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途輟學的形成因素及影響

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二節中途輟學的形成因素及影響

本節目的在探討學生中途輟學的形成因素及中輟所帶來的影響。其中闡述中途輟學的形成因素，諸如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同儕因素及社會因素，再者是分析中輟所帶來的影響層面，包含對個人生涯發展的影響、產生教育投資與教育目標達成的問題、對社會的影響等方面，分述如下：

壹、中途輟學的形成因素

有關學生中輟的因素，大多數學者將之分為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同儕團體因素、社會因素等五方面，也有學者另外加上居住鄰居狀況、法令因素二項。本節以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同儕團體因素、社會因素等五方面說明如下。

一、個人因素

綜合學者所提中途輟學之個人層面因素包括有：「意外傷害或重大疾病、健康欠佳、濫用藥物」、「身心方面的缺陷，無法適應團體生活或接受正常的教育」、「缺乏自我概念」、「處事態度較消極、擔心自己能力不夠」、「低自尊」、「自我期望不高」、「學習意願低落，缺乏求學興趣」、「認為工作比念書更有前途、已找到合適的工作、覺得學歷無用」、「有心智障礙或學習困難的問題、情緒困難」、「未婚懷孕」等

（許文耀， 1998；洪莉竹， 1996；翁慧圓， 1996；黃品端， 2002）。

另外，教育部從民國八十七年度起所建立的中輟學生通報系統中顯示，在輟學原因方面以「個人因素」所佔比率冠於家庭、學校、同儕等因素之上，約佔 32%至 48%（鄭崇趁， 1999）。但若細究該通報系統由教師自行勾選的個人因素，涵蓋有成就低落、對所有學科均無興

趣、意外傷害或重大疾病、智慧不足、精神異常、身體殘障、其他等七項，其中前兩項「成就低落」、「對所有學科均無興趣」實與「學校因素」有所重疊，應非「個人因素」之範疇，可能使學生因個人生理及心理因素而導致輟學的比率過度膨脹（楊逸源， 2003）。

Rosenthal（ 1998）認為：是否為少數族群、性別也是個人方面的重要影響因素。由教育部訓育委會所提供的資料顯示，原住民中輟學生人數占總中輟學生數的 10%以上，男生中輟率較女生中輟率高（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2012），可見少數族群及性別的確影響個人的中輟行為。

彭駕騂（ 1994）的研究顯示，身心健康情況較差的學生，有較高的輟學傾向。而身心障礙學生要比一般學生面臨更多身體、情緒、學習上的障礙與挫折，因此其輟學率也相對高於一般學生。

Wordl e y & P arlett （ 1983）以青少年學生為研究對象分析中途輟學因素，發現學生缺乏學習動機及其本身之人格特質是影響輟學的主因。黃德祥（ 1994）的研究顯示，具有較低自我概念或低自尊（低自我肯定）者，容易因自暴自棄而輟學。

由以上可知，個人因素可細分為生理因素與心理因素兩方面，生理因素包括性別、年齡、健康狀況、懷孕與藥物濫用等；在心理方面，則包括低自我肯定、缺乏學習動機等，甚至少數族群、性別，都是影響中輟的個人因素。

二、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可分成家庭結構改變、家庭社經地位低落、父母管教態度不當、親子關係不良、家庭生活事件之研究、手足關係疏離等面向，

例如親屬失和無法安心上學、家庭關係不正常、家庭發生重大變故、家庭漠視、家庭生計需其工作補貼、在家照顧弟妹幫忙家事、舉家躲債、居家上學交通不便等。

家庭關係不正常、父母疏於管教或不當管教，甚至是家中的親子關係及溝通不良都有可能促使學生自己產生中輟的念頭，進而有中輟的行為出現。就社會控制的觀點而言，雙親對孩子的社會控制應優於單親或失親的狀況，間接減少偏差行為的發生，此種破碎家庭

（ disorganized/broken family）的理論一再被提出，例如 Gottfredson 和 Hirschi（ 1969）認為，不管破碎家庭是何種形式，光單親家庭本身就足以對孩子的行為發生影響。黃德祥、向天屏（ 1999）的研究，即發現中輟生家庭結構多半不完整、家庭社經地位低、或是親子關係不佳。 Valerie和 Zimiles （ 1991）曾研究家庭完整、單親家庭和繼親家庭三者，與中途輟學行為間之關係，發現家庭結構的改變對輟學行為有極大的影響，其中繼親家庭的輟學行為較單親家庭的學生有更高的中途輟學率。

從上述說明中，我們可以獲得以下結論：家庭是一個系統，當系統的某一部分發生改變時，會影響整個系統的穩定與平衡及青少年與家庭的依附關係，而導致青少年的不適應行為。在面對青少年輟學問題時，處置的焦點不僅需考慮個人層面，也需考慮以家庭為服務的單位；不但要處理輟學青少年的問題，也須兼顧家庭系統中可能隱藏的其他問題。

三、學校因素

綜合相關研究發現，影響少年中輟之學校因素為：「學校的教材內容、教法與評量方式未能顧及個別差異、缺乏適當課程與有效的教學策略」；「學生對於學校課程的不感興趣、不喜歡學校」；「學校管教、

獎懲方式不當、要求大於個人所能負荷的範圍」；「學校缺乏活動的場地」；「學校缺乏諮商和轉介系統」；「師生關係不佳、教師態度和教學不良」；「學生違紀、逃學、曠課時數過多」、「學生討厭考試、成績不理想、課業負擔過重、壓力太大」、「學生在校曾有挫敗經驗、怕被同學欺負」等（許文耀，1998；洪莉竹，1996；翁慧圓，1996；郭昭佑， 1995；張清濱， 1992）。

除了以上原因之外，Franklin 及 Calvin L.Streeter（ 1995）研究中指出，中途輟學的第二大理由為學校權威的問題，中輟生因無法適應學校的結構，並且能夠察覺自己本身有這樣的困難，因而中途輟學。社會控制理論（ social control theory）認為個人與社會鏈（ social bond）

連結的強弱是決定一個人是否會遵守社會規範的主要原因，當個人與社會的連結過於薄弱或斷裂時，就容易產生偏差行為。

Hirschi （ 1969 ）認為人若不受外在法律規範的控制和環境的薰陶，將自然傾向偏差行為；反之，人們之所以能規範行為，是外在環境教養與控制的結果，這些控制力量正式的連結，可用來導引個人的行為。對青少年而言，學校連接著家庭和社會生活，不但賦有教育功能，也是青少年的重要社會化機構與社會控制機構，學生與學校依附性的強弱可能是影響青少年輟學行為的重要因素。若青少年對學校依附性越強，越會重視老師與同學的期望和願意遵守學校的規定；反之，當青少年對學校的依附性越弱時，青少年不僅不願意接受學校規範信念，更無法內化老師的教誨，發展出尊重權威與他人的行為，將容易導致偏差行為。

另外，有些教師對中輟生復學存在偏見與焦慮、教師責罰衝突、對中輟生態度偏差乃至整個社會對中輟生貼標籤，不能包容中輟生，

都使其輟學或再度輟學。甚至對屢次犯錯而不改的學生，強令其轉學，這些問題學生轉至他校，往往成為中輟學生。還有，學校缺乏輔導人才或輔導工作無法完全發揮，使得訓輔功能不彰，對身陷黑幫及犯罪的學生，沒有及時勸導。訓導人員管教的方式使學生榮譽感、自信心受到挫折，這些在學業成就原屬後段學生造成嚴重的挫折感，再加上教師教學枯燥乏味，引不起學生興趣，且教材及課程太艱澀，易導致學生自暴自棄，終於走向輟學之路。

學生的輟學問題，可謂「起因於家庭，顯現於學校，惡化於社會」

（張春興， 1994）。當中輟學生脫離學校的正式社會控制之後，究竟社會規範的功能是否可以繼續發揮？以避免所謂的犯罪、偏差、生涯發展受阻等因素，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四、同儕因素

在青少年成長過程中，父母、師長和同儕均是影響最大的「重要他人」（ significant others ），但在青少年渴望追求獨立自主階段，父母和師長的影響力逐漸降低，同儕影響力激增。此時，若青少年無法建立起對學校之依附關係，則同儕團體即成為他們主要的依附團體。

同儕因素包括結交不良友伴，例如同為翹課、翹家、中途輟學者；

參加不良的組織或團體；以朋友的意見為意見，缺乏主見；不良的人際關係。同儕關係越不佳，友伴特性越不良，國中少年輟學頻率則越高（翁慧圓， 1995 ）。吳芝儀（ 2000）的研究顯示，學生中輟係受到

「朋友煽動」所致。由於同儕團體是年齡、社會地位和經驗能力相似者的結合，極易成為青少年抗拒、茫然、無助、不滿、孤寂和缺乏自信時，獲取慰藉和追求認同的對象，許多研究都發現青少年的中途輟學，和朋友的影響有密切的關係（黃武鎮， 1989a；張華葆， 1988 ；

Dr yfoos, 1990 ）。偏差行為少年結交朋友的品性均較差，大多也有輟學的情形，甚至有犯罪的記錄（彭駕騂， 1994；張華葆， 1988）。

美國犯罪學家於 1939 年提出差異接觸理論（ differential associ ati on t heor y），認為社會中有兩種文化，一種是犯罪文化，另一種是反犯罪文化，大多數的人都同時以不同的程度結合這兩種文化，由於不同的接觸程度，於是形成差別團體組織，若與犯罪文化有較多接觸時，就會傾向偏差行為青少年時期和朋友的關係十分密切，結交朋友的品行若較差，有輟學的情形或犯罪紀錄，青少年輟學或行為偏差的機會相對增高，偏差的同儕團體會導致個人的輟學行為或偏差行為，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無道理。

偏差的同儕團體會導致個人的輟學行為及其他偏差行為；相對的，正向的同儕團體也能導引青少年走往正向的行為（張景然， 1992）。 Reyes（ 1981）曾運用同儕輔導探究學生對教育態度的改變情形，研究結果顯示：同儕輔導不僅增進學生對學校的感情、老師的態

在文檔中新北市國中教師對中途輟學學生認知及輔導處遇成效認知之相關研究 (頁 27-40)

第二章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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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二節中途輟學的形成因素及影響