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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2.2 關於「侗台語起源說」的論點

2.2.4 中國南方的分類詞數量多於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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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縣 隻 頭 條 條 枚

廣州 隻 隻 隻 度 根

「侗台語起源說」論者認為,在現實中,東南亞與中國南方的分類詞較多,

而中國北方較少。按照「起源地的數量較多」原則,分類詞的使用應由東南亞往 北擴散,故分類詞應源於東南亞,接著中國南方借用之,然後中國北方借用南方 的分類詞,發展至今形成「北少南多」的現象。此現象的起因為,分類詞在北方,

發展的歷史較短,故分類詞種類也較少;反之,南方分類詞發展的歷史較長,分 類詞種類也較多。

2.3 「漢語起源說」對 2.2 各論點的反駁或假設

主張「漢語起源說」的學者包括 Huang (1964)、Zhang (1980)、梁敏 (1983)、

Wang (1994)、Morev (2000)、Behr (2009)、步連增 (2011)、Her & Li (to appear)。

他們針對上述「侗台語起源說」的論述提出了反駁或假設,認為分類詞的使用,

應由華北漢語往南擴散,內容如下:

2.3.1 侗台語的分類詞,比漢語分類詞晚出現

侗台語系的最早文字紀錄,出現在 13 世紀,比漢語分類詞語法的確立 (魏 晉,約 3 世紀。劉世儒 1965)還要晚 1000 多年。因此,即使像「侗台語起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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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所說的,殷商時代的漢語沒有分類詞,漢語系分類詞的出現還是比侗台語系 的分類詞早 1000 多年。

殷商甲骨文與西周金文皆有發達的度量衡量詞系統 (王力 2013),不過此時 期的漢語實際上亦有「分類詞」,儘管數量很少。殷商時代,漢語已經出現了少 數分類詞,包括「人」,只要指涉的對象是人,不論其身分,皆以「人」為分類 詞,以下的例子出自於甲骨文 (王力 2013),其中「羌」為一民族的名稱:

(11) 羌十人 (12) 羌十人又五

的確,此時漢語僅有少量分類詞,故「侗台語起源說」論者以此現象主張上 古漢語無明確的分類詞系統,可與名詞系統、動詞系統平起平坐。不過,「漢語 起源說」的學者表示,若與其他語言比較,此種現象僅能代表上古漢語的分類詞 正在初步發展。

首先,許多語言雖然具有分類詞,但在文法上並非強制使用 (Gil 2013);接 著,許多具有分類詞的語言,所擁有的分類詞加起來也不過兩三個,它們可能在 計算甲、乙、丙三種物品時,需要使用分類詞,但是在計算其他物品時就不需要。

這些語言在產生的少量的分類詞後,其分類詞系統就不再繼續成長,或是太晚形 成分類詞而來不及成長,而停留在初步發展的階段。其中包括分布於尼泊爾與印

度錫金邦的 Kiranti 諸語言。Ebert (1994)表示,在許多 Kiranti 語言中,分類詞只 有兩三個,包括 Limbu 語只有計算人的 phu 與通用分類詞 si;Camling 語只有計

[Num-C/M-N] 的文句使用頻率越來越高,[N-Num-C/M]的使用頻率逐漸式微。

因此,歷史上漢語分類詞語法其實是有規則的,C/M 一定在 Num 的後面。

類詞有不少省略的例子。例如,Her & Li (to appear)舉出,依現實中的語言應用 情形,北方官話的分類詞,其使用上的必要性的確不如南方官話與其他華中、華 化的意涵,LaPolla (2010)與 McWhorter (2007)各從空間與時間描述其影響,其中 LaPolla (2010)所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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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many invaders assimilated to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y also

had an effect on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China, particularly in the north.

Mantaro Hashimoto (e.g., 1976, 1980, 1986) has talked about this as the

‘Altaicization of Northern Chinese’, and has argued that a continuum of

features from north to south, such as northern dialects having fewer tones,

less complex classifier systems, and an inclusive/exclusive distinction in the

1pl pronoun, while the southern dialects have more tones, more complex

classifier systems, and other features similar to Tai-Kadai and Hmong-Mien

languages (see You 1982, 1995; Zhou & You; Wang Jun 1991), is due to

Altaic influence in the north ,and Tai/Hmong-Mien influence in the south

(LaPolla 2010)

翻譯如下:

中國北方在歷史上,曾受到不少外族的侵略。在侵略的過程之中,也將 其語言與文化影響至漢語,特別是北方。橋本萬太郎 (1976, 1980, 1986) 亦提及北方漢語的阿爾泰化,包括音韻的減少、分類詞數量的減少,以 及對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的區分與否。相對地,南方的音韻與分類詞數

阿爾泰語系影響,而南方則受侗台語系與苗瑤語系的影響。(LaPolla 2010) (本文作者翻譯)

而 McWhorter (2007)從時間層面上討論了漢語的阿爾泰化:

But in this chapter I will demonstrate that while Altaic languages did have a decisive effect upon Mandarin, transfer was a relatively minor factor, while reduction due to nonnative competence was comprehensively transformative. The evidence also suggests that the crucial locus of transformation was not, as is often supposed, the occupations by Genghis Khan (thirteenth through fourteenth centuries)1 or the Manchus (1644-1911), but the widespread resettlement of conquered and dispossessed peoples amid Han Chinese on the northern Chinese frontier from the 600s through the 800s during native Chinese rule under the Tang dynasty. (McWhorter 2007)

翻譯如下:

雖然漢語對阿爾泰化對現代漢語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然而漢語語法受異 族影響,並非大多數人所認知的,從元代蒙古人或清代滿人等阿爾泰語

(McWhorter, 2007) (本文作者翻譯)

LaPolla (2010)和 McWhorter (2007)兩人的理論充分解釋了漢語包括分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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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中心語 (雞)。按照橋本 (1985)的說法,北方的漢語方言是受到阿爾泰語系 的「SOV」句法影響,才出現修飾語前置的詞組。通常句法格式為 SOV 的語言,

修飾語都會前置於中心語。

除此之外,橋本 (1985)也指出了北方漢語在聲調上阿爾泰化的現象。南方 漢語的聲調一般較多,如陸豐客語有 7 個聲調、廈門閩語 7 個聲調、福州閩語 6 個聲調。相對的,北方漢語的聲調一般較少,如北京官話 4 個聲調、瀋陽官話 4 個聲調、黑龍江虎林官話 3 個聲調。橋本 (1985)指出北方漢語應是受缺乏聲調 的阿爾泰語系影響,而減少聲調數量。

「北方漢語阿爾泰化」的假設與前三項「漢語起源說」的觀點,最大的不同 在於,前三項觀點目前皆已有足夠的資料可以佐證。但是「北方漢語阿爾泰化」

的假設,特別是分類詞方面,目前尚無足夠的文獻可驗證其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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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筆者的研究目的,即驗證「北方漢語阿爾泰化」的假設之正確性。對此筆者 使用了數種研究方法,包括比較不同時代的漢語分類詞、分辨分類詞與量詞,以 及整理文獻。

3.1 比較不同朝代的漢語分類詞

假如要支持北方的漢語曾經阿爾泰化,使分類詞的種類減少之假設,筆者認 為可以比較不同時代的北方漢語文獻,特別是需要研究阿爾泰化之前與之後的文 獻。並且比較阿爾泰化之後,北方漢語的分類詞數量是否少於阿爾泰化之前。為 此,筆者的論文研究部分將分為以下三大部分,前兩個部分分別列舉兩個時代的 北方漢語分類詞,分別是分類詞發展成熟的時代──魏晉南北朝,以及阿爾泰民 族統治全中國的時代──元朝。至於第三部分,則比較兩個時代的分類詞數量。

藉由以上的論述,本論文的研究問題可歸納為:元代北方的分類詞是否少於魏晉 北方的分類詞?

3.1.1 魏晉南北朝的文獻挑選

魏晉南北朝是漢語分類詞發展最成熟的時代 (劉世儒 1965),觀察此時期 的分類詞有助於了解漢語分類詞發展成熟時,分類詞的用法。故研究第一部分將 閱讀魏晉南北朝的相關文獻,以便研究魏晉南北朝的北方漢語分類詞之類別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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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了解漢語的分類詞在成熟期間之類別與個別數量。另外,由於本文旨在研究 北方漢語的分類詞用法變化,故此部分的觀察對象將鎖定在北方的政權,包括三 國魏、西晉(大一統的時間很短,自滅吳至衣冠南渡僅三十多年)、五胡十六國、

北朝之北魏、西魏、東魏、北齊、北周。筆者將以文句出處的成書背景、作者生 平等資料,作為擷取北方漢語文句的依據。

3.1.2 元代的文獻挑選

至於第二部份,將閱讀元代的漢語分類詞文獻。元朝是中國史上第一個征 服中國全境的異族王朝,故此時的漢語應當受北方民族影響頗深,分類詞應當會 比魏晉減少很多。跟魏晉的文獻挑選過程一樣,筆者將以文句出處的成書背景、

作者生平等資料,作為擷取北方漢語文句的依據。例如方回 (1227-1307)大多時 間生活於原南宋之領土,包括安徽與浙江,故其作品應為南方漢語文體,而不列 入研究範圍;而馬致遠 (1250-1321)大多時間生活於大都 (今北京)一帶,故其作 品應為北方漢語文體,而列入本文研究範圍。本研究對南北的劃分,即以南宋北 部邊界 (秦嶺、淮河)為區分。

3.1.3 不同時代的文獻相互比較

此一階段將比較上述兩個時期的分類詞之類別與數量多寡。由此方法,即可 大致上得知北方漢語之分類詞演變概況,同時得知北方漢語之分類詞之減少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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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阿爾泰化」有關。如果後期的分類詞數量減少了,則大致可驗證「阿爾泰化」

之正確性,對於驗證「分類詞漢語起源說」將提供些許的幫助。

3.2 分類詞與量詞的差異

分類詞主要存在於東方的語言,包括東亞與東南亞,而量詞幾乎分布於世界 各地所有的語言(王力 2013)。然而,由於筆者尋找的資料中,有不少皆未明確 區分分類詞與量詞,因此筆者須藉由一套標準來決定哪些詞彙是分類詞,哪些是 量詞。

分類詞 (sortal classifier)與量詞 (mensural classifier)的一項差異在於,它們在 計算上的意義不同。兩者皆代表一個乘數,不過分類詞代表 1,量詞代表 1 以外 的數字 (Her 2012),如以下範例:

(15) 三本書 = 3 × 1 書

(16) 三箱書 = 3 × 箱 書,其中「箱」不必然等於 1

在句子(15)中,書本的數量確實就是三本,沒有任何彈性空間;而在句子(16) 中,書的數量就是「箱」,而具體的數目必須透過前後文所提供的訊息來判定。

量詞除了代表無法確定確切數量的乘數外,也可代表可確定,但不是 1 的乘 數 (Her, 2012),如下列五個句子列舉,即可明白其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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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一杯水 = 1 × 杯 水

(18) 一包餅乾 = 1 × 包 餅乾

(19) 一袋水果 = 1 × 袋 水果

(20) 一打玫瑰 = 1 × 12 玫瑰

(21) 一雙襪子 = 1 × 2 襪子

以上 5 個句子的粗體字皆為量詞,其中(17)、(18)、(19)三句的乘數分別就 是「杯」、「包」、「袋」,而(20)、(21)兩句的乘數可確定為 12 和 2。因此,我們可 得出一項簡潔的方法來判斷分類詞(C)與量詞(M),分類詞一定代表乘數 1,不須 藉前後文來判斷總數;而量詞代表的乘數為 1 以外的數字,不論可否確定乘數,

只要乘數不一定是 1,就是量詞。

3.3 文獻的整理

了解分類詞與量詞之間的差異後,就可以開始整理文獻中的文句了。由於不 少資料皆未明確區分分類詞與量詞,因此筆者須藉由一套標準來決定哪些詞彙是

「分類詞」。量詞將不列入本文的討論範圍內,所以整理文獻必須將之排除。筆 者所使用的標準,即為 Her (2012)所提出之「乘數是否確定為 1」的標準。如果 該詞彙所代表的乘數確定為 1,則其為分類詞,將列入本文的討論範圍內。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