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一)、東南亞政經變遷與大陸南向發展

大陸東南亞學研究的時期劃分,通常以改革前和改革後來區隔,如此劃分在 1990 年以前或許可以清楚說明,但是邁向二十一新世紀時,隨著中國積極南向 東南亞的發展,也讓中國東南亞研究有著明顯的變化,如此的劃分已經無法清楚 說明近來的中國東南亞研究變化與發展趨勢。基於此,權衡近代整個中國的東南 亞研究,可以區分為四個明顯不同的發展階段。

首先,在中共建國之前(或是二十世紀前半葉),此時期的東南亞研究出現 兩個重要現象,一是當中國處於革命、內戰、對日抗戰等期間,華僑總是扮演著 相當重要的角色,所謂華僑為革命之母,也引發當時學界對東南亞華僑的研究。

二是此時期也正值西方人文社會研究興起,開始以科學方法、考古研究、田野調 查、碑銘和史地考據、校勘和譯注等方式來研究,此變化也衝擊到當時中國對東 南亞研究的方向與方式,其中以對東南亞的文明史與文化史之研究為最。例如,

李長傅於 1935 年撰寫的《南洋各國史》和 1938 年的《南洋史綱要》、馮承鈞於

1937 年撰寫的《中國南洋交通史》、王婆楞的《中緬關係史綱要》、黎正甫的《中 暹關係史》、夏光南的《中印緬道交通史》等。15

第二,中共建國後,在毛澤東領導前期,中國可以說百廢待興、共產制度且 尚待建立,一切以內政和社會改造為主,一切思想也以馬列主義為依據,更積極 推動人民公社體制、集體化、共產化、下鄉勞改,加上文化大革命,對於東南亞 的研究幾乎停止,只殘留一些對東南亞華僑,或是越南、緬甸、寮國、柬埔寨四 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型態研究,具有共產主義實踐的驗證,也是社會主義陣營 的重要論述之一。同時,此時期的東南亞研究純粹是為政治服務,具有外交事務 的性質,1960 年於廣州暨大成立的東南亞所便是一例。在當時此研究所主要以 累積資料為主,對東南亞之研究也屬於閉門造車式的探究。16不過自 1966 年後,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對東南亞的研究近長達 12 年的停頓、撤銷、研究真空。

第三,改革時期的鄧小平領導,對東南亞的研究可以說是「復原期」。不但 復辦東南亞研究所,也將東南亞研究從閉門造車式路線,轉為開門務實研究。在 發展政策上,鄧小平逐漸重視經濟發展與貿易,對於東南亞發展採取睦鄰政策,

但仍以政治外交關係為主軸,安撫的外交性質高於實質的外交改善,畢竟冷戰時 期的東南亞安全,深受中共的威脅,東南亞對於中共的外交示好,仍存有高度疑 慮,東南亞與中共外交往來也是基於安全考量。此時期(1980 年代)的大陸東 南亞研究已經開始重視東南亞的政治變遷、東南亞安全問題,以及東南亞的外交 策略,這已經打破以往著重歷史、語言、民族、社會、文化、華僑之研究,來得 更為現實與政策考量。17不過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卻也成為東南亞研究的另一 限制與特色。18另外,在 1979 年中國東南亞研究學會的建立,更是研究東南亞社

15 參閱 余定邦、黃雲靜,「東南亞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家》,第 15 卷第 6 期(2000.11),頁 8-10。

16 參閱 黃松贊,「文革前後的研究所」,《東南亞研究》,第 5/6 期(2000),頁 22。

17 劉永焯,「以載文分析看中國近年來東南亞研究的共識度與理論層面開放」,節錄於陳喬之、

黃滋生、陳森海主編《中國的東南亞研究:現狀與展望》(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2),頁 59~66。

18 參閱 陸孔正,「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把東南亞研究推向薪水平」,《東南亞》,第 3 期(1999),

頁 8-9。

群的重要標誌,甚至在各省份也都有其省級的東南亞研究學會,遠比台灣至 2004 年仍尚未建立東南亞研究學會,可說明其在東南亞研究發展上的重視,也為東南 亞研究帶入新的發展階段。

第四,在江澤民領導時期下,由於大陸積極改善與東南亞的關係,此舉也促 使大陸重視東南亞的研究。基本上,大陸大舉南向發展,始於 1980 年晚期,特 別是冷戰時期結束後,中共不再受到蘇聯的威脅,可以將更多的外交與軍事焦 點,轉移到一向居於次要地位的東南亞上,何況蘇聯政治經濟的瓦解,而東南亞 的政治經濟實力逐漸壯大,也促使中共必須正視東南亞的發展,尤其正當台灣、

日本、美國勢力進入東南亞地區時,也讓中共在安全上備受壓力,如何與東南亞 發展睦鄰與友善的外交關係,以及掌握東南亞的戰略價值,也成為中共當局的首 要任務之一。特別是在 1997 年 12 月 16 日江澤民在吉隆坡與東協國家領袖簽署 雙邊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建立睦鄰互信伙伴關係,積極推動貿易、旅遊、運輸、投 資、與合作活動。

自 2003 年胡錦濤上台後,中國與東南亞更進入到另一個聯盟時期,中共亦 希望透過和平崛起的形象,來降低對中國威脅的疑慮,以便主導亞太發展。而此 時期的東南亞研究亦開始強調與世界東南亞研究接軌,希望建立中國東南亞研究 在世界學術的地位。當此時期的政經發展,也提供東南亞研究良好的基礎,胡錦 濤領導當局努力推動雙邊於 2010 年完成建立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又於 2003 年與東協簽署「東南亞有好合作條約」,以及希望進而建立雙邊更密切的共同體 關係,讓東協與中國的政經發展能夠更加密切,特別是近來的湄公河共同開發 岸、公路運輸網建構、經濟技術合作、貿易投資等,促使大陸對東南亞研究走向 市場導向、外交安全、以及全方位的戰略研究,更讓東南亞研究成為重要的區域 研究。無疑地,當中共將東南亞視為亞太戰略佈局的基礎,必先對東南亞投入相 當多的國家政經資源和研究。因此,在此時期的東南亞研究在中國不僅有學術價 值,也符合現實利益。而大陸東南亞的研究在研究經費資源的充裕下,加上方法 論、理論、和整合西方資料後,對東南亞的政治、歷史、經濟、文化和國際關係

等方面之研究,都有長足的進步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