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經熊
吳經熊（英文名︰John C. H. Wu 或 John Wu Ching-hsiung），1899
年 - 1986 年
，一名經雄，字德生，浙江省寧波 鄞縣 （今鄞州區）人。著名法學家、
文學家、神學家、詩人、詮釋者；集中國儒、道、禪於一身並將之匯歸於天主的聖 智中，
生平
1899 年 3 月
28 日，出生於浙江省寧波 府鄞縣（今寧波市 鄞州區 ）。早年父母
即先後去世。六歲時，開始接受傳統啟蒙教育，讀文識字，背誦四書、五經。九
歲時就開始學習英文。1916 年
，考入上海的滬江大學，與徐志摩為同窗好友。入讀滬江大學後不久，就轉學入天津的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法律科預科。
1917 年
，轉學入讀上海的東吳大學法科。東吳大學為美以美會所創辦。1917年，吳經熊受洗禮入美以美會。
1920 年
，於東吳大學法科畢業，為東吳大學之第三屆畢業生。隨後，遠赴美國 遊學。始入讀美國密西根大學 法學院（Law School,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21 年
，即在頗具影響的《密西根法律評論》（Michigan Law Review）上發表了一篇法學論文，題為《中國古代法典與其他中國法律及法律 思想資料輯錄》（Readings from Ancient Chinese Codes and Other Sources of Chinese law and Legal Ideas），是其法學研究之始。1921年
， 獲美國密西根大學 法學院法學 博士 學位 。
取得博士
學位 後，吳經熊受資助開始游學於歐洲。他曾在法國 巴黎大學 、 德國 柏 林大學等歐洲著名學府從事哲學和法學的研究。游學法國期間，著有法語 論文
《國際法方法論》（La Methode du droit des gens），《成文國際法》（Le Droit des gens positif）和《論自然法》（Droit Naturel）。
1923 年
，吳經熊 應邀回到美國，在哈佛大學進行比較法哲學的研究。1924 年
，回國，出任東吳大學法科教授。1927年
，出任上海特區法院法官 ，
併兼任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1928年
，出任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 的立法委員 。
1929 年
，出任上海特區法院院長 。
1929 年
，受邀請出國前往美國哈佛大學 和西北大學講學。1930 年，回國 。 1933 年
，出任立法院憲法草案起草委員會副委員長，任上公佈有《中華民國憲 法第一草案》，被稱作是《吳氏憲草》。1935 年，吳經熊創辦了《天下月刊》。1937 年
，皈依天主教。1940年
，吳經熊和妻子兒女移居義大利羅瑪 ，並同時
出任中華民國派駐梵蒂岡教廷之公使。1949年
，受聘出任美國夏威夷大學 中國 哲學之客座教授。1950 年
，出任美國紐澤西州 西頓哈爾大學法學教授。
1966 年
，移居臺灣，出任中國文化學院教授、名譽院長、哲學研究所博士班所 長、國策顧問。1986 年 2 月
6 日，逝世於臺灣榮民總醫院、葬於大直天主教墓園，享年八十八歲。
著作
《法律的基本概念》
《法律的三度論》
《施塔姆勒及其批評者》
《超越東西方》
《法學文選》
《法律哲學研究》
《法學論叢》（Juristic Essays and Studies），1928 年出版
《聖詠譯義》（1946 年）
《英譯〈老子道德經〉》（1961 年）
《哲學與文化》（1979 年）
《內心悅樂之源泉》（1981 年）
《唐詩四季》（1981 年）
《 正 義 之 源 泉 》 （Fountain of Justice ︰ A Study in the Natural Law，1955）
《 自 然 法 ︰ 一 個 比 較 研 究 》 （ Natural Law ︰ A Comparative Study，1955）
《 作 為 一 種 文 化 研 究 的 法 理 學 》 （Jurisprudence as a Cultural Study，1956）
《孟子的人生觀與自然法》（Menciu's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and Natural Law，1957）
《中國哲學中的自然法與民主》（Natural Law and Democracy in China Philosophy，1957）
《中國法律哲學史略》（Chinese Legal Philosophy︰A Brief History Survey，1958）
《 法 理 學 判 例 與 資 料 》 （ Cases and Materials on Jurisprudence，1958）
《自然法與基督教文明》（The Natural Law and Christian Civilization，
1962）
《自然法哲學之比較研究》（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Law︰AComparative Study，1975）
關於吳經熊先生的一些隨想
某一次，趙柏田問我，當下中國的法學家，是否有人能在國際領域享有一 席之地，如民國時期的─我知道，他要舉吳經熊先生為例。或許，偌大的中國，
只有是吳氏一個充分的例證；這愈加有些令人感到悲哀。對柏田兄的問題，我前 后思量，最終卻搖頭︰沒有，當下並無一人能夠再現那種一劍光寒四十州的奪 目輝煌。在弱冠之年與溫德爾‧霍姆斯大法官坐而論道；出入20 世紀最偉大的 法學宗師羅斯科‧龐德門下；在28 歲的年紀以「東吳大學最優秀的畢業生」的 名義擔任該校的法學院院長，兩年以后，接受美國哈佛大學與西北大學的邀請 出國講學，成為中國受聘哈佛任教的第一人，又是繼劍橋大學霍茲沃思教授和 國際法院波特曼法官之后，擔任西北大學羅森泰（Julius Rosenthal）講座教 授的第三人；及至壯年，學而優則仕，由在野的法學家搖身為在朝的立法者，
起草享譽后世的“五五憲草”。對照當下──當下的景況是否比民國初年還要惡 劣呢？或是天才如羚羊掛角，已無跡可尋？
讀陳夏紅兄惠賜的大著《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中國法製出版社2006 年 7 月第一版），讀到寫吳氏的《“作為一個中國人”──吳經熊的學術及人生》
再次照亮了我的記憶。我以前只知吳氏是寧波鄞縣人（具體位址待考），卻不知 他曾求學于著名的效實中學。這所學校至今仍然是寧波最好的中學之一。如果晚 間無事，我從住處安步當車緩緩走過去，大概十分鐘的路程，差似與天一閣的 距離。吳氏在1937 年皈依天主教，從而退出民國法學界，可謂世所共知，不曾 想，他在1917 年就是一名基督徒。那么這二十年來的心路歷程──從新教到天 主教──是何等崎嶇，還有待后人的挖掘。
我寫中國近現代憲政史論，在民國一塊，重點評判的是張君勱與蕭公權等 人，並沒有太過注意吳經熊。此前雖草草翻閱他的論文，卻不求甚解（據說清華 版《法律哲學研究》所收錄的論文還不及吳氏精華作品的五分之一），反倒對他 的八卦逸事更感冒。這次拜讀完夏紅兄的文章，方才衍生對吳氏的濃濃興趣。對 于一些先賢，你必須低下頭顱。想一下，那個初出茅廬，冒昧給霍姆斯法官寫信 的寧波青年，他的一篇論文讓作為法律領地之泰山北斗的霍氏“覺得我是對一
個見識淵博的學人對話”。后來的霍氏一直珍視這位來自遠東的客人，就像珍視 班傑明‧卡多佐大法官一樣。而那一年，吳經熊才22 歲。他對霍姆斯說︰“作 為一個中國人，我要拯救我的國家，啟蒙我的民眾，振奮我的民族，使中華衣 冠文物跟上時代的步伐。”三年以後，“近世中國法學史上佔有重要席位的兩員 錢端升和吳經熊，同年自美歸國，一哈佛而清華，一密州而東吳，南北布道，
蔚為象徵。”在歸國前夕，吳氏預言︰“本世紀將目睹世界最古老國家的再生，
一個中西聯姻的嬰兒的誕生，我將在這場光榮的運動中發揮自己的作用。”
吳經熊在1937 年底皈依天主教，“演繹出近世中國法學史上的一樁名案
”──許章潤先生的這一評判並不算過譽。正如古龍小說《三少爺的劍》中的那 句著名台詞︰“因為我是謝曉峰。”我們可以說，吳經熊之值得深入關注，正因 為他是吳經熊──如他自己所言︰“一個偉大靈魂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現，會迫 使后人去研究他。”而1937 年吳氏的地位是何等顯赫︰他不僅是國內第一流的 法學家，在國際亦享有相當的聲譽，他一直使用中文與英文同步寫作並出版。更 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法律人，至上的夢想與至上的榮耀，莫過于成為一個國家 的立法者，為生民立法，為萬世立法。在1933 年，吳氏就進入國民政府立法院 擔任憲法起草委員會副委員長一職，且能行使委員長的實權。“吳氏憲草”即在 此期間問世。1899 年出生的他，那時還不到 35 歲。誰會料想，四年之后，他投 向基督的懷抱，“幾乎盡拋平生所學，與法學徹底分手”？
他的幼子吳樹德回憶︰
“對于中國和生為他那一代的中國人，他在 1937 年──一個他思慮著作出 生命中的轉折的階段──寫道，‘精神必定備受煎熬’。他比擬活在中國就如同 是在進行著一場永無止息的生死之間的搏鬥。他說，中國‘正在瞬息萬變，有時 我產生一種奇怪的感覺，自己被旋風裹挾飄搖，雙腳永難踏上堅實的大地。’…
…在他的青年時期，他的內心之缺乏平和恰是外部世界政治動盪和文化紛擾的 寫照，對此他感同身受。直到皈依耶教，他才重歸安寧，這發生在香港那一年的 十二月，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將我從我自己拯救了出來’。”
“在檢視他的生命和作品時──我發現它們是不可分離的──我知道父親堅 信他的宗教皈依乃是命定的。讀者將《超越東西方》（按︰吳經熊的回憶錄）草 草翻閱后就會明白，早在踏入天主教堂之前，他就已經感到他的生命中有一只 引領著他的手，事實上，他感到是偉大的仁慈和對于上帝的同情，引導他進入 上帝神聖的心中。他常常表示感激的不僅僅是他發現了上帝，而且是上帝發現了 他。──上帝不是發現的對象，否則就是褻神。這也表達了他深深的謙卑。”
其實這一切早有其伏筆，在他的回憶錄中，大約是皈依前不久，他寫道︰
我當法官時，常認真地履行我的職責，實際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心某 處，潛伏著這么一種意識︰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著一個法官的角色。每當 我判一個人死刑，都祕密地向他的靈魂祈求，要它原諒我這么做，我判他的刑 只是因為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為這是我的意愿。我覺得像彼拉多（Pilate）一 樣，並且希望洗乾淨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儘管他也許有罪。唯有完人才夠
資格向罪人扔石頭，但完人是沒有的。
──這樣嚴酷的反省意識，我曾在日常生活之中偶然遇見，但是反省者多半 停留于頭班倫理的層面（如從事某一工作，必須因遵守世俗規則或潛規則而扭 曲自己的良知），尚未上升到人性的純粹高度。而像吳經熊這等智者，用他的兒 子的話說，叫“天生虔信之人”，無論干哪一行，最終都可能選擇放棄。因為他 置身于世俗的喧囂，卻追求天堂的安寧。這令他永遠處于左右撕扯的身心衝突之 中。法官這個頭班只是使他直面的矛盾更加劇烈，更加黑白分明，更加被壓抑而 透不過氣。他的離棄是必然，落實在法學卻是偶然。皈依基督是本質，與法學絕 緣卻是浮華的表象。
所以，對許章潤論吳氏的文章︰“當法律不足以慰藉心靈時──從吳經熊 的信仰皈依論及法律、法學的品格”，單是這一標題，我就不能太贊同。作為工 具的法律，什麼時候具備“慰藉心靈”的靈效？它充其量只是一針強心劑，可 以緩解暫時的痛苦，卻不能給予終端的治療。我們經常重複哈樂德‧伯爾曼的 話︰“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這裡的“信仰”，僅僅指經驗 層次的“信”（習慣）──至多指先驗層次的“信”（理性）──好比“我相 信你來自某地”、“我相信你是個好人”，是一個事實判斷或價值判斷，而絕對 不是超驗緯度上的“信”。兩者的分別，正在于后一種“信”預設了一個與此世 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具有提升力的“場”，它們與你呼吸視聽的現實世界構 成了一種永難彌合的張力，你必須信仰，才能超越殘缺的此岸，而飛升到完美 的彼岸。這種“慰藉心靈”的力量來自宗教。信仰法律可能是教義的重要組成部 分，卻不能越俎代庖。法律可以沾染宗教的色澤，卻不能僭越宗教的終極功用。
一言以蔽之，對法律的信仰與對基督的信仰，在吳經熊身上，決非同一度的事 物，前者屬于大地，后者屬于天堂；當然，它們更無法割裂開來，否則吳氏就 不必心神錯亂，毅然棄絕曾經視為天職的法學專業。
但是，問題之根源，依然得追溯至吳經熊的法律觀。在他自身，就賦予法律 太多的不能承受之重。如他的告白︰“作為一個受過古典精神熏陶的人，我怎樣 從事法律研究，大概是可笑的。我承認我對法律女神的激情似乎過于離譜的浪漫 我只能以永恆的眼光來審視法律問題。除開法學大師，我還求助于老子、莎士比 亞、斯賓諾沙、歌德、惠特曼、威廉‧詹姆士等人，以及其他許多的外行人，如孔 子、康德和杜威。不知什麼原因，我在法律和音樂這如此不同的東西之間竟發現 了許多的相似之處，這一定與我分析能力的欠缺有關才對﹗對于生命奧跡的意 識，象幽靈一樣不斷伴隨著我，即使在判決一個很不重要的案子時，亦是如此。
我的小宇宙沐浴在充滿了宇宙感的柔光之中。”
1936 年，他出版英文著作《法律的藝術》，發掘法律與音樂、詩歌、繪畫之 間的共通之處︰“如果法律不是藝術，它就什麼也不是。法律是‘人類組織生活
’的人造藝術，誠如魏格莫爾（Wigmore）所提示我們的︰‘法律規則是生活 規則。’塞爾蘇斯（Celsus）亦稱，法律是公平與正義的藝術，是利益衡平的 藝術。像音樂一樣，正義之美是恰好的比例與有序的排列，它的出現，‘擺脫了
純粹的個體與偶然，因而提升了它的真實意義。’正義即美，乃因為它應用于人 之關係；美即正義，乃因為它適用于現象世界。”──他祈望將真、善、美三大 元價值匯聚于法律一體。這比王爾德的想法還要奢侈，王氏只是說︰“我沒有什 麼太高的要求，只要人間至善，那就夠了﹗”吳氏卻要求法律至真、至善、至 美︰法律不是宗教，卻高于宗教。
以如此高遠的理想圖景映照民國年間滿目創痍的司法狀況，他沒有理由不 絕望︰“無邊的幻覺破滅了，不盡的泡沫爆沒了，對于一切的新異，吾心早已 麻木，唯懷戒懼。東風與西風，南風和北風，一齊襲來，彷佛將我撕裂。偶像紛 塌，委地成燼，而真正的上主，您在那裡﹗童心之我囂囂于新主已至，而諷世 之我卻置疑這莫非又是一尊泥塑木雕而已。”──而吳氏的心性並不是十分堅強 他的韌勁遠不如同時代的胡適。在他感覺懦弱的時候，萌生于1917 年的宗教情 結適時複蘇。就像西方的“再洗禮派”一樣，他再度走入基督教的窄門。只是與 二十年前不同，他由新教改宗天主教。至於這一轉折的原由，我說不上來，尤其 是他的兒子的一段回憶，更讓我難以索解︰
“在閱讀和沈思他的一生時，我為這樣的事實而感動︰儘管在各方面他都完 全是一個中國人，但是與他的諸多同胞不同，父親既不相信命運或者機會，亦 非如同上個世紀早期的“五四運動”以還的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一般，絕然相 信唯理主義，將它奉若神明。而且，不同于西方的大多數猶太人和天主教徒基本 上將上帝視為父親──有時候甚至是一位不可親近、相當威權主義的父親，家父 可能由於其特異的心理特性，其所預期、追尋和找到的上帝卻是一位充滿愛意、
同情心和寬大仁慈的母親。”──按理說，天主教的上帝形象偏于道統、古板，
更似一位“威權主義的父親”。沉陷于戀母心理的吳經熊的改信，卻有些“反其 道而行之”。對此，到底該怎么解釋？請允許我繼續摘錄吳樹德先生的評論︰
“他找到的關於上帝可能確乎秉具如此女性氣質的主要線索，可以追溯至釋、
道的資料中，特別是在關於道乃‘天地源頭’的‘神祕女性’這一描述當中。此 處不遑辯釋這一有趣的疑問，但應予指出的是，近年來有些學者研讀父親迻為 文言的《詩篇》，得出結論說他對于希伯萊語耶和華（Yahweh）──普遍認為 他是完全徹底、不折不扣的男性──的解讀，是極為新穎的銳見，透徹闡明了其 女性位格甚于男性，因而，是一個更具人性、為普通的信眾和讀者所接近的神。
這僅僅是一個虔信的教徒的觀點，還是他靈思煥發，指認耶和華既是我們在‘
以賽亞書’中所看到的‘受難的僕人’，同時並為不朽的《詩篇》第23 首的主 角，‘善良的牧羊人’的形象。如果一切都不是，它至少強烈地提示我們從《舊 約》到《新約》，我們所看到的以基督為名的上帝理念的變遷。”
在我看來，這正是吳氏最了不起的地方。他不像某些基督教徒，信仰上帝之 後，就一味攻擊被他們視為腐朽、沒落的中國道統，似乎不如此便不足以洗清自 己所浸染的中國傳統文化包袱。吳氏對西方文化的精深研究自不待言，而他對滋 養他成人的東方文化，一直存有感恩之心。他將《聖詠（詩篇）》與《新約》翻譯
為中國的文言文，同時將《道德經》與優美的古體詩翻譯為英文。他寫作《正義之 源 泉 ︰ 自 然 法 研 究 Fountain of Justice ︰ A Study in the Natural Law，1955》，同時寫作《禪學的黃金時代》。他沈迷于源自西方的法理學世界 而難以自拔，同時卻有極具中國古典文人氣質的《唐詩四季》問世。他既能主講 比較神學與關於阿奎那的課程，亦能擔任中國哲學與文學的資深客座教授。他的 回憶錄名為“超越中西方”，而田默迪對他的早期法律哲學之詮釋名為“東西 方之間的法律哲學”。無論是超越，還是游弋其中，我們都應該同意他的這一觀 點──我以為，這是最理性，也是我最能接受的思想姿勢︰
“我們既非向東，亦非向西，而是向內；因為在我們的靈魂深處，藏蘊著神 聖的本體（Divine Essence），那是我們真正的家園……我們的精神生命是一 個不息的旅程，開始于當下，而在天國找到完滿的善終。”
大陸出版的吳氏著作有︰
吳經熊、華懋生編︰《法學文選》，中國政法大學2003 年 11 月出版；
吳經熊、黃公覺著︰《中國製憲史》，上海書局影印“民國叢書”之一；
吳經熊著︰《超越東西方》，周偉馳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 7 月 出版；
吳經熊著︰《唐詩四季》，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年出版
吳經熊著︰《法律哲學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年 3 月出版
另有田默迪著︰《東西方之間的法律哲學──吳經熊早期法律哲學思想之比 較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年出版
2006 年 8 月 10 日于寧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