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袁宏道對「古」之理想
綜觀中國文學史與文學批評之說明，大抵用復古與反復古二分法來討論明代 中後期的文學。例如，從《明史》(文苑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到錢謙益
《列朝詩集》、朱尊彛《明詩綜》，都採用著這兩條進路。不過，這種二分法是 否適合明代中後期以後文學發展的論述，實有討論的空間。
《樂記》理論的具體化落實，可以說是復古派最具代表性的文學實踐。此一 文學實踐的基本架構，則是從「聲音之道」判別體裁之高下，並力持第一義格調，
完成宗主論，而從證體入格的角度，上溯古學之源。這種從形式格套復古之目的，
乃在追求回歸詩樂合一的政道體系。誠如，蔡瑜先生所說，李東陽致力於將傳統 的樂教內涵具體化，以作為格調的基礎，並受〈樂記〉之啟發，點出「觀樂記論 樂處，便識得詩法。」5之論，實預設著「聲音之道與政通」6的樂教理路。7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回溯古學似乎不只是侷限在復古派的課題。而是明中 後期普遍形成的文化意識。例如，常被文學史家視為率意任性的袁宏道，雖然是 一個對自己充滿自負的人，但是，當他論及「古人」時，卻也流露著學古人之「真」
有所不及的態度8。此外，一般文學史雖然常把袁宏道說成不守禮法格套的人，
但他的文集中，卻也收錄著有關禮樂政教的討論。例如，〈和者樂之所由生〉即 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篇。袁宏道在這篇文章中不僅強調禮樂文德合一的重要性，並 且也從《樂記》的「和」之美學觀念，點出了禮樂政教合一的理想狀態。如其云：
5 李東陽：《懷麓堂詩話》(台北：藝文印書館，1983 年)，頁 1641。
6 李東陽〈春雨堂稿序〉云：「極其章程而聲協，足以上明國家之盛，而下為學者旨歸。」，《懷 麓堂集全集文後稿》卷三，引自蔡景康編選《明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
頁 89。
7 蔡瑜：〈從典律之辨論明代詩學的分歧〉，《臺大中文學報》17(2002.12)： 8-9。
8 袁宏道〈行素園存稿〉說：「古之為文者，刊華而求質，敝精神而學之，惟恐真之不極。」，
參見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1570。
夫和非他也，喜怒哀樂之中節者也。喜怒哀樂莫不有和，則莫不有樂。……
今之學者不知尋孔、顏之樂，而安知有中節之和？不知有和，又安知有 古人大成之樂哉？豈惟不知樂，亦不知禮。禮者，因人情之所安而自升 降，和之達於身者也。豈惟不知禮，亦不知詩。詩者，因人情之所欲鳴，
而自為抑揚，和之達于口者也。………故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詩禮必和而後盡情也。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政必和而後宜民。
9
袁宏道此論雖然以音樂之「和」比附著人情中節與禮樂刑政和諧一致下的社會狀 態，但這種從音樂的美學角度說明人文化成原理的論述，似乎同時也反證了袁宏 道對禮樂政教與社會現象關係的關注。
因此，就公安派對禮樂政教的關注，以及他們推崇古人的心態來說，其實在 公安派，「反復古並非卑薄古人，也不是懷疑古作的價值，他們一樣也是以古為 高」10。因此，公安派與復古派的分歧並不在何者為「反」何者為「復」的問題，
而在於延續傳統精神的課題上，採取什麼樣的進路與方法的問題。因此，我們似 乎不能只用「復古/反復古」的二元框架簡單的認定公安派之特徵，而應據文學 進路與方法論述的差異，進一步理解公安派的文學特徵。
故此，本節以下根據公安派的文學思想，首先討論性靈說的核心理論，其次 討論性靈說的創新方法與心態之特徵，以期據性靈說的特徵進一步考察農淵兄弟 的天機論與袁宏道文學思想的承接與轉化關係。
二、真與變 ─ 性靈說之核心
誠如，一般文學批評史的研究所說，公安派性靈說的形成，大抵受兩種歷史 成因之影響：一是嘉靖之際，後七子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造 成貴古賤今的盲目崇拜，使復古與擬古風尚達於極致，故提出「獨抒性靈，不拘
9 袁宏道〈和者樂之所由生〉，見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1522-1526。
10 周質平：《公安派的文學批評及其發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11。
格套」之說。二是，文學界引入心學自我身心的體認功夫，對於「求真」思潮有 進一步的深化與反省，性靈說強調「心」的靈敏知覺，也即是繼承心學「良知虛 明」、「良知靈明」思想，將心學的內省功夫轉用在文學藝術理論的具體之例。
因之，公安派對於創作主體的反思，可說是性靈說最具代表的論述要點。11 概括的說，性靈說的架構基因於以「變」為核心的文學史觀，而其性靈為樞 紐的情感表現，以及以「會心」為環節形成的審美心態，則是代變史觀下形成的 兩條達「真」之路徑。因之，以下首先探查性靈說代變史觀的特徵，其次，分別 從「性靈」與「會心」的概念，進一步討論公安派創作論的兩條進路。
1. 「代有升降，法不相沿」─ 袁宏道的文學史觀
復古派與公安派雖然都以回溯古學為理念，但二者對於文學史觀的分歧，
可以說是使復古派與公安派分別走向宗主說與性靈說的關鍵點。首先，復古派「文 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文學主張，認為模擬古人的作品是回復古學的最佳途徑，
故李夢陽、何景明等倡言復古，提出「文自西京，詩自中唐」的宗主之說，李夢 陽甚至站在格調說的角度，分辨「文氣與世運相盛衰」的關係，12強調上溯騷雅 氣象的重要性。格調說發展到胡應鱗乃完成「體以代變」、「格以代降」13的詩 史觀，並以特定時代、作者、作品為絕對標準，奠定以體裁高下為典律的詩話體 系。 不過，復古派這種設定特定時代，以最高標準為第一義的美學標準，同時 也帶來了引人詬病的模擬之風。
公安派從「變」的角度，提出「代有升降，法不相沿」之說，正成為他們 反駁復古派宗主論矛盾的重要主張之一。袁宗道在〈論文上〉中說：
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託謂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
11 顧易生、王運熙主編：〈明代的詩文批評〉，《中國文學批評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2008 年)；又參考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北京：人民文學，2000 年)。
12 李夢陽〈章園餞會詩引〉：「六朝偏安，故其文藻以弱。又謂六書之法至晉遂亡。………大抵 六朝之調淒宛，故其弊靡，其字俊逸，故其弊媚。……夫溯流而上，不能不犯險者，勢使然也，
茲欲遊藝於騷雅頏頡之間，其不能越是以往明矣。」李夢陽《空同集》卷五十七，清《文淵閣四 庫全書》補配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頁427。
13 胡應麟《詩藪》〈內編一〉。
語耶？14
袁宏道則在〈雪濤閣集序〉說：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 古人言語之迹，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15
宗道與宏道皆認為古今時間與語言並非是固定不變的，他們認為時代在變 化，人物、物態、語言都在變，文學創作當然也得相應而變，每個歷史時期都有 新變的文學，各有特色與成就。16因此，從時代與語言的變遷角度來看，復古派 將美學標準預設在特定時代，從語言形式上模擬古人的做法，自然成為公安派抨 擊的焦點。故袁宏道〈敘小修詩〉中云：
蓋詩文至於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準于秦、漢，詩則必準于盛唐。勦襲 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為野狐外道。曾不知 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 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
魏，豈復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 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17
袁宏道認為作詩不須模擬，所持理由是古人並不擬古，詩的初創時，更加沒有前 例可以模擬。因此，反對復古派宗主論，將普遍性的理想內容，轉為具體性而有 特定對象的理想內容，將某個時代的作品定為摹習、品評的理想標準。
由以上文學史觀的討論，可見性靈說強調「變」的文學史觀，顯然與復古派 宗主論有壁壘分明的差異。也正由於公安派文學史觀著眼於時代與語言不斷的變
14 袁宗道：〈論文上〉，《明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頁 302。
15 袁宏道：〈雪濤閣集序〉，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頁 709。
16 顧易生、王運熙主編〈明代的詩文批評〉，見《中國文學批評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2008 年)，頁 598。
17 袁宏道〈敘小修詩〉，見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187。
遷與發展，故其文學進路亦強調變古創新的創作方法，而反對「字句比擬」、「摭 腐爛之辭」（《雪濤閣集序》）的模擬之法。公安派這種變古創新的文學理念，
主要體現在他們的情感論與創作論，因之，以下首先根據袁宏道有關「真詩」的 討論，探查袁宏道對創作主體性情之思考，其次，藉著袁宏道對復古文學的批評，
進一步探查公安派的創作進路在美學典範上的突破。
2.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 袁宏道的情感論
公安派與復古派有關「真詩」的討論，可以說是在分歧的文學史觀下，形成 的二種不同的價值觀點。誠如，簡錦松先生所說，復古派是從「性情之正」的認 知上談「真」；性靈派是從「性情唯真」的認知上談「真」。亦即，復古派與性 靈說的著眼點各有不同，復古派著眼於「性情之正」，是以言志傳統的情感論為 價值，以致於要求詩作達到「正風俗」的社會功能，性靈說則著眼於「性情之真」，
是以抒情傳統的情感論為價值。18復古派與性靈說有關「真」的討論，提示了我 們明中後期有關「真」的課題，自有其論述的思想基礎，而且必然牽涉「情感」
價值的不同取向。
以鄧雲霄《重刊空同先生集敘》為例，此篇最足以代表復古派「性情之正」
以鄧雲霄《重刊空同先生集敘》為例，此篇最足以代表復古派「性情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