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師友都推崇徐佳士具有前瞻眼光，這部分可以從他陸續發表的 言論中找到不少具體證據。從他的生平事略中考察，徐佳士負笈美國兩 年，相較於他在黨校受教育與在黨報工作的經歷，時間並不長。但從他 討論傳播觀念的相關文章中，可以發現，他對西方民主傳統下的傳播理 論精髓有相當精確的掌握，對他的學術界同僚借用西方理論的不恰當，
也溫和的提出過質疑。2 而在台灣報禁解除的前夕，他就已經察覺到，
在政治與商業的豺狼環伺之下，新聞媒體的開放未必是大眾傳播權的勝
1 本段落中關於徐佳士老師生平的事實部分，皆根據陳世敏編輯的〈徐佳士老師生 平事略〉。
2 徐佳士曾質疑「社會責任論」在當時台灣時空環境下的借用（見下文），該理論 的介紹與引進最早是在 1967 年 1 月《新聞學研究》的創刊號上。該期所刊登的 相關論文，包括李瞻的〈新聞自由的演進及其趨勢〉、謝然之的〈新聞自由與自 律〉、曾虛白的〈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
徐佳士教授的人生風範
利，而有可能是進一步的金權分贓。
1984 年 6 月，他在《天下雜誌》發表〈「社會責任論」的迷 陣〉，對於當時新聞媒體仍處於被高度管制狀態的台灣，卻借用西方民 主體制下因為新聞自由已經明顯被濫用所發展出來的這套論述，來做為 對治當時台灣媒體表現的藥方，表示了質疑與保留的態度：「根據社會 責任理論，媒介如果不履行責任，即由其他方面，極可能是政府來糾 正。所以，當媒介單位之間發生關於責任問題的歧見，其中必有一方
『錯了』的時候，政府或其他的人必須出來斷定是非以糾正之，而變成 社會責任的界定者了。媒介服從政府的決定，這正是控權主義的做法。
社會責任能算是一個新的理論嗎？這是一個重大的迷思。」（徐佳士，
2016，頁 52）
而在此之前，徐佳士就已經看出新聞媒體無法滿足社會期待所將面 臨的危機：「在公眾、立委，尤其是知識分子間發出了『誰來監視媒 介』的呼聲，乃是一個令珍視新聞自由的人心悸不已的警號。這個
『誰』本來應該是公眾和有膽識代表公眾發言的知識份子。但當他們的 期望被新聞界所漠視，而輪到他們必須去探求一個『誰』來管束媒介 時，這個『誰』一定就是政府。」（徐佳士，1983，頁 84）。他雖然 非常推崇曾經在史丹佛大學親炙過的當代傳播學大師宣韋伯（Wilbur Schramm），自承受他影響很大（陳世敏，2016，頁 5），但對於把他 參與鼓吹的新聞媒體「社會責任論」橫向移植到當時連報禁都尚未解除 的台灣，是非常不贊成的，擔心會給政治介入媒體一個正當化的理由。
他認為：「媒體工作者不必靠政治人物或政府越俎代庖建立任何秩序，
而應設法在自己內部，匡正自己的角色，組織起來，形成體內免疫系 統，來抗拒政治與商業毒菌的侵襲。」（徐佳士，2016，頁 82）
1990 年代，台灣進入政治解嚴、報禁解除的階段，但徐佳士很快
徐佳士：重建台灣新聞專業的先行者──兼記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的創立過程
就觀察到，台灣同時也已經走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歸路，資本家經營 新聞媒體，可享有不受政府控制的自由，但負責產製媒體內容的記者、
編輯、撰述者卻未必享有憑專業道德與倫理來做判斷的自由（徐佳士，
2016，頁 83）。1994 年間，自立報系員工在報社易主過程中，為維護 工作權及編輯自主權發動抗爭，並獲同業與學界、文化界支持響應，在 9 月 1 日發起「901 為新聞自由而走」大遊行，遊行訴求中，包括成立 一個新聞工作者的專業組織。翌日，徐佳士在《中國時報》撰文指出：
「這個專業組織該做一些什麼事呢？用集體力量保障專業自主，以抗禦 來自媒體內外的不當壓力，當然是這個組織的一大功能…專業組織另一 個重要功能是力行自我約束——自律。…享有專業自主權的工作者，也 應有奉行專業倫理的義務。」（徐佳士，2016，頁 84-85）。相較於
「社會責任論」的寄望於第三方力量，他強調「新聞室專業自主」、
「成立媒體工會」，在維護新聞自由前提下推動媒體自律，才是正確的 方向。
一方面尋求同儕自律，以對抗媒體失序所可能引來的政治介入；一 方面對抗資本壓力，維持專業自主，早在 1981 年，他就主張記者應該 組工會。因為根據西方的經驗：「憲法所許諾的新聞自由，真正享有者 只是大眾媒介的老闆而已。」（徐佳士，1983，頁 64）。所以專業記 者必須組「工會」，以集體協商力量，爭取合理的工作自主權，不受業 主和業務當局直接和間接的干預（徐佳士，1983，頁 67）。不同於其 他生產事業的工會，記者工會還具有保障專業自主的任務，性質又類似 律師、醫生等專業者所組織的「公會」，所以徐佳士在討論時，有時將
「工會」與「公會」混合使用。他曾嘲諷當時已經存在的「台北市新聞 記者公會」，會員中不但包括報老闆與報社業務人員，老闆的太太也可 以祕書身分加入會員，以方便申請出國，完全背離專業自律團體的規
徐佳士教授的人生風範
則，因此他呼籲「記者應重組公會」（徐佳士，2016，頁 75-77）。
對於當時有官方及非官方的聲音主張立「記者法」，徐佳士的見解 是，如果真的要立法，「記者法」中頂多只能規定新聞事業所僱用之新 聞專業人員，必須具有記者工會會籍（徐佳士，1983，頁 67）。亦即 必須回歸專業自律與自主的原則，不應另加干涉。對於當時不少學界、
業界人士主張記者需有執照，徐佳士的態度也是保留的（徐佳士，
1983）。他討論相關議題的態度看似溫和，但其主張，對比於當時的環 境，卻相對激進。例如他認為，除了捍衛專業自主、新聞自由，或者為 了爭取合理的福利，改善工作條件，甚至為了要求加薪，「記者當然可 以罷工」（徐佳士，2016，頁 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