closet Opened 分為 三部分，記載王室家傳及各方貢獻所得的醫學與廚藝資訊，顯示荷麗葉特王 后身處王朝的中心地位，同時也是王室家務知識的傳承者、知識和精緻文化 的愛好者與贊助者。根據Jayne Archer 的研究，該書作者 W. M. 為王后的天 主教僕役Walter Montagu（約 1603–1677）。Montagu 為 Manchester 伯爵的次 子，曾是國王寵臣Buckingham 公爵的手下。在 Buckingham 公爵於 1628 年 遇刺身亡後，他轉為效忠王后陣營，成為要角，並在1635 年皈依天主教。經 學者考證，發現Montagu 不僅是王后的僕役，還是她的非官方祕書及間諜，
負責王后與母親（法國的王太后Marie de Medici，1575–1642）、查理一世，
和國內顯貴之間的重要聯絡（Archer, 2002）。
33 9 April 1650. JHC, 1802c: 394–396.
The Queens Closet Opened 這本與政治人物有關的家事寶典擁有廣大的 讀者群，即便是在克倫威爾的護國公政權時期，此書的銷量亦頗佳。根據紀 錄，自該書出版以來，及至1698 年，共計出版超過 18 版（Archer, 2002）；
且有女性將此書當作家務寶典傳承給女兒，代表書中所記載的食譜與美容藥 方的確有所本，並非全然虛構的政治著作（Knoppers, 2007）。在 1659 年版的 出版序上，出版商甚至寫下「本書內容詳實」的廣告語句（M., 1659）。在此 書出版之前，市場上已有類似書籍，The Ladies Cabinet Opened（1639）、A Closet for Ladies and Gentlewomen（1651）與 The Ladies Cabinet Enlarged and Opened（1654）34，同樣包含教導如何製作蜜餞、糖果、精緻菜餚、藥劑與 藥膏等主題，但內容不盡相同（Anon., 1639; 1651; Ruthven, 1654）；之後則 有The Closet of the Eminently Learned Sir Kenelme Digbie Kt. Opened（1669）
與The Queen-like Closet（1670）等（Digby, 1669; Woolley, 1670）。
與國王形象投射到治國能力一樣，王后也有其母儀天下的形象。有學者 主張The Queens Closet Opened 為宣揚斯圖亞特王室的統御有方和政治美學的 政治著作。自古政治思想就有以醫病關係比喻統治關係的說法，而書中賦予 王后醫學知識權威的形象，也就連結到王后對於統御之術的了解與權威。故 The Queens Closet Opened 不僅僅是本食譜和藥典，亦是本政治著作，在在顯 示王后於知識菁英與社會賢達之中，具有一席之地（Knoppers, 2007; Snook, 2011）。序言中作者解釋出版 The Queens Closet Opened 的緣由，是為了紀念 他在荷麗葉特王后身邊服侍的日子，並藉此提高配方來自於宮中的可信度。
藥方從治療感冒、頭痛、落髮、失眠、喉嚨痛、瘦身飲料、蟲咬紅腫、保健 強身、消除雀斑、胃痛、鼻頭冒油、痢疾、退燒、發奶、防疫芳香劑，乃至 於消解腎結石與膽結石都有。書中有些適應症重複，而配方約略不同。根據 近期同時期的手稿研究，發現在知識階層女性所留下的手稿中也有類似的內 容。而王后所信任的醫師（也是她的化學老師）Theodore Turquet de Mayerne
（1573–1655）的藥方亦可見於書中。The Queens Closet Opened 有 83 筆具名 的處方與蜜餞食譜，可溯及30 位女性，有 3 位王后或王妃（Queens or Prin-
34 此書為 1639 年 The Ladies Cabinet Opened 的修改版。
cesses）、5 位公爵夫人（Countesses），15 位擁有夫人（Lady）頭銜，還有 7 位稱呼為女士（Mrs），與藥師、顯要、教士和政治人物一同名列其中。該 作品彰顯王后作為一國之母，擁有身兼治療者、廚師及照顧者數職的德行與 象徵（Archer, 2002）。
相較保王派假託王后荷麗葉特在記載大量醫學知識與食譜的The Queens Closet Opened 中所顯示的善於持家和維持國家門面的形象，來宣傳斯圖亞特 王朝治世下的政治秩序與權威，在克倫威爾的護國公政權結束、王政復辟後，
以護國公夫人伊莉莎白之名出版的The Court & Kitchin of Elizabeth（1664）
一書，雖然同樣記載藥方與食譜，但從書名35、作者的序言與內容來看，此 書則是用以嘲諷而非宣傳克倫威爾的治理能力（Anon., 1664）。
該書仿效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的形式及 The Queens Closet Opened 的內容，公開克倫威爾夫人的家事與廚藝錦囊。但不同於源自真實信件的The King’s Cabinet Opened，或是強調當代醫學權威作品而用作政治目的的 The Queens Closet Opened，The Court & Kitchin of Elizabeth 乃是一本以藥方和食譜 面貌包裝的政治著作。書裡的克倫威爾夫人顯得不善理家且舉止失當，藉此 影射護國公克倫威爾不善治國。The Court & Kitchin of Elizabeth 的序言提到在 共和政府時期曾出版兩本詆毀前任國王的稗官野史，The Court and Character of King James（1651）和 The None-Such Charles（1651），此書則是用來回敬 這兩本書（Anon., 1664; Gerbier, 1651; Weldon, 1651）。
The Court & Kitchin of Elizabeth 從刊頭插畫就表明諷刺的政治目的。圖 中克倫威爾夫人仿效王后荷麗葉特身穿寡婦衣著，但比起王后的服飾，伊莉 莎白的打扮則顯得寒傖許多，而且畫家還在伊莉莎白左肩頭後方，加上一隻 象徵「慾望」（lust）的猴子（Knoppers, 2007: 484）。The Court & Kitchin of Elizabeth 開頭的傳記裡，克倫威爾夫人顯得粗鄙、無知，致使原本精緻的宮 廷飲食文化不再（Anon., 1664: 10）。克倫威爾夫人在護國公政體時期，必須 肩負起王宮女主人的角色，打理王宮各種事務，包含安排宴會與裝潢王宮上
35 完整書名為 The Court & Kitchin of Elizabeth, Commonly Called Joan Cromwel the Wife of the Late Usurper。
下。36根據身邊人士的回憶錄，克倫威爾夫人最初不願意搬到王宮生活，久 而久之也就習慣宮裡的榮華富貴（Ludlow, 1894: 379）。然而即便她逐漸習慣 宮裡的生活，但她畢竟不是王公貴族出身，不諳宮廷文化，行為舉止動輒得 咎。例如書中批評克倫威爾夫人1656 年在白廳宮（the Whitehall Palace）招 待法國大使的晚宴，因為她斤斤計較之故，花費不到1,000 英鎊而辦得相當 癟腳（Anon., 1664: 23）。相比查理一世時期，一頓正式晚宴就可能花費超過 3,000 英鎊（Lloyd, 2015: 166），顯然克倫威爾夫人忽略應有的排場，有失國 家顏面。
The Court & Kitchin of Elizabeth 除了前面關於克倫威爾夫人的生平事略 部分有其政治目的外，食譜本身的菜色也成為學者研究的重點之一。有學者 認為The Court & Kitchin of Elizabeth 記載的食譜所使用的食材與做法，將克 倫威爾夫人與異教徒做了連結（Knoppers, 2007: 488）。此外，書裡的飲食也 不符合上層階級的習慣，例如未見釀酒、甜點、果汁與蜜餞等需要使用糖類 等貴重食材的食譜，更沒有記載任何藥方，只有大量肉類烹調食譜，以及少 許蔬菜料理，可見飲食不良。The Court & Kitchin of Elizabeth 的作者更指責 克倫威爾夫人的品味不佳，王宮在她的修葺裝潢之下，變得像是野台戲場佈
（it looked like the Picture of Bartholomew Fair），莊嚴氣氛蕩然無存（Anon., 1664: 26）。更有甚者，書中寫道 Elizabeth 缺乏堂堂王宮女主人的氣度，斤斤 計較，省掉護國公要吃的水果，說不值得「花上4 便士」（cost a Groat）的錢 來吃水果（Anon., 1664: 38）。此外，Elizabeth 在王家御苑養起牛隻，設立「乳 品女僕」（Dairy Maids）職位，滿足她製作乳製品的村婦（rustical lady）樂趣
（Anon., 1664: 32; 120）。雖然當時的人已將牛奶當作營養品，有的人還會天天 飲用，但看在The Court & Kitchin of Elizabeth 的作者眼中，貴為國內地位最 高的夫人，自己養牛與製作乳製品的行為，明顯有失身分（Knoppers, 2007:
487; Walden, 2014: 49）。這一連串的描寫，雖然主角是克倫威爾夫人，但作 者指桑罵槐，指謫克倫威爾不配為統治者。
36 9 November 1654. CSP D.（Green ed., 1880）
柒、結語
本文運用脈絡主義的分析取向，以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的出版過 程為主軸，探討該書的編篡與當時統治形象的爭論。在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出版之前，國王主導他與王后的政治形象操作，利用英法兩國聯姻，
將和平與兩人的形象做出緊密連結。然而兩人往來的書信遭到披露後，議會 派便藉由醜化王后的形象來打擊國王的統治正當性。此時保王派未能有系統 地回應此書，只能零星以區分公私領域來保護國王私人書信不受外界窺視，
或主張信中內容為夫妻相處之道來辯駁。而在國王死後，原先依附於國王、
拖累國王的王后形象，反倒接替國王成為王權象徵，出現在保王派出版的 The Queens Closet Opened，發揮保王派政治宣傳的作用，採取以王后形象懷 舊王權的做法，攻訐克倫威爾的護國公政體。在1660 年復辟後，保王派又 仿效The Queens Closet Opened 的格式，出版 The Court & Kitchin of Elizabeth 描繪克倫威爾夫人的不當形象，好來指謫克倫威爾的德不配位。由這幾份文 本的生成與標題之間的模仿，可看出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出版之後，
議會獲得攻擊國王與王后統治能力的工具，而保王派也透過同一批信件塑造 相反的統治形象作為反擊。雙方各自圍繞國王的統治能力做文章，讓溫柔且 堅毅與聽任妻子指揮的兩種相反形象同時並存。
本文亦指出除了文本之外，以脈絡主義分析統治形象的重要性，有助於 解釋查理一世的統治風格研究結果呈現兩極形象—「反覆無常又優柔寡斷」
（too flexible and irresolute）或「不知變通且固執己見」（inflexible and stubborn）
（Bulman, 2010: 51）的原因，在於國王與王后的統治形象其實不是轉變，而是 並陳。從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的出版來看，可知議會藉由書中王后指導 國政的形象，來塑造國王軟弱的形象，並揭露國王連結外國勢力的證據，試 圖引發讀者的反感；而The Queens Closet Opened 則是用王后母儀天下的形 象來代言斯圖亞特王朝的統治能力。之後保王派以同樣是食譜與居家良方形 式的The Court & Kitchin of Elizabeth 來做對比，將王后與克倫威爾夫人兩相 對照，諷刺克倫威爾政權統治無方，缺乏正當性。回顧這些書籍與論冊的生
成，可以說都是基於印刷產業興起才得以發展的新政治文化，讓保王派與議 會派透過它們各自表述對統治能力的討論。就此而言，不論是保王派或議會 派，他們往往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醜化或美化統治者及其配偶的統治形象，造 成多種形象並行的情況。藉由探究文本生成的脈絡與重構文本之間的互動，
本文呈現出1640 年代內戰時期到 1660 年代王政復辟後，除了傳統政治思想 典籍外，探索當時人們思考與討論統治能力的另一種參考管道。
相關作品與事件年表37 1639.01.03 The Ladies Cabinet Opened
1645.06.14 納斯比戰役
1645.06.26 The Great Declaration to the World 1645.07.14 The King’s Cabinet Opened
1645.07.16 The Parliaments Post, No. 10 1645.07.24 The Parliaments Post, No. 11 1645.07.28 Mercurius Britanicus, No. 91
1645.08.08 Some Observations upon Occasion of the Publishing Their Majesties Let- ters
1645.08.22 A Key to the Kings Cabinet 1645.09.03 Two Letters of His Sacred Maiesty
1645.09.07 Two Remarkable Letters Concerning the Kings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Irish Rebels
1645.10.13 The Kings Packet of Letters Taken by Colonell Rossiter 1646.01.25 The Irish Cabinet
1646.03.06 Lord George Digby’s Cabinet
1648 A Manuall or Analecta Formerly Called the Compleat Justice 1649(c.) Oliver Cromwells Cabinet Councell Discovered
1651.01.06 The None-Such Charles
1651 A Closet for Ladies and Gentlewomen 1651 The Court and Character of King James
1653.12 Oliver Cromwell 解散共和政府議會，成立護國公政體
1654.11.01 The Ladies Cabinet Enlarged and Opened 1655.09.29 The Queens Closet Opened
37 書籍出版日期是根據書名頁或者 Thomason Tracts Collection（ProQuest, 2003–）的收集紀錄。
1664 The Court & Kitchin of Elizabeth
1669 The Closet of the Eminently Learned Sir Kenelme Digbie Kt. Opened 1670 The Queen-like Cl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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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5b Some Observations upon Occasion of the Publishing Their Majesties Letters. 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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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 A Manuall or Analecta Formerly Called the Compleat Justice. London: Printed for W. L. and D.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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