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的道德觀

壹、《三國演義》的道德意識

《三國演義》一書描寫了東漢中平元年（西元184 年）至西晉太康元年（西 元280 年），將近百年的政治軍事歷史。然而，它並不僅是一部單純的戰爭刻劃 歷史故事。就《三國演義》整體的敘事價值觀來看，其中具有主觀之人物事功評 價為書中的史官詩評，其主要是從道德評判的觀點，對於歷史人物的功過進行議 論評價，只要是具有道德勇氣與正義之歷史人物，一律給予褒揚讚美，而對於那 些為求霸業因而殘害人民的無情梟雄，則是予以譴責撻伐。因此，《三國演義》

可說是站在道德仁義的史家觀點立場，來衡量三國歷史中主要出場的歷史人物（蔣 聖安，2003，頁 57）。從另一個觀點來看，《三國演義》刻畫著人類的野心天性 與道德使命感的衝突，等同於現代社會的功利主義與道德意識的相左。密勒（Roy Andrew Miller）在他的英譯《三國演義》序文中，曾把《三國演義》的主題看為

「一部以人類野心天性為主題的小說」。夏志清在論《三國演義》時，對於密勒 的這種看法，認為「相當正確」而予以同意。而羅龍治在他的《三國演義》序中，

則依據密勒的說法，予以引申修訂為，《三國演義》是以人類野心的動機壓倒道 德使命悲劇感做為主題的一部小說（引自洪純孝，1983，頁 258）。由此看來，

《三國演義》實為一部活生生的道德教育教材。

一、道德褒貶與功業推崇

歷史演義小說由於在文字表達形式上，較正統史書來得淺白通俗，因此，傳 統文類相關論述將其定位為一種傳達歷史知識的通俗讀物，作為一種宣揚義理教

化的社會媒介。也就是說，在中國傳統評論者的眼中，歷史演義小說透過通俗化 的敘事形式，達到其輔助史書的目的－普及歷史知識與道德教化，成為歷史敘事 之內的附屬文類（蔣聖安，2003，頁 24-25）。

史家著史務求真實，首重道德褒貶與功業推崇，期能明史實以昭後人，然在 追求實錄之同時，鑑戒之作用更為史家所重視。歷史資鑑之功用，為史家重史之 原因，歷史之價值亦在於能為後世之殷鑑，故史家著史，貴在以「別善惡、寓褒 貶」之精神著述，藉史以鑑戒世人。是以如司馬溫公撰《資治通鑑》，即旨在「監 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故秉「關國家盛衰，繫生民 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之原則，而成此不朽之巨著。 歷史記述係人為之產 物，人始終為歷史洪流之主角，自司馬遷撰《史記》，首創紀傳體例後，以人為主 之撰述方式遂突破過去以時間為主之史傳，更加凸顯人於歷史敘事中之主體性。

司馬遷以人物傳記方式著史，對人物之褒貶意識益加明顯，而其評價人物之主要 依據有二：其一，承襲自《春秋》以降，以儒家道義傳統為依據之褒貶筆法；其 二，繼承以《戰國策》為代表之戰國士文化，推崇人憑其文才武略，建立功業成 就、追求生命價值之精神。司馬遷雖分別從道德、功業評價人物，然兩者實是並 行不悖，並未矛盾衝突；其以道德批判人物操行、人格之同時，對人物所建立之 功業成就亦不抹煞，而此種評價方式不僅為不同時代、不同階層之人物設立了較 寬容、平等之評價標準，亦開啟後世史家評價人物之先河。值得注意的是，此一 評價方式不僅不限於正史，亦為部份鋪演歷史之演義小說所承襲採用，《三國演義》

即為此類作品（黃世孟，2004，頁 11）。

從著述意識與內容上來看，《三國演義》乃綜合了史家的褒善貶惡與儒家的 忠孝節義等觀念。自其問世以來，上自君臣將相，下至販夫走卒，都有它的讀者 群。在作者的生花妙筆之下，三國人物的忠奸善惡、智謀妙策，無一不是栩栩如 生、曲折動人，而它所闡發的忠孝節義與懲惡揚善的觀念，更是無形中規範了廣 大的社會群眾的言行舉止與待人處世（羅永裕，2002，頁 295）。

王侃〈江州筆談〉說：「《三國演義》可以通之婦儒，今天下無不知有關忠 義者，演義之功也」（引自洪純孝，1983，頁305）。

上述文獻在於說明，就我國而言，恐怕沒有一本書能夠像《三國演義》一般，

其人物形像與故事內容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如此巨大。在幾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

沒有一部書比得上他的魔力，五百年來，無數的失學國民從這部書裡得著了無數 的常識與智慧，從這部書裡學會了看書寫信作文的技能，從這部書裡學得了做人 與應世的本領。他們不求高超的見解，也不求文學的技能；他們只求一部趣味濃 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書。《四書》、《五經》不能滿足這個要求，《廿 四史》與《通鑑》、《綱鑑》也不能滿足這個要求，《古文觀止》與《古丈辭類 纂》也不能滿足這個要求。但是《三國演義》恰能供給這個要求（胡適，1922，

頁342）。孟瑤《中國小說史》也認為，我國還沒有一本書（包括《四書》、《五

三國故事廣泛地成為民間文學的題材，它的思想主題，自然也會深切地影響 到社會一般的觀念。嚴格說來，它對社會的影響，實不只限於演義本身所造成，

只不過演義之後產生的民間文學，多據演義改編，主題思想並末改動。所以，逕 認為演義的影響也不為過。

二、表彰忠義

表彰「忠義」是《三國演義》的一個重要思想。對長官盡忠，對朋友守義，

《三國演義》藉著劉、關、張、諸葛、趙雲等人的行動，樹立了中國民間效法勿 替的忠義典範。演義一開始就寫劉、關、張的「桃園三結義」三人焚香發誓說：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洪純孝，1983，頁271）。此外，

三國演義》也表達了百姓對仁君賢相渴望的心願。劉備是仁君的代表，諸葛亮是 賢相的典型，而二人的如魚得水，又是最佳的結合（洪純孝，1983，頁282）。

清顧家相〈五餘讀書廛隨筆〉說：「蓋自《三國演義》盛行，又復演為戲劇，

而婦人孺子、牧豎販夫，無不知曹操之為奸，關、張、孔明之為忠，其潛移 默化之功，關係世道人心，實非淺鮮。」（引自洪純孝，1983，頁312）。

顧氏的這段話指出了《三國演義》最大的社會貢獻是教育老百姓忠義的觀念。

胡適在〈三國志演義序〉中也認為《三國演義》對社會的貢獻有四:教仁義、說忠 烈、闡愛憎、重智謀（胡適，1922，頁313）。

桃園結義在中國的影響是巨大的。民間所備極推崇的俠氣與此大有關係。把 這種精神再推而廣之，便是同心協力、救國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忠烈思 想。這樣說來，雖然好像有點本未倒置，但事實是如此。演義一書所含蘊的教訓，

除了義氣以外，其第二個重點在說忠烈，這以諸葛亮與劉備的關係為例，最為恰 當。只因劉備「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諸葛亮便為知己者奔走到「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演義把孔明的「兩朝開濟老臣心」烘托的十分成功，感染讀者的力量 也極為強烈（洪純孝，1983，頁314）。

中國著名的幫會如「三合會」、「天地會」、「哥老會」等，皆是模仿《三 國演義》中的桃園結義，入會幫眾皆以結義兄弟方式作為團結幫會的準則，以「忠 義」為立幫結社的宗旨，以「關帝」為崇拜供奉的對象。

貳、《三國演義》道德觀的相關研究

自來我國評論《三國演義》的學者，大致可分成二個階段。初期是明清學者 站在傳統的立場，研究演義與史實之異同或甚而指責演義乖違失實之處，此種考 究取向可由下列文獻中獲得引證。

章學誠〈丙辰雜記〉說：「唯《三國演義》，則七分事寶，三分虛構，以致 觀者往往為所惑亂。如桃園等事，士大夫有作故事用者矣…故衍義之屬，雖 無當於著述之論，然流俗耳目漸染，實有益於勸懲，但須實則從其實，虛則 明著寓言，不可錯雜如三國之淆人耳」（引自洪純孝，1983，頁303）。

由上述文獻中我們可以得知，《三國演義》一書中之內容七成與事實相符，

另外三成則為作者杜撰的，時常造成閱讀者之混淆。既然歷史演義小說有勸懲世 人之作用，但應該據實以述，與事實不符而欲達到勸善的目的者，則應該以寓言 的形式呈現之，避免像《三國演義》一樣造成讀者對史實的混淆。

袁枚〈隨園詩話〉說：「崔念陵進士，詩才極清，惜有五古一篇，責關公華 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說衍義語也，何可入詩?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 語，被毛西河誚其無稽，終生慚悔。某孝廉為作關廟對聯，竟有秉燭達旦者。

俚俗乃爾，人可不解學耶」（引自洪純孝，1983，頁304）。

此段文獻呈現出明清學者對於《三國演義》一書乖違失實之處的重視與指責，

且認為此種與史實不符的故事不應該做為學者吟詩作對之題材，甚或應將之排拒 於純文學之外。

民國初年，西風東漸，俗文學的地位提高，小說尤受士林推崇。這時，對《三 國演義》的研究及批評的角度較為寬廣。如馬廉、鄭振鐸、孫楷等人著手於版本 的研究、故事演化的探討；胡適的綜論全書；及夏志清等人的從純文學角渡來批 評。

而台灣地區對於《三國演義》道德思想的研究，則以洪純孝（1983）《三國 演義研究》為較早之研究論著，亦為台灣地區第一部通盤研究《三國演義》與最 早涉及主題、思想研究之學位論文。其第四章為「《三國演義》的主題及其思想」，

當中探討《三國演義》之主題與副主題，並於其後分述「正統觀」、「忠義觀」、「智 勇觀」、「仁君賢相觀」與「迷信觀」（黃世孟，2004，頁 3）。

其二，賴慧玲（1991）儒家文藝觀中的象徵理論及其運用─以《三國演義》

為例，以「道德象徵論」的審美準則分析《三國演義》之主題，闡述創作者屬於 道德層面之理念，且藉由「人物塑造」之分析，指出書中人物角色，在創作者筆

為例，以「道德象徵論」的審美準則分析《三國演義》之主題，闡述創作者屬於 道德層面之理念，且藉由「人物塑造」之分析，指出書中人物角色，在創作者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