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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教關係影響世界和平

美蘇對立冷戰結束,在後冷戰時期全球政治呈現多元文明的發展,此期間最 普遍、重要而危險的衝突,不在社會階級、貧富或其他經濟團體的衝突上,而在 隸屬於不同文化實體的族群間衝突。(Huntington,1997:7)

杭亭頓認為,長久以來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衝突,是源於兩種宗教上的文明 本質,穆斯林視伊斯蘭教為一種超越和結合宗教與政治的生活方式;而基督教則 認為上帝和凱撒各有領域而不相屬。20 世紀末,穆斯林和西方世界的衝突遽增,

他們刻意強調伊斯蘭教文明與西方文明間的差異,及強調自己文化的優越性,他 們希望現代化,但不一定要西化。

穆斯林這種主體意識的覺醒,尤其在伊斯蘭教復興14後,更是普遍存在,而不 限於極端份子,甚至影響每個國家的穆斯林,使得大部分伊斯蘭國家社會政治也 受到波及。伊斯蘭復興幾乎觸及伊斯蘭教社會每個層面,從文化領域再推到社會 領域和政治層面。在 1980 和 1990 年代伊斯蘭教文化運動幾乎主控伊斯蘭教國家 反政府的力量,如埃及於 1990 年代初期,伊斯蘭教組織已經發展出大規模的組織 網路,提供社會各種醫療、福利及其他服務,填補了政府真空之處。1990 年代中 期,在伊朗和蘇丹更是建立了伊斯蘭政權。這種種發展使得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社 會中,容忍異己的尺度大幅緊縮,而促使彼此衝突遽增。

不過,也有學者對伊斯蘭世界與基督世界間的衝突,持不一樣的看法。(曹云 華,2003)認為伊斯蘭文化圈與恐怖主義的產生,是對於階級、民族、地方與中 央間錯綜複雜的一系列矛盾,所反應的一種極端的表現形式,是當被壓迫者的合 理的、正當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和長期受到忽視時,所採取的極端表現形式。

這種看法對部分伊斯蘭文明能和天主教基督文明和平相處,做出合理解釋,

但卻不能說明以美國為主的基督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互動之後的衝突。這兩個文明 衝突帶來的世界不穩定現象,應該與美國在全球的利益維護有密切關係,就社會

14 「伊斯蘭教復興」(Islamic Resurgence),兩個英文字之所以大寫,是因為這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歷 史事件,影響世界上五分之一甚至更多人口,這次回教復興至少和「美國革命」、「法國革命」或「俄 羅斯革命」一樣重要,甚至和西方社會的「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也等量齊觀。

Huntington ,1997:140)

科學的角度,世界衝突問題的出現並非是單一的政教衝突因素所造成,非常可能 和其他因素糾結在一起。惟有透過不同面向的抽絲剥繭的思考,才有助於對問題 的全面理解,也更能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變因。所以,面對冷戰後國際間多處的 族群或宗教衝突,其背後的政教關係的研究,是未來政教互動研究重點。

小結

在上述的政教關係的定義、類型與理論建構過程中,本研究將引用前文的定 義將政教關係操作化為,「政」是指政治體制、國家利益、國家政策或政治領袖理 念;「教」是指宗教團體、宗教傳統、宗教團體利益或宗教領袖理念;「政教關係」

是在上述「政」與「教」定義中產生的關係,例如政治體制與宗教團體的關係,

政治體制與宗教傳統的關係,政治體制與宗教團體利益的關係,政治體制與宗教 領袖理念的關係;國家利益與宗教團體的關係,國家利益與宗教傳統的關係,國 家利益與宗教團體利益的關係,國家利益與宗教領袖理念的關係;國家政策與宗 教團體的關係,國家政策與宗教傳統的關係,國家政策與宗教團體利益的關係,

國家政策與宗教領袖理念的關係;政治領袖理念與宗教團體的關係,政治領袖理 念與宗教傳統的關係,政治領袖理念與宗教團體利益的關係,政治領袖理念與宗 教領袖理念的關係。

政教關係類型的引用將採用張家麟(2005a:65-66)建構的「政與教的權力支 配座標」類型,在後面的討論中與之對話,採用此類型的原因是,此類型的討論 將政教關係操作化為政府與宗教團體的互動關係,在此政教互動下分為溫和型、

支配 A 型(教支配政)、支配 B 型(政支配教)、衝撞型等四種政教關係類型,這 些類型用來解讀兩岸政府及其管轄下的宗教團體之互動關係,可以突顯出來兩岸 政教關係的特殊性與差異性,更可估計未來兩岸政教關係的走向。

至於政教關係的理論選擇,本研究將採用政教關係對社會影響的解釋模型,

視政教關係的概念為解釋變項,政教關係足以影響宗教政策的內涵與宗教自由的 程度;也可用它當作全球民主化與世界宗教衝突或和平的主要變因。而在本研究 則希望用政教關係切入兩岸宗教交流,即是以政教關係作為研究途徑,用政治、

宗教與政教關係三個主要概念中的各種次概念,來分析兩岸宗教交流的現象。

本研究即以政教關係解釋社會動態及建構新理論的思維,嘗試將政教關係視 為獨立變項,兩岸宗教交流當作依賴變項,希望能夠證明這兩者之間緊密關聯,

如能得証,將能為政教關係研究創造出新的理論,豐富既有的理論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