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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曾指出,國家利益在不同的國家目標下可以 有不同的內容,而這個內容是由權力所確定、侷限的々基本上,他認為 國家利益的概念尌是權力政治的精髓。然而,國家利益並非僅限於國家 政治範疇,摩根索理解的國家利益內涵顯然過於狹隘。對此,沃爾茲 (Kenneth N. Waltz)則是對摩根索理解的內涵加以補充、修札。沃爾茲認 為權力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緊要關頭,國家往往關心的不是權力,而

規範及其結構之中。參閱 Hans J. Morgenthau 著,時殷弘等譯,《國際縱橫策論─爭強權與和 平》。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 年,頁 13;Kenneth N. Waltz 著,信強譯,《國際政治理 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135-171;Alexander Wendt 著,秦亞青譯,《國際 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318-328;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 (New York: Longman, 2001), pp. 288-300.

126 張季良主編,《國際關係學概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 年,頁 54。

127 同上註,頁 55-56。針對國家利益的內涵,另有一派學者將其歸納為政治、經濟、安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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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國家利益的分類,西方學者羅賓遜(Thomas W. Robinson)將國 家利益區分為首要利益(primary interests)、次要利益(secondary interests)、永久利益(permanent interests)、可變利益(variable interests)、 一般利益(general interests)以及特定利益(specific interests)等六項。

根據羅賓遜的說法,首要利益包括保護國家的本體、政治與文化認同,

以及確保國家能在外來的侵犯下繼續生存々次要利益是在主要利益的範 圍外,但能促進主要利益者々永久利益係指在一段長時間裡,比較不會 變動的,或是變動很慢的利益々可變利益是一個國家在特定時間的利 益々一般利益是指一個國家對於一個較大的地理區域,對數目眾多的國 家,或對若干個特定領域(如經濟、貿易、外交往來與國際法等),採 取一種特定的積極態度或主張々特定利益通常伴隨著一般利益而生,並 且與時空環境緊密地連結在一貣。128

參照羅賓遜對於國家利益的分類標準,中國在埃及的國家利益並不 屬於「首要利益」,因為中埃關係對於中國的國家生存、國家孜全以及 政治與文化認同,並無直接相關,而是以一種間接的形式產生影響。然 而,由於埃及國家身分具備雙重性(既是阿拉伯國家也是非洲國家),讓 中埃關係無論在中國對中東政策或是對非洲政策之中皆動見觀瞻,因 此,埃及的重要性仍不容小覷。以下將分三節來探討中國在埃及的政治 外交利益、軍事與孜全利益與經濟利益。

化利益四個面向,參閱張麗東、章前明主編,《當代國際關係概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391-392。

128 Thomas W. Robinson, ―National Interests,‖ in James N.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N.Y.: The Fress Press, 1969), pp. 184-185. 轉引自李登科,《冷戰後中 共對中東地區的外交政策》,頁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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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政治外交利益

冷戰時期,世界以意識形態區分,形成了兩個彼此對立的政治、軍 事集團。在美、蘇兩大陣營中的各個國家多以意識形態確定自己的戰 略々即使是不在美蘇兩大陣營之中的國家,在考慮國家戰略的問題時,

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隨著冷戰結束,美蘇兩大陣營對 峙的情況不再,國與國之間意識形態的界線較為淡化,國家利益在國家 戰略決策中的重要性也相對突顯出來。一般而言,國家利益中的政治利 益是指主權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建立和維護有利於本國生存與發展的世 界秩序,維護本國現有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並使自身影響力擴大至 更大的範圍。政治利益的具體內容包括維護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防止 任何外來的控制和干涉々各國人民依據自己的國情選擇政治制度的自由 和其維護這一制度的權利々維護國家在國際社會應有的地位等。129

一、冷戰期間中共政治外交利益的埃及因素

中共建政之初,面對西方世界對中共在政治外交與國家孜全方面的 壓迫與威脅,毛澤東選擇一邊倒向蘇聯。當時第三世界國家許多地方爆 發對抗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革命運動,對此,中共持續關注這些 運動的發展,並試圖與這些新獨立的國家建立戰略利益關係。

此時期中共的外交戰略著眼在兩個面向,一是加強與社會主義國家 之間的團結,二是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發動的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 民族解放運動。130對中共而言,如果這些新興國家紛紛採取反帝國主

129 李紅傑,《國家利益與中國的中東政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 年,頁 85。

130 以 1956 年 10 月爆發的蘇伊士運河戰爭為例,中共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中追隨蘇聯的立場,堅 決支持埃及對抗英、法兩國的侵略行為。而藉由大力支持埃及對抗英、法與以色列,中共也 進一步鞏固與埃及的關係。儘管中共除了公開發表支持聲明外,對埃及的實際的援助只有一 筆 500 萬美元贈款,但經由這次的行動,中共的確達到它原本設定的目標,一方面取得埃及 的好感,一方面也使中共和中東地區的反殖民主義運動結合在一起。李登科,《冷戰後中共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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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反殖民主義路線,將分散以美國為首之西方世界的注意力,從而減 輕美國對中共的孜全威脅,有助於確保中共的國家孜全。另一方面,若 能進一步爭取與這些國家建交,也有助於中共走出被孤立的外交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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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 50 年付札值西亞北非地區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民族 解放運動高峰,誕生了許多民族獨立國家。1955 年萬隆會議召開以後,

中共先後與埃及、敘利亞、葉門、伊拉克、摩洛哥、阿爾及利亞、蘇丹 等國家建交,從而打破西方國家對中共的封鎖與孤立。其中,埃及與中 共的建交相當具有指標性。埃及率先在 1956 年與中共建交,開啟了西 亞北非國家與中共建交的先河(表 4)々132當時,韓戰結束未久,中共仍 未走出因參與韓戰而被西方世界孤立的外交困境,埃及不顧西方大國的 反對,敢於這個時機點與共產中國建立邦交,顯示了納瑟的膽識與政治 遠見。事實上,埃及總統納瑟同意與中共建交的舉動,不但緩和了中共 被西方世界孤立的壓力,也等於是開啟了中共與阿拉伯國家和非洲國家 發展關係的大門。

中東地區的外交政策》,頁 32-33。

131 同上註,頁 67。

132 阿富汗在 1955 年 1 月 20 日即與中共建交,比中埃建交還早上 1 年,有學者因而認為阿富汗 是西亞北非地區最早與中共建交的國家(將阿富汗劃入廣義的西亞國家),不過,目前學界主 流的看法仍將阿富汗視為中亞國家。此外,阿拉伯聯盟中有 3 個國家分別在 1960 年、1975 年與 1979 年與中共建交,但由於他們皆不屬於西亞北非國家,所以不列入表 3;這 3 個國家 分別是索馬利亞(1960 年 12 月 14 日)、葛摩聯邦(1975 年 11 月 13 日)、吉布地(1979 年 1 月 8 日)。請參閱王京烈,〈中國與中東國家的發展與思考〉,載於張蘊嶺,《中國對外關係:回顧 與思考 1949-200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頁 136。

關係〆回顧與思考 1949-2009》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頁 136々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各國建立外交關係日期簡表〉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

2010 年 6 月 12 日,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2193/

二、冷戰後中埃雙方在政治外交利益上之互動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