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國智庫的演變與興起
第二節 中國智庫的演變－以國際關係智庫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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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往往也被稱為「中國的智庫」。對此，美國學者大體接受，比如學者就 經常將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與美國的蘭德公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相類 比。
第二節 中國智庫的演變－以國際關係智庫為例
中國智庫的演變，與中國政治的遞嬗、變遷有著密切的關係。其中以國 際關係（IR）方面智庫的變化最具代表性。1980 年代中國國際關係方面的研 究機構（智庫）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關閉之後獲得重建，一些新的研究智 庫也紛紛草創成立。30 多年來中國的國際關係智庫在外交政策和情報分析上 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並成為中國政府與外國官員和專家日漸重要的聯 繫管道。在這段期間，中國的國際關係智庫在數量上擴張了，在人員和研析 成果的質量上也大幅改善。從這些智庫的出版物，和與這些智庫進行討論，
經常可以發現它們的政策辯論空間變寬了，研究機構間與研究人員間的相互 競爭也增加了。43
當中國與外在世界互動增加，中國領導人對於有關世界事務的情報和知 識需求增強，國際關係的學術訓練逐漸發展，經費來源供應增加（包括來自 中國私人領域和美國慈善基金會的資金），國際關係智庫或研究所的社群自 然會逐漸擴張。部長級的官員也會經常向所屬智庫機構尋求政策諮詢與研 究。智庫研究學者葛萊儀（Bonnie Glaser）和孫飛（Philip Saunder）指出，
中國智庫對政府的「政策影響」難以評估，指標也難以衡量；但無容置疑地 隨著時間的演變，決策系統已經更加注重諮詢，智庫專家也扮演更多接受諮 詢的角色。44這其中，有些智庫的政策影響力隨著前後毛澤東時期的演變而 下降（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CICIR）），有些則增加（如：中國 國際問題研究所（CIIS）），有些是根據外部發生的事件穿插出現其影響力
（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各地區研究所），有些則維持其邊際效用（如：國際 戰略研究基金會（FISS）），還有一些以前具有影響力，但現在已完全不存 在了（如：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有些智庫具有政策影響力，但值得
43 See David Shambaugh,“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nk Tanks-Evolving Structure and Process,＂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71, September 2002, p. 575.
4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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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是，並不是全然與政策相關，它們亦不全然嚮往如此。例如，許多在 中國社科院體系內的研究所，更關切純學術知識，它們建立和散播有關外國 的知識和資訊，供給其他類似的組織和學者大眾。總體而言，它們的研究議 程設定或驅動，並不與當前政策有關。45
除了提供政府官員研析報告外，許多智庫人員同時為中國政府提供資 訊、情報蒐集、政策測試和政策宣傳的管道。它們經常會見外國專家和官員，
並將源源不斷的資訊和情報反饋給政府系統。它們偶而也傳達一些特定的消 息（一些無法在正式管道裡表達的消息）給外國的官員、專家或大眾，並嘗 試運用熟識的外國專家學者，企圖影響外國的政府和公共政策（將「以蠻制 蠻」的舊式策略，賦予新意）。由於中國政府增加參與所謂的「第二軌道」
政策對話，使之更瞭解運用這樣的交流場合，溝通雙方的政策看法和建議，
並評估外國人的潛在反應。
國際關係研究機構和智庫在外交政策制訂過程中的歷史，對判斷它們扮 演的角色和具有的影響力非常重要。雖然中國的國際關係研究機構從 1980 年代以來的發展，是被美國和其他西方先進國家智庫所扮演的角色所激發，
但其實有許多方面是脫胎於蘇聯的系統。最初，這些研究機構是少數，並且 整個深藏在國務院的委員會和部會，或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各個部門架構之 中。它們的組織結構與角色，和那些蘇聯國際關係和世界經濟研究所，以及 其他蘇聯系統中的國際關係研究所是同等的。46
中國第一次提議在外交部和調查部之外建立國際事務專家單位，是在 1956 年波蘭、匈牙利和蘇聯發生一些事件之後。毛澤東被布達佩斯和華沙事 件所震驚（更不用說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47) ， 他的顧問未能事先預知，
因此命令國務總理周恩來在外交部之下建立「國際關係研究所」（隨後改名 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同年，國家計劃委員會被指示成立「世界經濟局」，
45 Ibid.
46 See William Zimmerman, Soviet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56-1967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and Richard Remnick (ed.),Social Scientists and Policy Making in USSR (New York: Praeger Press, 1977).
47 赫魯雪夫於 1956 年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中發表「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對史 達林展開全面批評，赫魯雪夫譴責史達林大清洗和驅逐少數族裔的罪行，猛烈抨擊他農業政策帶來的災 難，還攻擊他軍事指揮上的無能，並在最後表示要重新回到列寧主義的路線上來。講話持續四個小時，
報告內容使大會代表們大為震驚，並震動了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引發東歐的一系列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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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並且在中國科學院哲學和社會科學部建立了一個 經濟研究所，在其之下設立一個國際經濟部門（在 1958 年以前還包括一個 世界政治研究部門）。481960 年當中蘇嫌隙加深，國際關係研究所成為展開 雙方論辯的中，「九評蘇修」協調起草過程中的工具。
1961 年，當中國外交政策在發展中國家更傾向與莫斯科展開競爭時，在 中國國際聯絡部（ILD）主導下成立了一個新的「亞非研究所」。1963 年再 成立「蘇聯-東歐研究所」及「拉丁美洲研究所」。49 這些加入「中聯部」
國際關係的研究部門，後來被提升至研究所地位（成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 究院的先行者）。同年，外交部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印度研究所」與「國際 法研究所」。50 在 1963 中國科學院將社會科學部位階提升，成立一個「世 界經濟研究所」，下設世界政治研究部門。1964 年，周恩來在「非洲之旅」
期間被他會見的外交官員所打動，回去後下令創設幾個專門研究國際事務的 學院和大學系所。「外交學院」和「第一外語學院」的成立是為訓練外交部 和新華社的人員，「國際關係學院」的成立是為訓練調查部和新華社秘密情 報人員，另外在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人民大學設立國際政治部門。在這三 者之間有課程上的分工：北京大學負責「發展中世界」，復旦大學負責「已 開發世界」，人民大學負責「社會主義世界」。51以上是這些研究機構在文 化大革命（1966-76）之前的基本狀況。
在文革的混亂期間，所有國際關係方面的研究所和大學是關閉的，外交 部基本上停止運作，工作人員則被派到鄉間的「五七幹校」。很明顯地，唯 一繼續進行部份運作的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1965 被提升至研 究所地位），當時仍是資深領導和中央委員會的情報機構（雖然當時在官僚 體系上它是否仍留在調查部與（或）中聯部之下不甚清楚）。在那些年中，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斷斷續續的送部份工作人員到它的「五七幹校」，
以利核心小組在這中國國家安全的微妙時期繼續運作，直到 1968 年蘇聯入
48 Li Zong et al., “Xin Zhongguo guoji wenti yanjiu 50 nian” (“New China’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search at 50”), i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d.), Xin Zhongguo shehui kexue 50 nian (New China’s Social Scien- ces at 50)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0), p. 611.
49 Ibid. p.612.
50 Ibid.
51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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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捷克（布拉格之春）和 1969 珍寶島事件之後，才完全恢復全部運作。很 顯然地，當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工作人員扮演了一個幫助最高領導人 瞭解尼克森主義和美國重新導向中國的政策、蘇聯入侵的威脅，以及準備季 辛吉和尼克森訪問中國的重要角色。52
1973 年外交部「國際關係研究所」正式再度開始運作，並且改名為「中 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以避免與「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混淆。然而實 際上，在 1978 年之前，該研究所大多數人員仍留在鄉間，尚呈在休眠狀態。
1977 年是國際關係的研究所修復、整頓和重新出發重要的一年。當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承繼了中國科學對哲學和社會科學部門。從此中國社 科院漸漸有了一些的地區研究所，及世界經濟暨政治研究所。
前蘇聯對中國國際關係方面研究所的影響不僅僅在組織方面，它們都設 在部級單位內（無論在國家或黨機器內），並且嚴格地為它們的部級領導及 高層服務；此外，它們在研析方面也受蘇聯影響。直到 1990 年代中國國際 關係的分析人員仍然大量的訂閱研讀它們從蘇聯學習和適應的分析方法、範 疇和典範。53「蘇聯化」的中國國際關係的研究和論述開始有稍許改變，是 在 1980 年代早期至中期期間。去除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型態理論教條的 指令，有利於依據經驗實證主義、中立和描述性的分析。這樣的例子特別是 反映在之後對美國、日本和前蘇聯的研究之中。54
然而研析仍經常必須支持政策，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如中國國際關係方 面研析人員必須為已被中國政府採取的政策，以務實的而非意識型態角度進 行辯護（譬如，跨越整個 1980 年代，關於帝國主義的長期論辯）。然而，
到 1990 年代，這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型態的分析已被取代，朝向「著 重描述」的趨勢深化。正如葛萊儀（Bonnie Glaser）和孫飛（Philip Saunder）
指出的，它變得更富於變化、成熟老練和有時並具理論性質。它們透過國內 和國際間的交流互動，對國際組織（從世界銀行到世界貿易組織）更加詳盡 瞭解，更能理解政治經濟、全球化及世界政治（從環境到武器管制）中功能
52 Ibid. p.626.
53 See David Shambaugh,“The Soviet impact on the Chinese worldview,”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January 1992﹚
54 See David Shambaugh,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nk Tanks-Evolving Structure and Process,＂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71, September 2002, p.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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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議題。55 這不是表示中國的國際關係研析人員和智庫專家不再將大量的
性的議題。55 這不是表示中國的國際關係研析人員和智庫專家不再將大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