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族想像的建構與演變

本節主要探討中國國族想像的建構及演變的歷程，國族建構，雖屬人為事功，

卻也並非任意可為。沈松僑（2000）指出：任何群體的外在邊界，在該群體成員 的自我認知中，必須是一條天經地義、毋庸置疑的「自然」界線。為了獲致這種

「自然化」的效果，血統、語言、歷史、文化、族群仇恨、意識形態、階級對立 等各種不同的文化特質，皆能被被動員作為劃分不同群體邊界的標準。而擇取不 同的因素作為國族邊界的劃分，便會對國族內部的整合與同化問題，產生涇渭分 明的結果，從而更決定了國族可能具備的不同形式與樣貌。

本節試圖由歷史記憶、文化霸權、意識形態與民族自信等四個面向，探討中 國國族主義的演變與來台陸生的國族想像建構歷程，期藉由綜合文獻探討之所得 以形成本研究之架構。

壹、國族想像的建構基礎：歷史記憶

Anderson(1991)指出：民族必須對往昔歷史的再現才能獲得其目前存在的形 體。這表明，「歷史」所沈澱的族裔認同和文化認同，是國族想像的關鍵所在。

郭洪紀（1997）指出作為民族意識的歷史記憶(historical memory)是多樣性的，歷 史記憶是民族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包括了國家制度的記憶和民間社會的記憶。

民族國家正是透過這種對歷史記憶的控制，使其政治實踐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

並以文化選擇的方式來塑造民族意識。

沈松橋(2000)並指出對國族主義者而言，族群歷史的主要用途，並不在增進 吾人對「過去」更豊富、更複雜的認識；反之，其所訴求的乃是一個社會性與政 治性的目標。族群歷史的建構過程，其實正是一個政治動員的過程：透過族群歷 史的召喚，將族群的文化遺產高度政治化，從而把族群團體由蟄伏不覺的狀態中 動員起來。

如果國族是在特定的時空及歷史條件下，被「發明」、被「建構」出來的「想 像的共同體」。那麼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樣的「國族想像」，和什麼樣的歷程，

形塑出來中國人民認為台灣人民也是「炎黃子孫」的國族想像呢？

一、同文同種的國族想像：炎黃子孫的血脈攀附

民族乃是一個人群主觀的認同範疇，而這個範疇之所以形成，是在特定的政 治、經濟條件中，利用共同的自我稱號(emic)及族源歷史，來強調族群內部的一 體性，並設定族群邊界以排除他者(other)，同時更在主觀上強化本族群某些體質、

語言、宗教或文化特徵。在各國國族主義運動中，國族起源的歷史記憶或神話，

更往往成為國族主義者謀求文化自主乃至政治獨立的合法性基礎(沈松橋，1997)。

陳尹嬿(2007)則指出：黃帝在中國的歷史發展脈絡中，是一個不斷被提及以及運 用的一個象徵符號，如同伏犧、燧人、神農等氏，三皇五帝一直是無法被明確證 明的存在人物。然而從周朝開始，諸子已經開始假托黃帝之名論述各自的主張，

而在司馬遷的史記中，為五帝作紀，並以黃帝為五帝之首，儘管認為百家言黃帝

「其言不雅馴」，但仍舊以黃帝為信史的開端，為五帝本紀之首。然而在黃帝之 上，尚有伏犧、燧人、神農等神話人物，為什麼是黃帝被選為民族的共祖呢？

研究者認為黃帝的出現至少代表了二種重要的意義：

1. 一個英雄聖王的開始。黃帝以一個征服者的角色出現，先擊敗炎帝取得 正統，後打敗了入侵的蚩尤。

2. 一個文明的開展。傳說自黃帝開始，設置了中央的官制，黃帝的妻子嫘 祖發明了紡織，製作了衣服冠冕；黃帝還命倉頡造字，史皇作圖，雍父造舂和杵 臼，夷牟造矢，揮造弓，共鼓和貨狄作舟。

這正是許多學者都曾注意的，黃帝多重面貌中的兩面——某些家系的始祖，

以及，統治一時代或諸部族的帝王。然而到了漢初司馬遷寫《史記》時，黃帝已

成為他心目中信史的第一個源始帝王，且為夏、商、周三代帝王家系的共同祖先 了。

王明珂(2002)則認為在漢代或更早，黃帝的確只與帝王或少數古帝王族系有 關。然而在戰國時及此後，由於一種普遍的心理與社會過程——攀附——在「血 緣」記憶或想像上可與黃帝聯繫上的人群逐步往兩種「華夏邊緣」擴張：政治地 理的華夏邊緣，以及社會性的華夏邊緣。最後，在此歷史記憶與歷史事實基礎上，

並在國族主義影響下，晚清知識分子終於將黃帝與每一個「中國人」繫上想像的 血緣關係。也就是說，清末諸賢的確受西方國族主義之影響，重新集體回憶黃帝 並賦予新的意義，以創建中華民族。然而，如果不以「近代」斷裂歷史，我們可 以發現一個「族群想像」可以經歷兩千年而形成當代的「炎黃子孫」。

沈松橋(1997)則指出這種神話意指作用的基本功能，乃是為特定的意識形態 服務；它的基本原則，就是將「歷史」轉化為「自然」。而這種論述實踐的意識 形態，只有在經過「自然化」的加工，取得「常識」的地位後，才能發揮最大的 效力。換句話說，這種黃帝始祖的歷史建構過程，詮釋的不是歷史本身，更重要 的是統治者的「血緣」關係，王明珂則指出(2002)以黃帝記憶來界定與理解的「華 夏」與「中國」其含義是相近的；都蘊含著血緣、政權、與領域三位一體的隱喻。

二、氏族圖騰的建立：龍的傳人

蔣勳(2012)在《美的曙光》一書中提到：中國古代民族，往往把動物當作祖 先崇拜。例如在《詩經．商頌》中有一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意思是，一 隻黑色的鳥下降到人間，並生下了商代的祖先。而不同的民族用不同動物做為部 落、氏族的代表。這種現象不只存在於中國歷史，也存在於其他民族的故事中。

而最常見被選為祖先神的動物，一種是鳥類，一種是蛇類。

那對中國人而言，有沒有代表自己的民族圖騰呢？有的，被雕刻在廟宇的屋 簷與樑柱上的「龍」和「鳳」便是。有趣的是，所謂的「龍和鳳」，和所謂的「國 族」一樣，也是充滿了「想像性」的題材。世界上並沒有真正的龍和鳳這兩種動 物，蔣勳(2012)推測，「龍」圖騰的出現是當時以「蛇」圖騰為祖先的民族慢慢 壯大，然後兼併其他民族而來的。於是「龍」成了九不像：有兔眼、鹿角、牛嘴、

駝頭、蜃腹、虎掌、鷹爪、魚鱗、蛇身，九種動物合而為一的形象，一如中華民

族的融合一樣，就這樣七拼八湊，最後演變出一種現實中不存在的動物----「龍」。

王明珂(2002)也認為：黃帝、炎帝及相關的古代「民族集團」，在二十世紀 上半葉曾是中國上古史研究中的重要主題。當時在新的史學與民族學概念下，黃 帝被認為是一個來自北方或西方的民族集團首領，炎帝則被認為是同一民族集團 中曾與黃帝爭勝的另一支族首領。民族學的圖騰說，也被用來支持這些上古的「歷 史事實」；黃帝等被認為是「龍」圖騰的部族，相對於東方以「鳳鳥」為圖騰的 太皞等部族。

1978 年當時美國政府宣佈與播遷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轉與 實際管轄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交。消息傳至臺灣，侯德健以 1900 年的八國聯軍為背景，奮筆填詞譜曲。首先經台灣名歌手李建復演唱，而台灣報 紙在官方授意下一再宣傳，令歌曲變得家傳戶曉。隨後歌曲更傳遍中國大陸，而

「龍的傳人」也成為中華民族的別稱。

三、秦帝國的誕生：大一統的國家觀

易中天(2006)指出：中國歷史上的巨變有三次，即西周封建、秦滅六國和辛 亥革命。三次變革的意義，都在於建立了一種新的國家制度。「百代皆行秦政治」，

秦朝開創了嶄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根基。周王朝以「中國」為中心，不斷向四方 擴張，透過不斷的征服/同化，同化/征服的模式，建立了龐大的諸侯國，這些諸

侯擁有的是「國」，也叫「邦」，諸侯不能叫「王」，只能叫「君」，尊周天子 為共主，只有周天子能「稱王」。但各諸侯國是擁有實際主權、軍隊和外交的，

國與國的聯盟即稱之為「邦交」。各「國」之間，語言異聲、文字異形、衣冠異 制、律令異法，國內則「統一」。這時候還是以邦為國的，因此叫「邦國」。

經過二百餘年相互戰鬥，諸夏國家到戰國便只剩下十餘國，透過武力的兼併，

華夏族逐步地形成了政治上的統一。黃仁宇(1999)則認同，這種政治上的統一，

來自於地理環境的使然，因為治水的需要，人們自然渴望出現一個大一統的政權，

自然而然整而出一個統一的大帝國。

這種分封諸侯的封建制度，到了秦朝一統六國後，就不再實施，而改行「郡 縣制」。從此，中國即由「許多國家」，開始進入了「一個國家」的階段。由秦 朝開始，書同文、車同軌，並進一步統一了度量衡，建立了馳道，完備了一個帝 國的架構，從此，華夏族開始擁有共同的文化，逐步演進為一個全新的民族。爾 後，漢朝繼承秦朝而成為大一統的帝國，南征南越，北伐匈奴。「華夏族」開始 改稱為「漢族」，並逐步從一個「種族」進入一個「民族」。

後歷經唐、宋、元、明、清，中國雖偶有分裂，如漢末三國、魏晉南北朝；

宋時更同時存在著遼、金、西夏、大理等政權，但中國人仍視其他政權為中國國 土的一部份。從此中國人便視「大一統」為常態，視「分裂」為非常態。

而《三國演義》一開頭的名言便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更是深植人心，從此讓中國人心中的國家觀便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夢想；相 反的，歐洲各國長久以來都是處於一種分裂的狀態中，從十六世紀之後，更逐步 形成了民族國家的態勢，直到近來才有了歐盟的整合，歐洲人自然視歐洲的「分 裂」為常態，「整合」為非常態。

四、中華民族的演進過程：從種族到國族的建構歷程

清末革命黨人繼承明末反清大儒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的民族思想，頌之為「中 國民族主義發明家」。章太炎把「夷狄」為定為非人的野獸，對作為「夷狄」的

清末革命黨人繼承明末反清大儒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的民族思想，頌之為「中 國民族主義發明家」。章太炎把「夷狄」為定為非人的野獸，對作為「夷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