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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資訊想文化

在文檔中 徐佳士教授的人生風範 (頁 62-66)

首先,時代的巨輪,讓我回顧到 1983 年,該年尾資訊週如火如荼 展開期間。那年徐師在資策會的旗艦雜誌《資訊與電腦》刊登了〈傳播 媒介跨進資訊時代〉一文,這是一個空前的發言:媒介本來就是資訊的 實現的工具,但是理工與文史的刻板分界,始終在台灣讓兩方產生相當 落差的相關性,徐師的文章打破了這個界線。在這篇文章,他訂了媒體 如何回應資訊化說法:

1. 娛樂傳播系統:有線電視將凌駕無線電視優勢之上,而電視網路 資訊化將導向「有線電讀」(Videotext,一種封閉式的網路服 務)的理想化資訊社會;

2. 資訊與計算服務系統:所有傳統媒體材料(印刷與影視)都將被 資訊化儲存,進入一種電讀傳送系統,包含 teletext、videotext、

ISDN;

3. 訊息遞送系統:電子化的網路(當時叫電話線)建置來流通所有 訊息;

4. 人對人的傳播系統:遠端兩人或三人以上的電傳會議媒體。

傳播潮流巨變翻騰中 徐文輕舟已過萬重浪

徐文當時的視野,來自綜理許多先進國家文獻,整合國內當時可以 進行的資訊化國家計畫,歸納出重點後所見。很多當時的想法雖然沒有 實現,但是理想如果是一個雛形,如今也很多依此賦形在後起的大媒體 潮流中。例如,有線電讀走向網際網路服務、ISDN 變成 ADSL、電話 線擴充為蜂巢式無線網路、還有電傳會議轉型成即時通軟體。這些今天 已成為主流的傳播媒體革命成果,要感謝當時徐師很早就以汗牛充棟式 的寫作,導入大眾傳播科系的師生即早「適應」資訊化的環境。

不過同一時期,徐師也同步下工夫在文化建設的領域,這樣的雙軌 企圖心,真心來自一個警覺,就是 1975 年以前的國家發展典範的偏 差。當時媒體發展帶來外國文化的入侵,過度物質文化反而帶來現實生 活落差的沮喪,製造社會對立與動盪。然而當再一次見到台灣媒體發展 的技術升級契機,我看到他以行動表達意志,這次要讓文化建設成為資 訊化社會的上層結構。他從過往史丹佛(Stanford)大學心理作戰典範 下,傳統社會的消逝現代化出發,歷經的學術典範的轉移,這次引用到 南向的聖地牙哥Herbert Schiller 的傳播文化帝國、Ben H. Bagdikian 的 企業壟斷傳播資源、還有 Hamid Mowlana 的國際政經與傳播文化整合 模式。這些政治經濟學派的分析,成為他的關懷,他真的很用力讓這次 的傳播文明發展,不再重蹈覆轍。

他於 1985 年文建會與大眾傳播教育協會合辦的會議上發言起步,

評估當前的〈我國大眾傳播媒介的文化表現〉,到 1989 年發表〈資訊 時代的文化適應〉形成文脈上的一個高峰,這是他再次從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的委託中,接下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文化研究發展委員會的研究 重任,主責展望與評估「中華民國文化發展」的個人成果建言。

這的確是一個相當有期許的年代,自戒嚴的文化壓力密封揭印之 後,文化的力道百花齊放,讓資訊爆炸的威力真實展現在資訊建設起飛

徐佳士教授的人生風範

之中。於是所有類似資訊主題的徐師文獻中,讀者可以見到他的積極立 論與指引,期許這次的大躍升,台灣為本的華人文化能尋得一個「文藝 復興」;但另一面向的隱憂也卓然揚升,就是官能感與商業化掌控的文 化,也恐會再次奪得風潮於台灣這個極速發展與短淺規模的社會。

徐師這股熱心關懷中有三個自我節制,第一就是不要將上層與下層 文化的二分法再現、第二大眾的流行文化是可為且終究會取得一個主體 位置非庸俗可擾(後來這個庶民文化的論述在九零年代取得發言權)、

及第三知識分子有追求「雅文化」的權利但不要成為壓抑他人的表意權 力。以致他的一系列文獻,有相當的開放性,充滿對台灣社會希望的熱 活,最後選定了「有線電視媒體」作為這番變遷下最重要的「文化建 設」;這個選擇在物質建設的真實性上正中核心,但是從轉變的八零年 代後,又經歷了二十年發展,至今也證明有線電視也是當今台灣影視的 致命傷。不過徐師在那風雲開啟雲端上,也三次不同表達了對有線電視 的評價,揭示這文明後有二十多年的動盪:

1. 有線電視是資訊社會的文化建設主體,在於他的資訊整合能力

(數位化)、與雙向互動的社會建造,源自於「行政院建立有線 電視系統工作小組」的系列工作報告看法(然人亡政息,徐師下 了註腳論其已遭停頓)

2. 之後有五年時間,他所說的有線電視的希望,寄託實踐多元文 化、社區文化、藝術家有其媒的理想上(也就是興起的民間活 力、民營化與後現代的風潮)

3. 然而事與願違,有線電視地上化之後,更少的本土內容、更多的 政治口水、一成不變的定價與套餐,拖垮了台灣影視。徐師未必 完整對其後況發表意見,但他在九零年初立下一個特別期許,希 望更多公共電視頻道必須參與有線電視(當時看來有一些過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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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化,但今日來看有其特殊意義)。

那公共電視在資訊社會中的文化貢獻為何,在 1995 年的一篇專題 論文中,他提到一個新眼光的心得。他引述加拿大傳播政治經濟學者 Robert Fortner 的論點,如果一個分割成細胞格狀化的社會(cellular society)是未來的景況,包含經濟實力劃分出層層不同能力等級的資訊 科技使用團體、而興趣與利益又垂直整合出不同行列的社會群聚,十字 交叉來看就是一個個格狀化的細胞分立結構,這樣的分割社會誰能整合 呢?他的答案居然是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公共傳播系統」(就是公共電 視)。他期許的兩個公共電視的潛能,為後來論述證明是可為的:

1. 普及性 Universality:公共電視的內容文化要在任何新媒體系統都 要露出(從最傳統的大眾電子媒體到 4G、遊戲機 console、VR 娛樂等等)

2. 區分性 Differentiation:公共電視的內容產製要滿足社會上各種不 同興趣需求,但是仍必須保持內容是開放共通、能讓非興趣團體 也有了解的空間

這是否為他在晚年將理想繼續可投射的標的?當潮流翻轉會再檢驗 這一條出路是否可為,但是他的論述改變了唯傳播科技理性與光明發展 的典範,轉向文化建設必須相隨且駕馭關懷的主體方位;這篇論文在徐 師 74 歲那年發表,而從文獻引述跡證可知,他須爬上了傳播學院圖書 館翻閱了 CSMC 這篇有趣觀點的文章,完成論說;而那時我因是一個 博一學生,也緣身在同一個場域使用影印機,取得相同文獻只能做理論 性整理,但他用此立下對台灣影視環境出路的終言;時代巨輪讓我重逢 偉人身影,型塑資訊社會文獻緊扣媒體文化建設,做成論述上的美好典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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