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飲酒行為的制約
第二節 酒禁的原因與成效
即使在施行上曾遭遇不少困難，但由於酒稅政策帶給統治者的利益不小，每 當面臨財源的需求時，這項手段又會重新被提起。東漢末年，自稱「坐上客恆滿，
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的孔融，面臨到曹操為應付饑饉與戰事宣布禁酒，為此 與曹操展開激烈的爭論：
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 也。故天垂酒星之燿，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 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戹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 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巵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
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 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
屈原不餔醩歠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10
他從禮制面與歷史事件中舉例，試圖證明飲酒並不會導致敗政，有時反而還是促 成進步與成功的關鍵，此外他又指出曹操時興禁酒的真正目的：
昨承訓荅，陳二代之禍，及眾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 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
10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 70〈孔融傳〉注引《融集》，頁 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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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儒而損，今令不弃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 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為戒也。11
先不論飲酒是否真有可能導致國家的敗亡，歷代以來王朝覆滅的原因之眾多，怎 不一一禁止，唯獨只禁酒
？
曹操曾有「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的詩句流傳，他 本身即是愛酒人士，其推行酒禁的政策背後，想必有深遠的原因，而深知此因的 孔融卻直接明確指出，雖確有見地，但也為此與曹操產生嫌隙，惹禍上身後因此 被殺。我們已經知道魏晉之際文人的飲酒風氣之盛，自然也就可以猜想到此時的禁 酒政策或許只是一種短時期的臨時政策，而最後也往往是以失敗告終，然而，即 使如此，也並未讓後代的帝王放棄禁酒的政策，《魏書．刑罰志》載：
（高宗）太安四年，始設酒禁。是時年穀屢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訟，或 議主政。帝惡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釀、沽飲皆斬之，吉凶賓親，則開 禁，有日程。12
飲酒使士民好爭訟、議論政治，統治者為了杜絕這些事端的發生，甚至因此頒布 這條嚴厲的酒禁，由此可知統治階層特別關注飲酒與政治之間的特殊關係，並試 圖以政令掌控情勢。
此一時期，酒已經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有了無可取代的地位，而從禁酒的政策 不斷被重新提起，也反應了施政的困難及所面對情況的複雜，從史料中我們看到 中古時期有多次酒禁的發布：
東晉安帝隆安五年（401）：
是歲，饑，禁酒。13
11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 70〈孔融傳〉，頁 2272。
12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111〈刑罰志〉，頁 2875。
13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10〈安帝紀〉，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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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饑饉而禁酒，是為了避免農作物被當作釀酒的原料而導致糧食不足，這可說是 最常見的一種禁酒因素。
北周武帝保定二年（562）：
二月壬寅，熒惑犯太微上相。癸丑，以久不雨，降宥罪人，京城三十里 內禁酒。14
這一條禁酒令，則是以為天久不雨可能是來自上天的警示，故以寬宥罪人及禁酒 來祈求上天原諒。
唐代對酒的管理政策隨著時代而變化，唐前期的酒政較為寬鬆，能從史籍上 看到的皆屬於臨時性的政令，如唐高祖武德二年（619）下詔：
酒醪之用，表節制於歡娛；芻豢之滋，致甘旨於豐衍。然而沈湎之輩，
絕業忘資；惰窳之民，騁嗜奔欲。方今烽燧尚警，兵革未寧，年穀不登，
市肆騰踴。趣末者眾，浮冗尚多。肴羞曲糱，重增其費。救弊之術，要 在權宜。關內諸州官民，宜斷屠酤。15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 八月庚戌，以穀貴禁酒。16
上述詔書中，都是以自然災害和戰亂後社會未平為禁酒的因素，是在遭遇突發問 題後所提出的臨時政策，政策所施行的時間及地區範圍也都有所限制。
唐代計畫性的酒稅政策以及其他對酒的釀、酤、飲方面之限制，主要都集中 在唐中期以後，《新唐書》所載的酒榷政策以唐肅宗乾元年間（758）作為開始：
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稟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
14 （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卷 5〈武帝紀〉，頁 66。
15 （宋）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卷 144〈關內諸州斷屠酤詔〉，頁 1611。
16 （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卷 3〈高宗本紀〉，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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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饑，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17
此時禁酒之因仍與唐前期未有不同，都是受到自然災害與戰亂影響，但很快的又 在隔年行禁酒，之後面臨安史之亂後的殘骸局面，首先是代宗廣德二年（764），
「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將酒的釀造與販售資格特許專業戶負責，再由此徵稅。
此類稅酒制在建中元年（780），先是取消，但隨即在建中三年實施更為嚴格的新 酒政：「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醨薄 私釀者論其罪。」酒的買賣釀造完全歸於官方管理，且訂有固定價格，其餘私自 釀造者皆有罪。但此項政策因過於嚴格，旋即遭到四方反對而罷，但很快的，來 自經濟的壓力，使貞元二年（786）又再次對京城、畿縣地方禁酒，惟提出補償：
「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傜役」，且部分地方「淮南、忠武、宣武、
河東榷麴而已。」之後到元和六年（811），改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18 綜觀唐代中期以後反覆的酒政，酒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使政府知道掌握住 酒的生產與流通，就能從中獲得不少利益，但也因為這筆利益牽涉到的是眾多勢 力，每有禁止或管制政策施行，就一定會有反對聲浪出現，這些反對禁酒的人絕 不只是一般庶民，還有高官名士，故政策的推行往往隨著社會情勢搖擺不定，財 政緊縮時，只得不計一切推行稅酒或榷酒政策，待財政情況稍緩，又隨即放鬆，
如此反覆多次，而都未能有定案。
唐代皇帝的賜宴也反應出統治者對飲酒活動的管制，玄宗即位之初，政局不 穩，曾下詔「如聞輦轂之下，閭閻之內，口無擇言，行不近禮，則失長幼之序，
豈儀刑之政。宜令府縣長官左右金吾，明加訓導捉搦。若有犯者，隨事科繩。」
禁止衛坊間輕浮言語流傳，19並還規定「自今已後，諸王公主駙馬外戚家，除非 至親以外，不得出入門庭，妄說言語」，20都是為了避免輿論對統治的正當性之危
17 （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卷 54〈食貨志〉，頁 1381。
18 （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卷 54〈食貨志〉，頁 1381。
19 （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 109〈禁止街坊輕浮言語詔〉，頁 565。
20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 8〈玄宗本紀〉，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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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而限制人際交往的活動。直到開元中期，政局相對穩定後，才開禁。在開元十 八年（730）有詔曰：「自春末以來，每至假日，百司及朝集使，任追游賞」鼓勵 百官宴游，至開元二十五年（737）又詔曰：「朝廷無事，天下大和，百司每旬節 休假，並不須親職事，任追勝為樂。」21而到了中唐以後，隨著政局的不穩，黨 爭的加劇，形成「宰相閉關不接士，游其門升其室者，非有世故，非有媒薦，固 不可偶頃刻之語」22的政治環境，就少見有鼓勵百官宴飲的詔書，因此君臣同歡 宴游的場面，也就不再容易見到了。
至於這些因酒醉而導致犯罪的行為雖然在歷史上屢屢發生，但卻也未見到有 特別針對此一現象而設立的法條律文，然而從《唐律疏議》中，卻也可見到一點 蛛絲馬跡，例如「夜無故入人家」條律文後，「疏」中就有一段與飲酒相關的文 字：
「若知非侵犯」，謂知其迷誤，或因醉亂，及老、小、疾患，並及婦人，
不能侵犯，而殺傷者，減殺傷二等。23
「夜無故入人家」條的內容在於，准許家主人登時殺死於夜晚中無故侵入其家者，
此一律文為學者解釋時，討論的主題一是夜禁制度，二是將其理解為如同現代所 謂「正當防衛」之法學論點，將之視為「正當防衛」觀念在中國的存在。24在夜 晚無故侵入人家，於當時人看來，其行跡實在可疑，擅自闖入之動機必定非偷及 搶，闖入者必非善類，因此在這種危急時刻，家中之人為保護自身及家族成員安 全而毆傷、甚至殺傷侵入者，於法律中都是合理的行為，並無罪責。然而若知侵 入者並非惡意、或明顯無法行犯，卻仍舊將其殺傷，這一殺傷的行為就依舊被視 為犯罪，需負上法律責任了。這裡特別注意到的是，作為律文補充說明的「疏」
21 （宋）王溥，《唐會要》，卷 29，〈追賞〉，頁 540-541。
22 （唐）楊夔，〈復宮闕後上執政書〉，收於（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第 5 冊（北京：中華 書局，1966），卷 669，頁 3443。
23 （唐）長孫無忌編，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卷 18〈賊盜〉「夜無故入人家」條，頁 374。
24 張群，〈「夜無故入人家」──不應忽略的那一面〉，《法制史研究》19（台北：2011.6），頁 247-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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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將醉酒之人、老、小、病患、婦人都劃歸在例外條件之中。
「夜無故入人家」條並非只存於唐律之中，宋、明、清三朝律法中皆有相同 之律名，宋律文與唐律完全相同，然而在往後的明清律中，基本律文做了更動，
從整體看來，對夜晚擅自闖進他人住家之人做了更為嚴苛的處罰規定。除此之外，
明清律都不再同唐律一般，以對象為醉亂、老、小、疾患、婦人等作為例外的補 充說明。25這其中的緣由，明代律學家並未就此做進一步的解釋，清代律學家則 有薛允升延續沈之奇的觀點，認為該律文的重點在「無故」二字，因此「以非侵 犯而論，或迷誤，或醉亂，亦不得謂為有故。」26
唐律中其他律文裡與飲酒相關之文字，還有〈賊盜〉律中之「強盜」一條：
唐律中其他律文裡與飲酒相關之文字，還有〈賊盜〉律中之「強盜」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