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冷戰結束後，中共藉由改革開放而大幅提昇了綜合國力及國際影響力；鄰 國日本雖然陷入長期的經濟不景氣，但憑藉在冷戰時累積的雄厚經濟實力，亦 有心於提升其在國際政治安全事務上的參與度，希冀全面提升國際地位以實現
「正常國家」的夙願。「中」日既為近鄰，則任一方的發展必然會引來另一方 的高度關切，進而評估對方的發展對自身國家利益的影響的好壞，然而，這樣 的評估往往因為雙方錯綜複雜的歷史關係而遭扭曲，亦即國家的客觀利益與主 觀期望出現了矛盾，這也導致冷戰後雙邊關係、特別是安全關係的急轉直下。
本論文認為，歷史問題不但製造出「中」日間許多懸而未決的爭議，更影 響了雙方政府及人民對彼此的觀感，因此雙邊安全關係無可避免地會受到歷史 問題的影響，至於其影響的程度，就是本論文所要研究的主題。本論文的研究 目的有三：首先，本論文將探討歷史問題和歷史觀如何影響著冷戰後「中」日 彼此間的認知，以及此一認知和冷戰時期有何異同；接著，本論文將探討上述 認知如何影響雙方的安全戰略，並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分析對照；最後，則 是探討「中」日安全戰略關係對亞太地區的影響。
壹、研究背景與緣起
自從中國和日本在十九世紀中葉相繼被迫進入現代國際體系之後，兩國在 安全關係上再次展開了互動。回顧歷史，中日兩國先後於唐、元、明三代發生 過戰爭，但在兩國相繼鎖國之後，安全互動也隨之停止。日本進行明治維新之 後，國力不斷上升，加上「征韓論」風行，日本遂再次起了挑戰中國「華夷秩 序」的念頭，並以朝鮮半島為跳板，對中國展開了侵略，最終在二十世紀中葉 爆發了全面戰爭，為兩國帶來了難以彌補的嚴重災害。
中日戰爭結束後，雙方在政治體制上都出現了重大變化。日本在美國佔領 之下建立了美式民主政權，而中國則是在共產黨革命下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
兩國在冷戰中選擇了不同陣營，卻也讓兩國的歷史恩怨和現實的兩極對立結合 起來。中共在與蘇聯締結同盟條約時即明確指出該同盟以日本為防範對象，1日 本則在和美國締結安全保障條約時指出，美國駐軍日本使得日本得以避開共產 主義的侵犯。2然而，雙方都認識到，兩國不可能永久對立下去，唯有尋求雙方 關係的改善才符合兩國利益。在美「中」關係開始解凍後，日本為了自身安全 利益考量，最後在 1972 年 9 月和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並於 1978 年締結和平友 好條約，日本接受了中共的「反霸權條款」，中共則是肯定美日安保的正面意 義。3但到了 1980 年代，由於中曾根康弘上台後先後發生了教科書事件、靖國 神社公式參拜和日本國防經費突破 GNP 1%上限等事件，使得中共對美日安保 和日本角色的看法漸趨保留，甚至擔心美日韓的反蘇同盟立場過於強硬，使得 中共被無端捲入。4中共肯定美日安保，是以防衛日本在當前國際局勢中面臨威 脅時的國家安全為前提的，5一旦美日同盟超過了這一界限，自然就會引來中共 的猜疑，這在冷戰後更可以明顯觀察到。
儘管「中」日兩國的關係並未因前述事件出現重大倒退，甚至在 1989 年天 安門事件後有所改善，但「中」日雙方在安全戰略上的矛盾已經浮現，只是由 於雙方在當時在政治、安全上的影響力都不若今日，因此還不至於產生嚴重衝
1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 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集 第一集（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 年），頁 1~2。
2 “Prime Minister Shigeru Yoshida’s Address at Ceremony of the Signing of the Japanese-American Security Pact”，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平和条約の締結に関する調書 第 4 冊(7)（東京：
外務省，2002 年），頁 356~357。
3 「日中平和友好条約交渉（第 2 回会談）」，1978 年 7 月 22 日，データベース「世界と日 本」，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JPCH3/19780722.O1J.html。該交涉 記錄中也指出，日本方面所謂的「特定第三國」即指蘇聯，故此後日本始終試圖在用字上避免 予人和約直指蘇聯的感覺，但最後日本仍然接受中共方面的條文用字。關於「中」日和平友好 條 約 的 詳 細 交 涉 過 程 ， 請 參 閱 「 日 中 関 係 資 料 集 」 ， デ ー タ ベ ー ス 「 世 界 と 日 本 」 ，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indices/JPCH/index.html.
4 村田晃嗣，「『国際国家の使命と苦悩－1980 年代の日本外交』」，五百旗頭真編，戦後日 本外交史（東京：有斐閣，2002 年初版六刷），頁 207~208。
5 「 日 中 平 和 友 好 条 約 交 渉 （ 第 2 回 会 談 ） 」 ， デ ー タ ベ ー ス 「 世 界 と 日 本 」 ，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JPCH3/19780722.O1J.htm.
突。從歷史上來看，只要「中」日任一方快速向外膨脹其勢力，就必定會發生 更高層次的衝突，而今日雙方居然同時向外擴張，則衝突的升級就幾乎是可以 想見的了，冷戰後的雙方關係走勢似乎正說明著這一點。任一方在軍事層面上 的擴張舉動都被另一方解讀為對本國安全的負面威脅，過去雙方決定暫時擱置 的問題如今也一一成為外交上爭執的焦點，在雙方軍事、科技能力提升後，這 些爭執還逐漸演變為軍事、科技能力的直接較量，例如 1995 年中共核試爆、日 本加速發展飛彈防禦體系（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BMD）或海洋探測船問題 等。即便雙方高層不斷主張發展雙邊友好關係符合本國利益，但「中」日關係 卻是相當錯亂，越是牽扯到高政治、安全性的議題，雙邊關係似乎就越是顯得 對立，新仇舊恨累積起來，嚴重阻礙了雙邊關係的發展，也為東亞地區的和平 穩定投下了變數。
中國大陸與日本儘管在歷史上往來已久，也都深知雙邊關係的重要性，但 由於歷史問題的糾葛，加上近數十年來因制度差異所形成的思想鴻溝和政治限 制，導致雙邊交流廣度和深度提升有限，彼此之間多仍以自身角度看待對方，
不信任感也有增無減，往往其中一方認為是自我保護的舉動，另一方卻看成是 對自我安全的威脅。這種在不信任感之下得出的扭曲認知帶有什麼特色？這樣 的錯誤認知如何反映在雙方當前的安全戰略上？又如何影響雙邊乃至於亞太關 係？以上這些問題，正是促使筆者選擇此一題目進行研究的背景。
貳、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主題在於「安全」與「認知」，其目的在探討冷戰後「中」日 彼此間的認知如何形成，認知如何反映在雙方的新安全戰略上，以及新安全戰 略對雙邊、乃至於對亞太安全關係的影響。其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國家安全攸關一國能否生存，因此這一問題不僅成為國際政治的重 要主題，甚至被認為是國家利益的根本。例如現實主義學者 Morgenthau 即曾指
出，一國外交政策的最低限度必須要確保其生存，亦即保護其領土、國家主權 和文化的完整不受它國侵犯；6結構現實主義學者 Waltz 也認為，在無政府體系 下，生存是最高目標，唯有生存得以確保，國家才得以安全地尋求其他利益。7 不但學者如此看重安全在一國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國家本身也是如此看待，例 如美國國家利益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在「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中將美國的國家利益分為四個等級，其中最重要的 的「根本」（vital）利益為「在一個自由安全的國家中維護、加強美國人民生 存、安樂的必要條件」；8日本在「21 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略」報告中則明白表 示「戰略的基礎是國家利益」，並列舉出日本的基本「国益」（國家利益），
第一項即為「維持日本的和平與安全」；9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認為「國家的主 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10另外，中共也在其國防白皮書中寫道
「中國的國防政策以國家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服從和服務於國家的發展戰略 與安全戰略」，而中共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目標和任務為「制止分裂，促進統 一，防備和抵抗侵略，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海洋權益」。11由此可知，
國家安全不但是一國外交的首要考量，更是一國國家利益的根本。
第二，國家對其生存安全的重視與追求無庸置疑，然而國家應該如何看待 安全？怎麼做才能確保安全？這幾個問題在國際關係中仍是爭論的焦點。以台 灣和中共為例，兩邊同樣瞭解到改善與日本的安全關係是有助於國家利益的，
但不同的是，台灣視日本安全力量的擴張為發展國家利益的助力，對此抱持歡 迎態度，而中共卻視其為阻力，對日本充滿著高度不信任。不同國家對同一件
6 Hans J. Morgenthau, “Another ‘Great Debate’: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6, no. 4 (December 1952), p. 972.
7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1979), p. 126.
8 Graham T. Allison and Robert Blackwill,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Cambridge, MA: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2000), pp. 5, 19.
9 「21 世紀日本外交の基本戦略－新たな時代，新たなビジョン，新たな外交－」，首相官邸
，2002 年 11 月 28 日，頁 7~8，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02/1128tf.pdf.
10「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鄧小平，鄧小平文選 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3 年），頁 331。
11 「2004 中國的國防」，人民日報（北京），2004 年 12 月 28 日，第 14 版。
事產生不同解讀，這正反映出「認知」所起的作用。事實上，當前國際關係理 論林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根源於認知的不同。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各自 強調應研究國際關係的「實然」面與「應然」面，對國際政治各抱持著較悲觀 與較樂觀的態度，這就是對國際現實認知的差異；同樣地，現實主義內部之所 以會出現不同派別，也是出自於認知的差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基於人性本惡
，國家必會不斷追求權力，將權力視為終極目標，但新現實主義則認為安全才 是國家的終極目標，權力只是保障安全的手段，因此適度即可，否則會引發他 國的不安；12後起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與守勢現實主義（
Defensive Realism）之歧見也是根源於對安全有著不同的認知，例如前者認為安 全感是永遠無法滿足的，而後者認為透過合作機制是可以增加國家安全的；13 其後，新古典現實主義更進一步將認知當成是體系與國家外交政策的中介變項
。14若將焦點置於本論文所要研究的「中」日安全戰略關係中則可明顯發現，
雙方在認知上的差異不僅存在於歷史遺留問題上，也影響到由此而來的法律問 題（例如東海島嶼歸屬及相關的大陸棚劃界問題），因此筆者認為從「認知」
著手探討冷戰後「中」日安全戰略關係時是一個可行的方式，而「認知」如何 影響「中」日安全戰略關係，乃至於整個亞太地區的安全局勢，正是本論文的 研究目的。
第二節 研究範圍、研究問題與重要性
本論文的研究範圍限定在冷戰結束，也就是一九八九年之後的「中」日安 全戰略關係。在整體上，冷戰的結束象徵著東西方的和解，過去的兩極體系已 因蘇聯一極的衰退而產生巨變，面對著不可知的未來，各國勢將採取不同於冷 戰時期的外交策略以求生存發展，對「中」日雙方而言，冷戰的結束也代表著
12 See Kenneth N.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 vol. 44, no. 1 (Spring 1990), pp. 34~36.
13 Eric J. Labs, “Beyond Victory: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6, no. 4 (Summer 1997), pp. 7~12.
14 See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no. 51 (Oct. 1998), pp. 157~165.
蘇聯威脅的減弱，過去奠基於《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反霸權條款」的抗蘇安 全架構勢將隨之調整；此外，隨著日美貿易摩擦的激化，以及 1989 年「六四」
事件後中共遭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禁運制裁，「中」日雙方都產生了與另 一方聯手以減輕美國壓力的念頭。15另一方面，1989 年卻也是日本人對中共觀 感大幅惡化的一年，16此後兩國人民的相互觀感有惡化的趨勢，並且與重大外 交事件、特別是歷史認識問題呈現出正向關連；在安全關係上，雙方也摒棄了 過去擱置爭議的作法，開始在國防現代化、領土問題以及區域問題上針鋒相對
。以上種種跡象皆顯示出，就政治和安全層面而言，冷戰後的「中」日關係比 起冷戰時期更呈現出對立的態勢。儘管中共與日本在關係正常化之前亦處於敵 對狀態，但安全關係其實相當單純，中共主要面對的是日本背後的美國，「中
」日雙方並未發生直接衝突，反觀冷戰結束後，「中」日雙方時在安全問題上 發生直接衝突，但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合作的空間，可以說雙邊安全關係的複雜 性遠勝以往，這也是本論文將研究範圍限縮於冷戰後的原因。
在研究問題方面，由於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認知對「中」日安全戰 略關係的影響，因此本論文試圖探討以下幾個問題：
1.冷戰結束後，「中」日兩國是如何看待對方的？與冷戰時期有何不同？
此一認知的根源從何而來？受過去歷史影響的程度又如何？
2.隨著彼此認知的轉變，「中」日兩國在安全戰略上是如何界定對方的角 色及地位？針對對方角色地位的轉變，「中」日彼此在態度上和安全戰略上做 出了什麼改變？
3.「中」日彼此之間在態度上和安全戰略上的改變，對於「中」日安全戰 略關係乃至於亞太安全格局會產生什麼樣的衝擊？
15 任曉、胡泳浩等著，中美日三邊關係（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120。
16「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内閣府，2005 年 10 月，http://www8.cao.go.jp/survey/h17/h17- gaikou/index.html.
為了進一步分析第二個問題，本論文將選擇台灣問題和能源問題作為「中
」日安全戰略關係的個案研究對象，其中能源問題包含了東海大陸棚開發問題 和俄羅斯遠東油管問題。
1.台灣問題是二十世紀中日戰爭結束後因處理不當而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
，並直接涉及中共的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和日本海上交通與國土的安全，形成 了歷史與現實交織的難解局面。此外，東海問題在本文中雖以資源開發問題為 討論焦點，但此區域的領海、專屬經濟海域等的劃分涉及主權爭議，亦為中日 戰爭後未能妥善處理的歷史遺留問題之一，因此仍有必要在此稍加說明。事實 上，在 2004 年 12 月日本公布新防衛計畫大綱，以及 2005 年 2 月日美舉行「二 加二」安全諮詢會議之後，日本對台灣海峽和西南群島的關注已經相當明確，
17這足以表示台灣問題與東海領土問題在「中」日安全戰略關係中實具有相當 程度的代表性。
2.東海能源開發問題和俄羅斯遠東油管問題所反映出的是中共與日本能源
（特別是石油）安全戰略的改變及能源需求的衝突。隨著「中」日對石油需求 的增加，爭奪石油來源的衝突已無法避免。能源爭奪問題是在冷戰後產生的新 問題，但「中」日雙方在處理此類問題時是否能擺脫歷史陰影是值得探討的。
在進行上述個案研究之前，本論文會先行探討「中」日安全戰略關係中的 美國因素。當今「中」日之間的諸多歷史問題都是在美國主導的舊金山和約和 美日安保之下形成的，而美日安保的內涵不但影響著日本東亞外交的走向，也 是中共用以判讀日本安全戰略發展的重要指標。鑑於美國在東亞的龐大軍力及 影響力，本論文認為有必要對美國因素做一交代。
在本文的重要性方面，主要可以歸納為下列幾點：
17 何思慎，「美日同盟強化與日本對中戰略之調整」，和平論壇，2005 年 3 月 18 日，
http://www.peaceforum.org.tw/onweb.jsp?webno=333333330;&webitem_no=1209.
首先，中共與日本是東亞的兩大強權，但近代以來雙方卻經歷了一個世紀 的對立，而這一個世紀正是東亞地區紛亂不休的時期；之後的「中」日關係正 常化一度緩和了東亞地區的緊張局勢，因此可以說「中」日關係的好壞與東亞 地區的和平穩定是息息相關的。然而，冷戰結束後「中」日關係又開始惡化，
直接對立的態勢甚至超過冷戰時期。儘管雙方同申「中日兩國有著兩千多年的 友好交往歷史和共同的文化背景，弘揚友好傳統、進一步發展互利合作是兩國 人民的共同願望」，18但就目前的形勢來看，顯然無法如此樂觀。「中」日儘 管尚未爆發直接的軍事衝突，但雙方都在密切注意對方的軍事動向，倘若雙方 對彼此的軍事行動做出了錯誤的解讀，從而採取了更加強硬的應對措施，則東 亞安全堪慮。位居東亞要衝的台灣，夾處「中」日兩大強權之間，同時還與「
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直接相關，無論在兩岸關係或是美日安保上，台灣不僅 是雙方的利益所在，更是雙方利益衝突之所在，因此身處台灣的吾人，絕對有 必要深入瞭解「中」日安全戰略關係的動向，從而尋求更佳的出路。
另一方面，之所以從「認知」這一角度來觀察「中」日安全戰略關係，是 因為筆者認為「中」日間的安全問題其實與歷史問題有著極大的關係。歷史問 題包括了歷史遺留下來的現實問題以及「中」日兩國的歷史認識問題。中日全 面戰爭的爆發，以及戰後國際環境的巨大變動，造成了台灣問題、東海領土問 題的懸而未決，而對歷史的不同解讀更造成了雙方在歷史問題上的各說各話。
隨著日本保守勢力的成長以及中共愛國主義教育的強化，雙方人民對彼此的定 見有越來越往負面發展的趨勢。從認知理論來看，這樣的認知定勢並無助於雙 邊關係的發展，反而容易加深錯誤認知；認知理論也指出人們容易從歷史中尋 找答案，因此「中」日間不愉快的過去勢必會成為雙方的「教材」，但不幸的 是，不同的解讀會導致雙方所得到的「教訓」隨之不同，而這樣的差異在現今 已與現實利益相結合，成為雙方利益衝突難以化解的根源，例如台灣地位與美
18 徐之先主編，中日關係三十年（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 年 10 月），頁 524。
日安保的適用範圍、釣魚台歸屬與東海經濟專屬海域劃分問題等。因此，要瞭 解「中」日安全戰略關係的發展，就不能不瞭解雙方的彼此認知，特別是對歷 史問題的認知。
最後要特別注意的是，即使「中」日之間有這些問題的存在，但雙方主觀 上仍然是有合作意願的。除了強調「中」日友好合作的應然面之外，雙方也認 為「維護地區和平、促進地區發展是兩國不移的基本方針」，並且也「將積極 參與東盟地區論壇等地區內各種多邊活動並開展協調與合作」，19顯示中共與 日本不論在雙邊或是多邊安全問題上還是有合作空間的，這從「中」日安全磋 商、北韓核武六方會談以及利用東協加三（ASEAN+3）的場合所舉行的「中」
日韓領導人會議都可看出。然而，合作所能帶來的共同利益與利益衝突所帶來 的緊張對立，孰者在「中」日安全戰略關係上佔據著更重要的地位，這才是需 要進一步研究的。
總而言之，由於「中」日安全戰略關係的發展影響台灣、甚至亞太安全至 鉅，因此筆者認為研究這一關係如何演進是有其必要性的，而要瞭解「中」日 安全戰略關係的演進，歷史認知所起的深層作用更是必不可少的研究重點。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途徑 壹、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論文將採用以下三種方法：歷史／比較研究法、內容分 析法和個案研究法。
本文首先會使用歷史／比較分析法。20這種研究法主要是以過去學者的研 究成果作為本身的分析基礎，並由此出發來針對某一議題進行深入探究。筆者
19 徐之先主編，前引書，頁 523。
20 關於歷史／比較分析法的內容，請參考 Earl Babbie 著，邱澤奇譯，社會研究方法（第 8 版，
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年），頁 416~423。
認為，中共與日本相互認知的發展是具有一貫性的，要瞭解雙方認知的變化，
使用這一分析法進行比較研究是有其必要的；再者，不同學者或不同人物在看 法上不可避免會出現差異，如何加以比較整理亦需藉助此一研究法。本研究法 的缺點在於，不同的人所寫出的文獻可能隱含著個人的特定立場和偏見，然而
，這樣的立場與偏見正可反映出文獻背後所隱含的作者認知，因此這一點反而 對筆者是有幫助的，惟如何在找出不同人物的認知差異的同時避免讓筆者本身 陷入其中的偏見，將是筆者所要注意的。由於本論文的研究對象為中共與日本
，因此在進行分析時將盡可能以中、日文資料為分析重點。
在分析「中」日兩國安全戰略的變化、以及在具體的個案內容上，本文將 採用內容分析法。21內容分析法可用來分析任何形式的傳播媒介，例如報章雜 誌、廣播電視等。此一分析法包含定量和定性資料分析，本文所採用的是定性 分析，分析對象主要為相關國家新聞媒體的書面和網路報導、相關分析評論文 章、以及相關國家的政府資料。內容分析法的優點在於個人容易獨立從事內容 分析，而不需耗費大量時間和金錢從事調查，這同時也保障了研究的安全性，
不至於因為研究計畫的不當而被迫重新進行調查。但其缺點在於分析對象僅限 於已經記錄下來的媒介，這些資料的信度和效度如何不得而知，因此作者希望 藉由閱讀、比對不同國家的相關資料來盡量彌補此一缺失。另外，除了書面資 料之外，當前網路資料亦是從事研究時的資料來源之一，惟網路資料的信度不 一，筆者在採用時當注意這一問題，盡可能以具公信力的政府、智庫、學術和 媒體網站為資料來源。
最後，本論文也將採用個案分析法。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是一種實證 研究（empirical inquiry），是在真實的背景下，研究當時的現象，也就是說，
若情境中的條件與所要研究的對象有很大的關連，就可以使用個案研究；而個 案研究所關心的變項要較資料點為多，因此相當倚賴多重證據的來源，並得益
21 關於內容分析法的內容，請參考 Earl Babbie 著，邱澤奇譯，前引書，頁 393~406。
於事先發展（prior development）的理論命題，以引導資料的蒐集和分析。22個 案研究依其問題和分析目標的不同，可分為描述性個案研究和發展、測試理論 性個案研究，而描述性個案研究又可分為純敘述性專題研究（configurative- idiographic studies）和解釋性個案研究（interpretative case studies），前者著重 敘述整體現象，多採取直覺式解釋，後者則是使用既存理論來解釋現象。23本 論文所要採取的即為解釋性個案研究，以認知理論和安全困境理論來驗證「中
」日之間的彼此認知是否出現扭曲，以及是否造成安全困境。
貳、研究途徑
本論文在研究途徑上將採用 Robert Jervis 的認知理論以及安全困境理論，
因為筆者認為這兩個理論具有一貫性，也就是當錯誤認知累積到一定程度時，
誤解和不信任就容易形成安全困境，要解除或緩和安全困境，就必須從減少錯 誤認知開始，因此本論文雖然以認知為研究重點，但將安全困境納入研究範圍 實屬必要。
一、認知理論
Jervis 在「Hypotheses on Misperception」一文曾指出，個人的認知結構（
cognitive structure）受到其人生經歷的影響而有所侷限，但決策者卻經常忽略這 一點，錯認為他人也應該瞭解自己的意圖，因此對他人有害自身利益的行為常 抱持著高度敵意。24而在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 書中，Jervis 更是系統性地闡述了一般常見的四種錯誤認知。其主要內容如下：
1.認知集中化（perception of centralization）─在解釋他國政策行為時，決 策者經常認為這是經過精心策劃的，並且高估了對方政策的一致度，而不去思
22 Robert K. Yin 著，尚榮安譯，個案研究法（台北：弘智文化，2001 年），頁 39~41。
23 Sylke Nissen, “The Case of Case Studies: On the Methodological Discuss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cience,” Quality & Quantity, vol.32, no.4 (November 1998), p. 411.
24 See Robert Jervis, “Hypotheses on Misperception,” World Politics, vol. 20, no. 3 (April 1968), pp.
454~479.
考對方行為的偶然性和各自為政的程度，結果就是對該行為做出了過度警覺的 判斷，忽略對方政治結構上的利益衝突，以及將對方不一致的政策視為欺詐。
25
2.高估自身影響的重要性─如果對方行為符合自己預期時，行為者往往會 認為這是自身影響所致；反之，若對方行為不符自己預期時，行為者卻往往忽 視了自己的影響程度，並認為對方行為將損害自己的利益。26
3.願望與恐懼對認知的影響─人們看到的只是他們希望看到的事情，也就 是說，人們經常沈溺於自己「一廂情願」（wishful thinking）的想法中。27
4.認知不一致（cognitive dissonance）─人們試圖證明其行為是正確的，但 由於自我認知未必如此，因此為了強化自身行為的正確性，人們必須調整自己 的認知、評估和觀念，極力肯定已施行政策的成果，淡化其損失，並試圖使自 己過去和未來的行為保持一致，結果反而失去了利用當前形勢調整自身行為的 能力。28
在實際檢證中，Jervis 提出了「雙步驟模式」（two-step model）。第一步 首先要分析行為者的認知，將這一認知當成其行為的直接原因而加以研究，瞭 解行為者印象和信念會影響到研究者進一步探詢這一事件的深層問題，以及預 測該行為者在其他事件中的行為。然而，印象並非起始原因，普遍誤解的原因 和認知差異的原因有必要得到進一步研究，因此第二步涉及行為者的既有印象 以及既得資訊。29也就是說，除了行為者的認知之外，這一認知所形成的背景 因素─即行為者的認知定勢（perceptual sets）─也是必須加以研究的。
25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339~340.
26 Ibid., p. 343.
27 Ibid., p. 356.
28 Ibid., p. 406.
29 Ibid., pp. 29~31.
二、安全困境理論30
Jervis 認為，受限於個人認知的侷限性，決策者往往會過度誇大對方的敵意
，而這一敵意又因為國際社會的無政府性質而加強，導致國家之間互信不足，
即便有合作的空間，也會因為擔心對方反悔而無法真心合作，更嚴重者則會認 定對方的所有行動都係針對自己而來，從而進行反制。即使有了一個讓各國都 滿意的解決方案，但因為以下三點困難而增添了合作的難度：
1.承諾的效期─心意的改變、領導人的更迭、價值觀的轉變和局勢的變化
，都影響著當初的承諾能否長期延續。
2.國家為確保領土安全，需要大量的境外資源和土地，甚至試圖先行介入 對方內政以取得安全上的緩衝區，但這一舉動無疑是警告其他國家，讓其他國 家的不安程度提高；另外，擴張將帶來承諾與責任的擴大，這將可能導致其核 心理念與處理具體事務的作法間產生矛盾。
3. 一方安全的增加，無異於他方安全的減少，即所謂「安全困境」（
security dilemma）。
Jervis 借 用 了 「 獵 鹿 賽 局 」 （ stag hunt ） 和 「 囚 犯 困 境 」 （ prisoner’s dilemma）來對合作的可能性加以分析：要促進合作，就要設法提升合作帶給各 方的利益和不合作帶給各方的代價。在實際研究中，Jervis 則列出了兩個變數：
攻勢與守勢孰者佔有優勢，以及安全戰略及武器性能是否能區分出屬於進攻性 或防禦性。前者涉及成本問題（攻勢較划算或守勢較划算？）和現有軍備的攻 守性質，以及有無動機先發制人或有無能力承受他人的攻擊，而科技和地理則 是決定優勢屬於攻勢或守勢的主要因素；後者在區分上有其困難，而且不論是 侵略國或是現狀維持國家都同時需要進攻性與防禦性武器，但仍可藉由相對比
30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30, no.2 (January 1978), pp. 168~170.
較來進行大概分類，例如作戰半徑、作戰意識、能否摧毀敵方的防禦工事、以 及是否帶有奇襲效果等。當然，安全困境的出現與否，更大的決定因素是出自 於心理壓力（猜疑、互信不足），因此在這部分筆者仍將重點置於「心理壓力
」上，以與認知論中的「錯誤認知」相呼應。
「中」日之間的安全關係在歷經中共核試爆、國防現代化、美日安保再定 義、日本自衛隊角色積極化及東海領土開發問題後，無可避免地受到了打擊，
這不但為雙邊的安全合作製造了障礙，也對彼此敵對意識的升高起了作用。這 樣的敵意與互不信任，是否會進一步演變成「安全困境」？其對「中」日安全 關係、甚至亞太安全格局又會造成什麼影響？針對這些問題，筆者認為，Jervis 的理論提供了一個可行的研究架構。
第四節 文獻回顧
本論文的研究重點在「認知」，亦即中共與日本彼此的認知如何影響到己 方的安全戰略，以及對方在己方安全戰略中的定位，因此在這部分筆者將就中 共、日本、台灣、以及外籍學者對於「中」日安全戰略關係的看法進行初步整 理。
壹、中共學者
一、友好中強調「以史為鑑」
中共學者對「中」日問題的看法差異不大，雖然大致上都會強調「中日友 好」、認為「中」日友好合作是符合中共國家利益的，但同時也都強調歷史問 題對「中」日關係的影響。這派學者認為歷史問題必須由日本負起全部責任，
因為日本作為一個侵略國、加害國，但卻有意淡化這一責任，甚至美化當年的 行為，因此中共對於日本政治、軍事角色的擴張感到疑慮是非常自然的。
吳寄南認為，1990 年代「中」日之間「政冷經熱」的原因是「中」日間的
歷史遺留問題在新形勢下「舊病復發」的結果。31中國大陸的人民之所以對於 日本在政治大國化的過程中是否會偏離和平發展道路以及在亞太及世界事務上 尋求霸權抱有極大疑慮，是因為日本部分人士一再歪曲歷史、美化軍國主義，
這種舉動既構成了日本再軍備的社會基礎，更和日本自衛隊裝備水準的大幅上 升、日本政界對修憲態度的一致化和因為主張「先發制人」與核武裝而可能實 現的日本巨大戰爭潛力相結合，造成了中共對日本未來走向的極大擔憂。32蔣 立峰則認為，當前「中」日關係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歷史認識問題與台灣問題，
如何認識與處理這兩個問題，將成為左右今後一個相當時期內「中」日關係發 展快慢的關鍵。33馮昭奎則指出，「中」日間的歷史問題圍繞在「感情摩擦」
與「歷史摩擦」兩部分，歷史問題造成雙方感情的摩擦，從而可能製造出新的 歷史問題，至於摩擦的責任在日本方面，日方將歷史問題的責任歸因於中共打
「歷史牌」、揪住日本的「歷史辮子」不放，是沒有道理的。34
二、對日新思維及其迴響
當然，也有學者認為應該放下歷史問題，以「新思維」35放眼未來的「中
」日關係。時殷弘就認為，「中」日之間的敵意若持續發展下去，對中共的中 長期未來極為危險，因此大力嘗試「中」日接近、盡可能避免或緩解兩國間的 安全兩難（困境）就其本身而言至關重要；中共應該採取「迂迴戰略」發動一 場「外交革命」，將歷史問題暫時撇除在對日外交之外，並對日本軍力的擴充 採取內心適當警惕、外表足夠大度的政策，並不斷表明中共軍事現代化並無擴
31 吳寄南，「努力構築面向 21 世紀的中日關係」，人民網日本版，1998 年 7 月 31 日，
http://japan.people.com.cn/GB/35464/40041/40064/2953398.html.
32 吳寄南、陳鴻斌，中日關係“瓶頸＂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 年），頁 99~105。
33 蔣立峰，「當前日本的政治經濟形勢及中日關係」，日本學刊（北京），總第 64 期（2001 年 7 月），頁 38。
34 馮昭奎，「影響中日關係的主要因素」，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總第 143 期（2001 年 9 月
），頁 20~21；馮昭奎，「當前中日問題的基本特徵」，收於「筆談中日關係中的歷史問題」
，抗日戰爭研究（北京），總第 49 期（2003 年 8 月），頁 204。
35 對日「新思維」一詞是由前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首先提出，見馬立誠，「對日關係新思維
─中日民間之憂」，戰略與管理（北京），總第 55 期（2002 年 12 月），頁 41~47。但據馮昭 奎指出，其實早從 1997 年起，類似的思維即已產生，見馮昭奎，「對日關係的艱難探索」，世 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總第 285 期（2004 年 5 月），頁 26~27。
張主義意圖，藉此消除日本的「中國威脅論」。36然而，這樣的主張不但受到 了其他學者的抨擊，37就連時殷弘本人也為「中日接近」加了一條但書：除非 日本政府方面就此（指日本政府對過去侵華罪行的反省與致歉）出現非常嚴重 的倒退。38事實上，從近幾年雙方仍然在教科書問題、慰安婦判決、甚至於釣 魚台問題的「固有領土」論述上產生歷史解讀的衝突，就可知道「新思維」的 影響力仍然有限。若說「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是中共處理對日關係的準則，
則「以史為鑑」在當前受重視的程度顯然遠高於「面向未來」。
貳、日本學者
一、重視「面向未來」甚於「以史為鑑」
面對中共在歷史問題上的強硬態度，部分的日本學者做出了回應。他們認 為，歷史之所以至今都還是個問題，除了日本之外，中共也有必要檢討；而傳 統的「中日友好」感性關係必須以更理性、更現實的關係取代。這些學者並不 諱言日本的侵略歷史，但就連這樣的學者都不免對中共在歷史問題上的態度有 所質疑，顯見「中」日在歷史問題上其實存在著相當巨大的鴻溝，簡單說，就 是「以史為鑑」與「面向未來」的歧異，而在日本，顯然後者是居於上風的。
國分良成指出，過去的「中」日關係是建立在「中日友好」口號上的，但 與一般「友好」從克服歧異、透過交流加以實現的方式不同，「中」日友好是 刻意強調「友好」，壓抑差異性，結果反使得這一差異性逐漸擴大，而隨著世 代的交替，新一代對戰爭的感受必定與上一代不同，但受到雙方歷史教育的不 對稱性影響，造成中共在不斷要求日本道歉的同時，即便是承認過去罪行的日
36 時殷弘，「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戰略與管理（北京），總第 57 期（2003 年 4 月）
，頁 71~73。
37 見章伯鋒，「中日關係不能迴避“歷史問題＂」，收於「筆談中日關係中的歷史問題」，頁 210~211；蘇智良，「歷史問題豈可做交易」，同前，頁 211~213；張連紅，「中日之間的歷史 問題：“新思維論＂質疑」，同前，頁 230~234；馮昭奎，「對日關係的艱難探索」，頁 28；
馮昭奎，「日本“有事法制＂的形成和我們的對策」，當代世界（北京），總第 274 期（2004 年 8 月），頁 18。
38 時殷弘，前引文，頁 73。
本人也會感到厭倦，這是因為年輕一代開始以更現實、更理性的態度來面對日
「中」關係之故。39
天兒慧也認為，日「中」之間的「相互誤解」從未改善過，例如中共認為 日本軍國主義將復活、以及認為日本仍未道歉等，這都是中共對日本的誤解。
針對歷史問題，天兒認為「中」日出現歧異原因在於：就日本而言，無條件道 歉形同全面否定日本過去的所有行為，中共不斷要求道歉造成了許多日本人的 厭煩，以及日本人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等，這形成了日本人在道歉上的心 理障礙；對中共而言，直接受害者未能得到補償、中共的反日歷史教育和日本 右翼言論則激化了其反日情緒。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天兒主張「減少相互誤解
」、「建立理性關係」、「創造共同利益和共同意識」的三原則，亦即從「感 情論」進入「戰略論」。40
二、現實上對中共的憂慮
對當前極為重視國家利益的日本而言，現實問題比起歷史問題更受到其注 意，這點也反映在學者的研究重心上。中共在冷戰結束後即不斷進行國防現代 化建設，其質量的提升對日本可能造成的影響與威脅，就成了日本學者研究的 重點。
淺野亮認為，中共的核武與日本並非毫無關係，為了預防美日同盟的可能 瓦解，中共在傳統兵力不足的情況下利用核武壓制日本是可以想見的。41中居 良文則認為，對日本而言，中共的「威脅」出自於對中共威權政治體制的不安 和中共不滿於當前的國際地位並有意改變現狀兩方面，因此日本在 1990 年代的
39 国分良成，「冷戦終結後の日中関係─『七二年体制』の転換」，国際問題（東京），総第 490 号（2001 年 1 月），頁 49~53。
40 見天児慧，等身大の中国（東京：勁草書房，2003 年），頁 189~235。天兒慧所謂「戰略論
」，實相當於馮昭奎所定義的「對日新思維」，見馮昭奎，「對日關係的艱難探索」，頁 29~31。
41 浅野亮，「中国の対外政策」，天児慧編著，中国は脅威か（東京：勁草書房，1997 年），
頁 87~88。
對「中」政策已經出現了現實主義的色彩。42茅原郁生指出，中共的台海軍事 演習、海洋活動的擴大以及核武戰力的提升造成了「中國威脅論」的興起，43 而中共軍事能力的強化不但壓迫到日本，更直接壓迫到美國的國家利益，造成 美「中」對立，從而對日「中」關係製造進一步的緊張。44村井友秀更認為，
中共與日本對周邊國家都具有影響力，一旦兩國同時有意發揮這一影響力，則 極有可能發生影響力的衝突，只有在「中」日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上下關係時才 不至於產生衝突。45平松茂雄則是長期研究中共的軍力發展，特別對中共在東 海、台灣海峽一帶的海洋探測活動提出強烈警戒。46
從「中」日學者的論點來看，雙方都相當擔心對方在軍事上的崛起，但只 看軍事力的擴大並不足以解釋這種不安感何以出現。對中共而言，日本過去的 侵華歷史仍歷歷在目，加上日本並未徹底結算這段歷史，因此其在軍事上的發 展自然引起中共關注；對日本而言，其對中共的憂慮主要來自於政治體制的不 同，以及中共以反日為主的愛國主義教育。也就是說，對「中」日兩國而言，
對方軍事上的崛起都因為其「不友善」的舉動而被賦予了負面意涵。
參、台灣學者
一、從地緣政治看「中」日關係：海權爭奪影響雙邊合作
台灣學者多從現實面、特別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待「中」日之間的安
42 中居良文，「中国の『脅威』と日中‧米中関係」，天児慧編著，中国は脅威か，頁 107~108。
43 茅原郁生，安全保障から見た中国─日中共存‧共栄に向けた視角（東京：勁草書房，1998 年），頁 251~259。
44 茅原郁生，「安保面で米中の゛従属変数“となった日本」，鮫島敬治‧日本経済研究セン ター編，中国の世紀 日本の戦略（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2002 年），頁 239。
45 村井友秀，「東アジアの国際関係と安全保障」，問題と研究（台北），第 29 巻第 7 号
（2000 年 4 月）、頁 73。
46 關於平松茂雄對中國海軍的研究，請參見平松茂雄，中国の海洋戦略（東京：勁草書房，
1993 年）；続中国の海洋戦略（東京：勁草書房，1997 年）；中国の戦略的海洋進出（東京：
勁草書房，2003 年初版 2 刷）；「太平洋に進出する中国の海洋調査活動」，問題と研究（台 北），第 33 巻第 3 号（2003 年 12 月），頁 44~64；「日本周辺海域における中国の活動と台 湾問題」，問題と研究（台北），第 34 巻第 6 号（2005 年 3 月），頁 15~31。
全關係，這或許與台灣本身就處於「中」日之間、隨時可能受到「中」日衝突 波及有關，因此台灣學者最關注的往往集中在台灣問題以及東海問題上。
柯玉枝從地緣政治和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認為當今「一山不容二虎」的 格局是造成冷戰後雙邊關係的矛盾根源，「政冷經熱」、「又合作又競爭」仍 是二十一世紀「中」日關係的主軸；而之所以會政冷經熱，則是因為台灣問題
、歷史問題等既存矛盾均可以無限上綱為國家安全問題，甚至涉及國家生存，
因此並不容易解決，在可見的未來仍會是雙邊關係中的結構性陰影。47楊志恆 則指出，中共近年來將自己定位為瀕海大國，並在地緣戰略中凸顯「重點經略 海洋」部分，此舉勢必與日本的海權戰略有所重疊，在東北亞地區尤其明顯，
例如拉攏南韓影響朝鮮半島情勢發展、東海海域海權的爭奪，以及台海安全問 題的介入。48趙建民、何思慎也認為中共與日本對東亞海上生命線（sea lane）
的爭奪是客觀存在的，並認為本世紀初期的「中」日關係主要分歧點將集中在 新的美日安保體制是否包含台灣的問題。49
二、從動機看「中」日關係
除了地緣政治之外，邱坤玄從中共「新安全觀」的內涵加以分析。他認為 中共近年來提出的「新安全觀」所倡導的是動機論，而非實力論，也就是說威 脅並非來自強大的國力，而是一國有無稱霸、擴張、侵略及干涉他國內政的動 機；這一論點意圖消除他國對中共崛起的疑慮，並針對美日日益強化的軍事同 盟關係，但以動機作為是否具有威脅的依據，就有可能產生自由心證的後果，
不利於國家之間互信以及國際的安全。50
47 見柯玉枝，「從國家利益看冷戰後中共與日本關係的合作與競爭」，中國大陸研究（台北）
，第 42 卷第 2 期（1999 年 2 月），頁 63-77。
48 見楊志恆，「中共及日本在東北亞的角色」，遠景季刊（台北），第 2 卷第 4 期（2001 年 10 月），頁 29~56。
49 見趙建民、何思慎，「日本外交中有關中國或美國優先之爭論─兼論日、中、台新安全架構
」，問題與研究（台北），第 43 卷第 1 期（2004 年 1, 2 月），頁 83~104。
50 邱坤玄，「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東亞研究（台北），第 35 卷第 2 期（2004 年 7 月），頁 23。
肆、西方學者
一、雙方的想法間存在著巨大鴻溝
這派學者認為，「中」日之間的彼此認知存在著極大差異，雙方都不認為 自己的舉動有威脅對方的意圖，但都將對方的舉動做出了不利於己的負面解讀
。比起歷史問題，他們更重視今後的發展，也認為一味在歷史問題上打轉將不 利於兩國關係的正常發展。
Christensen 指出，「中」日之間缺乏同理心，加深了兩國之間的安全困境
；中共不認為自己的行為足以成為日本改變防衛政策的理由，若長此以往，中 共將不太可能採取安撫日本的措施，相反地，中共可能會因為對日本新軍事角 色的不信任而採取激烈的軍事手段回應。51
Roy 認為「中」日雙方的社會產生了想法的不對稱，也就是在中共無論老 少，都仍然不願意接受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然而在日本，二戰後出生的年 輕世代則越來越不贊成用歷史問題來限制日本，並且敢於激怒中共，從而造成 了「中」日安全關係的緊張。但他則對日本反戰的社會結構表示樂觀，並指出 部分中國人「曲解」（skew）日本，認為日本擴張政治影響力的企圖最終是要 成為軍國主義，彷彿只有日本在政治及戰略上停滯不前才能讓中共滿意。52
二、從交往戰略看「中」日關係
部分學者從交往（Engagement）戰略來探討日本對「中」政策。這派學者 認為，日本對「中」的交往戰略帶有更多的現實色彩，除了維持兩國關係友好 外，更意圖降低中共在安全上對日本的威脅。這一論點相當類似於中共所稱的
「和平演變」。
51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Spring 1999), pp.49~90.
52 Denny Roy, “Stirring Samurai, Disapproving Dragon: Japan’s Growing Security Activity and Sino- Japan Relations,”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Honolulu, Sep.
2003), pp. 1~12, http://www.apcss.org/Publications/Ocasional%20Papers/OPStirringSamuraiRoy.pdf.
Green 在研究冷戰後日本外交政策時指出，日本對中共的基本想法已經由 經濟互賴的信念轉為勉強的現實主義（Reluctant Realism），儘管仍有意維持對 中共的友好關係，但傳統的交往（Engagement）戰略已經加入了對中共動機的 疑慮、對日本能否改變中共的疑慮，以及企圖透過雙邊和多邊的安全網路來平 衡、甚至限制中共影響力等負面色彩。53
Drifte 進一步提到了「認知」。他認為「中」日彼此間的認知受到歷史經 驗、策略考量與國內政治的影響；中共「過時」的現實主義思維引發了「中國 威脅論」，因此日本試圖以交往戰略讓中共以和平方式達成目標，其基礎為：
提供中共經濟和政治上的動機、透過日本自身的軍事力量和美日軍事同盟來加 以防範。54
53 Michael J. Green, Japan’s Reluctant Realism: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in An Era of Uncertain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2003), pp. 78~79.
54 Reinhard Drifte, Japan’s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89: From balancing to bandwagoning?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p.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