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本文前論數章，討論了孔孟追溯上古聖王傳說史，建立了農本安民的 儒家仁政之道。此以農為本的仁政王道之籌劃藍圖，到孟子以五畝宅百畝田的井 田制來達成既養且教而人文化成之農村社區的實現為其總結。依儒家和孟子，這 套農耕制度若能充分實踐，則黎民百姓的個體及其家人均能獲得溫飽，且亦將發 展成知書達禮的文明社會境界。換言之，若依據孟子以及後世大儒的觀點，以井 田為理想而建立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之中國，才能一方面提供身體的基本 飽暖，一方面也才能在溫飽中推展道德理想主義的人文教育，國民既溫且飽而又 五倫齊修的中國，才是儒家仁政的理想國。
然而，自民初疑古風氣大盛以來，學者多譏井田制只是古代儒家的幻想式的 理想而已。可是實情不然。學者趙岡特別指明除了《孟子》一書有敘述井田之外，
在《管子》、《左傳》、《周易》、《荀子》等古籍中也有井田的記載。趙岡又提及到 了戰國時期，原來的土地公有制度及授田標準都已敗壞，孟子欲恢復古制，乃向 滕文公建議此一土地制度。當然，這個井田制度的建議，雖然基本上參考了古制，
但也參雜了孟子自己的理想，等於是孟子對於農耕大地規劃了一個土地利用的藍 圖；他揉合助、徹法，再加上圭田的規定以及餘夫的處理，形成一個新的土地公
119 〔北宋〕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 〉，收於〔北宋〕張載：《張載集 》（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 司，1983），頁 381-385。
120 張載有文檢討《周禮》，其中大談井田農耕制度，詳說井田制中的田地畝數並及於如何治理之 方。其文甚長且繁，讀者取書觀審之可也。見張載 ：《經學理窟•周禮》，收於張載，同前揭書，
頁 248-255。
有授田制度。換言之，趙岡和陳鐘毅指出孟子可說是先秦時代的國土規劃師。121 從其他古籍中看，井田似乎是一個長久靜止不變的農耕田地制度，其實不 然。趙岡認為孟子有其獨到處，就是在其論述中強調了「演變」的觀念。譬如農 民耕作能力隨時代發展而進步，同時上古地廣人稀，授田與民不成問題，因此，
授田面積逐次由五十畝擴為七十畝；由七十畝擴為百畝。這便是耕地演進觀，此 種演進觀與顧炎武以為三代丈量法不同而五十、七十到一百都是一樣的論點，顯 然有別。趙岡、陳鐘毅的判斷，應該較亭林合理。同樣的道理，井田制的內容既 多有孟子的理想規劃之成份，因此，並非全國皆能幾何機械式地劃分成為整齊如 一的井字型農耕大地，或許在華北大平原上最易於依理想並藍圖而施作。可是時 代演進，人口漸增，人地關係不會一成不變，趙岡和陳鐘毅認為甚至在西周末年 的周宣王時代，就廢除了公田、祭田制，而將農地全部分配給個別農戶，行無公 田，不借民力的徹法，當然，去助法而行徹法，由於中國很大，因而各地進度不 一，然而這卻是一個大趨勢。趙岡、陳鐘毅說：「一旦改為徹法，演變過程就加 速了。一來，沒有八家共耕之公田做為公有土地的象徵。二來，在徹法下以家為 授田單位，也沒有易居換田之必要。每人可能是終身只受田一次，長期在這塊土 地上耕作。這樣便很接近私產制度。父親死去，兒子向政府申請土地分配時，為 了行政上的便利，很可能就將這塊土地再分配給兒子。這樣就很接近繼承制度。
於是，配得的公有土地便愈來愈像每戶的私有土地。久而久之，私相授受、交換，
甚至買賣，逐漸發生。其次，徹法是依產量而徵收田賦，它很自然就會演變成正 式的農產品稅或農業所得稅。統治者只要掌握課稅權，按時有財政收入，土地所 有權誰屬已經是不受重視的問題。」122
依上所述，後世儒家也會明白不可能一味地復古而來重現古代的井田農耕，
但是，井田農耕的農村世界的幾項理想，卻是他們堅持不易的信念：第一是溝洫 之利的興築和維護；第二是耕者有其田來保障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五十 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的基本生活；第三是在得以溫飽的農村基礎上謹庠 序之教並且申之以孝悌之義，因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黎民百姓皆能五倫修齊 而達至一個昇平安和的社會。
宋代是一個重新喚醒先秦儒家內聖外王之理想的時代，玆引北宋名臣范仲淹 為例以明之：
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 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
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 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1 2 3
121 趙岡、陳鐘毅：《中國經濟制度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頁 22-24。
122 同前注，頁 39。
123 〔北宋〕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范仲淹全集》（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11）， 頁 481-482。
這明顯地是孟子仁政中的重農思想的呈現，具體地說王道善政在於務農以養民，
使天下黎民百姓皆能以豐足的衣食愛其膚體，能愛其膚體，則必守法務本而天下 得以太平，因此范仲淹說天下的仁政大化，乃起於農畝。
農耕的仁政施為不能徒托空言，所以范氏提出一套具體措施之方：
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 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澇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 澇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
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惟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
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 一州所出。…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
導河築堤，以減水患。…自皇朝一統，…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 東南之大利。1 2 4
范仲淹舉出兩浙地區於五代時期，利用水利工兵七八千人專門整治維護河渠、水 閘、堤防等等水利設施，用以防洪、導澇、灌溉，因此年年大稔，除了糧豐民足 之外，更可上供朝廷，儼然是中國一大米倉。范氏特別指出趙宋一統後，江南圩 田及浙西河塘，卻大多數年久失修而隳廢，因而痛失東南大米倉之利。
顯然，范仲淹對於地理環境生態，甚能理解，在大河下游沖積大平原及三角 洲地區，健全緻密的水利工程的興修維續，乃是農耕成敗的要件，而農耕成敗乃 所以養民教民的物質基礎，黎民百姓得以既養且教即仁政也。范氏重視農耕的水 利溝洫之興修，是源於大禹治水的歷史啟發，也是孟子學的發揚實踐者。
在這個以水利工程而興農固本的重農思想導引下，范仲淹治理地方，即以如 何增益農產為其施政要方：
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早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
漸已湮塞，復將為患。臣請每歲之秋，降敕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
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 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
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饑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
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 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1 2 5
范氏之方策不外是以官軍民合作來開鑿河渠、築修堤堰陂塘，水利維修工程每年 二月動工，工期十五天，以利春耕。平時則應有地方主官，領導專業農官用古代 農耕之制為教材，在農村社區推廣農業課程，廣泛地教育農耕的黎民百姓。
124 同前注，頁 482。
125 同前注，頁 483。
范仲淹的振興農業之方也就不外是溝洫水利工程的永續經營以及鄉村教育 的推廣兩項而已。而這個易簡之道，其實就是從孔子發端，而為孟子建立的農耕 式王道。此理想為儒家傳承，至北宋之初，再由大儒范仲淹表彰重振之。
范氏提拔時賢不遺餘力，黃宗羲的《宋元學案》中載全祖望之言說：「晦翁 推原學術，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 入聖人之室，尤為有功。」126在其本文中又說：「先生泛通六經，尤長於易，學 者多從質問，為執經講解，無所倦，並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士多出其門下。嘗 自誦其志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感論國事，時至泣下，一 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先生倡之。」127由此可證范仲淹在宋初確實提振喚醒了 天下士大夫的風節，因而儒家遂於孔孟之後的一千四百年左右漫長沈埋後，再又 人才倍出，於是儒學大盛。
儒家的復興，並非直往形而上學的論述和思維層次上一往不返。范仲淹啟發 的張載，前已述及試圖力行鄉間的井田農耕制。另有一位其時儒者李覯，亦是「慶 曆新政」的支持者，晚年受范仲淹薦為太學助教，後為直講。他也是一位非常注 重從孟子以迄范仲淹的重農思想的北宋儒家。李覯把土地問題看作一切社會問題 的根本。北宋中期，皇室、官吏和豪強大量兼併土地，到宋仁宗時，已是「勢官 富姓，占田無限，兼併冒偽，習已成俗」，形成了「富者日長，貧者日削」，貧者
「耕不免饑，蠶不得衣」，富者「穀陳而帛腐」的尖銳對立狀況。李覯認為農民 的貧困和饑寒，是由於沒有土地權，由於無地，所以無產，因而自然沒有食糧，
「耕不免饑，蠶不得衣」，富者「穀陳而帛腐」的尖銳對立狀況。李覯認為農民 的貧困和饑寒，是由於沒有土地權，由於無地，所以無產，因而自然沒有食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