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業已討論台灣印刷媒體世代世代位置與實存世代的形成背景，但是關於 此一世代的真實面貌，還是有待對於世代單位進行論述分析之後，才能進一步地 瞭解其之所以、又是如何地在過去被區分為兩個、或者是數個知識社群的主要原 因。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下，台灣人只要擁有基本的知識基礎或經濟能力都必 然地被涵蓋在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位置，同時，透過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等等的 不同途徑，這些台灣人士也有部份逐漸地開始介入印刷媒體的出版與生產過程，
由本來的自在世代轉變為具有主體能動性的自為世代。
然而，世代單位與世代單位本身的關係並不見得是一致的；透過曼海姆的理 論其實可以瞭解：世代單位間可能也存在著彼此衝突的矛盾關係，而並非僅僅只 是面貌一致的單一群體。事實上，由於印刷媒體刊物在出版前必須糾集一定數量 的同人、資本，出版後又容易在閱讀下形成集體的認知、認同效應。是故，1.爭 取大眾支持進而也與 2. 啟蒙知識的掌握、3. 印刷技術及其設備的取得一同成為 了 1920 年代以降台灣印刷媒體世代逐漸由自在世代轉變成自為世代的重要特 徵。進而也讓印刷媒體世代的各個世代單位之間，存在著所謂 1.分立、2.聯合與 3.對抗的各種現象
由於日本統治初期台灣人在掌握現代印刷設備與技術方面的不足，讓台灣人
即便可以克服財力方面的限制，仍然必須利用島內的報社、海外的出版社或書店 才能將作品付梓252。不過，這個來自於殖民地傳統卻被殖民者接受了的士紳階 層，以及他們所習慣使用的語文、書寫文類、交際方式等等，並不僅僅只是完全 以其舊有的特徵依存延續，台灣文人透過以往慣常利用的漢詩、文人結社的相處 方式，或者透過參加總督府所舉辦的藝文活動來保持以往偏向人與人親身接觸的 交往習慣，同時也透過日資媒體參與總督府限制下「有條件開放」的公共空間。
即便台灣人在印刷媒體的輸入、出版等方面受到了總督府的監視與篩選，但 是在以「協力者」的次要角色參與印刷媒體報刊的出版之際，他們還是因此透過 閱讀、翻譯與改寫仲介等種種方式，擴大了文化啟蒙的傳播層面，也逐漸地讓士 紳這個名詞的義涵產生質變，在道德智慧的層面外更添加了許多關於現實知識上 的視野。一方面，台灣人開始透過參與由總督府所主導的藝文活動與出版刊物之 際，或許便是他們未來逐漸地朝向積極主動角色轉變的開端。另外，透過 1920 年代前後發行的幾份報刊發刊詞中或許可以找到一些線索，可以用來說明：何以 這些台灣人都當時都選擇了相同的行動，進而具備了被劃分作為同一世代成員的 理由。
本島自改隸以而後，凡欲攻漢學者，於文不受制藝所拘，於詩勿為試帖所厄，
上下千古，縱意所如，此誠文運不振之秋，詩界革新之會也。……由是觀之，
為此國之人，只求此國之學，而不更求他國之學者，其亦拘泥之甚矣，夫以 歐洲之語言文字，因時制宜，且不可不學，而況於漢文乎。253
面對 19 世紀以降文明接壤的衝擊，有關文化的危機感是印刷媒體世代普遍 擁有的共同特徵，這段引自《台灣文社設立之趣旨》的文字，反應出漢學縱使脫 離了科舉八股的限制，卻仍受到了西學傳播的挑戰，而顯現出所謂「文運不振」
的失落與危機感。除此之外，其他諸如過去所謂傳統文人的印刷媒體刊物，像《台 灣詩薈》、《詩報》等，也都在創刊詞中出現類似的話語、顯示其對於漢文化失落 的危機意識。
今人恆謂漢學不如西學。顧談者其人。大都不知漢學。亦不甚解西學。254
252 例如李春生的《東遊六十四日隨筆》便是在《台灣新報》上發表後，才再由福州美華書局刊 印出版。
253 著者不明，〈台灣文社設立之趣旨〉，《台灣文藝叢誌》(台中：台灣文社，1919)，卷 1，頁碼 不明。
254 魏潤庵，〈詩報發刊詞〉，《詩報》創刊號，(桃園：吟稿合刊會，1930)。頁 1。
蟹行文字之曼衍於瀛壖也。漢學危微。欲墜未墜之秋。255
西力東漸，大地溝通，運會之趨，莫可阻遏。…漢學式微，教育未咸。256
然而，所謂傳統文人的感受，在 1920 年於東京發行的《台灣青年》創刊號當中 其實也顯示出同樣的不安：
不幸にも我が台灣地理的に偏■で且狹小である。昔人はその為めで、文 化的世界の大勢に落伍したものである。甚だ殘念でならぬ。257
是故，如上所述的這種關於文明的危機感，幾乎可說便是當時台灣文化菁英所普 遍存在著共同焦慮。另外，印刷媒體刊物則幾乎成為了面對此一困境時所採取的 共同因應策略。諸如像是：
同時得以保存我黃種人自昔發達之燦爛文化精華。然後進而廣採世界大同 智識。258
夫欲啟發社會之文明。必先吸收高尚之文化。尤當順應世界之潮流。然後 可使民智日開。而進於文明之域。若是者非廣為介紹內外之思潮。莫能奏 效此發刊雜誌所以為當務之急也。259
這般順應潮流、保存文化、啟發民智的種種訴求，也就成為了他們透過媒體刊物 所企圖達到的共同目的。本論文認為：這種集體的意識感知與行為傾向，一方面 是他們(不管是過去被稱為傳統文人或知識份子的台灣民眾)過去之所以被研究 者強調其「現代」色彩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是本論文之所以將他們歸類到相同世 代的理由所在。
255 邱筱園〈詩報發刊詞〉，《詩報》創刊號。頁 7。
256 〈台灣詩薈發刊序〉，《台灣詩薈》(台北：台灣詩薈發行所，1924)創刊號，頁碼不明。
257 「不幸的昰我台灣地處偏遠又狹小。以前的人因此而認為我們落後於文明世界的大多數人。
這真是令人感到萬分的遺憾。」〈卷頭之辭〉，《台灣青年》(台北：東方書局復刻，1973)創刊號，
頁 1。
258 張靜茹，《上海現代性‧台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頁 2。
259 王敏川，〈「台灣青年」發刊之趣旨〉，《台灣青年》創刊號，頁 41。
啟蒙知識的接受雖然是台灣印刷媒體世代之所以形成、分立的條件；但是，
倘若無法在印刷技術的層面上取得突破，則世代單位便永遠只能在印刷媒體產業 當中處於被動參與的次要角色，更無需尋求其他台灣社會大眾的支持。是故，當 台灣民眾自 1920 年代前後開始嘗試掌握印刷媒體的生產過程之際，其實便是在 克服技術與政治上的阻礙之後，由本來習慣的結社、集體創作並結集出版以及轉 移現有的人力資源等的條件之下，更進一步地將自己投身於印刷媒體的生產過程 當中，擴大了世代單位在生產與傳播上的功能。這個由接受到生產的轉變過程，
意味了世代單位不再僅僅只是讀者、業餘的作者，同時也是編輯者、出版者，開 始具備了凝聚集體共識的有效功能。
一方面，透過印刷媒體刊物的出版，媒體刊物提供讀者與作者一個彼此溝 通、交流的公共空間。另一方面，這些媒體刊物從撰稿出版到發行傳播的過程中，
其實也延續了原本文人社團所具備的菁英性格，在語文、創作文類與知識傾向上 具備了各自的喜好與傾向。因此，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成員在介入印刷媒體 刊物的出版發行之際，其實便是在原本的同人的特質之上，更進一步地加上了「同 時性」與「現實性」的特徵。「同時性」與「現實性」特徵的形成幫助台灣民眾 開始進一步地進入意識一島化的形成過程，而不致於完全被官方所主導。但是印 刷媒體世代之所以分立，進而在形塑同時性的同時無法產生一致的認知與認同，
主要還是在於其在 1.現實上的認知、2.對總督府統治的態度以及 3.對台灣文化的 想像與期待等方面都大相逕庭，導致世代單位之間彼此對抗或聯合的各種情況。
印刷媒體世代的世代成員彼此分立的現象也與總督府的媒體管制政策有著 明顯的互動關係。好比說，1896 年起台灣人印刷媒體世代的自在世代便因為現 代印刷媒體刊物的引入而持續存在；但是，約略自 1920 年代才開始出現的、印 刷媒體世代的自為世代則是伴隨著 1920 年代文化抗日運動而蓬勃發展，並且在
「同人團體─印刷媒體─社會運動」的協力之下，進一步得到挑戰日本殖民統治 的動能。因此，本論文注意到的是：以往論述往往在突顯世代單位彼此對立的這 個情況下，忽略世代單位在參與印刷媒體生產與傳播的過程當中其實都同樣歷經 了由購買到販賣、從投稿到編輯、自接受到出版的相同過程。好比說，在過去被 視作為是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代表人物的蔣渭水與連橫，在介入印刷媒體生產與 傳播的過程當中，其實都並無二致的成立過書局，參與過報刊雜誌的發行運作以 及在當中進行論述上的戰爭。另外，他們各自所創作的文類、議題等其實也多有 重疊、無法被截然二分。
是故，就在世代單位之間彼此源發於相同的世代位置、文化場域，卻進而產 生彼此對立對抗的認知與訴求的情況之下，如何重新檢視印刷媒體世代之間的聯 合與對立情況，便為本論文在底下所要進行的主要嘗試。
二、世代單位的聯合策略
台灣留學生自 20 世紀初期到內地接受高等教育與現代啟蒙知識的洗禮，進
而也讓過去在六三法體制下所形成的(日本內地與台灣外地各自屬於不同法領域 的)情況產生變化。原先橫亙於台灣、日本的地理邊界開始因為台灣留學生的頻
而也讓過去在六三法體制下所形成的(日本內地與台灣外地各自屬於不同法領域 的)情況產生變化。原先橫亙於台灣、日本的地理邊界開始因為台灣留學生的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