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二十世紀新技術的引進與青銅器圖錄印製
第三節 1900-1920 年代的主要青銅器圖錄編者：端方、羅振玉、關百益 . 26
石印雖自 1880 年代已大量流行，但直到 1908 年端方的《陶齋吉金錄》，
才第一次使用在青銅器圖錄的印製上。端方，字午橋，號匋齋，生於一個滿人 貴族家庭，他的養父桂清（？-1879）為慈禧太后親信，和翁同龢（1830-1904）交好，透過翁同龢，端方結識了王懿榮（1845-1900）
、盛昱（1850-27
1900）、葉昌熾（1849-1917）和繆荃孫（1844-1919）等收藏家或金石學家。63 端方可說是清末最重要的收藏大家，王國維替端方寫的悼詩道：「開府好古生最 後，搜羅頗出諸家右。匋齋著錄苦未盡，請述一二遺八九。」64可見端方收藏 之廣博。端方死後，收藏流向美、日，至今仍是大都會博物館、弗利爾美術 館、藤井有鄰館的重要藏品。
端方的收藏甚富，但直到晚年才開始編輯他的收藏目錄，依藏品類別，先 後出版《陶齋藏石目》（1903 年鉛印）、《陶齋吉金錄》（1908 年石印）、《陶齋吉 金續錄》（1909 年石印）、《陶齋藏石記》（1909 年石印）。部分藏品目錄來不及 出版，端方已意外身亡，包括《陶齋藏磚記》、《陶齋藏印》、《陶齋古玉圖》到 了民國初年才出版，書畫目錄《壬寅消夏錄》則一直未能出版。
《陶齋吉金錄》與《陶齋吉金續錄》是端方青銅器收藏圖錄，由繆荃孫做 總編纂，李葆恂、黃君復、陳慶年商定全書體例，郝萬亮整理輯錄。大體按時 代排列，三代藏器三卷，秦漢以下四卷，南北朝以來造像一卷，共收 359 件器 物。端方重視圖像與銘文，提供了大量的器物細節，器物以線描圖描繪，大多 器物圖像並未將銘文一同畫在對應位置，而將銘文以拓片呈現，沒有釋文，文 字說明內容為器物各部位尺寸與出土地點。
《陶齋吉金錄》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它是第一本以石印印刷初版的青銅器 圖錄，由於印刷技術的發達，民初已有運用石印翻印的青銅器圖錄，如《西清 古鑑》(1888 年，上海：鴻文書局)，《陶齋吉金錄》具有跨時代意義的在於透過 照相石印，拓片首度得以精確的大量複製，石印能反映出銘文以陰刻或陽刻呈 現的質感（圖 2-11）、拓紙順著器物弧線拓印時紙的轉折感與摺痕（圖 2-12）還 有器物上的鏽痕或破裂痕跡（圖 2-13、圖 2-14）。拓片所能展現的藝術性，以 及獨一無二的墨拓痕跡，第一次能準確的以照相技術大量複製。
63 關於端方的生平研究，見賴鈺勻，〈端方與晚清展示文化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2011）；劉娜，〈端方收藏研究〉（中國美術學院年碩士論文，2012）
64 王國維著、陳永正箋注，《王國維詩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 15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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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刻〈父丁尊〉 陽刻〈父乙尊〉
（圖 2-11） 陰刻或陽刻呈現的質感
（圖 2-12）〈鬲形鼎〉《陶齋吉金錄》
（圖 2-13）器物上的鏽痕，〈邾公牼 鐘〉，《陶齋吉金錄》。
（圖 2-14）〈諫敦〉，《陶齋吉金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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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的圖錄沒有提供銘文釋文，也未將銘文另外描摹，部分器物銘文分散 器物各處，在拓印器物時卻將銘文盡量整齊地接裱在一起，例如《邾公釗鐘》
的銘文實際位於器物的左右側鼓與鉦中（圖 2-15），《陶齋吉金錄》將三處銘文 拼合在一起（圖 2-16），拼合而成的銘文無法通讀，也讓觀者失去銘文所在位置 的想像。
在《陶齋吉金錄》編纂時端方已有不少使用攝影記錄各式生活活動的記 錄，也直接向伯希和收購敦煌藏經卷照片，65應該十分熟知以攝影記錄收藏品 的方式，不過在《陶齋吉金錄》中仍使用線描描繪，可能是因為照相網目銅版 與珂羅版剛在中國開始流行，造價高昂，技術也較不普遍。
（圖 2-15） 〈邾公釗鐘〉（箭頭所指為銘文實際位置）
65 繆荃孫寄給端方的信件提到：「照片全數收到，當付印書館備用。明春印畢，仍請飭抄。」
見顧廷龍，《藝風堂友朋書札‧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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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邾公釗鐘〉，《陶齋吉金錄》。
《陶齋吉金錄》雖然器物圖像以線描圖呈現，但描繪詳實，負責描繪陶齋 藏器的是兩位善於製作「繪拓博古圖」的畫家──管琳、黃廷榮。66《陶齋吉金 錄》精細的鉤摩器物的覆層花紋，更呈現出良好的立體感，尤其是器物紋飾圓 弧鼓凸的部分，以及器物側面轉折的描寫（圖 2-17），每件器物器壁的厚薄與 器、蓋扣合的結構也有詳實的描繪（圖 2-18），比之稍早出版潘祖蔭的《攀古樓 彝器款識》（1872 年）（圖 19），對器物的立體結構有了更深刻的掌握（圖 2-19）。
66 管琳生卒不詳，目前留存頗多繪拓博古圖作品，僅知其曾與黃賓虹、龐澤鑾、鄒安、程雲 岑、黃廷榮等人同為上海貞社成員，貞社宗旨為「保存國粹，發明藝術」，關注書畫、金石、古 籍、古銅玉器乃至翻譯歐亞著述等，可以推測，管琳應是二十世紀一流的職業畫師。黃廷榮號 少牧、肖牧，是篆刻大家黃士陵之子，與管琳同為貞社成員，除了擅長摹繪青銅器外，也兼擅 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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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作寶尊〉，《陶齋吉金錄》
（圖 2-18）〈立旂祖乙卣〉（左）、〈立戈卣〉（右），《陶齋吉金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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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9）〈伯 卣〉，出自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
《陶齋吉金錄》之後的青銅器圖錄，大多沿襲端方使用照相石印印刷銘文 拓片的方法，圖錄編輯體例，更成為 1935 年劉體智《善齋吉金錄》的效法對 象。67在 1920 年到 1940 年代，容庚、郭沫若、高本漢等學者在研究器物紋飾 時，《陶齋吉金錄》中的圖像仍被不斷引用。68
羅振玉：照相珂羅版與拓片交替使用
羅振玉（1866-1940）字叔蘊，號雪堂，是晚清新式教育與農業的重要推 廣者，在金石、文字、器物之學頗有造詣，不但親赴文物出土地尋找材料、了 解確切位置，編印大量文物圖錄，近代多位重要金石學、器物學者，如：容 庚、唐蘭（1901-1979）、商承祚皆曾為其門人，更和日本學人或藝術家內藤湖 南（1866-1934）、狩野直喜（1868-1947）、富岡謙藏（1873-1918）等人交好。
1911 年清朝覆亡後，羅振玉舉家避居日本，以清遺民自居，更在滿州國成立後 任滿洲國官員。69羅振玉不但是近代重要的收藏家、出版者、研究者，甚至中
67 徐中舒，《 氏編鐘圖釋》（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3），頁 1。
68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41）；Karlgren,B.,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BMFEA, No.8.(1936), pp.9-156；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東京：文求堂，
1935）。
69 王正華，〈羅振玉的收藏與出版：「器物」、「器物學」在民國初年的成立〉，《國立臺灣大學美 術史研究集刊》，31 期，頁 277-320；洪再新，〈自立于國際藝術市場上的“遺老”——試論羅 振玉流亡京都期間的學術建樹與藝術交易〉，《新美術》，2010 年第 1 期，頁 14-24；陳芳妹，
〈發掘初期「安陽」文物的國際性移動──羅振玉贈日本湯島聖堂的禮物〉，《商周考古、藝術 與文化研討會議論文集》（中華文化總會、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33 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28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 111-129。
73 羅振玉，《夢郼草堂吉金圖》（台北：台聯國風，1978），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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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昂貴的珂羅版印成，上卷收入樂器及禮容器，中卷收兵器、秦器，下卷則是 漢代以後各式器物、造像、雜器，器物無釋文，也未標明尺寸等資訊，僅有在 目錄中說明器物的收藏史、著錄或出土地。羅振玉雖未標出銘文釋文，但在銘 文拓印上，並未如端方一樣追求拓片整體的完整性，譬如《公孫班鐘》的銘文 就直接按照銘文位置，分別拓印，三塊拓片並未裱拓合併，中間留有空間，三 塊銘文的相對位置能對應到器物原本的位置上（圖 2-20），觀者能直接透過拓片 識讀銘文。
相較於委託畫工描繪的線描圖圖錄，有固定的描繪角度或格式，《夢郼草 堂吉金圖》以照片呈現器物讓編輯者也參與了器物的取景角度，《夢郼草堂吉金 圖》中的每件器物拍攝位置稍有錯落，例如爵的扳除了呈現斜側向角度，更有 扳直接正對觀者，呈現爵的完整獸面紋飾，而爵的拓片不但拓印了文字，連兩 側的紋樣也一併拓印下來，都意圖傳達出一個完整的獸面（圖表 2-1）。拍攝照 片比起聘請專業畫師描繪，溝通上可能會產生誤會或不能完整表達意思的狀 況，攝影能讓藏家一同參與拍攝過程、由藏家直接決定取景角度。
（圖 2-20）〈公孫班鐘〉銘文拓片，
《夢郼草堂吉金圖》。
（圖 2-21）〈楚鎛〉，《夢郼草堂吉金圖》。
在《夢郼草堂吉金圖》中大多器物的體例是一張照片加上銘文拓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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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以全形拓取代照片，《楚鎛》便是一件全形拓作品（圖 2-21），說明羅振玉 同樣認為全形拓能妥當表達器物造型、具有替代器物照片、呈現器物樣貌的功 能。
全形拓是一種大約出現於道光年間、在平面的拓紙上展現器物全形的立體 效果，製做方式需先經過測量器物大小比例、打稿，再摹拓紋飾，不過，全形 拓並非畫面全體皆為摹拓器物而來，事實上在表現器物側面紋飾時，易有變形 狀況，這時會透過模板，以撲子拍打，製作出「拓印的效果」。74《楚鎛》一圖 清楚的呈現出旋的造型與銑的尖角部位，不過在枚的突起部位，上、中、下三 排皆呈現同樣的突起角度，應是通過模版製作而成，從羅振玉現今留存的《楚 鎛》全形拓，也可看到有接紙的痕跡（圖 2-22）。全形拓相較於照片，雖然在表 現部分紋飾上更為清晰，但器物造型仍免不了有變形的狀況。
（圖 2-17）《楚鎛拓片》上海道明拍賣有限公司 2013 秋季藝術品拍賣會拍品75
74 黃玄龍編，《金石癖》（台北：翦松閣，2011），頁 17-19。
75 上海道明拍賣有限公司 2013
秋季藝術品拍賣會拍品：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36
art5043750569/ 查詢時間：2018/01/16。
76 「河南古迹研究會」是由中央研究院與河南有關單位共組的考古發掘團體，關百益在此擔任 秘書。關百益在河南博物館發展中的貢獻，見徐堅，《名山：作為思想史的早期中國博物館史》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頁 228-230。
77 關於關百益的生平見王瀛三、姜秀琴、宋慶元，〈關百益與河南博物館〉，《中原文物》，1987 年第 2 期，頁 77-80；關百益本身的研究與出版品見孫傳賢、劉樸，〈關百益先生在學術上的貢 獻〉，《中原文物》，1987 年第 2 期，頁 81-85、張勇、蘇岩，〈關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分期分
77 關於關百益的生平見王瀛三、姜秀琴、宋慶元，〈關百益與河南博物館〉，《中原文物》，1987 年第 2 期，頁 77-80；關百益本身的研究與出版品見孫傳賢、劉樸，〈關百益先生在學術上的貢 獻〉，《中原文物》，1987 年第 2 期，頁 81-85、張勇、蘇岩，〈關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分期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