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飲酒風氣的歷程與轉變
第一節 先秦秦漢的飲酒風氣
1 有關東方朔以酒消愁解憂的故事，在下列的史料中都有類似的記載：（晉）干寶撰，汪紹楹校 注，《搜神記》(台北：里仁書局，1981），卷 11〈東方朔灌酒消患〉，頁 131；（南朝宋）劉義慶 撰，鄭晚晴輯注，《幽明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酒消積愁〉，頁 31；（宋）李昉 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 473〈怪哉〉，頁 3893。
2 （晉）葛洪撰，楊明照校箋，《抱朴子外篇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1），卷 24〈酒誡〉，
頁 570。
3 （宋）孫光憲撰，林艾園點校，《北夢瑣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 6〈陸相公 勸酒事〉：「陸相扆出典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之從容，因命酒酌勸此子。辭曰：「天性不 飲酒。」相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為酒困，自然減半也」，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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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朴子外篇》中以「千鐘百觚，堯舜之飲也」將中國人的飲酒生活起始於 堯舜之世，4然而事實上，中國人飲酒、製酒的歷史起源要比堯舜之世還要更早 的多。
並不是只有現代人對中國酒的起源感到好奇，早在宋代，就有竇苹著《酒譜》
一篇，分析各種自古流傳的酒之起源，然而經過他的推斷，最後的結論是這諸多 種說法皆考據不足，僅只是贅說罷了，他認為酒最有可能的起源是：「智者作之，
天下後世循之而莫能廢」。5
現今的學者則企圖透過保存至今的文字史料及以科學技術解讀的地下考古 材料，探求出中國酒的起源。然而即使與酒相關的史料在數量與種類上看似豐富，
但由於探尋文明的起源所需要面臨的是遙遠的時間與空間所產生的隔閡，而在這 漫長的時空之中又存在著諸多不確定的因素，因此僅憑著現存的片段史料就能夠 作出準確推論的可能性並不高；從未有文字的少數民族也有製酒的技術來看，即 使是最古早的文字中出現了「酒」這一字，也未能就此肯定這就是酒的初始，很 有可能是酒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程度，才有文字出現能夠將其記錄下來；而若要以 酒器的出現作為推論酒的誕生之始，則更有侷限性，因為在更古早以前，人們飲 酒可能未必會使用到專用的酒器；此外，能製成酒的原料眾多，舉凡野生的果物 及人工栽培的作物都能製成酒，也使我們不能僅憑農業發展程度來斷定酒在歷史 上出現的起點。
因此直到現在，我們仍不能夠獲得中國酒的起源的明確答案，而唯一能夠確 定的，就是中國的酒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經存在。
進入到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我們看到上古時代的中國社會，酒的第一用 途就在於祭祀，舉凡一切祭祀無不尊酒，6如《禮記．月令》中就記載每年到了 孟夏之月，天子便需「飲酎，用禮樂」，依據鄭玄的註釋：「酎之言醇也，謂重釀
4 （晉）葛洪撰，楊明照校箋，《抱朴子外篇校箋》，卷 24〈酒誡〉，頁 588。
5 （宋）竇苹，《酒譜》。
6 一良，〈中國古代社會中的酒〉，《食貨半月刊》2:7（台北：1935.09），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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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7可知每年當新 酒作成之時，國君便要行「飲酎」之禮，並藉此禮儀以導正君臣之尊卑地位。在
《左傳》和《後漢書》當中，也都可以看到有國君舉行「飲酎」的紀錄。8 傳說以為周公制禮作樂，透過禮樂制度來建構、穩固周代的社會秩序，西周 作為禮儀制度完善的指標，因此要談論酒與禮儀的連結，則不能不談到周人，然 而，探究周人以禮行酒的作法之依據，卻要先追尋到殷商的滅亡。
商代有大量的與酒相關的史料可以證明當時酒文化的發達：商代的甲骨文及 金文都見到有「酒」字的存在；從商代遺址的考古挖掘中，曾發現古酒殘留的痕 跡；殷商時期所出土的文物裡，各式酒器即佔了很大的一部分。其中甲骨卜辭、
金文以及作為禮器所用的酒器，透漏出商人與酒的特殊關係──酒被使用在祭祀 的場合之上，商代的酒在宗教場合中的重要性顯示商人將酒視作是富有神聖性的 存在。9
依據上述的史料，我們可以模擬出商人在祭祀典禮上使用酒作為獻禮的情形，
但若想要了解商人在平日生活中的飲酒是何種風貌，則需要透過周人的的眼睛，
在周人的眼中，商人的飲酒有著什麼樣的風氣？
《尚書》中有〈酒誥〉一篇，傳說為周公所作，是在周人滅商後，周公對即 將被分封至殷商故地的康叔所給予的告誡，文中有這麼一段對商人的描述：
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
7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卷 15〈月令〉，
頁 581。
8 《左傳》中記為「嘗酎」，見（周）左丘明撰，（唐）孔穎達疏，《左傳注疏》，卷 35〈襄公二 十二年〉：「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 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頁 1125。（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1965），卷 42〈東平憲王傳〉：「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以祕書、列僊圖、道 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頁 1440-1441。
9 張光直，〈商代的巫與巫術〉，《中國青銅時代（二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0），頁 3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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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速辜。10
在周人的眼中，商人是一群從國君至臣民皆愛好飲酒的族群，而舉國皆沉迷於飲 酒之中的這股社會風氣使得商人最終被「天」所遺棄，天命因此轉移到周人身上，
失去天命的商人便理所當然的為周人所取而代之。11
周人為給予商、周之間政權轉移一個合理的解釋而創立天命觀，但當要歸結 商人最終失去天命的原因時，竟然是提出社會群體對酒的飲用過度這一社會現象，
顯然周人是完全不認同商人的這股好酒之社會風氣，而〈酒誥〉一篇的寫作動機，
正是企圖以殷商的滅亡為例，勸戒、警惕後代的周人不要沉溺於飲酒之中，重蹈 其覆轍。
在〈酒誥〉以外，周人對商人飲酒風氣的批判也出現在《詩經》的〈大雅．
蕩〉之中：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 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12
透過周人的雙眼，我們看到商人飲酒是不分晝夜狂歡、喝醉了便大聲呼叫，在這 種氣氛之下，想必商人飲酒時是不會再顧慮到平日所應具備的禮節與舉止了。
在文王與周公對前朝商代社會上的酗酒問題作評論與檢討之外，《尚書．微 子》則是透過商紂王的兄弟微子之口，述說他所處的當代面臨到的社會問題及國 家危機：
我袓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 竊姦宄。……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13
10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 14〈周書．酒誥〉，頁 448-449。
11 齊思和，〈西周時代之政治思想〉，收入氏著《中國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67-84。
12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卷 25〈大雅．蕩〉，頁 643-1。
13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 10〈商書．微子〉，頁 3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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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子對自己的國家即將步向滅亡作出預言和自我反省，在這裡同樣提到君王的酗 酒使得整個統治集團腐敗、人民的酗酒使得竊盜頻仍，造成國家失序，飲酒被認 為是導致殷商滅亡的其中一個原因。對照之下顯得諷刺的是，當商代之初，伊尹 以夏亡為鑑時，還將「酣歌于室」的行為稱為「巫風」，14而到了商紂王，想必早 已將先賢的警告忘得一乾二淨。
似乎先秦時代的人們，都一致將導致殷商覆滅的矛頭指向當時社會上所瀰漫 的酗酒之風，在上古時代，除了有商人愛好飲酒，還有史料記載夏人也對飲酒沉 迷，《墨子．非樂》中就有夏啟「湛濁于酒，渝食于野」的描述，15而到了後世，
更有不少史籍都將夏桀和商紂造成國家滅亡的原因，一併推到了沉溺於飲酒之 上。
從上述這些記載夏桀和商紂酗酒的典籍的成書時間來推論，可以知道至少在 春秋戰國之際，當時的人們就已經對酒的危害性抱持著高度的關切，並特別強調 帝王飲酒與國家興亡之間的關聯。上古時代因酒而亡國的傳說，在此時非常盛行，
到《戰國策．魏策》中，還有禹絕旨酒的故事，將對酒的警覺提早到禹的時代，
禹早已有預言：「後世必有以酒之亡國者」。16
〈酒誥〉一篇中透露了強烈的震懾和威嚇意味，周人既然已將夏商兩代的覆 滅歸咎於飲酒的氾濫，並由此建構出以周代商的天命觀，那麼自然要以商人的滅 亡為戒，對酒展開一定程度的管理、甚至是限制的手段，而周人所採取的方式，
14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 8〈商書．伊訓〉：「敢有恆舞于宮，酣歌 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游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
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
具訓于蒙士」，頁 244-245。
15 （清）孫詒讓著，孫以楷點校，《墨子閒詁》（台北：華正書局，1987），卷 8〈非樂上〉，頁 237。
16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 23〈魏策〉：「昔者，帝女令 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頁 846-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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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將飲酒與禮儀作結合：
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17
也許是深知完全禁止的不可能，人們仍有一定程度的口腹之慾需要被滿足，周代 對酒的限制是規定只有在祭祀的場合才能飲酒，酒只能被使用在祭祀、奉養父母 或孝敬長者的場合之上。18除此之外則有極為嚴格的條件限制，違反者也會被施 以殘酷的刑罰：
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
禁止群飲，違者將被拘執，甚至可能被判予死罪。從刑罰的嚴厲可以想見當時力
禁止群飲，違者將被拘執，甚至可能被判予死罪。從刑罰的嚴厲可以想見當時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