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國智庫的演變與興起
第三節 中國智庫之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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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報資訊和學術為目的，嚴肅而專業的研究機構。59
第三節 中國智庫之興起
1978 年改革開放後，中共中央面對重振經濟、吸收海外先進經驗和推 行經濟社會改革等迫切需要，領導層開始重視政策諮詢與相關機構的發展，
使「思想庫」、「智囊團」、「腦庫」、「思想工廠」和「顧問機構」等概念紛自 已開發國家引進。此後 20 餘年成為智庫類型、規模和數量迅速擴大的黃金 時期。60其中，既有「中國社科院」這樣門類眾多、人員龐大、資源豐富的 巨型智庫，也有「北京思源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這樣天天面臨生存危機的民 間智庫；既有「軍事科學院」這樣紀律嚴明的軍事決策諮詢部門，也有「洛 克菲勒中國研究發展中心」這樣完全由外資獨立運營的研究機構；有「中國 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這樣全部依靠政府基金支援的智庫，
也有「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這樣依靠「福特基金會」建立的政策諮 詢機構；既有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這樣政策驅動型的研究機構，也有
「零點調查公司」這樣營利性的商業諮詢機構。
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 90 年代後期以來，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已 形成五大系統，共有研究機構 2,500 多個，專職研究人員 3.5 萬，工作人員 27 萬。這其中除了哲學、語言和文學等非決策資訊研究的機構外，以政策研 究為核心、以直接或間接服務政府為目的的「智庫型」研究機構大概有 2,000 個，數量甚至超過智庫發展最發達的美國（據最新統計美國共有 1,777 個智 庫）。61
中國社科院亞太研究所研究員張宇燕認為，「在關注點上和預測中漏掉 了或低估了重大歷史性事件，這確實表明中國智庫的發展開始面臨巨大的挑 戰」，「30 年來的改革開放，一個重要的伴生現象就是形形色色的智庫蓬勃發
59 Se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in 2000 (Beijing: Xinhua News Agency, 2000).
60 王健君，〈多視角看中國智庫〉，《瞭望》新聞週刊(北京)，2009 年第 1300 期，頁 17-21。
61 詹姆斯·麥肯（ James G. McGann），〈2008 年全球智庫調查報告〉，美國《外交政策》雜誌，2009 年第 1 期。http://www.foreignpolicy.com/files/2008_Global_Go_To_Think_Tank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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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這種現象的產生背景是，迅速且日益複雜的國內外環境和社會的變化，
直接引發了當代中國各個層面、各個領域對決策諮詢的巨大需求。而根據定 義，智庫的基本功能就是為社會提供『思想觀念』和『專業知識』。需求的 數量巨大，需求方的層次不同，領域各異以及支付能力上的差別，客觀地促 成了中國智庫數量龐大又魚龍混雜的局面。」
他分析說，「從供給的角度看，智庫的功能發揮得也遠非盡善盡美，比 如，對美國次貸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包括我本人在內的許多 經濟學家最初都嚴重估計不足。在目前的中國，無論是作為需求方的各級政 府和企業與機構，還是只作為供給方的各類智庫，其間還沒形成一個完善的 現代智庫運行機制，這需要努力和時間。」62
2009 年初，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歷經一年調查發佈了《2008 年全球智 庫報告》63。該報告按照自己的評判標準認為目前全球共有 5,465 家智庫。
從地區看，北美和西歐有 3,080 家，占比 56.35%，亞洲只有 653 家，占比 11.95 %；從國別看，美國以 1,777 家最多，其次是英國的 283 家和德國的 186 家。印度擁有 121 家智庫，為亞洲最多，日本其次，為 105 家。中國大 陸被認可的智庫僅有 74 家。
這份報告以六點解釋智庫快速發展的原因：資訊革命、政府對資訊壟斷 的瓦解、政策問題日益複雜和技術化、政府規模和政府官員的信心危機、全 球化和國家或非國家行為的增多、及時精確資訊和「正確時間用正確方式行 事」的需求。這些分析事實上也很好地解釋了中國智庫迅速發展的原因。64 正如二戰後美國科技革命和經濟空前繁榮，以及日本上世紀 60 年代經 濟迅速發展遇到國內外各種矛盾和挑戰，刺激了上述兩國智庫機構的迅猛發 展，中國現代智庫的真正開端也發軔於 1978 年的改革開放，面對千方百計 重振經濟、打開中國大門吸收先進經驗和推行經濟社會改革的迫切需要，國 家決策層深刻認識到了決策諮詢的戰略意義。
一位原國家計委高級顧問告訴「瞭望」新聞週刊，「這種認識最初還是
62 王健君，〈中國智庫鋒芒待礪〉，《瞭望》新聞週刊(北京)，2009 年第 1300 期，頁 16。
63 同註 61。
64 同註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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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教訓。」其中，對當時中國國家決策層影響最深刻的事件之一就是上海
「寶鋼工程」項目的最初決策。這一原有決策在選址、地基處理、設備引進 以及經營方針等方面暴露出嚴重失誤。65
此事發生後，當時的中國國家領導人在經濟改革和決策中開始高度重視 政策諮詢和相關機構的發展。特別是上世紀 80 年代初，中國制訂很多改革 方案，需要大量的政策智囊和分析研究者，諸如「智囊團」、「思想庫」、
「頭腦公司」、「腦庫」 、「思想工廠」和「顧問機構」的概念和思路紛 紛從發達國家介紹進來。
一位資深智庫專家向「瞭望」新聞週刊回憶說，當時中央在各部門搜集 人才，開始不定期地到中南海去討論研究，後來通過借調逐漸集聚在一起形 成了研究機構，並最終發展成為現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 心等第一批初具現代智庫意義的政策諮詢機構。與此同時，1983 年，介紹資 訊革命的艾文．托佛勒的「第三波」中文版問世，譯介西方現代思潮特別是 控制論、資訊理論、系統論的「走向未來叢書」出版。這一本譯著和叢書將
「知識就是力量」的智庫思想大範圍地傳播到了中國知識份子中。66以下將 中國智庫的萌芽與興起的幾個時期分析如次：
一、 第一波「活躍期」
1980 年代開始，中共中央在各部門網羅人才，不定期到中南海討論研 究。大量知識分子進入政策部門或參與中央決策制定和諮詢，並推動形成現 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首批初具現代智庫意 義的政策諮詢機構。另方面，部分理論幹部開始脫離政策研究部門，以民間 智庫成員身分表達意見。同時，體制內外出現聯合發展情況，如 1988 年 3 月，四通公司67成立的「北京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為中國第一個正式的民 間智庫; ，後來由於四通方面的原因而關閉；同年還有陳子明的北京社會經 濟科學研究所成立，不過這個民辦研究所一年後就被關閉；1989 年 2 月，馬 洪、李灝、陳錦華、蔣一葦、高尚全等經濟學者、社會活動和企業家則主動
65 同註 62。
66 同註 62。
67 北京四通集團公司是中國著名的民營電子資訊科技企業，於 1986 年正式成立。擁有多家獨資、合資聯營企 業及海外分支機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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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發起成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CDI）68。 二、 第二波「擴張期」
1990 年代中期，鄧小平「南巡談話」69啟動新一輪改革開放，驅使智庫 不僅關注國策研究，並朝學術研究、政策分析、企業諮詢和商業規劃等多面 向、多領域發展。如原隸屬海南省政府的「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
於 1992 年退出地方，改以社會化運行；經濟學者樊綱依靠「中國改革發展 基金會」成立半官方的「國民經濟研究所」：經濟學者林毅夫離開「中央農 村政策研究室」，由福特基金會資助在北京大學創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等。
對中國智庫長期跟蹤研究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認為，也正 是在這個被稱為中國智庫「第二個擴張期」的歷史階段，中國智庫研究的類 型開始初步分野。他認為按照中國現有法律法規的界定，中國逐步分化出了 四種智庫類型：
（一）事業單位法人型：
指在具備法人條件的事業單位中，專門從事政策研究和諮詢工作的機 構。例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國社科院；
（二）企業型：
指那些在工商部門登記註冊的政策問題諮詢機構，如零點調查公司；
（三）民辦非企業單位法人型：
指專門從事政策的研究和諮詢工作的民辦非企業單位法人，如天則經濟 研究所；
（四）大學下屬型：
是指隸屬於大學的從事政策研究和諮詢的組織，如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 院的國情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等。
在薛瀾看來，「事業單位是中國特有的一類獨立法人組織，由於它們 從經費和人事上並沒有和政府完全分離，所以我們把事業單位型智庫認為是
68 參見 http://www.cdi.com.cn/
69 鄧小平在南巡談話中強調，要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抓住有利時機，加快改革開放 步伐，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不斷地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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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官方智庫，將其他三類智庫稱為民間（或非官方）智庫。」這其中，發展 速度最快的要數後三類智庫構成的民間智庫，尤其是大學下屬的智庫。隨著 1993 年和 1998 年國務院和教育部分別啟動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211」工 程和「985」工程70，中國國內重點建設大學紛紛成立了眾多政策研究和諮詢 機構，從海內外吸納了各種學科人才，通過研究政策問題、向政府部門彙報 研究成果、公開發表文章出版著作，積極推動其在國家和社會層面發揮決策 諮詢影響。71
三、 近年發展
進入 21 世紀以來，在新一輪經濟高速增長和社會矛盾凸顯的關鍵時 期，中國智庫發展進一步得到了國家高層領導的關注和重視。2004 年 1 月，
「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
「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