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刻、文字學等知識。2受四舅鼓勵，容庚欲擴補吳大澂（1835-1902）《說文古籀 補》（1883 年初刻），蒐集諸家拓本材料，編成《金文編》。1922 年，拜見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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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玉推薦進入北京大學國學門讀書。容庚身處於傳統金石學過渡到現代化研究 的學者，既有深厚的金石學涵養，對於新文化運動後追求客觀、科學的學術觀 念也並不陌生，然而在二十世紀初的學術群體中，目前學界多仍把容庚歸屬於 傳統金石學學者。
有趣的是，筆者發現，這些傳統金石學學術群體卻是造就十九世紀末到二 十世紀中青銅器圖籍大量出版的推手，這些人的身分大約可歸為金石學家、文 字學家、古器物學家與收藏家或收藏商，和羅振玉、容庚師徒皆有師承或交友 關係。
（圖表 1-1）1880 年-1945 年間青銅器圖錄出版出版數量變化 容庚出版的圖錄大多是以照相製版，印刷精美但價格高昂的珂羅版技術
（collotype printing）印刷，這些圖片細膩，沒有網點，品質甚至超越了現今再 版書籍，比對現今再版書籍，臺聯國風 1978 年出版的《寶蘊樓彝器圖錄》、香 港明石文化 2004 年復刻的《金文文獻集成》以及中華書局 2012 年出版的叢書
《容庚學術著作全集》，再版書籍在色調變化細膩度消失，甚至有明顯網紋。3 容庚出版青銅器圖錄肇始於 1927 年受聘古物陳列所古物鑑定委員，鑑定
3 容庚，《寶蘊樓彝器圖錄》（臺北市：臺聯國風，1978。）劉慶柱、段志洪主編《金文文獻集 成》，第十九冊（香港：明石文化，2004。）容庚，《容庚學術著作全集：寶蘊樓彝器圖錄；武 英殿彝器圖錄》（北京市：中華書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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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1889 1890-1899 1900-1909 1910-1919 1920-1929 1930-1939 1940-1945
1880年-1945年間青銅器圖錄出版出版數量變化
初版書籍 再版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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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熱河行宮遷至北平的古銅器，1929 年二月將整理好的照片與筆記，編成
《寶蘊樓彝器圖錄》。4《寶蘊樓彝器圖錄》收錄器物皆曾在《西清續鑑乙編》
記載，容庚將器物重新拍照後，以珂羅版印刷，拓印文字並考釋銘文，記錄尺 寸與重量，此外還註明了鏽色、銘文（文字畫）位置，並說明該器物原出自
《西清續鑑乙編》的哪一冊哪一頁（圖 1-1）。5
（圖 1-1）容庚，《寶蘊樓彝器圖錄》，1929 年。
古物陳列所以及燕京哈佛學社提供容庚充足的贊助經費，以及器物照片、
拓片等資料來源，從容庚出版的青銅圖錄可以發現，容庚不斷嘗試不同的編排 方式，也運用了複合印刷方式印刷書中不同內容。《武英殿彝器圖錄》是容庚的 出版書籍中一個很有趣的轉折。《武英殿彝器圖錄》是民國十九（1930）年容庚 從熱河行宮舊藏 851 件中選取百件整理、編輯而成，這些器物並未收入乾隆年
4 當時每星期開一次會，與其他金石專家李盛鐸、徐鴻寶、陳漢第、王禔、馬衡、邵章等人共 同討論真偽。見容庚，〈武英殿彝器圖錄‧序〉，出自容庚，《頌齋述林》（香港：翰墨軒，
1994），頁 510。
5 容庚，《寶蘊樓彝器圖錄》（《容庚學術著作全集：寶蘊樓彝器圖錄；武英殿彝器圖錄》），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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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所編的「西清四鑑」中，沒有著錄或文臣鑑定品評，這些銅器約有三成是沒 有字銘、無法靠文字斷代的器物，故而促使容庚必需採取別的方法來定位這些
「無脈絡之器物」。
《武英殿彝器圖錄》中每件作品皆有「照片」與「拓片」（圖 1-2），「拓 片」不只拓印銘文部分，最重要的改變，就是容庚拓印每件器物紋飾，此外，
為了降低紋飾變形，將各部位分開拓印，並且盡量以「原拓大小」印刷。容庚 強調「前代著書，重文字而忽花紋，欲考圖飾者恒有無所取材之歎，故撫拓花 紋與文字並列，為著錄者開其端。」6強調了紋飾的重要性，是與以往青銅器圖 錄最大的不同。
（圖 1-2）容庚，《武英殿彝器圖錄》，1930 年編成，1934 年二月出版。
容庚以珂羅版呈現器物照片，結合金屬平版印刷的文字、紋飾拓片，在出 版過程中選擇印刷技術的考量是什麼？1930 年代也正是安陽殷墟發掘不久，陸 續出現新物質史料的時期。除了中國科學考古發掘的刺激，清朝滅亡後中國大 量書畫、器物外流，青銅器輾轉賣到日本的數量眾多，1920 到 1930 年代日本 不少藏家或考古學家出版青銅器圖錄（表格 1-3），無形中也與中國青銅器研究 產生競爭關係。7筆者認為，此時金石學的發展在國內與國外的雙重競爭下，容
6 容庚，〈武英殿彝器圖錄‧序〉，出自容庚，《頌齋述林》，頁 510。
7 關於流向日本的中國青銅器，以及日人建立青銅器收藏觀點及研究參考富田升著、趙秀敏 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藝術品流轉與鑑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272-355；Hsu
6 深入的是 Christopher Alexander Reed 在 2005 年出版的專書，透過觀察上海石印 在 1880 年代的快速興起，歸納出石印比起雕版印刷，印刷速度快、單一版次印 刷數量大、且成本更為便宜等優點，很快地就取代雕版，搶佔了上海的印刷市 場。11
Ya-Hwei（許雅惠）, “Reception of Chinese Bronze Antiquitie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Jap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ollections 29, no. 3 (November 2017), 481-496；日人1930 年代關於銅器 研究如何刺激中國金石學界，參考徐堅，《暗流︰1949 年之前安陽之外的中國考古學傳統》（北 京：科學出版社，2012），頁 141-171。
8 容庚在這段時間出版的圖錄有《頌齋吉金圖錄》（1933 年）、《武英殿彝器圖錄》（193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