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世、生平及学术活动
在南宋理学阵营中，有一面灿烂斑驳的旗帜，这就是乾淳时期鼎盛一时 的吕学。提及吕学，就不能不提及其创始人——吕祖谦。
吕祖谦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因其伯祖吕本中人称“大东莱先生”，
故而吕祖谦亦有“小东莱”之称，吕祖谦生于宋高宗赵构绍兴七年（１１３７ 年），
卒于宋孝宗赵吝淳熙八年（１１８１ 年），享年四十四岁。吕祖谦祖籍山西，“后 徙寿春”（今属安徽）。自六世祖吕公著起，又从寿春迁居北宋都城开封。
北宋灭亡之后，曾祖吕好问又携全家随宋室南渡，遂在婆州（今浙江金华）
安居下来。
第一节家世与家学
吕祖谦一生矢忠于赵宋政权，时刻以偏安江南一隅之地的南宋小朝廷兴 衰存亡为念，热切希望南宋革故鼎新，炽烈昌盛，并为之消耗了自己的毕生 精力。所有这一切，固然与其从小所受的封建主义正统思想熏陶以及他本人 的经历有关，同时也因为他的家庭屡受赵宋政权眷隆之恩。要准确地把握吕 祖谦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就不能不了解其显赫的家世。
吕祖谦之学在其形成过程中，虽然受到外界多方面的影响，但其中最主 要的影响却是来自家学。这就有必要对其家学作一简单的透视。
一十世官宦之家
吕祖谦出身于一个极为显赫的豪门巨族。早在后唐时期，其十世祖吕梦 奇就在后唐的政权中担任过御史中丞、北京（今山西太原西南）副留守、户 部侍郎
①
等重要职务，诚属当时政界中的一位风云人物。尽管后唐昙花一现，很快夭折，但吕氏家族却未随之衰微。赵宋王朝开国伊始，吕梦奇的两个儿 子——龟图、龟祥即服务于斯。龟图任起居郎、知泗州（今江苏泅洪东南）；
龟祥为殿中丞、知寿州（今安徽风台）。品级虽不算高，但也不算低。尔后，
吕氏家族久盛不衰，更加发皇。它的不少成员位极人臣，权重倾朝。
八世伯祖吕蒙正、字圣功，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 年）进士。太宗（赵匡 义）、真宗（赵恒）两朝三次为相。蒙正为官清廉，《宋史・本传》载：“朝 士有藏古镜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献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过 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川闻者叹服。”
①
他生性耿介，素以敢言著称。在一 次宴席上，太宗夸耀京师“繁盛”，企图以此证明天下太平。吕蒙正当即避 席对曰：“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 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②
力谏太宗，“视近以及远”，不为虚幻的歌舞升 平之景象所迷，励精图治。景德二年（１００５ 年）他辞官告退时，还再次提醒 真宗，“弭兵省财，……以百姓为念。”纵观吕蒙正一生之作为，不失为北 宋之初有名的贤相之一，其轶事趣闻，多为民间流传。
① 见《旧五代史・明宗纪》。
① 《宋史》卷 265。
② 同上。
七世祖吕夷简，字坦夫。咸平三年（１０００ 年）进士。被授以绛州（今山 西新绛）推官而入仕途。办事干练，深得其伯祖吕蒙正之青睬。吕蒙正告老 还乡时，特向宋真宗推荐之。真宗时以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仁宗（赵帧）
时三次任相，前后凡十三年。后以太尉致仕。吕夷简为官，颇留意民间疾苦。
他在提点两浙刑狱时，适逢“京师大建宫观，伐材木于南方。有司责期会，
工徒至有死者，诬以亡命，收系妻子。夷简请缓其役。……又言‘盛冬挽运 艰苦，须河流渐通，以卒番送，”
③
对此，真宗表示赞许，认为其“有为国爱 民之心。”仁宗初年，刘太后垂帘听政，他力劝刘太后戒浮费，宽厚民力。时“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死后，仁宗亲“书。怀忠之碑’四字以赐 之。”亦为宋朝名相之一。
六世祖吕公粥，字宝臣，为吕夷简之子。以荫补入官、后赐进士出身。
仁宗朝时任转运使。英宗（赵曙）时任三司使。神宗（赵顼）即位之初，官 居枢密使。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 改外任。为官执法颇严，但反对恢复肉刑，
素有政声。
六世祖吕公著，公粥之弟。字晦叔。恩补奉礼郎，登进士第。仁宗时任 天章阁待制兼侍读，英宗时加龙图阁直学士。吕公著始与王安石友善，熙宁 初年得王氏援引而任御史中丞。“王安石知政事，嗛公弼不附己，白用其弟 公著为御史中臣以逼之。”
①
后因对熙宁新政的看法严重不合遂交恶。王安石 执政期间改外任。哲宗（赵煦）即位后，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司马 光同掌权柄。司马光死后，独揽大权，权重一时。位至司空、同平章军国事。死后，赠太师，申国公。
五世祖吕希哲是公著之长子，字原明，以荫人官。父友王安石曾“劝其 勿事科举，以侥幸利禄”，受王说影响“绝意进取”，故而“二弟己官省寺”，
他不以“独滞管库”为意。吕公著身后，始为兵部员外郎，哲宗朝任崇政殿 说书。徽宗（赵佶）即位，召为秘书少监，未几改光禄少卿，以直秘阁知曹 州。崇宁党祸起，不久罢为宫祠。
曾祖吕好问，字舜徒。以荫补官。靖康元年（１１２６ 年）任御史中丞，旋 改兵部尚书。金人灭宋后，北宋原太宰张邦昌在金人扶持下建立傀儡政权，
称“楚帝”，亦将吕好问网罗在政权中，命其为事务官。吕好问审时度势，
劝张氏取消帝号，还政赵氏。他对张邦昌说：“相公知中国人情所向乎？特 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帅（指赵构）在外，元祐皇 太后在内，此殆天意，盍亟还政，可转祸为福。”
②
因其故，得高宗赏识。南 宋初除尚书右丞。不久，宰相李纲以其曾事伪朝，“不能执节”，欲按其罪。吕好问自惭辞职。建炎二年（１１２８ 年）诏提举临安府洞宵宫，翌年冬祀，进 封东菜郡侯。吕祖谦为了替其洗刷不节之名，在《家传》中极力渲染了吕好 问对宋室的忠诚，详细记载了他劝张邦昌还政宋室的经过。
伯祖吕本中，字居仁。以其曾祖吕公著遗表恩，授承务郎。宣和六年（１１２４ 年）除枢密院编修官。北宋未迁职员外郎，后“以父嫌奉祠”。绍兴六年（１１３６ 年）特赐进士出身，耀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两年后迁中书舍人兼侍讲。
祖父吕弸中官至右朝请郎。
③ 《宋史》卷 311。
① 《宋史》卷 311。
② 《宋史》卷 362。
父亲吕大器为右朝散郎。
吕祖谦本人亦“以祖恩补将仕郎”。虽然这是不入品的最低级阶官，实 际职务近乎吏，但也反映了宋室至此仍然未忘记对吕氏家族的布恩。
从对吕祖谦家世的简单回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吕氏家族一直沐浴着赵 宋政权的浩荡皇恩。吕祖谦一生对赵宋政权矢志不渝，格守臣道，其中重要 的原因，盖出于此。
由此亦可以推断，吕氏家族迁居婺州后，家道虽远不如北宋时期兴旺，
而呈现衰落趋势，但仍属于上层社会，似无可疑，在金华之地当属著姓望族。
二
深厚的家学渊源
和别的豪门巨族相比，吕氏家族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非常重视读书 与治学。它的不少成员学识宏富，学力深厚。自吕公著起，一门之中，被选 登《宋元学案》竟有十七人。全 祖望在《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编后说：
考正献子希哲，希纯为安定（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荣阳学案》。荣阳 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尹焞）
学案》。荣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之从 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见《东莱学案》、共十七人，凡七世。
吕公著本人被载于《范吕诸儒学案》，而与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范仲淹并列。
准确地说，全祖望这一统计，尚不完全。因为以吕好问的学术造诣，则完全 可以名列学案。如果没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为基础，一门之中有这么多人被选 登学案，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吕氏家学有其独特的风格，而“杂博”则是其最为明显的特征。这，在 吕公著处已见端倪。
应该说明，吕公著以前，吕氏家族虽然亦可谓是诗礼传家、书香门第，
但在学术界影响并不太大，故存而不论。自吕公著始，吕氏家学逐渐形成，
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吕公著未登仕以前，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事讲学活 动。讲学的中心内容是围绕倡明传统儒学而展开的。史称其“自少讲学，即 以治心养性为本。”
①
同时又好谈佛理，常与高僧讨论佛学精义，以致废寝忘 食。吕公著入相后，不少人想走其门路以求仕途之通达，不得不先学几句禅 语，装出一付虔信佛教之模样，以博得吕公著的青睐。吕申公素喜释氏之学。及为相，务为简净，罕与士大夫接。惟能谈禅者多得 从容。于是好进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游观寺，随僧斋粥，谈禅说理。觊以自
售，时人谓之禅钻云。这则材料的真伪，难以考证。也许是好事者道听途
说而为。不过，当有所本。至少反映了吕公著对佛学有浓厚的兴趣。
吕公著为人虽“务为简净”，不善交游，但断定其“罕与士大夫接”却 是不当。事实上在其主持国子监期间，就与士大夫有过相当广泛的接触，和 当时各主要学派的代表人物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这也是他在学术界名声噪 起，身价陡增的重要原因。
先看他与新学的关系。吕公著与新学领袖王安石一度关系远超常谊，相
① 《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
① 徐度《却扫编》卷上。
知极深。熙宁（１０６８—１０７７ 年）前，王安石数次论及吕公著。他说：“吕十 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
②
又说：“晦叔作相，吾辈可以言仕矣。”③熙宁 初年，吕公著出任御史中丞就和王安石的全力支持不无关系。吕公著对王安 石的学术亦推崇之至。王安石之所以在熙宁前就名重京师，这与吕公著的大 力宣传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吕公著还命其长子吕希哲师从王安石。即使由 于在熙宁变法问题，双方政见严重不合而逐渐疏远，但私交却没有彻底搞僵。据吕祖谦追忆说：“先君子尝海某曰：吾家全盛时，与江西诸贤特厚。……
虽中间以国论与荆公异同，元丰（１０７８—１０８５ 年）末，守广陵（今江苏扬州），
钟山犹有书来，甚惓惓，且有绝江款郡斋之约会。”
①
吕祖谦之所以不象其他 理学家那样全面否定王氏之学，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尊重，亦基于此因。其次，吕公著和北宋象数学鼻祖、旧党中摇鹅毛扇的人物——邵雍亦亲 善友厚。两人经常聚会，时有唱和。邵雍经常出入吕府，是吕公著的座上客 之一。吕公著和司马光等人曾一起集资，为邵雍在洛阳营造了一座花园院宅。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安乐窝”。邵雍敬佩吕公著的学识，认为他说话“简 当”，办事干练。将他与司马光。程颖等人相提并论。许其“在人之上，有 宋熙宁之间，大为一时之壮。”
②
至于吕公著和理学的实际奠基者程颖、程颐兄弟的交谊就更深了。吕公 著极为赏识程颢的道德学问，引为同调。程颢于熙宁初年被授予太子中允，
权监察御史里行，就是因了当时担任御史中丞的吕公著的推荐。吕公著和程 颐交往了数十年。在吕公著的心目中，程颐乃是当世道德文章之楷模、经世 济物之奇才。他在主持太学时，曾亲造程颐之门，邀请程颐为太学学官，不 意为程颐婉言谢绝，吕公著引为憾事。治平三年（１０６７ 年）三月，吕公著出 知蔡州（今河南汝南），临行前还上书英宗推荐程颐说：
伏见南省进士程颐，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姿。嘉祐四年（１０５９ 年），
已与殿试，自后绝意进取，往来大学，诸生愿得以为师。臣方领国子监，亲往敦 请，卒不能屈。臣尝与之语，洞明经术，通古今治乱之要，实有经世济物之才，
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长。使在朝廷，必为国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吕公著对
程颐器重之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元丰八年（１０８５ 年）哲宗幼冲嗣位，高太皇太后听政。为了防止哲宗再 走神宗之老路，旧党决定将教育哲宗的任务交给程颐承担。当时身为尚书左 丞的吕公著与门下待郎司马光再次上书朝廷，推荐程颐。
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愈五十，不 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
裨益风化。
②
尽管这份奏表是以吕公著和司马光两人名义而成的，但其中以吕公著意见居多。我们之所以这样判断，是有根据的。因为司马光和程颐 性格不甚相合，其问多有不快。程颐这次答应出任崇政殿说书，也主要是报 答吕公著的知遇之情，而不是看在司马光的面子上。
程颢、程颐兄弟对吕公著亦表示出了同样的尊重和敬服。他们赞扬吕公
② 《邵氏闻见录》卷 12。
① 《吕东莱文集》卷 6《题跋》、（《金华丛书》本。以下简称《文集》）《题伯祖紫微翁与曾信道手简 后》。
② 《击壤集》卷 19。
① 《二程集》附录《伊川先生年谱》引。
著为人“谨严”，待人接物，通情达理。程颢曾说：“君实（司马光）忠直，
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
①
“解事”者，顾全大局、明顺通达之谓 也。程颐还亲自为吕公著握管，撰写《上神宗皇帝书》。文中较有系统地申 明了自己的理学观点，但既然是以吕公著名义上书的，自然会事先让吕公著 过目，这也应看作是吕公著的观点。程颐为人相当严峻端肃，如果不是出于 对吕公著的真挚感情，是断不会为其代笔的。吕公著能够周旋于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中，且与他们和睦相处，固然 与他所处的政治地位及资历有一定关系，但更主要的是由于吕公著的学识、
宽厚、杂博和包容所致。吕公著这一学风对吕氏家学的风格最终形成，实具 导向之功，尤对吕祖谦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果说吕公著治学杂博，而吕希哲在这一点更胜乃父。《宋无学案・荣 阳学案》案语说：
荥阳少年，不名一师，初学于焦千之，庐陵（欧阳修）之再传也。已而学于 安定、学于泰山（孙复）、学于康节（邵雍）、亦尝学于王介甫（王安石），而 归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广且大。然晚年又学佛，则申公家学未醇之害也。
这里说的“未醇”，即杂博。这一特点贯串于吕希哲治学的全过程中。
早年，他首拜吕公著之讲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之弟子焦千之为师。时 欧阳修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吕公著出任通判。焦千之家居颍州，适希哲 亦在父之任所。因敬重焦氏之学识而师之。焦千之为人“耿介不苟，终日危 坐，未尝妄笑语”。对吕希哲“督课甚严”。
①
吕希哲对其教诲感念在心，以 致若干年后，其弟吕希纯知颍州时，特筑宅供焦千之居住。继尔，吕希哲又 拜胡缓、孙复、邵雍等人为师，对王安石执弟子礼 尽管他后来对王安石变法 有所异议，但思想上受王安石影响 却是很明显的。王安石对吕希哲亦是以诚 相待，在其执政期间曾打算推荐吕希哲为讲官。吕氏经过一番权衡，谢绝了 王安石的美意。他对王安石说：“辱公相知，万一从仕，将不免异同，则畴 昔相与之意尽矣。”②
吕希哲不愿为讲官，是担心做了讲官之后，难免和安石 在某些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这将会影响两人之间的相知友谊。这也就是说 为了顾全和王安石的友善关系，”宁可放弃升迁之机会。这里，清楚地反映 出吕希哲和王安石的交情非同一般。吕希哲游大学期间，和程颐同居一室（“并舍”）。在与程颐朝夕相处 的过程中，“心服伊川学问，首师事之。”③这是他治学的重要转机。因其
“归宿于程氏”，以“道学力世宗”。继尔终于成为北宋道学中的重要人物。
和其父吕公著的经历大致相似，吕希哲未仕之前，亦聚众讲学，讲学之 主旨也是以“正心诚意”为本。他力主学者“不在于遍读杂书。多知小事，
在于正心诚意。”④具有一般理学家之特征。晚年又醉心于佛学，“更从高 僧游，尽究其道。”他“尽究”的结果，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儒学与佛学 不是对立的两大学派，它们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所谓“佛氏之道，与吾圣 人吻合。”吕希哲表示要对儒佛二家“斟酌浅深而融通之”。这就使他和一 般理学家产生了分野，因为一般理学家对佛学所采取的手法是“阴受之，阳 挤之”，而不是公开声明“斟酌浅深而融通之”。朱熹等正统理学家批评他
① 《二程外书》卷 12。
① 《宋元学案・庐陵学案》。
② 同上，《荣阳学案》。
“未醇之害”，盖缘于此。
吕希哲之长子吕好问治学亦具杂博之特点。因其祖、其父的关系，他从 小就接触到了当世众多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日与硕师鸿生讲道”不已。
当时杨时因承继二程之学而闻名天下，而吕好问则以其杂博之学使自己“誉 望日尊，贤临一时”，大有与杨时齐驾并驱之势。吕祖谦追忆说：
宣和（１１１９—１１２５ 年）之季，故老踵相蹑下世，独公（吕好问）与杨（时）
公中立无恙，诸儒为之语曰：南有杨中立，北有吕舜徒。盖天下倚以任此道者，
唯二公云。吕祖谦在这里可能有为其人溢美之意，但从吕好问本人的学
术造诣来看，此语当离谱不远。
吕本中治学之风格酷似乃祖。他不名一师，不主一说，遍交当世名宿，
博采众家之说。史称：
大东莱先生为荣阳家嫡，其不名一师，亦家风也。自元祐（１０８６—１０９４ 年）
后，诸名宿如元城（刘安世）、龟山（杨时）、 山（游酢）、了翁（陈瓘）、
和靖（尹焞）以及王信伯（王 ）之徒，皆尝从游。……而溺于禅，则又家门之
流弊乎！事实正是这样。吕本中早年曾拜程门嫡传弟子游酢、杨时、尹 焞为师。在这三人中间，吕本中从学“和靖尤久”。较有系统地接受了理学 熏陶。“平时学问，以穷理尽性为本。”
②
他提倡“学问当以《孝经》、《论 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之。”③不难发现，他的这一主张乃是 一般理学家对学者的要求。然而和一般理学家视儒学之外的学说为异端邪说 的态度有所不同，他公开倡言：“既自做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
④显示了不主一说、兼容并包的学术气度。
与不主一说治学态度相一致，他亦不名一师。除了从游醉、杨时、尹焞 这些道学中人之外，他又造当世名宿如刘安世、陈瓘、王 等人之门，虚心 求教，以广视听。
刘安世，字器之，大名（今属河北）人。司马光人室弟子。司马光曾教 之“为学唯在力行”。受此影响，平生注重对封建道德的践行。他说：“说 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说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故以行为贵。”
⑤
刘氏这 一务实之学风不仅直接影响了吕本中，而且还间接影响了吕祖谦。陈瓘，字中莹，南剑州（今福建南平）人。少好读书，不喜举业。“私 淑洛学而未纯”，“兼私淑涑水（司马光）、康节（邵雍）”
①
。治学路数驳 杂，颇具“不名一师”之风采。陈瓘反对学者独善其身，主张兼利天下。他 指出：“学者非独为己而已也，将以为人也。管仲生平多违礼，不若晏子之 有节。然孔子称晏子不过谓其善与人交，而盛称管仲之仁。以管仲功及天下 而晏子独善其身。”②吕本中没有象陈瓘那样明确提出“功及天下”的主张，但他认为“独善一身之道”与“兼善大下之道”是相辅相成的。对于学者来 说，要想最终“兼善天下”，首先则要加强主观道德的修养，从“独善一身”
① 《文集》卷 9《家传》。
① 《宋元学案・紫微学案》案语。
② 《宋元学案・紫微学案》。
⑤ 《宋元学案・元城学案》。
① 《宋元学案・陈邹诸儒学案》。
着手，所谓“行之有先后耳。”
③
透露了受陈瓘之学影响的痕迹。在吕祖谦那 里。亦有陈氏之说的烙印，如他对管仲的态度就与陈瓘之说大致相似。王 ，字信伯。他先师程颐，后又师杨时，极受杨时之赏识。杨时“以 为师门后来成就者，惟信伯也。”
④
王苹心学思想相当明显。他一再强调：“己 之心无异圣人之心，万善皆备，故欲传尧舜以来之道，扩充是心焉耳。”⑤ 提倡“下学而上达”，谓“洒扫应对即是道德性命之理。”⑥
全祖望认为王信 伯之心学乃开启陆九渊之学。他说：“信伯为龟山所许，而晦翁最贬之，其 后阳明又最称之。予读信伯集，颇启象山之萌芽，其贬之者以此，其称之者 亦以此。象山之学，……予以为兼出于信伯。”①
这里的“此”，即王氏思想 中的心学成分。如果说陆九渊之心学“兼出于信伯”，而吕本中以及吕祖谦 思想中的心学因素，亦何尝不是“兼出于此”。吕祖谦从小就跟随吕本中，对其伯祖之学耳儒目染，娴熟于心，受其影 响最深。和先人一样，吕祖谦亦不名一师，一生从师多人。治学“泛观广接”，
学术思想“不主一说”，具有浓烈的调和色彩。朱熹曾直言不讳地指责吕祖 谦“其学太杂”，“不能守约”。他说：“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守约恐未 也。”
②
又说“博杂极害事，伯恭目前只向博杂处用功，却于要约处不曾仔细 研究。”③
说吕祖谦“于要约处不曾仔细研究”，这是朱熹之偏见，但“向博 杂处用功”之语却没有说错。从现存的资料看，吕祖谦的学术思想之博杂远 远超过了其先人。和吕公著、吕希哲、吕本中等人稍有不同的是吕祖谦并不 公开“溺禅”，也没有明确提出儒佛同源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吕祖谦对佛学 根本不感兴趣，而漠然处之。恰恰相反，吕祖谦佛学造诣丝毫不比其先人逊 色。在其学术思想中流露着严重的佛学之成分。朱熹曾说：“伯恭亦曾看佛 书，然甚深，不见于语言文字间。”④
其实，朱熹本人又何尝不曾看过佛书，不曾受佛学影响？他曾以佛氏“月印万川”之说铺陈“理一分殊”的理论，
即为明证。
必须指出，仅仅以依违于佛、儒之间为依据，而断言吕学杂博是不足为 证的。吕学之杂博在于它“泛观广接”博采众说。因依违于儒、佛则是理学 家的共性，所以不能认为是吕学之个性。这是很好理解的。众所周知，理学 本身就是儒、道、佛三教合流之产物。史载：理学奠基人之一的程颢就出入 佛、老几十年。程颐对佛学理论更为诸熟，运用自如。陆九渊学术中的禅学 倾向非常明显，故历来有“陆和尚”之称。只是一般理学家在偷运佛学的思 维资料及成就的同时，却又故作姿态而对佛学进行一番攻汗，以示其儒之道 统的纯洁性。从这一点上说，吕祖谦的先人在这方面倒显得率直些。
注重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是吕氏家学的又一明显特征。《周易・大畜卦》
曾提出：“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命题，即认为通过学习古人 之典籍，多多留意古人之言行，以涵养自己的德性。吕氏家学奉此为圭桌。
③ 《宋元学案・紫微学案》。
④ 《宋元学案・震泽学案》。
⑥ 同上。
① 《宋元学案・震泽学案》。
② 《朱子语类》卷 122。
③ 《宋元学案・东莱学案》。
④ 《吕东莱先生本传》附录。
从吕公著始，就潜心读书。史称吕公著自“幼嗜学，至忘寝食”。吕希哲“流 寓淮泗间，日读易一爻，默坐沉思。”提倡“读书须要字字分明。”
①
吕好问“平生经籍之外，无他嗜”。
②
吕本中读的书更多，无疑是当世饱学之士之一。受此家学之陶冶，吕祖谦和其他理学家相比，显示了很高的史学造诣，在史 学研究领域中，发表了不少真知的见。
值得说明的是吕氏家族一贯提倡读书，注意对历史的研究，随着岁月之 流逝，而积累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而“有中原文献之传”美称。金 兵灭宋之际，使得中原地区不少著名的诗礼之家，书香门第家破人亡，这些 被毁灭的家族所藏有的典籍也随之散佚殆尽。而吕氏家族则不然。由于吕好 间先在金兵卵翼下的张邦昌政权中任职，而保全了吕氏一门的身家性命。后 吕好问携家南下时，宋高宗已经即位，南方趋向安定，所以吕门所有的历史 文献得到了很好的保存。这就为其后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条件，而为其他学者所不及。全祖望指出：
自正献（吕公著）以来所传如此。原明（吕希哲）再传而为先生（吕本中），
虽历登杨、游、尹之门，而所守者世传也。先生再传为伯恭焉，其所守者亦世传
也，故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其余大儒非及也。这也就是说吕氏家学这一
优势在吕祖谦这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基于此，吕祖谦由经人史，通过对 历史著作的汇诠和撰写，阐发其理学思想，形成了吕学的独特风格，同时亦 开启了“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浙东之学”的新路数、。
至此，我们断定吕氏家学对吕祖谦学术思想最后格局的铸定，起了极为 关键的作用。
第二节 生平主要经历
吕祖谦是壮年而逝的思想家。其四十四年的生涯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自绍兴七年始，至绍兴三十二年（１１６２ 年）止为第一阶段，在这二十六年中，
吕祖谦主要是从师问学。隆兴元年（１１６３ 年）至淳熙八年为第二阶段。吕祖 谦的主要活动是讲学、著述、以文会友及参与一些政事。对于自己的一生，
吕祖谦在乾道六年（１１７０ 年）曾作过极为简单的概括：“自其少时，既夺移 于科试，及乎壮齿，又湮没于隐忧。”这里说的“既夺移于科试”，就是指 他在二十七岁以前，为早日通过科举考试所做的种种努力。而“又湮废于隐 忧”，则是指他登上官场后，所遭受的家庭不幸和个人疾病的折磨。现将我 们的研究所知，介绍于后。
一 从师问学
吕祖谦少时，随其父吕大器来到福州任所。未几，即拜林子奇为师，开 始了求学活动。
林子奇，字少颖，又字拙斋。学者称三山先生。侯官（今属福建）人。
① 《宋元学案・荣阳学案》。
② 《文集》卷 9《家传》。
① 《宋元学案・紫微学案》。
林氏曾师从吕祖谦伯祖吕本中。受吕本中赏识。吕本中曾“教之以广大为心，
以践履为实。”
①
林子奇对此教诲领悟颇深，且多有发挥，故被许之为师门“高 弟”。吕大器与其甚为友善，命吕祖谦师事之。作为吕祖谦的启蒙老师，林 子奇对吕祖谦要求甚严，吕祖谦受其影响不小。例如林子奇曾说：“《论语》一部，圣人之心体在是，须是不释手看，始得。”
②
又说：“疑字、悔字，皆 进学门户，学者须是疑是悔，于道方有所人。”③
他的这些观点，为吕祖谦全 盘接受，且得到了更多的阐述。在时人眼中，吕祖谦较之林子奇，学问则高 出一筹，故“有出蓝之誉。”①
离开林子奇后，吕祖谦又相继拜汪应辰、胡宪两人为师，受到了更为严 格的教育。
汪应辰，字圣钖，江西信州（今江西上饶附近）人。亦曾一度从学于吕 本中，学者称玉山先生。汪氏抗金态度颇为坚决。他力斥和议，并因此而得 罪秦桧，长期被贬滴在外，“盖以讲学为事”
②
。汪应辰的学术风格接近其师 吕本中，史称其“为学博综诸家，粹然为淳懦”。③
吕祖谦学术思想“博杂”之特点，从渊源关系上看，一方面是家学所致，另一方面受汪应辰之影响也 是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汪应辰在对金兵入侵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及其策略思 想对吕祖谦的影响尤为重大。如汪应辰曾批评宋高宗抗金举措失当，拿不出 任何具体而有效的方法。作分析道：“驻跸无一定之地，战守无一定之策，
进退无一定之人，所施行事无一定之规划，何以奏功？”
④
对于汪氏此说，吕 祖谦深以为然。多年以后，吕祖谦在劝谏宋孝宗时仍以此为蓝本。他说：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始终本末为具举，缓急难易当预谋。……
方广揽豪杰，共集事功。……精加考察，使之确指经划之实，以何事为先，以何 事为次。意外之祸，若之何以应，未至之患，若之何而防，周密详审，一无所遗，
始加采用，则尝试侥幸之说，不敢复陈于前矣。然后与一二大臣，合群策。定成
算，次第行之。吕祖谦这个说法虽然和汪应辰之说稍有差异，但其基本精
神则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认为金兵不能不抗，失地不能不复。然而抗金复 地是一件大事，不能有半点疏忽大意，事先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认真“经 划”，计出万全，才能稳步地达到这一目的。
胡宪，字原仲，号籍溪，建宁崇安（今属福建）人。是两宋之际著名学 者胡安国之从子。胡宪学术造诣颇深，在学术界的声望也比林子奇和汪应辰 高出许多。胡宪为人忠厚笃实，且有意仿效程颖之为人。在时人印象中，胡 宪“即之温然，虽当仓卒，不见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尝校之。”
②
胡宪这种宽厚平和之性格感染了吕祖谦，并且直接反映到了吕祖谦接人待物 和学术交往之中。吕祖谦对他人始终奉行“心平下气”的原则，从不“疾言
① 《宋元学案・紫微学案》。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宋元学案・紫微学案》。
② 《宋元学案・玉山学案》。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① 《文集》卷 1《乾道六年轮对札子二首》。
② 《宋元学案・刘胡诸儒学案》。
厉色”。在和其他学派交往时，“平心易气”，不苛求对方“学之所短”，
而认真汲取其“学之所长”，表现出了宽厚之作风和学术雅量，赢得了当时 不少学者的称道。朱熹称赞他“未有以自大”，陆九渊推崇他“约偏持平”。
全祖望在撰写《东莱学案》时亦指出：
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
化其俗，宰相量也。由此，可以看出胡宪对吕祖谦影响之痕迹。
胡宪以为学习的首要任务就是陶冶情操，增进道德，他说：“所谓学者，
非克己工夫耶？”
②
为此，常在“教诸生于功课余暇，以片纸书古人懿行或诗 人铭赞之有补于人者，粘置壁间，俾往来诵之，或令精熟。”③
受此启发，吕 祖谦后来专门以《择善》为题，抄录了历史文献中若干他认为有“所取”的“古人懿行”和历史事件，汇编成册，时时自勉之。
必须指出的是，吕祖谦虽然从师林子奇、汪应辰、胡宪，虚心求教，受 到三人程度不同的影响。但是对于吕祖谦学术思想最后形成起决定作用的乃 是其家学。其中伯祖吕本中对他的影响最大。《宋史・本传》说：“祖谦之 学，本于家学”，这一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前 一节加以说明，所以在这里就不再赘复了。
二
从政、讲学、私生活
和吕氏家族的多数成员一样，吕祖谦亦是靠先人之荫而开始官场生涯 的。绍兴二十九年，吕祖谦以祖恩补将仕郎。尽管这是不入品的“散佚”，
但毕竟是官场中的人了。这年，吕祖谦才二十二岁。两年以后，吕祖谦被耀 升为有迪功郎，虽属从九品，但较之将仕郎已经高出三级了。具体职务是严 州（今浙江建德县）桐庐县尉，主管学事。
隆兴元年（１１６３ 年），吕祖谦二十七岁。这年四月，吕祖谦先中“博学 宏词科”，后中进士。史载：
五月一日，……右迪功郎、新严州桐庐县尉、主管学事吕祖谦考人下等（博
学宏词科）。……诏减二年磨勘，堂除差遗。注文又说：“祖谦既中选，赐
同进士出身，相继放进士榜，又登上第，故有是命。”
②
一年之中两科题名，对此，素以生活恬淡而著称的吕祖谦颇有点喜出望外。他说：
问津邹鲁，未知经术之渊源；学步班杨，诓识词章之统纪。揣己无其一可
逢辰，乃幸于兼收，得之若惊，荣不盖愧。吕祖谦如此兴奋，有两方面的
原因。一、“博学宏词科”乃宋高宗所创设。此科榜上有名，是当世众多知 识分子的心愿，吕祖谦亦不能超然物外。二、有宋一代，尚文轻武，选拔人 才，注重出身。中进士乃是飞黄腾达的捷径。南宋尤其如此。史称：“南渡
① 《宋元学案・东莱学案》案语。
② 《宋元学案・刘胡诸儒学案》。
③ 同上。
① 《宋会要辑稿・选举》12 之 15。
② 同上。
③ 《文集》卷 2《中两科谢主司启》。
以来所得之士，多至卿相、翰苑者。”
④
，即为佐证。所以吕祖谦接着又说：“一升后造之列，既为腾耀之阶，指日而须，若偿所负。”
①
吕祖谦及第之后，本来打算立即回桐庐担任旧职。但他又考虑到象他这样刚人品的最低等的文 官，不是由吏部分配，而是由都堂（政事堂）直接任命，已属特例。因为宋 时由都堂任命的通常为中级以上的官员和部分较低级的京官，而他眼下只是 一名从九品的右迪功郎，如果不等待重新分配，仍去桐庐任职，颇有“邀求 近次”高职之嫌。故而只好耐心等待朝廷的再分配。他在同年七月给汪应辰 的信中这样写道：
初欲就桐庐旧阙，既而思之，恐不察者谓邀求近次，遂一听之。在等待
分配期间，他先在临安滞留了一百多天，后又回到会稽外祖父家中住了好几 个月。
隆兴二年（１１６４ 年）吕祖谦被授为“南外宗学教授”。“南外宗正司”
衙门设在泉州（今属福建），为了尽人子之责，他将生母曾氏接到自己任所 奉养。任职期间，吕祖谦在政务之余，为不少大臣和相知友好代写了许多奏 表。这些奏表的字里行问里，亦流露了他本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主张。
乾道二年（１１６６ 年），母曾氏病故于吕祖谦任所。他援引旧例，离职护 丧回金华，守墓于武义明招山侧，附近学者慕名前来问学者不在少数，“四 方之士争趋之”
③
。这时吕祖谦虽然没有了具体官职，但他并没有放弃对朝廷 政事的关注。当时宋孝宗对理学不甚感兴趣，对此，吕祖谦深为焦虑。几经 权衡，而于次年九月十四日，写信给汪应辰，要求他利用回京人对的机会，劝谏孝宗接受理学思想。信中这样写道：
身任天下之重，先后本末自有次第，不必徇匹夫之小谅，避世俗之小嫌，苟 或未然则道不可轻用，物不可苟合，谓宜明去就之义，以感悟，上心，风示天下，
使后进有所矜式，于吾道固非小补也。①
乾道五年（１１６９ 年），吕祖谦母丧服满，复出。职务有所变动，即由“南 外宗学教授”改任大学博士。宋时，经筵讲官往往由此中选，而且还有直接 和皇帝见面的机会，故而对于这一新的任命，吕祖谦由衷欣慰。他说：
里闬湮沉，久安分守，胶隼清邃，骤被诏除。夫何巡远之综，犹在选抡之数。
吕祖谦表示自己原来只指望“试于州县薄领之间，易敢自通于廓庙钩陶 之上？”
③
这次升迁，使他感念不已。他认为自己长期服丧于家乡，朝廷并没 有因此而将他遗忘。故而他决心“敢不䌷绎旧闻，研思微旨。”④
以报答朝廷 的知遇之恩。吕祖谦担任大学博士只几个月时间，就被“添差严州教授”。时值张拭 为严州太守。吕祖谦久闻张拭之名，但在这以前却一直无缘与之谋面。这次 机会来了。他到任才数日，就迫不急待地写信给张栻，诉说自己的思慕之情。
④ 《宋史》卷 156《选举》。
① 《文集》卷 2《中两科谢主司启》。
② 《文集》卷 3《与汪端明》。
③ 《宋史》卷 434《本传》。
① 《文集》卷 3《与汪端明》。
② 《文集》卷 2《除太学博士谢陈丞相启》。
③ 同上。
④ 同上。
某质鲁材下，虽窃有意于学，而颛蒙蔀塞，莫知入德之门，愿承下风，而请 余教，为日久矣。……积年所愿，一旦获伸，尚容俯伏坐隅侧，聆謦软以酬夙志。
张栻亦对吕祖谦心仪日久，收到吕信后，立即约请吕祖谦见面。两人一见如 故，双方坦诚相见，各陈所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张栻的有力支持下，吕祖谦大力整顿严州书院。他精心制定了一套学 规。学规规定学生不能拉私人关系，谓“毋得干谒、投献、请托”；师生之 间要讲礼节，不忘旧谊：“旧所从师，岁时往来，道路相遇，无废旧礼。”
同学之间不能彼此吹捧，严禁“相互品题”。尔后又增订了若干条例。例如 坚决淘汰懒惰和学业荒疏者；加强封建道德情操修养，摈弃“不修士检，乡 论不齿者”；开除“亲在别居”，“侵扰公私”、“游荡不检”者，并通报 在籍之学生。严州书院学规的制定，显示了吕祖谦作为封建主义教育家的才 能，同时这套学规亦构成了吕祖谦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乾道六年（１１７０ 年），吕祖谦从严州被召还，重新担任太学博士，并兼 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这次吕祖谦真正有了接近孝宗的机会。回 京不久，吕祖谦就撰写了《上孝宗皇帝轮对札子二首》。札子的主要内容是 希望孝宗恢明“圣学”即理学；“亲贤远佞”；通盘筹划“恢复大事”。这 实际上是吕祖谦政治主张的公开宣言书，表明他是一个稳健的抗金论者。
乾道七年（１１７１ 年）改左宣教郎召试馆职。吕祖谦又写了《馆职策》一 文。文中批评了在抗金问题上存在的“一切不为”与“一切亟为”的两种倾 向。指出：“天下之患，懦者常欲一切不为；锐者常欲一切亟为。”呼吁宋 孝宗广开言路，以杜绝“群情众论隐匿壅遏，而不得上闻”的现象发生。但 这篇文章受到了朱熹的微词。他认为：“《馆职策》亦说得漫不分晓，后面 全无紧要。”在这段时间内，吕祖谦和各地的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经常 以书信形式和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进行学术讨论和交流。
乾道八年（１１７２ 年），吕祖谦担任秘书省正字，点检试卷，参与了主持 礼部考试工作。结识了陆九渊。关于这件事，《象山年谱》中有段较为详细 的记载：
吕伯恭祖谦为考官，读先生（陆九渊）《易》卷至“押海上之鸥，游吕梁之 水，可以谓之无心，不可以谓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见其过焉而溺矣，济 溱淆之车，移河内之粟，可以谓之仁木，不可以谓之仁道。……”又读：“天地 之性人为贵论，……”愈加叹赏。
《宋史・本传》上亦有类似的记载：
（吕祖谦）尝读陆九渊文，喜之，而未识其人。考试礼部，得一卷，日：“此
必江西小陆之文也。”揭示，果九渊，人服其精鉴。这两则记载的角度和突出
的人物虽不同，前者崇陆，后者褒吕，但所述的基本事实则是相同的，可以 确认无误。据此看来，在这以前，吕祖谦并没有和陆九渊见过面，然而作为 有意综合诸家学说的吕祖谦，对于陆九渊的文章却不陌生，可以说熟诸其文 风。尤其是陆九渊文中所阐明的心学观点引起了吕祖谦的共鸣，所以吕祖谦 一收到陆九渊之试卷，便断定是“江西小陆之文也”。由于吕祖谦的大力引 荐，而使陆九渊顺利地通过了考试。随即，吕祖谦特地去看望了陆九渊，他
① 《文集》卷 3《与张敬夫》。
① 《宋史》卷 434。
动感情地对陆九渊说：“一见高文，心开目朗，知为江西陆于静文也。”
②
二月四日，礼部考试尚未完全结束，吕祖谦突然接到其父病危的家报，于是他“仓皇奔归”。路上耗时三天，当他二月七日抵家时，吕大器已撒手 西去。对此吕祖谦痛悔不已。为服父丧，吕祖谦再次离职，结庐于武义明招 山侧。
乾道九年（１１７３ 年）吕祖谦还处于服丧期间。问学诸生又重新集结于门 下，规模不小，前后达三百人之多。对于问学诸生，吕祖谦罄陈所学。
是年，刘子澄、陆子寿也来登其门，与之研讨文章义理，相处甚欢。陆 九渊对吕祖谦丧中讲学颇有异词，以为这将损害“纯孝之心”。劝其散遣学 生，。他写信给吕祖谦说：
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妇之所与知，而大贤君子不能无蔽者。……窃闻执事 者（吕祖谦）俨然在忧服之中，而户外之屦亦满。……至其居忧教授，岂大贤君 子之所蔽乎？执事之所为标的者，宜不在此。……窃闻凡在交游者，皆不为执事 安，谅执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惮而下幡然改之乎？于此而改，其
所以感发诸生，亦不细矣。在此同时，汪应辰也来信希望他不要在哀苦过
度之际，再为讲学耗费精力，免得弄垮身体。吕祖谦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但 又感到“四方士子业已会聚，难以遽已”
②
因此将讲学活动坚持到了年底。淳熙元年（１１７４ 年）吕祖谦遣散所有间学诸生，独居明招山旁守墓，潜 心于学。“今岁悉谢遣令归，萧然遂无一事，却得专意为学。”
③
是年五月，父丧服除。
六月复官，主管台州（今浙江临海）崇道观。陆九渊从杭州专程来到金 华造访吕祖谦。关于这次会面的具体内容现已无从得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 定，陆九渊的学术观点及为人得到了吕祖谦的进一步肯定。这可以从吕祖谦 事后写信给汪应辰推荐陆九渊一事中得到证实。“（与）陆君相聚五六日，
淳笃劲直，辈流中少见其比，恐不可不收拾，惟开怀成就之为望。”
①
为此，陆九渊对吕祖谦感激不已。他说：“窃惟执事（吕祖谦）聪明笃厚，人人自 以为不及。乐教导人，乐成人之美，近世鲜见。如某疏愚，所闻于朋友之间，
乃辱知为最深。”
②
八月下旬（二十八日）至九月中旬，吕祖谦相约潘叔度从金华出发，“为 会稽之游”。这次会稽之游目的有二：一、游览山川名胜，以期从丧父之忧 苦中解脱出来；二、顺便到会稽探视健在的外祖母。沿途或坐船、或步行，
经过许多乡村和县镇，遍游名山古寺，参观了晋朝书法家王羲之的故宅和有 名的兰亭。到达会稽后，又偕同伯舅叔及“六七表弟”泛舟鉴湖，特地拜访 了名儒苏仁仲。苏氏乃北宋苏东坡的后人。从他那里得知不少古书善本，对 此吕祖谦大喜过望，或抄录。或翻阅，可谓不虚此行。
关于这次会稽之游，吕祖谦曾以日记记之。游记题名为《入越记》。这 是他一生之中写的唯一游记。该篇文笔生动，叙述逼真。既有对沿途秀丽风
② 《陆九渊集》卷 36《年谱》。
① 《陆九渊集》卷 5《与吕伯恭》。
② 《文集》卷 3《与汪端明》。
③ 同上。
① 《文集》卷 3《与汪端明》。
② 《陆九渊文集》卷 5《与吕伯恭》。
光的赞赏，亦有对“民力之困”的忧虑。读来令人如亲临其境。可惜这篇游 记后面一部分已散扶。现在尚存的只记到九月十四日。吕祖谦在会稽外祖母 处“留二十余日”，乃归。
回到金华后，吕祖谦又起游兴，打算去一趟大台雁荡山：“初欲迤逦为 天台雁荡之行”。正待成行，收到朱熹来信。朱熹说他准备来年春天将至金 华看望吕祖谦，还想与吕祖谦同游大台雁荡。鉴于此，吕祖谦取消独自游天 台雁荡之计划，在家等待朱熹，拟两人相聚后一起旅行。
是年冬天，吕祖谦以闭门读书为趣。“今冬遂不复出，闭门却扫，乃无 一事，读书亦稍有趣。”
①
但实际情况也不真是“闭门却扫，乃无一事”。因为在此期间，永嘉学 派的薛士龙、徐居厚等人先后来吕祖谦处看视。吕祖谦热情款待了他们。“薛 士龙过此留半月，徐居厚来此留十日，皆极款。”
②
淳熙二年（１１７５ 年），朱熹因故爽约，不能前来金华。吕祖谦决定“入 闽访之”。
③
于是他从浙江金华出发，前往福建，访问朱熹。到达福建崇安后，被朱熹留住在“寒泉精舍”十多天。
在这次与朱熹相聚的日子里，两人共同阅读，研究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
张载、程颢、程颐等人的著作。一致感到周、张、二程四人的理学著作“广 大宏博，若无津涯”。对于初学者来说，不容易在短时期内掌握其精髓。为 此，二人共同摘编了周、张、二程等著作中的若干条目，汇编成册，题名为
《近思录》，权充初学者的人门教材。朱熹在《书〈近思录〉 后》中说：
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余，留止旬日。相与读周 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而惧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 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盖凡学者 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
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吕祖谦为《近思录》作跋。跋曰：
《近思录》既成，或疑卷首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大抵非始学者之事。祖谦窃 尝与闻次揖之意，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
则亦何所底止。……至于余卷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
而进，自卑升高，自远及近，庶几不失纂集之指。由此看来，《近思录》虽是
以朱熹之名刊行于世，实应看作是朱熹与吕祖谦两人的合著才是。
尔后，朱熹又陪同吕祖谦外出参观了将近一个月。这次，吕祖谦与朱熹 共相聚了四十余天。当吕祖谦结束福建之行而归浙时，朱熹亲自送行。
五月底，两人抵至江西上饶鹅湖寺。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 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企图使二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于是 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来到 鹅湖寺。事后，吕祖谦曾多次谈及此事。如给邢邦用的信中说：“某自春来，
为建宁之行，与朱元晦相聚四十余日，复同至鹅湖，二陆及（刘）子澄诸兄 皆集，甚有讲论之益。”在给陈同甫的信中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
① 《文集》卷 5《与周子充》。
② 同上，卷 4《与陈同甫》。
③ 同上，卷 3《与汪端明》。
① 《朱文公文集》卷 81。
② 《文集》卷 6《题近思录》。
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兄相聚切磋。”由此而断，吕祖谦实际上 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哲学辩论会——鹅湖之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鹅湖之会的规模不算很小。虽然在这次会上直接参加辩论的是朱熹和陆 九渊兄弟。但列席旁听者不少。如浙江的学者刘子澄、赵景明、潘叔度；陆 九渊的门人朱亨道、邹斌等。鹅湖寺地处闽、浙、赣交界，有关学者闻风而 至的，亦有若干人。
会议一开始，气氛就显得相当紧张。朱熹事后回忆说：“始听莹于胸次，
卒纷缴于谈端。”
①
会议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关于这一点，陆九 渊门人朱亨道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 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
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所谓“教人”之法，也就是认识论。在这个
问题上，朱熹强调通过对外物的考察来启发人的内心潜在良知。陆氏兄弟则 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至 贤的必由之路。会上，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陆九龄赋诗说：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棒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磋，须知至乐在于今。
认为人有天赋道德之心，强调自古圣贤相传的不过就是这种本心。人应该牢 牢地掌握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这是人圣成贤之根本。又何必将精力耗费于 诠释古人经典，探求什么精微之义上呢？当陆九龄此诗才念到一半，朱熹就 听出了意思，他对吕祖谦耳语道：“子寿（九龄字）早已上子静船了也。”
①
认定陆九龄所持的乃是与其弟完全相同的观点。紧接着，陆九渊和陆九龄诗一首：
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经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
这等于是指着朱熹的鼻子骂“支离”。当然为朱熹所不能接受。双方激烈地 辩论了三天。会上，二陆似占了上风。结果会议于六月八日结束，双方不欢 而散。
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吕祖谦在会上没有明确表态。对于朱、陆双方的观 点，“甚有虚心相听之意”。但是吕祖谦内心还是倾向朱熹的“教人”之法，
认为二陆的主张过于疏阔。这，不仅可以从陆九渊埋怨吕祖谦“为元晦所尼”
一语中得到证明，而且还可以从吕祖谦对朱熹与陆九渊的不同评价中看得很 清楚。吕祖谦是这样评价朱熹和陆九渊的：“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人 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
①
“欠开阔”，正是对陆九渊 认识论流于空疏的一种婉转批评。
① 《朱文公文集》卷 87《祭陆子寿文》。
② 《陆九渊集》卷 36《年谱》。
① 《陆九渊集・语录》。
① 《文集》卷 5《与陈同甫》。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会后，吕祖谦利用自己对二陆的影响，积极协助朱 熹做二陆的转化工作。他曾对邢邦用提及此事：
近已常为子静详言之，讲贯通绎乃百代为学通法，学者缘此支离泛滥，自是 人病非是法病，见此而欲尽废之，正是因噎废食。学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
己就实，悠悠汨汨，无所底止，又适所以坚彼之自信也。这里说的“讲贯通绎”，
与朱熹所主张的“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是同一个意思。吕祖谦以为这是治 学教人的根本法则，不可以轻易予以否定。或许有人因此而“支离泛滥”，
这也是他本人没有真正领悟“讲贯通绎”的精髓，而使用不当所致，不能由 此归咎于“讲贯通绎”这一法则。他指出陆九渊的错误在于因人废理。谓：
“大抵陆子静病在看人而不看理。”
①
工夫不负有心人。在吕祖谦的耐心开导下，首先是陆九龄放弃了鹅湖会 上所坚持的观点。
陆子寿前日经过，留此二十余日。幡然以鹅湖所见为非，甚欲著实看书讲论，
心平气下，识中甚难得也。至于陆九渊却始终没有为吕祖谦劝说所动。不
过，陆九渊也没有因此而和吕祖谦产生龃龉。他从心底里对吕祖谦为沟通他 与朱熹的学术分歧所做的一切还是赞同的。黄震说，吕祖谦死后，陆九渊在 其祭文中，“亦自悔鹅湖之会集，粗心浮气。然则先生忠厚之至，一时调娱 其间，有功于斯道何如邪！”
③
从鹅湖回到家的当天，吕祖谦看到了陈亮五月来信，第二天陈亮又派人 前来听取吕祖谦对其《酌古论》的意见。“前日自建康还舍，得五月间教赐，
昨天又辱手字，殊以感慰。”
④
时值“夏末”，天气酷热难忍，加以一路辛苦 疲惫，这对于身体一向羸弱的吕祖谦来说，确有力不能支之感。但他还是坚 持及时回信陈亮，对其《酌古论》的体例提出自己的看法。三国纪年序引及诸赞，乍归冗甚，未暇深考，亦有两三处先欲商量。纪年冠
以甲子而并列三国之年，此例甚当。表示“其余俟稍定，详读续商榷”，并
对陈亮发出邀请，要他“深秋至明招，当图款教。”
②
淳熙三年（１１７６ 年）二月，吕祖谦及朱熹会于浙江衙县。三月，陈亮派 人专程送来书信及“温柑海物”。四月初，由礼部侍郎推荐，吕祖谦被除以 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
到职后，吕祖谦奉命重新修定《徽宗实录》。他发现旧稿中错误甚多，
需要大力“整顿”，然而期限紧迫，故而不得不全力以赴。他在给朱熹的信 中说：
某到都辇已将两旬，一番酬醉初定，但《徽录》已逼进书，而其间当整顿处 甚多，自此即屏置他事，专意料理。……期限极迫，才能订正其是非不至倒置而
已，其它繁芜舛误，皆所不及也。是年，吕祖谦一直忙于修定此书，而很少
② 《文集》卷 4《与邢邦用》。
① 《文集》卷 3《与朱元晦》。
② 同上。
③ 《宋元学案・东莱学案》附录。
④ 《文集》卷 5《与陈同甫》。
① 《文集》卷 5《与陈同甫》。
② 同上。
③ 同上，卷 3《与朱元晦》。
有空暇时间做其他事情。“史事期限迫促，殊无少暇。”
④
淳熙四年（１１７７ 年）《徽宗实录》修定完毕，呈送宋孝宗。趁此机会，
吕祖谦面呈奏表，希望他认真总结北宋王朝覆灭的惨痛教训，励精图治。不 要再发生上下内外相侵夺的现象。恳请孝宗“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广泛听 取各方面的意见，“视前代未备者”，“固当激厉而振起”
①
以避免重蹈徽宗 之复辙。不久，吕祖谦被升迁为著作郎兼编修官。吕祖谦在深感朝廷知遇之恩的 同时，又觉得责任重大。“某冗食三馆，比又冒著作之命，益重愧畏，铅椠 事业，虽粗不废，但此外无一毫补益耳。”
②
其间亦多少流露了头衔虽多而无 实权的感叹。淳熙五年（１１７８ 年），吕祖谦奉诏编修《皇朝文海》。此书乃根据宋朝
“诸家文集，……旁采传记他书”而成。共有一百五十四册。原版本的《皇 朝文海》错误较多，但吕祖谦编修此书，极为认真，他“采摭精详”，故得 到孝宗嘉许。特赐名为《皇朝文鉴》，又命翰林学士周必大为之序，赐赏吕 祖谦银绢三百匹两。
鉴于吕祖谦编修《皇朝文鉴》的功劳，朝廷拟授吕祖谦两浙路安托司参 议官一职。“但传闻犹有参议官指挥，病中亦何缘赴得？又须费一番书札。”
③
因劳累过度，吕祖谦病倒了。他以“久成病疾”为由，申请告归，坚持不受 此职。要求“依旧差注宫观”。在吕祖谦本人的坚持下，朝廷收回成命，除 其直秘阁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淳熙六年（１１７９ 年）陆九龄又一次来金华和吕祖谦相会，在吕祖谦家中 住了二十余日。此时，陆九龄已完全放弃了原先所主张的教人之法，而倾向 于朱熹的观点。对此，吕祖谦表示高兴，又写信告诉了远在福建的朱熹。
同年十月，在吕祖谦的积极参与和协助下，朱熹复建地处庐山的白鹿洞 书院。朱熹作《白鹿洞赋》、《白鹿洞牍》。在朱熹的请求下，吕祖谦作《白 鹿洞书院记》，记叙白鹿洞书院创建变迁的历史始末。
淳熙七年（１１８０ 年）张栻病逝。对张栻之死，吕祖谦极为悲痛。当他听 到张栻讣告时，“适方饭，惊愕气通，手足厥冷，几至委顿”，
①
在给朱熹的 信中，连呼：“痛哉！痛哉！”。这时吕祖谦本人已身染恶疾，一度连生活 都不能自理。“右肢风痺”，吃饭穿衣都要依赖家人的帮助。然而为了表达 对张栻的悼念之情，他以极大的毅力支撑着虚弱风痺之病体，在病榻上撰写 了情真意切的张栻祭文。“虽病中语言无次序，然却无一字妆点做造也。”②
完全是内心真实情感之流露，并为自己平时没有将张栻文稿抄录留存而后悔 不已。他嘱咐朱熹说：“张五十丈遗文告趁郡中有笔力早写一本见示，极所 渴见，不必待编定，亦不以示人。其方无恙时，谓相见之日长，都不曾抄录，今乃知其可贵重也。”
③
④ 同上。
① 《文集》卷 2《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② 《文集》卷 3《与朱元晦》。
③ 同上。
① 《文集》卷 4《与朱元晦》。
② 同上。
③ 同上。
淳熙八年（１１８１ 年）春，吕祖谦病中仍念念不忘调解朱、陆两人之间的 矛盾，他书信往来于两人之间，希望他们彼此消除分歧，求同存异。
五月，为家族修定了家规。规定：“颓废先业，谓之不孝、不忠、不廉、
不洁之类，凡可以破坏门户者，皆为不孝。”
④
八月，吕祖谦死。也许吕祖谦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就要辞别人世，以致直 到临死前几天，他还兴致勃勃地同生前友好谈及自己的学术计划。
近日来读书，视旧颇不卤莽，若得十数年余暇。无他病挠恼，于句读训诂间
或粗有毫分之益也。所以朱熹在其祭文中说：“始言沈痼之难除，犹幸死
期之未即，中语简编之次第，欣此旨之可怀，惇讣东而谐至。”
②
吕祖谦自从二十七岁踏上宦途，而至四十四岁病故，在此期间，，既没 有飞黄腾达，手握重权；也没有饱受磨难，屡遭挫折，基本上是平坦而无起 伏。其中原因除了他是世家子弟，朝中有不少世交故知相维护外，更主要的 是他政治上安分守己，随和不争。遇到矛盾，多采取息事的态度所致。
吕祖谦从孩提时起，就深知封建官场的险恶，故而在为官后处处注意保 全自己。他时时翻阅《壶范》，其旨即从这本书中寻求保护自己的处世哲学 和为官之道。“大抵《壶范》书，须常置几案，时时观省，所补不小也。”
③
吕祖谦认为要想立足于官场，首先要磨去棱角，圆通滑溜。他在给亲友的信 中说：某到官垂两月矣，其初殊有龃龉处，近日稍稍安绪。大抵坐谈常宽容，……
吾友初官，又非此比。切须柔巽和裕而不失正，乃善。尊长所命，非甚害义，皆当 曲从，然先须委曲几谏，必不得已，然后斟酌曲从也。上官招饭，则不可拘旬假要
之，但守非句假不作会，则与世俗稍通也。这虽然是对友人戴在伯初仕的忠告，
但实际上则是他本人的经验之谈。概括起来有两点：一、对同僚注意社交应 酬，这样就不会孤立；二、对上司委曲求全，顺从听命，以免招猜忌。在给 潘叔度的信中，吕祖谦又把自己在官场上奉行的原则概括为：“内不敢旷职，
外不敢立异”。一切按步就班，沿袭旧例。认为这样做既无风险，又简便省 力。
天宇间何所不有？无为强自苦也。某自入夏来，每至日落，乃出馆，终日潇 然事外，不异山林。大抵不问在朝在野，职分之内，不可惰婾，职分之外，不可
侵越，自然日用省力也。鉴于祸从口出的严酷现实，吕祖谦反对超越职分
范围对政事妄加评论，尤其不要指名道姓地议论别人的沉浮，以为这样做，
很容易得罪权贵，非但与事无补，而且有可能因此而罹祸。
大凡不在朝廷而论朝廷事，止可泛沦大体，不当明言某人可用，某人不可
用。……止可泛论，不可指名，对州县官亦然。吕祖谦这一不求有功，但求
无过，世故圆滑的为官之道，使他在官场上平稳风顺。也正因为如此，他所 做的也只能是一般的史官与学官。主要从事的政治活动亦限于为封建统治寻
④ 《文集》卷 10《家法条目》。
① 《文集》卷 4《与周子充》。
② 《朱文公文集・祭伯恭著作文》。
③ 《文集》卷 5《与学者及诸弟书》。
① 《文集》卷 5《与戴在伯》。
② 同上。《与潘叔度》。
① 《文集》卷 19《史说》。
找长治久安之策以及进行有补于世教的著述和讲学。
与其平坦安稳的仕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私生活颇为坎坷。
首先在婚姻问题上，“三娶皆先卒”。精神上受到的创伤不小。吕祖谦 二十岁时，娶尚书左司郎中韩元吉之长女韩复为妻。婚后五年韩复病死。因 为和韩复感情甚笃，吕祖谦直过了七年，在其三十岁时才再娶。韩元吉又将 幼女韩螺嫁给他。但两年后，韩螺又暴病而死。此后又遭父忧，三年之内不 能婚娶。故四十一岁时，方再娶国子祭酒芮烨之女。芮女时年方十七。是时，
吕祖谦已临近其生命历程的最后阶段，身患“萎痺”，行动不便。芮氏极尽 妇道，对吕祖谦照顾甚周，使吕祖谦宽慰不小。谁知婚后才一年，芮氏又先 他而去。芮氏之死，使得吕祖谦悲痛欲绝。他认为芮氏早卒，纯属是因为照 顾自己，劳累过度所造成的。他在家人的帮助下，拖着病躯，亲自为芮氏之 坟上土。睹物生情，他颇为伤感地说：
去岁今日，方迎见亲舆衢婺之间，未及一年，目前竟果如此。忧极成醉，忽 若向来无恙时，犹欲修温清事，引衣顾见麄绖，乃知身是罪逆，失声长号，往往
一恸欲绝也。吕祖谦的早卒，与芮氏之死所受到的强度刺激关系甚大。
其次，吕祖谦两次出仕期间，先遭母亡，后逢父丧。三十岁那年，吕祖 谦母亲病死任所，吕祖谦归咎自己没有侍奉好，离职而去。八年之后，其父 病死家中，时值吕祖谦在杭州当礼部试官，参与主持院试。其父咽气之前，
吕祖谦竟无缘再见一面。这对极为注重孝道的他来说，是一个至死也不能自 我原谅的罪过。他悔恨自己为官事所拘，既没有在父亲病重时亲奉药饵，以 尽子职；又没有在父亲弥留之际，伺侯其终。故而长时间的自怨自艾。
一官拘縻，病不奉药饵，没不闻理命，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过度的悲痛，
加速了吕祖谦体内潜伏疾病的迸发。他多次自称：“病疾沉痛，已成废人”。
在其父死后“屏居五年，阖户温习故书”。无心在官场上奔走。
吕祖谦本来就不是一个体魄强健的人，私生活的屡屡不幸，使其身心一 再受到重创，以致正当盛年就患不治之症而过早地离开人间。
第三节 学术交往
吕祖谦并不是以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彪炳于史的，而是以思想敏锐和学 识宏富的思想家著称于世。他一生天年不足。长期患病而不辍学术活动。晚 年在其弟吕祖俭等人的协助之下，创建丽泽书院，培养了大批学者。丽泽书 院亦历久不衰。
明招学者，自吕成公（祖谦）下世，忠公（祖俭）继之，由是递传不替。其 与岳麓之泽，并称克世。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
无考，而明招学者，历元至明未绝，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在仅二十多年的学
术生涯中，吕祖谦考证了大量的古代典籍，编纂修定了众多的史学著作，撰 写了不少学术专著，可谓学富五车，著作等身。吕祖谦学问广博，治学严谨。
不论是对前人还是对同时代的学者的学说见解，均能持论公允，很少门户之 见。史称其“兼总众说，巨细不遗，挈领提纲，首尾该贯，浑然若出一家之
① 《文集》卷 5《与陈同甫》。
② 同上。卷 3《与朱元晦》。
① 《宋元学案・丽泽诸儒学案》案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