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當代新儒家的身心漂泊與安歸－
四、 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中提示的中國人安歸之道
《中國文化與世界》是當代新儒家最重要的宣言，共同構思撰寫這篇宣言的 唐君毅先生客居香江；牟宗三和徐復觀兩位先生客居臺灣；張君勱先生則遠走美 國。換言之，他們都是因為堅持中華文化常道，故避赤反共而從神州出離於海外 和港臺，身心均因漂泊飄零而有蒼茫悽愴之歷程。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下 簡稱《宣言》）一開頭如是說：
若非八年前中國遭遇此空前的大變局，迫使我們流亡海外，在四顧蒼茫，一無 憑藉的心境情調之下，撫今追昔，從根本上反覆用心，則我們亦不會對這些問 題能認得如此清楚。我們相信，真正的智慧是生於憂患。因為只有憂患，可以 把我們之精神從一種定型的生活中解放出來，以產生一超越而涵蓋的胸襟，去 看問題的表面與裏面、來路與去路。7 6
唐先生他們直指中共挾共黨蘇聯的軍援赤化中國之後，逼使他們流亡海外，已是 亡國亡天下的孤臣孽子，四顧蒼茫、一無憑藉下，希圖維繫中華文化之一線生機。
唐先生他們體悟只有在憂患意識下，才能動心忍性地創造真正的民族智慧。77以 漂泊的儒家身心，懷抱中華文化道統的憂患意識，故發憤而共同創述了《宣言》。 如同唐先生於其〈花果飄零與靈根自植〉一文中所稱，奴化的民族是以異國 他者的思想或意識形態為自己的文化、學術的標準，在異化中淪喪了自己本有的 文化常體。在當時他們批判的最主要對象，毫無疑義，當屬中共的馬列主義。
《宣言》認為中國人之馬列主義化，就是中國人的奴隸化，就是造成中華民 族身心漂泊流離而花果飄零之最主要直接的病因。
好比一個人生病，需先除病，再行補益。因此《宣言》在論述邏輯上，有其
「破」，亦有其「立」；前者讓國人找出漂泊流離的原因，後者則是尋回國人原本 的安宅。
其「破」，就是批判馬列主義。《宣言》說：
馬列主義之專政思想，所以不能長久成為中國文化政治之最高指導原則，其根 本理由：（A）在馬列主義想否認普遍的人性，而只承認階級的人性，因而想打 倒一切建基於普遍的人性基礎上之宗教、哲學、文學、藝術、道德，而徹底以
76 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張君勱（下注簡稱唐君毅等）：〈中國文化與世界〉，收於唐君毅：
《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臺北：三民書局，2005），頁 121。
77 「憂患意識 」是徐復觀先生在貫透中國思想史精神之後，所獲得的從歷史大存有中奔騰而出 的創見。關於「憂患意識」的闡揚，可看徐復觀：〈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收於氏著《中 國人性論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頁 15-35。
階級的觀點，加以劃分。此處是違悖了世界一切高級文化之共同原則，尤與中 國數千年之文化思想之植根於對此心此性，以建立道德的主體者相違，而想截 斷中國歷史文化之統緒。（B）在由其階級的人性觀，所產生的無產階級的組織，
想否認每一人的個性與自由人權，這是與一切人之各為一個人，因而必有其個 性，亦當有其自由人權相違的。（C）在中國文化之歷史的發展，是必然要使中 國人除成為一道德的主體外，兼成為一政治的主體、認識的主體及實用技術的 主體。人要成為一認識的主體，則其思想理性決不能為教條所束縛，而思想之 自由，學術之自由，必當無條件的被肯定。（D）在中國人民要成為政治之主體，
則既不能容許君主一人在上，人民成為被治者，亦不能容許一黨專政，使黨外 人皆只成為被治者。（E）〔……〕在共黨之極權政治中，最高政治領袖之繼承 問題，連類似傳子之制亦無法建立，則只有歸於如蘇聯列寧死後、斯大林死後 之互相砍殺。〔……〕此砍殺，乃由一黨專政之本性所注定者。〔……〕7 8
《宣言》問世於民國四十七年（1958），在這個時期以及之後甚長的日子裏，中 共在大陸的種種倒行逆施，如三反五反、三面紅旗、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
無不驗證了港臺當代新儒家諸君子的深刻睿見。而這所有一切的亂相，莫不印證 唐先生所言中國人在生命深處靈魂的漂泊飄零之無家可歸。
馬列主義的在中國專政，就是將中華民族的本有安宅加以摧毀了，這個外來 的意識形態，並不是從中國自己的文化歷史裏面本根源發的思想，中共以它來牢 籠中國，正如唐先生所指責的完全是拋卻了自信自守，卻要依附於歐洲的一種偏 悖激進的唯物論來肯定自己，這真正是中華民族的奴隸化現象。一個被他者以及 自我奴隸化的民族，是不可能有安居之宅第可以安頓自己的身心的，只有在天壤 之間漂泊流離罷了。
對於馬列主義在中國的中華民族之異化魔魘，徐復觀先生亦有深沈的批判。
民國六十八年（1979），徐先生發表了〈孔子與馬克思－為紀念一九七九年孔子 誕辰而作〉，此年離開「文化大革命」（1966-1976）結束才三年，大陸歷經十年大 浩劫，滿目蕭條，一片淒慘，馬列意識形態的摧殘力道餘威未消。
徐先生在香港撰寫了這篇文章，他說：
孔子的思想，影響了中國歷史兩千多年，中國歷史，並沒有因此而能免於災難。
但只要是具有良知良識的人，決不能指出歷史中的那些災難，是來自孔子的一 句話。馬克思思想，支配了中國三十年，但中國二十多年所遭遇亙古未有的大 黑暗、大殘酷、大破壞，稍一追尋，便必然在馬克思思想中找到根據，〔……〕
〔……〕進一步接觸到思想的本質時，立可明瞭兩人（筆者按：即孔子與馬克 思）所開闢的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第一點：孔子是在肯定歷史，肯定人類共同生存的前提下，進行他的推動歷史 改善人類生存的工作。〔……〕是「因革損益的歷史觀」。〔……〕孔子認為每
78 唐君毅等，同前揭書，頁 163-164。
個人都可以改過遷善，認為任何人都可以共同生存，所以他說「鳥獸不可與同 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認為某些人一生下來便沒有生存的權利，這是 孔子怎樣也想不到的。
馬克思則是在否定歷史，否定人類共同生存的前提下以推翻歷史，消滅無產階 級以外的人類，來進行他的革命大業的。他的至友恩格思在他的葬禮中說：「馬 克思是革命的。並且他的生涯的大目的，是以一切手段，幫助打倒資本主義及 由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國家的各種制度。」資本主義是歷史演進的產物，他對資 本主義，對資本主義下的諸制度，不感到有什麼「因」的價值，而要作無選擇 的打倒。對於資產階級，不承認他們有共同生存的權利，而要由無產階級加以 消滅。〔……〕7 9
徐先生用雙元對峙的詮釋法，甚有張力地對照了孔子與馬克思，他指出孔子在歷 史的肯定中進而肯定人的善性以及共同生存發展而共榮的天賦權利。馬克思則是 在歷史的否定中進而否定普及之人的善性，而將人分類為有產與無產階級的對立 和鬥爭，只有階級的人性，而沒有普及的人性，因而，天生的無產階級注定要從 仇恨中對資產階級鬥爭革命並徹底加以消滅。
孔子思想或馬克思思想在中國實踐，前者連接著中華民族的不震不動的常 體，以人本性善的人文道德主義為中國人建構了永續的安宅；後者則以橫暴之勢 力，入侵中華兒女的身心，斷裂了中國人的常體，讓中國人以他者的意識形態為 自己奴化的靈魂，因而從原本的安宅中被拋擲抽離，終而在浩浩神州大陸上，淪 喪了生命本真，迷失了宅第，使身心不得安歸，而變成了漂泊飄零的遊魂。
徐先生繼續提到孔子和馬克思第二個本質不同之點：
孔子以個人為改善一切的基點；他認為除「下愚」外，無不可改善之人；所以 才說出「有教無類」的話，所以他一生是「誨人不倦」。由此開出儒家對教育 的重視，〔……〕使每個人能在正常生活中實現人性所固有的人生價值。在一 個人的人生價值中，便含融一切人的價值，含融一切物的價值，個體與群體，
是諧和一體的。〔……〕
馬克思則以階級為革命的主體，以階級為革命的對象，以階級鬥爭，為達到革 命目的的唯一手段。他認為資產階級中的沒有好人，無產階級中的沒有壞人。
在他的心目中，沒有個人教育，只有階級教育，使是鼓勵以鬥爭消滅敵對階級，
取得專政的絕對統治權。〔……〕8 0
孔子的儒家以性善和諧和為人性和文明源頭，所有人皆因為其諧和善性，故能在 教育中變化氣質、調適上遂，從個人到群體，共同依其相同的常體本心而能營造 大家一致安居的生命宅第。這就是孔子上承中華文化道統而開創的仁心仁體的大
79 徐復觀：〈孔子與馬克思〉，收入氏著《徐復觀雜文•續集》（臺北：1981），頁 43-47。
80 同前注。
教，形成為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馬克思的共產集團，則以性惡和鬥爭為人性和 文明源頭，一切人皆因其階級鬥爭惡性，而只能通過黨派而建立階級性的教育，
所以，從個人到群體，以分裂和矛盾來不斷鬥爭，一直到整個生命宅第為之徹底 拆散才有罷休的可能，因為到那樣的日子，也就是靈魂被掏光而大虛無的永恆到 來了。
徐先生的批判嚴謹明確，毛澤東曾說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
中國有八億人口，不鬥行嗎？文革於 1976 年結束，到今天已是一代人的時間距 離了，中共逐漸放棄馬列意識形態，胡錦濤揭櫫國際上的和平主義以及國內的諧 和主義，且宣揚「中國有十三億人口，不諧和行嗎？」當然，只要是人，無論多
中國有八億人口，不鬥行嗎？文革於 1976 年結束，到今天已是一代人的時間距 離了，中共逐漸放棄馬列意識形態，胡錦濤揭櫫國際上的和平主義以及國內的諧 和主義，且宣揚「中國有十三億人口，不諧和行嗎？」當然，只要是人，無論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