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貳章 人權價值的涵化與轉化
第一節 推動人權：由上而下或是由下而上？
（一）涵化理論及其侷限
初步探索，馬來西亞施行 CEDAW 公約，非政府組織的角色難以忽視。但關鍵 在於，非政府組織或許並非全然「草根」而與國際社會脫節。張文貞（Chang 2009）
與陳瑤華（2015）皆曾指出，台灣將聯合國核心人權公約規範納入內國法體系，
無論透過憲法解釋、推動修法等，一個與國際社會充分接軌的市民社會功不可沒。
借鏡台灣，馬來西亞施行 CEDAW 公約的歷程中，是否也反映出相同的脈絡？
而其中「與國際社會接軌的非政府組織」，尤其為本研究所關心。一方面是非政 府組織本身的能量，二方面則是「國際社會」的影響，尤其面對一個致力於宣揚 獨特人權價值觀的政府。因此，本研究擬借用Goodman & Jinks 自 2000 年前後 陸續提出並修正之人權涵化理論，嘗試理解並分析馬來西亞的經驗。
Goodman & Jinks（2013, 4-5）以 3 個層面分析如何提升各國的人權，分別是物 質誘導（Materially inducing）、說服（Persuading）及涵化（Acculturation）。物質 誘導，不外乎國際組織或強權直接動用軍事或經濟的力量，迫使人權紀錄不佳的 國家直接接受強權國的人權標準，相關手段包括：經濟制裁、提供經濟援助、讓 人權紀錄不佳的國家加入人權組織等等。這種誘因或懲罰，成為發展中國家提升 人權的直接驅動力。說服，則是通過理性的論述、分析人權提升的利弊讓人權紀 錄不佳經由說服的過程接受國際人權標準。而涵化則是Goodman & Jinks 認為最 有效提升國家人權的方式。Goodman & Jinks（2013, 4）認為涵化的定義是「行 為者隨著周圍文化環境的觀念及行為舉止而改變自身行為的過程」（Goodman &
Jinks 2013, 5），也就是說行為者因為週遭文化環境的變化而逐漸被同化。
Goodman & Jinks（2013, 22）區分說服與涵化的不同在於，說服是人權國際組織 主動去說服另一個人權狀況不佳的國家，不停地試圖修正人權狀況不佳國家接受 國際人權標準，並影響及改變其固有的保守人權觀。被說服的國家在被遊說以後，
會修正其內國法及重新檢視其人權觀，最後改變國家偏好，接受國際人權標準。
‧
跟隨周邊主流文化而改變自身的行為模式，接受國際人權標準。Goodman & Jinks（Ibid. 29）也提到說服會讓國家完全接受國際人權標準，並體現於內國法的修
關於上述3 種影響方式的評價，Simmons（2009, 154）也認同物質誘導並不是推 動國家人權發展的有效方法，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擁有堅強意願及大量資源，足以 持續督促另一個國家推動人權發展。同時，只有在少數極端的例子中，才能迫使 一些國家為了他國嚴重侵犯人權，而發動戰爭去迫使他國放棄該侵犯人權的行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畢竟，迫使他國尊重人權不是國家的優先利益，國家不會願意為了他國人民的人 權而犧牲自身的利益（Simmons 2009, 122）。而使用軍事力量只能阻止侵犯人權 的事件繼續發生，但軍事力量在撤離以後就很難持續的推動人權的工作。此外，
經濟制裁也不是一個推廣人權的好方法，因為被制裁的當事國可以與這些發動制 裁的國家之政治對手貿易，經濟制裁難以實質懲罰該國家（Simmons 2009, 374）。
另方面，Goodman & Jinks（2013, 16）認為國家在批准國際人權公約以後，將會 提升該國的人權。國家在批准國際人權公約以後，其政府機關人員、媒體、非政 府的人權組織，甚至每一個公民都會被影響。而這些被國際人權條約影響的個人 或組織則會進一步的影響國家人權政策的推動，確實的提升該國的人權。而這整 個過程當中，都是由上而下的推動，國家、非政府組織及人民都是在被動的接受 國際的人權標準。而國家在被動接受國際人權標準時，往往甚至忽略了當地文化 的特殊性及需求，而這種現象，恰恰否證了社會學說的一項論點：人權提升是由 於人民及非政府組織說服國家或基層人民主動要求，由下而上推動的這種說法
（Goodman & Jinks 2013, 55-56）。國家在批准國際人權公約以後，能夠突顯並合 法化人權概念，而主要受益者，亦即利用這些國際人權公約者，就是國內的非政 府組織。再者，國家批准人權公約以後，會吸引媒體報導，並舉辦相關人權教育 宣導，便能將人權觀念向人民推廣。國內的律師，以及受到相關人權公約保障的 弱勢族群，也可以利用公約，對抗侵犯人權的組織或國家。此外，國家成為人權 公約締約國後，會與相關公約的監督機構產生固定的聯繫。聯合國核心人權公約，
皆含有類似條款，要求締約國定期提交國家報告，以便獨立機構審查、追蹤並分 析締約國人權狀況。而在此過程中，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UN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也可向有困難的國家提供金錢援助 及分享經驗，以促進國家的人權發展。另一方面，聯合國監督體系也歡迎非政府 組織撰寫影子報告（shadow reports），讓國際組織瞭解當事國的人權狀況。相關 的國際人權基金會也會樂意向人權活躍份子提供金錢援助。因此，國家批准越多 的國際人權公約，意味著更多元的國際接觸，內國人權狀況就會更詳細地暴露在 國際目光下，國際組織也就可以通過公約監督國家人權狀況，對國家人權的提升 幫助巨大（Goodman & Jinks 2003, 176-177）。
Merry（2009, 166-176）與 Goodman & Jinks 持相同觀點。認為國際組織對於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權的支持與推動，比本土的力量更為重要，例如對各國非政府組織提供金錢援助、
舉辦工作坊訓練相關人才、提供諮詢與分享經驗等等。Simmons（2009, 375）也 認為，金錢援助若能確實支援人權運動者或非政府人權組織，將對人權推動產生 幫助，但前提是政府及非政府組織要好好利用該筆捐款。惟相較於 Goodman &
Jinks 由上而下的論點，Merry（2009, 134-137）雖然認同國際組織的角色，但同 時也強調國際人權的概念必須與當地文化脈絡、宗教、倫理制度相結合，才能讓 國際人權觀念為當地人民所接受。換言之，國際人權組織為人權的提升提供很豐 富的資源，但如果與當地民情、文化、宗教等產生劇烈衝突，那國際人權組織的 作為就仍然有所侷限。所以Merry（2009, 193-194）強調，這些人權觀念必須能 夠在地化，而在地化的過程非常需要當地中產階級或知識份子的幫助，以便將人 權觀念轉化為普羅大眾所能理解的文字或白話語（vernacular）。簡單來說，一般 人民並不瞭解人權內容，當他們的利益受到損害時，並不能直接意識到這是對其 人權的侵犯。Merry（2009, 215-217）認為，這是因為當地社群對人權觀念的認 知，與國際人權組織的認知相較，兩者之間有落差。當地社群由於缺乏知識或沒 注意相關人權公約的規範，致使他們並不清楚法律訴訟或聲請國際組織協助等救 濟工具。而在地的非政府組織、知識份子及國家人權機構等，則肩負著將國際人 權觀念適當與當地文化背景結合以後，再普及讓偏遠地區或草根人民能夠瞭解到 自身的權利，從而提升人權。
Simmons（2009, 377）與 Merry 上述的看法一致，他認為人權運動者是督促人權 進步的重要一環。人權運動者擅長利用國際間各種人權公約，作為與政府談判的 籌碼，如果該政府沒有締結相關人權條約，則人權運動者會利用自身的力量要求 及說服政府儘快批准。這些人權運動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讓群眾清楚瞭解國際 人權公約的內容及標準，讓群眾可以在他們的生活中運用這些人權公約。這與前 述Merry 主張將國際人權公約用語轉化成白話的想法不謀而合。他們都認為，人 權運動者是連結當地人民及國際人權公約最好的媒介。此外，Simmons（2009, 356）
也認為在地非政府組織在推動人權發展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能夠勝任長期調 查及將調查結果公告的工作。沒有了這些在地非政府組織，國際人權公約就像空 設的條文一樣，空有理想而無人將之實現。在地非政府組織比起遠離當事國的國 際官僚，更能夠動員當地人民、策略性推動人權、幫助人民進行訴訟及站在人民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的立場發言。
支持Merry 及 Simmons 上述觀點者，尚有 An-Na'im（2005, 57, 60）：其伊斯蘭世 界人權推廣的論述中，非常強調必須配合當地的宗教及政治脈絡，因人權在通過 宗教信條的內在轉化，才能實際推動。他並指出，現今穆斯林世界多將國際法及 世界人權標準看作是西方殖民主義下的產物；在伊斯蘭的脈絡之下，西方的自由 主義傳統是有問題的，因此西方的人權標準並不適穆斯林世界（An-Na'im 1987, 31）。所以 An-Na'im（2005, 65）認為，應於穆斯林框架下促進人權的提升，而 不是直接引用西方人權觀念及標準，因此他倡導藉由仲介（Human Agency）來 整合人權與宗教信條，以不同角度重新詮釋宗教教條以符合現代社會的人權標準。
綜合上述Merry 與 An-Na'im 之見，人權概念因為必須根據各地的文化、宗教及 人文背景而做出變化，而需要當地菁英及知識份子的配合。他們都認為中介者的 功能是重要且必須的。尤其An-Na'im（2005, 68）不斷強調，人權概念必須以不 同的型式及概念存在於不同的社會脈絡背景，否則這些人權標準只會被認為是西 方世界強迫其他國家接受的標準而已，這種人權標準不會在當地有合法性，自然 也不會持久。換句話說，人權應在各地的當地文化及宗教傳統取得合法性，這樣 人權才能在公民社會中生根，可以在當地持續的發生效應。同樣地，Merry（2009, 131-132）也認同在地文化的重要性，她的質化研究發現，國際人權如果過於強
綜合上述Merry 與 An-Na'im 之見，人權概念因為必須根據各地的文化、宗教及 人文背景而做出變化，而需要當地菁英及知識份子的配合。他們都認為中介者的 功能是重要且必須的。尤其An-Na'im（2005, 68）不斷強調，人權概念必須以不 同的型式及概念存在於不同的社會脈絡背景，否則這些人權標準只會被認為是西 方世界強迫其他國家接受的標準而已，這種人權標準不會在當地有合法性，自然 也不會持久。換句話說，人權應在各地的當地文化及宗教傳統取得合法性，這樣 人權才能在公民社會中生根，可以在當地持續的發生效應。同樣地，Merry（2009, 131-132）也認同在地文化的重要性，她的質化研究發現，國際人權如果過於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