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之性」。而人與物主要的差異，在於人具有「知覺」的能力，因為具有能知能 覺，故能理解萬事萬物所以然之理，同時因為其有所知所覺的能力，故嘗昧於偏 見而遮蔽其所能開放的視域（horizon）。金壽恒的〈聽蛙說〉，一方面揭示了人 物雖因形器的差異，而有不同稟賦的可能，但是，這並不意味人與物的本然之性 在本質上就有差異。另一方面，則透過人與物的對照，肯定了萬事萬物所蘊含的 特殊稟賦。
金壽恒的〈聽蛙說〉，或洛論的「聖凡心同」、「人物性同」論，雖然都是 從哲學角度出發，討論人與物的心性與本質異同的課題。但是，若將如此認同人 物本質的理路放在實際的社會問題中，作為問題思考的背景時，卻能對身分秩 序、「他/我」的定義，以及人與世界的關係，提供新的觀察角度與思考方向。
例如，農淵兄弟無視身分階級的差異，培養弟子的作為，或如農淵兄弟積極接受 清文化的態度，以及他們以共遊的審美角度開啟的真景山水文化，其實都體現了 十七世紀中葉首爾京畿一帶的士族，開放且圓融的觀察世界的角度。
第二節 農淵兄弟的家世與階層背景
十七世紀在朝鮮社會中，出現一群以知識為紐帶聚合而成的士族群體，由 於此一群體多半居住在首爾，並且具有顯赫的家世背景，因此，史學界通常稱其 為「京華士族」。 那麼，何謂「京華士族」？京華士族又具有什麼樣的特徵與 社會功能？以下試從京華士族的性質，探查他們所凸顯的文士特徵。
基本上「京華士族」大體上可以依「門第」來區分他們的類屬關係，不過，
區分「京華士族」的另一個重要標誌，則是他們在朝廷中所擔任的職務。因此，
「京華士族」從社會地位與社會功能著眼，具有廣狹二義，廣義的京華士族，係 指世世代代居住在首爾的兩班階層，他們以禮門第法，祖先世蔭的方式，繼承該 世族的門第的傳統或職位。狹義的京華士族，又特別指具有清要官職20的門第世 族。朝鮮朝位居於清要職的官員，大多從事於文物制度的整備，君王辭令與外交
20 自太祖到正祖朝為止，清要職的官員多半從屬於「文藝館」、「弘文館」，文藝館設於 1392 年(太祖一年)，弘文館設於 1478 年(成宗九年)，用以代替世宗朝集賢殿的功能。二者在正祖朝(1776 年)設置奎章閣之前，皆具有培養、訓練、詮選人才的功能。 是京華士族又具有清要官職時，又 被稱為「閥閱」。
文書的制撰，以及中國學術與中國事務的研究，中朝兩國關係的使節與翻譯官等 職務。因此，位於清要職的京華士族，不但大多具有漢文的書寫能力，而且還具 備著深厚的中國知識與學養。朝鮮朝重要的漢文學家多半出於此一階層，中朝兩 國的文化與文學的交通，也既得力於此一群體。例如，在漢文學方面，朝鮮中期 的「館閣體」四大家 ─ 月、象、谿、澤21，既是在朝廷內具有清要官職的京華 士族。其次，我們將要討論的安東金氏—農淵的曾祖父金尚憲、父親金壽桓、胞 弟金昌業，皆在中、朝兩國之間擔任了外交使節。此外，明末文人的文集，也是 藉由擔任使節的京華士族傳入朝鮮。換言之，朝鮮時代的京華士族，從他們的社 會身分與特徵來看，正如南北朝隋唐時具有政治勢力及知識修養的「門第世族」
22，他們累世具有官宦的身分，並且擁有自己家族的家學門風。再者，由於他們 多半位於清要官職，而且，普遍具有漢文的書寫能力，以及精通於中國的學術與 文化知識，因此，非常接近近代社會學家帕森思所說「文化事務專家」23
（ “specialists in cultural matters” ），他們不但在朝廷中擔任著研究中國的詩書 禮樂與文物制度的文士角色，而且在中朝兩國之間，以外交使節的身分扮演了橋 樑的角色。
在當代的京華士族之中，特別是定居在城中北嶽(今韓國 南楊州市 瓦阜面) 的安東金氏家族，不僅對十七世紀文化意識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地位，而 且由於安東金氏的後裔金昌協、金昌翕是最具體的落實文化想像，並且透過文藝 集團的集體活動創新朝鮮漢詩的創作，建構朝鮮「真景」山水文化的先導者。因
21「月象谿澤」指月沙 李廷龜(1564-1635)，象村 申欽(1566-1628)，谿谷 張維(1587-1638)，澤堂 李 植(1584-1647)，代表宣祖到仁祖朝間的四大文章家。他們的文體皆以唐宋八大家為典範，並皆出 身於名門貴族，亦皆位於清要職。
22 「一般論南北朝隋唐門第社會，多以門第之標準在於：累世官宦及家學門風。換言之，唯具有 政治勢力及知識修養者，乃得為門第世族。」龔鵬程：〈第二卷．宋詩之背景與宋文化之形成〉，
見《江西詩社宗派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 年)，頁 133，註 63。
23 此一名稱轉引自余英時先生〈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在余英時先生在文章中，此一名 稱作為總括性的名詞，用來說明「古代文武不分之「士」轉變為研究「詩、書、禮、樂」的「文 士」」，亦即「士」的性質逐漸向文化事務專業化，成為承擔文化使命的特殊階層。京華士族在 社會上的功能，亦符應於這種具有「文化事物專家」特性的「士」之概念，因此，本文借用此一 名稱總括性的代指京華士族在文化上的特徵。參見余英時：〈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二十一世紀》2005 年 10 月號，總第 43 期；又〈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見於《士與中國 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22。
此，本節著眼在安東金氏在朝鮮後期漢文學史上的轉折性意義，希望透過安東金 氏的家族性格，進一步探查京華士族的「仕士」與「文士」特徵，以期為朝鮮漢 文學的發展找到更確切的定位。
一、 安東金氏的「仕士」24特徵
安東金氏家族即是自十六世紀開始，在近畿地區具有政經基礎的京華士族 之一，也是「老論」的精神象徵。不過，安東金氏之所以成為十七世紀中葉「老 論」的精神象徵，是基於金氏家族內的兩位長輩金尚憲（1570~1652)25與金壽桓 的政治作為，而他們與老論的核心人物宋時烈的政治關係，更成了安東金氏的後 代傾向於老論的政治因素。
首先，金尚憲在丁卯胡亂時（1627 年），曾以陳奏使26身分入使明朝，目睹 明朝兵力上的不足，曾向朝鮮請求支援明朝。自明朝返國之後，更強烈的反應他 對清朝極度的反感。丙子胡亂（1637 年）時，提出的先戰後和論，即是這種的 排斥後金意識下的言論。1638 年則極力反對朝鮮派兵協助清朝攻打明，1641 年 因鮮明的反清立場，被清朝押致瀋陽，在瀋陽拘留將近四年。1645 年昭顯太子 回朝時，一同返國，1649 年孝宗（鳳林大君）即位後，被封為國是大賢，並賜 位左議政。不過，金尚憲自 1645 年從瀋陽返朝之後，一直隱居於丙舍（石室）
而未出仕。而安東金氏在社會身分上的變化，也正起於金尚憲的隱居期間。金尚
24 余英時先生指出「荀子鑄造「仕士」這個名詞，特指出任官吏的「士」，以與「處士」的概念 作對比。」本文援用「仕士」一詞，以凸顯十七世紀京華士族身兼官吏與知識分子的雙重主體特 質。參見 〈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25 金尚憲，籍貫安東，字叔度，號清陰，石室山人，自幼從學於尹根壽，精通於小學。1590 年(宣 祖 23 )考中進士，1596 年文科及第，歷任通禮院引儀、禮曹左郎、司講院司書、禮曹左郎，弘文 館修撰等職。1636 年丙子胡亂時，使昭顯太子與鳳林大君分朝，藏身於南漢山城，其時金尚憲 為從扈之一。未料後金先攻佔南漢山城，因此，昭顯太子與鳳林大君被俘，帶入瀋陽。1661 年
（顯宗 2 年）配享於孝宗廟庭。著書有《野人談錄》《讀禮隨鈔》《南使錄》。總集有《清陰集》。
26 朝鮮時代如有緊急事件需要向中國通報，派遣的臨時使節。陳奏使的主要任務是，解釋或說明 中國責問或誤會的事情，向中國報告國內突發的叛亂，如史書等紀實類書籍有錯誤的記載時，請 求中國更正相關紀錄。使節團構成人員，主要有正使、書狀官、從事官、通事、醫員、寫字官、
畫員與押馬官等共 34 人。若包括隨行人員則多達 200~300 人。明朝時，使節團入京的路徑分為 陸海兩路，但是，到了清朝只有開放陸路。使節團所經之路將近 3,100 餘里，耗時 40 餘日，燕行 路途經過漢城、義州、連山關、遼陽、廣寧、前屯衛、山海關、通州等地。陳奏使兼任謝恩任務 是中世紀東亞社會的一種外交型態，亦是朝鮮「事大交鄰」的一環。
憲不僅以斥和臣的身分在山林之間發揮了鄉紳的功能，並且積極的支持了山林的 各種政策人事推薦。山林亦將金尚憲視為親身體現忠義名節的烈士，表達了他們 對金尚憲的絕對支持。也就是說，在金尚憲隱居期間，與山林的互動非常的頻繁，
這也成了山林人士宋時烈與金尚憲之間交往的姻緣。
金尚憲在隱居期間與山林之間的互動，之所以如此關鍵，是因為西人山林 藉著金尚憲的推薦進入朝廷27，並成為往後主導十七世紀政治、社會、文化、學 術的主流。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十七世紀中葉在權力核心掌握政治大權，並 提出北伐論等反清思想的宋時烈。在金尚憲隱居期間，宋時烈是進出石室山林之 一28，也是最崇敬金尚憲的西人之一。如果說宋時烈的春秋義理與尊周事大思想 是金尚憲斥和路線的進一步發揮，那麼，或許可以說宋時烈是最了解金尚憲政治 理念的人物。
宋時烈與安東金氏的關係，不僅止於金尚憲世代，他對金尚憲的信賴，甚 至延伸到他與金尚憲的孫子金壽桓的關係，也即金昌協、金昌翕的父親。金壽桓 是宋時烈在肅宗朝當政時，共渡政治危機的政治夥伴，也是共同叱正〈朱子大全
宋時烈與安東金氏的關係，不僅止於金尚憲世代，他對金尚憲的信賴，甚 至延伸到他與金尚憲的孫子金壽桓的關係，也即金昌協、金昌翕的父親。金壽桓 是宋時烈在肅宗朝當政時，共渡政治危機的政治夥伴，也是共同叱正〈朱子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