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世鑒戒――魏晉南北朝史學教育

經世鑒戒――魏晉南北朝史學教育

第一章 緒論

一、 研究動機

「何謂歷史？」是筆者學習歷史學十餘年，以及從事中學歷史教 育工作多年，一直不斷與師長、自己與學生們詢問與討論的問題，相 信也是諸位先進研究史學的發端與總結。尤其近幾年中學歷史教育的 遽變，更迫使筆者亟欲向往事取經，希望經由探索古代的史學教育活 動與其發展，釐清歷史教育或史學教育的本質與意涵，並為自己的生 涯尋求更明確的定位與出路。

歷史研究本該進行全面的探討，不應以政治事件的強加割裂，然 筆者才疏學淺與時間之限制，對於史學教育發展的探討，也就僅能限 於斷代史的討論。而在中國歷代中選擇魏晉南北朝時代，不僅是筆者 個人的研究興趣，更緣於魏晉南北朝在中國史學史與教育史的發展 上，都是一個重要的時期。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史學發展的鼎盛時期，也是中國史學史上的黃

金時代

。由於政權嬗替頻仍，邊疆民族的入侵，儒家思想失去在兩 漢時期獨斷的地位，也促使原附庸於儒學之下的文學、史學、天文、

地理、音樂、科技等逐漸脫離經學的束縛而發展。按逯耀東氏的看法，

因史學與經學有千縷萬緒的牽扯，致使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學，一方 面既開始逐漸脫離經學而獨立，而有「三史」新名詞的出現，一方面 卻又與經學藕斷絲連， 「三史」與「五經」或「六經」並舉，簡稱為

「經史」，而後史學在步向獨立過程中，又與當時已蓬勃發展的「文 學」，結合為「文史」。 「文史」合稱的現象，一直發展到南朝後期的 梁代，蕭統編輯《文選》的工作完成後，才將文與史的界限劃開，再 經《隋書•經籍志》中〈史部〉的出現，最後至劉知幾《史通》的完 成，「史學」才完全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

。

至於，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魏晉南北朝也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時 期

。與史學發展類似的是，魏晉南北朝的教育也因儒家思想的衰微，

1

「黃金時代」一詞是沈剛伯氏所提出，大致上史學界都肯定沈氏的看法，差 別僅在名詞的些微差異，或稱鼎盛時期，或稱極盛的時代，參見沈剛伯

（1968.10）、呂謙舉（1976.09：348）、杜維運（1996）、雷家驥（1990）、潘 德深（1994.5：94）、瞿林東（1999：223）等著作；白壽彝（1999：155）、

周一良（1995：274）雖不以「極盛」、「鼎盛」與「黃金時代」等詞句描述 魏晉南北朝的史學發展盛況，皆肯定魏晉南北朝史學承續兩漢時代的成就 而有更高度的發展。

2

參見逯耀東氏，2000.02， 〈導論：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魏晉史學 的思想與社會基礎》，頁3-25，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3

關於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教育史上的地位，目前海峽兩岸雖是有相當地分歧，

但至少都肯定魏晉南北朝的教育是處於「蛻變」階段，如伍振鷟（1999， 〈中

國教育史〉， 《教育學入門》，陳奎

等主編，頁62，臺北：商鼎），或是正

而走向了多元發展。政治動盪與經學衰蔽，雖造成官學時興時廢，教 育成效不彰，卻也促成其他非儒家價值的領域，如同上述的文學、史 學、玄學、科技、藝術等，也有其發展的空間，甚至成為教育的學科 之一。以史學教育言，先有後趙石勒於東晉元帝大興二年（西元319 年）設立了經學、律學、史學、門臣四祭酒

，後則是宋文帝於元嘉 十五年（西元438年）建立儒學、玄學、史學、文學等四學

，是以中 國首度「史學」專門學校出現在魏晉南北朝。而且不僅是官學，在士 族的私學、家學方面的傳承，也是相當的鼎盛，諸位先進的論述也有 相當的成果。以傳承途徑言，已有瞿林東氏論述此時期史學的「家學」

傳統（瞿林東，1981），其他史家的個案研究者，如裴松之

、蕭子顯

面肯定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承先啟後」的地位與作用，如張 瑞璠（1994，〈序〉，《玄儒佛道教育理論比較研究》，頁1，臺北：文津）。

4

雖然這四祭酒所擔負的可能僅是學術研究的任務，而非教育職責，但卻也可 窺見「史學」開始脫離經學或是儒家發展的端倪。其事參見《晉書》卷105

〈石勒載記〉，頁2735-2736。

5

元嘉十五年設學之事載於《宋書》卷93〈隱逸傳•雷次宗〉 ，頁2293、 《南史》

卷75〈隱逸傳•雷次宗〉，頁1868、《南史》卷2〈宋本紀•文帝〉，頁45-46 等處。這次所建立的四學講座中的「史學」 ，在史書中雖未明確說明其教學 內容為何，然就曾於「儒學」講座門下受學的齊高帝蕭道成的治學內容為

《禮》及《左氏春秋》推論，當時「史學」講座內容應比較偏於當時所謂的

「三史」，至於「三史」內容為何，則參考本文第二章。

6

如逯耀東〈裴松之與《三國志注》 〉 、 〈裴松之《三國志注》的自注〉 、 〈裴松之 與魏晉史學評論〉等文，皆收錄於《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一書中，

另逯耀東氏指導蔡瑄瑾的碩士論文，1994， 《裴松之家學傳承及六朝史學的

演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7

等，也多兼論其家學淵源；以教材方面言，或以漢晉《漢書》學為 討論中心（張榮芳，1991：289-311），或以魏晉時期「史注」的出現 是因應史學教學的需要（逯耀東，2000.02：15） 。總之，不論是官學、

私學或是家學，魏晉南北朝的史學教育皆有相當的進展，直至唐朝將 史書列為考試科目

， 「史學」這一學科的教育價值終於獲得正式的肯 定，可謂「義與經配」。

綜合前述，魏晉南北朝的史學教育活動萌芽、發展與影響，在中 國史學教育發展史上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因此有對其進行深入且全面 研究的必要。

二、 前人研究成果之一──魏晉南北朝史學史

作為歷史學研究方法的經驗基礎，史學史的研究長久以來受到歷 史學界的重視，而從事中國史的研究者，對於中國史學的發展與流變 更需有相當程度的認識。職是之故，日本內藤湖南氏首啟風氣之先，

於1914、1915年左右開始在京都大學講授中國史學史課程

，中國方

7

如王淑嫻，1998.07， 《蕭子顯與《南齊書》研究》 ，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 所碩士論文，頁29-39，未出版。

8

唐朝將史書列為科舉考試的科目，有一史、三史兩科與明經、進士等並存，

其事載於《新唐書》卷44〈選舉志上〉，頁1161-1162；甚至是弘文、崇文兩 館的入館標準，也以習讀史書與否為評選依據之一。

9

內藤氏於京都大學講授的中國史學史課程，其講稿經多次講授修正，並於內

藤氏去世後由其門生弟子整理而出版為《支那史學史》一書（東京：弘文

面則由梁啟超於1922年春在北京清華學校以〈五千年史勢鳥瞰〉為講 題，首揭傳統中國史學發展之概要，此講稿後收入《中國歷史研究法》

之第二章〈過去之中國史學界〉；而後1926、1927年左右梁啟超在講 授《歷史研究法補編》時，更進一步提出史學史研究的重要性，並主 張中國史學有四個部分要特別注意，即史官、史家、史學的成立與發 展，以及最近史學的趨勢。此後，大多中國史學史的專書與論著，深 受梁氏論點的影響，不脫史官、史家、史籍、史學與史料五者

。 史學和史家是分不開，而史家又深受時代的影響

，中國史學史 的研究亦與時代變遷密切相關。1949年以來海峽兩岸因國共對峙而產 生的分裂，先是香港地區因錢穆、呂謙舉等在港的講學，相對於臺灣、

中國大陸兩地有較為顯著的研究成果；後隨兩岸對峙局面的成為定

堂，1949年）。

10

關於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影響，張榮芳氏在

〈民國以來的中國中古史學史研究〉（《中國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 討論會》 ，頁593-608，臺北：國史館，1997年）一文中，已有相當扼要的論 述，然筆者以梁啟超首次揭示中國史學史的研究，乃於1922年於清華學堂 講〈五千年史勢鳥瞰〉時，就已對中國自古以來史學發展有所反省與回顧，

尤其是對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等的重視，稱「自有劉知幾、鄭樵、章學 誠，然後中國始有史學矣」 ，也早於1922年《中國歷史研究法》輯錄成書時，

而非遲至1926、1927年《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出版時，才開始反省傳統 中國史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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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史學、史家與時代三者的關係，朱際鎰、余英時等皆已闡釋，本文不再 贅述。參閱朱際鎰〈史學、史家與時代〉（收入朱際鎰先生文集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歷史與歷史教育》 ，頁57-64，臺北：學生書局，1993年） ，及余英 時〈史學、史家與時代〉 （收入余英時， 《歷史與思想》 ，頁247-270，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

局，以及國共政權的強烈控制，海峽兩岸的史學研究自1960年代起，

即有長達近三十年的各自不同趨勢的發展軌跡，直至1987年臺灣地區

「解嚴」 ，隨著報禁、黨禁的解除，以及對中國大陸地區的探親與旅遊 的開放，海峽兩岸的史學研究也開始相互交流，先是論著的流通，近 幾年專題研討會的交流也日趨頻繁

。

與現今海峽兩岸的分裂類似，魏晉南北朝時期除西晉短暫統一 外，也是一個長期處於政權分立對峙的時代。 《隋書．經籍志》所顯 示出此時期史書的大量增加，使魏晉南北朝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的地 位，自1920年代以來，即受梁啟超

、鄭鶴聲

等的肯定。此後，有 關於中國史學史的專著中，不論是1949年以前或以後，臺灣或中國大 陸地區出版者，其或專篇論述魏晉南北朝時期，或與兩漢、隋唐並而 闡述者，大都給予魏晉南北朝相當正面的評論

。

12

關於1949年以後臺灣地區史學研究或是中國大陸地區史學研究的趨勢演 變，李東華、王晴佳兩人的分期雖有差異，但都一致肯定1987年臺灣地區

「解嚴」對於海峽兩岸史學研究相互交流的促進。參看李東華，1988，〈一 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海峽兩岸學術研究的發展》，

頁65-83，臺北：聯經；及王晴佳，1999，〈台灣史學的「變」與「不變」：

一九四九~一九九九年〉，《臺大學歷史學報》，24，頁329-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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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於《中國歷史研究法》中云： 「兩晉六朝，百學無穢；而治史者獨盛，

在晉尤著。讀《隋書經籍志》及清丁國鈞之《補晉書藝文志》可見也。故 吾常謂晉代玄學之外，惟有史學；而我國史學界，亦有以晉為全盛時代。」

（1988，《中國歷史研究法》，頁2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臺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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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鶴聲在〈漢隋間之史學〉一文亦稱漢隋之間時期為中國史學的「昌盛時代」

（ 《學衡》 ，33，1924年，頁4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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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各版中國史學史專著對於魏晉南北朝的分期與評論，本節後文介紹魏晉

檢視半世紀以來有關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論著，並參酌有關研究 成果的概況論述

，大體上可分為研究課題與研究集團兩方面。在研 究課題方面，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集中於： （一）中國史學史上魏 晉南北朝的地位與其史學蓬勃發展的原因； （二）史官、史家與史籍；

（三）史學思想：含史學本身，以及史學與其他學術的相互關係； （四）

史書體例和歷史編纂學的討論； （五）目錄學與歷史文獻學的討論；

（六）史學傳承等六項課題。以研究區域來看，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 研究，中國大陸地區主要由白壽彝帶動，以及《史學史研究》所發表 的專論為大宗，臺灣地區則是在1985年以來由中興大學歷史系所主辦 共四屆「史學史研討會」的匯集，以及李宗侗、沈剛伯、杜維運、逯 耀東、雷家驥等人研究論著為最顯著。

甲、 研究課題

如同前述，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集中於： （一）中國史學史上 魏晉南北朝的地位與其史學蓬勃發展的原因； （二）史官、史家與史

南北朝史學史研究課題時，即有簡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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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參酌的相關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回顧之論著有張榮芳之前揭文；周

樑楷，1991， 〈史學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綜合

討論〉，《大陸雜誌》，83.3，頁1-4；陳識仁，1999，〈北魏崔浩案的研究與

討論〉 ， 《史原》 ，21，頁111-145；謝保成，1987， 〈史學史研究概述〉 ，收入

中國史研究部編， 《中國古代史研究概述》，頁474-511，淮陰：江蘇古籍出

版社；朱仲玉，1981.06，〈中國史學史書錄〉，《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2

期、1997.12，〈中國史學史書錄續篇〉，《史學史研究》，1997年第4期，頁

21-28。

籍； （三）史學思想：含史學本身，以及史學與其他學術的相互關係；

（四）史書體例和歷史編纂學的討論； （五）目錄學與歷史文獻學的討 論；（六）史學傳承等六項課題。以下就分點論述之：

（一）中國史學史上魏晉南北朝的地位與其史學蓬勃發展的原因 在各版的中國史學史論著中，提及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概況，雖 多以介紹此時期著名的史書、史家為具體面相，然在分述各史書、史 家之前，學者仍會先為魏晉南北朝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作一評論。

首先，就時代分期言，各版的中國史學史專著或相關單篇論文，有單 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為專篇討論者

，有上溯與兩漢，甚至是戰國 時代為一發展階段闡述者

，或下延至隋唐五代時期為一階段

。學

17

如李宗侗（1979：41-75） 、劉節（1982：71-137）、張孟倫（1983）、鄒賢俊

（1989）、潘德深（1994：93-152）、瞿林東（1999：223-290）等的中國史學 史，都以一~四章的篇幅來介紹魏晉南北朝的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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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倉修良、魏得良合著的《中國古代史學史簡編》 ，將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分 為四期，其第二期為「以人物傳記為中心的漢魏六朝史學」 （1983，黑龍江 人民出版社） ；高國抗的《中國古代史學史概要》亦分為四期，秦至南北朝 的史學亦為第二期，稱為「古代史學的確立與發展」；王樹民則稱戰國到南 北朝之末為「史書體例成熟時期」 （《中國史學史綱要》 ，頁6、45-87，北京：

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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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金毓黻是以「魏晉南北朝以迄唐初」為一階段分述各史書（1973：59-91） ； 白壽彝習慣將中國古代史學分為五期：先秦時期、秦漢時期、魏晉南北朝 隋唐時期、宋元時期、明清時期（1986：45-89） ；陶懋炳也是分五期，魏晉 至唐前期為「中國古代史學發展期」（1987）等。另外瞿林東的單篇論述史 學發展趨勢的論文，也多以「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為討論中心，如1991.06，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史學的發展〉 ， 《史學史研究》 ，1991年第2期，頁35-42、

2000， 〈魏晉至隋唐的歷史文獻學〉 ，《學術研究》（廣州），2000年第1期，

界在為魏晉南北朝的史學發展定位與評論時，臺灣方面就因沈剛伯氏 於〈史學與世變〉一文中對於魏晉南北朝史學進步的肯定，而有魏晉 南北朝為中國史學史上的黃金時代之說（逯耀東，2000：29），或如 呂謙舉氏稱為「狂飆時代」（1976：353），杜維運亦云「魏晉南北朝 雖是一個衰亂的時代，卻是一個史學極盛的時代」（2000：3），羅運 治亦稱此時期的史學「似黃金燦爛般的蓬勃發展」 （2000：45） ，都給 予相當高的評價。至於中國大陸方面的評語與臺灣相較稍嫌平淡，但 也都承認此時期的史學，在中國史學史上是處於一個繼承兩漢史學成 就的向上發展期或是高峰期

。

就如同杜維運氏在《中國史學史》第二冊中云： 「衰亂的魏晉南 北朝時代，史學發展至極盛，其原因所在，近代史學家紛紛提出解釋。

這是中國史學史研究上的大問題」（2000：28）職是之故，所有與魏 晉南北朝史學史相關的論述，大多對魏晉南北朝史學蓬勃發展的緣由

頁92-98等文，應是受到白壽彝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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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前 註 的 陶 懋 炳 對 於 魏 晉 至 唐 前 期 的 評 價 是 「 中 國 古 代 史 學 發 展 期」

（1987.12，《中國古代史學史略》，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萬繩楠亦稱魏 晉南北朝的史學是「取得過重大的發展」、「在史學史上，形成一種前所未 有的繁榮局面」（2000， 《魏晉南北朝文化史》 ，頁83，臺北：昭明出版社）；

高敏稱「繼承紀傳體史書的傳統並把它推向一個新的高峰的時期，還是魏

晉南北朝時期」（1993，〈試論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的興盛及其特徵和原

因〉 ， 《史學史研究》 ，1993年第3期，頁55）；瞿林東則在〈魏晉南北朝隋唐

時期史學的發展〉中表示：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時

期，也是中國史學成長起來以後走向發展的時期。」（1991.06，〈魏晉南北

朝隋唐時期史學的發展〉 ，《史學史研究》，1991年第2期，頁35），相似之語

繁多不及備載。

提出解釋，近十餘年甚至出現相當多單篇論文，以「魏晉南北朝史學 興盛之原因」為主題

。綜合各家所論，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極盛的 原因可歸納如下：

○ 1 經學的急劇衰微：最早提出此看法的應是金毓黻氏（1957） ， 萬繩楠氏也以經學急劇衰落為魏晉南北朝史學得以長足發展的原因 之一，但萬氏以為金毓黻氏並未看出魏晉南北朝時期經學衰微的源 頭，亦即經學的衰微乃是因儒學失去了兩漢時期獨尊的地位，而人們 因為不再受到經學的束縛（萬繩楠，2000：283） ，是以文學、玄學、

藝術等都得以發展，尤其是史學更是脫離經學而逐漸走向獨立。呂謙 舉（1961） 、逯耀東（1975） 、雷家驥（1990：336） 、高敏（1993：61）、

卜憲群、張南（1994：102）、瞿林東（1999：86）、羅運治（2000：

46）也都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經學的衰微與史學的勃興有因果關係。

○ 2 史官制度的完備與「史官失其常守」 ：這兩點乍見似是相互矛 盾，然史官制度的完備與「史官失其常守」皆同時存在於魏晉南北朝 時期，一方面是史官制度發展到魏晉時期，終於以著史為專職，曹魏

21

中國大陸方面有蔣家驊，1989， 〈魏晉南北朝史學興盛及其原因〉，《雲南民 族學院學報》 ，1989年第2期；高敏，1993，〈試論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的興 盛及其特徵和原因〉 ， 《史學史研究》 ，1993年第3期，頁55-61；石榮倫，1994，

〈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特點及其成因〉，《江海學刊》，1994年第1期；李穎科，

1994， 〈魏晉南北朝史學發達原因新探〉， 《人文雜誌》，1994年第4期等文。

臺灣則有杜維運，1996.12， 〈魏晉南北朝的衰亂與史學的極盛〉 ， 《國史館館

刊》 ，復刊卷21，頁47-68；羅運治，2000.06， 〈魏晉南北朝史學蓬勃發展因

素的探討〉， 《淡江史學》，10，頁45-62等文為代表研究論述。

設置著作郎，北朝設著作局與修史局等，都顯示此時期統治階級對於 修史的重視，史學因此而發達；另一方面又因魏晉南北朝長期政局的 動亂，使統治階級對於禁制私史撰修的控制力減弱，加上九品中正制 對於士族仕宦的維護， 「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 ，是以「史 官失其常守」 ，博達之士紛紛「各記聞見，以備遺忘」 ，私人修史遂成 風氣，作者甚眾，史書大量增加，史學繁榮的局面也就因此出現了。

追本溯源，以魏晉南北朝史官制度完備，促進魏晉南北朝史學的極 盛，最早應是劉知幾在《史通．史官建置》提出，而以「史官失其常 守」為促成魏晉南北朝史學繁榮的原因，則是《隋書．經籍志》對東 漢以降，對史書大量增加原因之解釋。民國以降，梁啟超認為史官制 度的完備是魏晉南北朝史學發達的原因（1922， 《中國歷史研究法》 ） ， 鄭鶴聲則以《隋書．經籍志》中的「史官失其常守」駁斥梁氏看法

（1924：4485） ，其實兩人都是各持己見，偏執一端。贊成梁氏看法者 有呂謙舉（1961）、潘德深（1994：94-95）、高敏（1993：60）、羅運 治（2000：54-55） 等；以鄭鶴聲論點為是者則有金毓黻（1957）、

卜憲群、張南（1994：102）、萬繩楠（2000：285-286）等。而能將 兩者融合闡述完備者則是瞿林東氏的論著（1999：223-225）。

○ 3 史學、史家與史書撰修的受重視：魏晉南北朝史學的受重視，

不僅顯現於統治者設置史官、設立「史學」專門學校等，史書與史學 具有「經世」 、 「教世」等功能的被肯定，亦使魏晉南北朝統治者與士 人重視或致力於史書的撰修。潘德深（1994：95）、杜維運（1996：

55-58） 、王淑嫻（1998：91） 、萬繩楠（2000：287-289） 、羅運治（2000：

50-55）等都認為史學、史家與史書撰修的受重視是魏晉南北朝史學 發展鼎盛的重要因素之一。

○ 4 政治、社會、經濟等大環境變動的刺激：首先提出此看法的應 是沈剛伯氏，即所謂「世變愈急，則史家發展愈快，世變愈大、則史 學變得愈新」（1968） ，也就因為沈剛伯氏的這項論點，肯定了魏晉南 北朝在中國史學發展上的地位，而影響杜維運氏、逯耀東氏等從事魏 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杜維運氏甚至另著〈憂患與史學〉一文回應沈 剛伯氏的論點（1991），雖然後來杜氏以單是「世變」、「憂患」不足 以解釋魏晉南北學史學的極盛（1996：53），但政權的嬗遞頻仍，對 於歷史經驗總結的需求，仍是此時期史學發展鼎盛的動力，是以瞿林 東（1999：46）、羅運治（2000：47-48）仍以時代動亂變遷對於魏晉 南北朝史學發展有促進之功。

○ 5 政治社會的安定繁榮：與上述原因相對的是，杜維運早期雖接 受沈剛伯氏的「世變」為促進史學進步之動力的看法，但經過深思並 可能參酌某些中國大陸史家唯物史觀的看法，認為史學有其富貴性，

短期的動盪固然可刺激史學的發展，但卻祇有長期的安定才能使史料 有積累、史學有發展的物質基礎，是以南朝政治的安定、北朝某一時 期的經濟繁榮，其實才是促進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原因（杜維運，

1996：53-54） ，羅運治（2000-48）也認同此論點。評述十六國史學

產生背景的吳振清，也以「北方廣大地區長期積累的雄厚生產實力和

物質基礎，長期形成的文化素質」，成為十六國史學發展的歷史根基

（1989：31）。

○ 6 紙筆等文化工具的進步，傳抄收藏便利：最早提出纖維紙的普 及有助於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者，應是梁啟超（1922） ，而高敏（1993：

61） 、潘德深（1994：94）、羅運治（2000：61-62）等都認為紙的普 及與盛行，對學術文化的傳播和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為魏晉南 北朝史學的興盛提供了物質方面的條件。

○ 7 對《史記》 、 《漢書》的仿效與研究： 《史記》 、《漢書》紀傳體 的美善，引起史家的傚仿，尤其是《漢書》斷代史的特色，一方面既 為魏晉南北朝修史者撰史之典範，一方面又符合統治階級對歷史經驗 吸取的要求，故一直受到統治者大力提倡和利用，因而從事《漢書》

研究和教學者也就愈來愈多，這對魏晉南北朝史學風氣的盛行也有一 定促進的作用。首先以為此為魏晉南北朝史學發達原因的是梁啟超

（1922），近年有類似看法者則為高敏（1993：60）、潘德深（1994：

95） 。

○ 8 豪門世族需要史學為之服務：由於九品官人法的倡行，士族對 於史學有應用之需要，應此需要，譜系之書、家史、別傳等等史書體 裁大為盛行，史學當然也就因士族的需要而大為盛行。以九品中正制 推行所造成對譜學需要，而帶動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有高敏（1993：

61） 、羅運治（2000：55-57），至於逯耀東更將魏晉南北朝的士族與 九品中正制視為魏晉史學發展的社會基礎（1975）。

另外，還有杜維運氏提出當時「以史懲勸」 、 「以史制君」觀念的

普遍，也是促使魏晉南北朝史學極盛的原因（1996：58-64） ，筆者以 為這兩點可以歸納至「史學、史家與史書撰修的受重視」項目中，而 不必別列項目陳述。

（二）史官、史家與史籍

就如金毓黻氏所稱：「史學寄於史籍，史籍撰自史官、史家」

（1957） ，史學、史籍、史官、史家四者是彼此相關密切，也因金毓黻 氏如此的揭示，長期以來中國史學史的專著，即便是一些強調闡述史 學思想、史學流派等演變規律的專著，仍多以介紹著名史家與史籍，

來呈現中國史學史上每一階段的發展。職是之故，金毓黻氏論述魏晉 南北朝史學概況，是用介紹各家後漢史、三國史、晉史、十六國史、

南朝史、北朝史等史籍與史家的方式，而李宗侗、劉節、潘德深、王 樹民、杜維運、瞿林東等諸家中國史學史專著都是如此，即便不一一 列舉各家史書，也必簡介二十五史中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所完成的「正 史」，如《三國志》、 《後漢書》、 《宋書》 、《南齊書》、《魏書》等，就 連以探討史學思想的專著，也多以舉史家、史書為例證的方式，來陳 述魏晉南北朝史學思想的趨勢與發展軌跡，如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 史》（臺北：學生書局，1990）、吳懷祺《中國史學思想史》（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等著作都是如此。

在此筆者不欲逐件列舉各版中國史學史專著中，對於各史家、史

家的介紹與評論，而專就以史官、史籍與史書為課題的單篇論文，來

檢視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的趨勢。就數量而言，魏晉南北朝史家、

史書中研究論述最多者以正史及其史家為多，尤其是享有美名的《三 國志注》與其作者裴松之，逯耀東

、蔡瑄瑾

、崔凡芝

、張子俠

等皆有專論研究，其中尤以逯氏研究成果最為可觀，蔡瑄瑾的碩士論 文《裴松之家學傳承及六朝史學的演變》也是得逯耀東氏指導的研究 成果。魏晉南北朝眾史家最引人關注者則是以國史案而株連甚廣的崔 浩，按陳識仁氏的蒐集整理，自1930年以來的崔浩案

研究，對《魏 書．崔浩傳》中所謂「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因修史而獲罪的 說法，都一致認為只是導火線，而非主因。故此，諸文多將論述放在

22

逯耀東對裴松之與其《三國志注》的研究相關論著有：1974.05， 〈 《裴松之與

《三國志》研究》 〉 ， 《國立編譯館館刊》 ，3.1、1974.05， 〈裴松之《三國志注》

引雜傳集釋〉 ， 《台灣大學歷史學報》 ，1、1982， 〈裴松之與《三國志注》研 究〉 ， 《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三）》（杜維運、陳錦忠編） ，臺北：華世出版 社、1985，〈《三國志注》與裴松之三國志自注〉，《勞貞一先生八秩榮慶論 文集》 ，臺北、1985， 〈裴松之與魏晉史學評論〉 ， 《食貨月刊（復刊）》 ，15.3、

15.4、1997.12， 〈司馬光《通鑑考異》與裴松之《三國志注》〉，《臺大歷史 學報》 ，21，頁125-145；逯耀東氏將這些關於裴松之的研究論述彙集成書，

終成《裴松之與魏晉史學變遷》一書（臺北：東大圖書，1998）。

23

參見蔡瑄瑾，1994， 《裴松之家學傳承及六朝史學的演變》 ，國立臺灣大學歷 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24

參閱崔凡芝，1994， 〈裴注的史學意義〉， 《史學史研究》，1994年第4期，頁 42-48。

25

詳見張子俠，2000.06， 〈 《三國志》裴注研究三題〉，《史學史研究》 ，2000年 第2期，頁74-79。

26

就陳識仁氏所蒐集的論著，諸家研究崔浩者有谷霽光、呂思勉、牟潤孫、陳

寅恪、周一良、王伊同、王曾才、孫同勛、逯耀東、陳漢平、陳漢玉、莫

久愚、呂一飛、許殿璽、何茲全、陳明、劉偉航、宋德喜等，詳見文後所

附之參考書目。

深究此案的「真正原因」，探究的重心基本上集中於幾個方面：○ 1 民 族矛盾與衝突，○ 2 佛、道宗教的衝突，○ 3 社會階級的衝突（陳識仁，

1999：118） 。

除了裴松之、崔浩外，另闡述陳壽與《三國志》有繆鉞、李純跤、

孫紹華、范家偉等人研究論述

，范曄與《後漢書》則有藍文徵、束 世澂等

，袁宏與《後漢紀》之論著則以錢穆、董文武為代表

，他 家後漢書研究則有吉書時

，論述傅玄之史學者有劉治立

，討論習

27

繆鉞，1963， 〈陳壽與《三國志》〉 ，原載於《歷史教學》第2期，後收入吳澤 主編， 《中國史學史論集（一）》 ，頁313-346（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李純跤，1989.09， 〈陳壽行年鉤沈〉 ， 《史學史研究》 ，1989年第3期，頁58-62；

孫紹華，1997， 〈 《三國志》和陳壽的史識〉 ， 《史學史研究》 ，1997年第2期，

頁28-32；范家偉，1998， 〈陳壽對《三國志》分行與並行的處理〉 ，《史學史 研究》 ，1998年第1期，頁39-42、1998.09， 〈陳壽與《晉書》限斷爭議〉 ， 《大 陸雜誌》 ，97.3，頁1-13。

28

藍文徵，1953， 〈范蔚宗的史學〉，《香港民主評論》，4.12，收入杜維運、黃 進興編， 《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一）》 ，頁304-310（臺北：華世出版社，1976） ； 束世澂，1961，〈范曄與《後漢書》〉，原載於《歷史教學》，1961年11、12 期，後收入吳澤主編， 《中國史學史論集（一） 》 ，頁300-312（上海：人民出 版社，1980）。

29

錢穆，1955， 〈袁宏政論與史學〉，《香港民主評論》，6.22，收入杜維運、黃 進興編， 《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 ，頁288-303（臺北：華世出版社，1976）；

董文武，1999，〈《後漢紀》對《後漢書》的校勘價值〉，《古籍整理研究學 刊》 （長春），1999年第3期，頁43-48。。

30

吉書時，1989.09， 〈七家《後漢書》佚文可補范書之缺〉 ， 《史學史研究》 ，1989 年第3期，頁54-57。

31

劉治立，1998， 〈傅玄及其史學〉， 《史學史研究》，1998年第2期，頁38-44。

鑿齒《漢晉春秋》之影響者為張承宗

，專論干寶《晉紀》與其史學 思想者則先有李穎科

，後則陳俊強

，討論蕭子顯與《南齊書》者 為周春元、鄧仕樑、高國抗、詹秀惠、丁福林、王淑嫻

等，探討魏 收與《魏史》體例與評價者則有周一良、孫同勛、瞿林東、向燕南

等，檢視《華陽國志》的史料價值則以劉重來、劉固盛

為代表，另

32

張承宗，1996.06， 〈 《漢晉春秋》在史學上的影響〉，《史學史研究》，1996年 第2期，頁35-40。

33

李穎科，1987.09， 〈論干寶的史學思想〉， 《史學史研究》 ，1987年第3期，頁 49-57。

34

陳俊強，1995.06， 〈試論干寶與《晉紀》－－兼論東晉的史學〉，《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3，頁59-95。

35

其論著資料如下：周春元，1985.03， 〈蕭子顯〉 ， 《中國史學家評傳》 ，河南：

中洲古籍出版社；鄧仕樑，1987，〈蕭子顯的文論〉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 化研究所學報》 ，18；高國抗，1989，〈蕭子顯－－宗室身份和史家職責的 矛盾〉，收入何茲全、趙儷生等著， 《中國古代史學人物（上）》 ，（臺北：國 文天地雜誌社，1989.12）；詹秀惠，1994.11，《蕭子顯與其文學批評》，臺 北：文史哲出版社；丁福林，1996，〈《南齊書．文學傳論》對文壇三派的 評價〉 ， 《遼寧大學學報》 ，1996年第3期、王淑嫻，1998.07， 《蕭子顯與《南 齊書》研究》 ，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南齊書》

體裁結構及相關評價之析論〉，《中正歷史學刊》（嘉義）：59-90。

36

周一良，1935， 〈魏收之史學〉 ，原載於《燕京學報》第18期，後收入氏著《魏 晉南北朝史論集》 ，北京：中華書局，1963；另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 《中 國史學史論文選集》 ，頁311-347（臺北：華世書局，1976） ；孫同勛，1961，

〈穢史辯誣〉 ， 《幼獅學誌》 ，4.1、2；瞿林東，1985， 〈說《魏書》非「穢史」〉，

《江漢論壇》 ，1985年第5期；向燕南，1993， 〈《魏書．釋老志》的史學價值〉，

《史學史研究》 ，1993年第2期，頁57-61。。

37

劉重來，1984.12， 〈 《華陽國志》中詩歌諺語的史料價值〉，《史學史研究》，

1984年第4期，頁35-38；劉固盛，1997， 〈《華陽國志》的史料價值〉 ， 《史學

史研究》 ，1997年第2期，頁46-51。。

外杜預

、王隱

、孫盛

、沈約

、酈道元與《水經注》

等亦都有 專文論著。

總之，以量而言，史家與史籍的研究應是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 的大宗；以研究者言，中國大陸學者從事史家與史籍探討的情形較臺 灣地區為熱烈；就研究對象分析，由眾人熟悉的史家轉向較為後人所 貶抑，或因其史著亡佚而漸被遺忘者。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干寶、袁 宏與其他七家後漢書的研究，在1980年代後期取得相當可觀的研究成 果，這其間演變的趨勢，乃是因中國大陸地區自1980年左右開始對歷 史文獻進行輯佚與標注的工作，如此一來，使得原本許多散佚不全或 難以句讀的文獻史料，解讀分析更為便利，有助於史學研究工作的推 展。以干寶所著的《晉紀》與《搜神記》為例，自1979年以來陸續出 版今人對《搜神記》及《晉紀》的校注，先是1979年北京中華書局出 版汪紹楹校刊的《搜神記》，使得《搜神記》終於出現了一個較可信

38

陳恩林，1999， 〈評杜預《春秋左氏傳》的「三體五例」問題〉 ，《史學集刊》

（長春），1999年第3期，頁64-69。

39

曹書杰，1995， 〈王隱家世及其《晉書》〉， 《史學史研究》 ，1995年第2期，頁 23-30。

40

喬治忠，1995， 〈孫盛史學發微〉，《史學史研究》，1995年第4期，頁32-40。

41

顏尚文，1982.06， 〈沈約的《宋書》與史學〉 ， 《師大歷史學報》 ，10；盧建榮，

1994.06， 〈沈約(四四一至五一三)的思想――結合歷史評論與社會評論〉，

《師大歷史學報》，22，頁15-29。。

42

曹爾琴，1978， 〈酈道元和《水經注》〉，原載於《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 》，1978年第3期，後收入吳澤主編，《中國史學史論集（一）》，頁

347-360，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的本子；1991年黃滌明氏更在汪氏的基礎上對《搜神記》作成全譯（《搜 神記全譯》 ，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至於《晉紀》方面，學界也在 清人的既有成績上作出進一步的整理：1989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喬 治忠氏校注的《眾家編年體晉史》，其中包括了干寶《晉紀》等編年 體晉史。此外，楊朝明氏又對何法盛《晉中興書》等九家紀傳體晉史 作了一番校補，成《九家舊晉書輯本》一書（1991，鄭州：中州古籍 出版社）。而眾家後漢書也在清人輯佚的基礎上，1987年由河北人民 出版社，出版了周天游氏校堪的《七家後漢書》，再加上北京中華書 局對於二十五史進行點校的工作，凡此種種都有助對魏晉南北朝各史 家與史籍的探討與分析。而這一種對史料進行整理的工作，應是受白 壽彝先生於1980年代初期開始推動歷史文獻學研究的影響，並與中國 大陸學者尋求突破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框架有關。

最後，還需注意的是這些研究史家與史籍的學者，可能因研究之 深入，而不免對其研究對象產生溫情主義，致使此類研究幾乎全成為 翻案式研究，例如逯耀東對於裴松之，即給予高度評價；王淑嫻則以 同情立場態度看蕭子顯之修撰《南齊書》，認為蕭子顯尷尬的立場，

在許多地方仍能見其力存實錄的史家氣度，為難能可貴之處（王淑

嫻，1998：172） ；陳俊強對於干寶史學思想的研究，則以為奠定東晉

南朝編年史體盛況是干寶，而非荀悅、袁宏等（1995：75-76）。此一

溫情立場，致使魏晉南北朝的史學史研究難有準則，但透過整合諸位

學者對於眾史家的研究，應能產生對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發展更全面的

認識。

（三）史學思想

魏晉南北朝的史學思想研究可先分為兩大類，一是就史學思想本 身，另一是魏晉南北朝史學與其他學術相互關係的研究。就魏晉南北 朝史學思想本身而言，因為三國鼎立、南北朝分裂對峙，對於「正統」

觀念的爭論，也就成為魏晉南北朝史學思想的主要課題。按呂謙舉、

饒宗頤的論述， 「正統論」原就是中國史學最重要的特點之一，民初 梁啟超以西洋史學的立場，駁斥中國史學的正統論，認為「中國史家 之謬，未有過於論正統者。」（《飲冰室文集》卷三，歷史類） ，實是 苛責太過（呂謙舉，1965：1086） 。實際上， 「正統論」不僅是中國史 學的特點，亦有其深刻的思想背景，且影響中國歷史解釋與史書撰寫 的形式。1970年冬，饒宗頤在耶魯大學研究院任客座教授時，受Arthur F. Wright 教授之邀，參與比較史學研討會，該會討論主題頗涉各國 歷史之「正統」觀念，饒氏乃發為專篇，前後歷時五載而成。饒氏從 文字學與各史料整理，論述中國史學上，「統」、 「道統」、「正統」等 概念的形成、演變與影響。此書出版後，影響魏晉南北朝史學研究最 深刻者，應是雷家驥氏的《中古史學觀念史》一書（臺北：學生書局，

1990） 。雷家驥以「天意史觀」 、 「實證史學」 、 「實錄史學」 、 「正統論」

與政治力量的交叉影響，而在魏晉時代產生史學經世、 「以史制君」、

「史不可亡意識」與正史等概念為主軸，論述秦漢以迄隋唐時期史學

思想的演變的軌跡；其中「以史制君」的概念，影響近十年魏晉南北

朝史學史研究可謂相當普遍。杜維運（1996：60）、羅運治（2000：

59-60）等在探討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鼎盛原因時，都引用「以史制 君」的論點來加以闡述；甚至中國大陸學者也以雷家驥的論點可取而 引用之，如龐天佑（1995：125）。

再者，魏晉南北朝史學與經學、玄學、文學等各學術的相互關係，

則是魏晉南北朝史學思想史的另一重要課題。如同前文所述，魏晉時 期經學的衰微的確有助於史學脫離經學束縛而勃興。至於玄學與史學 兩者的關係，龐天佑則結合對魏晉南北朝史學與玄學的考察，認為魏 晉史學的發展及其地位的提高、魏晉史家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史家研 究的領域及人物評價、魏晉時期史著體例的發展以及史著的內容與史 學思想等等，都與玄學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考察玄學與魏晉史學的 關係，從中可以了解魏晉史學的時代特點和發展特色，進而認識其在 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1999：125） 。至於史學與文學的關係，魏晉南 北朝史學脫離經學逐漸獨立的同時，卻與經學發生千絲萬縷的牽扯，

是以先產生「經史」並稱，後「史學」又與「文學」 ，而形成「文史」

合稱的現象。關於經史分途發展的情形、玄學對於史學的影響、文學 與史學的合流等現象，逯耀東氏分別以史評、別傳或雜傳、《世說新 語》等具體史書體例或作品為例證，論述期間發展變化

；中國大陸 學者胡寶國氏也由史學與經學、史學與文學的關係著手論述魏晉南北 朝史學的發展，相較於逯耀東氏強調魏晉以降經史分途的發展，胡寶

43

逯耀東氏以史評、史注、雜傳、別傳與《世說新語》等具體史書體例來論述

魏晉史學的發展與其他學術思想的交互關係，可參看氏著《魏晉史學的思

想與社會基礎》一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0，該書匯集了上述各類

史書體例的討論，以及各類史書體例反映出的史學思想。

國更強調史學與古文經學的聯繫

。另外，中國首部文學理論專書《文 心雕龍•史傳篇》中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總結，則又是另一重要的研 究論點

。

最末，須特別提出的是，因史學發展與時代變遷息息相關，是以 史學思想史的研究必須重視其與時代的關係，亦即史學思想史研究只 能是一種思想史研究（Intellectual History），而無法是著重思想與思 想間關係的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 ，此在正統論的研究上，特別顯 明。雷家驥的研究論點是與時代背景與變遷作交互分析，而即使是著 重正統論在各朝代演變的饒宗頤，其論述也無法全然忽略時代對於正 統論的影響。

（四）史書體例和歷史編纂學的討論：

魏晉南北朝的史書的編撰，除了仿效《史記》 、 《漢書》的「紀傳 體」與《春秋》 、 《左傳》的「編年體」外，因應時代的需要，也產生 了史注、史評、方志、家史、別傳、雜傳、典制史等各式史書體例，

臺灣方面逯耀東氏依據沈剛伯在〈史學與世變〉一文中所揭示：世變 激盪魏晉史學的發展，魏晉史學的發展結果最主要表現在史書體例的 大量增加（1968），是以對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各種特殊的史書體例進 行探討分析，如別傳、雜傳、家史、方志、史注等，應可窺知魏晉南

44

胡寶國，1998.12， 〈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 《文史》，第47輯。

45

杜維運，1997.05， 〈文心雕龍與史學〉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 ，14，頁1-6；

黃東陽，1998.09， 〈經學、文學、史學的結合－－「文心雕龍•史傳」篇初

探〉 ， 《孔孟月刊》 ，37.1，頁38-42。

北朝史學發展的脈絡，在逯耀東與其弟子的研究推動下，取得相當豐 碩的成果。經由對別傳、雜傳與《世說新語》的探究，逯氏推論別傳、

雜傳等體裁的出現與《世說新語》品評人物新標準的出現，都驗證了 魏晉時代經學衰微，非儒家價值體系的抬頭

。以《三國志注》中史 注、史評等的來源，分析其在中國史注、史評等史書體例發展過程中 的地位，並由中窺得魏晉以迄隋唐的史學發展變化

。

中國大陸地區自1980年代在白壽彝氏的推動下，以 「歷史編纂學」

一詞概括各種史書體例的研究（1983：109-110） ，然相對於臺灣研究 的成績斐然，中國大陸地區對於魏晉南北朝史書體例的研究則難與臺 灣相抗衡。比較通論性的論著是黎子耀、李穎科對魏晉南北朝整個時 期「歷史編纂學」 ，進行較為全面的闡述

。

（五）目錄學與歷史文獻學的討論

所謂目錄學的討論是指透過《漢書．藝文志》 、 《隋書．經籍志》、

《七略》 、《七志》、 《七錄》等其中書目分類的比對與討論，探討整個

46

參見逯耀東，1974.06， 〈別傳在魏晉史學中的地位〉，《幼獅學誌》 ，12.1，頁 1-38、1981， 〈魏晉別傳的時代性格〉 ， 《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臺北：中央 研究、；1998.06， 〈漢晉間史學思想變遷的痕跡－－以列傳和別傳為範圍所 作的討論〉，《第四屆史學史研討會》，台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1998.12， 〈漢晉間史學思想變遷的痕跡－－以列傳和別傳為範圍所作的討 論〉 ， 《臺大歷史學報》 ，22，頁1-15等文。

47

同本章註22。

48

黎子耀，1981， 〈魏晉南北朝的歷史編纂學〉，《杭州大學學報》，1981年第1

期；李穎科，1993， 〈魏晉南北朝歷史編纂學簡論〉 ， 《西北大學學報》 ，1993

年第3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部門的逐漸形成與發展情形。與前述「史書體例 與歷史編纂學」的研究動態有些許類似的是，臺灣方面對於目錄學研 究較有成果仍是逯耀東氏與其弟子

。

至於中國大陸方面，是在白壽彝先生自1980年以來對於史學研究 的呼籲與倡導，宣告要詳細地「占有史料」，故要從事歷史文獻的研 究，亦即歷史文獻學而展開。據白壽彝先生的定義，歷史文獻學包括 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辨偽學、古漢語、古民族語文、

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學、歷史地理學等等的內容（白壽彝，1983：

102） ，亦即目錄學不過是歷史文獻學中的一個內容而已，與逯耀東氏 相同的是，白壽彝氏也以《隋書．經籍志》是歷史文獻研究發展中的 一個標誌，是以198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地區所出版的中國歷史文獻學 專著，也都和逯耀東氏一樣都進行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漢書．藝文 志》 ，經《中經新簿》 、 《七志》 、 《七錄》等，最終到《隋書．經籍志》，

其中史部分類類別的轉變與史學發展的關係。總之，中國大陸地區歷 史文獻學的研究，先經白壽彝氏的大力疾呼，最後於1980年代末期開

49

逯耀東，1970.09， 〈 《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類的分析〉 ，輔仁大學《人 文學報》 ，1，頁325-360、1973.05，〈《隋書．經籍志•史部》的形成〉 ，《中 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 ，5、1980.07， 〈從《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的 形成論魏晉史學轉變的歷程〉，《食貨月刊（復刊）》，10.4，頁121-142。李 廣建，1998，〈南北朝史學的發展與《隋書•經籍志•史部》的形成－－以

《隋書•經籍志•史部》為分析對象〉，《結網編》，黃清連主編，臺北：東 大圖書公司、1998.06， 〈南朝簿錄與隋唐之間的目錄編纂－－以《七林》和

《隋書•經籍志》為討論中心〉，《第四屆史學史研討會》，台中：國立中興

大學歷史學系，未出版。

花結果，曾貽芬、崔文印的《中國歷史文獻學史》（1988） ，以及楊燕 起、高國抗合編的《中國歷史文獻學》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

等兩本專著即為其成果。

（六）史學傳承

就中國史學發展史言，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史學史上的鼎盛時代，

以中國教育史角度，魏晉南北朝也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時期

。與史學 發展類似的是，魏晉南北朝的教育也因儒家思想的衰微，而走向了多 元發展。政治動盪與經學衰蔽，雖造成官學時興時廢，教育成效不彰，

卻也促成其他非儒家價值的領域，如同上述的文學、史學、玄學、科 技、藝術等，也有其發展的空間，甚至成為教育的學科之一。以史學 教育言，先有後趙石勒於東晉元帝大興二年（西元319年）設立了經 學、律學、史學、門臣四祭酒

，後則是宋文帝於元嘉十五年（西元 438年）建立儒學、玄學、史學、文學等四學

，是以中國首度「史 學」專門學校出現在魏晉南北朝

。而且不僅是官學，在士族的私學、

家學方面的傳承，也是相當的鼎盛，前人在此方面的論述已多有著 墨。以傳承途徑言，已有瞿林東論述此時期史學的「家學」傳統（瞿

50

同本章註3。

51

同本章註4。

52

同本章註5。

53

卜憲群、張南在其合著的《中國魏晉南北朝教育史》中，稱劉宋元嘉年間由 何承天主持的史學館，為中國史上第一所史學專門學校，參考該書，頁104，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04。

林東，1981），其他史家的個案研究者，如裴松之

、蕭子顯

等，也 多兼論其家學淵源；以教材方面言，或以漢晉《漢書》學為討論中心

（張榮芳，1991：289-311），或以魏晉時期「史注」的出現是因應史 學教學的需要（逯耀東，2000.02：15）。總之，不論是官學、私學或 是家學，魏晉南北朝的史學教育皆有相當的進展，直至唐朝將史書列 為考試科目

，「史學」這一學科的教育價值終於獲得正式的肯定，

可謂「義與經配」 。

乙、 重要刊物與研究機構

綜合前述，1950年以來兩岸三地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趨勢的分 流與匯合，實與時代變遷同軌行進。1949年國共內戰，國民黨與中共 爭權的失敗，臺灣與中國大陸在1950年初期都因為政局動蕩，有關魏 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皆未有顯著的成果，反而是處於兩岸之間的香 港，因為錢穆、呂謙舉等在港從事講學，對於魏晉南北朝史學史進行 紮根的工作，錢穆、呂謙舉1950、1960年代於香港所發表的論述與講

54

如逯耀東〈裴松之與《三國志注》 〉、〈裴松之《三國志注》的自注〉、〈裴松 之與魏晉史學評論〉等文，皆收錄於《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一書 中，另有蔡瑄瑾《裴松之家學傳承及六朝史學的演變》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 所碩士論文，1994，未出版。

55

如王淑嫻，1998.07， 《蕭子顯與《南齊書》研究》 ，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頁29-39。

56

唐朝將史書列為科舉考試的科目，有一史、三史兩科與明經、進士等並存，

其事載於《新唐書》卷44〈選舉志上〉，頁1161-1162；甚至是弘文、崇文兩

館的入館標準，也以習讀史書與否為評選依據之一。

座

，後都在1976年時由杜維運、黃進興收入《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

中，對日後臺灣地區中國史學史與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皆有所啟 發。

1960年代初期，海峽兩岸的對峙漸成定局，國共對於其統治地的 嚴密控制，致使兩地的史學史研究開始分道揚鑣。中國大陸地區金毓 黻氏《中國史學史》雖於1957年出版刊行，然隨著共黨對唯物史觀的 宣揚，中國大陸地區的史學史研究逐漸以馬克思唯物史觀為指導並籠 罩，其影響之深，至1980、1990年代之際，許多大陸地區的中國史學 史研究專著，都仍奉為圭臬

。值得注意的是匯集大量史學史研究論

57

其中包括錢穆，1952.10， 〈經學與史學〉 ，原載於《香港民主評論》，3.20；

後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 ，頁120-137，臺北：華世 出版社，1976、1955.11， 〈袁宏政論與史學〉 ，原載於《香港民主評論》 ，6.22；

後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 ，頁288-303，臺北：華世 出版社，1976、1958.11， 〈中國史學之特點〉 ，原載於《新亞生活雙週刊》，

1.15；後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二） 》 ，頁1098-1108，

臺北：華世出版社，1976；以及呂謙舉，1961.10，〈兩晉六朝的史學〉，原 文載於《香港人生半月刊》第263期，後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 學史論文選集（一） 》 ，頁348-362，臺北：華世出版社、1965.2，〈兩晉六朝 的史學〉 ，原文載於《香港人生半月刊》第342期，後收入杜維運、黃進興 編， 《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二） 》，頁1075-1097，臺北：華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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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尹達主編的《中國史學發展史》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07，於〈編者說 明〉即指出，本書主要任務是：「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對中 國歷史學的起源、發展，直至逐步成為一門科學的基本過程和規律予以探 索和總結；確切地劃分其發展階段，闡明各階段史學的特點及其內在聯繫；

運用馬克思主義對我國豐富的史學遺產進行批判、總結，重點放在史學理

論和史學思想上。」

文的期刊《史學史研究》 ，創刊於1961年6月，其前身是《中國史學史 資料》 、 《史學史資料》 。1981年，改名《史學史研究》 。 《史學史研究》

在白壽彝氏的帶領下，先是對中國大陸地區的史學史研究促成風氣，

後則與國外交流，其影響力更遠及於海外。

至於臺灣地區的史學史研究，1960年代的史學史研究是在李宗侗 氏對於史書與史籍的考訂，以及沈剛伯氏強調「世變」對於史學的激 盪作用發展起來的，逯耀東氏於1970年完成的《論魏晉史學轉變及其 特色》之博士論文，就是李宗侗與沈剛伯二人共同指導與影響的成 果。逯耀東氏也在取得博士學位後，繼續進行對博士論文的各論題進 行深度的研究，經過近三十年的筆耕，可謂著作等身，成績斐然。基 於對歷史學研究法的基礎需要，杜維運、黃進興著手收錄清末以來中 國史學史研究的相關論著，編集為《中國史學史研究論集（一）、

（二）》。史學史研究的需要與風氣的形成，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在 1985、1987與1990年連續舉辦三屆中西史學史研討會，並將論文集結 出版

。由與會學者分析，三次史學史研討會深具國際色彩，可惜因 與中國大陸政權的對立，都未有中國大陸學者的參與，然在第三屆的

「史學史研討會」中，其雖未有中國大陸學者與會，但因解嚴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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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主編出版的有《中西史學史研討會論文集》 ，台中：中

興大學歷史系，1986、《（第二屆）中西史學史研討會論文集》，台中：中興

大學歷史系，1987、《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中：中興大學

歷史系，1991，這三冊論文集中有關中國史學史的論文多達三十餘篇。另

1998年6月又有第四屆史學史研討會在臺中舉行。

中國大陸地區的研究成果逐漸在臺普及，許多發表論文者已開始於文 章中明白指出其參考中國大陸學者的某些論點

，兩岸的史學史研究 又開始彼此交流與相互影響。

因為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流於僵化，加上白壽彝提倡對於歷史編纂 學、歷史文獻學、歷史文學等方面的研究，是以1980年代左右，中國 大陸地區的史學史研究以「詳細佔據史料」為目的，進行對各種史料 的點校工作，近二十年來成果豐碩，對於較不著名史家與史書的研 究，如謝承、袁宏、干寶等有促進之功。另方面，如同前述，1987 年「解嚴」使兩岸地區的史學史研究交流更趨頻繁，剛開始僅有文獻 的交流，近年則更有兩岸學者往來中國大陸、香港、臺灣三地，積極 參與研討會的交流，如1998年在臺中中興大學所舉辦的「第四屆史學 史研討會」，在北京師範大學講授「中國史學史」的瞿林東先生即來 臺參與研討。

就前揭的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的六個論題，透過史料的「占領」

與深度解析，都可以有更進一步的成果。以史學發展情況言，其與經 學的關係，究竟是脫離其束縛而獨立發展，抑或回歸到「五經」群書 皆為史學的原點，則有待析論。史學與文學的關係，亦是一個重要課 題，史學、經學、文學、玄學四者之間的交會與各自發展都仍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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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張榮芳即於〈魏晉至唐時期的《漢書》學〉一文中，明白指出其參考中國

大陸學者論點之處，收入《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 ，台中：青峰出

版社，1991.02。

空間。史家與史籍的研究，就魏晉南北朝史書與史家數量的繁多，也 都還有許多仍待研究的個案，筆者雖以研究個案的溫情，會使結論失 之客觀，而深感憂心，但亦期待更多個案研究結果的匯集，有助於更 全面的瞭解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發展。

對於史書體例的研究，可以透過具體例證掌握史學在魏晉南北朝 時期與社會交互作用；透過歷史文獻學的研究，則更能掌握、占領史 料，讓史學史研究論點更貼近真相；史學傳承的研究取徑，則可以讓 我們透過教育史的角度，看到史學的如何傳播，以及如何對社會發生 作用與影響。而在總結這些論點的研究後，也就能對魏晉南北朝在史 學發展史上的地位，作出更明確的定意，並對其發展的軌跡，作出更 確切的敘述。

三、 前人研究成果之二――魏晉南北朝教育史

對於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的地位，海峽兩岸學界在 1980年代前後看法有相當大的轉變。1980年代以前，研究中國教育史 的學者，不論中國大陸或台灣地區，皆以魏晉南北朝的政治動亂，與 儒家思想的衰微，對教育發展是不利的，將魏晉南北朝視為中國教育 發展史上的停滯期

。然1980年代後，海峽兩岸對中國教育發展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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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王炳照氏於李軍氏所著《玄儒佛道教育理論比較研究》 （臺北：文津出

版社，1994）一書中所發表的序文。

魏晉南北朝的定位，開始出現了截然不同的看法。1981年，中國大陸 的全國教育研究會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召開「中外教育史體系討論 會」時，於會中討論魏晉南北朝教育的歷史地位。在這次會議中，專 門研究中國教育史的張瑞璠氏就提出「把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地位概括 為『承漢啟唐』，但把它同隋唐連在一起，意在突出『啟唐』」

的看 法。此後中國大陸地區對魏晉南北朝教育史的研究開始受到重視，且 再加上華東師大的張瑞璠氏、孫培青氏等人帶動下，近二十年來中國 大陸地區魏晉南北朝教育史的研究成果可說相當豐碩

。至於台灣的 中國教育史學界方面對魏晉南北朝教育史研究，則無太大變化，雖肯 定魏晉南北朝教育發展「承先啟後」的地位，稱之為「蛻變」時期

， 仍以魏晉南北朝的時局動盪造成官學時興時廢，因而教育成效不彰，

教育思想上也無足以稱道的系統教育學說

。或因史料過於繁雜散 亂，眾家《中國教育史》論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篇幅，大多較兩漢、

隋唐兩時期少。台灣方面以徐宗林、周愚文合著《教育史》（臺北：

五南圖書，1997）為例，各朝代教育發展情況的敘述在所佔篇幅如下

62

參閱張瑞璠於同前註書中所發表的序文。

63

中國大陸地區對魏晉南北朝教育史研究，除了前述李軍的教育理論研究外，

通論著作有卜憲群、張南合著《中國魏晉南北朝教育史》 ，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4，還有將魏晉南北朝教育史史料會編成專書，如尹德新主編的《歷 代教育筆記資料──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北京：中國勞動出版社，

1990、程舜英《魏晉南北朝教育制度史資料》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1988。

64

伍振鷟， 〈中國教育史〉 ， 《教育學入門》，頁62，陳奎

等合編，臺北：商鼎 文化，1999。

65

同上註，頁63。

表一：

表一 〈徐宗林、周愚文合著《教育史》各朝代所佔篇幅表〉

時 期

三代 以前

夏商 西周

東周 至秦

兩漢 時期

魏晉南 北朝

隋唐 時期

五代 兩宋

遼金 元

明代 盛清 時期

晚清 時期 頁

數

7 9 9 13 11 13 21 19 17 19 33

又中國大陸方面畢誠與程方平合撰在台灣出版的《中國教育史》

（臺北：文津，1996.10）雖給予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有相 當高的地位，但就下表二所顯示的篇幅來看，雖然「秦漢魏晉南北朝」

篇幅與「隋唐五代」數目相當，但實際上論述論述魏晉南北朝的篇幅 約僅15頁而已。

表二 〈畢誠、程方平合著《中國教育史》各朝代所佔篇幅表〉

時期 西周以前 西周東周 秦漢魏晉

南北朝 隋唐五代 兩宋時期 遼金元

時期 明代前清 清末 頁數 14 57 46 46 52 42 53 58 如同前述，台灣的中國教育史學界，或因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學不 振、史籍乏載，加上私學、家學資料零散，而多未予以其在中國教育 發展史上正面的評價

。相對於通論性論著中敘述魏晉南北朝部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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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在台灣出版的中國教育史論著，也開始對魏晉南北朝教育發展有比較正 面的看法，如：喻本伐、熊賢君對魏晉南北朝教育定位是「私學的相對熾 盛」 （1995.12，《中國教育發展史》，頁183-229，臺北：師大書苑），畢誠、

程方平對魏晉南北朝的教育史也有比較持平的論述，肯定其對隋唐教育發

展的貢獻（1996.10，《中國教育史》 ，頁91-117，臺北：文津）。然喻氏等四

人都是中國大陸學者，故臺灣方面的中國教育史學界大多對魏晉南北朝教

育發展的評價不高。

幅的偏少，台灣方面在「魏晉南北朝家庭教育史」方面，尤其是對《顏 氏家訓》的探討，研究風氣卻是相當地盛行，甚至延續長達三十年以 上。自1960年代起，先有周法高氏（《大陸雜誌》：1961.01~02）開風 氣，接下來70、80年代風氣稍減，90年代中期則是高峰，單是碩博士 論文研究魏晉南北朝家訓先後即有林素珍氏

、康世昌氏

等人。不 僅台灣地區對《顏氏家訓》研究蔚為大宗，日本、中國大陸地區對《顏 氏家訓》的研究則更是難以數計

。此外，魏晉南北朝家庭教育史還 結合婦女史研究，形成「女誡」 、 「女教」另一研究領域，林素珍氏〈魏 晉南北朝女教概述〉即闡述魏晉南北朝婦女在家庭中扮演相當重要的 角色（林素珍：1998.06）。是以，「魏晉南北朝家庭教育史」研究可 說幾乎全為「家訓文學」與「女教」兩領域所籠罩，但筆者以為這兩 種領域的研究無法全面涵蓋魏晉南北朝家庭教育的具體面相，一是

「家訓」嚴格說來僅是家庭教育中「言教」及「理想面」 ，而非「實際 面」，另一是「女教」也只是某單方面角度的論述而已，若要了解魏 晉南北朝家庭教育的真實景況， 「身教」

與「境教」

這兩個題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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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素珍氏，1994， 《魏晉南北朝家訓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68

康世昌氏，1996， 《漢魏六朝「家訓」研究》，臺北：私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

69

日本方面，與周法高氏約為同時的守屋美都雄（1967、1968）為代表，而中 國大陸地區的研究則更為可觀，詳參見本文後「參考書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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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安的教子，可謂是魏晉南北朝「身教」的最佳範例，這可由《世說新語．

德行篇》一段謝安與其夫人的對話窺知。謝夫人一手包辦了家中孩子的教

育與訓誨，一天謝夫人就與謝安抱怨說： 「那得初不見君教兒？」謝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