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於已經見諸西方民主國家中，資本主義傳媒業對新聞專業的壓 制與侵奪有非常清楚的認識與深重的憂慮。當時還沒有「置入性行銷」
這個名詞，已經出現在中國大陸的「有償新聞」也還未公然在台灣出 現，但徐佳士已開始示警，並指出以「公關新聞」對新聞內容進行軟性 控制的趨勢：「安排『新聞』事件，吸引記者來報導，…事件可以是典 禮、比賽、展覽…甚至結婚、離婚、三角戀、削髮為尼…台灣有許多生 產廉價資訊的能手，他們是公關專家──一個蒸蒸日上的行業。」（徐 佳士，2016，頁 166-167）。當台灣社會還沉浸在政治鬆綁、媒體開放 後眼花繚亂的欣喜中，他已經看到了媒體增加，閱聽人的選擇卻沒有增 加的問題。他在有線電視開放後指出：「電視街上的貨色的確選擇性大 增，但是這些『不同的』貨物的所以『不同』，不是它們的本質，而是 它們的品牌罷了，因為林立於都市的第四台和最近宣布要成立的好些衛
徐佳士：重建台灣新聞專業的先行者──兼記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的創立過程
星公司，幾乎都是外國節目的掮客，只是偶爾推出一兩個自己製造的貨 色而已。」（徐佳士，2016，頁 226）。而開放所造成的新聞競爭未必 帶來進步，因為：「歷史上新聞競爭的結果時常是劣幣驅逐良幣。」 作奸犯科的族群。」（徐佳士，2016，頁 36）。從他對社會新聞侵害 人權的批判，可以看出他對媒體之平等近用權的強調，他稱之為「攀登 媒體之邊」的權利。3
3 1994 年 9 月 23 日大法官會議公布第 364 號釋憲文，針對憲法第 11 條的表現自由 提出解釋，其中提到一般民眾有「接近使用傳播媒體」（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media）之權利，徐佳士以多年的新聞編譯素養認為，「接近使用」的譯法不對，
徐佳士教授的人生風範
徐佳士站在古典新聞學立場，強調新聞雖不能絕對客觀，但絕不能 放棄對相對客觀的追求（徐佳士，2016，頁 124），他因此對「鼓吹 型」記者始終無法認同：「在今日台灣，有太多的新聞報導者變成了為 自己所參與的社會運動大事鼓吹的社論作家了。這些記者的表現，令人 想起列寧所深信的新聞義理。列寧說：『新聞事業應當充當宣傳者、煽 動者和組織者。』今日鼓吹型的記者似乎正在響應這個漠視人民基本傳 播權利的義理。」（徐佳士，2016，頁 118）。他依傍個人主義傳統，
擔心鼓吹型記者將會把社會帶回列寧式的集體主義災難中，雖然這種基 於過去黨國媒體經驗所引發出的憂慮，並無內在的邏輯基礎。他將鼓吹 型記者又分為兩類：「上焉者認為自己是正義的化身，但又沒有勇氣去 直接參與為正義拼鬥的運動，而悄悄選擇以筆桿為武器；下焉者則不辨 善惡，甘願為上級或某種權勢效勞，歪曲報導，以圖立功而獲獎賞。」
（徐佳士，2016，頁 147），對於徐佳士的這種評語，以「上焉者」自 居的新聞工作者或許會感到不盡服氣，關鍵或許就出在徐佳士堅持「媒 體真實」與「社會真實」間不應有鴻溝（同上，146），但對「上焉 者」來說，「社會真實」往往是「媒體真實」所形塑的。
根據以上所整理出來的，他對民主社會中新聞媒體所應然的各種倡 議，自然可以推論出，徐佳士對於建立一個免除商業資本操弄的公共媒 體必然抱持正面肯定的態度。早在模仿歐、日建立公共電視制度的構想 剛剛被提出的階段，他就已經感慨社會上了解公共電視價值的人實在太 少了（徐佳士，1983，頁 235）。他於 1990 年受邀加入「公共電視台 籌備委員會」，由於政商力量多方阻撓，原本預定三年的建台期程拖延 至近八年，期間他曾為文力抗那些反對公視設立的（政治上的）保守勢 力或（經濟上的）既得利益（徐佳士，2016），並且為公視籌謀穩定的 財源（徐佳士，2016），甚至主張台視可以轉型為公視二台（徐佳士，
徐佳士：重建台灣新聞專業的先行者──兼記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的創立過程
2016，頁 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