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模式之討論

本研究發現（1）拒網自我效能部份中介自尊與網路成癮的關係，以及（2）

拒網自我效能部份中介逃避-情緒導向因應與網路成癮的關係，符合三元影響理論 假設之個體影響因素的時間遠近程影響階層（Petraitis et al., 1995）。三元影響理論 特別強調遠近程的時間影響因素，遠程因素（Ultimate cause）類似背景變項，如：

行為控制力、智商、氣質等，雖然對個體的行為有較低的預測力，卻可說明行為 的長期根源；近程因素（distal cause）是個體相對可控制的影響因素，它的影響力 是透過促發因素的中介而展現出來，促發因素包含低自尊、焦慮或憂鬱情緒、較 差的因應技巧，而本研究之「自尊」和「逃避-情緒導向因應」變項正位於三元影 響理論的「個體內」之「近程」影響因素階層內；最後，促發因素（proximal cause）

對個體的最終行為有最高的預測力和影響力，包含兩部份，第一個是跟行為相關 的未來動機和現今決定，以及從事某行為後所得到的回饋；第二個部份是對某行 為的常規知覺、態度和自我效能，促發因素包含拒絕的技巧、拒用自我效能等，

而本研究之「拒網自我效能」正是三元影響理論所提及的拒用自我效能。

綜上述所言，「自尊」和「逃避-情緒導向因應」透過促發因素「拒網自我效能」

的中介而發揮對個體的最終決定之影響，也就是說，自尊高的青少年對自己的看 法和感受偏向正面、對自己較有信心，因而對自己做與不做某件事較有掌握感，

使其較相信自己在高危險情境下能拒絕或停止使用網路，進而降低網路成癮的風 險性；此外較常採用逃避-情緒導向壓力因應策略的青少年，在面對現實生活中的 困難和挑戰時，傾向逃避解決問題或單純抒發負向情緒，致使其較可能逃入網路 世界來因應自身的負向情緒或逃開所面臨的問題，故較難抗拒上網的誘惑、拒網 自我效能較低，因此提升了網路成癮的風險性。

除此之外，本研究更發現逃避-情緒導向因應可完全中介自尊與拒網自我效能 的關係，此發現更細緻地釐清了三元影響理論之遠近程的時間影響因素；從三元 影響理論的觀點來說，自尊與因應技巧本皆為近程影響因素、也就是屬於同一階

層，然而本研究發現自尊對拒網自我效能的預測關係，是透過逃避-情緒導向因應 的完全中介，也就是說自尊和因應型態可再進一步細分為同一階層中的兩個次階 層。

在自尊與因應型態的相關研究中，Mullis 與 Chapman（2000）發現低自尊的 青少年較常使用情緒導向策略來抒發心情，高自尊的青少年則使用問題解決導向 的因應策略；Smith、Wethington 與 Zhan（1996）同樣指出高自尊的個案傾向投入 更多有益的解決問題之因應策略，且擁有較彈性的行為技能，並發現低自尊的人 更容易從困難的情境中退縮。然而，自尊、因應型態與網路成癮的關聯研究較少，

較多研究探討自尊、因應型態與其他物質成癮之關聯，如 Zhai 等人（2015）發現 自尊和因應型態彼此有關聯且分別與問題飲酒有關，有飲酒問題的人通常低自尊，

且傾向使用負向因應型態、較不願意用正向因應型態，特別是在男性中發現負向 因應型態為自尊和飲酒問題的中介因子，可能的解釋為低自尊的個體較常經歷挫 敗、提升憤怒和敵意，造成個體使用不健康的方式解決問題，展現衝動或逃避的 防衛機制，進而增加了飲酒問題；另一方面，Varescon 等人（2013）也針對有無抽 菸的懷孕婦女進行研究發現，在有抽菸的孕婦中，自尊可顯著預測問題解決導向 因應型態；Brand、Laier 與 Young（2014）同樣發現心理病理面向（如：憂鬱、社 交焦慮）及特質面向（如：自尊、壓力脆弱度）可顯著預測失功能的因應型態，

故可推知自尊的程度能預測個體所採用的壓力因應型態。

在 Lazarus 的壓力因應理論當中，兩個核心概念是評估和因應，前者的意思為 個體評估某事件對個人健康福祉的重要性，後者指的是個體在思考和行動上努力 去管理特定要求，其中評估可分成初級評估和次級評估；初級評估包含三個元素：

（1）目標相關性：一件事涉及個體所在意的議題之程度，（2）目標一致性：一件 事符合個體的目標之程度；（3）自我涉入的型態：個體承諾的面向，例如：自尊、

道德價值觀、自我認定（引自 Krohne, 2002）。舉例而言，個體出現焦慮反應可能 經歷以下的初級評估：有一件與個人目標相關的事情發生，且因個人目標被阻撓 了、所以目標不一致性是高的，個體就會專注於保護自己的自尊、個人意義或自

我認同以抵抗此威脅事件，由此可推知自尊與因應型態的相關性為自尊程度會影 響個體面對壓力事件時採取不同的因應型態，也就是說，當個體面對壓力事件時，

會評估此事牽涉或影響自我價值的程度，自尊高的個體為了保護自尊而採取積極 的因應策略以繼續維持高自我價值感，而自尊低的個體可能對於自己是否能維持 自尊而感到沒自信，因此採取逃避、幻想事情會好轉等非適應性的因應以面對壓 力事件。

另一方面，在 Hobfoll 的壓力資源保存理論（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中認為，產生壓力的來源是個體喪失資源、資源受到威脅或個體投注資源卻沒有 接下來的獲得，其中自尊是個體的重要資源、用來保護其他資產，例如：當遇到 壓力事件，自尊高的個體會好好使用社會支持以對抗壓力，自尊低的個體則將自 身的社會支持視為個人的不足而濫用資源（引自 Krohne, 2002），由此可推知自尊 與因應型態的相關性為自尊程度會影響個體面對壓力事件時採取怎麼樣的因應型 態，且自尊為個體本身就擁有的資產，因此面臨壓力事件時，自尊高的人較能採 取有效的因應策略以克服壓力，自尊低的人則對自己能否應付壓力感到不足，可 能採取逃避的方式面對壓力；另一個可能的解釋為低自尊意味著個體因為缺乏自 信以面對壓力情境，因此採用較不直接的方式，如透過迴避或宣洩情緒的方式來 回應壓力，也就是說高自尊的個體比起低自尊的個體對於自己能否處理問題感到 更有信心，因此較能直接面對問題、嘗試改變局面以幫助自己以積極的方式處理 問題（Chapman & Mullis, 1999）。

此外，Orth（2018）說明自尊是個體橫跨一生中相對穩定的特質，且自尊的個 體差異從幼年開始已經相對穩定，當兒童逐漸成長和成熟，個體在人格特質的差 異會越趨穩定和越難改變。其中，依附理論認為教養方式對兒童的自尊發展有重 要的影響，因為孩童對照顧者的安全依附讓孩子發展正向的自我內在運作模式，

象徵自我是有價值的、且值得受到親密他人的愛與關懷。而象徵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則認為個體透過他人如何看自己的經驗來詮釋自己，因此親子互動 的品質對自尊的早年發展有至關的影響（Cooley, 1902），由此可知早年的家庭環境

（包含教養行為的品質、學習刺激、物理空間的安全性和組織性）對自尊有高預 測力且影響力不會因孩童長大而消失（Orth, 2018）。Bélanger 等人（2014）亦認為 自尊是一個發展自幼年且相對較穩定的人格特質，因此強烈的自我價值感可提升 個體使用主動（proactive）因應的能力，他們發現高自尊的女性有較高的自我價值 感，因此面對婚姻困境時不太會自我責怪，而用其他因應方式處理困難，而擁有 高自尊感受的男性傾向採用正向眼光重新評估婚姻困境，因此，高自尊的個體不 需要訴諸情緒導向因應，因為他們不會這麼容易受困難情境所威脅。而 El Ghaziri 與 Darwiche（2018）更指出個體是透過經驗以及與重要他人互動中學習到什麼是 有價值的，從而建立核心的自我價值，高自尊的個體經歷較多的社會接納並感受 到別人重視自己，低自尊的個體對自身的看法和生活經驗較為負向，且敏感於負 向回饋，較容易感覺到受他人威脅，因此他們更頻繁和更強烈的經歷到負向情感。

綜合上述研究的論述，本研究建議自尊應從三元影響理論中的近程因素轉變 成「遠程因素」，因為自尊是從小的家庭環境所培養出來，與重要他人的互動不斷 形塑個體的自我概念，進一步長時間影響自尊且橫跨生命階段，類似於其他背景 變項，如：遺傳特質、人格傾向、智商、氣質等，可說明行為的長期根源；而壓 力因應型態與拒網自我效能仍分別屬於「近程因素」與「促發因素」。本研究認為 個體的自尊程度是從小由家庭環境所塑造出來的，在生命的各階段持續影響個體 對自己的看法以及影響個體如何解讀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而自尊程度的高低影響 個體對自身行為和決定有多少的信心，進一步影響個體面對壓力時將採取適應性 或非適應性的因應型態以克服難關，當個體有越來越多成功經驗，個體將有更豐 富的資源和彈性以因應壓力，而不必採用逃避、從事成癮行為等非適應性的方法，

對於自身拒絕或停止使用網路有越多自我效能感，也因此網路成癮的風險會降低 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