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零年代開始，傳播媒體逐漸展開了一個新的局面；科技為媒 體帶來的新功能，改變了媒體本身的面貌、人們與媒體互動的方式、甚 至使用者本身的生活習慣。在如此巨大的變動之中，一向以媒體人才為 職志的傳播教育何去何從，成為學界的重要議題。在一個人人都是傳播 者、每一秒鐘都是截稿時間的網路世界裡，傳播仍然可以稱為「專業」
嗎？再者，後現代思維興起之後，「客觀」「公正」被認為是不可能的 任務，這些變化在在挑戰著傳統的專業價值。
但是對照其他國家媒體，面對同樣科技與後現代思潮的挑戰，大多 數台灣媒體似乎更進一步遠離了過去專業教育所標榜的核心理念，甚至 可以說是走上了一條「反專業」的路徑。台灣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使 得資本家逐步掌控媒體。傳播內容不但大幅娛樂化，而且在後現代思想 的護航之下，媒體主的意識形態，也忠實地反映在媒體的報導取向上。
數十年擺脫政治干預的努力，如今面對的卻是一個「前門拒虎、後門進 狼」的局面。在這樣的時空點上回頭看徐佳士先生對於台灣傳播媒體
「解嚴」之後的憂慮、以及他的教育理念，令人不得不佩服先生的遠
* 原刊香港《傳播與社會學刊》，36：26-30，2016 年。
** 彭家發為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退休教授，email: [email protected]。
汪琪為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名譽講座教授、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前院長，
email: [email protected]。
徐佳士教授的人生風範
見。
先生開始擔任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的時候，是一個紙媒發達、而電 視與廣告公關業初起的年代。傳統新聞學對大眾傳播新聞業的社會功能 概念、組織、營運邏輯和日常諸項工作等闡釋，通常可大要地歸納在一 個向度：蒐集資訊，處理資訊，向社會大眾報導，而新聞業的靈魂，就 是新聞從業員──他們的神聖使命和工作。新聞從業員對社會如此重 要，但人才從何而來？又該如何訓練和養成？問題簡單，數十年間學界 對於「答案」，卻是爭論不休。美國新聞傳播院校眾多，學院派的人主 張學堂式教育；擢拔人材過程，以校學課程培訓在前，新聞媒體補強其 能力在後。英國則多實務派，認為學生在課室所得極其有限，故而強烈 主張邊做邊學的學徒制，令新進者專心一意在機構裡學習，到媳婦熬成 婆後，自然滿師而成為機構裡出色新聞工作人員。究竟那一個方式更易 培養出人才，向來就見仁見智。
再則是培訓新聞從業員的概念和方式。長久以來，新聞業界和新聞 教育界即存在應重理論抑或實用技藝之爭。新聞教育者屬學院派，認為 應多講授理論方面課程，俾益于學生心智啟迪；新聞業界則希望新進員 工馬上可以單兵作戰，派上用場，減輕培訓員工時間、人力和經費支 出。這一議題，也同樣是爭論多年。
傳統上政治大學新聞系課程設計所依循的是美式概念。1935 年馬 星野先生創系，把他自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所學得的模式，揉合了 因地制宜、破舊立新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在中國同步開展；當時在系內 開設「政治漫畫」，即是因應視像傳播在動盪時代中的重要性。1954 年政治大學在台復校，1967 年秋季徐佳士先生被任命為新聞系系主 任，不但使得該校新聞傳播教育展開新的一頁，甚至影響到台灣、以及 其他華人地區大學相關院系的走向。
徐佳士先生教育理念
先生早年在南京《中央日報》擔任記者，深受當時社長馬星野先生 將報紙辦成「每日百科全書」1 理想的啟發。大陸易手前在東北與南京 漫天烽火中的採寫經驗，使得他對於新聞工作有了更深的體會。中央日 報社隨政府播遷台灣之後，先生轉任編譯，並在 1955 年赴美留學，在 史丹福大學受教於傳播研究先驅宣偉伯（Wilbur Schramm），開始接觸 以社會科學角度探討大眾傳播的研究，並在回國後在政治大學新聞系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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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課程設計，新聞系畢業生身挑兩祧--既屬新聞業通才，又可依一己 興趣和能力，發展第二專長。當年步出學校，進入媒體後被派到「第二 專長」領域擔任編採工作、並且表現亮眼的系友，不計其數；還有系友 繼續將「第二專長」發揚光大，例如後來成為政治大學財稅系所主任的 徐偉初、以及台灣上市公司日電貿董事長黃仁虎都是新聞系的系友，他 們後來的發展與當年「集中選修」修習「經濟」不無關連。
至於新聞專業教育反映在課程上，就是所謂的「第一專長」。當年 新聞系規定，學生在升到三年級的時候，必須在諸如中英文編採、廣播 電視或廣告與公共關係的系列課程中擇一，修習相關業務的專業技藝。
新聞專長重要，但是先生並不認為需要大量課程來達到目的；一方面在 校所學的專業技能，容易流於零星瑣碎，“something on everything”。何 況每個新聞機構都有它獨特的企業文化，學生畢業之後，必然還會有更 細緻完整的訓練。權衡之下，他認為學校學習課程中，人文社會科學薰 陶比之于技藝更為急切----因此，除了人文學科四分之三以及專業課程 佔四分之一的比例原則，先生又在歷史、邏輯、語意學、社會學、心理 學、與法學等課程之外，加開了共八個學分、兩組上課的〈現代文選〉
課程；也即是他口中的「第二國文」。主講的除了系上的賴光臨教授，
還有當時譽滿文壇的姚朋（彭歌）先生。
技術導向的課程或許比重不大，但這並不表示先生輕忽實務上的養 成訓練。上任系主任不久，他就決心將新聞系三年級「報刊實務」的
「報刊」由《學生新聞》改為木柵、景美地區的第一份社區報《柵美報 導》，讓學生藉由實習走出校園，進入社區，以接受更大的挑戰和累積 更豐富的實務經驗。這個態度也反映在先生對於師資的聘任上。以廣告 課程為例，當時有豐富實務經驗，又有碩士以上學位的廣告學教師「一 師難求」，先生毅然請了一位名重實務界、但未受過專業教育的廣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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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負責人來教公共關係與廣告組，每堂鐘點費都以演講費支付。其實無 論領域為何，當時政大新聞系的師資均為一時之選，林懷民先生教授新 聞英文，師範大學物理系王成椿教授跨校教〈自然科學概論〉，台視主 播羅大任先生教〈廣播電視概論〉，專研電影的王曉祥先生教〈電影概 論〉等等俱是例證。這樣栽培出來的新聞系畢業生，是否「但見舉止使 不同」呢！
第一專長除技術導向課程之外，更重要的是核心理念的部份。這部 份或許在課程安排上看不出來，卻反映在師資的選擇與系所的活動上。
有回他對記者談到，「知識方面的準備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新聞 記者應該有理想、應該對事業有超乎現實的抱負。」他認為大眾傳播事 業可能看似開放、自由，但是是否能夠真正自由、開放是很難說的，因 為有錢有勢的人往往會利用這種「表面上自由」的管道，來達到自己的 目的；所以一個專業人員必須有能力判斷「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
而這種判斷力，唯有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中才能培養出來。在這個原則之 下，政府仍在戒嚴，先生卻已開啟了新聞系學生思想上的解嚴。當時全 系最重要的共同活動，是每週的「專題演講」，受邀的有倡導女權運 動、後來當上副總統的呂秀蓮女士；有民營媒體的成功典範，例如《英 文中國郵報》的黃遹霈、余夢燕伉儷、《綜合月刊》的張任飛，和《聯 合報》創辦人王愓吾，但也有政黨、政府媒體的負責人，如中央社社長 馬星野，《中央日報》副刊主編、著名的專欄作家孫如陵。如今回首當 年，後輩只能慨嘆先生的遠見──「財富」與「權勢」的移轉不難，維 護傳媒真正的自由開放卻是談何容易。
當時新聞系的面貌，相當程度反映了先生傳播教育的理念，但是他 的夫人秦代珍師母曾經透露，一個「流動性的、沒有界線」的傳播學院 才是他的夢想，早在通訊衛星與網路媒體崛起之前約二十年，先生就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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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到「傳播並不只有搞報紙、電視而已」，他早早就反對將媒介分為平 面媒介或立體媒介，認為「媒介無界限」；如果以職業別來分組分系，
隨著科系的改變，行業界線日漸模糊，現有的劃分很快就會失效。在這 樣的認識之下，先生認為傳播可以依性質分為三種；告知∕報導性的傳 播、說服性的傳播、以及美育∕娛樂的傳播。依這三類性質的傳播可以 分為三組或三系，之外另設印刷或電子媒體「工作坊」，提供實務訓 練。可惜的是，此一理想當時未能實現。無巧不巧，數十年後，筆者之 一（汪琪教授）在擔任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院長任內，也曾經構想一 個以不同傳播性質、技能專長以及輔系課程為骨幹、容許學生自己組合 的課程架構。當時並不知道先生在大學課程上，已有過同樣想法---而我 竟有如此近似的構想，只能說先生的理想，已深植我心，直到「不知不 覺」的地步。
先生的門生故舊都熟知他的低調與謙和。對於人生，他要求的是
「做什麼，像什麼」；選定了一樣事，就堅定地做下去。順著時代的潮 流而行，有時候難免身不由己，但「在苦難中成長的人，活得心安理得 才是最舒適的生活方式」。在這樣的基調上，無論是夢想未能實現、抑
「做什麼，像什麼」；選定了一樣事，就堅定地做下去。順著時代的潮 流而行，有時候難免身不由己，但「在苦難中成長的人，活得心安理得 才是最舒適的生活方式」。在這樣的基調上，無論是夢想未能實現、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