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台陸生對台觀感理論研究

本節探討來台陸生對台觀感，共分為：認同定位、仇外情結、民主價值與對 台主權接受度，期藉由綜合文獻探討之所得以形成本研究之架構。

壹、來台陸生的認同定位

對來台陸生而言，除了生活上的適應，還有「國家圖像」的認同衝突，研究 者想知道的是：中華民國的「國家圖像」是否與其心中的「一個中國」產生抵觸 或衝突？

一、台灣民族邊界的位移：從「本省人」、「外省人」到「台 灣人」、「中國人」

1948 年後，解放軍通過遼瀋戰役、徐蚌會戰、平津戰役三大戰役，徹底打 垮國軍，國共內戰大勢底定。1949 年，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攻克南京，中華 民國政府經廣州、重慶、成都最終於 1949 年 12 月撤退至臺灣。在這場被喻為繼 五胡亂華之後，中國最大規模的民族大遷徙，為台灣帶來了新的外省統治階級和 久違的中華文化，也開始了兩岸隔海分治與長達 50 年的軍事對峙。

蔣介石一共帶來了兩百多萬的軍民，從此，台灣有了一個新的族群，叫做「外 省人」，用來特別強調台灣人與其他外來者之間「他者」的對立性和差異性。一 般而言，渡海來台的人並非全是軍人，也不全都是來自同一個區域或同一個省市 的人，來自大江南北的軍民同胞，跟隨著國軍轉進後撒到這個剛由日本人手中光 復的寶島。但對來到台灣的外省人而言，這也是一場「異鄉」變「故鄉」的認同 之旅，盧建榮(1999)在《分裂的國族認同》一書中嘗試著以文化菁英的小說文本 和學術菁英的族群論述為分析的對象，從新文化史這個切入點，探討近二十年來 國族主義的流變。而高格孚(2004)則重新探究外省人的認同改變，特別是第二代

的外省人，對台灣國家座標點的改變；藉由探索在台灣外省人的日常生活與國民 行為，還有他們回大陸度假的經驗。高格孚認為國家認同不是一組價值，而是人 們分享這個價值的程度，而過程是一種進行中的狀態，所以結果也不會是固定的，

外省人的國家認同座標點是逐漸成立，而不是一直都存在的。而這種外省人認同 的位移不應視為認同的矛盾，而是認同的多元化，可以把認同運動視為一種族群 的協商。苦苓（1992）在《台獨一百問；絕望中國？》一書中便即提到一個外省 第二代認同坐標位移的過程：小時候，在台灣被稱為「外省人」；長大後，回大 陸探親，在大陸被稱為「台灣人」。在對中國的貧窮落後野蠻專制的絕望中，逐 步走向對台灣本土的認同。

而在台灣國族主義的建構過程當中，外省人成為一個奇特而尷尬的族群，早 年台灣國族主義者將外省族群定位為「外來政權」，強調少數外省人統治多數本 省人的不公不義；近年來，隨著黨禁的解除和報禁的開放，以及政府對二二八事 件及白色恐怖的道歉及賠償，台灣社會透過「轉型正義」的方式，成功的修補了 省籍情結及族群對立的關係，台灣國族主義者開始接納外省人成為台灣的四大族 群之一(即河洛人、客家人和原住民)。爾後在台灣的選舉當中，「省籍情結」不 再是爭論的重點，取而代之的是對「國家認同」的定位，是要當「台灣人」或是

「中國人」的爭辯。

二、來台陸生的認同定位：「國家圖像」的矛盾衝突

1987 年後，台灣解嚴並重新開放中國大陸探親事務。很多外省老兵紛紛回 台探親，緊接著相當多的大陸居民也以依親或結婚的名義來台定居，兩岸交流日 漸頻繁，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承認遷臺後的中華民國政府，也不接受中華民 國國民持中華民國護照進入中國大陸，故授命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發行「臺灣 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供臺灣居民進出大陸使用。相對地，在中華民國實際控

並非外國，故中國內地居民（不含港澳居民）無法持其護照前往台灣，而須持憑 大陸居民往來台灣通行證（俗稱「陸胞證」）和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

（入臺證）入境。港澳居民則需持其護照，配合有效入台證入境台灣。

Renan 說：民族就是一種日常公民投票（李紀舍譯，1995)。國家的權力和 族群的認同就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中的權力實踐和政治運作，兩岸交流中這種出入 境不使用護照的特殊方式，或許也是為來台陸生提供國族想像的另一種暗示吧！

根據高格孚(2004)的研究：大多數的外省人認為他們和台灣的本省人之間，

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最大的差別在於語言的使用，很多外省人會覺得台語很難 學，不會講台語很難在台灣做生意；但會隨著時間和世代，產生認同坐標上的位 移。以「台灣的外省人」做為「我者」的對比，研究者想理解的是：那來自「中 國的外省人」(來台陸生)呢？懷抱著大中國的「國族想像」，來到台灣實際的就 學生活後，還會覺得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嗎？還會覺得他們和台灣人之間沒有任何 的差異嗎？他們的「國族想像」是否會產生位移或改變呢？

Maurice Halbwachs 指出：在一個社會中存在有多少個集體，就必然會產生 多少種記憶，但為了達成這樣的結果，每個集體的成員必須經常性的聚會及參與 類似的活動 (引自高格孚，2004)。研究者企圖由來台陸生日常生活中的社會參 與，和食衣住行中的文化接受中觀察，來台陸生是否會因此產生自身和台灣人民 有所差異的知覺，其自身的「國族想像」與來台後的「認同定位」是否會產生矛 盾。

此外，來台陸生的「國家圖像」與中華民國的「國家圖像」之間的認同衝突：

來台陸生在台灣唱中華民國國歌、參加學校的升旗典禮或參與國慶慶典，是否會 與心目中的「一個中國」抵觸或衝突，也是研究者想得知的重點。

貳、民族情緒下的仇外情結

蔣夢麟（2010）在其《西潮》一書中說：「佛祖是坐著白象來到中國的，耶 穌則是坐著砲彈過來的。」一句話道盡了幾百年來中國百姓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恩 怨情仇。以下試著由官方的操作態度、民間的社會氛圍及外交與領土主權爭議等 三方面來剖析中國的仇外情結。

一、鞏固黨的領導：以愛國主義催化仇外情結

中國大陸之所以不喜歡使用民族主義這個辭彙，是因為他帶著太多屬於西方 特色且太多負面的因子，在中國大陸儘管民族主義的崛起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 的事實，但在民族主義的概念還沒有一個合法的位置。在中國大陸，民族主義一 詞仍然帶有許多的貶抑，因為它總是和「狹隘民族主義」、「盲目排外主義」和

「大國沙文主義」等相連結，因此，在官方一般以愛國主義代替民族主義。中共 無論對內對外，皆極少使用「民族主義」一詞，或以「民族大義」相責於海內外，

否則皆以「愛國主義」替代。

劉性仁（2009）指出：「愛國主義」是一種用來團結內部、凝聚眾人共識的 一種情感，可以說是一種政治整合的力量，而民族主義卻猶如一刀雙刃，可以是 對內團結的政治整合力量，但也可能是引發獨立的政治分離力量。民族主義與愛 國主義二者間實有其獨特的辯證關係。中共往往將民族主義隱晦於愛國主義之中，

卻從未允許民族主義逾越到愛國主義的範疇之外。「愛國主義」是指一個人對其 祖國的摯愛之情，其中隱含著一種隨時準備以行動去保衛祖國，並且在其它方面 支持祖國的意識。它經常與民族主義相混淆，但它是一個比民族主義更為源遠流 長的觀念，同時也缺少理論上的闡述。

民族主義以作為現實的和明顯的實體而存在著的民族為其前提，而愛國主義 則可以單純地包含著對自然地域或生活方式的依戀，無須含有任何抽象的「民族

國家」概念，透過上述中國大陸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的探討，將有助於我們未來 瞭解及研究中國大陸。

陳其(2001)指出：中國歷史教育中，不斷強調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在 經濟、文化上相互交流、相互學習，在共同抗擊外來侵略，保持中國的獨立和統 一的共同鬥爭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誼，強調的是中國人民為捍衛民族獨立、國家 主權和社會進步的鬥爭內容。1966 年到 1976 年強調的是「三個世界」的理論，

在歷史教材中要體現的是聯合第三世界反對美蘇「霸權主義」的宗旨。

McClelland 指出：要全國同仇敵愾，民族主義似乎是無上法門，比宗教更 有效，而且更便宜(彭淮棟譯，2000)。民族主義的情緒是具有相當排外性質，但 民族主義運動的方向卻是隨時可變的，若民眾一旦失去控制，這種強烈的情緒會 轉向政府。因此，中共必須採取主動以便管理大眾民族主義的情緒轉向政府。首 要工作在於維護中共中央政權的正當性，為積極管理大眾民族主義就必需要發展 官方民族主義。對中共而言，以民族主義對抗資本主義，似乎是最佳的利器，而 中共在使用上也駕輕就熟。國共內戰時，以「沈崇案」來迫使美國勢力全面退出 中國；而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誤炸案中，更可看出中國官方刻意操作民粹愛國主 義的影子。除了事件一開始允許抗議遊行的運動，並強調政府堅決支持和保護一 切合法的抗議活動，不過抗議遊行的活動或許只能適可而止，過頭了反了會造成 社會的不安與騷動。再來就是以各種研討會或書籍，以及媒體言論成功地引導中 共希望的民族主義論述走向，並塑造出全民「堅持擁護黨的領導」、「堅決擁護 我國政府嚴正聲明，強烈譴責美國霸權主義行徑」等主流言論，如此便可鞏固中 央領導地位。

余小玲(2006)亦指出：在中共嚴密的網路控管機制下，民族主義的網路言論 在中國境內網路空間的權力流動與言論尺度是可論述的話語。中共似乎也有意藉

余小玲(2006)亦指出：在中共嚴密的網路控管機制下，民族主義的網路言論 在中國境內網路空間的權力流動與言論尺度是可論述的話語。中共似乎也有意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