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清帝國統治末期台灣文教系統的擴張成果，過去大多以台灣科舉及第的 人數與書院發展的趨勢作為台灣接受「儒學」、「儒教」的直接證據。不過，如果 從印刷媒體的角度來著眼，則台灣文教化的過程事實上也牽涉到台灣本地書坊印 刷品生產以及中國印刷品輸入的種種現象，更與台灣文教化本身的精神內涵：儒 學，以及參與者：士紳階層有著不可分割的緊密關係。
這些過去被李國祁視為是台灣社會逐漸「內地化147」的論述依據，無疑間接 地反映出當台灣士紳吸收並建置所謂漢文化教育體系之際，新學與西學在 19 世 紀末期台灣社會的非主流情況。造成十九世紀台灣社會變遷的原因，主要來自於 台灣社會重心因經濟繁榮發展而逐漸向北移動，以及移墾者逐漸地由平原向山區 遷移。然而，台灣地區雖然自 1860 年以降開港通商，卻因為並非是西方勢力的 主要活動地區，以及地方政府與台灣士紳的合力倡導下，不僅和同時期的浙江、
福建等地區有著一定程度的落差148，甚至其實是意外地保存了中國傳統的文教制 度與意識型態。
本論文在底下的討論當中，將藉由當時台灣社會所流傳的儒學典籍，從其內 容與印刷出版的方式等來進行說明：何以台灣社會自清帝國統治末期便進入了印 刷媒體時代的環境當中，卻未能即時產生印刷媒體世代的主要原因。過去在台灣
146 李國祁，《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頁 572-573。
147 以往的研究當中，「內地化」論述往往被用來與陳其南的「土著化」論述進行比較。但是，「內 地化」與「土著化」的爭辯一者可能根基於彼此在研究取徑方面的學科差異；二來也可能是來自 於各自討論對象的群體指涉有所不同，因此而形成了乍看之下彼此衝突、其實互為補充的兩種學 術觀點。關於陳其南與李國祁的論述分析，可以參考陳孔立〈清代台灣社會發展的模式問題：評
「土著化」和「內地化」的爭論〉，陳其南，《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頁 61-75。
148 李國祁，《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頁 536-598。
被稱作為「儒教」、「儒學」的教育或思想內涵，在討論其發展脈絡前有必須先作 簡單介紹的必要。在杜維明的論述當中，儒家學說則被認為是人類創造性轉變的 集體行為，並且是對於上天的對話式回應；牽涉到包括：自我、群體、自然和上 天等與人性相關的 4 個層面149。而所謂的「儒學」、「儒教」，則大多用來指稱：
發源於孔子、歷經中國歷史發展而逐漸衍生出來的學術體系。而儒家的形成不僅 僅與中國社會各方面的發展緊密扣連，同時更是東亞場域在前現代時期所共享的 文化要素。
受到當時中國科舉制度的影響下，台灣在清領時期的儒學接受上乃是以朱子 學為主流。朱子學不僅因為作為國家認定考試的標準而被學習；更由於台灣的讀 書人大多同時具備了士紳、鄉紳、地主、社會地位特別團體等身份，恰好與《大 學》中所強調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統治邏輯結構不謀而合150。所 以朱子學成為了清代儒學的基本性格，而這個特徵持續延續到乙未割台前都並未 中斷151，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也始終和書房、儒學保持緊密的關係。
書院的興建雖然受到地方士紳的大力支持，但不可忽略的是，在學規方面則 反映出當時儒學思想的根本意涵，以及清帝國方面的意識型態。在教學形式方 面，雖然與今日功課表的意義不同，但書院的授課亦有進度與考核的標準。書院 的學生每天都得按照「功課程簿」修習，每月也得按照科舉的考試內容接受檢驗
152。另外，從書院的教學內容上來著眼，則書院不僅教授朱子學與應付科舉的八 股文而已，書院的重要功能之一，便在於培養士人具備「明倫知禮」的基本認知
153，大致上都不脫離道德教育的基本精神與範疇154。所以，可以確定的是當時台 灣社會已存在著相當數量的讀書人口155，士紳階層與書院不僅為台灣社會提供持 續成長的識字人口，同時台灣與中國的印書坊則提供各種不同種類的書籍作為讀 書人口的閱讀資源。
就目前的史料可以得知：當時在臺灣流通的印刷品大致可以區分成：1.官方 刊刻；與 2.民間印行兩種。至於印刷品的產地則包括了：1.臺灣本地的刻書坊，
如松雲軒、德化堂等；與 2.來自中國東南沿海城市(尤其是福建省的刻書坊，如
149 杜維明著，陳靜譯，《儒教》(台北：麥田，2002)，頁 29。
150 川路祥代，《殖民地台灣文化統合與台灣傳統儒教社會》(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 士論文，2002)，頁 45。
151 陳昭瑛，《台灣儒學》(台北：正中，2000)，頁 1-36。
152 月初為「官課」，中旬與下旬是師課，而考試結果則有相關的獎懲。
153 即一方面是有關人與人之間的行為關係；另一方面則是以禮節作為方法來達成維護倫理的目 的。王鎮華，《書院教育與建築》，頁 39。〈書院史表〉則收錄於該書頁 25。
154 例如陳昭瑛在利用「海東書院學規」與「儒學詩」等文本進行分析後的結果，便不僅呈現出 台灣文人的教學情形、教育制度、讀書方法的真實情況，同時也證明了當時中國傳統文化在台灣 的普及現象。陳昭瑛，〈儒學在台灣的移植與發展〉，《台灣儒學》，頁 25-33。
155 由於清帝國統治時期缺乏書院學生的統計人數，從日本總督府於 1907 年起的統計數據趨勢，
大致可以得知，台灣書房、書院每年的就讀人數應在兩萬人以下。派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芳譯，
《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宜蘭：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頁 209。
福州、泉州、同安、彰州、廈門等156)。至於當時在臺灣流通的印刷品種類，則有：
1.藝文類：如《赤崁集》、《北郭園全集》、《繡像荔枝記陳三娘歌》、《海音詩》等 包括文人雅士的作品與民間歌謠；2.史地類：如《臺灣外紀》、《平臺紀略》、《東 征集》、《裨海紀遊》等；3.方志類：如《臺灣府志》、《諸羅縣志》、《重修鳳山縣 志》、《臺灣風土記》等；4.宗教類：如《金鋼經論》、《心經》、《四聖真經》、《金 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5.雜類：如《化番理諺》、《巡臺退思錄》、《治臺必告錄》、
《請纓日語》等157。
進入清帝國統治末期的文教化階段以後，臺灣因為穩定的社會結構、鞏固的 臺灣士紳階層與日益增多的地方書院等等的條件之下，成為了印刷品輸入臺灣或 就地生產與傳播的良好環境。臺灣社會開始普遍以書院作為教育體制的主體，同 時也形成了將科舉及第作為讀書人學習終極目標的廣泛風氣。於是這個以朱子學 為主、強調倫理道德的教育內涵不僅一定程度地讓臺灣社會進入了中國傳統的禮 教圈，同時也在臺灣的受教育群眾中形成共有的生命經驗與知識基礎。
然而，印刷媒體世代為什麼仍然沒有在上述的環境中形成，事實上，便牽涉 到傳統儒學教育過度強調道德教育的特色，以及科舉制度對於讀書人的影響。另 外，同時也是本論文認為最為重要的一點，在於清帝國統治末期臺灣印刷媒體本 身所缺乏的「同時性」與「現實性」這兩點特質，影響了臺灣讀書人之間的公共 交往，也限制了實存世代的誕生。
佐藤慎一認為：1860-1890 年間同時在中國與日本所各自進行的洋務運動，
不同的地方在於日本所存在著的是「文明開化」的口號，而中國所擁有的則是「附 會」的邏輯158。然而在上述有關「內地化」的討論當中，已經說明了當中國正進 行著洋務運動的同時，台灣才剛剛進入到以中國式文教系統為主的社會型態，換 言之，當時台灣社會所擁有與傾向不但並非是「文明開化」或者是「附會」的邏 輯，而是在清帝國統治中已逐漸顯現出疲態的科舉制度與儒學知識。
科舉制度對於台灣讀書人的影響層面，包括了固定的詩文寫作能力與關於儒 教經書的知識。另外，民間不能在未經官府許可以前刊刻書籍159，不僅讓台灣印 刷品在內容上並不存在與官方意識型態對立、對抗的立場160，同時也讓接受傳統
156 楊永智，《明清時期台南出版史》(臺北：學生書局，2007)。頁 316-318。
157 印刷品類型的(一)、(二)、(三)、(五)乃整理自《重修臺灣省通志》；(四)則取材自對於楊永智 著作《明清時期台南出版史》中所觀察到的出版現象。
158 佐藤慎一著，劉岳兵譯，《近代中國的知識份子與文明》(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10。
159 如順治九年「臥碑」中便明令，第 8 條：「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組 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陳朝龍，《新竹縣採訪冊》，頁 167-169。
轉引自楊永彬，〈日本領台初期日台官紳唱和〉，若林正丈、吳密察編，《台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 頁 109。
160 宗教類的善書在廣泛的界定下可以被歸類在「儒教」當中；藝文類則大多為民間歌謠或詩文 作品，也大多不牽涉到時事、更別說是論政。至於所謂的「儒學詩」，則更不存在著反抗或批判 儒家思想與清帝國統治的思想與內容。
漢書房教育的台灣民眾，難以取得官方立場外的圖書資源。加上台灣的讀書人雖 然受到了儒家經典的薰陶，但在科舉及第後卻鮮少赴中國出任官職，而是大多返 回鄉里擔任地方上的頭人要角。所以，台灣讀書人在印刷品內容的限制與社會實 踐上的缺乏等因素下，便明顯地未能與當時的清帝國文人同樣地去面對國家所面 臨的窘境、欠缺了所謂「文明開化」的智識眼光。
書院教育固然為台灣社會製造出一批擁有基本閱讀能力的群眾，並且在當時 的台灣社會當中，這些識字的群眾也都已經是較具印刷媒體消費能力與消費習慣 的社會階層。但是，印刷媒體世代之所以無法在清帝國統治時期形成，主要的原
書院教育固然為台灣社會製造出一批擁有基本閱讀能力的群眾，並且在當時 的台灣社會當中，這些識字的群眾也都已經是較具印刷媒體消費能力與消費習慣 的社會階層。但是，印刷媒體世代之所以無法在清帝國統治時期形成，主要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