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袁宏道「性靈說」對農淵兄弟之影響
─ 以「天機論」為中心
李菊華
指導教授﹕鄭毓瑜博士
中華民國 99年 7 月
July，2010
時也是有待發展的領域。尤其是流傳到域外的漢學文獻，普遍被視為考據與佐 證中國文學的重要資料。不過，當我們在理解中國文學傳入域外的現象的同 時，似乎也有必要追問，中國文學傳入異域之後，是否對域外文學思潮以及論 述體系形成一定的刺激與影響？再者，如果中國文學的傳入引發一連串的變 遷，那麼，中國文學作為介入者，在域外文學系統究竟產生什麼樣的文學效 應？而域外文學作為接受者，又是以什麼樣的角度，將中國文學變形為自我文 學論述的根基？易言之，中國文學的流傳，及其與域外文學的關係，除了涉及 文獻資料的考證之外，似乎亦需要考量跨越文學與文化思惟的界限，展開系統
（中國）與體系（域外）之間的對談，以期在一文本流傳與旅行的時空交會 點，作整合性的考察與追索。
因之，本論文以中國與域外文學相互交流與對談的現象為前提，在時間 方面，主要著眼於明末書籍大量傳入朝鮮的十七世紀中後葉，一方面藉著文權 體系與知識階層的考察，探查朝鮮漢文學者的文化意識與世界觀，以期究明十 七世紀朝鮮社會的主導階層面臨明清變革的心態，以及看待中國文化傳承問題 的視域。 另一方面藉著客觀資料的考察，以期究明「性靈說」的傳入時間，以 及當代漢學家對袁宏道的評價。考察對象方面，則以朝鮮漢文學史上最具轉折 性意義的人物 － 農巖 金昌協與三淵 金昌翕兄弟為考察焦點，本文研究議題聚 焦在「性靈說」與農淵兄弟的「天機論」：一、在明末袁宏道「性靈說」的影 響下，農淵兄弟的詩論如何將朝鮮漢文學從早期重模擬、講格調的文學創作方 式，推向「真性情」與「真體驗」的個人化書寫之路。二、從分析詩論的結構 著眼，探查農淵兄弟如何取捨袁宏道文學思想的內涵。三、剖析「性靈說」經 農淵兄弟分解、據用、轉化後，對朱學系統形成的「離/返」效應。四、闡述
「性靈說」在朝鮮漢文學系統中經過雙重的轉化之後，對文學美典、創作理 路、審美觀點形成的影響。
藉著以上的考察，本論文希望透過「點」，即在單一時間點上從朝鮮漢 文學內部系統，縱向地呈現朝鮮漢文學如何在中國文學的影響下形成它的典律 系統。其次，從「面」，亦即從兩個地理空間的文學交流，橫向地呈現文學理
所面臨的拆解與系統化的命運。
目次
第壹章 序論... 1
第一節 朝鮮漢文學的分期...2
第二節 研究現況與研究範圍...4
第三節 研究方法...5
第四節 章節結構...8
第貳章 朝鮮漢文學系統之形成與變遷 ... 9
第一節 朝鮮前期的漢文學...9
一、規範化系統的奠定...10
二、漢詩書寫型式的正典化 ...11
三、文治政策對漢詩創作之影響 ...15
第二節 十六世紀中葉─漢文學環境與漢詩風格的轉向...17
一、十六世紀中葉朝鮮漢詩的創作環境 ...19
二、宋詩風格的唐風轉向 ...21
三、十六世紀前後創作方法之異同，及其在漢詩史上的意義 ...23
第三節 十六世紀後葉復古派的傳入與文學自覺 ...25
一、復古派之文論，及其典律運作之影響 ...28
二、文學品評美典之確立 ...29
三、擬古風的另一個面向 ...33
四、模擬風氣之盛行...36
第參章 十七世紀的文化環境與京華士族 ... 41
第一節 十七世紀的社會環境與知識階層...41
一、知識階層的分化...42
三、士族階層的世界觀...49
第二節 農淵兄弟的家世與階層背景 ...51
一、安東金氏的「仕士」特徵 ...53
二、安東金氏的「文士」性格 ...55
三、農淵兄弟所選擇的生命型態 ...58
四、農淵家族與明清文化 ...61
第三節 明末遊記類總集的傳入與農淵家族閱讀情形 ...66
一、真景山水文化的形成背景 ...66
二、明末遊記類總集《名山記》及其傳入時期 ...69
三、農淵家族對《名山記》的閱讀取向 ...72
第四節 《名山記》對白岳詞壇創作之影響 ...74
一、《名山記》的編書方式對白岳詞壇集體創作之影響 ...75
二、明人命題方式及其描寫特徵 ...77
三、明人山水文學的美學特徵對遊記描寫方式之影響...78
四、《名山記》與明人遊記對朝鮮後期山水文學創作之影響 ...79
第肆章 性靈說在漢詩系統中的雙重轉化 ... 85
第一節 袁宏道文學思想之特徵 ...87
一、袁宏道對「古」之理想 ...87
二、真與變 ─ 性靈說之核心 ...88
三、性靈文學的美學特徵 ...95
第二節 《袁中郎集》的傳入與閱讀情形...101
一、十七世紀前期袁中郎文集的傳入情形 ...101
二、十七世紀後期文獻中的袁宏道...105
三、農巖 金昌協的學術立場，及其對袁中郎的評價...110
第三節 性靈說的承接與系統化歷程 ...115
一、 農淵兄弟的詩道論 ─ 關於「詩」與「性情之真」的討論..115
二、「自得」與「自運」 ...120
五、「天機之動」 ─ 性情活動的內在底蘊 ...127
第四節 袁宏道的「求真」思想對漢文學系統形成的影響...130
一、十六世紀前期「天機」的美典內涵 ...131
二、農淵「天機說」在漢文學批評系統中的轉折...133
三、「惟變所適」的創作進路 ...135
四、《文趣》─ 審美觀點的轉向...136
第伍章 結論 ………143
附錄： 附錄 1：朝鮮性理學派流變圖 ………147
附錄 2：以金剛山為主題的詩文、繪畫 ………149
參考文獻目錄...151
第壹章 序論
文本的流傳，就像一趟沒有目的地的旅行，經過不同時空、遭逢不同的人 事、物景，累積不同的經驗與知識。另一方面，當文本傳入另一個時、空間環境 時，它又像一顆會開花的種子，在新的土壤適應新的環境綻放出知識的花朵。因 此，就「旅行」的面上言，文本在流傳的過程中，就預設著它在新的時空環境可 能遭遇的困境，困境同時也凸顯出了它的力量在另一個時空環境中的極限；就其 如同「種子」的面上言，文本的旅行同時也提示了我們它對新的環境可能帶來的 變化，而「變化」同時也暗示了「文本」的源起點與傳入點之間的差異。於是，
越界的文本在同質與異質的細縫，藉著「中介者」視域的參與豐富了它那漫長的 詮釋旅程。
當我們說文本在旅行的過程中遭逢經驗與知識，乃至於豐富了它的意義 時，同時意味的是，文本的意義，並不只是在每一個旅行中停留的點上展現它那 固定不變的文字形式，文本反而在旅行的過程中，與某地，某時中的情境展開反 覆的對話，因著接受者的當時處境不斷揭示著它的相對真理。我們之所以運用「相 對性」概念來說明文本在不同時空中的意義，是立基於它的開放性，亦即它在任 何處境中可能形成的多重意義。在這樣的意義上說，文本似乎可以隨著接受者的 處境無限延伸與擴張，但是，我們必須要指出，不同時空中的詮釋者詮釋文本意 義時，並不是完全捨棄文本的原初意義，將文本擺放在完全陌生的領域。而是「詮 釋」此一行動，只不過是相應著詮釋者的處境「脈絡化」並「再現」詮釋者自身 與被詮釋者(文本)的過程，以便文本能夠在詮釋者的處境中找到適當的定位。那 麼或許可以說文本的詮釋是一種選擇、調整視域的過程，在詮釋的過程中凸顯的 是詮釋者欲建制的觀點。當我們說選擇、調整時，它所意味的即是文本在此一過 程中「被分解、被系統化，乃至於被簡化的共同命運」，在不同時空中由誰、為 何、用什麼方法「據用、省略或變形」1，也就成為探討文學演變的重要關鍵。
明末袁宏道的文學理論，就像是一顆會撥散的種子，藉著中朝使臣的交流，
傳入朝鮮的文學系統。在十七~十八世紀為朝鮮的漢文學發展帶來了新變與發 展。不過，一種文學理論的形成，畢竟是特定歷史環境的產物，故其理論一但越
1李有成〈理論旅行與文學史〉《中外文學》25.3（1996.6）:224。
界旅行到不同的時空環境，必然會在新的文學系統遭遇不可避免的困境，同時經 過中介者的參與，面臨系統化與脈絡化的命運。新環境中的中介者針對袁宏道文 學理論的再詮釋，一方面說明了它必須要捨棄行囊中的某些東西，騰出些許的空 間擺放標記著該時空的事物，以便適應特殊時空中的旅行。另一方面，也暴露了 特定時空環境下形成的文學理論，在不同文學環境中的極限與缺陷。2
故此，本文作為中朝文學交流研究的起始點，以十七~十八世紀朝鮮漢文學 轉折階段的核心人物農巖金昌協（1651~1708）3與三淵金昌翕（1653~1722）4為 考察重點，希望透過明末求真思潮的傳入，及其對朝鮮漢文學系統形成的變化，
考察中國文學對朝鮮漢文學發展形成的影響，以及對朝鮮漢文學系統的轉折形成 的意義。
第一節 朝鮮漢文學的分期
按歷史學家的觀點，朝鮮時代發生的壬辰倭亂(1592 年/明‧萬曆 20 年~1598 年/明‧萬曆 26 年)與丙子胡亂（1637/明‧崇禎 10 年）是朝鮮王朝的政治、社會、
文化、思想變化的最大分界點。故以二大歷史事件為界，將朝鮮時代分為前後二 期，則朝鮮前期包含朝鮮李太祖建國到宣祖朝前，朝鮮後期則指 1392 年宣祖朝 以後到十九世紀末純祖、哲宗為止。但是，在文化、文學的研究議題中，這樣的 分期似乎有其困境與欠缺之處。
第一，因為文化的發展與定型，總是比歷史事件來的緩慢，也不會當下 立即的顯現於歷史之中，其變化更不如科學公式或科學實驗，可藉由歸納、
統計、邏輯來獲得客觀的數值或結果。因此，在討論文化變遷與發展時，似
2 李有成〈理論旅行與文學史〉《中外文學》25.3（1996.6）：226。
3 金昌協，籍貫安東，字仲和，號 農巖、三洲，諡號文簡。出生於果川，領議政金壽恒之次子。
1669 年 (顯宗 10 年，19 歲)考中進士，又在 1682 年 (肅宗 8 年)增廣文科中考中狀元。文集有《農 巖集》，編著有《農巖雜識》、《朱子大全箚疑問目》、《江都忠烈錄》《文谷年譜》《文趣》
等書，篆額碑文有《文貞公李端相碑》《監司李萬雄碑》《金崇謙表》、《金命元神道碑》等。
4 金昌翕，籍貫安東，字子益，號三淵，諡號文康，出生於首爾，領議政金壽恒之三子。幼時曾 從學於李端相。1673 年 (顯宗 14) 考中進士，1684 年雖被任命為掌樂院主簿，但未出仕。文集 有《三淵集》，編書則有《安東金氏世譜》。
乎有必要注意該時期的歷史成因對文化整體帶來的結構性變化。
第二，由於十六世紀的朝鮮，經丙子胡亂與內部的黨派鬥爭，不但在社 會上面臨了階層與權力關係的結構性變化，而且在十七世紀初明末文化的傳 入，以及明清易代的局勢下，面臨了文化認同的衝激與擺盪。因此，就著眼 於壬辰倭亂與丙子胡亂的分期，似乎不足以我們說明社會、政策、文學之所 以有轉折或突破的原因。
第三，按朝鮮前、中、後期的文化意識來說，朝鮮前期因《性理大全》
與《四書五經大全》之傳入，性理學被早期的君王與臺閣文臣共推為國家理 念，故在性理學思想高漲的時代氛圍下，「文章華國」與「文章經國」之論 述，成為漢文學創作的主流，因此，漢文學大多著重在唐宋文風之模擬，而 趨向於理學化與臺閣化的發展。朝鮮中期，則受南人與西人、老論與少論之 黨爭，以及崇明排清思想之激化，使得理學化的文學越來越走向抽象化的性 理學路徑，而著重審美體驗的山水文學，則因接受明末文學成果之刺激，逐 漸從臺閣體與模擬唐宋文體之風氣，轉型為「個人化」的純文學創作，並且 在文學批評方面，因明末文學「求真」思潮的傳入，開闢了反擬古、重體認 的批評理路。到了後期，朝鮮的文壇則因清代實學與西學的傳入，漢文學的 創作者接受博求實證與社會實踐的務實觀念，創造出了朝鮮後期樸實的文學 作品，此時的文學批評亦因《四庫全書》傳入之影響，再度走向了「經典化」
的路子。要之，就朝鮮王朝前、中、後期的文化形態與中國文學傳入關係來 看，我們似乎也無法以截然二分的分期方式，概括的說明朝鮮王朝五百年間 的文化變遷的真正原因。
因此，本文以朝鮮時代最具影響的歷史事件－壬辰倭亂與丙子胡亂為朝鮮 漢文學史分期的參考座標，一方面著眼於歷史背景與文化轉折之關連，另一方面 則著眼於朝鮮漢文學體系與中國文學之關連，將朝鮮漢文學的發展分為：1. 朝 鮮前期－李太祖建國到十五世紀末（成宗朝），2. 朝鮮中期－自十六世紀初葉
（燕山君）到十七世紀（宣祖朝）；3. 朝鮮後期－自十七世紀中葉（仁祖朝）
到十八世紀初葉（肅宗朝）；4. 朝鮮末期－自十八世紀中葉（英正祖朝）到十 九世紀（純祖、哲宗）朝鮮朝結束。上述四個階段的分期，一方面是為了細考朝 鮮漢文學的主導階層，及其文化認同對文學典律形成之影響，另一方面，則是為 了進一步探析中國文學系統的傳入對朝鮮漢文學帶來的效應。本文透過文化論述
與改革方案之對照，希望能夠進一步了解中國文學在朝鮮漢文學史中的定位與意 義。
第二節 研究現況與研究範圍
歷來韓國漢文學界，有關農淵兄弟文學觀念的討論，有相當深入且豐富的 研究。例如，在文學理論方面，金興奎先生藉由詩經美學體系之分析，討論了朝 鮮後期漢詩創作的基本架構，並指出朝鮮後期的詩學，乃奠基於詩經的美學體 系。5李鍾虎與金南基先生則以金昌翕為研究對象，深入的剖析了三淵的創作原 理與詩文作品，並指出三淵的美學理論乃奠基於天機、天真以及性靈等美學概 念。6李相周先生則針對農巖的弟子澹軒‧李夏坤進行研究，分析澹軒的文學思 想與佛學之間的關係，指出澹軒進一步深化農淵兄弟的文學理論，文學創作推向 佛學化的美學境界7。安大會先生則透過 18 世紀朝鮮漢詩的特質分析，指出農淵 兄弟的文學轉向，與十八世紀漢文學變化的源流關係。8姜明官先生則透過農淵 兄弟與明中後期的文學之比較，指出農淵兄弟的文學批評與明末公安派之間的關 連性。9
綜觀韓國漢文學界有關農淵兄弟及其文藝集團的研究，其討論重點大體不 離以下課題：一、立基於詩經體系的詩道價值觀，二、天機說的理論的架構與原 理分析，三、文學理論與明末文學思潮的關係，四、分析個別作者的文學思想，
及其形成背景。亦即，個別學者的研究重點，大多集中在農淵兄弟立基於「天機」
5 金興奎：《朝鮮後期詩經論與詩意識》（首爾；高麗大學民族文化研究所，1982 年）；閔丙秀：
〈朝鮮後期詩論研究〉《韓國文化》11，(1990) 115-133；〈關於朝鮮後期漢詩的新傾向〉《韓國 漢詩研究 2》(首爾；文社，1994)；鄭雨峰：〈金昌協的詩論在批評史上的意義〉《語文論叢》
31（首爾；高麗大學，國語國文學科，1992）195-216；安大會：《朝鮮後期詩話史研究》(首爾；
國學資料院，1995)；李勝洙：《三淵金昌翕研究》(首爾；漢陽大學博士論文，1997)
6 李鍾虎：〈關於三淵金昌翕詩論之研究〉（首爾；成均館大學博士論文，1991）； 金南基《金 昌翕的山水詩研究》（首爾；首爾大學碩士論文，1994）。
7 李相周：《澹軒李夏坤文學研究》（首爾；成均館大學博士論文，1994 年）。
8 安大會：《18 世紀韓國漢詩史研究》，（首爾；Soo Meng 出版社，1999）。
9 姜明官：《公安派與朝鮮後期漢文學》，（首爾；Soo Meng 出版，2007 年）。
概念上的美學觀念，及其文學理論的形成與明代文學的關係。顯然「天機說」是 農淵兄弟文學理論之核心，亦是他們據以批評當代文學潮流的重點。
自 1982 年張源哲先生《朝鮮後期文學思想的開展與天機論》的研究之後，
「天機」概念成為韓國學界研究朝鮮後期漢文學發展與轉向的重要課題。目前學 界有關「天機論」的研究角度，大體包括以下三種觀點：一，從文學發展的史學 角度切入，預設漢文學進入近代化的後設觀點，從朝鮮漢文學史的發展脈絡加以 申說，認為「天機論」是「性情論」的替代性產物。10二、從民族的文化心理以 及美學傾向，指出天機論蘊含的是向「順自然」的文化心理之回歸11；三、從主 體的抒情角度切入，指出天機是轉化作者情感或某種精神狀態的機制
(mechanism)。由以上三種研究觀點可知，「天機論」的提出以及與其相關的研究，
雖然在韓國的研究學界，累積了相當豐富的成果，但是，有關天機論的內涵，及 其構成原理,實沒有一個確切的定說，這可能是因為「天機」本身在朝鮮時代的 文獻中，沒有一個清楚的定義，也可能是因為研究者切入角度之不同。總之，韓 國學界雖然都認同十七~十八世紀農淵兄弟提出的「天機論」，在朝鮮漢文學史 上具有轉折性意義，而且對朝鮮後期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但是，天機的 理論架構及其形成的過程，仍有繼續研究與討論的空間。
第三節 研究方法
那麼，什麼樣的研究角度，才能一方面扣合朝鮮漢文學的發展軌跡，又能 考察到文學系統形成轉折的原因？筆者認為，對於朝鮮漢文學演變成因，及其發
10 例如，趙東一認為相對於性情論的道德規範，天機論突顯的是人的自由、創造性、以及對「天 理」觀念的轉變，若將趙東一先生的界定，放在朝鮮思想史的脈絡中進一步申說，則趙東一先生 的「天機論」定義，與其說是替代性觀念，勿寧說是具有反性理學理念的意義，亦即，趙東一先 生的說法，實際上預設著朝鮮漢文學進入近代化歷程的後設觀念，視「性情」為理學家所強調的
「性情之正」的觀念，因此，強調創造性的「天機論」就具有了脫性理學規範與脫朱學理念的性 質。趙東一著《韓國文學通史》3（首爾；知識產業社，1994）：頁 139。
11 例如，李東歡教授在〈朝鮮後期「天機論」概念及其美學理念與文藝、思想史的關聯〉中指出，
朝鮮後期的天機概念，實際上是涵括在所有文學創作範疇的美學思想。其原因之一是，詩包含著 文學與藝術雙重因素，屬於詩學最高或最上位範疇的概念，很可能成為詩以外的文學或藝術創作 的普遍理據。其原因之二，是當代有關散文或書法、繪畫的創作理論，皆以「天機」的表現為最 終目的，亦即此一文藝現象表明著文學藝術實際上趨近天機論的表徵化傾向。其原因之三，是天 機論與韓國美學思維之基底─「順自然」傾向有著非常緊密的相關性。李東歡：〈朝鮮後期「天 機論」概念及其美學理念與文藝、思想史的關聯〉《韓國漢文學硏究》Vol.28，(2001)
展軌跡的考察，首先需要考量的是，朝鮮漢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誠如，《韓 國文學史》研究所說，七世紀時新羅奉唐正朔之後，朝鮮半島在政治上正式納入 天朝禮制體系，或叫華夷朝貢的體系。亦即，以華夷朝貢體系為紐帶關係，朝鮮 半島早在七世紀就已受到中國的影響。如是，則漢文學的演變發展，也就不可避 免的受中國文學發展的影響。因此，研究漢文學發展的同時，也就有必要進一步 考察當代傳入朝鮮半島的中國文學及其影響，以便在域外文學史的敘述中，為朝 鮮漢文學的變遷與發展找到清楚定位。因此，本文以華夷朝貢體系為研究域外漢 學的背景，希望藉著以下兩種觀察角度，進行中韓文學相互交流與影響關係之考 察。
首先，鄭師毓瑜在〈文學典律與文化論述－中古文論中的兩種「原道」觀〉
中，用以說明文學典律形成的觀點，對於本文的撰寫提供了非常大的啟發。按鄭 師云：
任何一種文學典律的形成（canon formation），也就是說當某一種書寫模 式被標舉為規範，通常離不開歷史性的論述。一方面它回溯曾經出現過 的作品，以說明這種模式的淵源、創化及之所以與其他作品相分辨而被 獨尊的理由，所以文學典律離不開文學史。而對於過往作品的回顧、經 典的評定，同時就等於提出針對文化遺產的現在詮釋，這種詮釋表現出 建構文化體系的價值觀念，所以文學典律同樣也離不開文化史。文學史 包含於文化史之中，而文學典律就是文化體系中意義聚結的關鍵點。12 歸結鄭師的觀點，文學典律形成的要因大概有三：一、歷史性的論述：即某種階 級的集體認同，二、文學價值觀之回溯：即回溯某種書寫型式的象徵、寓意所隱 含的價值觀，三、文化體系的建構：即將某種階級集體認同的價值觀念，「體制 化」（institutionalization）為言行交流的標準。
本文希望借用文學典律形成的三項要素，作為考察當代文學環境與文學認 同的觀點。在第一章藉以分析明初的宗經觀念，如何被朝鮮前期的主導階層「體
12 鄭師毓瑜著〈文學典律與文化論述－中古文論中的兩種「原道」觀〉，《漢學研究》18.12
（2000.12）：286。
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為文學創作的典範系統。其次，在第二章則考察明末 清初之際，朝鮮文人普遍形成的文化意識，及其對文學形成的影響。
其次，根據佛克瑪(Douwe W. Fokkema)的說法：「文學史的主要現象之一就 是規範系統的變化」。那麼，相對來說，規範系統的變化必伴隨著改變此一體系 的方法與理路。故此，本文在討論中朝文學關係時，希望援引薩依德(Edward W.
Said) 〈旅行的理論〉(“Traveling Theory”)作為探查影響與效應關係的觀察角度。
薩依德(Edward W. Said)在其廣受引述的論文〈旅行的理論〉(“Traveling Theory”)中對理論的越界已經有過相當詳盡的討論，單德興先生與李有成先生也 曾以薩依德的理論旅行理論進行過翻譯問題與文學史教學的相關討論。根據單、
李二先生的論述，以及 Said 在該文中的主張，綜合言之，Said 認為，任何理論或 觀念在旅行時，都有「一個分明的、重複出現的模式」，此模式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源點(point of origin)，也就是觀念產生或進入論述的起始環境；第二階 段是觀念由源點移轉到另一個時空的距離。第三個階段是被移植的理論或觀念被 接受或遭到排斥的一套新條件，而且被引介後能否為新環境所忍受也端賴這些條 件所構成的情境。第四個階段是在新的時空中，觀念被新的使用者所轉型而產生 新的效應。13換言之，一種理論成為文學體系的規範系統，涉及不同語言、文化 中使用者的介入。而且在不同語言、文化系統中被再現的理論，不僅是原作者的 知識、論述、權力關係的再現，它同時是中介者（文化生產者）的再現。因此，
理論在旅行的過程中會隨著接受者的情境而具變異性，然而，中介者的踐行效應 (performative effects)則顯示著文本在不同情境下難以預料的轉型與變化。
朝鮮漢文學的發展，畢竟不能脫離中國文學之影響。因此，本文在考察朝 鮮前、中、後期的文學演變時，希望聚焦在中國文學理論之傳入，及其對文學轉 型形成的影響進行分析。特別是在討論明末文學傳入之後形成的影響時，希望援 引薩伊德理論旅行說的四階段理論，進一步分析袁宏道的「求真」思想，在十七 世紀進入漢文學系統之後，遭遇的困境與系統化的過程，以及被納入漢文學系統 之後，在漢文學觀點的轉折上形成的效應。
13 單德興〈理論之旅行／翻譯：以中文再現 Edward W. Said──以 Orientalism 的四種中譯為例〉〉
《中外文學》29.5(2000.10) ：41，李有成〈理論旅行與文學史〉《中外文學》25.3(1996.6):225。
第四節 章節結構
本文以下將十七世紀後期到十八世紀初葉視為朝鮮文學最主要轉折點，擬 從三方面考察朝鮮漢文學的變遷與發展，及其與明代文學的影響關係。
其一、朝鮮漢文學系統之形成與變遷，將朝鮮前中期視為朝鮮時代漢文學 的醞釀期，以美學典律的形成過程為考察焦點：一、從文治政策對文學形成的影 響，探查朝鮮前期由漢詩風格的轉向，及其創作方法之特色，二、從十六世紀後 葉復古派傳入朝鮮之後形成的影響，探查朝鮮中期的漢文學之特色。
其二、十七世紀的文化環境與京華士族，討論十七世紀之所以形成漢文學 轉折的歷史成因，分別從：一、社會環境與知識階層的分化，討論文化主導階層 的特色，及其文化意識，二、聚焦在農淵家族的階層背景，討論農淵兄弟的社會 角色與文化價值觀，三、以農淵兄弟及其引領的白岳辭壇的文學活動為考察焦 點，討論明代遊記類文學的傳入與白岳辭壇集體活動之關聯。
其三、性靈說在漢詩系統中的雙重轉化與影響，則聚焦在袁宏道文學思想 傳入朝鮮之後，在朝鮮漢文學系統中面臨的困境與轉化。援引薩伊德「理論旅行」
說的四階段模式：一、從性靈說的源起點，也就是「求真」觀念產生或進入論述 的起始環境，探查性靈說的核心內含。二、則討論袁宏道文集的傳入途徑，以及 朝鮮文人的閱讀情形與評價。三、分析袁宏道的文學觀念移植到新的文學環境之 後，被新的文學實踐者接受與排斥現象。四、探查性靈說在新的時空環境，經過 新的使用者的轉型之後，對漢文學系統產生影響與效應。
第貳章 朝鮮漢文學系統之形成與變遷
第一節 朝鮮前期的漢文學
七世紀中葉，建都於慶州的新羅聯合唐朝軍隊先後滅亡高句麗和百濟，統一 半島，但從此新羅奉唐正朔，朝鮮半島在政治上正式納入天朝禮制體系，或叫華 夷朝貢體系。十世紀初高麗王朝建立以後（918 年－1392 年），為了抑制地方豪 族勢力，高麗光宗重用中國後周人雙翼，於 958 年引進中國的科舉制度，用考官 制度取代原先的骨品門閥制度，從此高麗的選官制度同中國統一了起來。1從以 上朝鮮以前的二大朝代的概況，可知中國上自典章制度、科舉文化，下至農工百 藝、宗教禮俗均成為朝鮮歷代王朝建立政治體系的範型，而屬於華夷朝貢制度，
則成為過去中韓兩國維繫外交關係的重要樞紐。
朝鮮王朝興起於十四世紀，自李太祖建國到十八世紀英正祖期間，凡統治近 五百年（1392 年－1863 年，共 472 年），外交政策繼承自新羅以降延續下來的 華夷朝貢體系，以「一年三貢」的事大政策2，與明維繫了長期且穩定的宗藩關 係。從外交體系的實際意義上言，朝貢制度雖然具有政治與經濟交流的重要意 義，不過，在另一方面，這樣的制度同時也帶動了中朝兩國文化的交流與磨和。
其中，除了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交流的生產技術與經驗，金屬器具、絲綢、漆器 等蘊含的文化內容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文學資產的傳入，以及文人文化的東移。
故此，不論是從朝鮮歷史的角度，還是從朝鮮外交關係著眼，都不容我們忽視外 部的中國文化傳統（包含明清）在朝鮮的文化體系形成的規範作用，以及在文學 的的創作上形成的制約效應。據此了解，當我們討論朝鮮文學的發展時，就不能 只從內部或外部單一的方向討論它的變化軌跡，而需要將朝鮮漢文學放在更大的 關係網路，來探究朝鮮文學（文化）變遷的可能成因與結果，並且透過內外雙方
1 趙潤濟著，張璉瑰譯：《韓國文學史》〈譯者前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年)，
頁 3-4。
2 「事大」一詞來源於《孟子》的「以小事大」。根據張伯偉先生指出「朝鮮王朝建立以後，以
「事大交鄰」為基本國策，其原則是事大以精誠，交鄰以信義，所以向明、清王朝派遣朝天使或 燕行使，而向日本派遣通信使。」參見張伯偉著：〈漢文學史上的 1764 年〉，《文學遺產》2008 年第一期，頁 114。
的考察才有可能讓我們在古/今、中/外、他/我、大/小的關係網路中，為域外漢文 學的發展找到更確切的文化定位。
故此，本章以下從中國文學的傳入，及其對朝鮮漢文學形成影響為考察重點，
分別探查朝鮮前、中期漢文學的流變關係。
一、 規範化系統的奠定
自 1392 年李成桂（太祖）在松京（今開城）壽昌宮正式登基，並經明太祖 朱元璋圈定「朝鮮」二字為國號之後3，朝鮮開始進入了漫長的文化建制歷程。
朝鮮初期，承接高麗時代舊有的文化與政治體系，面臨的首要課題就是樹立朝鮮 王朝自己的文化信念與治國理念。因此，在這段肅清與統整的過程中，首先被朝 鮮的太祖揚棄的就是導致高麗王朝滅亡的佛教思想與寺院制度，反之，代之而起 的則是儒家的性理學思想與嚴謹的科舉制度。換言之，朝鮮初期可以說是朝鮮建 置性理學王朝非常重要的階段，而且也是以「儒學」建置文官體系非常關鍵的時 刻。
尤其是在十五世紀世宗朝時《性理大全》與《四書五經大全》傳入朝鮮之 後，經由世宗的鼓吹立為官學之後，儒學不但成為士大夫人格性情養成的規範，
同時因為性理學與科舉制度的結合，進而成為考核與稽查文官體系的絕對標準。
根據《世宗實錄》世宗一年(永樂十七年)十二月七日(丁丑)第三條「永樂帝欽 賜《四書五經大全》」條記載：
敬寧君裶、贊成鄭易、刑曹參判洪汝方等回自北京。皇帝就賜麒麟、獅 子、福祿，隨現寺、寶塔寺祥瑞之圖五軸。福祿似驢而高大，頸長抗，
白質黑文， 人不能名，帝自名之曰：「福祿」云。皇帝待裶甚厚，命禮 部照依世子褆朝見時例接待。一日，詔裶陞殿上，帝降御座，臨立裶所 跪處，一手脫帽，一手摩髻曰：「汝父汝兄皆王，汝居無憂之地，平居
3 李成桂擬定兩個國號——「朝鮮」（古朝鮮國名）和「和寧」（李子春就仕之地）奏請明太祖 朱元璋裁定，朱元璋圈定朝鮮二字，以李成桂為「權知朝鮮國事」，此為「李氏朝鮮」之始，李 成桂是為開國之君，廟號太祖。1395 年建都於漢陽（今首爾漢江以北地區）。1398 年，第一次 王子之亂後再度遷都開城；1400 年，第二次王子之亂後最終定都漢陽。
不可無所用心。業學乎?業射乎?宜自敬愼讀書。」特賜御製序新修《性 理大全》、《四書五經大全》及黃金一百兩、白金五百兩、色段羅彩絹 各五十匹、生絹五百匹、馬十二匹、羊五百頭以寵異之。4
上引《實錄》非常生動的記載了敬寧君裶5以謝恩使身分入燕之時，明成祖對待 敬寧君的實況。《性理大全》、《四書五經大全》在永樂十五年頒布之後，不到 兩年就由敬寧君帶入朝鮮。這件歷史事件，對朝鮮來說實具非凡的文化意義。因 為，《性理大全》、《四書五經大全》在永樂十七年傳入朝鮮之後，立即被世宗 確立為官學，而且實行各種文化措施6，奠定了往後朝鮮與中國在文化上的宗統 關係。
再者，在「崇儒排佛」理念高昂的時代環境下，朝鮮初期君王藉著文官體系 的制度，培育出了多位官閣階層的漢文學家。例如，太祖十三年（1413 年）廢除 座主門生制，並設「親試」選拔了文武百官，世宗二十年（1438 年）則設「進士 科」，透過科舉考試選拔了當代博學才儁的文人。如此以君王為中心形成的文官 體制，反應了朝鮮前期漢文學的主導權，其實掌握在君王與官閣文臣手裡的情 形。然而，在君王與文臣一致推動的尊儒政策下，透過科舉制度與文士教育等體 制化的運作，漢文學的創作推展出了具有「經國」與「華國」功能的書寫形態。
二、 漢詩書寫型式的正典化
根據沈慶昊先生在《漢文學與詩經論》中，解釋「文章經國」與「文章華國」
二概念時，指出所謂「文章經國」，是指文章具有載道與教化的功能，而「文章 華國」則是指以粉飾太平與歌功頌德為要的文章。換言之，對於朝鮮前期的士大
4 1419 年(世宗元年)明 永樂帝欽賜《四書五經大全》《世宗實錄》6 卷「1 年 12 月 7 日(丁丑)」
第三條(1419 己亥 / 明‧永樂 17 年)，影印本 2 冊 348 面。
5 朝鮮第三代王太宗的第一庶子。本名裶，諡號齋簡。世宗元年，以謝恩使身分入燕。
6 例如，世宗九年（1427 年）命令忠清、全羅、慶尚、江原各道負責版刻，世宗十七年（1435 年）則命令各道監察隨時繳送大全本印出請願者之冊紙。（《漢文學與詩經學》，頁 45），又 如，世宗在十三年三月，正式確定科舉考書目，在世宗二十年則恢復了進士科。朱學體系不但成 了世宗朝文官體制的考核、稽查、選才、定制的唯一標準，而且也成了往後學術與教育的發展的 重要理據。
夫來說，所謂文學，既是載道之器，也是表徵治亂盛世之具。
例如，朝鮮前期的建國功臣鄭道傳（1342~1398）在〈陶隱文集序〉中云：
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詩書禮樂，人之文也。然 天以氣，地以形，而人則以道，故曰文者，載道之器，言人文也得其道。
詩書禮樂之敎，明於天下，順三光之行，理萬物之宜，文之盛至此極矣。
士生天地間，鍾其秀氣，發爲文章，或揚于天子之庭，或仕于諸侯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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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則資料中，鄭道傳將「文」與天地放在同等的地位，視「文」為「載道之器」，
亦即是承載人倫秩序與人事規則的容器。如是，則在鄭道傳的論述脈絡裡，「道」
就是「文」之所以存在的存有根據，而「文」的功能也就在於表現（言）人間的 秩序與規則（道）。再者，在上述論述脈絡中，鄭道傳特別凸顯出「士」在道與 文之間的角色，也就是將明禮樂與宜萬物的任務，視為「士」的使命與責任，使
「士」成為連接道與文的重要橋樑。並且由於「士」具有成教化、興禮樂的能力，
所以，「文」才能在天子之庭與諸侯之國發揮最大的功能。要之，在鄭道傳，「士」
一方面是呈現「道」的存在，同時也是實現經國理念的樞紐。因此，在「士」的 雙重角色下，「文」就不僅是「道」顯現自身的載體，它同時因為「士」的介入，
才會具備明教宜理的功能。
從鄭道傳的論述中，我們一方面看到朝鮮前期文人視「文」為載道之器的觀 點，另一方面，也看到由於「士」的介入，「文」得以發揮社會功能的說法。據 此，筆者想要進一步探討的是，文在道的載體之外，所具有的社會功能，尤其是 在中朝兩國的關係下，漢文學似乎不能只從人文化成之道的大範疇加以說明。
誠如，筆者在前文指出，朝鮮半島自新羅奉唐正朔之後，在政治上正式納入 天朝禮制體系，朝鮮王朝建國之後，延續新羅以降的華夷朝貢體系，以事大慕華 政策維繫了中朝兩國關係。這意思是說，中朝兩國是以禮制體系為文化建置的共 同基礎，然而，中朝兩國之間，不論是王室備儲問題或民間生活的情況，都成為 傳達、稟報、參與、分享的訊息。因此，在這種朝貢體系下，兩國之間必然會有
7 〈陶隱文集序〉（戊辰十月），見《三峯集》卷之三，收錄於《叢刊》a_005，頁 342c。以下 所引《叢刊》，乃指《韓國文集叢刊》，a 為類別，數字代表集數。
使臣的來往與交流，以及書、表、策、箋、咨文等外交文件往返的情形。例如，
常受近代漢文學界矚目的《皇華集》，就是一部集結中朝使臣酬唱詩歌的總集，
然而，從中朝兩國的宗藩關係來看，以酬唱詩歌交流的型態，似乎寓意著詩在外 交場合具有賦詩以言志的功能。然則，對於朝鮮的士大夫來說，由於漢文學是維 繫兩國文化體系的一個重要渠道，而且也是中朝兩國使臣交流與對談的重要管 道，因此，除了需要具備中國傳統文化的修養之外，熟捻漢字、漢語的意義，運 用漢字漢語的修辭、寓意功能，更成為他們不得不內化的重要能力。例如，朝鮮 初期的文臣金安國向中宗提出詞章振興方策時，說：
《中庸》曰：「來百工。」百工技藝，至微之事，王者無不致其精也。
況文學，飾治之具，故古人云：「文明之治。」其敢慢易而忽之哉？……
我國有交隣、事大之禮，文學之士，在所當急。…………非徒此而已，
今則太平，固爲無事矣，如或有可辨之事於中國，則言語不通，不得以 盡其意，則必因文字，而達其意也。須其辭懇切而後，足以感動其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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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文學對朝鮮的文人來說，不僅是「飾治之具」，而且也是與中國朝廷溝 通國事的重要媒介。金安老的文獻，一方面反應了朝鮮在與明的關係考量下，不 得不提振詞章培育文學之士的處境，另一方面也反應了朝鮮漢文學的創作，其實 預設著大明王朝的朝廷與使臣此一族群。
根據以上兩種情形，我們至少可以推知漢文學的創作除了是為了展現士大夫 的經世理念，實際上也是為了中朝兩國外交關係的需要。如是觀之，漢文學之所 以推向「經國之文」與「華國之文」兩大趨勢，正說明著朝鮮初期漢文學的創作，
其實是為預設的閱讀群體，所再現的文化言語體系。再者，從宗藩關係的角度加 以觀察時，朝鮮漢文學的發展，所牽涉的就不只是文與道此一大範疇的問題，它 另一方面還關係著語言的修辭與語言的表意能力問題。故此，我們在朝鮮前期君 王實行的文化政策中，可以看到特定的文學體類，不斷的透過「體制化」的運作，
被提升到「正典」的現象。
8 中宗 29 年(1534 甲午 / 明．嘉靖 13 年) 閏 2 月 24 日(辛酉) 第一條記事。《中宗實錄》77 卷，
見《朝鮮王朝實錄》太白山史庫本（影印本），十七冊，503 面。
例如，朝鮮第四代君王世宗．李祹（1419~1567）在在位期間實行的文化政 策，可以說是將「律詩」提升到正典地位的最具體例證。根據沈慶昊先生研究，
世宗在位期間為了陪育應接使的漢文能力，實行了以下四點重要文化措施：9 一、 世宗繼位之後，為了培育博學善文的官閣文臣，在 1420 年擴大集賢殿10的
官職，不分朝野網羅精通經典的文賢，使他們專研經典的義理，並從事於 書籍的出版事業。
二、 世宗為因應朝鮮使臣在外交場合的酬唱能力，特別在 1438 年（世宗 20），
進士科中增設式年試「生進兩頭場」，並規定詩賦科目一律使用律賦與排 律十韻詩。由此可見律詩為使臣交流最常用的體裁，律詩的製作能力因此 被視為考核外交使臣的重要依據。
三、 世宗為了振興詞章學，特別動員集賢殿與成均館的儒生，投入古典詩文的 纂註工作。例如，韓愈、柳宗元文集的纂註(1439 年/世宗 21 年/明‧正統 4 年）與杜詩的纂註(1443 年/世宗 25 年/明‧正統 8 年）皆在此時由集賢殿 執行。此外，又命令中央與地方刊刻《分類補註李太白詩》（1435 年/世 宗 17 年/明‧宣德 10 年）、《唐柳先生集》（世宗 22 年以甲寅字刊行）
與《詩人玉屑》（世宗 21 年在清州以木板刊行）等書籍。
四、 《訓民正音》的頒佈，《訓民正音》的確立不僅是韓國文化與歷史的一個 劃時代的座標，對於韓國文學的發展亦賦予了新的生命。世宗在位二十五 年，在朝廷內設置諺文廳，28 年 6 月頒布了《訓民正音》，中國傳統經 典自此進行起韓文翻譯與訓解的大工程，而韓文文學(如時調、樂府等)得 以發展的土壤。11此時進行的經典譯解、文集纂注等工作，奠定了往後朝 鮮儒學與漢文學的發展基礎，同時也促成了朝鮮中後期的漢文學與韓文學
9 沈慶昊著：《朝鮮時代漢文學與詩經論》(首爾：一志社，1999 年)，頁 34。
10 世宗朝時的集賢殿，不但擔任了「經筵」與「書筵」的任務，而且，在世宗實行文化政策時，
發揮了非常大的功能。「經筵」是君王接受經典教育與人格教育的機制，通常由集賢殿的提學擔 任，在世宗後期，「經筵」亦被當成商討國家大事的重要機制。「書筵」是教育王世子的人格修 養與經世哲學的機制。
11 在《訓民正音》頒布之前，並不是沒有韓文翻譯，諸如漢文口訣、懸吐之類，就是翻譯的一 種，不過，漢文口訣與懸吐並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翻譯，故此，真正的翻譯始自《訓民正音》
問世。
的合流。
以上四項文化政策，不僅顯示了世宗對文治政策的特別用心，同時可見朝鮮 前期的文學主導階層，是以官閣文臣為中心形成的文權體系。再者，君王實行的 文化政策，似乎說明了朝鮮前期的書寫型式，如何透過科舉，以及書籍的刊刻與 纂註、經典的諺解等政策的運作，「體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為「正典」。
因之，或許可以說，朝鮮前期是在官閣文臣的主導下，受制於「科舉」與「外交」
二因素的制約，逐步建立起漢詩創作的規範體系。
朝鮮的漢詩創作，自 1438 年經過世宗「體制化」的運作，正式被規定為朝 鮮文臣必備的漢文學能力之後，如何透過不同體裁的書寫，創作出不同風格與詩 歌，成為歷代漢文學創作者專研漢學的最大課題。然則，對於主導漢詩創作的文 臣來說，如何確切的運用語言形態的寓意功能，來表徵當代的治亂盛衰，又如何 運用適切的符碼，轉達「慕華事大」的心志，成為朝鮮漢文學創作者需要面對的 另一個重要難題。於是，我們可以在世宗以降的漢文學發展中，看到不同時代的 漢文學創作者，迎合個人的時代環境與文化體制的變遷，不斷的透過不同的文學 型式，推出新的創作方法與漢詩風格的現象。
三、 文治政策對漢詩創作之影響
申欽在〈晴窓軟談〉中說：「麗朝及我朝，皆尚東坡，故麗朝大比至有三十 五東坡之語。近年以來，稍稍不喜，為師者皆學唐。」12，申欽出生於 1566 年，
活動於宣祖與光海君朝，正所謂朝鮮文化的中興期─穆陵盛際13。從申欽〈晴窗 軟談〉的記載，可知宋詩自高麗時代傳入韓國之後，一直成為朝鮮詩人學習的對 象，其中尤其是蘇東坡的詩風，更可說是麗末鮮初漢詩創作的典範。〈晴窓軟談〉
雖然籠統的說明了朝鮮漢詩自學宋風氣轉為學唐風氣的變革歷程，不過，在轉入 唐風之前，實經過了一段宋詩創作方法的革新階段。例如，李晬光《芝峰類說》
記載：「我東詩人，多尚蘇黃，二百年間，皆襲一套。至近世崔慶昌、白光勳始
12 申欽：《晴窓軟談》（中），見《象村稿》卷之五十一，收錄於《叢刊》a_072，頁 335a。
13 所謂「穆陵盛世」，即指壬辰倭亂之後，在宣祖的德政之下，由士林派文人帶動建置的文化復 古盛景。參見本文〈第四節、十六世紀後葉復古派的傳入與文學自覺〉。
學唐。」14根據李晬光的文獻，可知朝鮮前期除了蘇東坡之外，黃庭堅等江西詩 派的創作方法，實與東坡並盛一時。
首先，從君王的文治政策，探查東坡詩風轉向江西詩派的可能原因。十五世 紀黃庭堅、陳師道等江西詩派文集的普及，似乎促成了江西詩派創作方法之盛 行。根據李忠默先生的研究，指出江西詩派的詩集自十五世紀中葉開始陸續問 世，例如，安平大君纂輯的《八家詩選》其中就有黃庭堅的作品，安平大君除了 纂輯選集之外，又刊行了黃庭堅的《山谷精隨》與梅堯臣的《宛陵先生詩集》。
又如成宗時朝，則有陳師道的詩集與王安石的詩集陸續問世，成宗在 1482 年(成 宗 13 年/明‧成化 18 年)，還令集賢殿諺解了黃庭堅詩集。15從上述君王的文化措 施可知江西詩派的創作方法之所以盛行一時，實與江西詩派文集的普及有極大的 關聯。
其次，根據朝鮮前期的大儒成俔(1439~1504)〈文變〉記載：「今之學詩者必 曰，謫仙太蕩，少陵太審，雪堂太雄，劍南太豪，所可法者涪翁也，后山也。刋 落肌肉，獨存骸骨，未至兩人之域而氣象薾然，不聱牙奇僻，則頑庸駑劣，有不 足觀者。」16，易言之，在十五世紀後葉就已出現由學習東坡轉向江西詩派的端 倪。其原因之一，是由於江西詩派較之於李白、杜甫的詩風更容易掌握。其原因 之二，是由於江西詩派提出的創作方法，有一定的法式可循，較容易套用在實際 的創作。因此，江西詩派的作品，廣泛的普及於朝鮮文壇，並成為漢詩創作的取 徑。
最後，根據朝鮮後期李宜顯在〈題八家律選卷首〉中，評論十六世紀鄭士龍 (1491~1570)、盧守慎(1515~1590)、黃庭彧 1532~1607 等人的詩風特色時云：「佔 畢之蒼古，訥齋之奇崛，容齋之老實，挹翠之俊邁，湖陰之工緻，穌齋之沉着，
14 李晬光：〈文章部二〉《芝峯類說》卷九，見蔡鎮楚編《域外詩話珍本叢書》第九冊(北京：
北京圖書館， 2006 年)，頁 12。
15 根據沈慶昊先生的研究，除上述書籍之外，「在成宗朝時，還有註解蘇軾詩集，刊行李白詩集、
諺解《聯珠詩格》，頒下《文翰類選》，略注《唐詩話》、《宋詩話》、《破閑集》、《補閑集》
的歷代年號與人物出處。」 參見沈慶昊著：《朝鮮時代漢文學與詩經論》(首爾：一志社，1999 年)，頁 34。
16 成俔：《虛白堂文集》卷之十三，收錄於《叢刊》 a_014，頁 531d。
芝川之勁拔，簡易之矯健，大都出眉入涪‧‧‧‧
。」17，亦即朝鮮前期的作家，最後都 以陳師道等江西詩派提出的創作方法，作為創新詩風的法門。近代學者李忠默先 生根據海東江西詩派的漢詩特徵，細推其方法與江西詩派的共同點，指出「以故 為新」、「以俗為雅」、「點鐵成金」是十六世紀詩歌創作的基本手法，他們以 虛字與俗語創作出了散文化的詩篇，或以鍛鍊的字句，使詩歌的組織嚴謹精緻，
而且由於擅用典故，故詩歌的意境大多典雅穩實。18要之，運用抝體、鍛鍊字句、
擴張詩語、變化句法、活用典故、安排意境，是十六世紀海東江西詩派創作手法 上的主要特徵，而且由於海東江西詩派講求形式美與創作技巧，故作品大多蘊含 著組織精緻、雄發富瞻、橫逸奇偉、內斂老實的特徵。
據以上三點特徵，可知朝鮮前期宋詩風格，實因江西詩派創作方法之盛行，
經過一段由學東坡風氣轉向學江西詩派的發展。不過，就此一階段的特徵而言，
似乎未能完全脫離縱逸橫放、和平澹雅的宋詩傾向，甚至由於過分著重「脫胎換 骨」之法的研擬，而造成漢詩的創作只強調形式技巧的流弊。十六世紀前葉，由 湖陰、蘇齋、芝川等海東江西詩派領導的宋詩風格，進入十六世紀中葉，隨著文 學環境的變遷，以及學唐風潮的盛行，不可避免的面臨了改革的命運。
第二節 十六世紀中葉─漢文學環境與漢詩風格的轉向
金萬重 (1637~1692)《西浦漫筆》中記載：
本朝詩體不啻四五變，國初承勝國之緒，純學東坡，以迄於宣靖，惟容 齋稱大成焉，中間參以豫章，則翠軒之才，實三百年一人。又變而專攻 黃陳，則湖蘇芝鼎足雄歭；又變而反正於唐，則崔白李其粹然者也。夫 學眉山而失□(缺)，徃徃冗陳不滿人意，江西之弊尤拗拙可厭，崔白之 於唐五律七絕，堇窺晚季，籓籬沼沼，一臠不足以果腹，其可及人乎？
17 李宜顯：《陶谷集》卷之二十六，收錄於《叢刊》a_181，頁 404b - 404c。
18 李忠默先生在〈16~17 世紀漢詩史研究─以詩風的變化樣相為中心〉中指出，當時的詩人雖然 大多師法江西詩派，但作品的風格因作者性格之不同稍有差異。例如，李荇、鄭士龍與盧守慎都 都是館閣文臣，因此，他們的作品分別有和平澹雅、組織精緻、雄發富瞻的風格，而朴誾則有縱 逸之美，朴詳則有慷慨之美，黃庭彧則有橫逸之美。參見李忠默著〈16~17 世紀漢詩史研究─以 詩風的變化樣相為中心〉，《精神文化研究》23.4 (首爾：韓國精神文化院，2000 年)，頁 83。
權汝章以布衣之雄，起而矯之，採拾唐宋，融冶雅俗，磨礲刷冶，號稱 盡美，東岳和之，加以富有，澤堂嗣興，理致尤密，遂使殘膏剩馥，沾 丏至今，可謂盛矣。而末流之弊，全廢古學，空疎鄙俗，比前三季，尤 有甚焉，唐宋遺風餘響，至此掃地，而詩道百六之窮，未有甚於此時也。
若學明一派，濫觴於月汀、玄軒諸公，近代李子時其成家者，蓋東詩橫 出之技也。19
金萬重的詩風演變觀，一方面說明了朝鮮漢詩發展的階段性變革，另一方面則說 明了後起的文學創作者，以不同的文學取向修正前期文學流弊的現象。
首先，按《西浦漫筆》的演變說，十六~十七世紀初葉詩風的變遷，大致可 分為以下三個階段：第一，由三唐詩人─崔慶昌（1539~1583)、白光勳（1537~1582）、 李達（1539~1618）引領的晚唐詩風，第二，是由權韠(1569~1612)、李安訥(1571~1637)、 李植(1584~1647)為首的盛唐詩風。第三，以尹根壽(1537~1616)申欽(1566~1628)為首，
鄭斗卿(1597~1673) 與李敏求等為代表的復古風潮。易言之，海東江西詩派的創作 方法，到了十六世紀中葉三唐詩人－崔慶昌（1539~1583)、白光勳（1537~1582）、李 達（1539~1618）手裡，開始形成唐詩化的發展。十六世紀後葉，隨著明代復古派 格調說的傳入，則將學唐風氣推向宗主盛唐的走向。
再者，根據金萬重的詩風演變觀，可知十六~十七世紀之間的漢文學創作，
不論是從外在的書寫型式，或者是從內在的象徵寓意，都發生過價值觀念的轉 變。然而，根據十六世紀朝鮮的歷史處境以及社會變遷之考量，筆者認為，十六 世紀中後葉詩風的轉變，實與壬辰倭亂之興起與復古派的傳入有非常緊密的關 連。亦即，這種價值觀念之變遷，既源自於個人與時代環境的相磨相盪，又關係 著文化體制對個人形成的制約與影響。故此，本節以壬辰倭亂為界，並參照金萬 重的詩風演變說，首先討論壬辰倭亂以前，朝鮮漢詩從宋風轉向唐風的可能原 因，其次，從時代環境、文化體制、文學特徵三方面，探查壬辰倭亂以後詩風的 變化，以及復古派文論對朝鮮漢詩的變革形成的影響。
19 金萬重：《西浦漫筆》、《西浦先生文集》，見《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景仁文化社，1999 年)，
頁 616-617。
一、 十六世紀中葉朝鮮漢詩的創作環境
十六世紀中葉，朝鮮漢詩的風格為何由學宋轉向學唐？金萬重所說「反正於 唐」具體的指什麼樣的特徵？這種漢詩的流變又具有什麼樣的文學史意義？本節 以下希望聚焦在上述諸點疑問，探查漢詩風格轉向的可能成因及其影響。
首先，十六世紀中葉的社會結構、學術環境與君王的施政，對朝鮮中期漢詩 風格的轉向形成了非常大的影響。根據近代學者的研究，究其影響因素大致有三：
第一、 燕山君朝的詞章振興政策：根據沈慶昊先生的研究，指出燕山君「在 1504 年 11 月，燕山君為了獎勵華國文章的製作，只有以三首律詩選拔文學 之士。並在戊午士禍(1498 年/燕山君 4 年)之後，以「寒食園林三月近，落 花風林五月寒」二句為題，令承旨、史官與經筵官等制進七言律詩。姜渾(木 溪)等人為滿足燕山君的享樂心態，極盡能是的以美辭麗句讚揚了燕山君朝 的太平盛事。」20其次，燕山君為了提振詞章，刊行了《詩學大成》、《唐 詩鼓吹》、《續鼓吹》、《三體詩》、《唐音》、《詩林廣記》、《唐賢 詩》、《宋賢詩》、《瀛奎律髓》、《元詩體要》等書籍。換言之，燕山 君朝時，不但文官體制遭受到嚴重的破壞，漢文學也似乎只有成為滿足君 王偏好的附庸。21在燕山君主政的文學環境下，漢詩就不免偏向追求唯美、
冶艷的晚唐詩風。例如，近代學者鄭岷先生的研究，就曾指出偏重感官享 受的宮體詞與香奩體，充滿浪漫情調的南朝民歌，或激發無限想像的遊仙 詩都是此一時期最具代表作品。22
第二、 士林派的崛起：朝鮮的士大夫，自燕山君時期的黨禍與士禍，經過中宗 朝（1506~1544）時的「己卯士禍」（1519 年/明‧正德 14 年），與明宗朝
20 沈慶昊著：《朝鮮時代漢文學與詩經論》(首爾：一志社，1999 年)，頁 34。
21 例如，上舉燕山君刊行的書籍中，《唐音》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記載，其中獨缺李白、杜 甫、韓愈三家未選。「《唐音》元楊士宏編。士宏字伯謙，襄城人。是書成於至正四年，虞集為 之《序》。凡《始音》一卷，《正音》六卷，《遺響》七卷，而士宏《自記》稱十五卷，蓋《遺 響》有一子卷也。其《始音》惟錄王、楊、盧、駱四家；《正音》則詩以體分，而以初唐、盛唐 為一類，中唐為一類，晚唐為一類；《遺響》則諸家之作鹹在，而附以僧詩、女子詩。李白、杜 甫、韓愈三家，皆不入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集部四十一，總集類三 。
22 鄭岷著：〈16-17 世紀學唐風的性格及其風情〉，《韓國漢文學研究》Vol.19 (首爾：韓國漢文 學會，1996 年)，頁 197。
（1546~1567）時的「乙巳士禍」（1545/明‧嘉靖 24 年），整個十六世紀 可以說是新舊勢力不斷進行更替與調整的階段23。直到十六世紀後葉，由士 林派拱立明宗的庶子李鈞（宣祖：1552~1608）為世子為止，朝鮮王朝權力 結構的轉移才終於告一段落。故在燕山君以後，文權可以說是掌握在十六 世紀崛起的新興勢力─士林派的手裡。
第三、 性理學的盛行：朝鮮文人經過燕山君朝(1495~1505)的多次筆禍，不但為 了明哲保身，未能積極的投入漢文學的創作，更有學者為了避免黨爭的糾 葛，遠離朝政在野從事於學術的研究。直到明宗朝時，因性理學家退溪李 滉(1501~1570)與栗谷李珥(1536~1584)的出現，造就了朝鮮性理學的顛峰，
並經過成渾、曹植、成運等人的繼承，形成了宣祖以降嶺南與畿湖二大性 理學派。性理學自此奠定為朝鮮後期聖王之學與文化論述的基礎。
綜合以上三點言之，十六世紀初期，可以說是漢文學式微，性理學發達的階段。
這樣的時代環境，對漢文學形成的影響大致有二：其一是由於新興的士林派過分 強調聖學觀念，因此，使文學冠上了雕蟲小技的標籤，其二是，由於多數文人在 此一時期從事於性理學的研究，因此，造成了缺乏華國之士的窘境。例如，《中 宗實錄》記載參贊官洪暹的進言記載：
大抵華國之文，非一二日所能習也。若爲己之學，則雖不勸勵，自當勉 力，然一時之習，皆由於人君勸導。故人君好武才，則武才多出，尙技 藝則技藝之士多出。今者頓無爲文之士，賜暇讀書之事，徒爲虛文，此 皆在上之不勸也。…………上曰:「啓意至當。中朝之許我國者，以文獻 之邦，而有華國之才故也，文章製述,，亦豈不關？禮貌、宴會等事，亦 廢而不擧者，只以年凶，欲其除弊而不爲也。」24
此則紀錄一方面反應了當時「華國之士」不足的窘境，同時也反映了中宗對文治
23 所謂新，指當時以趙光祖為首興起的士林派，士林係指未在朝參政的在野學者，舊，指以勳舊 派為中心的建國功臣。
24 中宗 38 年(1543 癸卯 /明嘉靖 22 年) 8 月 3 日(乙亥)第一條「乙亥/御晝講」，《成宗實錄》101 卷，《朝鮮王朝實錄》太白山史庫本(影印本)，十六冊，8 面。
外交與文士養成的用心。朝鮮漢文學創作者，經過中宗與明宗二代的積極培育25， 直到十六世紀後期才開始出現如同三唐詩人等多數漢詩創作者。
二、宋詩風格的唐風轉向
十六世紀漢詩風格的轉變，除了上述文學的發展環境之外，當然還牽涉文學 本身的內在矛盾與缺點。這種內在的矛盾與缺點，迎合文權勢力的轉移與時代思 潮的需求，更成為後起文學創作者革新的重點。例如，李晬光《芝峰類說》中說：
「余謂爲文而以編綴用事爲能者，乃文人之病也。頃世鄭士龍類抄諸書，盛以大 囊，每有製作，必以自隨。故其詩多牽補斧鑿之痕，絶無平穩底氣象，蓋亦坐此 病耳。」26亦即，學習江西詩派的勳舊派官閣文臣，由於過份強調奇僻的字眼，
抝澀的句法、稀奇的典故等創作技巧與修辭方法，因此忽略掉詩作應具備的抒情 表現。27不過，這種只著重形式技巧的創作方法，迎合十六世紀中葉文權的轉移 與時代環境的變遷，未再能滿足當代文人想要表達己見、抒發己意的需求。因之，
十六世紀後葉隨著士林派的崛起，以及抒情意識的抬頭，漢詩的創作再度進入調 整與修正的階段。
本節以下根據十六世紀的批評文獻，首先說明三唐詩人的創作方法與詩風特 色。其次，進一步分析三唐詩人的詩風在朝鮮漢詩史上的意義。
十六世紀中葉的三唐詩人，可以說是改革宋詩風格的先聲。鄭斗卿〈申泥翁 詩序〉云：「國朝詩體雖不同，大抵雜唐宋，宋多焉。嘉靖、萬曆間，崔孤竹、
白玉峰、李蓀谷三子以唐自任。」28亦即，朝鮮前期的詩風雖然雜以唐宋，但大
25 例如，中宗 28 年(1533 癸巳 / 明嘉靖 12 年) 5 月 16 日(戊午)第一條「禮曹啓」記載著當時文 士之不足現象。「啓曰：前者傳敎以爲：『文章，華國之資，文士當預養。』上敎至當。當與大 提學同議抄啓，而儒生能文者抄擇事，則年少儒生，爲長篇詩，以應監試。能爲律詩，至於華國 者，無有所聞。假使有之，而以科擧爲重，不能致力於華國之文。雖欲勸勵，亦無益矣。」傳曰：
『知道。』」《成宗實錄》74 卷，《朝鮮王朝實錄》太白山史庫本(影印本)，十七冊，418 面。
26 李晬光：〈文章部六‧東詩〉《芝峰類說》卷之十三，見蔡鎮楚編《域外詩話珍本叢書》第九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2006 年)，頁 334。
27 安丙鶴：《三唐派詩世界研究》高麗大學博士論文，1988 年，頁 15。
28 鄭斗卿：〈申泥翁詩序〉，見《東溟先生集》卷十一。轉引自安大會：《十八世紀韓國漢詩史 研究》(somyong 出版社，1999 年)，頁 16，註 4。
抵偏重在宋詩風格的表現。但是，在十六世紀中葉卻由於三唐詩人─崔慶昌
（1539~1583)、白光勳（1537~1582）、李達（1539~1618）的出現，漢詩開始走上唐詩化 的路徑。那麼，三唐詩人的作品又具有什麼樣的文學特徵？又與宋詩風格有什麼 具體的不同？
首先，十六世紀中葉，由崔慶昌、白光勳、李達主導的唐詩風格，較之於前 期海東江西詩派的詩風，最大的不同在於創作體裁與創作手法上的差異。例如，
李晬光《芝峰類說》中云：「朴淳、崔慶昌、白光勳、李純仁、李達皆學唐，其 所爲詩有可稱誦者，但止於絶句或五言律，而七言律以上則不能佳，又不能進於 盛唐，是其才學淵源本小而然。」29，亦即，三唐詩人的作品，在體裁方面，非 常擅用絕句或五言律詩，這一方面說明了朝鮮中期開始注意到體裁與情感表達之 間的關係，另一方面，則說明在律詩之外，樂府與歌行體等開始成為文人書寫的 體裁。再者，李得臣在〈贈龜谷詩序〉中，指出三唐詩人作品形式的另一項特徵 說： 「徒以響爲詩者，不悟詩。崔白李專以響爲務，不知其理，吾以爲不悟詩也。」
30亦即，三唐詩人的作品非常擅用韻律的音樂性質與語言的音聲效果。進一步說 則，李得臣所言之「響」，大抵包含兩個層次，一是指詩歌內部的聲音，即以平 仄格律形成的音樂效果，例如，平聲與雙聲疊韻都是三唐詩人最常使用的字。另 一則是指外部的聲音，即在詩歌的意象表現中形成的聲音效應，例如，玉滾、葉 落、風吹、人語、馬蹄、歌聲都是三唐詩人常用的意象。31他們特別是在結句或 尾聯運用這種詩歌的音聲特性，達到了迴盪、反覆的效果。據以上二點特徵，可 知三唐詩人的作品，較之於海東江西詩派的宋詩風格，更注重詩歌體裁的歌唱性 質，以及語言形式的音樂效果。
其次，由車天輅校選、金玄成批閱的《樂府新聲》，可以說是三唐詩人落實 其學唐傾向的具體成果。 根據近代學者黃渭周先生的研究，《樂府新聲》主要 特徵有三：一、全書 175 首有 123 首是七言絕句，佔總數量的百分之七十之多。
29 李晬光：〈文章部二．詩評〉《芝峯類說》卷九，見蔡鎮楚編《域外詩話珍本叢書》第九冊，
(北京：北京圖書館，2006 年)，頁 81。
30 李得臣：〈贈龜谷詩序〉，見《柏谷先祖文集》冊五，收錄於《叢刊》a_104，頁 151c~151d。
31 根據李忠默：〈從語言學的角度試論漢詩作法─以三唐詩人的漢詩為中心〉，見於《國文學研 究 1997》(首爾大學國文學研究會，1998 年)。
此種擅用絕句形式的特徵，即是與海東江西詩派最大的差異。二、大部分的作品 是唐代樂府詩的擬作。三、《樂府新聲》的內容，偏重愛情、離別、相思與怨懟 等不同題材。32例如，李達〈襄陽曲〉：「平湖日落大堤西，花下遊人醉欲迷，
更出教坊南畔路，家家門巷白銅鞮 。」就是李白〈襄陽曲〉之擬作，李達在詩 中借用中國「襄陽」的地名，首先以形象化的語言刻劃出日落之後的景象，再以 流竄於教坊間的歌聲，勾勒出了想像中的異國情調。這首詩一方面顯現出了以唯 美的意象刻劃想像空間的特徵，另一方面則反襯出了詩人從盛極轉入衰微時代的 哀愁情韻。
從以上三唐詩人的特徵，可知十六世紀後葉漢詩的書寫型式，從律詩進一步 擴大到絕句與樂府詩歌的創作，而且其創作方法與模擬對象，都開始重視體裁與 題材的變化與新變。這種現象一方面反應了朝鮮漢詩開始從主理智、尚思辨的宋 詩風格，走向抒情、浪漫的唐詩風格的現象。另一方面，則揭示了朝鮮漢詩開始 關注唐代詩歌，尤其是晚唐那種不藉麗詞佳句的堆砌，而以唯美的意象與清婉的 韻律，創作出具有藝術高度特徵的作品。《樂府新聲》的成書之例，也正反應了 三唐詩人蹤尋晚唐唯美詩風的企圖。
三、十六世紀前後創作方法之異同，及其在漢詩史上的意義
《芝峰類說》一則批評三唐詩的資料記載：
崔慶昌、李達，一時能詩者也。其詩最近唐，而但作句多襲唐人文字，
或截取全句而用之。令人讀之，有若讀唐人詩者，故驟以爲唐而喜之。
然其得於天機自運，造化之功似少，若謂奪胎換骨則恐未也。33
根據上引文可知三唐詩人與江西詩派，雖然都以借代前人詩句為創作取徑，但達 到的效果似乎各有不同。例如，李達的〈采蓮曲〉(次大同樓船韻)詩云：「蓮葉
32 黃渭周：〈有關《樂府新聲》〉，《國語教育研究》第 21 輯，慶北大學，1989 年，頁 96。
33 李晬光：〈文章部二．詩評〉《芝峯類說》卷九，見蔡鎮楚編《域外詩話珍本叢書》第九冊，
頁 8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