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將從文化抗日運動的發展脈絡討論印刷媒體世代的「實存世代」，理 由在於文化抗日運動當中存在著台灣民眾利用印刷媒體積極回應日本殖民統治 論述的這個面向，明顯地與統治初期的武力抗爭有著極大的差別。底下本論文將 重新透過既有對於文化抗日運動的既有詮釋，進一步理清：所謂印刷媒體世代的 實存世代究竟指涉為何？並且藉此論述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越漸穩固卻再一 次地形成抗日運動組織的理由與動機何在？
關於日本統治時期台灣人的對日抗爭，一般大多將之區分成：1.台灣漢人武 裝抗日史(1895-1902)212；2.日本統治確立後的文化抗日運動(1913-1937)。然而，如 果國家統治的目的在於統合與「教化」，那麼為何在總督府將台灣武裝反抗勢力 平定，並且成功地將其所提倡的現代化教育與統治制度施行於台灣以後，卻反而 誘發了更多台灣人成為新一批反抗力量的來源？換言之，1913 年以降開始在台 灣展開的文化抗日行動，對總督府來說是否是一個意料之外的「非預期效應」？
過去研究中，上述兩種不同類型的對日抗爭彼此在論述當中往往缺乏著連帶 關係；從歷史著眼，則兩種抗日類型不管就起因、形成背景、組成人士、意識型 態與訴求等方面都存在著極大的差異213。因此，假如武裝抗日與文化抗日當中存 在的是近 11 年的時間縫隙，那麼是否也意味了：關於文化抗日的起源與脈絡，
必須從這段時間中的台灣社會中來加以探索，才能夠在補充既有的前行研究成果 上面，更全面地體察文化抗日運動的真正起因。
212 翁佳音，《台灣人武裝抗日史研究》(台北：稻鄉，2007)。
213 這部分可以參考許世楷著，李明峻，賴郁君譯，《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台北：玉山社，2006)。
一般所謂的文化抗日運動，指的大多是自 1913 年以降，由包括同化會、台 灣文化協會、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民眾黨、農民組合、台灣共產黨、台灣地 方自治聯盟等團體相繼成立、更替、終至解散消亡的政治社會運動。至於文化抗 日的起因與動機，則大多將之歸因於武裝抗日的失敗、中國國民革命的鼓勵與世 界民族自決潮流的影響。另外，相較於對島內人士的描述與重視，以往的研究往 往更偏重於描述發起於東京、由台灣留學生所主導的文化啟蒙社團，及其印刷媒 體刊物《台灣青年》、《台灣》等等，進而也讓文化抗日運動充滿著由海外到島內、
由新知識份子鼓吹攜帶歸返的刻板印象214。
即便是海外的台灣留學生，大多也是在台灣受過國語傳習所、公學校、國語 學校等基本教育之後，才進入到日本或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換言之，即使印刷 媒體的輸入受到總督府方面的管制，但這些台灣留學生們對於現代啟蒙、文化等 等的認識與瞭解，應該不是直到踏出台灣島後才開始有所接觸，而應該與他們原 先在台灣所受到的教育訓練、社會環境等都有所牽連。以台灣文化協會為例，相 異於同化會多由台灣社會的上流人物組成，台灣文化協會的成員則涵蓋了當時社 會各階層的台灣民眾(農民、地主、學生、公務員、醫師、律師、資產家)。
透過蔣渭水與林獻堂的合作關係一方面可以看到台灣新、舊領導階層在文化 協會成立之際彼此分工合作的具體面貌。另外，透過林柏維整理的文化協會主要 幹部與成員列表，也可以看出當時中部人士在文協當中的影響力，以及協會成員 在職業、學歷與年齡的分布與比率。文化協會成員在職業方面：總數 52 名的重 要成員當中，地主(15 名)、醫師(14 名)便佔了 55.77%，另外文化協會相關事業者 (10 名)則佔了 19.23%，總計便超過 75%，可謂為文化協會的組成核心215。在學歷 方面，海外留學生(15 名)雖然為學歷背景中的最多數，但若考慮到台灣總督府醫 學校出身(13 名)與國語學校經歷(5 名)、師範學校經歷(3 名)的話，則不具備海外 留學經驗的台灣知識份子在文化協會的組織當中還是較海外留學生在數量上略 佔上風。
更何況，上述利用成員職業背景與學歷的分析，其實還是存在著量化統計上 的缺陷。好比說，該表中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的林呈祿與東京高師的蔡培火等 人，其實本來也都畢業自總督府國語學校。因此，透過這個現象可以得知：除了 國際環境因素等既有的考量觀點之外，對於台灣本地教育與文化環境的考察應該 也是討論台灣社會從武裝抗日轉型到文化抗日演變過程的一個途徑與方法。加上 文化抗日運動於 1920 年代左右的出現，其實也對應了台灣印刷媒體世代實存世 代的成形。
本論文想強調的是：印刷媒體在作為反抗意識的工具載體之前，其實也是這 個反抗意識之所以成形的主要原因。從運動的各個層面來看，印刷媒體的重要性
214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台北：台原，1998)。
215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頁 74、79。
在於：1. 印刷媒體、2.社團組織與 3.非官方的意識型態一同構成當時台灣民族社 會運動的主要基石。相較於過去武裝抗日的零星與鬆散，印刷媒體刊物不僅承載 了當時台灣民眾的認知與意識，更連結了居住於日本或台灣的台灣人，早在文化 抗日運動興起以前，就是台灣人聯繫、延續彼此共同感知與認同的重要工具。
因為反抗意識的前提往往必須是對於現代知識與文化的感受與感知，但是這 個可謂為是啟蒙的意識，與殖民地官方教育、社會教育等施行有著不可忽略的緊 密關係。印刷媒體一方面作為由殖民者主動傳遞啟蒙知識的統治工具，卻也同時 促進殖民地民眾對於現代文明與文化的積極接受，從而演化成為反抗行動的意識 型態基礎。這些對於殖民統治情境與現代文明啟蒙的共同感知，這個在世代位置 下所形成的世代單位，後來也進而成為了文化抗日運動的主要成員、台灣人資本 印刷媒體刊物的相關參與者。
於是，我們一定程度可以將始於 1920 年代左右的文化抗日運動，視為是在 殖民地社會結構當中一個由意識啟蒙往反抗意識移動的歷史變遷；同時，這個變 化過程也不應該被視作為是一條「由外向內」(東京→台灣)的傳遞路徑，而更應 該從台灣島內、即這群後來投身於文化抗日運動的台灣人士，究竟是如何在認 知、認同與行動上的形成共識的情況之下具備了實存世代的世代特徵，以及更進 一步地因為對立於台灣總督府的殖民統治政策；由本來的自在世代轉變為更具反 抗動能的自為世代。
二、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
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互動本來就不僅僅是對立，或者對抗的緊張關係。
本論文在此企圖表達的是，殖民者固然可以透過政治統治與社會教育等措施來改 造被殖民者的行為與慣習，但是另一方面也同時提供了啟蒙與開化的視野，讓被 殖民者由文明或文化的概念之上，進一步衍生出對殖民者的抗拒與不滿。底下本 論文將透過國語學校的課程內容與讀書裝置(圖書館等)的成立概況，說明日治時 期台灣社會對於現代文明知識的接收概況。
即便殖民地社會在總督府的嚴格管控之下，無法完全自由、開放的接受源自 於西方或由日本轉嫁而來的現代文明啟蒙知識，但是台灣本地的教育與文化環境 卻仍然是討論日治時期台灣文化運動時不能被忽略的重要關鍵。換言之，正因為 殖民統治即便嘗試限縮卻還是打開了台灣人在現代文明啟蒙知識上的視野，更無 法阻止大量圖書資源的輸入進口，於是當這些已具備一定程度啟蒙知識的台灣人 在到日本求學，面對到不同法領域、相對自由的內地社會，自然而然也更進一步 地擴大、深化其本來在台灣就具備的知識基礎。尤有甚者，更在後來文化抗日運 動興起之際成為了主要的積極參與者。
日本現代化教育與前現代儒學教育的最大差異，在於教育本身的道德內容被 實學教育逐漸地稀釋、淡化，成為教育內容中的其中之一，不再是唯一、主要的
部分。自 1896 年伊澤修二在芝山巖成立的國語傳習所開始，公學校、師範學校 與後來的總督府國語學校等就成為了台灣現代化教育的主要機關。公學校的課程 內容強調日語的習得、品德的教養與實用知識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形塑國民性所 特別偏重的面向216；師範學校則是為了培養公學校的師資，而特別強調國語、修 身、簿記、地理等基本科目及其教授方法217；總督府國語學校既然與當時的醫學 校共同作為當時台灣人的最高學府218，則其授課的內容與台灣人學生在離開校園 後的出路與扮演的社會角色，當然也是一個良好的觀察途徑。
根據研究者的研究指出，總督府國語學校一方面作為總督府所直轄下的教育 機構，又同時作為日治時期台灣師範、實業人才的供應源頭，所以其發展的方針 不但受到總督府的政策影響，進而也因此而幾多更迭。1919 年以前，國語學校 具備的是包括教授台灣人日語與教員養成的雙重目的，即使 1902 年起師範部日 益增多，但培養實業人才的國語部卻一直延續到 1919 年才正式結束219。國語學校 的課程設計一定程度上擴展了台灣學生對於世界的認識與知識領域的擴張，在修 身、國語與漢文、唱歌、體操課程等方面，國語學校承繼延伸了自公學校舊有的 課程內容；另外則擴大了台灣學生在史地、數理、實業等的知識視野220。從殖民
根據研究者的研究指出，總督府國語學校一方面作為總督府所直轄下的教育 機構，又同時作為日治時期台灣師範、實業人才的供應源頭，所以其發展的方針 不但受到總督府的政策影響，進而也因此而幾多更迭。1919 年以前，國語學校 具備的是包括教授台灣人日語與教員養成的雙重目的，即使 1902 年起師範部日 益增多，但培養實業人才的國語部卻一直延續到 1919 年才正式結束219。國語學校 的課程設計一定程度上擴展了台灣學生對於世界的認識與知識領域的擴張，在修 身、國語與漢文、唱歌、體操課程等方面，國語學校承繼延伸了自公學校舊有的 課程內容；另外則擴大了台灣學生在史地、數理、實業等的知識視野220。從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