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930 年代編輯圖錄的趨向與轉變
第三節 三零年代前後青銅器圖錄編輯方式的轉變
梳理 19 世紀下半到 20 世紀上半中國的青銅器圖籍（表 1-1），可以發現，
1930 年到 1939 年間的出版數量突然出現了一個高峰（圖表 1-1），不但呈現倍 數增長，數量還比 1900 年到 1929 年間的出版總和還多，追索當時刺激圖錄編 輯的原因，一方面是故宮藏品公開展示，古物全民共有觀念興起，過去清宮舊 藏傳世品被拿出來重新整理、鑑定；162另一方面，19 世紀 20 年代開始出現許 多新出土器物，許多器物出現源於鐵路等建設挖掘過程中發現，或村民鑿井翻 土時挖掘；外加上晚清開始，古物即不斷流往國外，許多出版者如羅振玉、容 庚、商承祚、于省吾、黃濬、劉體智等人都抱持著藉由出版，留住器物圖像，
以防未來器物賣往他國，再無觀覽機會。163
161 鄭師許，〈論所謂「秦式」銅器〉，《嶺南學報》，第 4 卷第 2 期（1935 年），頁 22-24。
162 關於故宮開放參觀以及古物全民共享觀念見徐堅，《名山：作為思想史的早期中國博物館 史》，頁 64-101；劉晏汝，〈《故宮週刊》與清末民初藝術普及概念關聯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 2016 年碩士論文）
163 羅振玉，《夢郼草堂吉金圖（附續編）》（1917）、容庚，《頌齋吉金圖錄》（北平：考古學社，
1933）、劉體智，《善齋吉金錄》（1934）、于省吾，《雙劍誃吉金圖錄》（北平：來薰閣，1934）、
商承祚，《十二家吉金圖錄》（南京：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35。）、黃濬，《鄴中片羽初 級》（北平：尊古齋，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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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1880 年-1945 年間青銅器圖錄出版出版數量變化
這段時間發現的幾個處重要青銅器包含：1923 年 2 月山西北部李峪村村民 掘土偶然發現的渾源銅器群、9 月由軍閥靳雲鶚主持挖掘的新鄭李家樓器群、
1928 年村民私掘的洛陽金村大墓、1931 年先由村民盜墓，而後由河南古蹟研究 會搶救發掘的濬縣辛村貴族、1933 年到 1938 年由地方鄉紳和軍隊共同盜掘的 安徽壽縣朱家集銅器群。這些器物花紋精緻華美，或是出現許多錯金銀之器 物，但出土的同批器物卻少有銘文，或是經盜掘後器物流散，必須透過紋飾或 器物型制比對來判定是否為同一群出土器物。
這些器物發現之初，因破損嚴重或鏽蝕太深，在研究上或資訊傳播上造成 了一些困擾，1923 年新鄭李家樓器群發現之初，四方聞訊後紛紛來索要拓片，
9 月 25 日西安劉督軍發電報要求拓印器物十份，靳雲鶚 9 月 26 日回覆西安劉 督軍電報僅提及目前正在攝影製版，圖錄印好當即寄奉。164靳雲鶚在 1923 年 10 月 2 日回覆湖北省全省菸酒事務局范局長信函也寫道：「……弟僅將全部攝 影複印，草成一冊，藉紀事實，各物年湮代久，剝蝕太甚，即有花紋可睹，亦 難施以氈墨，故拓留紙本一層，恐難辦到。」165器物因剝蝕嚴重，難以拓印，
甚至因而找不到器物上的銘文。166為了傳播這些器物的圖像，刺激了二零年代 青銅器圖錄的出版，如何適當的傳播器物樣貌，也導致此時圖錄編輯者不斷嘗
164 靳雲鶚，《新鄭出土古器物圖志附編》（金文文獻集成，第二十一冊），頁 35。
165 靳雲鶚，《新鄭出土古器物圖志附編》（金文文獻集成，第二十一冊），頁 48。
166 1923 年《新鄭出土古器物圖志附編》圖錄中僅發現一方器上有銘文，到了關百益 1929 年
《新鄭古器圖錄》中又發現另一器物上也有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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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1889 1890-1899 1900-1909 1910-1919 1920-1929 1930-1939 1940-1945
1880年-1945年間青銅器圖錄出版出版數量變化
初版書籍 再版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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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不同的複製手段。
新鄭器群發現不久，各方人士紛紛提供複製器物圖像方法的建議，除了前 文提及大同日報建議將器物以三色玻璃版照樣縮小，並拓印銘文印刷圖錄。
1671923 年 10 月 1 日湖北全省菸酒事務局范局長給靳雲鶚書信中闡述拓印方 法：「宜到濰縣亟覓好拓工，用宜宣紙以此成書比攝影者尤佳，古墨拓留紙本、
拓金石文字，各省手工無過濰縣。」168還有在何日章記錄參觀新鄭古物者的談 話中，河北道道引吳宜常提到：「……至於拍照古物余亦贊成，但拓搨為上，因 其原形不變也。先生並將所珍藏之虢叔大林和鐘、周格白簋、周寰盤銘及子孫 洗，搨畫四幅，暫借日章懸掛本館，藉資參考云。」169
從上述引文中可以發現，1920 年代的人，一方面信任拓印的複製效果勝於 攝影。在攝影技術發明之前，直接從器物上揭下來的拓片，可說是最好的複製 品，在未能親見古物的狀況下，人們透過拓片想像古物原貌，拓片是最具權威 性的複製品。在傳統的複製脈絡下，人們對於複製品的想像與期許將以拓本為 基準，拓片直接從器物上揭下，保有同等大小的尺寸，因此，時人對攝影的排 斥，便在於相片經常將器物實際大小縮小，改變了器物「原貌」；另一方面，人 們似乎無法區分從立體器物複製到平面圖像（如：拓印、照相）以及機械印刷 這種大量複製手段的差別，事實上，所有底稿一旦經由照相印刷，都有縮放大 小的可能性，拓片的印刷品實質上會遭遇與照片一樣的弊病，但這個問題在二 零年代卻是被忽視的。
而在第三章中也已論及，同樣是印刷出版的圖錄，使用全形拓和攝影術的 出版圖錄數量是一致的，說明時人對拓印後再照相印刷的成果和照相珂羅版印 刷是等同信任的。
關百益使用了三種展示青銅器圖像的方式：線描圖─照相平版印刷、全形 拓─珂羅版、照相─珂羅版，說明了照片的展示能力在當時並未全然獲得認同，
而關百益的想法，實質上也代表 1920 年代的人對各種複製方式優劣的選擇，關 百益在他以「全形拓─珂羅版」編輯的圖錄中自述：
有考古器製圖，古今來不外三法，一繪畫，二傳拓，三撮景，繪圖之 法，吾國發明最早其在漢代……傳拓古器始於清六舟上人，及歐風東漸，
167 靳雲鶚，《新鄭出土古器物圖志附編》（金文文獻集成，第二十一冊），頁 24。
168 靳雲鶚，《新鄭出土古器物圖志附編》（金文文獻集成，第二十一冊），頁 60。
169 王幼僑，《新鄭古器發現記》（金文文獻集成，第二十一冊），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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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景術隨而東來，試就三法比較觀之，繪圖祉存形似而不能辨陰陽，撮景 陰陽辨矣，而不易察文理，傳拓文理察矣，而形象又不能盡似，是三法各 有短長，於傳古上，不無缺憾，然則欲見古器於紙上，藉以傳之久遠者，
果以何法為善乎？170
線描圖能將器物外貌交代清楚，但無法使用明暗陰影呈現器物的立體感，
而照片雖能記錄眼睛所見實景，但器物紋飾對於時人而言，拓印仍然是最好的 複製方式。
此外，關百益強調所學複製方法源自於羅振玉，而直接將拓片裱貼在書籍 上的目的在於：
……傳古之法，以傳拓最早，後以原器物體質貴重，拓本不能遍及，
不得已轉鋟諸板，以便流傳，及影印術興比鋟板較為簡便，然有角度差，
有遠近差，究不若拓本之由原器物脫出者為能得其像，故對古書畫等不能 捶拓者，自以影印為宜，若於見存古器物不物拓本而務影印，一旦原器物 淪之再拓已不可得。171
關百益對於拓片的堅持，可說是十分信任拓片直接從「原器」上揭下來的 複製能力，而對照相術最大的疑慮，也在於照相能將照片放大縮小，失去了對 原器直觀比例的掌握。
關百益進一步說明他選擇以全形拓複製器物圖像的理由：
試取撮景之形象與夫傳拓之文理，先納於繪畫之中，凡繪畫所不能達 者，以雕鏤達之，雕鏤既畢，然後椎之，以氈蠟施之以翠墨，則原器之陰 陽向背肥枯曲直深淺凹凸一一見之於紙上……六舟而後亦有用木板者，惟 所製之圖板而不靈，鉛銅等質亦同此弊，若欲其古雅不俗，靈活不滯，非 澄泥其何屬哉？172
關百益對於拓印的信任感並不源於拓片是直接從器物上揭下來的複製產 物，他參考照片描繪器物結構與透視，經由細膩的觀察與理解後清晰的描繪紋 飾，再將描繪好的構圖轉化為全形拓的樣式，以澄泥雕刻成版，用濃淡墨拓印 器物明暗陰影，再以珂羅版印刷。關百益器物圖像複製的觀點對於「拓片形
170 關百益，《傳古別錄（第一集）》，無頁碼。
171 關百益，《殷墟器物存真‧第一集》，無頁碼。
172 關百益，《傳古別錄（第一集）》，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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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古物公開展示，也意識到要以一種更通行的尺度，建立起廣泛大眾的溝通 橋樑。
小結
從容庚開始，使用珂羅版印刷器物照片，並加入同等大小的紋飾、銘文拓 片已成為 1930 年代之後器物學者編輯圖錄的普遍方式，《武英殿彝器圖錄》體 例的重要性，必須從整個青銅器圖錄圖像呈現的脈絡來看，自端方 1908 年最早 開始使用新式印刷技術，到 1934 年《武英殿彝器圖錄》出版的這段期間，石印 圖錄仍佔有不少比例，尤其是「全形拓─照相石印」印刷之圖錄。「全形拓─照 相石印」和「照片─珂羅版」印刷的圖錄，兩種印刷方式印刷的青銅器圖錄在 數量上其實不相上下。
容庚批判過去圖錄的各種缺失，區分出了「藝術審美價值的拓片」與「客 觀紀錄的拓片」，容庚利用拓片能清晰呈現紋飾的特性來研究「無脈絡之器 物」。容庚使用紋飾拓片的方式可能源於郭沫若的建議，郭沫若建議註明與原始 器物的比例，使觀者方便掌握器物大小，接著建議容庚可先訂定時代明確的標 準器，歸納這些器物的花紋形式，以便於進一步讓時代不明的器物也得以斷定 年代。
1930 年代除了受中國自身內部的交流與轉變外，銅器研究也深受海外學者 影響，主要來自日本的研究與瑞典的高本漢。日本在二十世紀早期出版了大量 青銅器圖錄，近代由於中國古物流散海外嚴重，獲取器物資訊不易，1934 年成 立的「考古學社」就幾度提及了日本學者帶來的刺激，「考古學社」成立的目標 之一，便是出版青銅器圖錄，流佈影像，導致了 1930 年代出版數量驟升。
1930 年代除了受中國自身內部的交流與轉變外，銅器研究也深受海外學者 影響，主要來自日本的研究與瑞典的高本漢。日本在二十世紀早期出版了大量 青銅器圖錄，近代由於中國古物流散海外嚴重，獲取器物資訊不易，1934 年成 立的「考古學社」就幾度提及了日本學者帶來的刺激，「考古學社」成立的目標 之一，便是出版青銅器圖錄，流佈影像，導致了 1930 年代出版數量驟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