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 年 4 月 15 日《台灣新民報》正式發行日刊，取得了與日資報刊競爭的 相等地位。陳逢源在口述訪談記錄中指出：「因台灣民報之言論比較激烈，所以 伏字很多，改為『日刊台灣新民報』時，則言論比較穩和，但還是另眼看待。356」 台灣新民報社以羅萬俥出任社長，總社設於台北市，並於上海、廈門、東京、大 阪、台中等海內外設有 13 處分社。在短暫任職於大東信托又因故離職以後，陳 逢源在楊肇嘉大力支持下於 1932 年台灣新民報社第一屆董監事任滿改選，進入
《台灣新民報》編輯局擔任經濟部長，從此歷經《台灣新民報》更名為《興南新 聞》、太平洋戰爭等都沒有改變357。
《台灣新民報》雖然是《台灣民報》擴大經營下的具體成果，但是其在成員 組成上便透露出較為穩健的保守色彩。陳逢源認為《台灣新民報》在編輯方面網 羅了台灣議會派的中心人物，包括編輯長林呈祿、政治部長吳三連、社會部長黃 呈聰、整理部長黃周、經濟部長陳逢源等人358。而陳逢源也由過去身兼數職、積 極參與政治運動的「大記者」，重新回歸到以專業為導向的「小記者」身份。
353 李承機，《台湾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東京：東京大學大學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 研究專攻，2004)，頁 219-220。
354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 434。
355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頁 111。
356 〈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 141。
357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頁 190-206。
358 〈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 153。
台灣新民報有經濟版一頁，經濟部之稿件均集中於本人，加以刪改，編輯 並註標題。凡有經濟評論，社論等均由余執筆。社論係由各部長及主筆輪 流撰述，所以四、五天就要寫一篇，緊急時則要隨時撰寫，那時除負責編 輯經濟版、撰社論、專論外，並要到台灣總督府、各銀行及民間採訪，日 程為上午採訪，下午寫稿，改稿，到下午七時纔製版完竣，嗣後看排版之 稿樣再予修改，每天晚上都到七時以後纔吃飯。359
稿量需求的大幅度增加，是《台灣民報》轉變為《台灣新民報》之後所首要 克服的難題。透過日本報刊資本的協力，台灣新民報社在組織規模的擴大、人員 職業化與工作專業化等方面都有著長足的進步，也讓《台灣新民報》在成立之際 便迅速地步上軌道。陳逢源指出，任職於台灣新民報社時期每日忙於取材編輯，
為一生最緊張的一段時期。除此之外，因為當時台灣人擔任新聞社部長的社會地 位相對較高，所以陳逢源除了在《台灣新民報》與後來的《興南新聞》發表議論 之外，也經常接到日本雜誌與《台灣時報》的邀稿，日本統治末期更出版了諸如
《新台灣經濟論》、《新支那素描》、《雨窗墨滴》、《台灣經濟與農業問題》等諸多 遊記、經濟時論、小品集等著作360，都是他在擔任記者這項職業時的斬獲。
然而本論文之所以使用「回歸」一詞形容陳逢源自 1932 年起的記者生涯，
主因在於這種記者身份其實早在日本統治初期時便已然存在。換言之，正因為《台 灣青年》、《台灣》都只是按月發行的雜誌，《台灣民報》即便有報紙之名，發行 週期也是自半月刊、旬刊、週刊的過程逐漸縮短。所以陳逢源等台灣人士即便早 在 1920 年代便開始以「記者」自稱，但與諸如謝雪漁、魏清德等單純任職於《台 灣日日新報》文藝欄的記者們，在日常生活與工作內容上便有著極大的不同。《台 灣新民報》的出現讓台灣人的印刷資本終於可以與日本資本處在同一個競爭平 台，但是在政治立場上的退卻，讓台灣新民報社無法產生如日本報社大記者型的 風雲人物，而是如《台灣日日新報》文藝欄的漢文記者一般地往專業化、職業化 的方向發展。
由於台灣新民報社失去了與政治運動組織的共同協力，導致在時局逐漸轉趨 嚴峻之際，難以堅持其一開始堅持的意識型態立場。陳逢源自承：「在台灣新民 報時代，言論雖無完全自由，但仍有些自由。改稱興南新聞後則新聞自由已打折 扣。到最後合併為台灣新報時則言論也統制完全無自由，只有報導。361」是故，
陳逢源於《台灣新民報》時期所發表的經濟著作是否體現出如此的歷史情境，與 其在《台灣》、《台灣民報》時所發表的著述又有什麼樣的不同，便是本論文在底
359 〈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 154。
360 〈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 125。
361 〈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 156。
下企圖討論的重點。
謝國興認為陳逢源的經濟論述內容豐富，所涉及到的議題也相當全面，大體 來說，具備著如下所述的四種特色：
第一，前期(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前期)的論述火力較強，對政策、施政 的批評十分尖銳。後期因環境影響，不得不有所克制。第二，善於利用長 期統計資料作分析的依據，對問題的根由常從其歷史淵源論起，故論述往 往具有經濟史的性質。第三，其論述內容經常將台灣與日本內地比較，對 於今日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經濟史，仍具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第四，其財 經論述除了針貶時局與政策外，通常帶有抗議日本殖民統治的經濟榨取，
以及為台灣人爭權益的目的，早期言論自由時期尤其明顯。362
由此可知，陳逢源的經濟論述應該與寫作當時殖民地統治的時空環境有著明 顯的互動關係。這個從大記者往小記者、從基進到穩健的論述轉變過程，事實上 也體現了台灣印刷媒體世代(自為世代)和總督府殖民統治結構之間的互動關 係。以下透過「結構」與「行動」的概念，有助於細緻化以往台灣學研究習慣採 取的「殖民 VS.反殖民」觀點。台灣民報系刊物的出現並不單純對立於總督府的 殖民統治政策，相反地，包括陳逢源等參與台灣民報系刊物、台灣文化協會、台 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台灣人士都接受過總督府的殖民地現代教育，並且從中取 得了對於文明、文化的基本認識。
台灣總督府進行的殖民統治結構並不應該被單純地視為是一個平滑的整 體，它在現代文明啟蒙與暴力榨取剝削之間的搖擺，以及其一方面試圖改變殖民 地台灣，卻又必須接受傳統社會結構殘留依存之下所形成的權力縫隙，進而讓殖 民地人民逐漸地學習到如何透過印刷媒體刊物取得結構能力，並以之與殖民統治 結構進行一連串的對立、對話與對抗。也就是說，當台灣民眾成功地結合「同人 團體─印刷媒體─社會運動」，產生的極致動能便是在行動與論述上對總督府的 殖民統治政策進行挑戰與質疑。這個企圖擺脫殖民統治的動機並非全然無視於當 時台灣作為殖民地的現實環境；而原先利用殖民統治結構所訴諸於民族的文化抗 日運動則意外地因為轉化能力的作用，而讓台灣民眾間產生了民族與階級立場上 的對立、造成文化抗日運動本身的瓦解。
因此，與其說文化抗日運動的解消來自於總督府的查禁；一部分的原因其實 也來自於「同人團體─印刷媒體─社會運動」這個本來用來對抗殖民統治結構的 有效工具，意外地回過頭來作用於台灣文化抗日運動一開始所採取的聯合陣線當
362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頁 231。
中。好比說，新舊文化協會分裂之後，當舊文協幹部於 1927 年 10 月 1 日的《台 灣民報》中發表了〈文化協會脫離聲明書〉，新文協便隨即於 10 月 17 日的全島 代表大會中通過「組織台灣民報不買同盟」的決議363，並相繼出版《台灣大眾時 報》、《新台灣大眾時報》等媒體刊物來與《台灣民報》抗衡。文化抗日運動自 1931 年以後便逐漸衰退，但是《台灣新民報》反而自 1932 年起正式發行日刊，
延續了始於 1920 年代的台灣民報系刊物的一線香火。政治立場相對保守穩健的 林呈祿、楊肇嘉、陳逢源等人在台灣左翼刊物相繼遭到禁止時，仍持續掌握《台 灣新民報》的編輯大權，不僅反映出其在台灣社會中所擁有的經濟優勢；事實上 也對應著他們相對保守、較能見容於總督府尺度的言論立場。而陳逢源從原先在
《台灣民報》中的大記者特質轉變至《台灣新民報》時期的小記者身份，也不外 乎只是這個大時代氛圍中的一個縮影。
二、1920 年代的經濟論述：殖民地財政自治論
陳逢源的經濟論述在 1920 年代便具備著明顯的政治經濟學色彩，與當時的 政治訴求如台灣地方自治、設置台灣議會等也都有著明顯的連帶關係。1922 年 陳逢源應《台灣》雜誌社的「現在台灣經濟界救濟策」徵文，與吳三連、彭永海、
陳材洋等一同獲選刊登，自此開啟了他在經濟論述方面的討論。陳逢源《台灣》
雜誌時期的經濟論述主要隱藏在政治色彩的文章當中，並且於《台灣民報》時期 開始廣泛涉及到台灣東部移民村的發展情況、工業化發展與電力問題等等。
在 1922 年的〈現在台灣經濟界救濟策〉中，陳逢源展現其好用數據作為分 析依據的行文特色。陳逢源認為：1.台灣金融的預備金與借出金相比，前者不及 後者的 3 分之 1，和內地近 1 比 1 的情況有著相當大的差別。同時，在缺乏金融 流通力的情況下，更受到自治制的增稅、台灣電力會社與嘉南大圳等的影響，讓 台灣民眾處於資金枯竭、重稅的痛苦境地。所以，2.陳逢源進而主張減輕稅金上 的負擔，讓中產階級可以減納 30%的賦稅以降低負擔；3.由於內地中央預算與台
在 1922 年的〈現在台灣經濟界救濟策〉中，陳逢源展現其好用數據作為分 析依據的行文特色。陳逢源認為：1.台灣金融的預備金與借出金相比，前者不及 後者的 3 分之 1，和內地近 1 比 1 的情況有著相當大的差別。同時，在缺乏金融 流通力的情況下，更受到自治制的增稅、台灣電力會社與嘉南大圳等的影響，讓 台灣民眾處於資金枯竭、重稅的痛苦境地。所以，2.陳逢源進而主張減輕稅金上 的負擔，讓中產階級可以減納 30%的賦稅以降低負擔；3.由於內地中央預算與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