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980 年代他關心公民的傳播權。這時，台灣的社會力如雨後春 筍般興起，不斷要求社會公平正義；社會上弱勢團體（如環保、勞工、
原住民、婦女等）紛紛爭取權益，但國家機器以及大眾媒體往往將抗議 與暴民連結起來（陳雪雲，1991）。在權勢者與弱勢者之間，徐師選擇 站在弱勢者的一方。1984 年他在《天下雜誌》論壇中提出公民傳播權 的概念。在他的論述中，傳播權包括兩方面。第一是再現權，個人與社 群的困境應有被社會知悉的權利，有權在媒介表達他們的期望與意見，
也有不被媒介扭曲的權利。第二是接近使用權，即不同的個人與群體，
都有使用媒介的權利，媒體不應被壟斷（徐佳士，2010a，頁 53-54）。
徐佳士教授的人生風範
由此可知，徐師重視人民的傳播權，包括小老百姓、弱勢者的發聲權，
也能感知社會的脈動，並回應當時底層社會的傳播需求。
他還指出，商業媒體已傷害人民的傳播權。當時台灣的兩大報以及 三家電視台在黨國的保護下形成寡頭壟斷（林麗雲，2000，2006）。他 指出，在此結構下，台灣商業媒體在兩方面限制公眾的傳播權。第一是 商業媒體常歪曲弱勢團體的形象。商業媒體往往拿起放大鏡，重視社會 菁英的「知的權利」，卻忽略小人物的聲音，對他們視而不見，聽而不 聞。他在 1984 年所寫的〈小人物的傳播權〉一文就說，「…展讀幾張 大報的地方新聞版，看看各地的小人物的形象怎樣被扭曲，名譽怎樣遭 誹謗，隱私權怎樣受侵害」（徐佳士，1984a，頁 60）。第二是商業媒 體內容同質，無法反映多元的文化。他指出，由於台灣的電視台並沒有 發展自己的特色，因此常常一窩蜂搶播某些一時之間較有市場的節目，
電台彼此競爭愈劇烈，節目卻愈相似，而觀眾的選擇變得愈是有限了
（徐佳士，1984b，頁 11；1984c，頁 231）。
他並提出建言，將上述媒體表現的問題連結到政府政策、媒體組織 以及記者專業，以伸張全民的傳播權。他在「新聞自由與傳播權利」的 專題演講中指出，應把消極的新聞自由，提昇到積極的「傳播權利」。
他並主張：（一）政府在制定傳播政策時，要以伸張「傳播權利」為基 礎；（二）大眾傳播媒介應放棄「市場導向」的政策，代之以「公共利 益」為導向；（三）新聞記者應發揮專業精神，並盡力維護本身的自主 權（中央日報，1983 年 3 月 23 日）。由此可知，他念茲念茲的，就是 為公為民。
在 1980 年初政府曾推動建立公共電視，徐師參與並主張政府應投 入資源，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接近使用。1982 年六月，他參與 新聞局的「廣電未來發展研究委員會」，與張繼高等人研擬公共電視計
媒體改革路上的明燈——徐佳士老師
徐佳士教授的人生風範
徐師自 1987 年起一連三年，召集文化界人士接受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的委託，提出完整的文化建設政策。報告中關於傳播政策的部 分，徐師寫道，電信與電腦技術結合後，高效率的有線傳播體系無疑地 將變成資訊社會神經系統。建立有線傳播體系，應該是我國資訊政策中 一個重要部分（徐佳士，1988a，頁 151）。但資訊「商業化」與「私有 化」可能導致兩大問題：一是資訊強勢國家對我國的文化滲透，二是大 眾文化的品質堪憂。因此，他指出在傳播政策上，最重要的是防止資訊 的商業化與私有化。他提出的政策方向是：有線媒介宜有助於達到「藝 者有其媒介」的民生主義理想境界，應有公共頻道，應有互動傳播管 道，而且宜於作為小社區媒介（徐佳士，1988b）。
他所關注的是人民的傳播權。因此，他在媒體解禁前，已未雨綢 繆，建議政府宜有整體政策，以避免財團壟斷，並顧及人民權益。在開 放報禁的政策上，他指出，在自由競爭的情形下，應避免報業由少數報 團所壟斷，以免妨礙民主政治的正常發展。在電視政策上，他主張，現 有頻道的電視台應分出一些頻道給公眾使用，並應積極籌劃有線電視系 統，以兼顧不同民眾的需要（中央日報，1987 年 12 月 2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