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別 我國總結婚登記數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重要性

四百年前，來自中國大陸沿海地區的漢人羅漢腳，或由於家鄉飢荒連連、

或由於家鄉兵荒馬亂，成群結隊離鄉背井、冒風波之險渡過黑水溝，懷著死生不 知的恐懼，追尋心中的桃花源、找尋未來的生路。終於，羅漢腳們在台灣各地墾 殖、漸漸生根，寫下至今仍令台灣人們自豪的「唐山過台灣」先民佳話。

近十年，在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一波新的「過台灣」熱潮湧現。由於全 球化的興起，促使跨國界間資本、資訊、文化……等接觸交流趨於頻繁、往來密 切。而隨著資本全球化，台灣逐漸被納入世界體系的一環，不僅為貨物主要進口 國，同時也開始扮演資本輸出國的角色。1980 年代中期，台灣經濟發展開始遭 遇瓶頸，隨工資和環保壓力的升高，日漸增多的勞力密集和污染性工廠外移至廉 價勞力充沛、環保標準不高的東南亞，自此之後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的互動日益頻 繁。在 1994 年，台灣政府開始積極推動南向政策，公開鼓勵台商至東南亞投資。

自此之後，東南亞國家趕上美國，成為台灣投資者的新寵（夏曉鵑，1997）。然 而在這些如印尼、越南、柬埔寨…等經濟較弱勢的國家方面，生活的困境使得「跨 國婚姻」成為這些東南亞女性除了選擇出國打工之外，另一條脫離困境之出路。

根據夏曉鵑（2002）的研究結果顯示，「幾乎所有的東南亞外籍配偶都指出生活 困境為其決定遠嫁台灣的重要原因，即使少數娘家環境小康的外籍配偶，亦指出 在母國經濟、政治不穩定的狀況下，未來生活無法預測，希望能嫁至經濟較穩定 的國家，讓子女享有較安定的生活」（p.186）。而在台灣方面，由於傳統婚姻斜 率的觀念，導致國內學歷不高、從事勞力工作或身心有缺憾的男性找不到適當結 婚對象，此外部分男性亦因種種因素錯過適婚期。在這些因素的交互影響下，加

上婚姻仲介機制的運作，台商的全球化資本流動成為跨國婚姻的觸媒，間接促使 台灣社會的新移民女性¹現象達到高峰，書寫出一頁台灣新移民史，新移民女性 已成為台灣第五大族群。

根據表 1-1-1 可見，2004 年我國總結婚登記數減少了 23.34%，但與新移民女 性聯姻對數仍不受影響，並較上年度增加 3.54%，共 20,338 對，占我國總結婚登 記對數 15.47%。根據外交部核發的簽證統計（表 1-1-2）中可看出，在新移民女 性中，越籍新移民女性的人數逐年攀升：在 1996 年之前，嫁至台灣的新移民女 性以印尼、菲律賓為主；1996 年之後則以越籍為最多，至 2004 年底已有八萬八 千多人，佔新移民女性半數以上（58.07%）。內政部警政署(2004)資料則顯示，至 2004 年底止持有效外僑居留證之新移民女性達 94,744 人（不含已取得我國國籍 者），較 2003 年底增加 10.53%，其中在女性方面則以越南籍占 69.79%為最多。

此外，根據內政部戶政司(2005b)對台閩地區外籍及大陸配偶人數的統計（1987 年 1 月至 2005 年 5 月底）亦可發現，在新移民女性部分以越籍新移民女性共 71338 人佔 56.46%為最多。綜合上述資料可看出目前在台灣，「越籍新移民女性」為新 移民女性中最大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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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於這些遠渡重洋的新移民女性，一開始是以「外籍新娘」或「外籍配偶」來稱呼她們，

然而因為其中所隱含的意識型態，近來已出現如「新移民女性」 、 「新住民」等取而代之的稱呼。

在本文中統一使用「新移民女性」一詞，但若為相關政策、引用的統計表格或相關資料，則保留

表 1-1-1 結婚登記人數

年 別 我國總結婚登記數

（對）

外籍配偶人數

（1）

大陸及港澳地區配 偶人數（1）

外籍與大陸配偶所 佔比率

2001

2002

2003

2004

較上年同期增減

（%,百分點）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說明：(1)2001-2003 年為按結婚日期統計數，2004 年按結婚登記日期統計數。

(2)外籍配偶不含大陸港澳人士 註： (1)係為增減百分點

表 1-1-2 核發國人東南亞地區各國籍配偶簽證統計表

單位：人

國別

年度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柬埔寨 菲律賓 泰緬 印尼 越南 總計

資料來源：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不論是羅漢腳、還是新移民女性，皆再再提醒我們「台灣是移民社會」此 一不可忽視的事實。多元的文化為台灣帶來多元的價值觀、生活形態，豐富了台 灣的色彩，也豐富了「台灣人」的定義，更為台灣注入了生命力。台灣此種多元 組成的特質也引起政府當局的關注，提出「促進文化多元發展、族群和諧」，各 文化團體間「包容與尊重」、「平等對待」的新社會共識。例如在 2001 年行政院

客家委員會的成立大會上，陳水扁總統便發表聲明：「中華民國是一個多元族群 與多元文化的國家，國家肯定多元文化是基本國策。肯定多元文化，表示不同文 化的各族群、各民族是一律平等，彼此尊重，和諧共處，共存共榮。」然而，事 實是否真如同這些喊得震天價響的口號一般？

在當權者呼籲各族群文化團體「共存共榮」的同時，許多專家學者對政府 對這群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新移民女性所實施的各項政策提出批評。例如在入境 前，就缺乏由法律或命令明確規定的面談標準、程序與問題種類方向，完全由行 政單方說了就算的決定權限，形成了羞辱性的面談機制，加上主管機關可依不同 國家地區而分配不同的居留名額，令人有「移民分等」的疑慮（廖元豪，2005）。

在歸化前，沒有身分證而使得新移民女性受制於台籍配偶與其接待家庭、處於隨 時可能被驅逐出境的窘境，相關補助（如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也對新移 民女性進行違法的補助排除，政府更在歸化前設下關卡（先是財力限制，後是語 文與基本權利義務考試），接著還有干涉身體自主權的健康檢查、產前遺傳診斷 產後家庭計畫與結紮補助等（王君琳，2005；陳雪慧，2005）。在上述政策中，

可以發現政府當局對於新移民女性所抱持的排拒態度與偏見。然而，除了上述對 新移民女性實施的政策外，在政府近年大力推動的新移民女性中文教育²中，又 呈現出什麼樣的情況？在政府官方所辦理的中文教育中，如何對待這群目前在台 灣處境相對較弱勢的文化團體呢？

就新移民女性而言，「語言」為其進入台灣社會後首要面對的問題。絕大多 數新移民女性在原生社會並非不識字者，而是因為移居到使用不同語言的台灣，

成為溝通有障礙的「功能性文盲」。夏曉鵑（1997）、鄭雅雯(2000)、蕭昭娟（2000）、 陳源湖（2002）、高淑清（2004）皆指出，語言是新移民女性最大的考驗與難題，

影響個人適應與社會關係，其學習中文的成效往往也是夫家接納與否的評估指標

（陳源湖，2002：27）。廖正宏（1985）及鄭雅雯（2000）的研究顯示，語言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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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除了所引用的相關政策、文獻或理論等資料保留其原有稱呼方式外，一律以「中

文教育」、 「中文學習」與「中文班」來指稱「新移民女性在台的中文學習」 ，以凸顯新移民女性

無形中會影響移居者傾向比較內向或自卑。此外，陳源湖(2002)則指出新移民女 性參與中文學習的重要性，包括家庭溝通、親職教養、人力資源、文化傳遞與自 我發展。語言的學習除了識字的基本技能外，還能協助其發揮個人潛能，達到解 放的層次，以所學的語言能力，重新詮釋世界，達到批判、創新的功能（邱琡雯，

2000a）。總而言之，學習中文不僅能協助新移民女性拓展其生活視野、與社會互 動，更是使其能瞭解自身處境，進而發聲、培力（empowerment）的重要媒介。

由於一方面教育為社會控制的重要機構之一；另一方面語言不僅僅是一種 溝通工具，它帶給使用者社會文化價值與意義，更是建構自我認同或對主體認知 的主要機制（Weedon,1987；翁秀琪，1998；朱剛，1997）。基於此種特性，語言 教育亦呈現出解放/宰制的雙面刃特質：除了前述具能拓展生活視野、瞭解自身 處境、進而達到發聲、培力的解放功能外，掌握國家機器者往往透過語言的中介，

藉由語言教育傳遞其意識型態和價值觀，企圖影響並型塑語言使用者的生活經 驗、自我認同與主體性，以穩固自身的支配權力，達成社會控制、宰制的目的。

有鑑於語言教育中此種權力的作用，使得對現今台灣為新移民女性所提供 的中文教育進行反思的重要性，已經逐漸受到重視。許多研究（陳源湖，2003；

蔡文瑜，2004）呼籲，若未反省隱含在中文教育中階級、種族、性別、文化、政 治等意涵，則可能落入鞏固父權觀點的窠臼，複製父權主義的意識型態，成為鞏 固父權文化的工具，進而強化了新移民女性的劣勢地位。張正（2003）則進一步 對現階段具濃厚同化色彩的中文教育，是否會對新移民女性進行「洗腦」，使其 確信自身的次等、做為「生殖工具」的合理性，進而弱化了新移民女性的自信與 主體性等提出質疑。

現今台灣為新移民女性所辦理的中文教育，一般按其專為新移民女性設計 與否可分為專班及混合班兩方面：專班方面包括「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適應輔導 專班」（由內政部戶政司辦理）、「外籍與大陸配偶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由教育 部辦理）及其他由政府和民間機構辦理的如「外籍新娘生活成長營/華語訓練班/

識字班」……等名稱不同但專門為新移民女性規劃辦理的課程；混合班方面（即

將新移民女性納入補教體系與一般失學民眾一起就讀）則包括補校或一般的成人 基本教育班。然而，除了上述以辦理形式做為區分的標準外，依辦理目標之「取 向」則是更具意義的分類方式。目前新移民女性中文教育有著不同的取向，官方 與民間所辦理的大部分是以希望新移民女性能盡早「適應」、「融入」台灣社會為 目的；少部分如學者夏曉鵑結合美濃愛鄉協進會辦理的新移民女性中文教育則是 以促使新移民女性「培力」（empowerment）為主要目的。而本研究選擇以根據 2004 年 9 月 10 日修正的「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由政府官方所辦理的補習 教育中為新移民女性提供的中文教育作為關注的焦點，探討究竟新移民女性在官 方中文班的學習經驗中，教材和教師教學如何幫助新移民女性學習？在其中是否 隱含了強勢文化團體的權力運作？此種權力運作又如何呈現？

目前現有新移民女性的相關研究，以探討新移民女性的教育與其下一代的 教育、教養議題為最多。將探討新移民女性教育相關之研究綜合歸納整理，約可 分為七大類：（一）對中文教育實施現況的瞭解或建議（邱琡雯，2000a；賴建達，

2001；陳源湖，2002；林君諭，2003a；沈倖如，2003；張正，2003；黃正治，2003；

吳俊緯，2004；簡至芳、蔡如清；2005；陳明和、郭靜芳，2005）；（二）從培力 觀點的中文教育實施（吳美雲，2001；夏曉鵑，2003；釋自淳、夏曉鵑，2003；

李瑛，2004）；（三）從多元文化觀點的中文教學及對現今中文教育實施的檢視（邱 琡雯，2000b，2003；何青蓉，2002，2003，2005；廖雅婷，2003；邱世明，2004）；

（四）學習經驗 （沈倖如，2003；林君諭，2003b，2003c；李振男，2004）；（五）

教材分析（薛淑今，2003）；（六）需求評估（吳昌期，2004）；（七）中文學習方 案規劃與教學設計（張維琴，2003；劉綏慶，2004；鄒秀惠，2004a，2004b）。在 上述研究中，對於政府現今實施的新移民女性中文教育的探討多著重在實施現況 的描述或差異（混合班與專班）的比較、隱含的同化抑或多元文化的取向的分析 等；此外在學習者經驗的相關研究方面，則著重探討學習者的社會位置對於學習 型態和經驗的影響、學習前後的轉變及遇到的阻礙。在現有研究中，僅有沈倖如 (2003)的研究關注到中文班中規訓力量的作用，探討國家如何透過「外籍新娘生

活適應輔導班」來規訓新移民女性以使其成為家庭中的好媳婦和好媽媽。然而沈 倖如（2003）的研究場域為台北市政府所辦理的「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班」，

而本研究的場域則位於台北縣，兩者的教學重點與教學安排及師資來源皆有所差 異，其中新移民女性的學習經驗及其中所隱含的權力運作是否相同，則有賴進一 步的研究。

由於新移民女性來自許多不同的國籍，並非一同質性的團體。因此，本研 究選擇從新移民女性在台最大族群—越籍新移民女性的經驗著手，即以越籍新移 民女性為對象，探討其在官方中文班的課堂學習經驗，瞭解在中文班中教材、教 師教學兩方面如何幫助越籍新移民女性學習？在教學傳遞的過程中，是否隱含了 強勢文化團體的權力運作？又如何呈現？以對現行官方所辦理的新移民女性中 文教育進行瞭解與反思。本研究除了有助於瞭解優勢文化在與弱勢文化接觸時的 互動情形，亦有助於政府、新移民女性中文教師及新移民女性中文教育相關規劃 單位對現今新移民女性中文教育進行檢視及反思，並思考該如何改進中文教育，

以使中文教育發揮協助新移民女性瞭解自身處境，進而發聲、培力（empowerment）

的正面功能。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如前所述，由於台灣與東南亞資本流動頻繁並形成階層化的經濟互賴關 係，加上新移民女性對更好的生活條件之追求，本地男性的需求，及仲介機制的 發達，使台灣新移民女性現象達到高峰，其中又以越籍新移民女性為最大族群。

對這群新移民而言，「語言」則為其首要面對的問題。然而語言一方面具有協助 人們與他人溝通、拓展生活視野、瞭解自身處境、進而發聲、培力的功能；另一 方面也可為優勢階級意識型態的中介，使人們受到宰制與壓迫，並進一步影響人 們的生活經驗及主體認同。語言教育也因而具有此一相對立的特質，出現解放或 宰制的傾向，因此，對於目前為新移民女性所提供的中文教育之反思的重要性已 逐漸受到重視。

目前國內為新移民女性所提供的中文教育，大都如同官方所頒佈的計畫措 施，以讓新移民女性能盡早「適應」、「融入」台灣社會為目的。目前在國內針對 官方中文班所進行的研究不多，著眼於課堂中實際互動者更是缺乏。本研究即透 過參與觀察、深度訪談等方式，瞭解越籍新移民女性在官方辦理的中文教育中的 課堂學習經驗，並檢視其中在教材及教師教學方面隱含的強勢文化團體之權力運 作。綜合本研究目的可歸納如下：

一、瞭解在官方中文班中所欲傳遞給新移民女性的知識或訊息。

透過參與觀察的方式，並透過教材文本的輔助，一方面瞭解官方在其所辦理 的中文學習課堂中所傳遞給新移民女性的內容，另一方面也瞭解教師所傳達出的 課本以外的訊息。即從教材內容與教師教學兩方面來掌握在官方所辦理的中文班 中，所傳遞給新移民女性的知識 。

二、瞭解在官方所辦理的中文學習課堂中，教師教學的呈現。

透過參與觀察的方式瞭解中文班的課堂運作情形，包括教師如何傳遞課本

內容、教室內是否鼓勵新移民女性文化展現、所建立的師生關係、師生互動情形 及其他課堂運作如教師對教室內座位與上下課時間的安排、出席率的管控等等，

並輔以深度訪談的方式瞭解教師的中文教學信念與策略，以瞭解在官方所辦理的 中文班中，教師如何運用教學來協助新移民女性學習中文 。

三、瞭解越籍新移民女性對其在官方中文班中的中文學習經驗的回應。

透過參與觀察的方式瞭解越籍新移民女性在中文班中的師生互動及課堂學 習情形，並輔以訪談的方式瞭解越籍新移民女性對教師教學、課程內容的看法感 想，以瞭解在越籍新移民女性的中文課堂經驗與回應。

四、瞭解在越籍新移民女性的中文課堂學習經驗中，強勢文化團體權力的運作。

透過前述以參與觀察與訪談的方式所蒐集而得的有關課堂傳遞的知識、教 師教學策略、師生互動情形及越籍新移民女性的感想與回應等資料，分析其中強 勢文化團體的權力可能的運作方式，以瞭解官方所辦理的中文班中強勢文化團體 權力的運作情形。

五、提供新移民女性課程教材規劃者、中文教師、政策制訂者等相關人員反思及 參考。

透過對官方所辦理的中文班所使用的、由政府單位所編輯之中文教材、中文 班課堂互動及越籍新移民女性中文學習經驗三方面的整合分析，除了現行政府所 辦理的中文教育進行反思，並根據研究發現提出未來中文教育改善的可行建議，

除了提供新移民女性、新移民女性中文教師等相關人員參考及反思外，亦可做為 建構一個能發揮語言教育正面解放功能的政策制訂及實施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