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二十世紀新技術的引進與青銅器圖錄印製
第二節 容庚出版青銅器圖錄的編輯體例與《武英殿彝器圖錄》的轉折
容庚在 1929 年到 1940 年間，編輯出版了九部青銅器圖錄，在編輯體例與 印刷方式上也不斷進行調整，以求得圖錄更好的觀覽效果（表格 3-1）。在編排 方式，大體依照先食器、酒器、樂器到雜器的傳統排序，而容庚考據內容基本 包含：器物造型描述、尺寸、重量、紋飾造型描述、鏽色以及其他學者關於銘 文內容的討論，部分器物會特別指出銘文位置，每件器物多有斷代，但僅有部 分器物說明斷代理由。本節討論《寶蘊樓彝器圖錄》、《武英殿彝器圖錄》、《頌 齋吉金圖錄》與《海外吉金圖錄》，說明容庚在編輯圖錄上方法的改變。
1929 年《寶蘊樓彝器圖錄》版面編排順序採用圖像、拓片到考據的方式，
宣紙線裝，圖文交錯編排，器物圖像以照片珂羅版印刷，銘文拓片則採用石印 印刷。容庚採用的圖像複製方式可能源自於他的老師羅振玉，羅振玉在避居日 本時期（1911-1919）編印了大量以珂羅版印刷的甲骨、青銅器、璽印、以及明 器圖錄，是中國使用珂羅版印刷的先驅者。容庚可能參考了羅振玉的《夢郼草 堂吉金圖》以珂羅版印刷青銅器的方式，不過《夢郼草堂吉金圖》不僅器物多 以照相珂羅版印刷，銘文拓片也同樣用造價昂貴的珂羅版印成。然而事實上，
從端方的《陶齋吉金錄》開始，幾乎所有的圖錄拓片多以照相石印印刷，而且 可以達成良好的複製效果，例如：陳介祺收藏、鄧實編的《簠齋吉金錄》和周 慶雲藏、鄒壽祺編輯的《夢坡室獲古叢編》。
《寶蘊樓彝器圖錄》已有銘文或「形狀異、花紋佳」的要點收錄器物。攝 影本來就會因為花紋順著器物的弧度而有所變形，器物側面、背面的紋飾並無 法透過照片完整拍攝，而器物在攝影打光之下，有時更難看清上方紋飾。珂羅 版印刷雖能表現出細膩的灰階色調變化，但相對的，印刷色調柔和，使器物上 的紋飾更不清晰。而容庚在考據說明上，也僅針對銘文樣貌、位置稍作描述，
並未提及任何有關器物花紋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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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英殿彝器圖錄》除了延續《寶蘊樓彝器圖錄》宣紙線裝、使用珂羅版 印刷照片、複合石印印刷拓片的方式外，最大的不同就是每件器物多了紋飾拓 片，容庚在〈武英殿彝器圖錄序〉中直接指出摹拓紋飾的重要性：「前代著書，
重文字而忽花紋，欲考圖飾者恒有無所取材之歎。故撫﹝橅﹞拓花紋與文字並 列，為著錄者開其端。」105容庚將研究紋飾提升到與銘文同等重要性，這些紋 飾拓片除了六件器物因花紋過大而略有縮小外，其餘皆為「同等比例」印刷。
容庚對於等比例拓片的堅持，可以從「簋」類器物與拓印拓片的方式看到，收 入的「簋」的腹部拓片大多超過頁面框線大小，需要橫放才得以納入頁面之中
（圖 3-1）。其次，若要拓印器物整器紋飾，紋飾容易因過大而難以放入，或是 產生變形，故而容庚會揀選部分片段，重複的予以省略，例如〈蟠夔鼎〉的鼎 蓋，便只拓印了中心部分，以及一部分的環帶紋路（圖 3-2），但是，同一器物 會盡量摹拓器物不同角度及耳、足、底、獸首裝飾、蓋子等各面向的紋飾。
（圖 3-1）〈作寶尊彝簋〉，
《武英殿彝器圖錄》。
（圖 3-2）〈蟠虺鼎〉，
《武英殿彝器圖錄》。
105容庚，〈武英殿彝器圖錄序〉，《頌齋述林》，頁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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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拓片也能看到容庚對器物觀察的細微之處，〈文方鼎〉除了拓印正面與 足部紋飾，容庚更拓印了器物底部（圖 3-3）。從拓片可推斷這是方鼎的「加強 筋」，容庚雖未在考據中說明為何要拓印這個部位，以及這個結構的特殊之處，
但仍可說明容庚已觀察到這個細節。
（圖 3-3）〈文方鼎〉，《武英殿彝器圖錄》
除了增加器物紋飾拓片，器物編輯排序也出現了一種規律。相同型制的器 物，先按年代編排，再依相近器型或紋飾排列，以鼎為例，首先是三個商代方 鼎，與一個周初方鼎，再接著是分檔鼎。紋飾方面，複層雲雷紋地饕餮紋、帶 狀夔龍紋飾、魚鱗紋等，相近紋飾排列一處。
《頌齋吉金圖錄》之出版雖早於《武英殿彝器圖錄》，但從排版方式推 測，《武英殿彝器圖錄》的編輯日期早於《頌齋吉金圖錄》。首先是圖片與考釋 的編排方式，《武英殿彝器圖錄》和《寶蘊樓彝器圖錄》一樣是按「照片、拓 片、考釋」的方式，圖文相間編寫，而《頌齋吉金圖錄》則是書籍前半部是器 物照片珂羅版，後半部才將考釋文字和拓片一起使用石版印刷。以印刷方式而 言，兩本圖錄都使用了「珂羅版」與「石印」印刷不同內容。《武英殿彝器圖 錄》的印刷是較為繁複的，因為「珂羅版」與「石印」互相穿插整本圖錄，必 須先以一種印刷方式印好一部分，再套另一種印刷法；《頌齋吉金圖錄》則相較 簡單許多，書籍前半部都是以「珂羅版」印刷，後半部則用「石印」印刷，兩 種印刷方式可以先各自印好，再一起裝訂成冊即可。
其次是使用紋飾拓片的方式，《武英殿彝器圖錄》除了在序言直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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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拓花紋與文字並列，為著錄者開其端。」106說明《武英殿彝器圖錄》是最 早收錄紋飾拓片的青銅器圖錄，《頌齋吉金圖錄》因也收入紋飾拓片，故而推測 編輯時間晚於《武英殿彝器圖錄》。《頌齋吉金圖錄》部分器物也和《武英殿彝 器圖錄》一樣，有超出框線、橫向排版紋飾拓片的狀況（圖 3-4），推測《頌齋 吉金圖錄》的紋飾拓片也以同等比例的大小印刷。《頌齋吉金圖錄》除了拓印器 物紋飾，更拓印了〈□郢率鐸〉、〈巾斧〉、〈河南矛〉三件器物的剖面（圖 3-5、
圖 3-6、圖 3-7），讓觀者即便只看到器物正面的照片，也能透過剖面拓片理解 器物整體造型與厚薄。
（圖 3-4）〈事父簋〉考釋，
《頌齋吉金圖錄》。
（圖 3-5）〈□郢率鐸〉，《頌齋吉金圖錄》。
106 容庚，〈武英殿彝器圖錄序〉，《頌齋述林》，頁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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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斤斧〉，《頌齋吉金圖錄》。 （圖 3-7）〈河南矛〉，《頌齋吉金圖錄》。
《頌齋吉金圖錄》因收錄內容皆為容庚自身收藏，在器物流傳的細節上，
也比前兩本青銅器圖錄來的詳細，包含器物的出土地、什麼時候購買、價錢，
以及賣給何處皆有說明。
1935 年出版的《海外吉金圖錄》在編輯的新進展主要在排版，容庚將圖錄 後半部考釋內容的字體從書法改為鉛字，方便讀者觀看。十九世紀上半金屬活 字印刷技術傳入中國後，並未取代傳統雕版印刷，反倒是 1880 年代石印技術迅 速流行，傳統雕版印刷才因而式微。探究其原因，主要是金屬活字印刷僅僅只 能複製文字資訊，而石印卻能將優美的書法線條完美複製。107然而，二十世紀 的知識份子也逐漸意識到，堅持複製書法文字，反而會對資訊傳遞產生困擾，
筆墨書寫的原稿除了不夠工整外，若需刪改內容，易造成畫面不雅觀。108容庚 自《海外吉金圖錄》開始，所有圖錄、著作考釋內容都改以鉛字印刷，可說是 呼應了這股潮流。109
107 Christopher A. Reed 著、張志強等譯， 《谷騰堡在上海：中國印刷資本業的發展（1876-1937）》，頁 110-151。
108 王國維在 1924 年 6 月 6 日寫給容庚的信札就提到：「……復視中間奪去六字，悉已補入。將 來印時如嫌不好看，改用鉛字排之。」出自吳澤主編，《王國維全集 第十五卷‧書信日記》（北 京：中華書局，1984），頁 880。
109 容庚的《善齋彝器圖錄》（1936）、《頌齋吉金續錄》（1938）以及《西清彝器拾遺》（1940）
皆使用鉛字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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