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行動者網絡理論視角開始
本計畫於99年進行初始，當時基於之前歷時對於數典推廣的觀察所累積的認 識在於漸次清楚與其從CC 出發、從特定的一種commons的操作出發，不如說在 三年來的過程中經驗推廣者、使用者、典藏者對CC 的各種提問，問題似乎不全 共同昭示了本地在建立commons 上有待面對、處理的文化、社會挑戰。在99年 度之前，我們以 “Commons” 和 “Knowledge Commons” 為關鍵詞，同時也以該 領域的知名學者Ostrom, E.、Bollier, D.、Suber, P.等為文獻蒐集的線索，蒐羅了 許多文獻閱讀的資料。在反思性的閱讀過程中，我們發現國外既有文獻對知識公 共財的討論，大多仍依循傳統對公有物的討論路徑，以理性選擇論作為討論的起 點或對話的對象，相反地，對情感連結的討論著墨較少。因此，當時我們瞄準以 理性選擇之外，討論情感性連結的集體行動文獻，其中，以美國當代社會理論家 Randall Collins 提出以IRC 理論（Interaction Ritual Chain）描述人們因情感性連 結、共享價值而形成社群的分析取向，其可以超越既有理性選擇論的分析模式，
更適切地把握究竟人們何以意願形成知識公共財社群的動力機制。
本研究從99年計畫開始，循政治生態學以及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觀點，從深度 訪談、網站、社群行動分析以及文獻閱讀、參與相關學術論域（國際與本地會議）
討論中，掌握捕捉推廣數位典藏與隨之而興的社群的發展軌跡、互動歷程。我們 放棄傳統社會科學上從因求果的思考路徑，而採取STS（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研究取徑的行動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 ANT)角度觀視推廣。推 廣的目的、方法、涉及的社群、原有的社會政經文化語言腳本各有不同、推廣時
者與其關係網絡。所謂的行動者括了人與非人（干貝幼生、漁具、設計的水道等 等）。嘗試固著干貝的研究者以各種機制、裝置來徵召這些行動者/行動體
（actant），而過程中，經過多方協商、往還，並不總能成功。Callon 指出，面 對許多不確定性，研究者企圖打造的是一個僅在特定時間與地點穩定的同盟，這 種看重「轉變」的認識論看待社會一如看待自然一般，認定不確定性本為自然，
這與傳統上一開始就認定了「社會」為何、範疇在哪兒的研究視角與視野大不相 同。
在由Susan Leigh Star 與 James R. Griesemer 合寫的 Institutional Ecology,
‘Translation’ and boundary objects 一文中，提到科學工作(science work)的異質 性，像是包括了來自不同領域的科學家、生手專家、人類與實驗的動物等等，不 同的角色、不同的理念與作用，因此科學工作的互動溝通中滿是異質的成員（行 動者，actor）相互牽引拉扯的軌跡。行動者必須同時面對異質性(heterogeneity) 與協調合作的需求。該篇論文申論在機構組織情境脈絡中描述詮釋發展的可行架 構。行動者網絡研究中重要的概念「轉譯」（translation）指涉的正是在各個位置 上的行動者在不同社會世界之間來回往復後形成新的體系、連結，而承載新浮現 的價值繼續發展的機轉。理論家Latour, Callon, 與 Law 以 interessment 指稱，而 Star 與 Griesement 則以邊際客體（boundary object）指稱。正是這種有關互動、
互動牽引的社會世界的發展扣合了數位典藏推廣團隊的經驗、我們的觀察。協 議、共識 (consensus)從來不會自然發生，每一個過程中的角色、行動者（actant）
都意味著身處各自位置、本就鑲嵌在不同網絡，究竟來自不同網絡的行動者過程 中遇合溝通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挑戰？因為物件、客體（objects）、方法
（methods）對不同角色而言意味著不同的意義，所以，行動者必須能夠執行化 解歧見、融合意義的任務（the task of reconciling the meanings）。如何進行？轉譯 者（translators）要能夠將非專家的關切轉譯成專家的關切（the translation of the concerns of the non-scientist into those of the scientist），以科學社群而言，就是要 將非科學家的關注，像是出資所在意的，轉譯給執行核心研究發展工作的科學家 知道。
有興趣進行轉譯的人不只一方，有待被轉譯的知識想法與價值也不只一端。
因此Star 主張要以生態（ecology）的角度審視各種網絡中行動者彼此勸說、遊 說、互動的機構制度；這是一個生態系。放到數位典藏推廣團隊的推動經驗、發
度模型」，如本質/表象。真實內在於過程之中，因而隨著研究的進程而改變，
真實是生產而不是發現。取消深度模型會遭遇兩個困境：（1）所見所聞就是 真實本身，這是早就進入歷史垃圾堆的實證主義認識論；（2）全然的相對主 義，用尼采主義的術語來說是perspectivism，以及因而導向成王敗寇的邏輯
（畢竟我們生存的世界並非如此的相對，總是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共識，或常
youtube 等）。需要特別注意，因為語言敘述的原因，上面的陳述容易誤解為 這些看不見的網絡支配/生產了傻瓜相機，當然這些既有的網絡有影響力，但
3. 每個真實（reality）的生產過程總是同時具有兩個相互爭論的模態：positive modalities（背後是擴散模型，此模型會讓真實遠離生產自身的條件，ANT 對 科學社會學的批評以此為代表）與 negative modalities（背後是轉譯模型，此 模型會讓真實返回生產自身的條件）。擴散模式是在爭論結束之後，從終點開
轉譯模式則要求研究者考察產品的不同樣態（這些不同樣態其實只是叫著同
實造成了改變，例如改變日常生活習慣，改變都市規劃、重建醫院等。建構出此 眾對於典藏資料認識的重要性。Benson(2008)則以美國國家典藏與檔案管理（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NARA)為例，說明其將典藏物 數位化的過程與相關議題。正因為機構典藏物甚豐，所以國家採取與民間公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