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飲酒風氣的歷程與轉變
第二節 中古時期的飲酒風氣
第二節 中古時期的飲酒風氣
受到周人講求節制與注重威儀的飲酒文化的影響，秦漢兩代的人們在飲酒時，
依舊保留著周人注重禮節的遺風，這個時期著名的愛好飲酒的人們，例如前面提
33 （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卷 11〈東方朔灌酒消患〉，頁 131。
34 （南朝宋）劉義慶撰，鄭晚晴輯注，《幽明錄》，〈酒消積愁〉，頁 31；（宋）李昉等編，《太平 廣記》，卷 473〈怪哉〉，頁 3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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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灌夫35，還有曹參，36以及自稱「高陽酒徒」的酈食其等等，37他們飲酒時 所展現出的豪放、不羈甚至有些瘋狂的形象，與以往彬彬有禮的飲酒風氣有著很 大的不同，然而這股新興的飲酒風氣在這一時期基本上只是屬於個人的行為風格，
這些因狂飲而聞名於世的人們是所處時代中的特例，他們對飲酒的喜好被視作是 一種單純趣味及個人特色的展現，而並未在當時引起迴響，社會上沒有因此形成 特定的族群，當世之人也絕少對這一種喜好有所評論。
時代進入到魏晉，喜好飲酒的這一群人開始被聚集起來了，魏晉名士以飲酒 為一種高尚的興趣，古代禮儀的逐漸失傳使得提到飲酒時，想到的不再是祭祀典 禮的環節而是士人聚會的活動主題。在宴會上，依循禮儀的一個個步驟來飲酒也 不再是唯一的方式，文士間飲酒不再受到禮儀的拘束，甚至還以喝得爛醉、放浪 形骸的行為舉動為清高的象徵。
經歷魏晉時期的洗禮，愛好飲酒漸成為文人雅士的代表形象之一，而至隋唐 以後，科舉取士制度的完備則更加強化、穩固這一群酒客的凝聚，那些透過科考 貢舉進入官場的人們，因為相同的奮鬥背景與經驗歷程而在社會上形成一龐大的 共同體，他們在共同體中共享著相似的社會資源，並時常以飲酒作為抒發心志、
交流情感的管道，在觥籌交錯的情景下互相唱和，酒也因此成為文士創作的靈感 來源之一。
中國中古時期前後將近有七百年的時間，在這段時期裡，除了政權的頻繁交 替，整個中國在社會以及文化上都產生了很大的變動，在這波變動的影響之下，
個人的價值觀和社會整體的風氣都開始逐漸產生了不同於以往的變化，處於如此 時代背景之下的人們，面臨這些改變，對於酒、在飲酒的行為上，表現出了何種
35 （漢）司馬遷，《史記》，卷 107〈魏其武安侯列傳〉：「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頁 2847。
36 （漢）司馬遷，《史記》，卷 54〈曹相國世家〉：「（曹參）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 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閒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 開說，以為常」，頁 2029。
37 （漢）司馬遷，《史記》，卷 97〈酈生陸賈列傳〉，頁 2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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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過往的風貌呢？
一、魏晉士人的飲酒
秦漢兩代的文人士大夫在生活中雖然也以飲酒來排解煩悶或悠然人生，但酒 作為行禮之用的功能並未消逝，人們在宴會上飲酒也依舊講求要按照既定的儀式 進行，上古時代因酗酒而導致亡國的傳說則不時提醒著世人對飲酒這一行為應該 要抱持有一定的警戒。
然而從《晉書》與《世說新語》中所反應的漢末魏晉以來文士的生活與思維，
我們看到至魏晉之際，士人飲酒時已不再將酒作為解渴的飲品或祭祀的貢品，魏 晉士人率性飲酒展現的風流與放蕩不羈，不是為了政治結盟，也不是為了維持地 方上的秩序，有別於過往的飲酒活動總是特別強調其所具備的社會性功用，魏晉 士人飲酒純粹只是為了追求個人的享樂，東晉名士王忱曾感歎，若三日不飲酒，
便會感到「形神不復相和親」，38士人藉由飲酒尋求心靈上的寄託，酒在這一時期 成為了士人精神上的支柱。
魏晉士人的率性飲酒是一種群體的行動，在這個時代之中，有一群人以放縱 於飲酒而聞名，但在這些看似灑脫的行為背後，卻有著來自於大時代環境之下的 複雜因素。
漢末魏晉以來，國家權力的不彰使得士人脫離了從屬於國家的身份而成為獨 立的個體，他們存在的意義不再只是作為國家這個大機器底下的一個微小的零件，
在擁有為自身主張發聲的機會之後，士人得以追求個人精神價值的形成與完善，
而隨著社會地位的逐漸提升，對個人風格與嚮往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則成為士人新 的人生目標，另一方面，他們也從漢代經學中獲得解放，觀念的開放使得文人士 大夫之間對飲酒的看法一改過往譴責的態度而轉為讚頌，這一時期的酗酒已經不
38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卷 23〈任誕〉52：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和親也。』」，頁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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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被視為是敗德的行徑，而可以說是灑脫與風流的表現。
同時，漢朝末年以來複雜的政治環境導致社會秩序長期的不穩定，戰亂頻仍、
動盪不安的局勢帶給人們對死亡的恐懼，道家思想的抬頭則更助長了這股人生短 暫、生死無常的觀念的流行，面臨對未來的不確定，部分人士以服食求仙的方式，
希冀掌握住生命的存在，但當發現這一方法不僅花費龐大且還未能見到如期的成 效時，另一個面向的訴求就開始出現──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
被服紈與素。39既然人們無法追求生命的長度，那麼就只能盡量增進生命的密度，
酒在這時為渴望生命的人們作為盡情享樂之用，人們藉由放縱於飲酒，將現實的 困苦與死亡的威脅拋諸腦後，在酒醉的情境下超脫生死境界，只圖把握當下那即 時的快樂。
在面臨生活上的困境時，人們常以飲酒作為抒發的管道，以酒精麻醉自己，
以縱酒的方式發洩痛苦或藉此尋求一個遠離現實的空間，而這一情形在魏晉之際 的文人士大夫之間更為顯著。由於魏晉政局的黑暗，政權為少數人壟斷使有志之 士無法獲得真正握有實權能夠一展長才的位置，官場的腐敗也讓他們無力推行改 革，在充滿猜忌、迫害的政治環境之下，稍有不慎即可能面臨生命的威脅，兩面 為難的這般處境，助長了士人間縱酒的風氣。
為一掃在官場所遭遇的穢氣及抒發內心的鬱悶，士人們縱酒狂歡，他們透過 狂歡宴飲來抒發內心的鬱悶，或藉著裝瘋賣傻以逃避禍端，避免同流合污。然而，
即使表面上呈現出歡愉的氣氛，其背後的意圖終究是在於擺脫現實世界，他們以 酒精作為進入虛幻世界大門的鑰匙，藉著擁抱酒鄉以逃避政局的黑暗、社會的動 盪以及心靈上的不安，這個時代的酒，不再如同秦漢時期中，具有莊嚴的「禮」
的身分，而成為僅只是用來滿足個人意識的飲品。
竹林七賢是魏晉時期著名的酒客，但若他們飲酒只是為了追求個人感官的享 樂，那麼他們的歷史定位就應當會如同夏桀商紂一般，然而他們卻受到推崇與景
39 隋樹森編著，《古詩十九首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55），〈驅車上東門〉，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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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因此這兩者的酗酒存在有截然不同的意義。竹林七賢的飲酒是不得不飲，在 他們荒誕不經的行為背後，是對現實的無奈，也是對當時黑暗的政治情勢所作的 無言抵抗，例如七賢之一的阮籍就多次以酒醉作為躲避政治迫害的一種方式，《晉 書．阮籍傳》載：
（阮）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 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 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40 對於司馬昭為其子司馬炎向阮籍之女求婚，阮籍選擇以大醉六十日的方式，使司 馬昭找不到提親的機會而最終只得放棄，而面對鍾會的處處為難，他也選擇以酒 醉為藉口。為求保全，他只得以酒作為「慢形之具」。41
既然七賢不容於自認是綱常禮教維護者的當權者，他們便選擇以酗酒或其他 各種驚世駭俗的行為破壞禮教，以表現出自己不容於禮教，也不同於禮法之士的 樣貌，他們終日飲酒，不問世事，達到曠達、自由又叛逆的境界。42竹林七賢的 人生態度受到同一時期的其他士人們的欽羨，崇尚他們的人，自然也模仿他們的 行為，以縱酒為高尚，使得當時眾多的文士以狂歡縱酒的行為為清高的象徵。
士大夫受到來自社會的苦痛時，以飲酒作為抒發，並發洩深藏於內心之中不 得志的鬱悶，處於這種心境之下，讓這一時期的飲酒充滿了沉重的負擔，但這些 負擔與苦痛的根源是來自於士大夫高尚的心智，這樣的背景反而更是提高了酒的 品格，使得飲酒的活動被昇華了。
東晉時御史中丞熊遠上疏元帝，指出當世羣臣會同只為「調戲酒食」而已，43
40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49〈阮籍傳〉，頁 1360。
41 （南朝梁）沈約，〈七賢論〉：「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旣託其跡，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 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兀盡年」。收於（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 37〈隱逸下〉。
42 有關竹林七賢的政治意義及魏晉之際政治集團的角力競爭，參看徐高阮，〈山濤論〉，《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刋》41：1（1969.03），頁 87-125。
43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71〈熊遠傳〉：遠復上疏曰：「陛下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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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官場上的宴飲活動在政治上的功能已逐漸淡化，國家權力的削弱除了解放士 人，也解放了飲酒，魏晉士人的飲酒不再為國家所掌控，宴飲聚會不再是政治性 的活動，飲酒的方式也就不再受到禮制的約束，人們逐漸不因特定的目的而飲酒，
顯然官場上的宴飲活動在政治上的功能已逐漸淡化，國家權力的削弱除了解放士 人，也解放了飲酒，魏晉士人的飲酒不再為國家所掌控，宴飲聚會不再是政治性 的活動，飲酒的方式也就不再受到禮制的約束，人們逐漸不因特定的目的而飲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